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运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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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

(2008年5月10日)

谢谢大家来听我这个讲座。

今天是礼拜六，借周末跟大伙来探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就是当代史的问题，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古代史的问题。甚至比古代还古代，因为古代你还有书看，而我说的目前在国内还很少有出版物来谈。我谈的过程中也可能有许多错误，大家可以随时插话批评，不是上课，就是聊天。

首先说第一个问题，中国的运动搞了很多，究竟搞了多少运动？什么是运动？反正中国人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一提运动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年轻人就不太知道，以为是奥林匹克运动什么的。我们的运动是政治运动，就是把人运动起来，动员起来，来对一小撮分子进行斗争的这种政治活动。究竟从建国以来到明年60周年，不说改革开放以后，就说78年以前我们搞过多少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我和一个搞人事工作的朋友聊天，我们统计大概有60多次，平均一年有2-3次之多。胡甫臣先生原来是工人出版社的党委书记，他写了一本书，其中有一篇《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发到了网上，他统计有52次。但我看其中好多运动的名字就没有列进去，比如，58-59年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双反”、向党交心等运动都不在他的52次之内，看来他是有疏漏的。美国学者马德森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群众动员》一书中，提到从建国到毛泽东去世止，这种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一共有70多次，地方一级的运动要多出10倍。

运动名称非常复杂，有的名字相同，但不属于一个运动，比如“学习整风”、“三反”、“五反”等多次出现，但不是说的一个运动。我亲历的解放初的“三反”、“五反”。“五反”在64年底到65年初在城市里还搞过一次，这和50-51年的“五反”内容不同，但名字相同。所以要统计起来非常困难。杜牧有首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我们的运动现在到底有多少还在烟雨之中，还是看不清楚。就我们统计的这些运动的名字对年轻人来说就很陌生了，解放初的“忠诚老实”运动，可能知道的就不多了，这是指每个人向党向组织交代你解放前干了什么。另外还有“清理中层运动”，这可能知道的也不多了，这是52年主要在高等院校，那些跟国民党等反动团体有关系的中层被清理。

群众运动实际上的本质是运动群众，就是把群众运动起来。我们的解释一直是认为在这个活动中，让群众在运动中认识到自己的利益，自觉的参加这个运动。实际上很多事实证明，是通过运动，激发群众的一些欲望，来把群众动员起来。

现在谈一谈运动的哲学基础。就是与人奋斗的斗争哲学。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阶级斗争理论。阶级斗争理论是舶来品，是随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的。虽然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我发现的，他的主要贡献也不在阶级斗争，但是中国人知道阶级斗争是在翻译《共产党宣言》之后。但马克思来讲阶级斗争还是从经济角度，划分阶级是从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看你的阶级。第二他特别强调有组织性的阶级斗争，就说自觉的，而不是自发的阶级斗争。自发的很多不看成阶级斗争，比如工厂的老板对工人剥削的厉害点，工人起来反抗，捣毁机器等，他不认为是阶级斗争。到了列宁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列宁给阶级定义时是遵照了马克思所说的那个经济角度来理解，可是在实践操作中他是按照政治角度来划分阶级的。你看那些孟什维克、民粹党人，本来都是跟他一起搞革命推翻沙皇的，可后来跟布尔什维克发生冲突，跟列宁的领导集团发生冲突，列宁就把他们认为是资产阶级代表，就是敌人。可是到了中国，如何划分阶级又产生了变化。中国，特别是50年代以后，是从思想角度来划分阶级的。这就造成了很大的笑话，由大富变成了无产阶级，也有一文不名的资产阶级。80年代斯琴高娃和谢晋演了一个《老人与狗》的电影，描写闹灾之后一个流浪的女人被一个孤老头救了，和他一起过。62年底毛泽东在北戴河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后，63年又开始阶级斗争了。农村也厉害了，这女人怕连累老头，就要回家。老人问为什么，她说我是地主。老人说你都要了饭了你还是地主？所以这土地改革就是一个悖论，在地主还有土地的时候，没有给她划成地主，等到土地都被分了，她又被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所以这种成分可以连续几十年甚至几代。我们就会看到一家人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3岁的小姑娘，地都分出去了，这个小姑娘就等着到18岁，就会戴上地主的帽子。这种材料很多，大伙都可以看得到。

反右斗争来判定资产阶级，也是通过思想划分阶级，过去你们家八代要过饭，也不管用，最后你一句话说错了，就定为资产阶级了。

中国的运动，前面说过有60多次，矛头主要针对谁呢？当然文化大革命也说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放初期的也针对一些旧社会来的“敌宪伪警特”所有旧机关工作人员，但是从55年“反对胡风”以后，运动的主要矛头还是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年龄段的知识分子。有很多运动最初看，本来和知识分子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很纳闷，整到最后就整到知识分子身上去了。我举一个例子，61年全国普遍没得吃，饿死了好几千万人，原因有很多，浮夸风等等，还有一个是食堂制。那年的春天我上大学，被派到农村去贯彻12条，到后来就是要解散食堂，让农民自己做饭吃。那时候粮食非常紧张，全国各地都没有吃的，现在很难想象，不像现在各种店铺有很多吃的。我去的那个村子，全村就剩了一个大牲口，就是驴。有一个饲养员喂着它，大牲口多少要吃点粮食，那时候已经没有粮食了，就给它点麸子。还有人告这个饲养员偷吃了驴的麸子，这本身已经很悲剧了。而且告他的人还到他家偷了他家的粪便，作为证据来告他。所以看得出粮食是非常紧张。那时候老百姓有一句顺口溜，“书记拿、队长偷、社员缝个大衣兜”。社员不敢直接拿，就缝个大口袋在衣服上，下地干活就抓一把粮食带回家养活自己和家人。所以我们下乡还有一个任务叫“四清”，就是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就是有些干部经济上多吃多占，清理这些四不清干部。我们刚开始就是认为这是针对农村的基层干部，搞起来以后，刘少奇还持有这种观点，说这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可是毛不同意，说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路线与社会主义路线的矛盾，这样运动的性质就变了，改成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在城市里“四清”就主要针对知识分子，在哲学领域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因为毛主席主张一分为二，而这个中央党校的校长提出合二而一，被认为是和毛主席对着干。文化领域、艺术领域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姚文元提出我们的时代精神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而周谷城说什么阶级的精神全都有。周和毛关系很特别，所以他就敢说一些和主流观点不太相同的话，也没有大碍，文革期间也没太大的冲击。文学领域就是批判“繁星”，后来三家村的廖沫沙“有鬼无害论”。毛提出有鬼不要怕，结果他提出有鬼无害论，所以遭到批判。小“四清”本来是针对经济问题，最后又扯到知识分子身上。所以中国运动这么多，名目这么多，52年以后主要还是针对知识分子。

另外政治运动的组织基础是什么？是单位制。我的比喻是鸟笼政治。你现在要搞运动就非常难了，因为单位制度基本上解体了。可是在建国之后，改革开放之前，在城市里每个人都被固定在一个单位里，这个人如果被单位开除了，那就危险了。轻则劳动教养，重则被抓。那时候你说你在家呆着，你不挣钱根本不行。农民是被固定在土地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城市里的单位制对人实行既控制又保护的政策。单位里的人基本能吃饱，吃好不太容易；另外你的生老病死单位都包了，还有接班制度；同时对你的思想、你的人格实行控制制度。

有人一讲到腐败，就说改革开放前没有腐败，实际上同志们不懂，什么叫腐败？腐败不止是拿两个钱。我理解的是，领导者的权利是哪来的？本来是群众自己的权利让出一部分给政府，让政府实行合理的管理，或者说统治。所以政府的权利是从人民这来的，所以你不能滥用权利。滥用权利才是腐败。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腐败主要是政治上滥用权利。一个单位的领导，你要是得罪了他，能整得你五脊六兽的。我在凤凰台看过一个故事，还是反右斗争前，这个人就因为50元钱被单位送去劳教，户口也没了，等到文化大革命被遣散到江西省，他跑过多少次，被抓过多少次，就因为户口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怎么也落实不了政策。最后到2004年他都快70岁了，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他说没了身份证、没了户口，他就得到一次好处，就是他在马路上被汽车撞了，怀疑他被撞死了，就送到火葬场了。火葬场说没有身份证，不能烧。放在太平间里过了两天，他又活过来了。（笑声）

所以我们过去那么多运动中，集中反映的是单位领导的滥用职权问题。也不是想滥用就能滥用，是因为上面有这样的运动造成的。所以单位本身就是搞运动的一种组织依托。现在很多单位解体了，很多人在外国公司，或者是个体，再搞运动就很难。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不能说彻底没有运动了，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接近过去的运动。因为有的人的思维方式还认为用搞运动的方式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5月3日我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国家民族进步的反面资源》，讲得是我们过去搞了很多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我们什么时候看到我们现在的做法、想法、说法跟过去的政治运动差不多了，跟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那么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也就快来了。所以我劝大家一定要警惕，我们经过了多少年的运动，如果一点教训也不吸取的话，那么我们就白白死了好几千万人，从建国初起，因为种种原因，都是在运动中丧失了生命。

前面是总的说了说运动，下面再谈谈运动的三个阶段。运动不管有多么复杂，基本上是分为三段，下面我按照次序说一下。

运动初期，第一就是宣传。首先就是宣传运动的伟大意义，然后说不搞这运动会怎么样，说得最严重的就是会亡党亡国，会千百万人头落地。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一个朋友在香港报纸登的，怎么苏联亡党亡国就没有人头落地呀？一个人头也没落地呀。但是过去的宣传就是这样，经常这样讲，千百万人人头落地。所以让你们认识到运动的重要性。正像毛主席说的一句话，“这次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

宣传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破除运动中的一些阻力。因为那时候我们操作运动就按照战争时候的办法，宣传叫战前动员，如果你稍微有些异议，说不定就被推出斩首了。当然不是像京剧那样推出辕门斩首，起码是开会，说帮助你，你再不听，矛盾就会不断转化。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阶段叫“批林批孔”运动。当时管理清华大学的是谢静宜，是毛的一个机要秘书，现在还活着。还有池群，8341部队的。他们动员“批林批孔”运动怎么怎么重要。当时有一个工人叫张玉福，出身非常好，他的父亲是个烈士，他的妈妈是淮海战役中的支前模范。张 15岁入党，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后转业到清华大学当一名水暖工人。他是山东人，“批林”他没有什么反应，批孔他就有反应了。他说我们山东说孔子是圣人呀，怎么成林彪一伙的了呢？（笑声）他就不理解。结果被抓住了，当时这叫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是搁别人出身不太好或有点问题的知识分子认个错，就过去了，这事也不算太严重。他坚决不干，因为他出身好啊，而且他自己也没有问题。这样就对抗起来了，他是山东人，又直，文化又不多，说着说着就对骂起来，他就被隔离了。先是“走读”，就是白天检查，晚上可以回家睡觉。后来又升级，就是“全托”，就是晚上不让回家了。最后还不行，给送到半步桥看守所拘留了。他就更恼了，因为他也不是特殊的犯人，就跟普通犯人关在一起。因为队长认为他是顽固分子，对他特别歧视，别的犯人也就打压他。他进去不吃饭，第四天就把他捆起来，从鼻孔插上胶管灌稀棒子面粥，把肺呛得。这个山东大汉，1米8的大个，进去的时候一百八九十斤，等到判的时候，就剩了100斤。听说绝食了多少次，审讯了几十次，中间折腾了很多次，等到1975年4月5日那天，这位不知怎么心血来潮又不吃饭，结果有的犯人说，今天蒋介石死了，你不吃饭，你是哀悼蒋介石呀。张说，我就哀悼蒋介石了，怎么样？！结果被抓住了这点，批林批孔不说了，就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最后判了无期徒刑，作为严打对象。这就是宣传过程，通过这些手段来形成宣传的优势。

第二阶段是造势。要严格地说，也属于宣传的一部分。我把它分成了两段，因为“势”是中国古代法家中很重视的一个观念，是统治术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韩非子就把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把“势”的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韩非子认为：民者，顾附于势，寡能怀于意。就是说老百姓害怕的就是威势，你讲道理讲正义没人听你的。就是这点，法家认为只有你势威，他们才不敢乱说乱动。所以又说，“势者，盛重之资也”。“势”这个东西呀，是统治者一个人能够压服广大民众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也是这样，在搞运动之前，采取各种方法，造成一种威势，这种威势像“山雨欲来风满楼似的”，这句话写得好，是一种动态结构，时刻有一种力量感。你要是脚跟不太稳就给吹倒了。

简单的造势就是贴大标语，我们现在还在贴。虽然不是在搞运动，但我们总认为贴大标语就很管事。

另外就是60年代以后，中国科技发展，大喇叭、高音喇叭普及了，从城市到乡村全都有。而且播音员都模仿中央广播电台的夏青、葛兰等。估计现在诸位听都不适应了。现在的北朝鲜的广播还有我们以前神似的状态。好像有一个神仙高高在上的指点着似的。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广播车，现在说都是属于噪音，那时候整天晚上广播。

造势的另一种就是批判那些态度不太好的。

造势中最大的手笔，可以叹为观止的，在最近几十年不会出现的，大概就是文革初期毛主席八次接见总数在一千万以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通过这些接见，充分展示了毛的超凡的领袖魅力，从电视上我们看到那些如醉如痴的红卫兵小将挥动着毛主席语录，仰望着天安门，毛每一挥动他那顶软帽，就会引起一波毛主席万岁的热浪，每一举手就会引来万众的欢呼。我想在这种势头上，谁敢出来对此表示异议呢？造势能造成这种样子，就是极端的。如果势造得好，就被称作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了。用林彪的话说，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气氛要搞得浓浓的，要搞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当每双眼睛都瞪的大大的，四处寻找斗争对象的时候，那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这种恐怖气氛造成人们噤若寒蝉、出门相见干脆不说话，最多看一眼。古人有一句话叫“道路以目”，如果大家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很难理解，就是大家走在路上，互相看一看，谁也不敢多说话。方成先生在90年代画了一幅漫画，叫“谈心”。就是这张桌子，就像现在我和李先生坐在两边，每人摆在一碗茶，茶冒着热气，我们都戴着大口罩，穿着棉袄、棉裤，那口罩上写着“全面专政、形势大好”。这就叫谈心。画得非常生动，表明了当时的恐怖气氛。在这种恐怖气氛下，使得当时有大大小小问题的人惴惴于不安。

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同志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四十年代有一个著名的漫画家叫冯彭地（音同），以画“老白鼠系列”著名。他有点历史问题，因为在敌伪时期他在北京画画。后来解放后分配到文化艺术研究院工作，人很老实，又不爱说话，所以运动开始后就把他忘了。等到揪出了很多人以后，当权派被揪出来，党委书记被揪出来，和冯彭地一样的所谓解放前的残渣余孽也被揪出来了，唯独他没有被揪出来。从66年的8月份到12月份，他吃不好睡不好，成天惶惶不可终日。后来造反派发现这个人怎么回事，才想起来他解放前也有问题，就在一次批斗大会上点了名，把他轰入牛棚。冯彭地抱着铺盖到了牛棚，倒头就睡着了，说这回可到家了。（笑声）你就说人们能给整成这个样子。这就是造势造得好的。

也有造势不成功的。通常会说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没有一点生气，有走过场的危险。如果这些单位的领导再不注意，那这个领导就危险了。你不造势，就有人来造你的势。

运动初期还有一个叫“排队”，这个大家知道的可能比较少了。这是接着单位制度来的。除了文化大革命把单位打散了以外，其他各种运动都是在单位里搞得。就是毛主席选集第一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排队”就是领导运动的人在背后，把整个单位的人给分类排队。排出左派右派中间派，谁是团结的；谁是运动骨干；谁是将来要被整的对象；谁是要被争取的，谁是要被整到底的。我们现在假定这些领导都是品格很高尚的，没有私人恩怨，就是说他不会滥用权利。第二我们也假定他是按照中央的原则来办事的。就算是这样，他分类排队就能那么准确吗？人的表现左中右，你从日常生活中就能看得出来吗？

解放初有一个著名的民主人士，也是个作家，叫宋云彬，好像当过浙江的副省长。他有一本日记叫《红尘冷眼》，后来出版了，写他解放前后的一些经历。从中可以看出他忠心地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可他这个人又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劲儿，对那种“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颇为反感。如果你表面看，他肯定被化为右派，而且他确写过一首诗，“敝屣委文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中产阶级坏脾气，要救良方恐不多”。 1957年被划为右派，但他忠心拥护共产党，所以说这分类排队不是很准确的。当然运动的目的也不在于就要把他认为反动的整出来，有人说老舍整错了，本来他是爱国的。其实不在乎整的是谁，运动本身就是意义。因为运动本身就立了威，使人感到恐惧，使你每天都会感到一种压力在你的身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在改革开放前都特别关注每年的“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关注？就是要看这一年要搞什么运动。

前两天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有一个世说新语式的小栏目，讲到汪辉，也是我们所的，比我年轻20岁。他到意大利看到风光特别好，意大利人特别悠闲，他说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失去了悠闲。好像在他看来没有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就很悠闲。其实，那时候的紧张程度远远超过了现在，现在是为衣食奔走，是苦是累；那时候你是每时心怀惴惴。不是说你不是知识分子你是工人就没有问题。工人被整得绝不比知识分子少。

下面说说第三个时期，就是运动的主体时期，就是揭发与批判阶段。

第一就是所谓的揭发问题的阶段。最初开始是让你揭发你自己。每个运动都会说：我们不搞人人过关。但是都要搞人人过关，一个也不能少，每个人都得检查。如果在分类排队的时候你是积极分子，有可能是你组织这个活动，或者简单说说就过去了。但是那些被关注的人，那就要深入的揭发自己。我们现在从很多发表的老知识分子的日记或者记录中就能看到很多这种现象。比如说著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他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初的那场运动，看童书业和杨向奎形成了古史编派，主要是对上古史表示疑问，不相信夏商、三皇五帝的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观点看，这种古史编派有资产阶级史学倾向。所以解放初二人就开始互相检讨了，他就讽刺地说，两个人都说自己有资产阶级思想，而且二人做竞赛，看谁思想更坏更严重。唯独我说我没有资产阶级思想，众大哗。所以那时候要人人过关就是检讨自己，越深入越好。怎么叫深入呢？说实在话，就是自污，自己把自己说得越坏越好。所以当时有些日记就写着我们这些很清白的人，反倒没有那些解放前做过国民党的人有话说。因为他们一检讨起来就是跟着国民党啊，反动思想啊，等等。

第二就是互相揭发，这点比自我检查对知识分子更加困难。因为自我检查对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在良心上还过得去。因为中国古代自古以来，文人士大夫就讲就修养问题，“吾日三省吾身”，就是自我检查我的思想道德有哪些缺陷。所以很多知识分子把运动中的自我检查与古代的自我修养等同起来，所以还能够接受，还能说一点儿。而对于揭发别人、告密这种事情在传统知识分子看来，是很难接受的。我认为我们搞的背靠背的揭发，面对面的批判是对知识分子传统意识的最大的挑战，是对他们品格的挑战。因为我们的传统教育中就没有这么有一项，给别人打小报告啊，我当着领导说这人怎么坏，等等。可是解放后这种东西在各种运动中被普及开来。特别是背靠背的揭发。比如给领导写个条子啊，神不知鬼不觉，似乎没有什么。1979年作家协会的大会上，柯岩有个讲话，他发言举了一个例子，你写40万字的小说，不如给领导打四百字的小报告更被重视。因为你的小报告才能让领导掌握单位的动态。

这种告密是中国古代正人君子所鄙视的。明代有个笑话，叫露水桌子。早晨桌子在街上放着，上面有露水，有个人心血来潮在桌子上写了五个字“我要做皇帝”，让邻居看到了。古代要揭发这个，属于大逆的、要满门抄斩的事情，必须要有证据，否则很容易反作。所以这个邻人就扛着这张桌子到县里告去了。等太阳出来，露水也干了，字也没有了。他也没有发现。到了大堂他把桌子撂下，县官问你怎么回事，他一看证据已经没有了。这个人只好说我做了这么一个桌子，大老爷是否要买。通过这个笑话，讽刺没有操守的、打小报告的人。古代所以记录下这个故事，实际是对这个鄙视的。可是我们在运动中把这种揭发自己的丈夫、妻子、兄弟姐妹、老师、朋友、父亲、母亲当作大义灭亲，这就非常糟糕。我在前年陕西台有一个节目叫开坛，讲到关羽，就是“ 义”的时候，主持人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有兄弟俩，哥哥牺牲了自己供弟弟上大学，后来哥哥犯罪了，警察就要弟弟揭发哥哥，弟弟不愿意揭发，因为他有一部分钱是他哥哥犯罪得来的。社会上还批评这个弟弟。我就认为，本身法律上就应该允许亲属之间的互相隐瞒，就是孔子说的“子为父隐”的问题。因为一个是天理，一个是人理。人最简单的关系是血缘关系，是自然形成的，这是天理，是维持社会最基本的东西。而其他的社会关系比如法律、比如道德，它是人理。天理自然应该比人理大。我说我们不必老尝试挑战天理。当然有少数人为了法律的尊严，也可能有的人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揭发了自己的亲戚的犯罪行为，但是实际上大多数的“大义灭亲”是“大利灭亲”，是为了争夺自己的利益。所以在西方的一些法律中，就是亲属上庭可以不作证。我不知道中国的法律是否是这样，但在汉代的法律中有规定，除了涉及大逆以外，其他犯罪父子之间是可以隐瞒的。可是中国运动中就把这点破除了。

第三，揭发过程中还对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的道德信念进行挑战。中国古代的传统有一条“耻言人过是”，就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可以说自己的错误，但一般不会轻易说别人的错误。从汉文帝起，就提倡“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时，化形天下，告竭之俗意”。汉文帝提倡一种风格，议论人的时候应该是宽厚的，不要随便指责这个那个。这样才能使天下人的道德醇厚起来，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提倡一种宽厚的风俗。有的朝代认为告竭之风影响淳朴的风气。宋代的法律明确规定，告竭，给人打小报告是有罪的。所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就形成了不太爱说别人怎么坏的风气。我引用东汉名将马援写给他侄子的一封信，他在“交趾叛乱”的时候带兵打过仗。他在信中说，你听到别人说另外一人的坏话的时候，你像听别人说你父亲母亲的名字一样，你可以听，但你不能说。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不要到处说别人怎么怎么坏。我就说交朋友的时候，你老说甲怎么坏，乙怎么坏，就你一个人好啊？我劝大家伙要有这样的朋友，离他远点。他当着甲说乙，就会当着甲说你。实际上这是我们的传统特别讨厌的一种习气。记得北宋有个笑话，北宋的开国将领许多是大老粗，有一个叫当禁的，当太尉，做到了像高俅那样的官。有一次他在街上听到人讲评书，讲韩信的故事，讲韩信怎么有毛病等等，他听了一会儿，就发怒了，让士兵揍这个说书的。这个说书的感到很奇怪，大人，你为什么打我呀？他说，你当着我说韩信，你就会当着韩信说我。（笑声）这就说明我们的传统道德对这点是非常反感的。也就是说，我们各种运动的做法，实际是对传统道德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