高饶事件的再解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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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2009年4月11日）

首先说一下高饶事件的性质。在过去的党史教科书中，高饶事件被称为建国以后党内第一次大的“路线斗争”。这次党内路线斗争发生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大转轨阶段，为建国以后整个党内斗争开创了一种模式，影响非常深远。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事件真相一直不甚清楚，不光是社会大众不清楚，就是学界小众，包括党史学界的资深人士也只知其事，难言其详。在“文革”结束以后的“拨乱反正”中，过去所谓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都逐一被否定了，所造成的冤假错案都得到平反和纠正。只有高饶事件是仅有的两个维持“原判”的事件之一。1980年邓小平做“历史决议”的时候，跟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讲：“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同时邓小平又讲;高饶问题“确实没有什么路线。”路线斗争是不能成立的。后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照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定下的调子。路线问题不提了，“反党联盟”的集团问题也不提了，但仍然是肯定了高饶反党的性质。称为：“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建国以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件是高饶事件，一件是反右运动，这两件案子没有翻，其它案子基本都翻了。过后叙述得比较完全的，是薄一波写的《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那本书，其中对于高饶事件有专门章节的论述，但是这书撰著者本人对很多事件是避讳的，很多内幕、前因后果都言语不详，而且传主对自己的事情解释过多，让人也有点自我粉饰之感吧！

这以后的官方版本，基本上都是按照薄一波这本书的版本进行叙述。至于一些纪实类的一些小说，什么《高饶事件始末》、《死亡联盟》之类，人为添加的东西就更多了，徒增混乱，可信度很低。多年来，党史界学人对高饶事件都觉得说不太清楚。尽管还是有些零零碎碎的史料披露。比如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领袖传记和年谱，还有《杨尚昆日记》，对此事件都有些记录，但是都比较零碎。最近有这几本书的出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在海内外影响很大，对解读高饶事件形成一个小高潮。第一本书就是原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的《我的回忆》；第二本就是原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这本书披露了很多的细节，特别让人震惊的是披露了当时毛泽东让高岗秘密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一事，这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新近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的原高岗秘书和管教组长赵家梁和张明远女儿张晓霁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是目前最完整地反映“高饶事件”的一部著作。这本书有大量的史料，是根据当时的一些日记、笔记等原始材料写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史料，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给我们对高饶事件的历史认识带来一个全新观感，很多是具有颠覆性的。但是这本书有一个弱点，就是过多运用文学的笔法，在进行历史叙述时，作者心证太多，猜度过重，这就大大影响了其史学价值。

这几本书出来以后，使得我们对高饶事件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所以最近这一两年间，海内外学界掀起了一个重评“高饶事件”的风潮，其中也有高岗家属的声音。比如高岗夫人李立群和“美国之音”的记者谈高饶事件，在海外流传很广。李立群还谈到一个上层动向，中央组织部对高岗过去革命功绩也重新做出了肯定性的结论。

这些新史料的出现，使得我们对原来对高饶事件的历史结论发生了怀疑。大家都知道对高饶事件的处理时间很长，发生时间可以说是在1953年底，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是1954年2月，真正处理完结的是1955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整整持续了一年多。这本身就说明高饶事件很复杂，很多事情都落实不了。那么，根据当前披露出的大量新史料，对于高饶事件的问题，现在应如何看？如何重新进行解读？能够得出什么样的判断呢？

首先，高岗和饶漱石是不是个联盟？通过一系列历史细节的披露，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很难说是个联盟，或者说根本不是个联盟。当事人无论是高岗，还是饶漱石，都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是个联盟。历史上他们不是一个派系。高岗是1905年出生的，是陕北土生土长出来的干部。在陕北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去世以后，高岗就成了陕北根据地的代表，一直在陕北工作，也很受毛的重用。毛曾经说过，中国革命有两个正统，一个大正统是井冈山，再一个小正统就是陕北，这是对高岗的很高的评价。而饶漱石，他是1903年出生的，安徽人，一直是在白区工作的，在皖南事变后接替刘少奇任新四军政委。按道理，从山头派系来讲，他应该算是刘少奇系统的人。高饶两人在历史上没有打过交道，建国以后也没有来往。饶漱石就去过一次大连，考察东北的工业，当时东北的工业是走在前头的。高饶事件后，定性他们是个联盟，是说他们几个大区的书记奉调到北京以后，到1953年秋冬才形成的政治联盟。这个理由非常勉强。1955年毛泽东在全国党代会上讲到为什么高饶是个联盟呢？他说了几条：因为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批薄一波时，他们两个意见是一致的。在1953年10月份召开的全国组织会议批安子文时，他们也是一致的。另外，他们出事以后，高岗替饶漱石说好话，饶漱石替高岗说好话，这就证明他们是联盟。毛泽东还说：联盟不需要签字，不需要契约的。这样定性的反党联盟，理由太牵强了，显然是很难成立的。

我们看看当年给高、饶定下的罪状，能够落实下来的究竟有哪些？ 1954年召开的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他们的问题讲的比较全。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周恩来对高岗问题有一个发言提纲，周讲了几条，第一条是制造“军党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第二条是搞宗派活动；第三条是私下散布党内讨论安子文的一个绝密文件，指的是就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草拟的“八大”政治局的最初名单，制造党内不和；第四条就是私自封官许愿；第五条就是搞东北独立王国；第六条是破坏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的威信；第七条是剽窃文稿，抬高自己；第八条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第九条是进行夺取国家权威的活动。还有一条就是生活作风腐化，加起来是十项罪状。

饶漱石的罪状就少了，因为饶漱石生活比较简朴，私生活上没有乱七八糟的事情，生活作风没有问题。主要问题就是他奉调到北京当上中组部长后，在中组部部务会议上批斗安子文，而斗安子文的目的，就是为了整刘少奇，这个罪状是一个现实的罪状。其它的就牵扯到了一些历史问题：一个就是“黄花塘事件”。在新四军时期，饶组织一些人批判陈毅；另一个就是“玩权术”问题。在确定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的时候（一般说来军政委员会主席都是军队干部，西南是刘伯承，中南是林彪），他给中央报告说华东的同志不同意陈毅当主席，华东大区就成了他党政一肩挑，这就是“玩弄手段，谋取权力”；还有就是1952年中央让饶漱石到北京养病的事。这是毛泽东讲的。饶漱石认为中央不信任他，半夜三更就打电话给毛泽东要求接见，接见以后没什么事，扯了三个多小时，最后毛泽东听出他的意思来了，是不是中央怀疑他，不信任他的问题？毛说没那个事，你要愿意在北京养病就养病，你不愿意在北京养病，你回去也可以，他这才放心。可见，上述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弄不到台面上来，怎么能构成罪状呢？所以从当时一直到现在，他们的罪状问题都没有说清楚。拿这两个人的“罪状”进行对比，我个人认为，高饶事件说到底是高岗事件，饶漱石实际上是搭上来的。

从高岗的“罪状”中可以看出来，有些是与事实不符的，有些是张冠李戴，而且还有些就是纯粹的扣帽子。比如剽窃文稿、抬高自己这一条，本来中央领导人让手下写文稿的多了，让部下弄个发言提纲，他拿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一讲，中央政治局说高岗今天发言很好，毛主席表扬高岗，这个就等于说是剽窃？如果说这个事就是剽窃文稿、抬高自己的话，那我们领导人剽窃文稿、抬高自己的就太多了。有的还把集体起草的会议文件编到自己的文集里，那么，性质是不是更严重。

对高饶事件的处理，后来搞《历史决议》时有个说法，说高饶事件，我们处理的比较宽容没整多少人。实际上不对，高饶事件的整人，当然与后来的“反右”、“文革”是没法比的，但就当时来说，应该说还是错整了不少人。东北局班子里的人，除了林枫以外，其余全部拿下。张秀山、张明远分别是第二书记和第三书记，当时称之为“东北五虎将”的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全部被处理，而且一直整到了下边省市委的领导干部。例如，旅顺市委的领导班子就整的很惨。饶漱石牵扯的面也很广，首先是山东分局的代书记向明，因为牵扯这个事情被打倒，以后又牵扯到了上海市潘汉年和扬帆的案子。而且当时在东北，许多省市一级的领导人都受到牵连。东北原来是全国先进单位，出干部的地方，高饶事件发生以后，牵涉了一大批干部，有的是压制多年不能起用，有的是直接受到降级和党纪处分。更重要的是，高饶事件的处理为建国后的党内斗争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以后，才有了后来整彭德怀，整刘少奇的更多事情出现。可以说，这个事件开创了一个制度路径。

牵扯到高饶事件中的这些干部，在“文革”后基本上都官复原职了。这就成了毛泽东在1955年的时候说的，高、饶成了两个单干户了。毛泽东当时是反对这两个单干户的观点，给他们加上了反党联盟的帽子。现在查明了，东北局干部与高岗只是工作关系，没有高饶联盟这回事儿。说高岗和饶漱石是联盟的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在1953年的组织工作会议上，张秀山在会上发言，饶漱石很欣赏，掀起了一个批判安子文的风潮，所谓“讨安伐刘”，批判安子文实际上就是打击刘少奇，定的是这么个罪状。现在，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搞清楚了，无论是张秀山的回忆，还是高岗的秘书赵家梁的回忆，都没有这个“联盟”的事情。事实上，张秀山到北京来是参加粮食会议的，他原来根本不想在组工会议上发言，而且高岗还阻止他发言，说这些问题在组织会议上解决不了，不要发言了。然后，高岗就南下休养去了，连看都没有看过张秀山的发言稿。让张秀山到组工会议上发言的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张秀山参加粮食工作会议期间，讲到东北对于中组部是有几点意见，讲了五条。毛泽东就说你到会上去讲讲，但是你讲的这五条都和刘少奇有关系，你先和刘少奇谈一谈。开会的时候，张秀山找了刘少奇同志，说是主席让我先给你说说。刘少奇也知道他要讲什么，就说不用讲了，你就发言吧。张就这样发了言，这完全与高岗、饶漱石无关，有关的倒是刘少奇、毛泽东。张秀山把提的意见也给安子文说了，都是公开提的，放到桌面上的意见。但是张秀山的这个发言引起了会议上的争论，对组织工作的批评意见很大，所以后来就把这件事情当成了高饶联盟的一个主要事件，其实完全是和“联盟”不搭界的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岗里通外国的事，现在争论得比较多，有来自苏联的材料记载为证。但这也是与事实出入很大的事情。当时在中长路的苏方代表，叫科瓦廖夫，他向斯大林报告，说据高岗报告，中共党内有一些反苏的人，比如刘少奇这些都是反苏的人。这事情已经查明了，确实有这么一个文件，但这事件和高岗一点关系也没有，科瓦廖夫是信口胡说，但事出有因。因为毛泽东在访苏期间，骂了科瓦廖夫一顿，这是有点打狗给主人看的意思。毛泽东访苏在莫斯科期间，一开始斯大林曾经把他晾在那里，不提重新修订中苏友好条约的事，毛泽东就很生气，把科瓦廖夫找来痛骂了一顿，说我到你这里来是有事的，现在我是干什么事呢？整天就吃饭拉屎。科瓦廖夫把这个事情报告斯大林了，斯大林认为此人办事不力。为了弥补过失，科瓦廖夫就给斯大林打了这么一份报告。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说高岗想要把东北变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当时苏军在东北的时候，拆迁了东北很多工厂，而且苏军违反纪律的也不少，包括高岗在内的东北局的干部都很反感，但当时为了顾全大局，就没提这个事。但说高岗要把东北并入苏联，这是没有来由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是：高岗不懂外语，他每次和外国人接触都得借助翻译，都有秘书到场。所以当时刘亚楼还揭发说高岗和洋人密谈了三天三夜，这个根本不可能，已经完全被否定了。

那么里通外国的事情不存在了，联盟的事情也不存在了，集团的事不存在了，那么能落实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解读的一个问题。其中讲到高岗的问题，有这么一个情节，就是高岗到中央以后不安分，老想夺周恩来、刘少奇的权。最重要的一个例证就是讲高岗拉陈云，拉邓小平。拉陈云的时候，就说是中央现在要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我们现在的党史都是这么叙述的。这是高岗作为野心家搞交易的一个铁证。但据现在的材料，赵家梁的《高岗在北京》一书的披露，这个话并不是高岗说的，而是陈云说的。陈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因为陈云跟高岗原来关系是非常好的，高岗是把陈云当圣人看的，一些重大事情都与陈云商量。但从政治上看，高岗的道行还比较浅，是个“二杆子”。

所以，高岗反党的事情怎么发生的？如果仅仅是围绕在这些具体历史细节中间打交道，是不容易看清楚的。高饶事件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发生的背景是什么？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本来是支持高岗的，为什么后来又把高岗一巴掌打下去了呢？也就是说历史细节的披露，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需要对这些新的史料进行梳理，找出一个事情发生的逻辑线索来。所以我就试图在更大的背景下对高岗的事情做一个解读。



我是把这场党内斗争分成两个大背景看，一个是叫政争的背景，一个是权争的背景。也就是从“政争与权争”的双重背景来认识这个事件。

那政争是指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这是在建国时期中共和民主党派一齐制订的《共同纲领》中确定的。建立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以后一直打的旗帜，而新民主主义路线的要点是什么呢？这就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的“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但是新民主主义在马列经典作家中是个不经不典的非常话语，你找不到什么叫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意思就是中国的生产力特别落后、特别不发达，处于前现代化的时期，要发展一些资本主义，要多元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然后在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程度上才能够转到社会主义。这是它的一个本意，也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天下的一个旗帜，这是很清楚的。建国以后，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共同纲领》一直到七届三中全会，都是按照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按照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行建国布局的，而且当时还做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计划。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纲领是中共的建国理念和建国旗帜。

1952年的时候，情况有了新的变化。朝鲜战争基本上进入了胶着状态，双方开始谈判了。毛泽东这时候就把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提上了日程。1952年10月，刘少奇到苏联去，参加苏共十九大，毛泽东就让他把中共中央的意见（实际上是毛的个人意见），就是现在准备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告诉斯大林，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

此后，中共就开始了建国路线的转变。建国路线转变是纲举目张的根本转变，是牵动大局的一动百动。由此就产生了很多问题与矛盾。比如，人民群众能否接受的问题，党内思想如何统一的问题，特别是中央高层思想统一的问题。在高层，特别是以毛为代表的，在建国以后就为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执行什么样的建国路线，发生过多次的冲突。重要的有四次，这些冲突不仅仅是毛、刘之间，实际上也代表了党内的高层和中层之间的冲突。

一次是关于刘少奇的天津讲话。进城以后，许多干部把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也带到城里去了，在城里组织什么贫农团，还是采取依靠穷人的做法，分店铺这种事件屡有发生。天津的资本家被搞得很恐慌。刘少奇1949年4月份就到天津解决这个问题。刘在天津讲话安抚资本家，鼓励他们安心生产，其中讲到资本家剥削问题，说从马克思的观点来讲，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进步，说你们现在剥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刘少奇的天津谈话，在当时对稳定城市是有很好的效果，以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看，这个观点也没有什么错。但当时党内的一些干部，特别是从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出来的干部觉得很不顺耳，说怎么叫剥削有功了呢？我们搞革命不就是要打倒地主资本家吗？高岗就是其中反对最激烈的人物之一。刘少奇处理了天津问题以后，了解到东北在城市工作中也有一些“左”的东西，就给东北发了一个电报，让东北注意一下民族资本家的政策问题。当时刘少奇看到了东北社会部部长邹大鹏给中央的一个报告，谈到了在东北城市政策中的一些“左”的倾向。就是对资本家光讲斗争，不讲团结，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等等问题。刘少奇就给东北局发了电报，以天津的情况为例，要求东北也要注意“左”的问题。高岗则不予理会。还说刘少奇这个思想是“右”的，他不支持。毛泽东对于刘少奇讲的这些话，也认为是讲过头了，不合适。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富农党员问题。这是1950年的时候，那时候新解放区刚刚土改，因为东北土改早，很多农民分了土地以后，凭着自己的劳动致富了，就成了新富农。土改后出现的新富农，跟过去的老富农不一样。农民富起来了，就引起人们的一种疑虑：“现在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已经结束，出了新富农怎么办？”特别是有些新富农都是土改的骨干。那时候就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说共产党不讲剥削的，你这三十亩地一头牛，你还得雇人，又成了新富农，你这不是和党的宗旨发生了矛盾吗？刘少奇是坚持新民主主义路线的，他就说出现富农党员不可怕（新民主主义是允许剥削的），允许雇工单干，并且给中组部当时的常务副部长安子文讲了。安子文就根据刘的意见，就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给东北写了封信，说允许雇工，而且你现在制止了以后，大家都不敢雇佣了，生产力会受损失。所以他赞成富农党员，赞成党员可以雇佣。对此高岗是不高兴的。而且，高岗背后有毛的支持，毛泽东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认为只要是搞剥削的，就不能进入党。

再一次是1951年的互助合作问题。事由是华北局对山西省委互助合作的一个批示。农村分田单干以后，产生的问题除了新富农发财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一套组织及生产系统需要转换。现在大家都种自己的地了，那过去的互助合作形式就发生了变化。山西这时候就提出来还要重新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因为战时的互助合作是一种代耕制，有人上前线打仗，他家那地村里用互助合作的代耕方式给解决。现在搞完土改了，不打仗了，搞建设，大家都种自己的地去了，那农村基层组织还怎么管？所以这就带来一个老区农村的组织问题。山西省委就把组织互助合作的方式，实际上也当成了一个重新组织农村党的组织的一个方式进行鼓励。这个事情山西报到了华北局，华北局认为这是“左”倾，报给了刘少奇。刘少奇同意华北局的意见，认为这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在小农基础上是搞不出社会主义的，现在还要发展生产力。从刘少奇的思路可以看出来，他还是主张先发展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搞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在机械化条件下再搞合作化，这个思路就叫先机械化再合作化的思路。毛泽东、高岗的思路与刘少奇的思路不一样，他们都是要先组织起来，把组织起来作为机械化的条件。这当中有这么一个差异。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否定了他的意见，而推广了高岗的东北合作化经验。

其它还有工会工作方针的问题。工会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是站在政府的立场，还是站在工人的立场？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在当时李立三和刘少奇赞成工会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个被批判了），高岗表示反对，强调工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毛泽东否定了刘少奇的意见，支持了高岗的意见。从1950年到1951年发生的这些事情中间可以看到，刘少奇是频频丢分，高岗是频频得分。当时高岗所领导的东北是全国的模范地区，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头。在建国以后的政争分歧中可以看出，毛和高岗是一致的，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一致的。刘、周坚持的是建国时期确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

到了1952年下半年，中央开始酝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事情，这个政治转轨马上带来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法理上的冲突。建国的《共同纲领》讲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现在突然搞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执政党过去的承诺还算不算数？从党内来讲，中共依据的是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具有两重性。决议基本精神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转变；同时，决议又提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基本矛盾，也表达了要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方面。所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双轨制”，可以这样执行，也可以那样执行。所以，即使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为法理基础，它本身也有两重性的问题。当然从一个国家的法理基础看，还是《共同纲领》明确提出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法理。这就是法理上的冲突。

第二个问题是战略和策略的冲突。对新民主主义，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作为国家的一个确定的能够长期执行的方针呢？还是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策略方针？等到共产党力量强大了，组织起群众了，就马上进行改变的一个策略问题。这个战略与策略的问题，带来了另一个冲突。实际上许多资本家，包括城市里的一些个体户在内，在听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消息以后，就大呼上了贼船，因为私有财产就保不住了。因为共产党原来说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在二三十年后的事情，不是现在就做的事情。这是在社会层面中间发生的另一个冲突。

第三个问题是理论和现实的冲突。我们可以往后看，毛泽东执政特点是不断求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从建国到过渡也好，我们往后看到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好，都带有这种不断求快的特征。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毛泽东作为一个有宏大事业情结的个人，在事业的无限性和生命的有限性这对矛盾中间，他到底是怎么考虑的？毛泽东在搞革命中，是很务实的，反对王明国际派从莫斯科搬来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非常强调本国经验。建国以后，他怎么就由经验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到最后变成了一个空想主义者呢？

到1952年底，国家刚从战争状态下恢复过来，毛泽东为什么急于从建国时确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马上转轨到社会主义国家？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中共是对民主党派、各界人士有过承诺的，所以毛泽东也很清楚，这个转轨是要有政治代价的。急于过渡的原因何在？我有一个自己的解读：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个不经不典的话语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排不上位置。中国要在共产主义世界中间说话能够算数，你必须要使你自己本身先是社会主义。所以这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毛对于过渡到社会主义是特别的急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争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间的话语权，特别是斯大林在1953年3月突然去世后，争话语权的问题就更放到重要位置，我认为这是急于过渡的一个现实性的因素。

另外，过渡还牵扯到一个程序理性和非程序理性的冲突问题。在建国初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懂的什么是程序正义，也可以说对程序一直不怎么重视，到现在也没有对程序问题真正重视起来。变动一个国家体制的事，是改变国家根本的大事，总得要一个形式，不能在执政党内高层这么自己讨论决定，然后传达贯彻就行了。决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没有一点法理上的依据。不用说全民公决的形式，就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说一种从下而上的民主讨论的形式也可以，但是事实上没有！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订过程可以看出，根本缺乏现代政治的程序理念、法治理念。从以后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决策过程缺乏程序理性的问题。在1949年建国以后，中共特别是毛，讲民主的时候很多，讲法治的时候很少。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中共领导人是把法律看成束缚自己手脚的绳索。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这次建国路线的大转轨本身就有非程序化的特征。由此带来的问题很多，首先是把所有的矛盾放到了执政党内，集中到党内的高层。从政争的角度来讲，高饶事件的发生正是决策缺乏程序理性的一个结果，没有把国家大事公开化的一个结果。以至于把这么大的一个事关国体的大变动，最后演化成了一场党内严重的权力斗争。这是从政争的大背景上讲。

从权争的背景来讲，这个时期从1952年、1953年开始，是中央和地方权力再调整的时期。建国初期中央采取中央政府下设政务院体制，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同时又实行中央和大区两级的行政分权体制。就整个国体、国家的权力配置来讲，是双重中央体制。大区体制是在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中形成的中央和地方分权的格局，大区政府既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机关，又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有很大独立性。大区制是延续了过去四大野战军打天下的这样一个格局，分成几个大区，包括东北、华北这些解放比较早的地区。在大区实行军政委员会制，实际上还是个军事体制。这样的双重体制有利于迅速削平抵抗新政权的前政权社会势力。但是它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大区相互串联起来，也足可以形成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势力。中国历代王朝，中央政府确立以后都要有一个削蕃的过程，都要把权力集中到中央政府。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自然十分熟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等前朝开国故事，十分警惕国家出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的局面。这个事情是从1952年就开始做起的。1952年中央说我们现在要集中进行中央政府的领导，要把各大区的干部抽出来加强中央政府，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当时中国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是计划经济，采取苏联体制的重工业优先这套模式。从1952年6月，陆续把几个大区书记都调到北京来了。西南局的邓小平调得最早，他是8月就职；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林彪，林彪自从打下海南岛以后身体一直病着，由第二书记邓子恢具体主持工作，邓子恢调到中央负责农业口；西北局第一把手是彭德怀，彭德怀正在朝鲜打仗，第二书记习仲勋调来北京，任中宣部长；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调京，担任中组部长；高岗是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也调来了。当时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一马当先”，说的就是高岗，因为高岗就任的职务特别重要。高岗调到北京的时候应该是四十七、八岁，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别人调到中央以后，不再兼任大区的职务，但是高岗仍然兼任东北大区的职务，可见毛泽东对高岗调到北京是特别器重的。高岗到北京以后担任的职务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当时国家计委和政务院平级，这是模仿苏联体制，等于是把整个工业、经济部门给管起来了，所以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五马进京”以后，特别是高岗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对高岗特别欣赏。东北各项工作，当时在全国是走在前头的，而且在支援抗美援朝的时候，东北出力最多。彭德怀讲过，当时朝鲜颁给了彭德怀一枚共和国一级勋章，彭就说，这个勋章应该给两个麻子，一个麻子是洪麻子，就是后勤部长洪学智，再一个就是高麻子，就指高岗。从中也可说明他们的关系很好。

高岗到北京以后，他工作的住处和毛很近，两人经常交谈，而且高岗性格、脾气、秉性和毛都很相似，彼此无话不谈，从生活工作，到对一些领导人的评论。那时候因为高岗和毛走得太近，而且他的权力又很大，所以周恩来在批发文件的时候本来是毛，刘，周，朱，下面才是高岗。周恩来有意识地把高岗往前提，有时候在毛后边就直接是高，有时候是毛，刘，高，然后才是周。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很聪明，他给高岗说，这个发文顺序不对。因为在七大会议上，高岗在党内的排名是第八，任弼时死后，他应该排名第七。到了中央，按照他所担任的职务、主管的事情，以及毛对他的信任程度，顶多能提到第四。周恩来把高岗的名字往前提，实际上，是带有一点政治试探的味道。高岗听秘书说这个问题，马上意识到，接着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总理你这样把我放到前面不合适，不要把我放到前面。顺便说一句，周恩来处理排名关系中，把名字写上去的事还有。在文革中间，中共“九大”会上毛泽东就提，中央文革小组不要了，完成任务了。但是毛泽东说话，是真是假谁也琢磨不透？所以周恩来最初发文的时候还是写中央文革小组。毛后来看到后就问了，怎么还有啊？周恩来才清楚了毛的意思，知道毛是真的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取消了。所以“九大”以后，文件上就再没有中央文革小组了。

这可以从某种角度上看出，高岗到北京后多么受毛的器重，而且权力多么大。让政务院总理都感觉到压力。而且，这几个大区级的主要领导干部来到北京任职以后，对原来在北京工作的干部都会产生压力。当时组成中央政府的干部多半是来自于老华北局，几个方面的要职都是原来老华北局的干部担任。比如，组织大权是在彭真、安子文的手里，经济大权是在薄一波手里。高岗这些人到北京以后，对原来工作和人事格局是一个冲击。原先各个山头分头打天下，中央人民政府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华北干部自然比较多。但是华北干部是否比别区的干部能力强？当然不是。所以其它大区干部一进北京以后，无论从资历上、能力上、功劳上，比原来在北京的干部都不弱，甚至还更强一筹，这马上就有一个权力再分配的问题。这个权力再分配的问题，那是真刀真枪的干活。

高岗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精力充沛，行政能力很强，而且善于用人，能抓大事。他在东北是党政一把手，说一不二，具体工作，定下就办，雷厉风行，效率很高。但中央的工作有自己的路数，工作按部就班，有自己的程序、自己的轨道。看起来有些磨磨唧唧，扯皮的事情多。高岗从下面一把手的位置上来，对原来中央部门的工作作风不习惯，也和这些部门的主管干部产生一些摩擦。比如他在主持计委工作的时候，一般是很讲效率的，什么事情敢于拍板，决定以后，马上就办，办了就检查就落实。薄一波负责中财委时，有些事情落实不下来，有些领导很有些意见，为了争取自己的部门利益跑到高岗这边，让高帮着说话。这种事情多了以后，薄一波就很有些看法了。1953年3月有次开会，薄一波就在会上发火，说：“你们什么事情都去找高主席，你们知不知道有个中财委？中财委有个主任叫陈云，还有个主任叫薄一波。”就在会议上大发了一阵火。我们现在来看，这也只是工作事权不明确的问题，所产生的摩擦很自然，未必牵涉其他政治上的问题。但当时有一些干部对薄一波很不服气。如建设部部长陈正人，中央苏区时期就是部长级干部，资格比薄一波老，就跑到高岗那儿去告状了。这样一来二去，就使得华北的干部和外来的干部之间矛盾加深。

这样就带来了党内山头派系问题。中共的组织是从各个山头发展起来的。红军时期有三支主力红军；到了抗战以后，又形成了十九块根据地；到了解放战争的时候，有四大野战军；建国后有六个大区。中共七大的时候毛泽东就说了，我们这个党是从无数小山头发展起来的，我们是要承认山头，改造山头，以后还要削平山头。到1952年的时候，情况又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一个是大区主要领导人已经调到了北京；再一个是在这个时期又有一次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出现了：一是要开中共八大，一是要开全国人大（开全国人大是斯大林的意思，说你们得开全国人大，要不然政权的合法性不够），这样就带来了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如果说过去在打天下的过程中间，华北的人占据中央政府的位子比较多，现在已经打完天下了，削平地方山头，在中央应该是要重新排座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