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一年祭：国家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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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烟的面纱也不行，咱就无题吧。谢谢管理员大量，放过她吧。

云之转按：汶川周年日的《锵锵三人行》中，我记住了梁文道的一句话：什么是正义？正义就是将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我们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死了多少人？他们是谁？我们需要知道真相。

我们需要知道真相。我们经常不知道真相。有人不让我们知道真相，我们常常回避真相，因为真相令人痛苦，也令一些人害怕。有人会说，都过去了，忘记算了，人死不能复生，何苦让活着的人难过。也有人会说，向前看吧。这或许就是部分的原因，我们总没有未来，过去经常地重复。因为没有真相，我们就无法连接今日和昨日，我们就永没有正义。

记得地震后四川德阳的博友如此标记他的博客“灾难中没有荣誉”，是的，灾难中也没有胜利，将灾民甚至死难者作为标榜自我的工具的，应感到耻辱。


寒烟题记： 昨天帅好写了《汶川一年祭：国家情书》，遭遇“和谐”。我以《汶川周年沉思录》转贴，不想于晚间23：00也被彻底删除，XL的编辑们真是“勤奋认真”得很！只是再勤奋的“园丁”也会敌不过漫山遍野生长的青草。既然编辑们志在粉饰，那我就戴一层面纱吧！面纱背后的美与丑相信自有公论！


汶川一年祭：国家情书

文/帅好

1978年阿根廷成功举办了自己的“奥运会”——足球“世界杯”。此后两年阿根廷的经济蒸蒸日上，国内一派祥和。可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特萨尔不这么看，他在1981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讲了一则故事。大意是：阿根廷人计划在某地建造一座新城，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座新城是建立在一群墓地上，只有建设的领导者知道。新城很快就建成了，灯火阑珊、歌舞升平。可不久，一种奇怪的力量总在干扰和破坏人们的生活。后来人们终于明白，是那些死者半夜从天而降，走进了人们幸福的美梦中。这种“不可言喻的恐怖传染给了那些人在墓园上建造的一切”。

这个蕴涵复杂象征的寓言，不是空穴来风，胡里奥·科特萨尔是针对国际舆论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阿根廷进入一个政治稳定、欣欣向荣时期四面喝彩的现状。

真是这个国家太小了，假如当时适逢今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没准国际舆论也敢给其按个“世界经济发动机引擎的头衔”招摇一下。胡里奥·科特萨尔愤慨，阿根廷军人政府才在几年前对反对派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这些悲剧，无人再忆起。相反人们感谢军人政府在物价和社会秩序上的那种稳定能力，国人欢呼自己的国家终于在核能源等重工业上走上远大前程。胡里奥·科特萨尔评论说：“这似乎是我们时代的某种理想得到了实现，……是电视机、冰箱、电影、大批金钱和爱国主义的自足保卫的现代生活的胜利。”

在善于遗忘的阿根廷得利阶层阔步迈向新时代的时候，胡里奥·科特萨尔还看到了被遮盖的和被掩埋的——是什么——“一个由劳动阶级的屈从和贫困形成的基础，是一个蔑视一切思想和表现的自由基础，是一个使用着的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效的爱国语言和沙文语言的无耻的实用的基础。”（转引自许知远《技术性的成就背后》）

汶川地震昨天一周年，去年这个时刻，天摇地动，无数生灵从此天人两隔。我写了纪念文章。如今，地震灾区，正在按计划重建中，灾区人也在重建家园中恢复着自己的心理和日常生活。一方有难，八方加油，当是情理。但当胡里奥·科特萨尔讲述的故事不期而至时，我仿佛惊悚地看到弥漫在公共视野中的更强烈的情绪——对社会公正、事实真相、人心道义的渴求。

我们回忆那场灾难，中国人的表现。说实在的，感天动地与良知泯灭并存——集中在受难自救者、志愿者和救援者与旁观者、歌唱着、说鸟语的队伍中。表现极差的，差到何种田地，谁都记得有个省作协领导写的诗，说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即便地震死了做鬼也幸福；这样的下三滥诗歌，起码违背公序良俗。后来这个著名诗人领导如何处置，是否和贪官一样被下课，不得而知；公众的责任和道义，好像被遗忘了。

生命是什么？在深蒙党恩、享有官职的作家领导心中，视生命如主义和党派的附属物，假借人民名义，其实就是把生命当草芥。60年来，这个生命和主义的逻辑好像没怎么变化，有变化的仅是此时彼时的名词转换和政治正确。

艾未未用博客报道说：“四川政府再次表示，将不追查在地震中倒塌学校的质量问题，理由是，在地震的震级大于建筑的防范级别时，所有的损失都是当然。……两千人次的中国建筑专家集体的超人鉴定智慧，为‘科学发展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写下了卓绝的篇章。”（艾未未《今天是你说什么我都不信了》）

有个叫王鹏程的灾区志愿者说，“我不知道那些因为死去孩子而不断上访维权的家长们最后得到了什么结果。电视里就不再播放地震的伤亡人数，地震发生这么久，到底造成了多少伤残，多少人死亡，多少家庭流离？”

王鹏程为什么一直在追问，在心灵中不断“自我上访”。请求北大的精神病鉴定教授孙东东，千万别再说上访者99%都有精神病。王鹏程在广元看到一所小学校受损严重，却幸运没有倒塌。而紧挨着学校旁边的很多民房却丝毫没有问题，什么原因呢？他得出的结论是“大家应该清楚，当地很多状况不是地震造成的，而是贫困和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我们现在说帮助灾区，本质上是和贫困斗争。”（王鹏程《为了不忘却地震》）

你看，同一地点，同样震级，我们的民房无损，我们的教室因属公益事业，就会受损严重，谁说中国公私不分，真是公私分明到了难以言表的地步？这是其一；其二，负责公共事业的政府和法人们该承担何种责任，这是起码的公正，这些公正不因出了多少抗震救灾的英雄而充抵我们的诉求。第三，每个公民也难逃自责，我们是否扪心自问过，有谁提议、监察学校的房子，给未来中国公民教育建造的房子，是否和自家的别墅、厕所一样强壮呢？恐怕概率不会高于1%。

汶川大地震之后，寻找灾难形成的各种原因，应该和救灾重建同步进行。哪些属于不可抗力，哪些属于人祸助推天灾？哪些属于纯粹的人祸？这些难道不需要公布——可在舆论上，众人看到了什么，看到了舆论一致、高度统一的拯救赞歌。就像刚刚过去的30年改革纪念，党如悟空挥起金棒，拨乱反正，才有国民经济从死亡走向新生。那么，此前的30年多少人，命丧政治运动，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均可视而不见、见而忽略了。

就说这改革的30年，煤炭产量几乎和矿工生命成正比提升，各种食品安全连续出纰漏，甚至包括婴儿奶粉，三聚氰胺把资本企业贪婪的本性已经裸体展出，而中国资本、官员和媒体，任企业放纵肆行，有时甚至达成更为紧密的市场联盟。赞歌需要，真相更需要。

1899年初春，美国人佛兰克·诺里斯来到加利福尼亚进行调查，他看到铁路资本家如何通过行贿等手段，控制政府、法院，肆意掠夺土地，迫使农场主破产，农民流离失所；农民如不执行拆迁公告，手持拆迁文书的人会把农民的家具扔出屋外，甚至一把火烧掉钉子户的房子。有7位抗争农民成为铁路警察枪下冤魂。而铁路公司却只宣扬自己的筑路大业把加利福尼亚的沙漠荒野变成了花园。佛兰克·诺里斯的调查在秋天结束，次年花一整年写成小说《章鱼》。其中对财阀与政府勾结的垄断危害指出：“他们从国家手里骗了一万万金元，却管这叫‘财政管理’；他们敲诈勒索了一笔钱，却管这叫‘贸易’；他们腐蚀了议会，却管这叫‘政治’；他们收买了一个法官，却管这叫‘司法’；他们雇佣狗腿子进行阴谋活动，却管这叫‘组织’；他们出卖了全州的名誉，却管这叫‘竞争’。” 《章鱼》遂成美国“扒粪运动”的开山之作。

没有为社会公平、为劳动人民发出声音的“扒粪运动”，人的、企业的、政府的贪婪的欲望，就无法制止，道义将进一步被漠视；道义与汶川地震每一个深埋着的灵魂有关，与被遗忘的各种灾难中丧生的生命有关。这些在天之灵每一天叩响我们幸福生活的夜空，想要安宁和谐，请正视他们吧，国家！

2009年5月12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