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7日星期一

血酬史观:探讨分析中国历史的新框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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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思

(2008年12月20日)

谢谢各位,欢迎大家来听我的讲座。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血酬史观”,意在介绍一种分析中国历史的框架。我先提个问题,这个杯子,各位能从中看出血来吗?马克思从这里看出了劳动的凝结,也就是看出了汗水。如果我们能在巨人肩上再多走一步,我们就可能看出更多的东西,对中国历史有更深刻的见解。这里如果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杯子里是有血的,它凝结了血。最简单的,在它的成本构成之中,有一笔税收。这笔税收,其中拿出一部分,用来当军费,供养警察,开办监狱,管理监狱,就是维持一种暴力的震慑。一旦抽出去这种东西,我们就能看到,整个世界就会大变样。这个杯子就不会出现在流通领域,不会摆在商店,因为它摆不住,很快就被人抢走了。它也不会生产,不会出现在厂房里,因为没有人生产,生产出去就会被人抢走。甚至于每个人,就我们现在的这个场合、这个环境,都不能维持这样的秩序,我们会看到建筑的样式会发生大量的变化。如果是一个村庄,就会建起寨墙来;如果这个村庄太大,建不起寨墙,就会建起碉楼;城市就会围成城墙,在欧洲就会看到一座一座的城堡出现了。暴力掠夺,是永远存在的选项。它没有真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是因为它不合算,被震慑住了。因为这个杯子里付出的那笔成本,用于维持这种暴力的威慑。这种无处不在的暴力,弥漫在我们生活中,是一种随时存在的生存策略的选择。大家平常感觉不到,就好像空气中的氧气浓度一样,它一旦发生变化,一旦开始缺氧,每个人就会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东西也像《易经》里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那种“道”。我今天想把这个一般被大家忽略的东西,把它拎出来,作为一个重点,把它讲明白。然后说它对我们理解历史,对我们解释中国历史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是因为感觉到唯物史观,从小接受教育掌握的这套解读历史的办法,用它来解释中国历史,解释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的历史有很多的缺陷,解释起来不能服人。比如说现在正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总说党的领导、思想解放、调整政策、转变工作重心,然后发展起来了。这种总结思路是什么思路?是上层建筑变了,然后生产关系变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大包干,于是生产力发展了。我们在总结经验的时候是这么总结的。可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倒着的。我们怎么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更进一步说,我们怎么总结,怎么理解这六十年的经验?建国六十年,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发展的脉络演示:政策说要消灭私有制,要公社化,集体化,把地主都铲除了,把资本家铲除了,公私合营。生产关系是由上层建筑决定,说变就变,反过来也是,一说“大包干”,一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变了。我们看到的总是上层建筑,或者是一个强大的执政集团起的作用。我们要理解这种现象,就要给它一个更透彻、更合理的说法,也就是我今天介绍的这种历史观。实际上是在试图寻找对于唯物史观的一种替代或一种修正。这是我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中国历史的经验总结出来的。现在我就开始介绍“血酬史观”。

这是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这里有很多定律,我先介绍最重要的一个定律,就是“血酬定律”。“血酬定律”极其简单,只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就是血酬的定义。血酬的定义是什么呢?它就是一种对暴力掠夺、暴力抢劫的酬报和回报。就好像地租是出租土地的回报,利润或利息是投资的回报,工资是劳动的回报。军阀土匪拼命抢劫、卖命,这种流血拼命的回报,就是血酬。这个回报我们注意它是对于一种生存策略的定义。如果有人说:“复仇,情杀,也冒着生命危险”。但是它不是一种生存策略,不是为了掠夺生存资源,所以不算在这个血酬的范围之内。另外像挖煤、狩猎,也有很大的生命危险,但它是对付大自然的,不是对付同物种的人类的,不属于暴力掠夺,所以也不算。所谓血酬只是非常狭隘地把它定义为暴力掠夺的回报。这是血酬定律的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暴力掠夺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在血酬这种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暴力掠夺就一定会出现,这是定律。所谓定律,一般的格式就是在什么什么条件下,什么什么现象一定要出现。按照这种格式就是:在血酬大于成本的条件下,暴力掠夺就一定会出现。这里说的是暴力掠夺与血酬成正比,血酬越高,暴力掠夺出现的可能性越大。与成本成反比,成本越高,暴力掠夺就不容易发生。成本究竟是什么?我待会还会详细讲。我受到很多批评,就说我的这套说法不尊重人的精神力量,不讲良心。其实我是讲良心的。待会算成本的时候,第一项就算良心。看看良心的成本有多大,精神力量究竟有多强?一会再详细讲。这三者的关系,暴力掠夺在血酬大于成本的条件下发生。这个血酬跟成本这两项是成正比关系,血酬越高,这个成本作为一种生命的付出,拼命抢劫可能冒的生命危险也会越来越大。用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话叫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个血酬上升,重赏,于是就有人敢来卖命,就会有大批的人出现。这就是血酬定律中的核心要素。还有一种,不是重赏,而是血酬的价值提高,人们也卖命。这价值提高,东西不见得多,东西反而减少了。所谓“物以稀为贵”,东西越来越少,但它的价值越来越高。中国古人有句话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什么条件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为财死”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同一种意思。但鸟呢?鸟也会这样吗?我看到一个纪录片,描绘沙漠上的鸵鸟,带着自己的那几个孩子去喝水。渴得昏头昏脑,走了很远,到了一片水潭,水潭里有鳄鱼,水边上有狮子,这鸵鸟就远远地在周围徘徊。各位一定能理解鸵鸟心中发生着什么样的计算:如果永远不喝这个水,它会渴死,这个死亡风险逐渐上升。如果它喝这个水,随时可能被边上的狮子抓住吃掉,或者被水里的鳄鱼给吃掉。对两个死亡率在做着比较,一旦这个渴死的死亡率直线上升的时候,被吃掉的死亡率假定总是百分之五十,而渴死的死亡率却是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那会儿它就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喝那口水,因为它不喝的危险更大。这就是血酬大于成本的另外一种可能。东西越来越少,人们也可能为此拼命。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这是血酬定律的第二个要点。

血酬定律的第三个要点,就是暴力抢劫,不创造财富和生产不同。生产是越卖力气,这粮食打得就越多,收入就越高。可是这个暴力掠夺,再卖力气也不能使粮食增加一点。这是血酬定律的第三个要点。

现在我就开始详细解释这个成本是什么,由此来解释中国历史的一些现象。暴力掠夺中的成本,有这么几项。第一项,我就先说这个良心;第二项我会谈谈机会,就是你可以不抢劫,干别的事,比如说你可以去生产劳动,去做买卖,有各种各样的选择;第三项成本就是不管谁去抢劫,总会可能遇到一些暴力反抗、暴力镇压或者暴力竞争,或是其它方面的暴力竞争带来的风险。还可能有什么成本?大家再想,我现在能分的成本分类大概就这三项。

现在就讲这个良心。良心是不是一种在暴力抢劫的时候必要克服的成本?这得看我们怎么来理解良心,中国古人有句话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它是说这个“仁义”确实很有价值,可以让人们为之付出生命。不过我们把这个“仁”理解为同情心,把这个“义”理解为正义感。于是这个良心我们可以把它拆解为同情心和正义感这两项。我们先说这个同情心。中国历史有这么一个说法,在哲学上叫性善论,还有性恶论,当然还有不善不恶像个白板。我赞成性善论,就是人,按照孟子的话叫做“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句话是一个哲学上的判断,通常我们把它归入哲学这个领域。实际上,现代的神经生物学可以证明,人的良心或者同情心的确存在。这个在大脑中可以给它证实一个准确的定位。这个位置就长在灵长目生物大脑中央运动前皮层,一个被称为F5的区。这个区的术语叫镜像神经元。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你拿针扎我一下,我非常痛苦。同样的,你们会有什么感觉?正常情况下所有的人,包括猴子在内,凡是灵长目的同类,它们也会在F5区域同样被激活。我的激活程度可能很高,激活程度是70分,你们各位看了,同情心强的可能是60分、50分。同情心弱的可能是3分、5分,但是总会有点感觉,知道我很疼痛,不会觉得我很高兴。这个F5区域就是良心(同情心)所在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生的,是进化的成果,我们的祖先有这个良心(同情心),可以更好地理解同类,和他们建立很好的相互关系,可以理解他们的意图,感觉他们是不是痛苦?不至于把人家激怒了,还觉得人家挺高兴,凑过去,看别人拿把菜刀,你还不知道跑,还觉得人家挺高兴,还跟着套近乎?不会出这样的事。没同情心的死亡率很高,都被人用菜刀砍死了,有同情心的就会活下来,他们会有更多的后代,更好的合作能力,于是有更高的生存机会。我们都是这些人的后代,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同情心。所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人有没有同情心(良心)。而是人们办那些缺乏同情心的事,杀人的时候,害人的时候,怎么对付自己的良心?怎么对付良心呢?比如北宋的时候,我们中国历史上经常有大饥荒。一闹大饥荒就吃人,吃人的时候,那是最明显的对同类的伤害。即使在那样的时候,人们还是有同情心的,怎么表现出来的呢?就是人肉的价格。据吃过人肉的人说,人肉的味道不错,可是在卖各种肉类的市场上,猪肉、牛肉、羊肉的价,都比人肉的价高。这个差价为什么会出现?这就说明,人是有同情心的,人们不肯为吃人肉而多花钱,只能更少花钱,哪怕肉的味道一样,也要少花钱,另外卖的时候也不叫人肉,北宋人起的名字叫“两脚羊”。羊就是让人吃的,牛和羊,人们吃起来很坦然的,觉得理所当然。人们在吃人的时候,也把人改个名称,变成羊,排除在自己的同情范围之外。于是就可以比较坦然地去吃人,觉得就像吃羊一样合理。人们在干这种事情,干泯灭自己同情心的事的时候,需要有一种策略,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把戏,我把这种把戏、这种理论、这种策略称为“两脚羊理论”。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两脚羊理论”,这个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摁住自己的同情心,义无反顾甚至于大义凛然地干那些伤害别人的事。比如说纳粹,它把犹太人看做劣等民族。比如说,我们称某些人是阶级敌人、是垃圾,消灭他们能够有助于这个社会更快进步,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像这些办法都能帮助我们摁住自己的同情心,去干暴力抢劫、暴力掠夺和暴力伤害这类的事。当然还有其它的“两脚羊理论”,比如说虽然大家都是人,我是天子,我是天理,我是优秀份子,我是先锋队,那么你跟我就不一样。你是落后份子,我就可以教育你,你是垃圾,我还可以清除你。如此一来,我不是凡人了,我高人一等,这也是一种“两脚羊理论”的变形,这是一种克服同情心的办法;还有一种办法,无需去找什么理论。我们虽然有同情心,虽然同情别人,虽然你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你的快乐是我的快乐,但是说到底是你痛苦,还是我痛苦?我想活,你也想活?在争夺的时候,我更想活,我比想让你活更想让我自己活。就是这样的差距,这种主体和客体的不同、差别,也能够在最极端的时候,让人们干出伤害别人的事情,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只有一个机会的时候,通常人们会摁住自己的同情心,为自己争取生存的机会。这是怎么样克服同情心的办法,也就是在刚才我说的这两种场合,良心(同情心)这个成本是可以降下来的。

再说正义感。实验经济学有那么一个测试,一个很著名的试验。有十美元放在这,两个人分这十美元。比如李老师拿这十美元,李老师分,大家是裁判。李老师可以开出任何一个分配方式,比如说,五比五平分,四六开,三七开,二八开,一九开,他可以说十美元全要了,一分钱不给我,随便。他拿个方案,我同意,这事就通过。这个实验是真花钱,如果五比五,我们干,那我们各自把五美元揣兜里,这轮实验就结束了。这个实验做过多次,结果按照经济学的预测是什么呢?如果李老师说一比九,他揣九块钱,我揣一块钱。按照经济学推论是什么?我应该同意,我如果说不,这个游戏作废,你们当裁判的把这个钱拿走,这轮就结束了,谁也得不到。这就是这个游戏的做法。可是实际上,虽然按照经济学的推论即使是一比九,我也应该接受,因为不接受的话,一块钱也拿不到。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提出方案的人经常提五五开或者四六开,当然也有提三七开的,一般是这么提的,就是说他心里是有正义感的,知道什么叫做公平。我同样,我是四六开、五五开我全接受,但是一旦到二八开,我就开始犹豫了,我会说这事太不公平了。如果是一九开,通常是我宁可不要一美元,也不愿接受这么不公平的方案。这个实验的前提是这两个人是初次打交道,不像我跟李老师认识,他不好意思那样对待我。二者只是发生一次关系,以后谁也不认识谁,用不着你跟我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照顾我的情绪。我也用不着摆威风,让你以后不敢欺负我,都是一锤子买卖。可是在这大量的实验中发现,一旦分配方案到了二比八,就会被大规模的、急剧上升的否决掉。这就跟经济学的推论不一样了,经济学的推论应该是一比九也应该接受的,因为这是我这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他也应该不断地开出一比九,这也是他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这个偏离如何解释?这个偏离就是由正义感来解释。因为在人们心中还有正义感,正义感在神经生理学上也是有定位的,确切位置长在叫“中脑系统的尾核和壳核”的这个位置,负责着人类的一些成瘾性行为,比如像烟瘾、酒瘾、毒瘾,抽鸦片也是这个区域管的,所以人们把这个区域称为“鸦片报偿区”。大脑的正义感跟那个抽鸦片所管的是一个地方。你看美国的那些大片就像抽鸦片上瘾一样,这是有道理的。在那个位置上,人们会把追求正义本身当做一种报偿,当做一种幸福,一种快感。他会为了这个事情本身,而不是这个事情带来的利益去做这个事,即使要为此付出一些代价他们也愿意。这就是这个正义感在大脑中的位置。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计算这个正义感?它究竟值多少钱?怎么来算?像刚才说的那个二比八的比例,我们可不可以说正义感在人们心中只占比如说百分之二十的权重?那么说恐怕也不行。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十美元游戏,不是十美元,而是一百万美元,李老师还这么分,按一比九来分,他留九十万美元,留给我十万美元。我想如果要是一美元的话,我就跟他不干,要是十万美元的话,又是一次性的打交道,那我就忍气吞声,不是忍气吞声,是很高兴地说好,就这样了,我就会接受。如果要是一个亿呢?我估计更没话说了。我觉得这里的人会扫到一片,没有人会觉得一比九不公平。同样,即使是十美元,如果各位不是你们现在处的这个处境,不是中产阶级的这种处境,而是已经饿了两天的要饭的,饥寒交迫,开出一比九来,这一美元七块钱人民币马上够吃两天的,我估计也不会否决,也就是说这百分之二十的权重、正义感,在人们的选择中不是一定的。是不是这个正义感的绝对值就是两美元呢?恐怕也不对。比如说比尔·盖茨来了,你拿那一万美元跟他分一比九,他可能也不干,因为他不在乎那点钱。真正决定正义感的权重在人们决策中的位置的是什么呢?管仲有一句话,叫“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耻。”,他就说到了这种规律性的关系,就是正义感,或者人们的精神追求,与其富足程度成正比。如果丰衣足食,正义感在心中的权重就高一点,如果饥寒交迫,正义感在心中的位置就会相对低一点。我们可以把这种定律称之为“管仲定律”。我觉得这种规律性的联系,如果深究起来,在人们脑神经的层次可以找到解释。这个解释就是,其实人们的同情心、正义感都差不多。比如说占脑容量的位置有一立方厘米,它激活起来,比如说有六十分、七十分的力量,力量就是这么多。但是如果饥寒交迫,如果管饥管寒的那部分激活程度很高,八十分、九十分,于是相应的正义感,相对就很弱。如果那部分没激活,很平静,正义感还是五、六十分,而饥寒交迫的程度只有二、三十分,于是正义感就会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就会决定后续行为。所以这个良心之中的两大项:同情心和正义感确实存在,而且是有力量的。但它的力量,它的计算方式,我们看到还要取决于很多其它因素。一旦这些因素面对血酬的收益显得无足轻重,那么暴力掠夺就会发生。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我们再算这个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有什么呢?也就是人们可以抢劫,还可以干别的事。都是获得一笔财富,可以有好几种获得方式,人在抢劫之前,就会比较其它的方式,其它的每种方式都是机会成本。有几种方式呢?我现在分析为四种:血、汗、身、财,大概就分四种吧!流血,就是暴力抢劫;流汗,就是劳动;卖身,比如说卖血、卖器官、卖淫;财物,比如说你已经有了一些财富,你家在海边有盐,或者你家什么东西能拿出去当。就这四种,用这四种方式都可以获得财富。于是就要比较,究竟哪一种合算?我们先说如果是个穷人的话,他大概没什么钱,家里也没留下什么遗产,这财字可以不算。卖身,古人没有卖血,也没有卖器官的,抢劫可能性最大的男人也没法去卖淫,于是这个身字也不算。最重要的就是这两项:流血、流汗,要做个比较,究竟是流血值呢?还是流汗值呢?这两项究竟怎么替换?这两项之间的替换关系是什么样子的?这就变成了机会成本计算最要害的计算公式。我做了一个计算,血和汗的替换关系,这两项的关系是1:1.83 。1是什么呢?1是折寿一年,1.83是什么呢?是辛辛苦苦流汗1.83年。我们大家面对一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得到16000块钱,这笔财富,有两个方式可以得到,第一个方式是折寿一年,还有就是辛辛苦苦,到建筑工地上当小工,当1.83年,一年零十个月。就给这个钱,各位怎么选择?我不知道各位怎么选择,但我知道中国农民怎么选择。根据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农民的选择,主要有两大类,涉及上百万人的就业机会:一个是下井挖煤,一个是到建筑工地当建筑工人。这两个活的辛苦程度差不多,工作时间也差不多,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死亡率。下井挖煤的死亡率是多少呢?2003年那一年,综合起来,根据统计年鉴计算数据是3.98‰,也就是说年初1000个人下井,年底有四个人永远留在了井下。这是2003年中国挖煤的工人的死亡率。建筑工地的死亡率呢?是0.08‰。如果下井挖煤,你的死亡率比在地上当建筑工人的死亡率高3.9‰。相应他得多挣钱,如果钱挣得一样多,那他就不干了。多挣多少钱呢?多挣两千多块钱。两千多块钱,换来3.9‰的死亡率的报酬。如果这个推理是正确的,我们很容易就能算出来,千分之一值多少钱?值六百六十块钱。千分之十的死亡率值多少钱?百分之十的死亡率值多少钱?百分之百死亡率值多少钱?我们自然就能算出这个人的一条命,在中国农民的选择之中,他们给自己的生命的估价是多少钱?多少钱呢?六十六万七千块钱。这是中国农民对自己生命价值的算法。高了还是低了?(听众:高)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够高了。因为以前,中国的煤矿工人一旦死了,老婆孩子跑来讨价还价,要补偿。一般老板给的就是三到五万。人死了讨价还价说不干,有什么办法呢?谈判能力不行,不能随时侧身说不干了,我走了,你已经死在这了,走不了了。政府实在看不过去,就规定了个价:20万。大家觉得政府做了一件对弱势群体大有好处的事!的确有好处,比过去价高了五六倍。但是如果让农民工自己选,如果说这价觉得低,不干转身就走的话,如果有选择的时候,他给自己生命的估价是六十六万七千块钱。2003年中国煤矿工人的平均年龄是三十岁,那一年中国男人平均预期寿命是七十岁,也就是一个人一旦死,就损失了40年的寿命。我们当然就能算出来这六十多万除以四十多年的寿命,一年的寿命值多少钱?值一万六千七百块钱。要是不去下井挖煤,不去卖命,不用这折寿一年的方式挣一万六千块钱,你就要在地面上去当小工,你挣这个钱的时间就是1.83年。我的这个“血汗替换率”就是这么算出来的,这是根据中国的数字算出来的。我按照美国数字计算,跟中国的差距大概是1:1.78-1.76,百分之三到五的差距,这差距怎么来的我无法解释,我只能瞎猜。其实人类社会,对于血汗替换关系,也就是人更怕死还是更怕苦,这种感觉大体相近。虽然中国的农民工和美国的煤矿工人,他们的收入水平相差十几倍,可是他们的“血汗替换率”基本相当。我想这是一个假说,就是“血汗替换率”是全人类通用,大概就在1:1.8左右。有了这个替换率,我们就可以解释很多事。比如说,如果这个工资大幅度下降,比如说现在煤矿工人一个月挣八百、一千,或者说是建筑工人一个月挣八百,现在不是八百,剩四百了,会出什么事?或者是这个流血带来的收入大幅度上升,这个你去干一年,冒千分之四的死亡率这个风险,不是得两千多块钱,而是得两万多块钱。那会怎么样?那暴力抢劫会大幅度上升。如果这个工资不断下降,甚至于失业,没饭吃,血酬又不变,我们很自然地推出暴力抢劫会大幅度上升。于是就可以把这个1:1.83,这个转折点,称为一个“贼民转化点“。一旦发生变化,我们就可以看到大批的良民,就变成了土匪、强盗。倒过来,如果收入提高,福利待遇上升,而抢劫的、卖命的收益下降,我们就能看到大批的土匪、强盗变成良民。这是关于血酬定律的第二项:机会成本的计算。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血汗替换率”。

第三项,就是这个暴力竞争。暴力竞争,在暴力掠夺的时候一定会发生。一旦出现暴力掠夺,能想象来自三个方向的同样的暴力反应:一个是被抢的人,如果他觉得有希望、能成功,他就会反抗;第二个是维持秩序的人,比如政府、警察,就会出面镇压,这是第二种,暴力镇压。第三个,内讧,或者土匪各个团伙之间争夺这笔财富,这也是暴力竞争。这些暴力竞争都能够造成成本上升,也就是死亡率急剧上升,会使抢劫者付出更高的成本。这个算式就会发生变化。如果成本太高,风险太大,得不偿失了,这个事就会停止。

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如何降低这个成本,提高这个血酬?怎么办呢?在暴力竞争的这条路上,我们人类有很多重大的发明创造。这种有组织性、制度性的创造能降低成本、提高血酬。第一种创造,就是增加人数、扩大规模,也就是人多势众。一旦人多势众,我们这边伤亡很小,却能够把他们彻底消灭。就是所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毛主席教导我们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为什么呢?因为打消耗战的时候,你打死对方十个,你也死十个,然后双方都撤了。这是纯粹的损失。按照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亏本的买卖,我不做。怎么能把这亏本的买卖做成赚钱的买卖呢?就是他们有一百个人,我们用一千个人围起来。当然我们也可能损失三、四十,但是把他们那一百个全消灭了,他们的枪支弹药,还有活下来的那六、七十人全弄过来,然后一教育这些人就成了解放军。于是我们虽然损失了二、三十个,但俘虏兵一教育不仅把损失的二、三十人补上了,还多出三、四十个,然后又把他们的武器弹药都补偿起来。这就叫赚钱的买卖。这个仗就要这么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要打歼灭战。这就是暴力集团做计算的一个重点:扩大规模,人多势众。这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组织,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组织就是采集群。一个采集群就是一个家庭,男女二人,有自己的孩子,可能还有长辈。这么一个家庭,如果兄弟三、四个,这三、四个兄弟也可能结了婚仍然在这个群体之中,就构成一个大采集群体,四处狩猎、采集。这就是人类几十万年生活的基本方式。这种方式不断扩展,战争很少发生,人类学家在研究像亚马逊河流域,有很多空地而人很少的地方,所有存在的社会组织都是这种小采集群,没有大规模的存在。因为大规模的一百多人、二百多人在一起,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很快就把那块地方都吃光了,还得迁移。一百多人没有任何优势,为什么要那么大的规模?人类后来的社会出现了部落,几百人、上千人的部落是怎么出现的?当这个环境没有可扩展的地方,人类这个物种遍布全球,四面八方前后左右都是人类的时候,这个地方又不够吃了,一伙人就开始争夺别人的地盘。一争夺,双方开战,一打起来,人多势众。于是部落就形成了。大的部落可以把周围几个地方的人都给赶走,或者把他们俘虏了,然后占据那个地盘。对方相应的做出反应,也要组成部落。于是,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组织就开始从小的采集群变成了部落,这个进步如果称为一种暴力水平的进步的话,不是一种生产力的进步。但是人类社会组织的进化来自于暴力竞争,来自于对暴力竞争的压缩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计算。不能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来解释。第二种变化是强度,为了激励人们更勇敢地战斗,也有制度上的发明创造。我们的祖先最著名的制度上的发明创造就是商鞅变法。你们知道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奖励耕战。怎么奖励呢?商鞅设立了二十级爵位。最低的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就是打仗的时候你可以坐在车上,有车阶级,不用骑自行车或者走了,给你派一辆公车。一直到十九级、二十级。十九级是“关内候”,二十级是“彻候”,封侯了,有二十级。每一级怎么升上去呢?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就是在战场上每斩首一级,就可以升一级。从平民变成公士之后,还会给一些物质财富,一百亩地,五亩宅基地,一个仆人。在战场上斩了一个首级,马上就是小地主了。当强盗去抢,能抢出这么多财富的可能性极小,什么时候去抢一百亩地试试看,但是在战场上表现出来就可以这样。如果斩首两级,二百亩地,十亩宅基地,两个仆人,就这么一路升到第六级,成为贵族了。到了贵族阶段,你斩第七个脑袋的时候,还给那么多地吗?用不了了。于是改变政策,给食物,给俸禄,每个月发你一笔工资,发你一笔钱。这就是二十级爵位制,或者叫军功封侯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暴力激励机制,非常有效,后人描述秦国士兵在战场上的表现,说一宣战,咸阳大街上那些小伙子、壮汉,就欢呼像过节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什么也不是,是平民,见到地位高的人都得毕恭毕敬、点头哈腰,又没钱又没地位。可是他们血液中都翻滚着荷尔蒙,现在说打仗就意味着发财升官的机会来了,一旦上了战场,后人描述秦国士兵在战场上的表现。说两军对阵,一般正常人反应都是哆哆嗦嗦害怕,因为不知道再过几分钟是死还是活?可是秦国的士兵都不是这样,秦国的士兵都是跃跃欲试,一声令下冲锋了,他们把帽子一摘,上衣一脱,光着膀子,就跟疯狗一般冲上去。后人说看到秦国士兵在战场上是腰带上系着一个脑袋,胳膊下夹着一个脑袋,还要举着刀去追杀第三个脑袋,那是追第三百亩地。这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是这个暴力激励机制的作用,秦国就凭着暴力激励机制,灭六国,一统天下,于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由此分封土地、宅基地和人,都是根据这种制度来分配。我们看秦王朝建立的基础,它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不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暴力竞争的产物。这种封建制度在中国非常有效。因为在暴力浓度很高的社会环境之中,它能够有效地激励战士的战斗精神、打仗的积极性。历朝历代每个王朝的建立都难免要经历最初的暴力激励阶段。比如朱元璋,比如刘邦,他们这一伙人,原来都是一帮混混或者土匪,怎么激励大家打天下呢?那个方式就跟现在大家办公司似的,叫大家好好干,咱们现在虽然穷没钱,但每人都有一股,干好了咱们公司上市,一上市股票变现,马上都成百万富翁。那时候他们这个期权,就不是上市了。而是一旦打了天下,功劳最大的封王,其次封侯。论功行赏,比如朱元璋最能干的那个将军徐达,打下天下,封公,死了以后封王,每年的俸禄是多少呢?是两万石大米。一石大概是二百斤吧,二百斤现在要买大概要三百块钱,一万石就是三百万。两万石大米,年薪六百万。这就是那个卖命干,激励出来的结果。但是封建制度,论功行赏,根据暴力来分配资源这种制度,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暴力浓度太高,战乱不断。比如说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常备军数字大概四百万。那时中国人口多少?两、三千万。一半女人不上战场,一半男人上战场。这男人再把年龄大和小孩扣除掉,中间也就是六、七百万。大概就是这个数,还得把不上战场的王啊干部啊扣除掉,基本上每个成年男子都要上战场,这么高的军人比例,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如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秦坑赵降卒四十万,把赵国的成年男子几乎都杀光了,放了几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其他的全杀了。这样的社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社会,按中国古人的话说是“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因为乱世做人实在太痛苦了。于是我们就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发明,就是怎么能够降低这个暴力的浓度,降低这么多的战争,那么首先往前一看一推理就会发现,为什么有这么多战争啊?因为军阀太多。一个个的暴力团伙太多,这些团伙内部分配高度不平均。你们知道梁山好汉是怎么分配地的?梁山好汉大家想象起来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到处分金银,无处不均匀,处处都饱暖,可是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水浒里写宋江上了梁山,下面喽罗来报,说有一个车队从山下过,一百多辆车的,抢不抢?宋江说抢,注意别伤人。一会儿抢来了,请示领导怎么分?宋江的分配方式是,把那一百辆车子的财富,分为相等的两份,一半入了山寨的大柜,另外一半当场分配。后来我听了中国那个现代土匪的说法,认为当场分配不大对头,应该年终分红。可能是宋江刚上梁山要收买人心,所以当场分配,怎么分?一百零八将分一份,剩下那几千个喽罗分一份。严重不平等,究竟不平等到了什么程度?我不知道梁山有多少喽罗,所以算不清,但是我前年看到一本美国哈佛的一个经济学家写的《魔鬼经济学》,他得到了一个美国黑手党的账本,那里有详细的记载美国黑手党是怎么分的?怎么分呢?比如芝加哥一个大区,分一百二十个分区,每个分区的区长、区委书记,两个人,下边喽罗大概四、五十人。这个整体上,整个芝加哥大区的黑手党,有一百二十个黑手党干部,有五千个黑手党群众。怎么分?黑手党干部一百二十个分一半,五千个黑手党群众分一半。不平均的比率大概1:44。我一看这个就说:哦,跟梁山好汉差不多。大概梁山好汉也是一比四十四,或者一比四、五十这么一个空间。这就是说当干部的,当领导的,收入很高,几十倍的高于第一线冲锋卖命的人,而且他们风险很低,他们通常都是督战的,在喽罗后边。于是对于这些人来说,按照中国民国时期的一句话,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他们特别愿意打仗,因为他们收入很高,风险不大。这就是封建制度的一大弊病。在封建制度下,一个王,一个国家的君主,可以一怒之下就发动一场战争。我们看秦王和人的对话,秦王说,知道天子之怒吗?天子之怒,一怒之下,流血千里,伏尸百万。对方回答说,王知道布衣之怒吗?流血五步,伏尸两个,天下缟素。秦王一听,脸变色了,赶紧说:坐,坐,坐,咱们好好商量。就这个天子一怒,流血千里,伏尸百万,我们就知道一个暴力头领的高兴不高兴就如此值钱,值这么多生命。这不是一个好制度。怎么修改这个制度呢?就是别封那么多侯。虽然可以继续给钱,但别封地,即使封了地,也别让他有自己的军队,别让他建立自己的武装、政府、税收、干部、队伍,总而言之,就给钱养起来。就好像公司上市了,第一批的元老就拿着一笔钱,从此去当你们的股东去吧,不要再参加董事会了,也不要留在第一线打拼了。这也是中国古人的发明,政治术语叫“废封建,立郡县”。这是秦国建立的制度。那么废了封建,立起郡县,这时候封建主义还在吗?封建主义消失了,新建立起来的这种新社会、新主义应该叫什么呢?我称之为官家主义。官家这两个字,在古汉语里有三个意思。第一是皇帝,看水浒里说的赵官家,就是皇帝;第二个是衙门;第三个意思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官家就这三个意思。中国历史上谁当家作主,就由谁主义!“义”可以理解为一种规则,一种正当性、合法性。谁说了算,谁立法,谁定规,谁主义,而中国历史就是官家主义。首先是皇帝立法定规,皇帝立的法就是皇法;其次部门立法。我们知道现在也是部门立法,条条框框立法,推出各种各样的部门法规、地方法规,通常都偏向于自身利益;第三就是官员个人,官员个人也能立法吗?能!立的法叫做官场潜规则。比如说你要弄个一千万投资,做个生意,我当时就能给你批,也可以拖三个月不批,三个月不批,损失有多大?怎么也得上万吧!明白这个事的话,你拿一个红包,里面给我装上三、五千,我当时就批了,这就是潜规则。用的是合法伤害权。皇帝用的是合法的暴力,部门和地方用的是行政的暴力,或者就用国家的暴力,打着国家合法性的旗号去谋求私利。于是这官家主义就有了王法、地方法规,还有潜规则。官家主义就是对封建制度的克服,暴力竞争的强度引出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的弊病太大,虽然很有效,很能激励喽罗卖命,可是战乱不断,于是祖先就在封建主义上又进了一步,建立了官家主义。官家主义比过去好多了,因为通常能维持上百年的稳定,但是官家也有一个新问题出现了,就是潜规则。潜规则能让名义上5%、3%税收实际变成20%,甚至30%税收。事实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书的记载之中,我在1999年、2000年前后,那会还没取消农业税,去农村调查,安徽、四川,那时候国家规定对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不能超过5%。实际上我们一户一户的问,一个一个的算,通常都在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之间,没有例外。这就是中国的潜规则之厉害。我现在讲完了这个血酬定律的第二项:成本计算。三项成本。从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引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

现在我讲第三项: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这个道理极其简单,无需解释。暴力掠夺是不创造财富的,但是谁创造财富呢?生产集团创造财富。这样一来,要讲这一点就要考虑讨论暴力集团跟生产集团的关系问题。这里边故事就多了,我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913年四川广汉。这是成都,这是广汉,这是陕西,这是重庆,也就是说从成都到陕西,一定要经过广汉,有一条川陕大道通过广汉。1913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广汉县境内有五拨土匪。这五拨土匪不断拦路抢劫,抢来抢去,别说一、两个人,就像梁山好汉下边喽罗面对客商那样,一百辆车子也抢,带上一堆保镖也被抢,最后哪怕一支三、四十人,一个排的武装力量、军队也会被包围缴械。抢劫强度高成这个样子,我们想象路上断了人烟,没人走了,土匪没人抢了,于是没饭吃了。于是土匪们开会,商量改革。土匪们怎么改革呢?大家说,咱们以后这样吧,比如说广汉县境内有一百公里,分成五段,每一段二十公里,在这个路口的地方建一个收费站。以后来了人,空手客人收五毛,包袱客人收一块,收现大洋。当时一块大洋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三十五、六块钱人民币,也就是空手过收十六、七块钱,一个小商贩收三十五、六块钱,跟现在高速路的收费标准差不多。收完了之后,保证这二十公里不再抢劫,一路就给护送过去,不抢第二次。你想如果他要抢第二次,下一个收费站怎么收啊?所以下一个收费站也绝对不允许他抢第二次。就算你不护送,下个收费站也会护送。这一路通过,渐渐川陕大道就有了行人,有了人烟,土匪也有了一笔固定收入。有了固定收入之后,这经验继续推广。先前广汉境内不断的抢,抢来抢去。你们能想象广汉县内从前是什么样子吗?或者说土匪遍地的时候,一个县是什么样的吗?当年,那个姚雪垠是河南人,他小时候闹土匪,他说我们县西半部没土匪,东半部是土匪的天下。他好奇,就跑到东半部去看看。那土匪的天下是什么样的?他看到什么呢?遍地荒草,恨不得长得一人高的荒草,没有人,有狼,有兔子,因为地上有兔子屎、狼屎。这就是土匪天下的特点,不会有人种地,因为种了地,还没收呢,就被人抢了,收了也会被人抢,到了家,人都会被绑走。于是就没人了,没人土匪吃什么?打兔子?打狼?土匪就成了猎人了,就不是土匪了。于是土匪说,我们开始,用现在的话说是“招商引资”,你们大家回来种地,我们欢迎,保证不抢你们,外面有人来抢,我们负责打走。每年不多收税。收多少呢?一亩地收一斗谷。当时成都平原的产量每亩两石,两石产量收一斗谷。百分之五,比那个儒家的十一而税还低,跟刚才说的那个党规定的百分之五一样,但是有一个不一样,就是土匪说收百分之五他真做到了。说如果多收了怎么半?土匪说你来告我,我逮住他,我严肃处理。然后一般每个村子都有一个袍哥大爷当村长,果然就有人被抢,被多收费,这个苦主就去找到袍哥大爷说我家被他们抢了,你得替我反映反映,然后袍哥就去上访,找到上级土匪头子。土匪头子说:谁?按照这特征,抓住了,就枪毙了。于是这个地方就建立起了一套土匪的秩序。渐渐的大路上有人走了,平原上也有人种地了,于是土匪就有了稳定的收入。现在分析这个故事,看从中能引出什么?先岔开说一句,土匪的收入叫什么呢?还是血酬,还是这个暴力抢劫的收入。但是如果这会儿还称之为血酬,就不能和那个流寇,或者是拦路抢劫的毛贼给区分开来。因为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从血酬已经变成了更高一级的东西,我称之为法酬。我立个法,立了收费标准:过路的十五块钱一个人,这就是立一个法;一亩地收一斗谷,这也是立一个法。虽然其实质仍然是血酬,仍然是暴力掠夺的收益。但是已经不用刀刀见血了,只要开会发一个指令,发一个红头文件,这钱就来了,这就是法酬。这个法酬,我曾经请教过老财政的专家,问:咱们这个财政学里有没有这个概念,法酬?因为这个财政是这样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比如取了一个亿,用了九千万。中间这个政府要运作,维持的成本一千万。你看一千万加九千万等于一个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是平等的,没什么法酬。但是我说解释起来有问题,中国经常是:取之于民一个亿,用之于民一千万,中间截留九千万。比如说,九千万包二奶、包三奶,成吉思汗包了五百个奶,有的皇帝还能包两三千个,然后修皇陵,秦始皇动用了多少民工、用了多少钱?你说这个取之于民这么多,一个亿,用之于民一千万,政府运作成本一千万,剩下的八千万揣到谁兜里了?干自己这些事,叫什么?好像当代财政学没这名词,没这个词可有这个东西。过去有,现在也有,这东西数量很大,叫不出一个名字来怎么分析,怎么讨论?我就先给它起个名字,叫做法酬。仍然是血酬,但比血酬高级,比血酬隐蔽。

现在就说说血酬或者法酬与生产集团的关系。它就是暴力集团从生产集团征收上来的东西。这个征收有些什么规律性的现象呢?第一个现象就是,你想,如果土匪在广汉县境内,一年一年的抢,一年一次会有个长远的打算。如果他第二个礼拜就开拔?他在这个县当一个礼拜的领导,下礼拜到另外一个县去了,他收益最高的方式,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是什么?那就是杀光抢光,烧不烧呢?看他嫌不嫌麻烦,肯定会抢光。这就是短期利益最大化,血酬最大化的方式。如果他是政府的话,他不会明抢,他会发一个政策,说现在咱们提前交税啊,2009年的税大家该交了,2010年的也交了吧。四川军阀在一九二几年的征税,提前预征,一直征到2010年。现在还没有交完。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他不知道下个月会不会有别的军阀打过来,把他打走,所以他要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短期的血酬或者法酬最大化。所以这个土匪,如果踏踏实实的做土匪,还会一代一代往下传,这就是好土匪。如果第二天他就要到外地当土匪去了,这就可怕了,他会杀光抢光,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是追求短期的利益最大化,还是长期的法酬或血酬最大化,这个短期和长期就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官贼转折点”。长期的是官,短期的是贼。如果再短期的,就是流寇,那就是不折不扣的毛贼。反过来如果这个贼开始追求长期利益了,就像刚才说的广汉县的土匪一样,他实际开始转变成官了,他如果要子孙万代一代一代往下传,那他就是要当好皇上。这就取决于他对血酬或法酬的追求,这个“利”,是长期最大化还是短期最大化,像刚才所讲的这个广汉县的故事,我们能看出一个什么规律性的东西?你们知道拉弗曲线吗?学经济的人知道,他是美国一个经济学家,给总统讲税收的税率和税收总额的关系。他讲不明白,只好在餐桌上拿餐巾纸画了一个图形,就是我画的这个图形。这是一个坐标系,画了一个抛物线,这个是税收的总额,这是税率。税率高,比如说百分之十,税收总额也高,比如说十个亿。税率百分之二十,税收总额是二十个亿。税率百分之三十,税收总额是二十五个亿。这税率到百分之四十呢?反而开始下降了。税率达到百分之百呢?一分钱也收不上来,因为没人种地了,都像广汉县的农民那样跑光了,那条路没人走了。税率百分之百意味着税收总额等于0。广汉县的土匪就像掌握了这个拉弗曲线,要找到这个最佳收税点,抢劫最优的那一点,最优抢劫曲线的那一点就在这一点,正好跟税收曲线的极值的位置是相等的。如果有长远的安排,这就是广汉县的土匪的表现。如果是一次性收益最大化,当流寇,他会一次性就给你抢光。

我们能看到暴力集团跟生产集团的关系之中,第一个关系就是抢劫要适当,别过分,找到最佳抢劫点,别接着抢了,再抢就得不偿失,土匪整体利益受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改革开放有个词叫“放权让利”。这个让利,就有点掌握好税率的意思。放权呢?放权就是给人们更多的权利,给人们更多的产权,更多的自由。这样人们就好好干活,就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让大家多生产,把蛋糕做大。那时候你虽然切那蛋糕的比例还是百分之十,但原来那蛋糕一斤,你那百分之十才一两。现在蛋糕十斤了,你那一两就变成一斤了。水涨船高。孟子对梁惠王说:“孰与足,孰与不足”,大概意思是老百姓都有钱了,你当然也会跟着有钱。老百姓都穷了,你怎能挣够那么多的钱?孟子劝他降低税率,降多少?百分之十,十一而税。王一听,我百分之二十都不够吃了,怎么百分之十?然后他就有了上面一番话。我再给你们念几段领袖人物的话。刘少奇说:“对农民的私有制又动又保护是不对的,在太岁头上不能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羊被杀掉。”这是在搞集体化的时候,一搞急了,农民都不种地了,还开始杀猪、宰羊、砍树。然后毛泽东就把这称为生产力暴动。也就是你一收人们的产权,生产积极性马上就降了。倒过来呢?你一开始大包干,把这个多干多得少干少得,种了地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一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大家都卖命了。1978年中国人民的人均收入是一百三十四元,1983年大包干那年基本完成,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是二百四十块钱。五年涨了一百一十块钱,大幅度上升,什么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给农民更多的权利,给农民更多的资源。这个规律在历史上反复出现。比如说,知道彝族吧?凉山彝族自治区。教科书上说,解放前是个奴隶制社会,当时怎么奴隶法呢?就是黑彝,也就是彝族的贵族,他们说自己的骨头是黑的,所以叫黑彝。他们骨头最硬,打起战来英勇无畏,像铁一样,所以他们叫黑彝。一般的普通平民百姓那骨头就跟咱们一样是白的,就叫白彝。这个黑彝的贵族带着平民到汉族的地界上抢来了人,叫娃子,这汉族娃子帮他们比如打扫屋子、做饭、种地,干这些,就是奴隶。清朝的时候有个进士,他的祖先就是黑彝。他考上进士之后,立了块碑。碑上讲他祖先的故事,他说我的祖先在明朝万历年间遇到一件事,就是抢来很多娃子,但这娃子偷懒不干活。偷懒到什么程度?盯着他,拿鞭子抽,他就干,不盯着,他就不干。最后一年下来,打下来的这些粮食,让这些奴隶干活,收到的粮食产量有多少呢?还不够他们自己吃的。奴隶制到了这个份上,奴隶制这个制度的收益就非常少了。因为奴隶自己打的粮食不够自己吃,有什么办法?黑彝有两条路:一个是加强监督,拿鞭子抽,拿刀砍,逼着人家好好干活,打出更多的粮食来,够他们吃,然后还有剩余。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制度变革。当时,这位黑彝的进士的祖先,采取了最省事,不动脑子的办法,加强监督,拿鞭子抽,拿刀砍。结果呢?你想想要拿鞭子抽,整天盯着人干活,这是很辛苦的事。你又想少去两趟,但又要让人们会害怕。那怎么办呢?就提高这个惩罚的强度,我轻易不去逮,逮着一个就要你的命,于是人们也会好好干活。他就用这办法。于是有一天杀了两个娃子,当天晚上这些娃子就暴动了,跑到他房子里,把他也给杀了。这个制度的改良办法就走到头了。于是就换个办法,这办法是把自己所有的地分成两半,一半全给娃子,一半留给自己。然后跟娃子说,这地以后归你们了,多干多得少干少得。以后种的地归你们,粮食也归你们,我绝不多要一颗,但你们要是养活不了自己,饿死活该,我也不会管,绝不救你。以后种你们的地之前,先把我这个地种了,收你们的地之前,先把我们的地也收了。诸位学过历史的知道这是什么制度:井田制度。奴隶制就变成了井田制,产权也从无到有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产权出现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这个奴隶制就消失了。奴隶制消失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一直是那个水平,而是暴力的控制能力下降的结果。控制不住了,控制成本太高了。于是把大棒换成胡萝卜,让你们自己去干活。这是制度变迁,于是奴隶制就变成了井田制。中国彝族是这个样子。我们倒退比如说满族,在满清入关之后,也有一个重大的政策变化,在入关之前,满族经常到中原一带掳掠人口,上万人地抢走,抢回到关东,到现在的东北平原上,就把他们变成奴隶,干活!奴隶要想逃亡?非常困难。一片莽莽苍苍,你跑了两三天,人家骑个马儿追几个钟头就到了,抓回来一顿暴打,然后接着当奴隶。所以就能够维持这种奴隶制度。满清入关之后,头几年你看那个满清发的文件,有点儿像现在各县县委发的红头文件,在八十年代都是什么事呢?两大类事,用当时农村干部的术语,就是一个:要钱,收费;一个:要命,控制计划生育。满清刚入关那时候不断发的红头文件说的是什么呢?抓逃奴,原来奴隶还在。可是进了关,遍地青纱帐,一转身没了。怎么办?去抓。原来逃奴的逃亡成本大幅度下降,而抓逃奴的成本急剧上升。于是就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奴隶逃了抓回来后怎么办呢?怎么惩罚?你杀了他?牛跑了抓回来杀了吗?如果牛跑了抓回来鞭子一顿抽,抽得三个月起不来、干不了活,这是惩罚牛呢,还是惩罚牛主人呢?所以奴隶逃亡是一个头痛的事。奴隶抓回来怎么办?你不用点狠的,他以后还跑。你动狠的吧,等于在毁自己的财产。于是就发文:谁敢窝藏逃奴,我就收拾谁。让他连坐,而且施重刑。这样管了一段用,但很快就发现,本来这家是个纳税人,藏了一个逃奴,全家都杀了,这家的钱粮第二年就没人交了。奴隶主倒是保住了自己的奴隶,皇上却损失了一笔钱粮。皇上为他人做嫁衣,亏了!于是修改政策。奴隶制的政策是怎么消失的?不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早就是那个水平了,两千年没怎么变。但是暴力控制的能力下降,逃亡的成本下降,抓逃奴的成本上升。这套暴力控制机制失灵,于是生产关系发生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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