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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2009年4月11日)
1953年2月底,毛泽东提出来说要考虑一下怎么安排中央人事的问题。3月初的时候,刘少奇就提出一个方案,拿出一份名单。这个名单问题是我们认识高岗事件的一个关键地方。《高岗在北京》这本书的价值之一,就是它提供了两份名单。我们过去光知道安子文草拟的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不知道此前刘少奇也有一份人事安排名单,这两份名单结合起来看就很有点意思了。刘少奇最初提出的书记处名单是:政府的党组书记是彭真,组织是安子文,文教是习仲勋,财经是刘澜涛,农业是邓子恢,工青是饶漱石,就是这么一份名单。高岗看了这份名单以后挺不满意,觉得重要岗位还是在华北山头的名下,认为没有意义,他给毛谈了这意见。最重要的是另一份名单,就是安子文起草的那份名单,这份名单是解读高饶事件的大关节。安子文草拟的关于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来由有三种说法:有高岗授意说,有安子文擅自起草说,还有刘少奇授意说。这三种说法哪种最靠谱呢?在这个事件中安子文只是作为组织部的一个常务副部长,敢自行起草上边领导的名单?这胆子也太大了。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他人授意,安子文起草名单是严重越权行为。那么,他是得到了谁的授意?高岗不管组织工作,他给安子文说不上话,即使高岗说了,安子文也不该听,因为中央分管组织的不是高岗,是刘少奇。所以从这一点看,我认为是刘少奇授意的可能性最大。而且说到底,刘即使说让安先拿出一份大家讨论的草稿,现在来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在公开化或者一个民主化的决策机制下,这本不应该成为一个事情。
毛泽东接到这份安子文草拟的党内最高机密的名单,就派了他的秘书送到高岗处,让高岗马上看完,随即毛的秘书就把文件拿走了。这份名单机密到什么程度?朱德不知道,政治局委员中也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刘少奇应该是知道的,毛泽东是知道的,是毛泽东将这份绝密名单送给高岗阅看。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举动,表示他很不赞同刘少奇的人事安排。高岗对华北山头的成见很深,看到这个“有薄(一波)无林(彪)”的名单,自然是非常恼火的。高岗把毛泽东的意见和他的意见掺杂在一起,在高级干部中私下传播,军队高级干部尤其火大。薄一波从资历、能力和贡献来讲,和林彪都是没法比的。林彪的四野打遍天下,四野战将如云,到处是四野的干部。在四大野战军中,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位居首功,四野的最高首长居然不在政治局里边,军队干部肯定是窝火了。毛泽东对这份绝密的名单的事发火了,批评安子文说,谁授权给你的,你怎么能起草这个东西?但是最后毛泽东没追究,这就有蹊跷了,他为什么没追究?那肯定他知道不好追究,安子文把这个事担下来就算了。那么因为这件事情,所产生的问题,这就构成了高岗在下边挑动是非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们先把这份名单的事情放到一边,一会再讲。我们先讲讲高层把这些诸侯调到北京来以后,高层权力结构也要进行一种新的调整,从这个新的调整中间,可以看出毛对原来的权力结构的不满。原来的权力结构,基本是延续了延安时期的毛、刘体制,毛泽东是一把手,刘少奇是二把手,主持日常工作。然后,政府,就是周恩来,就是毛、刘、周,形成这么一个格局。但是在共同纲领中,也就是在建国初期的构架中间,中央人民政府这一层是比较虚的,实权在政务院周恩来那儿,党务的事是在刘少奇那儿,刘少奇和周恩来,他们又都是从白区出来的干部,但是他们又不是一个系统的,从某种角度讲刘、周两个人,在历史上面,还有过碰撞,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刘少奇是属于整人的一方,周恩来是属于被整的一方。但在这个时期、这个权力构架中间,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党权,我们现在可以从最近出版的文献中看到刘少奇建国以来的文稿,从中看出来,刘少奇那时工作相当忙,管的相当多,管的面很宽。周恩来管的事情就更多了,政务院管的国家政务,大大小小都管。所以这就产生一个情况,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他管事反而没有他们多。毛泽东对此很有感觉,说你西花厅就是车水马龙,我颐年堂是门可罗雀。实际上这只是个体制问题,再加上这个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贯彻新民主主义方针路线中间都有过冲突,包括跟周恩来也有冲突,毛泽东这就产生了对刘少奇这些人的不满,他把这些不满也都跟高岗谈了。
毛泽东在1953年的时候对政府系统采取了一个大手术。这个事情是由实施新税制开始引起来的。建国以后所采取的税法基本上都是保护国有企业的税法,政策比较优惠,而其它的私营企业的税赋是比较重的。1953年的时候国有企业已经占了大半江山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收税收不上来了。税都压在私人资本上面,使他们经营起来就很困难。所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薄一波等制订了新的征税办法,新的税法是把流通税放到生产领域,同时调整税率一致,目的是为了开辟税源。新税法制定了以后没通过毛,就在报上发布了。毛泽东就很恼火。而且由于事前工作做得比较粗,发布以后出现了一些问题。山东、北京都有反映。毛泽东借新税制推行中出现的问题大做文章。他尖锐地批评新税制“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是向资产阶级投降。随后,毛泽东在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消弱和分割刘少奇、周恩来权力的措施。在遏抑刘、周的同时,让高岗取得了很大权力。
1953年就有两个大的举动:第一个举动是分了周恩来的权。当时政府部门叫政府党组总干事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中央政府党组集中归口周恩来负责。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周恩来提出批评了以后,就把这个总干事会给取消了。并且在政务院中间又分了周恩来的权,把政务院的权力,基本上分拆成了六个口,计划是高岗管;财经是陈云管;文教是习仲勋管;邓小平管民族、宗教、统战等。周恩来虽然是总负责,但具体分管的口子就是外交,实际上是六个口子之一,权力大大削弱了。
第二个举动就是削了刘少奇的权。因为刘少奇在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有些报告电文没经过毛泽东看就批发了。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发了大火,认为这是瞒着他。实际上我现在忖度刘少奇的做法,也许他认为这是他份内的事,会觉得很具体的份内工作就按照正常的程序走就是了,不一定非得经过主席再审定。应该说,从各司其职的角度上看,这是没有问题的,体现分工负责的原则。但是,毛泽东就认为这是在架空他,所以发了大火,指示刘少奇和杨尚昆做检讨,要求他们把去年三月份以来所有的电文都给他看,以后凡是没有经过他的文件都不作数。这样,就把刘少奇的权也给收了。
在毛分割刘、周权力的时候,高岗成了分权的一个棋子。分周恩来的权的时候,把政务院工业方面的八个部都划出来了,划给高岗,由高岗的国家计委管这八个工业部。毛泽东把大区书记调到中央来以后,用他们分割了原来刘、周的权力,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格局。到了1953年的时候,中央出现了一个新的权力格局——在毛泽东之下,形成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刘少奇负责党务,周恩来负责政府工作,高岗负责经济。
实际上,高岗事件就是在党内高层的政争发展到一定程度,权争又到达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发生的。对于高岗事件的发生,有两个会议是特别重要,一是六月到八月的财经工作会议,一是十月召开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对了解高饶事件的发生非常重要。
中央财经会议本来是个经济工作会议,也就是说是一个具体的工作会议。但是在这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六月份向政治局提出的,批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于是就把财经会议开成了一个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会议。在会议上,群起大批薄一波,实际上也有影射刘少奇的问题。所以这个会议就开得很长,开了两个月。批薄一波,面上的理由就是新税制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有些话说的很重,说薄一波是走到资产阶级那里去了,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大家也看出了毛主席的意图,批薄一波批得很厉害。有的说薄是季诺维耶夫,有的说是布哈林,把薄一波批得一塌糊涂。薄一波接连做了两次检讨都没能过关。高岗在批薄一波中间也起了很大作用。实际上跳得高的也不只是高岗,谭震林,李富春等人都批得很厉害。此次会议之后,就把薄一波的财政部长给罢免了,由邓小平兼任。因为高岗在这个会上讲话讲得很重,说薄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薄一波觉得这个线上升得太高,接受不了。高岗就把他的发言稿拿出来,说你看这不是我说的,是毛主席说的。毛泽东在总结时还说:资产阶级“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这话够重的。毛泽东选集五卷上就有这篇文章。
原来大家对华北山头就有点情绪、有点矛盾,特别是外地的这些干部。这个事情使得大家情绪更大了,纷纷批判薄一波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会上说了一些过头话的也不光是高岗,我觉得谭震林讲的那些话比高岗还厉害。谭说主席有大权旁落的危险,白区党要夺主席的权,现在情况很危险。在这个会议期间,林彪在西山养病,大家由高岗领衔一块去看望林彪,阵势浩大。题外之意是什么呢?你那名单上不是有薄无林吗,我们偏支持林彪。看望时这些老上级、老部下说了一些话,有些也都很过分。比如,重工业部长王鹤寿在西山上讲,林总看问题就是准,他讲:现在有白区党人篡夺中央权力的危险。谭震林也讲,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一个是以白区党为首的司令部,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主席有被架空的危险。这些话讲得都很过分,也可以看出会议斗争气氛非常紧张。
批薄一波这件事情,让这些各大区的外来干部占了上风。在这个会议上,开创了以大批判作为落实新民主主义纲领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这么一个方式。在这次会上,刘少奇也做了检讨。他检讨了关于在天津讲话的问题,关于在合作化问题上右倾保守的问题,关于富农党员的问题,还检讨了在抗战胜利以后,关于要建立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问题。财经会议过后,正如毛泽东常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就要开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要总结建国以来组织工作的一些经验。这时候大家对于中组部的意见也很大,觉得中组部调配干部不得力,在关于党员的标准上面掌握得不好。
召开组织工作会议,就是从组织上落实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这时饶漱石已经到中央就任中组部部长,具体工作处在交接之中,中组部当时的调整是饶漱石当部长,各大区的组织部长到中组部担任副部长,其中东北局到中组部担任副部长的是郭峰,饶漱石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因为饶漱石当时要管两个部,一个是管组织部,一个是管劳动部。劳动部是调宋平来当副部长,所以说饶漱石就讲话,说有什么事你们先给郭峰部长、宋平部长看看,再让他们告诉我。实际上,郭峰并没有到任,这个事情后来就成了高饶联盟的一个证据。这都是没有的事情。
在这次组织工作会议中,应该说是吵的某一方面是更深了,但是乱的程度可能不如财经会议。这可以从饶漱石后面一个检讨来看。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东北局的第二书记张秀山到北京参加会议,他并不是要来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结果在组织工作会议上面发言以后就引起了反响,就成了和饶漱石联合的一个罪状,连他自己也都莫名其妙。
在这个会议中间,华北山头对其它山头的反击也很大,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张秀山在发言中间讲的五条中,有一条是党组织要进一步纯洁,过去投敌的,叛变的,自首的这些人,要从党内清理出去。这个意见一发表就使得华北山头很紧张。因为就是刘少奇在抗战前夕,从草岚子监狱中间救出了一批干部,让他们履行了一个自首出狱手续,其中包括薄一波在内。这就是“文革”中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事。所以他们对此这个反应强烈,这等于要他们的政治生命。所以这次组织会议开得效果很不好。对此次会议具体有两个评价:饶漱石就认为这次会议比财经工作会议还有章法,大家说的意见都是有理有据的。但是另有材料就说是恰恰相反,这个组织会议碰到了极大的阻力,实际上会议开不下去了。这是两个说法。
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在党的组织路线上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转轨的过程中,党内发生了冲突。刘少奇在组织工作会议中间也做了检查。两次做检讨,表示完全服从了毛泽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这个时期在党内最活跃的就是高岗,高岗到了北京以后,毛泽东就经常跟他谈论中央的一些人事问题,表示了对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一些不满。说刘少奇“政治上不稳,七大、八大抬得抬高了”。延安时期,在六届七中全会上曾经有一个决议,说毛泽东是根据地正确路线代表,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代表。建国后,毛对刘不满,认为把刘少奇抬得过高了。毛泽东私下讲的这些话,对高岗有很大影响。高岗过去就对刘少奇有点看法。高岗在东北根据地的问题上和彭真和林枫就有过冲突。彭、林他们主张占领大城市,不让国民党进入东北。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高岗和陈云,林彪是要放弃大城市,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现在在陈云文选上也可以找到这篇文章。
高岗和华北山头的历史恩怨还不止这些,在当年红军时期,他和刘志丹就是被华北局派来的代表朱理治抓起来了,差点给杀了头,埋他们的大坑都准备好了,这也是一个历史恩怨。高岗对白区的干部,特别是华北局的干部是有看法的。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是毛泽东要高岗密查刘少奇被捕的事情。这两年披露的一个新的史料:1953年春天,毛泽东交给高岗一项绝密任务,让高岗密查刘少奇在1929年奉天纱厂罢工事件中被捕的事。这个事情使高岗认定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信任态度。高岗接受任务以后,首先是跟陈云商量。陈云和高岗是两个性格,陈云长于思考,思路很严密。高岗勇于行动,精力过人。一个是行动型的人,一个是思考型的人。他们之间关系非常好,从陕甘宁那时候,就在一起工作过。毛对陈云看不惯,就把陈放到西北政府,后来调陈云到东北,和高在一块搭班子,他们又在一起。高岗到北京以后,大事小事都跟陈云商量,陈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说这切不可外传,要绝密执行。高把此事交给东北第二书记张秀山去查了。张秀山觉得这个事情不好查,所以就派两个组,一个查现实表现,一个查历史情况,等于是大撒网式的查。具体执行者并不知道要查的人是谁,查完以后就把这个事情,密报给了毛泽东。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高岗在反刘中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再加上这个时期由于斯大林突然去世,由此带来了苏共的一个权力真空。当时斯大林没有指定接班人,到底是谁接班?国际上也是议论纷纷。实际上赫鲁晓夫是在权力斗争中间最后厮杀出来的。一开始确定的接班人是马林科夫。在这个厮杀过程中,首先发生了“贝利亚事件”。他们把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抓起来,接着就处死了。斯大林死后留下的权力真空造成的混乱情况,肯定对中共是有冲击的。所以高岗在北京就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对毛泽东百年之后事情怎么办?说了很多话,表示很担忧。这个事情高岗也给陈云说了,把毛泽东的担忧也给陈云说了。陈云说毛肯定是对刘不满了,我们这个事先干起来,我们干起来再说。“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这是最近《高岗在北京》一书中所透露出来的一个重要史料。
高岗在军队中间是很有人缘的,跟军队干部关系都很好。所以他在很多场合,都讲过刘少奇的坏话,有些是从毛那里直接听来的,有些就加入了自己的发挥。比如他讲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意,讲刘少奇政治上不成熟,这些话肯定是他跟毛泽东密谈中听到的话。当然,高岗承认在1953年财经会议上批评薄一波时说过“枪杆子造政权、枪杆子造党”之类的话,说是引自毛泽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在1938年11月的这篇重要的党内讲话中,是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的著名论断。高岗以此为论据批薄,不仅是强调根据地和军队在中国革命的主导地位,更是要申明根据地和军队党的重要性远在白区党之上。就是说,根据地党是中国革命的正宗,是主线,白区党的作用只是个副线。他到处鼓吹这个理论,意图是要给毛泽东为首的搞武装斗争的一批人在历史上树立一个正统地位。说明白区党不能跟根据地党相比,你在中国革命中间起的只是个副线的作用,他要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这个时期,特别是在财经工作会议之后,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央分一、二线的问题。我认为,用一、二线的体制冲突来解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是有道理的。但毛泽东最早提出一、二线问题,并不是在大跃进过后的调整时期,在1953年时就提出来了,这是高岗事件发生的又一历史背景。毛泽东为什么要在1953年提出一、二线问题?他到底想做什么?在张明远、张秀山、赵家梁的这几本书出来以后,学界的解读有一种观点,说是毛泽东要用高岗取代刘少奇当接班人,高岗急于抢班,结果做的不机密而导致身败名裂。很多研究者都把高岗的事情放在抢接班人的问题上。
我的观点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二线体制设想,实际上是一种分权体制。其目的是要改变建国后延续下来的延安体制。当时有这么一些考虑,就是中央是设一个总书记呢?还是设几个副主席呢?政府是不是采取部长联席会议的形式?毛泽东这个时期最初所构想的中央一线是否指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一线?这些都是分权体制的构想。至于一二线如何分,怎么安排一线人事,我们现在找不到最直接的证据,但是可以找到一个反证,那就是高岗到处(特别是在南下期间)散布的一些言论,说毛泽东要让他搞政治局,让刘少奇搞人大,让周恩来搞政府。高岗这个话后来说成是造谣和企图篡权谋位,但是这些话的源头在哪里?能“无风不起浪”吗?只能是“有风浪三丈”。源头应是还在毛那里,应该说这个人事布局是毛泽东对中央分一、二线的最初思考,他酝酿要实现这么一个架构。从这个架构可以看出来,毛实际上是要在中央一线营造出一个分权的体制,就是由他驾驭的一个三驾马车的体制。后来批高岗,还揭发他还散布过要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四驾马车的体制。周恩来管外交,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人大是刘少奇,党务是高岗。中央一线可能就是这么一个体制。
因为高岗事件的发生,这些计划应该说是胎死腹中了,根本就无从谈起了。但从这个构架中间,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这个构架实现的话,倒是确实符合毛泽东倡导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思路,也符合中国传统政治的“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体制逻辑。所以我的解读就是,毛实际上是想创建一个分权制衡的一线体制,而不是仅仅想更换一个接班人。但是高岗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意,就是想换接班人, “二杆子”气太重,一心想把刘少奇拱下台,到处活动,这就惹出一大堆的麻烦,造成党内不合,最后身败名裂,这样毛泽东原来的一、二设想也就无法实现了。邓小平后来说,高岗就是想抢这个一线。道理也就在这里。
过去说高岗要多设几个副主席是“封官许愿”搞交易,他给陈云说:“你一个,我一个副主席”。实际上,这话是陈云跟他一块议论时,陈云讲的。“我们就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他们就不能够架空主席了”,这中间还有这么一句话,“不能架空主席”,这是要点。当时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批评刘擅自发文件,这党内高层是知道的,陈云讲这话,是从维护毛泽东权威方面说的,并不做交易。
我们还可以再分析一下,总书记制和副主席制的差别是什么?总书记制实际上还是个接班人体制。苏共中央就认为刘少奇是中共总书记。中共接班人体制是一个特别尴尬的体制,既不是一个储君制,又不是一个帝相制,同时又结合了双重的弊端。因为总书记制是个集权的制度,党主席下面是总书记。副主席制则是分别把口、各司其职的制度,党主席是班长,这是个分权制。如果是总书记的话,除了刘少奇没别人,如果设副主席的话,高岗、陈云都可以。是不是就说高岗在这上面搞权权交易呢?到处拉票呢?就如后来批判他的那样。我认为还不能这样简单分析。因为在中央权力格局中间,高岗这时候实际上已经走到了第四位的角色了,毛,刘,周,接下来就应该是高了。朱德在政治局中是一个虚位,没有实权。那么第四把手当了副主席,这算什么野心吗?算不上的。所以问题不在这里。
那么高岗出现问题,毛泽东对他开始警觉,事由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安子文起草的那份名单。高岗南下去休假,一直跑到广东,他一路走,一路就给一些人讲名单上面“有薄无林”的问题。这是个绝密名单,可以说是最高机密了,毛就给他看了,连朱德都没看到。这等大事,他居然到处散布,到了广东告诉了叶剑英、谭政。叶、谭到北京来,问毛泽东关于政治局“有薄无林”的事,毛泽东大吃一惊:“你们怎么知道这个消息?从哪来的?”他们就面面相觑,都不敢说。后来毛就问高岗说:“这个事情怎么来的?”高岗也不敢承认,毛就盯着他说:“我怀疑是饶漱石。”高岗说:“饶漱石不会吧!”他不敢坦率承认,就给自己埋下了倒台的伏笔。实际上,这份名单上面没有列林彪,也是有客观的考虑。林彪身体确实不好,打了海南岛以后一直在养病,难以任事。所以当时在中南主持工作的是邓子恢。名单上有邓子恢没有林彪,这个安排也是有它的理由。但是在重新安排职务的时候,也不能光安排这些能干事的,打天下的功劳也得平衡一下。所以,这不仅是一个排座次的问题,而且还一个对四野尊重不尊重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大疏忽。但是这个疏忽,如果说在一个公开化的,民主化的政治环境下,也不是问题,是完全可以合理解决的。从历史上看,在中共党内路线斗争中,凡是做得越机密的事,知道的人越少的事,到最后出的问题越多。高岗事件正是这样的一个事例。
毛泽东追查名单的事情,已经点高岗头上了,高岗还不敢承认,这不能不使毛泽东对他产生了怀疑。怀疑完全有理由。毛泽东一批评刘少奇,刘少奇就检讨了,两次检讨,一次比一次深刻。高岗却是推推拖拖,畏畏缩缩,不知道到底想干什么?毛认为高不坦白,有在下面搞小动作的嫌疑。作为一把手,谁都担心下面搞小动作的,特别作为最高权威者,更容不得下属蒙蔽自己。所以到1953年11月下旬,12月的时候,毛对高就已经有些看法了。这个最明显的是两件事。一次是12月15日,毛泽东就说了:“我要到南方去走一走,谁在家主持工作?是轮流好呢?还是谁主持好?”这个问题过去没有提出来过,过去毛泽东无论去重庆谈判也好,或者上苏联访问也好,那自然是刘少奇主持工作了。但这次提出来后,高岗就马上说:“轮流好。”周恩来第一个发言的说:“过去是少奇同志主持,现在也还是少奇同志”,邓小平、彭德怀也是主张刘少奇。主张轮流的一个是高岗,一个是朱老总。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对于高岗的一些做法,毛已经很有些反感了。到了24日,毛临行前,讲了一番话,说:“我颐年堂(毛的住所)门可罗雀,东交民巷八号(高岗的住处)却是车水马龙。”这句话把高岗敲打得心惊肉跳,确实给吓坏了。高岗这时候还有一个任务,25日他陪苏联的国家苏维埃副主席捷沃西安上鞍钢去,这是他是硬抢着去的。他一到了东北以后,就召集东北局的干部开会,说我们现在要拥护少奇同志领导,不能搞分裂主义。从这话可以看出来,他觉得势头不对,要赶紧表态了。1954年2月,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大家都做了一些自我批评,通过了一个加强党内团结的决议。从毛泽东的会议部署来讲,是想开成一个加强党内团结的和平大会。大家都是背靠背的说问题,都是自己检查自己的错误,没有搞互相揭发。本来这个会议开得挺顺利,但在这会议结束后,又紧接着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高岗问题座谈会,一个是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两个会议一开,就不是和平会议了,是斗争会议。会上就把高岗的、饶漱石的这些事,零零碎碎都给抖露出来了,形成了对高岗、饶漱石的揭发批判。高岗座谈会的第四天,高岗第一次用枪自杀,被秘书救了,半年之后再服安眠药自杀身亡。1955年,召开了全国党代表大会,做出了正式决议,把高饶定为反党集团。
高饶事件中间还有一些疑点,第一,为什么说四中全会开的是个和平大会,是个加强团结的大会?末了又搞出揭批高饶的座谈会,非得把问题给揭出来?这个事情无疑只有毛泽东能拍这个板,他为什么要拍这个板?第二,毛泽东一直很信任高岗,什么话都给他讲。什么时候开始,以什么事件开始,就不跟他沟通了呢?四中全会毛没有参加,跑南方去了。会议是按照毛的意思开的。而且后来高岗再三要求跟毛谈一谈,要说清楚一些问题,没有谈成。也可以这样想,如果要是毛泽东主持四中全会,碰到高岗发起驴脾气,再把他们两个私下说过的话都捅出来,那怎么办?当然,这只是一个猜度。有人就说,毛泽东对高岗的做法是要始乱终弃。这个说法是比较有趣,但有些历史环节还是没有说清楚。比如毛什么时候开始想弃他?为什么要采取这么决绝的办法弃他呢?要知道,这个办法是有风险性的。比如派罗瑞卿和林枫到东北开高干会议,罗瑞卿找到张秀山,问你为什么查刘少奇?谁让你查的?张说是高岗叫的,说高岗是奉了主席的命令让我查的,张把查刘的情况都说了。这个罗瑞卿对毛是愚忠的,他就不怕把这个事情弄到最后弄到毛自己身上?一旦抖露出来,毛泽东在密查自己的副手,那这个事情好看吗?难道毛不担心泄露吗?所以,在高饶事件的历史细节方面,确确实实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提问交流部分:
提问1:高岗之死是自杀,如果高岗不死,到“文革”时会怎样?能不能给我们推理一下?我觉得高岗的悲哀就是他自杀了。
王海光:我们可以从过后的一些政治事件反推一下。和高岗关系比较好的军队干部,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也就说都是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吧。高岗要是接受这次被整的教训,如果能过了庐山会议这一关,在文革打倒刘少奇时,有可能会被再次起用,那时可能当上副统帅的不是林彪,而是高岗了。
提问2:请问如何看待林彪事件?
王海光:那是另一个话题了。林彪事件也不是路线斗争,内情也是很复杂,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探讨一下林彪事件。
提问3:毛泽东不是刚开始支持高岗,最后怎么又弃了?
王海光:刚才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到最后哪个时间段,毛认为该把高岗抛弃了,我也没找准。从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在1953年12月初,毛就下了这个决心了。但是为什么下了这个决心,有什么情况刺激了他?这个我还说不清楚。
提问4:您讲了很多高饶事件的背景情况,我想知道在您看来这类事件,在中国还有没有可能再次发生?
王海光:我觉得没有可能性了,因为现在它不是那个伟人时代,没有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人物。像这种情况,只能是在一个人,既是党又是国家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提问5:从您讲的那个事情以及很多问题,好像看起来我们这个党的一个定律,好像二把手总是最危险。刘少奇,邓小平,高岗,林彪,还有后来的赵紫阳,胡耀邦,基本上都是这样。
王海光:接班人体制,不光是中共有这个问题,实际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哪个党都没有处理好,它是个制度性问题。
提问6:我去过万安公墓,看到高岗的墓碑,为什么高岗要埋在万安公墓?
王海光:高岗自杀以后,周恩来批准要厚葬,因为他既然是被戴上反党集团的帽子,上八宝山恐怕不太合适。万安公墓是个很好的墓地,那里面也净是名人,所以把他也葬在那里。你还比较幸运,看的是个完整的墓碑。我当年看的是半截碑,是文革中间被砸碎了的。
提问7:我想问一下,在我国建国以后发生的诸多问题,比如说路线的曲折性,以及诸多整人的整风运动等,您认为是体制不完善占据更多原因,还是领导人自身对于宪政以及现代政治体制的不了解,以及权力的屏障,这两个原因哪个更重要一些?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会出现这么多体制方面以及接班人方面的不完善的问题?出发点是什么?谢谢!
王海光:这个问题比较大。当然,人治和法治的最大区别,就是说制度应该把领导人管在里边。如果说一个制度可以让权力随心所欲地玩弄,领导人的话就是法律,无所谓什么程序不程序,那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肯定是有大问题的。第二个问题讲到国际共运的问题,这是个更大的话题了,不好一下讲清楚。可以说这是属于二十世纪的一段历史吧!
提问8:这个有没有一些历史渊源,我觉得像刘邦、朱元璋打下江山以后,都会杀掉一批人,还有很多的朋党斗争,我想问其中有什么关系?
王海光: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转型期间,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实际上中国现代所建立的政权,既不是纯粹的传统,也不是纯粹的现代,而是一个不伦不类的骡子体制。所以制度建设还很不完善,权力缺乏制衡,而且在有一些地方,还兼有了两者的弱点。比如说过去帝王,他可以拥有三宫六院,这是个符合皇权家天下规则的,官员有三妻四妾也是合理合法的,现在就不能了。你再想搞这些勾当,只能偷偷摸摸的搞点事了。
提问9:王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下,您是研究党史的,我对党史也比较感兴趣。我们是不是能出一本比较接近真实的中共党史?
王海光: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提问10:王老师,我想问一下,在您心目中,高岗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功过应该如何加以评价?第二个问题我知道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一套杨奎松和沈志华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您对这一套书有什么评价?
王海光:第一个问题是我不太愿意回答的问题,因为我很怕对一个历史人物进行三七开或对半开,我觉得这样评价不到位,这是一个机械的思维模式,容易把人概念化,所以我不想这么做人物评价。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应该说这是目前写得最客观最翔实的一套共和国史,共十卷本,现在还有几卷没有出来。但是它也存在不足:一是受限于材料,应该说就材料来讲它应该是最丰富的,在国内出版的书籍没有比得上的。但有些事件的关键性史料还没有解密,作者只能根据现有材料说话了。二是在史观上没有大的突破,很多卷的描写框架还是中共党史的描写框架,没有大的突破。还有就是研究不足的问题,比如对底层社会的关注,对社会史的研究,对个案的研究,还都比较弱。总体而言,一套好书,但是还有继续深入研究的余地。
提问11:说高岗生活腐化,是否确有其事?
王海光:是的。
提问12:您刚才讲到一个细节,就是1953年春天的时候毛泽东委托高岗查刘少奇历史上是否被捕,这个有什么结论没有?
王海光:这个当时没有什么结论,因为这个是最高机密。有人就跟我说,说高岗就因为查这个事倒霉。我想未必,这个太简单化了。我想即使查,也不会有什么爆炸性东西。有人跟我说过,查刘少奇这件事是毛刘矛盾的焦点问题,高岗是不是夹在这个缝中间,被两大股势力挤死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我后来查了文革时期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罪状,我想在文革时期,对刘少奇是要打倒并“踏上一万只脚”的,如果当时查出有问题的话,在他的罪状上面应该有所反映吧。但是我没有看到有任何反映。所列的刘少奇的罪状反映的都是在1968年的时候,那时那些证人的供词,那已经很不可信了。如果是当时弄出1953年的,就有这个文件,那肯定会写在上面的。到了1968年的时候,制造出的罪状,证人证词可信吗?在那种打倒刘少奇的政治氛围之下,都是欲加之罪的事,这些东西都是不可信的了。
提问13:是不是天津讲话之后,毛泽东就想把刘少奇搞下去?
王海光:没有,那时候还是一种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毛只是认为他讲的过了。
提问14:饶漱石最后是什么结局?他又活了好多年?
王海光:饶漱石的情况是这样的。在1955年给饶漱石定案以后,他到1956年的时候,就是苏共20大召开以后,那时候苏共已经对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案子开始平反了,饶漱石也提出来要求对他案子重新审查,申述说他跟高岗没有什么联盟。但他的问题重新提出来以后,没有什么结果。后来饶漱石又受到了潘汉年、杨帆案子的牵连,又给他判了徒刑。在1965年的时候才放出监狱,到了文革又重新入狱,在监狱中死去了,大体上情况是这样。
主持人:从刚才大家提问中可以看出大家了解历史真相的迫切心情,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可惜我们目前的这面镜子还布满灰尘。我们今天做的工作,就是在一点一点擦拭,我想通过我们不断努力,关心我们过去以及对我们未来有重要影响的这段历史,慢慢会随着时间,随着大家的努力,能够水落石出。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整理者:陈源 苏晓娟
2009年7月27日星期一
高饶事件的再解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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