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粟裕和苏联总参谋长敏感谈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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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看到一则材料，是关于粟裕、彭德怀和毛泽东的。材料的提供者是前副总理、前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女儿邓小燕女士。邓小燕所记录内容，为粟裕亲密战友钟期光的儿子钟德鲁先生所言：当年，粟司令随同彭德怀出访前苏联，对方接待级别很高。他当时是总参谋长。彭是国防部长。苏方的总参谋长钦佩粟司令的威名，曾赞叹他劳苦功高，而粟司令当即答曰：我们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作战，功劳归功于党。而且我国的体质与贵国有所不同，我们是国防部长领导总参谋长，我是在彭总的领导下工作的。此事过后，毛泽东看到有关报告，当即批示，粟裕，你对彭有意见，可以到我这里来讲，为何要去向苏联人告洋状？为此粟司令被整。同时也使彭记恨心中，自此埋下了批粟的一笔帐。

分析：当年，应是指1957年11月，粟裕参加以彭德怀为团长的访苏军事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活动。“苏方的总参谋长……彭总的领导下工作的”，此段准确性存疑。如果是这么回答，实在难以想像毛会批示批评粟裕。彭德怀则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记恨在心。

考《粟裕传》，涉及此段最充分的材料提供为当时的随行翻译孙立忠1994年11月12日写的一份材料，里面相关内容称：

1957年11月2日，应苏方邀请，以毛主席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下榻在克里姆林宫，彭德怀元帅是党政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之一，随毛主席和党政代表团一起活动，我当时随彭总为他当翻译。11月6日，应苏联国防部的邀请，我军访苏友好代表团（以下简称军事代表团）也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庆典，军事代表团团长是彭德怀元帅，副团长是叶剑英元帅。这是我军第一个访苏军事代表团，我三大总部和各军兵种负责人都去了，粟裕总长是军事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之一。

大约是11月20多号一天下午，粟裕总长去拜会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可能是肖向荣主任（也可能是彭办同志，我记不清了），要我随同粟总长去参加拜会，为粟总长当翻译，并带去了一些礼品，我随粟总长到了苏联国防部大楼苏军总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办公室，当时在场的除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外，还有苏联翻译菲利波夫上校。这是一次礼节性的拜会，谈话很简短，时间不长，前后，加上翻译时间在内大约20来分钟，双方主要是谈友谊、友好。而后粟总长顺便向索科洛夫斯基说，我们国内对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职责不太明确，对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分工不太了解，哪些工作是属于国防部的，哪些工作是属于总参谋部的，苏方是否有这方面的材料，可否提供给我们作参考。索科洛夫斯基说，我们目前没有这方面的现成材料，不好提供，以后可以通过苏联军事顾问送给你们，接着，索很简单地讲了几句关于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关系。他说，国防部下面有三大总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参谋部是管军事，总政治部是管政治，总后勤部是管后勤供应，这三个部都在国防部下面。谈话过程中，粟总长和索总长一面喝着咖啡、点心，一面交谈，谈话气氛是友好亲切的。告别时，粟总长还向索总长赠送了一些中国特产（国画、茅台酒和茶叶等）。索总长一并表示感谢，并请粟总长在苏联多看看。

粟总长在拜会时顺便向苏方要一点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分工材料，以便带回国内作参考，不能说是告洋状，更不是什么“里通外国”。粟总长是第一次同索科洛夫斯基见面，过去根本不认识，也没有什么交往，而且那次是礼节性的拜会，时间很短，主要是谈友好和友谊，怎么能向第一次见面的告洋状和“里通外国”呢？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他们（魏寒枫注：文革期间调查人员）又问：当时苏军总长是不是严厉批评了粟裕？我答，我看不出有什么批评的意思，谈话气氛一直是很友好，我说，你们想一想，朋友之间第一次见面，能严厉批评对方吗？这是不可能的。

从粟裕传和孙立忠材料看，粟裕当时不太可能说了邓小燕所提供的话，更像是索科洛夫斯基所说，被左转右转，转成粟裕这样说。

但毛泽东的批示，是有其可能性的。从后来事件始末和相关逻辑，毛极可能做过类似批示或说话。有此一点，将能侧面印证毛为何同意整粟的逻辑。毛为什么可能这样说呢？

考1957年前后毛泽东和苏联关系。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毛泽东开始了和赫鲁晓夫争夺共产主义世界领导权。1957年6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受到莫洛托夫等多数主席团委员的反对，要求赫鲁晓夫辞职。这一场政变后来被赫鲁晓夫弹压。政变弹压后，赫鲁晓夫想通过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活动，共产主义世界空前的最高级会议，求得共产主义世界的支持。毛泽东同意参加，但有一个条件，苏联要保证转让制造原子武器以及运载手段的材料、模型。在莫斯科期间，毛享受着超高规格的待遇。他是唯一下榻克里姆林宫的外国领袖，红场庆祝时享受着群众“毛和中国万岁“的欢呼，大会宣言只有中苏两方起草，毛发言不用草稿，毛唯一坐着讲话。同时毛不忘记时不时嘲讽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脾气不好，说赫鲁晓夫红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称发动政变的莫洛托夫是“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

以上材料来自张戎和乔·哈利戴合著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我引用材料的原则是信奉自己的内心。

可以看出，毛此时已经对苏联称不上尊敬了，而是随时随地考虑着怎么样互相利用、平起平坐甚至超出之。据粟裕传：紧接着第二年就正式建议军委召开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毛还公开指出，“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后来，军委扩大会就把主题定作反对教条主义，矛头实际也是直指军内宗苏联或学习苏联优点的人。同时批判粟裕。

坦率地说，粟裕虽然没有告洋状、“里通外国”，但从政治角度，和索科洛夫斯基谈话内容是危险的，不合时宜的。无论从苏联还是毛泽东的角度。

从苏联角度看：据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所著《彭德怀庐山罢官背后:被毛泽东看成中国的朱可夫》：1957年6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受到莫洛托夫等多数主席团委员的反对，会议以7∶4的表决结果，要求赫鲁晓夫辞去党的第一书记职务。赫鲁晓夫则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在中央主席团休会期间，时任国防部长朱可夫命令国防部门用军用飞机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朱可夫这一着，为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并因此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升为主席团委员。

但是，也正是这一着，引起了党内高层对朱可夫的警惕。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正是在这个时候，朱可夫“攫取了很大的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感到担心。主席团的其他委员一个个来找我，表示他们的关注。他们问我，我是否像他们那样能够看出，朱可夫正在努力夺权－－我们正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我得到情报，朱可夫在同军区司令员的谈话中，确实流露出波拿巴式的意图来。我们不能让朱可夫在我们国家里演出南美洲式的军事接管”。“‘是的’，我告诉其他同志说，‘我知道朱可夫在搞什么。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我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他的不正当活动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解除他的职务’。这是我们唯一有责任做的事。”

1957年10月底，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取代朱可夫成为苏联国防部长。

粟裕问索科洛夫斯基国防部和总参分工问题，正是苏联军方权力大变动，国防部长刚刚换人的时候，索科洛夫斯基听此问题，表面可能宾主谈笑风生，心里能不出一身冷汗。这个敏感时刻，让我回答这个问题，太折腾人了。通常来说，实在想不出索元帅对回答此问题有很乐意的理由。

从毛泽东角度讲：人们通常认为国防部、总参分工不明，是因为彭德怀霸道擅权，压制总参，所以我们从粟裕的角度，为粟裕鸣不平。但仔细一想，如果按照苏联模式（看看朱可夫作为国防部长的权力也知道），国防部对总参管理是天经地义的。那就引出另一个问题，究竟是彭德怀擅权还是还有别的原因？张戎和乔·哈利戴合著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我们不妨一看：就在朝鲜战争后，毛让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但毛又故意制造重叠交叉的指挥系统，拒绝澄清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权限关系，使彭不断陷入纠葛之中，权力和威信受到严重影响。

此处张戎将彭视为正面人物、受害者，观点不论。张戎虽未说出粟裕名字，但她所说显然和粟裕有关，他显然也知道彭德怀和粟裕矛盾。结合多种情况看，她的看法显然有道理，而且有很大的逻辑道理。或者可以这么说，粟裕受苦，固然有彭擅权霸道的嫌疑，但这种权限的不明晰，责任显然难说全在于彭，而更多可能是毛的刻意。事实上，这样的道理还可以在毛泽东以后的年代找到侧证。林彪倒台後，一段时间就没有国防部长。由此可见国防部长这个角色对军权一定的掣肘，淡化削弱也是题中之义。

我们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粟裕是多么信任和器重，如粟裕后来言，主席是信任他的。毛是把粟裕当亲信培养使用，这些活计，都是罗瑞卿以上等级的人做。但时代变了，毛现在将其作为亲信，已经失去了战争年代对敌的单纯性，而是进入一种党内权力游戏圈了。恰恰天下平定后军人怎么当，这是粟裕的超级短板，他做不出、做不来权力游戏圈里的事。战争结束后，军事、军队更多体现在一种政治和权力的守护者角色，而非单纯国防，特别是毛时代，此点尤为明显。从中国历史和现实角度，这也算正常。几千年历史，名将看似灿若星辰，但其实不多，名将多诞生于王朝崩溃期的内战和民族战争。多数时候军官是王朝安定期的政治工具和权力守卫者。就算落在近20年，我们也能看到军队要么是“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要么是做其他事情。对外哪来那么多战争，哪用得着时刻从军事角度精益求精、孜孜不倦。人家皇上打完仗还时刻想着马放南山呢，只有吴三桂这样的野心家才想着秣马厉兵呢。当然，战争和侵犯危险是有的，但那是宏观意义上的，微观具体地讲，天下刚平，哪来那么多战争，哪用得着天天想着军事。粟裕专注军事专业问题，不是不重要，不是不应该，不是不本职，但显然非最重要，非最应该，非最本职。

粟裕之所以问索元帅那些事，起因是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问题。粟裕传里说：党的规定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通过各总部机关实施对全军领导。但1954年国务院设立国防部后，并没有改变上述军队领导体制和关系，各总部仍然直接受中央军委领导。由此亦可见，很难说完全是彭擅权，而有毛故意模糊的原因。后来，为了学习苏军，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改由国防部署名。但由于开国草创，文件模糊，哪些文件由国防部署名，哪些不用，尚没有明文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电文，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文件有时署了国防部要批评，没署也要挨批评。

由此可见，彭发脾气，一半是他的霸道，换成刘伯承，可能就不见得。但另一半，极其可能有觉得老毛这样模糊哲学，实则让下边分权，一肚子怨气、邪火都朝粟裕身上发。但彭德怀自己也是如此，黄克诚是副总参谋长，被粟裕领导，黄克诚又是军委秘书长，领导粟裕，彭的模糊哲学也不赖。而如果粟裕稍稍聪明、装糊涂一点、问问军事政治而非纯问军事专业的话，就能看到彭迟早要倒霉。朱可夫不是说他难道还是说刘伯承；这样专横跋扈，千夫所指，而且和朱可夫极其相像，朱用飞机救了赫的场，彭去朝鲜救了毛泽东的场，可了不得了，先生不出，奈苍生何啊。倒霉是迟早的。事实上，看看1956年八大林彪竟然跃居他之上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就知道毛和彭的微妙关系。毛够狠的，上边让林彪恶心彭，下边让粟裕恶心彭，咱们的老彭，58年、59年火气那么大，也就难怪了。如果粟裕稍稍忍一忍，只要稍稍忍一忍，准确来说，只要少向苏联说5分钟话，他的命运，怎会是后来的样子。作为一个1927年就入党的共产党员，我虽然是粟裕崇拜者，也不得不说，这不是一个正常共产党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合适的行为。你入了这个党，虽然你是职业军事家，但如你自己所言，军事即政治，你总不能说，完全不顾及任何政治，甚或难说是政治，而是敏感时期的基本避嫌吧。

粟裕的思路是，孜孜以求地理清这些关系。粟裕传里继续说：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然后就是五次不通过。这个不通过，显然主要在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正是这个背景下，粟裕找索元帅咨询。

我不得不说：粟裕有不断打乱毛泽东的如意算盘的可能。毛含辛茹苦地拿总参、拿你当牌子搞模糊哲学，含辛茹苦地培养、重用你，你倒好，专来拆台。我本来要搞权力叠床架屋平衡，你就偏偏钻牛角式的要分个一清二楚。而且是粟裕主动提出来分，靶子全在粟裕身上。本来粟裕忍一忍，同时到毛泽东那里问问怎么办——这不是告状，不是越轨，这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的亲自交代。至少，粟裕既然可以去问苏联人，怎么就不能多和毛泽东沟通——那提出管辖分工的事，迟早就可能是彭德怀开口了。现在是粟裕开口，则粟裕被人一箭三雕：既让毛泽东难堪，分工不明，岂非主席责任；又正中彭德怀下怀，老子正窝火呢，要弄个明明白白；同时，彭德怀还可以进退自如，进如上所言，退则说是粟裕要权。兵法上对敌人的待机而动，粟裕忘得一干二净。他一门心思想的是同志间的做事，没那么多弯弯肠子。

本来这些都还可以容忍，而一旦和苏联人谈及此事。则是万万触犯大忌。甭管你是否为了工作。这不能全怪毛泽东，粟裕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虽然不说要经过党内权力斗争的血雨腥风，但这些基本道理，如果也视而不见，真有点说不过去。此前，高岗因为和斯大林的关系，被后人认为是毛愿意弃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早前，毛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争取自己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面前的好感，而对其他人和苏联有关或脱离他跟苏联有关的深恶痛绝的历史；斯大林一死，毛为了种种利益表面和苏联、赫鲁晓夫较好，但实际时时处处考虑跟苏联分庭抗礼甚至超越之，明争暗斗直到最后和苏联分手；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陈毅留守北京，苏联大使尤金开玩笑说：你可以搞政变了。陈毅闻言色变，马上报告毛泽东；1964年贺龙访苏，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他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虽然贺龙言辞斥责，并立即报告给周恩来，依然被毛泽东忌讳，终于部分导致厄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彭德怀后来的罪名里也有“里通外国”一条，抓的线恰恰也是和粟裕同时访苏的那一次见了赫鲁晓夫，并被视为不得翻案。事实上，彭德怀性格和命运何其悲哀，他整刘伯承、肖克和粟裕等人，所打旗号里就有跟苏联走的教条主义。但实际上，学苏联最起劲、最危险的就是彭德怀——他要学的是苏联国防部的权力架构，也就是朱可夫领衔的国防部的权力架构。我们无法说他真要这样学，但他的行为能不让人特别是让毛泽东如此感觉吗？他和他的伙伴，给粟裕制造的“罪名”之一就是“向国防部要权”，彭德怀手中抓的这个哪里是粟裕的把柄，简直是砍向自己的刀锋啊。彭德怀竟然如此来像苏联一样，强调国防部的权力！学习苏联已经够可怕，学的还是苏联朱可夫的一套，岂非可怕之可怕！人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想想吴家花园里凄惨的彭光头，这个人同样为我极其关注，怎能不感叹命运的捉弄。

不管怎样，诸多事实和迹象表明，可见毛泽东对苏联的防范；可见其他高级官员对苏联心理戒备；可见一旦沾上苏联，如果需要上纲上线的话，是能怎样的上纲上线，甚至有可能被人以毒攻毒，反噬毛手。粟裕却这样当着风头，从庸俗政治学角度讲，难说是智。

而粟裕将此点疑问告诉索科洛夫斯基的同时，等于也将中国军方的矛盾和毛泽东的权力安排客观暴露给苏方，虽然看不出他有这样的主观意图。这才是毛具体非常忌惮、恐慌的。后人看史，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当事者特别是毛泽东，每天处心积虑、算无遗策。岂可被人看到他的牌。事实上，此次苏方至少从粟裕处亦可印证，彭德怀的权位有问题。这里面可能被人利用的微妙和危险，我们把眼睛放宽一点就可看出。就在此次访苏期间，赫鲁晓夫曾夸奖彭德怀。两年后，当中共中央向赫鲁晓夫通报《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时，赫鲁晓夫更公开说：彭德怀同志是苏联人民的朋友，我们认为彭德怀同志并没有什么错误，我们和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他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和英雄，也是我们苏联人民的朋友，希望中共中央能够重新反省这个问题。我们很难说因为粟裕无心透风被苏联利用，我们要说的是，牵涉到粟裕说的事情，多么敏感和危险。

而同时，粟裕此举对彭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算上上面说的，他现在更可以利用粟裕此举，一彻底打倒粟裕，影响毛的权力架构安排。事实上彭安排了黄克诚，一年后被统统打倒；同时，更可利用此事，增加权力，苏联不是说了吗？国防部领导三总部嘛。当然彭不会这样说，但这个势是一定存在的，至少，毛泽东从前那样来模糊国防部和总参的关系，被苏联这么一说，两厢对照，难堪嘛。而到此时，就在要整他前，粟裕还想找毛说一说这些情况，毛拒绝见面，岂非正常。

综合上面所分析，邓小燕所提供：粟裕，你对彭有意见，可以到我这里来讲，为何要去向苏联人告洋状？这样说显得非常合情合理，余味悠长。一怨粟裕不知事性格，二怨粟裕不向自己报告的行为，三怨粟裕找苏联沟通，四怨粟裕不检点，把柄在彭手，想保也不能保，五怨粟裕让他难堪的结果。终至几个月后爆发，一旦另外几个资格更老、权位更高、信任更大的亲信，和着着急动手的彭元帅，同声一气，陈芝麻烂谷一齐兜底，诉说衷肠，更加上粟裕只认真理，主席要反苏联教条，他位高权重却无顺应警觉，则就算毛目光如炬，能不起疑，能不烦躁，能不弃子？虽然如此，念系粟裕一生为他打仗，从不索求半分，心生恻隐，保他过关。

毛粟关系一言难尽，虽然粟裕有大功于毛泽东，但毛对粟也可谓仁至义尽，两人关系，多时有似亦师亦友。想想粟裕当初以新四军偏师副队长（比八路军副旅长还不如）10年间节节蹿升，虽然政治地位略低，但军权、军事、军事政治地位一日比一日高，虽然经过要命的两让，依然是战略区代司令、代政委、开国军委委员。元帅有毛最后未给的问题，但你要老将职务让出去，我有什么办法？何况大将里，那么多资历比他老的，都排在他后面，最明显对比的就是老上级张云逸。元帅衔未得，但位高权重，成为毛泽东心腹，难说毛泽东对不起他。卒以平生清洁，排斥微观政治和同志相斗；政治头脑简单，乱闯苏联白虎堂；性格专业固执，难以拨开专业障碍而捕政治先机，终至于毛一生不再重用之。饶是如此，亦几进军委常委，毛一生整人多矣，死人多矣，然证诸毛粟，则无论如何，可算爱才心切，恩数未远。毛粟关系，是少有的，毛泽东显现给人们非政治，而更多是一个好胜而爱才的军事统帅，对自己帐下一员爱将的惺惺相惜。事实上，如果我们宽容地看，是能看到他们之间，一束穿透流血、阴森政治的人性暖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