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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
(2008年5月10日)
另外再讲讲所谓揭发出来的问题都是什么问题。这用聂甘弩的两句诗就能概括:谁知两语三言式,竟是千秋万世名。聂甘弩就是三两个人说了几句话,就被抓了起来,最后判了无期徒刑。拿我说,是倒过两三次霉,坐监狱就一次。我大学毕业21岁,被划成反动学生,那是因为1964年我对反修斗争有些看法,其实都是学生之间底下聊天,对“三面红旗”有些看法,对人性论、对自由、民主有些看法。结果没让毕业。1964年清理思想运动,人人过关,别人检查得痛哭流涕,都过了。等到我检查了半天,没有任何人理我。我还很奇怪,这么轻松就过了。可是那天晚上有一个跟我好的同学见我就痛苦,你有什么问题你就赶紧交代吧,你要升级了。清理思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等到反动学生,就是敌我矛盾了。原因一个是我的问题严重,另一个是我和张闻天的儿子很好。他在 1962年离开学校,得罪了一批人。他的问题就让我担了。劳动改造了好几年,是高教局领导下的,像右派似的。毛主席批示,这帮反动学生是极右份子。改造了三四年,文革又回到学校参加运动,到1970年才分配。所以我这个大学上了十年。
都是小事情,有一个更可笑,是科技大学的,无线电系,1965年毕业生,被划成反动学生。他是四川自贡来的,让他交代反动罪行的时候,他说不清楚。人家问他你有什么反动罪行,他说我要结婚,系里不批,我坚决要结,就被划成反动学生了,理由就是有几匹马在那跑一跑。(笑声)闹了半天,才弄明白。反修斗争的时候,就是1965年初,所谓苏修和东欧共产党在莫斯科搞了一个”三月会议”,我们的留学生还有一些据说是亚非拉的革命学生,去到会议场外示威。苏联就派了警察去驱散,那是骑警。在播送这个节目的时候,就让同学们看,说这修正主义多可恶,镇压我们的革命同学。他看完后说就几匹马在那跑一跑。党让你看是要激起对修正主义的痛恨,你觉得没有什么事。就让他交代思想根源,他文科不太好说不清楚。人家就给他挖根源,说你父亲干什么的?挑水的,就是那种最穷的“棒棒”。在哪挑水?国民党区分部。是为国民党服务的,你就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最后被定为反动学生了。而且因为他的事情最轻、最少,他最不肯认账,所以他就最倒霉。在中国很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只要你不是马上被枪毙的,就要给出路,争取过来,反过来对那些被认为是更坏的进行斗争。所以他在反动学生中的处境最糟糕,又不会搞好关系。
在中国就因为一点事情,就被耽误了的太多了。有一个叫马家华,他是1956年考上哈军工的,头脑非常好,会两门外语,因为思想独立,有时候就对系里的教育不太服气,结果被“三开”,就是开除学籍、开除军籍、开除团籍。到1958年科技大学新成立,他又考科技大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可是1963年又被划成反动学生了。现在70多岁了。我就说这真是一个人才啊,就因为几句话,就因为思想跟大家不太相同。我们科技前进不了,我们老讨论诺贝尔奖,说人家歧视我们,所以得不了。不是的。郭宝昌,拍《大宅门》的,我们俩上下铺睡了四年半。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运动),我们还能做点事呢。就是这种运动把那些年轻人整得。
我再说一个更荒唐的,我17岁上高中二年级,下乡要深翻土地,要亩产小麦120万斤。一麻袋装得满满的小麦能装200斤,120万斤得装6000麻袋,一麻袋放平了在地上要占6平方尺,一亩地是6000平方尺,摆满了也就是1000袋,6000袋就要摆6层,有房子那么高了。我说什么麦秆能挺那么高啊?(笑声)结果说我破坏大跃进,开全校大会,把我轰出来了。后来曾子墨问过我这件事,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生活的第一课》。我的生活第一课就是接受批判。不让我劳动,说我老是影响大家的情绪,到大炼钢铁,我也没去,到北京图书馆看书,结果回来在班上开了我一个批判会。幸亏我毕业的班主任对我算不错,“操行”给我一个良,高二我是“中”,那是无论如何上不了大学的。遇罗克和我是一个年级的,他就得了一个中,其实他比我要求进步,也没闹过事,结果大学没能上。
还有一点就是知识分子的文章。聂甘弩也有两句诗:“文章信口雌黄意,思想锥心坦白难”。我们现在耍笔杆的,一天写个两三千字,也挺容易拿报纸发表的。聂甘弩他们这些解放前老知识分子,都主持过报纸,每天报纸都要填满了,不能有空的地方,写过你也就忘了。可到运动来了,让你交代你当时是什么黑心。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报纸的文风都感到厌倦,因为从事报纸的经过这么多年训练出来的,我们每个人心里全都有个检查。我现在退休了,一年在报纸上也得发个四五十篇文章,有的时候写到那,不用中宣部检查,我们自己心里全都有个检查。它在检查着自己,看着自己的灵魂。你觉得它就有一个黑灯。用唐代诗人李长吉的一句诗说,“鬼灯如漆点松花”。这种灯真是像漆一样黑。现在好了,他不惩罚作者,但是他惩罚编辑。我们作为作者也不太好让那些人代我们受过呀。
有一次我在中央广播电台做一个节目_空中百花园,主持人是个小姑娘,姓刘,她说,王老师,我们这只有5秒钟的间隔差距,就播出去了,您说话可搂着点,千万别让我下岗。所以我这说话就再三斟酌,稍微有点刺激性的句子就不敢说了。
我们整了那么多运动,实际有多少是所谓的重要的大案子。难道我们整了那么多人,就为了胡耀邦同志来做一件事:统统平反?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纽伦堡法庭审的那么多战犯,没有一个平反的?那都是事实根据定的。可是我们的运动都是根据一些鸡毛蒜皮、无中生有来的,所以最后都要平反昭雪。我说这个世界上找不出来第二个像中国这样的。苏联也搞过,但不是发动群众式的,斯大林就是让科克勃把人抓了,或者关起来,或枪毙完事,他那倒是简单。(笑声)中国就很复杂。
第三个阶段就是运动后期。我讲两点。实际上揪出多少人都是按照比例来的,非常之可怕啊,就发生了非常荒唐的事情。有一个茆家升先生,他写了一个《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纪事》,那里面很多右派就是工人,连政治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因为是按照比例来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基层粮站,也分配了一个右派名额,找谁都不太适合,都有家有口,突然发现有一个叫方老三的,他们家三口,就把他划成右派了,因为他们家还有两个儿子,你说这叫什么逻辑呀。包括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也是这样的。本来马三立的单位右派名额已经满了,结果文化局其他单位不够,就给他们单位增加了15名,改成20名了,这下就把马三立捎进去了。
主持人:您刚才讲的聂甘弩也是凑数。
王学泰:对,当时聂甘弩不在北京,到南方去了。本来没他的事,也是因为凑数,后来他的老伴被划成右派了,他老伴是政协委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也看过,仅因为这个,就被划成右派了。
也有有幸的,比如方成先生。他当时写了一个剧本,就是批判官僚主义的,而且他还演了。结果演这个戏的导演、演员几乎都划成右派了,按说他是作者,比演员要严重,他也应该划成右派,但唯独他没有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漫画组组长是华君武,说咱们这数够了,坚决不划了。这就是说这事情随意性非常大。
我有一年到淮阴师范学院讲学,他们的校长讲他们单位有一个右派,原来年年都是先进,有一个名额就给他,这回右派的名额也是一个,大家就说那也给他吧,结果一下戴了20年右派的帽子。还有替别人戴右派帽子的,山西大学著名书法家姚奠中先生,这个人很有风骨。他解放以来非常进步,是一个积极分子,没有入党,但在解放前就支持地下党活动,当局认为他比较进步,就让他组织学校的民主党派鸣放。他去了,大家都发言了,他也说了好多话,按照党委书记说的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等等,等到记录汇报上去,认为都是右派言论,就问是谁说的,他说不是不戴帽子吗,我没记谁说的。结果你不说,就给你戴上右派帽子。他等于替别人当了右派。所以说中国离奇的事情那是很多的。
虽然按照比例来的,但各个单位处理的形式是不太一样的。北京大学讲师、教授以上,被划成右派的基本上很少很少,有个别的一两个。但北大学生被划成右派的非常多,著名的右派学生特别多,谭天荣、张元勋、刘琦第等。可是北师大跟北大恰恰相反,北师大几乎把著名的教授一网打尽。我1957年以前在师大附中上学,同学里的父亲在北师大工作的很多,像教务长董洧川先生,著名的教育学家,黄耀绵、付仲孙(著名数学家)、李长之、钟敬文、启功等。几乎一网打尽。所以北大多少还给知识分子留下一脉元气。
后来林彪集团倒台后,揭发出一个文件叫“五七一工程纪要”。说毛泽东搞运动那么多,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后来批判林彪的时候就说这是荒唐之极,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后天一小撮,加起来还是一小撮。我就说这可能是高等数学算法,无穷小加无穷小加无穷小还是等于无穷小,趋近于零。初等数学1+2+3就是等于6。可是我们作为人就是按照初等数学的算法。
运动最后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运动时候接触的人非常多,可最后被戴上帽子、被抓起来的非常少,少之又少。所以这一点就跟苏联不太一样,毛主席说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确实是这样。拿文化大革命举例来说,一系列运动中揪出来的人很多,我们学校的老师几乎百分之五十都给揪出来了。但最后落实政策,确定为敌人的就一个,最后这一个也不了了之了。为什么会这样?我的体会是每个运动闹到最后特别少,是因为还有下次运动呢,这次不弄你,不等于下次就没事了。所以每次都说这次很彻底,但没过多久,那个运动就又来了。
因为最后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被折腾了数个月,乃至数年,连吃喝拉撒睡都被严格控制起来的人们,突然回到人民队伍了。他在精神上必然受到极大的震撼,有感激涕零的、有喜极而泣的、有茫然不知所措的、有经受不了这刺激而发病的。有的历史问题比较严重,最后也人民内部了,他太激动了。我就碰到过一个,本来他因为跟民社党在一起,解放后被定为反动政党,1957年还被划成右派,关了两年,最后都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了,他特高兴,非要上去讲讲话,表示对人民对党的感激。可他又特别紧张,说千万别讲错了。讲到最后,他想喊共产党万岁,但是太紧张了,喊成国民党万岁了。结果又给定了。(笑声)
所以人不能太紧张了,任何事情都以平常心处置。如果大家伙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冯骥才写的文革的清队小说叫《啊》,是写中科院历史所的清队,带有悲喜剧的色彩,一个人本来没事,结果给折腾了好几年,把他的哥哥嫂子得罪了,把要和他结婚的女朋友得罪了,就因为他的哥哥划成右派了,他没有。他给哥哥写了一封信,想统一口径。他特别马虎,把信丢了,就怕被革命群众看见。后来开大会,他主动交代了,就被抓进去两年多,等放回来到家想洗把脸,发现信在脸盆底下搁着呢。本来没事,但是被造势,被那种恐怖气氛吓得主动交代了。结果把他哥哥也升级了,他的嫂子本来很关爱他,也给得罪了。所以这个《啊》把那种运动的气氛、把知识分子的那种处境、那种卑微描写的十分深刻。当被整的人回到人民队伍,那种卑微的笑容,让人心酸啊。人能被整成软体动物,腰再也挺不起来了。所以我们经历的这六七十次的运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摧残,远远胜过对物质上的摧残。我们的工厂盖得少了、房子盖得少了,还能再盖,但人的精神要恢复就非常难。比如现在大家老说诚信问题,究竟什么是诚信,为什么不诚信?老认为是商品经济造成的,是改革开放造成的,我就认为不可理解。我小的时候买东西,从来没有拿过现金,别以为我是百万富翁,我的父亲就是个小业主,每年生活基本上够。比如让我去二三百米远的一个杂货铺买条烟,我就去拿一条,他在账本上记上,我不怀疑他会记上两条,他也不怀疑我在“三节”不给他钱。就是五月节、八月节和春节。那时候生意都是这样的。我记得1954 年上师大附中的时候,离家比较远,我父亲就在旁边的小饭铺立个折子,每天中午到那吃饭,给记上账,月底算钱。这叫赊账,都是这样的。那时候也是商品经济啊,当然中国的商品经济带有农业的色彩。费孝通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在欧洲经常有流传这样的神话,从中国给他运来一船瓷器,还附带一封信,说您爷爷跟我爷爷订过这些东西,但因为各种原因很长时间没能交货,现在交货还表示歉意。这说明我们的商人曾经非常守信用。我们的学问跟西方的学问有点不同,西方是研究本体,中国的学问注重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所以中国儒家十三经没有真字,道家讲真人,真是神仙的意思。儒家不是没有真假的观念,他研究的是人和人的关系,提倡的是诚。我们有时候翻译这个“诚”字也可以翻成“真”。
那么为什么没有诚信了呢?当初你让大家帮助党整风,什么都能说等等,说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最后全做了。你作为为政者,儒家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你风往哪边吹,我们老百姓就往哪边倒啊。你没有诚信,怎么能要求民众诚信呢。老百姓就看实际的,最后发现,你让他说话就是一种计策、是一种技巧、就是一种谋略。为什么我们这些年谋略之风这么盛啊。毛主席在庐山会议说“三要三不要”,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非常好的,可是人家光明正大的时候,你把人家整得死去活来的。他怎么能不搞阴谋诡计呢。在运动中,你用当初作战的谋略方法,甚至有些是作战中都不能用的,何况是在和平时期。1962年初,还在毛强调阶级斗争以前,陆定一在中宣部有个讲话,说封建社会最伟大的政治家就是贾谊,最好的一句话,就是《过秦论》最后一句,仁义不失,攻守之势异也,就是批评秦国不能用统一天下的方法来治理天下。说他伟大,是因为他懂得治理天下和打天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可我们解放以来,治理天下用的还是打天下的方法。不仅在搞运动的时候这样,搞建设也是这样。群众运动、人海战术等。
还有政治中有一个说法,大家可能已经陌生了,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为自己辩解,我们之所以搞运动是为什么?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是像封建时代的君主,一次性取得天下就完了,我们是革命者,要不断前进,说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应该再来一次。幸亏毛主席去世后也没再来,但不等于这种危险性不存在。我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讲,七八年不是一个瞎说的数,由于七八年社会上的不平等,由于上下之间的矛盾是永存的,这种社会的不公正现象也是永存的,七八年如果没有一个正当的出口,在广大民众心中必然会积累起来一种怨气,一种反抗的能量。毛所说的,是企图用有序的、有领导的小乱,来避免无序的大乱。因为不是老讲周期律吗。我在这本书中就讲过,中国基本上50年一小乱,200年一大乱。中国之所以乱,是两个原因导致的,一个是人口太多,没有饭吃。另外一个是积累的矛盾太多,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的怨气太大,没有正当的疏通渠道,最后他只能靠暴力来解决问题。通过暴力,就是大量消减人口,通过几十年的战乱,最多能消减90%以上的人口,比如说东汉到晋朝的建立,已经是92%的人口死掉了。然后人们又有一块小土地了,重建小农又开始了。中国皇朝制度为什么能持续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有这个乱,他不是社会革命,它带来的是动乱,动乱之后再重建跟原来的社会是一样的。他实际是旧王朝的一个修复机制。而毛想通过有序的机制,比如七八年搞一次文革,他作为强势可以做到,文化大革命那么乱,也没有造成分崩离析。因为他是强势,还有几十年造成的威势。比如林彪集团的死党被派去暗杀毛,那都是吓得不得了。但是强人政治是有一个递减规律的,你看邓小平也是强势,但就达不到毛的那种强势,他还要听一些意见。到了江又递减了,到了胡以后还会递减下去。没有了强势人物,通过有序的小乱就不可能了。所以还是要建立正当的制度化,人们能够纾解愤怒,能过克服社会不公造成不平等的差距,这些就有待于民主制度的建立,这种公民社会的建立。所以毛所说的继续革命的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觉得毛那时候的运动是控制社会的一种手段,根本不是说他的理论的一种实践,所以运动本身就是目的。比如我们的杯子里有一个球,如果倒扣过来,它就会掉,但如果运动起来,它就相对稳定。为什么那时候粮食不够吃,饿死那么多人,社会还比现在稳定?因为长期处在运动状态,每个人都想下次运动会不会有我,就不会有再非分的想法。所以后来有个领导人物说,现在改革开放,人们拿起筷子能吃上肉了,但放下筷子就要骂娘。当然这种说法的出发点就不对,好像这肉是你给吃的。那肉也是老百姓自己生产出来的,不是谁派发下去的。但是他说出了一个事实,因为在人没有饭吃的时候,他的第一需求就是饭,就是生存。老百姓处在生存的边缘,每天想得就是生存的问题,不会有别的问题提出来。可是一旦生存问题解决了,能吃饱了,他有一百个问题在等着。自我价值的实现啊、意识形态的追求啊、我做人有自尊没有啊等等。我们的政府好像是全能政府,好像一切都要找政府解决,一旦解决不了,他就要骂娘了。在东城区老干部活动组我就讲,这都是自然的,他越是满足,他的要求就越多。毛就懂得老百姓手中不能有钱。他第一次访问苏联回来就说,我都感到奇怪,斯大林跟我说卫国战争时期有一个农民能捐献一个坦克,他捐献坦克他还是农民吗?所以毛治国的方法,诗经里有一句话“人可以食,鲜可以饱”。就像鱼鹰,如果吃太饱就不干活了。这实际是古代法家的一种统治术。我们搞运动其实都参杂着古代的这种糟粕。
我们搞运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极端主义的问题。孔子倡导中庸之道,但也说中庸不可能,说中国人容易走极端。我讲游民问题,因为游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文化教养又比较少,又脱离了儒家控制的那一套,所以游民也是容易犯极端的一个社会群体。我觉得世界二十世纪无论左的右的,都有一个极端主义的问题。中国的政治运动也容易走向极端,为什么呢?王继超先生在《博览群书》中有篇文章,累积激进法,就是说,上面如果左出一寸,下面就能左出一尺。好像中宣部,给总编辑下个条条框框,总编辑再给编辑,再给下面,因为他要获得安全感。因为运动时候没有一个框框,没有一个尺度。我们社科院的老院长说过,无产阶级专政说你是啥你就是啥。这就是不确定性,他不像法制,他没有一个尺度。所以上面是一,下来就是二,再下来就是四,他是成倍的增长。就好像1958年水稻亩产量最多是十三万斤,这是见了报的,结果小麦就敢说120万斤,水稻和小麦还不一样。
那么这利用的是什么?那时候报纸上说是阶级觉悟,其实是你求生的本能。你不揭发别人,你就有可能倒霉;你要是不检讨自己,就可能到监狱去了;如果检讨自己,还可能在单位有一碗饭吃。人们在这种激烈的斗争中,把求生的欲望发挥的淋漓尽致,而把几千年养成的那种知识分子的传统、修养、文化积淀都扫除了。我们现在老埋怨道德滑坡呀,什么原因造成的,仅仅因为商品经济?我就不太赞同。世界上搞商品经济的国家有的是,全都搞成这样?当然跟转型期有差距,但跟我们过去长期以来挑动人性之恶,这人性之恶不能挑动的。你要挑动起来再想收回去可就难了。寓言里有个故事,魔术师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再想收回去可就难了。中国人讲礼仪之邦、讲道德修养,这是儒家长期培养的结果,破坏掉非常容易,但想建立就难了。中国汉民族本来宗教感就比较稀薄,我们很多规范都是靠道德修养,这是熟人社会的,可现在是从熟人社会向陌生社会转型。应该说儒家的道德思想“五轮”没有陌生社会,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都是熟人社会的,可我们现在更多碰到的是陌生社会的问题。
勒庞,一个法国的社会学家,写了一本书叫《乌合之众》,在十九世纪末说,二十世纪将是群众运动的世纪,真是这样。实际上社会的安全是靠群众的理性维持的,不是靠群众的激情维持的。群众的激情往往是盲目的,当人们组织起来,这种理性往往降到最低点。他举例说,一个小偷偷了东西,被大伙抓住了,我说跟他讲讲理,你怎么能偷老太太的看病的钱呢,送派出所吧。这没事。可是如果一个激情主义者说,你看多可恶,打死他!就会群起而攻之。而且群众起来,抒发自己的,没有道德承担,没有法律承担。法国80年代有个影片曾经在国内演过,叫《恐怖的代价》。写电视台做了个节目,为了招群众,就选人来追杀一个人。如果被追杀的人没有被打死,就能得到100万,但是你不能还击。找了5个人来,问其中一个,你为什么参加这个节目?他说,我每天都别着一支枪,看谁不顺眼,就想把他崩了,可是我不敢,我怕法律惩罚。你们这儿打死人白打,还给钱,我就来了。人性中的确有这一方面。所以法律就是控制这些东西的。
社会都是人组成的,社会中的善恶就是人性中的善恶的表现,社会中的问题,实际上都是人性善恶造成的。所以作为政府,作为一个有秩序有组织的群体的领导者,应该把人的恶性控制在极小的程度,让它不会给社会组成太大的危害。可是你看文化大革命,把一点小孩的恶性都挑动起来了,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就是二龙路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打她的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在花季的女孩子,现在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正在追星呢,谁敢无缘无故的打死人呢?就是十六七岁的男孩子,就是那些彪悍的大人也不敢。但是大家伙一闹起来,没有人承担法律责任,什么坏事都敢干出来。人的恶性就能够充分表演。所以对于群众运动,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要从政治的短浅利益出发,觉得这次对我有点利呀,多好啊,煽动扇动吧,下次没准就是你。你看刘少奇被打的时候,他拿着一个《宪法》上来,说我是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没有遵守《宪法》。可是他没有想到,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那些人不是也应该受到《宪法》的保护吗。打别人的时候往往想不到,等打到自己想保护自己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晚了。我劝同志们在危害到别人的时候,应该关心一下。我觉得暴民政治在正常的社会发展中应该摒弃。不同意见应该坐下来谈,应该有话好好说,不是要争个你死我活。暴力在社会运动中其进步性是极为有限的,明末清初最激进的实际上不是那些造反的人们,而是太湖流域那些想发家的小农们。因为进步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生活的更好,更安定。而不是杀人越多暴力越多,社会就更安定。
政治运动是有很多需要反思的。我今天是随口讲,没有按照稿子讲。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看山东出版社出的一个杂志叫“社会学茶座”,1-5期连载我的《说“运动”》,那里面讲到比较系统。我就简单说到这。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文字整理:李征
2009年7月27日星期一
说“运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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