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唢呐 ： 杂谈二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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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读后感慨最深的，不是奴性或斯德尔摩综合症，而是这个民族对于人性多么的缺乏了解。因为无知人性的真相，才不能面对，才那么恐怖地爱惜羽毛，才那么真诚地自虐。

金唢呐 ： 杂谈二杆子

斯大林、毛泽东和金家父子的二杆子社会主义绝不能等同一般意义上的极权国家，因为除此以外，从没有哪个政权完全彻底地使国民失去自由、财产、思维能力、人格和尊严，做到了让人民自愿或被迫地把一切交给领袖。这不是我瞎说，那个年代流行一句话就是“一切交给党安排”。真正实现了毛主席老人家怎么说，10亿人民就怎么做。这样做的前提是把颅腔里的灰白质清空，放入垃圾水泥，至今还收拾不干净。这个过程，就是通常人们说的换脑筋、洗脑。实际上，洗脑对象主要就是知识分子，党的干部不需要洗，大老粗又没有什么可洗的，所以搞定了知识分子，就等于搞定了一个民族。

洗脑首先要把国民封闭起来。把国民的头脑变成一张白纸，然后画上自己需要的图画。封闭一点，愚昧一点；封闭得多，愚昧得多；彻底封闭，就可以成为地道的二杆子。至于国人的愚昧程度，
就说说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鸦片战争前，林则徐认为英国的战斗力不高，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一仆不能复起”可任大家宰割。他还认为喜食嗜吃牛羊肉的洋人如果不靠中国进口的大黄、茶叶辅食的话，会消化不良而死。在与道光的一份奏稿中，林则徐写道：“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在一份拟交英女王的文书中，他再次强调：“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制敌计策是只要禁止茶叶和大黄出口，就可以活活憋死洋鬼子。

再看看一百五十年以后的情况。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出访日本。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在陪同途中问邓小平对什么感兴趣时，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信出版社2008年出版）。这就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当年留学法国的中国精英。

现在常看到这样的报道，说毛时代的中国人怎么不尿洋鬼子，不卑不亢；现在的中国人又如何崇洋媚外，有失国格人格。真实情况其实正好相反，70年代无论哪个城市（北京好一些），只要有个金发碧眼的洋鬼子走在街上，后面就会跟着长长的队伍，很像游行队伍，当时我就干过这事，只要是洋妞就一定随众人尾随，常常是从东街跟到西街。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有政治威胁压着，这游行队伍的长度还可以多少控制一些。以后政治稍有松动，这游行队伍就成了一支千千万万的民众、浩浩荡荡的大军。据官方报道称，最高记录是1978年，外国一个旅游团在兰州被10万人围观。

就是毛主席本人也是一样。不光是不懂经济，不懂科技，闹出了“农业大学办在城里，岂非咄咄怪事？”、“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这样的千古笑话；而且玩了一辈子政治，也丝毫不懂现代西方政治是何物。比如尼克松水门事件曝光后，毛主席做“一针见血”状指出：尼克松下台，是有人想整他。所以难怪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一帮小兄弟，照着死里坑中国。诸位很多都是在美国讨生活，你们可以体会到越南人是怎么看咱中国人的，我的感觉是既鄙视又仇恨。

这还是“学贯中西”、眼界开阔，一生手不释卷、全国人民公认的大学问家。至于花和尚出身许世友，就更搞笑，记得他当年冲着医学博士李志绥大喊大叫，问主席去世时为什么没看到“24个伽马”？为什么尸体有黑斑。当时能够领导中国的，就是这么一帮人。

更可怕的还不是我们的状态，而是我们的思维方法。就像“克里木参军去到边哨，临行时种下了一棵葡萄”一样，毛主席临行时留给我们的种种思维方法，“葡萄根儿扎根在沃土，长长蔓儿在心头缠绕”保证我们在面对世界各种信息的今天，每当出现一个以上信息时，我们一定会选择错误的信息，并导出错误的结论。可以保证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旧货未除，又添新货”，所以老芦的疗愚永远不会有尽头。

就说最近美国大选，说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关心谁上台，似乎并不夸张，起码在某些阶层是这样。我曾经问过一个我的山西同事，他对死亡几百人（据说实为上千人）的山西临汾垮坝事件居然一无所知，只是影影绰绰知道好像有这么回事。而对老麦和小奥的年龄、籍贯、出生地、政治面目、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兴趣爱好等如数家珍，填一份老麦和小奥履历表绝对不用查资料，我周围相当一部分中年男子们已经开始了“我与奥巴比童年”活动。最有趣的是，不同的派别都从奥巴马当选看到了希望。革命派认为，这是马丁路德金斗争的结果，不信诸位到网上看看，中文网站怀念老马的文章铺天盖地。烈士的血没有白流，没有老马洒热血，哪有小奥上选台。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三亿人口，不斗行吗？”，全然不顾人家只是违反马列毛的非暴力运动。而民主派看到的则是奥巴马的当选体现了民主自由的力量。一个被肯尼亚的留学生父亲所生、被单身母亲（按中国过去的标准就是破鞋，因为两次结婚都有婚前性行为）拉扯大、中间的名字叫“侯赛因”、靠在社区服务起家的黑人，竟在预选和大选中连续击败了美国两党最有资历的政治家，当选为美国总统，什么时候中国人手里也能有自己的选票，选举自己的总统！“自由照耀世界之神”什么时候能光顾中国。而在爱国青年们眼里，美国总统不过是咱河南人的大叔子（奥巴马弟弟现在深圳卖烧烤，娶了个河南媳妇，深圳市委统战部的任务艰巨啊）。以后让咱河南媳妇多学学《红楼梦》的贾家，“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拿下奥巴马，指日可待。最有意思的是我们一个同事，当年两口子留洋的时候带着去的，在美国上了小学和中学，两口子以后作为特聘学者回国定居，孩子留在了美国继续上大学。这两天两口子兴奋的跟又生了个孩子似的，逢人便说，我原以为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需要三代以上，现在看来根本不用！看他们慷慨激昂的劲头，让人很容易想起列宁那句口号：立刻占领白（冬）宫。我还亲眼看见一个留美回来的学者，给学生大讲特讲左翼和右翼政治观点的区别，而且理论联系实际，美国的左翼和右翼分别相当中国的那些群体。出国七八年居然连左翼和右翼是民主政治的概念，而专制政体下是不存在这两个派别都不知道，实在是令人称奇。

关于我党是怎样对国民进行洗脑的，这一直是国内的重大研究课题。高华、笑蜀和谢泳等人都有专著，前几天有人把高华的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贴了上来，我也把笑蜀和谢泳的文章附在后面，供参考。我想在这儿强调的是，这个洗脑过程有些是强迫的，也有些是主动申请的。

在二杆子国家里，绝对没有异端学说的存在。不管任何思想，迟早都必须而且也能够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来。宗教征服战争打得那么惨烈，不过是杀戮和驱赶，但不能改变人们的信奉。到头来，中东还是拜真主，欧洲还是信耶稣。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的，只有社会主义的二杆子。最有趣的是，这种改造和转化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遇到什么实质性的抵抗。胡适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写序时，看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写的检查后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

我党的很多革命理论确实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它对人的思想、信仰、价值观、世界观等具有强大的改造转化功能。闻一多没受过我党的任何肉体上的威胁和折磨，接受了点革命理论后他就主动表示：“我受了几十年的欧美教育，无法摆脱，结果是落伍了，现在一旦觉悟，就要从头做起。”以后再加上毛在与老蒋争斗过程的成功，入城后中共官兵所展示的纪律严明，清正廉洁，追求理想，不怕牺牲的种种表现，毛泽东、周恩来一干人的个人魅力，更是让当代知识分子震惊和折服。早在1949年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前后，一些大牌知识分子便自发地进行思想改造，向新政权深刻地检讨自己以往的过错，表示对新政权和新国家意识形态的忠诚。为了换取新政权的赏识，他们“把一切交给党安排”，包括自己的思想信仰和尊严，客观上还为严密控制知识分子的国家行为和体制推波助澜，唯恐二杆子不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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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智力软骨病”是什么意思？很简单，缺乏精神上智力上的脊梁骨，毫无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力，被人家的洗脑轻而易举地俘虏，一枪不放就乖乖地把自己的脑袋交出去，听任那“不设防的城市”被人家轻易地完全彻底占领。过去在国内如此，现在在国外也如此，所不同的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改了效忠对象而已。过去我觉得在美华人这个问题特别突出，现在看来在日华人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实际上，我看跟身处何方关系不大，主要跟是否“华人”有关，似乎我们有着这样的优秀传统。只不过区别就是过去的统治者只要求对政权忠诚，不要求改变什么信仰。在毛泽东眼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而不是具有独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体，其实他老人家是对的。五十年代给知识分子洗脑，我党采取的方式有些强迫性的，包括办各种各样的学习班，进革命大学如华北大革命去接受教育，参加土改工作队等等，如果还不能奏效就采取互相检举揭发、人人过关，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等等手段。但很多情况下根本不需要这样，我们的知识分子往往拉出一副“谁不给我洗脑我跟谁玩命”的架势来，政府常常落后于群众。

就拿新中国1951年秋～1952年秋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称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来说，这是公认我党拿下知识分子的关键战役，其创意是来自知识分子本身而不是政府，是“我要改造”，而不是“要我改造”，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完全是积极主动地投身于这场运动，心甘情愿地放弃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等这些对知识分子来说与生命同等重要的权利，而自觉自愿地皈依共产党政权要他们接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国家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运动是知识分子自己发动的。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当时北大校长马寅初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马寅初的信最后转给了毛泽东。最初北大教授们盼星星盼月亮一般地希望毛主席到北大去讲一次，但毛主席不去。毛泽东在马寅初给周恩来的那封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像毛泽东这个级别的谋略大师完全知道“上赶着不是买卖”的道理，确实是这样，不去是对的，去则掉价。

9月 29日周恩来在学者们的一再呼吁下向京津几千名大学教师和学生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后来毛主席接过这一话题，他老人家从来对这种自发的群众运动是求之不得的。在1951年 10月第一届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公开表态，称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强调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日，《人民日报》也在首要位置发表题为《在高等教育机关认真实行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的评论，把“思想改造”运动推向全国。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知识分子完全丧失独立的生活资源，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国家体制。钱伟长曾主动表态，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的基本态度很清楚，第一条是跟共产党走；第二条是接受思想改造。

本来在民国时期就已功成名就的全国高层知识分子都争先恐后投身于这场运动，无保留地坦白交待以往大大小小的罪过，深挖这些罪过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并争先恐后地表示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完全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来指导自己的学习、研究、工作与生活。很多著名知识分子还现身说法，以引起其他知识分子内心的震动和共鸣。比如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费孝通先生在五零年初就写下并出版了《大学的改造》，这样有名的对大学充满着奴役和整肃色彩的书。当时还有一本书，名叫《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专门记述了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及要人怎样学习、改造以及转变的过程。而因其深刻、文字生动，因其作者都是大牌，既有号召力，亦有威慑力，所以很快就出版并供全国的知识分子作为洗脑参考文献。

我现在看现代史人物，首先带上“洪洞县里没好人”这样的有色眼睛，如果发现了什么人还有点闪光的地方，就如同中了**彩一样意外高兴，若相信中土尽是高风亮节之士、动辄拍案而起之类的神话，现在早就崩溃了。这也是传统社会和二杆子社会的一个区别，阮大铖之所以被人称为“裤子裆里阮”，是因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裤子裆里硬”，毛时代还有谁硬啊？谁能举出个例子（活人）让我看看。郭沫若没有被人骂“裤子裆里弱”并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实在找不出“裤子裆里强”。

五十年代初，举世滔滔，只有陈寅恪等极个别人士，不识时务地坚守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阵地，至少在学术上保留对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选择权。其实也就是几年的事儿，后来很快也就彻底拿下。从此以后，整个国家民族就再也没有独立思考和批判体制的声音，甚至连私下发牢骚都很少。

有人把反右运动称为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搏”，其实他们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批判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党国体制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衷心地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他们要表达的只是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第二种忠诚，响应号召提意见，只是因为摸不透毛主席的意图，上了“引蛇出洞”的当，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完全是两回事。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右派在80年代得到平反后满怀激情地歌颂党的英明，有些比其他人还要积极地捍卫50年代所形成的党国体制和“社会主义”理念。

八九年**以后，我们学校作为重点单位组织爱党爱国教育报告会，效果最好的还不是找什么老红军、老革命，而是找历次运动中被母亲错打并且痛打、反复打、照着死里打而死里逃生的孩子。报告人只要把“连我这种被整得家破人亡的人还爱党爱国，你们还什么闹什么”这层意思表达出来，基本上就算是把听众彻底拿下了。而且这些人里面，确实有些（当然是少数）被错打的孩子，比母亲宠爱的孩子还爱母亲。像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就是“在57年被开除党籍，工资降了一半，月工资32 块拿了21年”的老右派。那段时间，他“白天劳动，晚上读书，特别是读马列著作”，终于在1978年恢复工作后，为党做出了各种巨大贡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是发明了《美国人权状况报告》，二是在2007年建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并明确说明，就是要专门收拾像袁伟时这样的文化汉奸。

2007年3月，喻权域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现在中国好多人签名要建什么反右博物馆，我跟你说，我当了21年右派，我就不同意。你去看看，美国有没有3K党博物馆，有没有麦卡锡主义博物馆?”，“我们什么都学美国，就是不学美国人怎么看自己的历史，美国人把自己历史上的丑事都掩盖了。”也不知这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是怎么当的，他老人家连起码的授受关系还没有弄明白：麦卡锡博物馆应该相当于毛主席纪念堂才对。

从延安时期开始，针对知识分子的洗脑也就是“思想改造”，被比作“脱裤子，割尾巴”，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怕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杨绛《洗澡》）。其实我看脱裤子以后应该说割前边的东西更合适一些：把“割尾巴”中间那个字改成“鸡”，这样改动后仍然合辙押韵，而且符合主席语言特点。话虽然粗了一些，但这种形容更贴切。首先人类没有尾巴，早退化掉了，或者就是从来没有过。而且经过“去势”这样的处理后，知识分子就成了阉人、废人。去势之后的知识分子除了和太监一样跪在地上喊“万岁万岁万万岁”、问候主子吉祥以外就不会说别的话，不信可以对比一下郭沫若解放前后的文章和诗词。搞自然科学的也是一样，凡是和毛泽东思想一沾上边，马上就丧失思考能力，和什么科学发现、发明、创造都不再发生任何联系，真是灵验极了。

和太监的不同之处是太监那“宝贝”割下后还可自己收藏起来，待出宫为民或终年之后还可以“完璧归赵”，还一个全身，也体现朝廷的一种最终关怀。而我党以前没有这项政策，现在人道主义影响下也开始实行了。所以，很多人一旦退休或出国后，想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认真思考些问题，然后痛痛快快说几句大实话，我看谢韬、高文谦、杨继绳都是这么干的，按这些老干部、知识分子自己的说法就是所谓“两头真”，实际上也就是“ 还一个全身”。杨继绳身在国内，在《墓碑》一书中居然连“自从出了毛皇帝，风调雨顺也饥荒”的句子也敢写。当然，这次只是说不会、不能思考的问题，这里面还包括不敢说的问题。不过，有些人即使身在国外，也仍然会得出大饥荒没有饿死过人的结论来。

我想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阉人都是因生活所迫，由父母强迫按在了台子上，让“小刀张儿”给劁掉的。也有些是自己要求这么干的，还有些是半推半就。我在国外看过一个电视节目，是采访一个刚做完去势手术的变性人，他（她）告诉记者说，自己从来对男欢女爱的事情就不感兴趣，手术前胯裆里总是有一堆东西晃来晃去，很麻烦，很苦恼；手术完以后，轻轻松松做人的感觉，真爽！

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讲，动粗还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就打断脊梁的手段和花样而言，中国历来都是远远领先世界的。就斯大林、毛主席和金家父子而言，也是“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我想用比较的方式介绍一下，看看能不能比出个高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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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2—4条，则完全是具有二杆子特色的整人方法，在中国，则是集朱元璋、斯大林和群众运动之大成。在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有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很多人在被领袖处决或被逼自杀之前，都是高呼“斯大林万岁”、“毛主席万岁”离开人世的。

实例一：傅雷之死。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在遭受红卫兵的搜家和侮辱后双双自缢身亡。傅雷留下的遗书中写道：“……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是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推出历史舞台了！”
实例二：翦伯赞之死。翦伯赞是著名的党员史学家，1968年12月19日在遭受野蛮逼供后，翦伯赞与其夫人一起服用大量“速可眠”离开人世。翦伯赞死后，人们从他穿着的中山装左右口袋里，搜出两张字条，其中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实例三：邓拓之死。邓拓早年参加革命，是中共党内负盛名的才子。他对妻儿的遗书中写道： “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苏联也不例外，莫斯科的三次大审判中很多被冤屈的共产党人会配合审判者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有罪，而且歌颂斯大林的丰功伟绩，“在下对阁下的仰慕如黄河之水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让斯大林在包厢里过足了瘾。

按道理，人要死了，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是可以无所顾忌地宣泄自己的愤懑之情的，尽管苏联秘密警察很残暴，但要他们在法庭上像排演话剧一样争先要求严惩自己，刑讯并不能完全做到这点。之所以出现这种景观，我想其中的原因无非三条，一是认为自己有罪该死；二是怕连累家属；三是肉体、精力、精神受到无情践踏和摧毁，痛苦得生不如死，自尊、信心丧失殆尽，精神失常。

当年托洛茨基说过一句话：“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在苏共和中共，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非常具体，就是斯大林和毛主席。记得庐山会议彭德怀和毛主席对着干，最后毛主席理屈词穷，就耍光棍，意思是你彭德怀来领导好了，最后给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搁下一句话：我到井冈山上找红军去。最后老彭和批判老彭的人都知道谁是对的，但为了维护党的利益，彭德怀不但要受到全党批判，自己也心甘情愿地认错，并表示要到三线去改造自己。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斯大林收拾列宁战友的时候。莫洛托夫代表组织去找季诺维也夫谈话：“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

株连九族历来是封建社会收拾异己的手段。只不过斯大林和毛主席又玩出了新的花样。

斯大林收拾列宁战友的时候，先是不动声色，靠组织表决击败托洛茨基，把他驱逐出境。后又与布哈林结盟，将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逐出权力中心。等到搞起集体化来，他又收拾了布哈林。最后他乾脆利用基洛夫被刺案，把已然去职的季、加、布等统统下在狱中百般拷打，逼他们承认自己是外国奸细。

一开始这些人还很“坚强”，斯大林马上将他们的家属全部抓起来，并专门修改了苏联刑法，规定处决“反革命”不受年龄限制，这就是说可以枪毙布哈林等人尚未成年的孩子。比如加米涅夫的青年儿子就被逮捕并被控恐怖主义。上述三人终于屈服了。布哈林、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提出“认罪”的条件是政治局保证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不被杀。斯大林最后当面给予他们这个保证，并欺骗他们说只要他们一认罪，他立刻就下特赦令，放他们回家去过平民生涯。

等到交易达成，斯大林便命令秘密警察停止用刑，以大鱼大肉侍候那些“老革命”，直到他们的外表再也看不出受过刑的痕迹来。接着，便在莫斯科举行公开审判。那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法庭没出示任何证据，被告们却争先恐后地抢着认罪，并痛骂像自己这样的败类不配活在人间，申请政府枪毙自己，以平民愤，大快人心。斯大林藏在一个秘密包厢里，心满意足、津津有味地欣赏当初的竞争对手们丑态百出。等到审判结束，他就应“罪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立刻下令处决了所有的“罪犯”，而且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的亲人被关押和枪毙。布哈林也是以家属不受害为“认罪”条件，这个条件部分被实现。他的妻子被关入劳改营，但是活过了斯大林时代。

当年中国的右派萧乾在文革中自杀未成而勉强活下来，妻子转告他说，人们对他所留下的遗书中未有任何愤激之词表示不解。萧乾的解释是：“从我本心，当然是想把气出够了再死。然而，我不能图一时痛快，而害了你们啊。现在我才明白，三十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时，那些含冤而死的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在被处极刑之前，还喊‘斯大林万岁！’因为他们得替撇下的老婆孩子作想呀。”

即使没有后代的彭德怀、周恩来之辈，毛主席照样有办法收拾。和斯大林相比，毛主席的做法有下列几点不同：
1、毛主席更注重从精神上征服对手而不是肉体上消灭对手；2、斯大林采取的办法是杀鸡给猴看，而毛主席的做法是将退毛鸡给猴看；3、斯大林依靠专业化队伍，而毛主席却把这活计更多的交给了群众，认为革命家的任务不过是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而且毛主席反复强调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鼓励群众的过火行为，一生中最瞧不起的就是叶公好龙。对待滥杀滥砍的群众运动，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历来都是毛主席和其他中共领袖的区别。

就说土改吧，斯大林搞土改是使用了军队来消灭敢于反抗的地主武装，但允许地主逃亡。细想想这也对，土改的目的是没收地主的土地，一旦地主离开了土地，还叫地主么？而毛主席则有两点不同，一是精神折磨、思想批判重于肉体消灭，二是土地国有分三步走，先是承诺把土地分给农民，煽动起农民斗争地主和大干社会主义的高涨革命热情，然后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最后把土地彻底控制在自己手里。终于实现了杨继绳先生所说的，“自从出了毛皇帝，风调雨顺也饥荒”。

早在20年代，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乡绅最怕农会给他们戴高帽游街，因为一游街“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一旦失去了颜面，从此不能做人，便可从精神上彻底摧垮对手。更重要的是可以因此改变一个社会。为什么49年前后知识分子会主动申请思想改造，其实真正让他们胆寒的，“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千百万经过洗脑的群众、千百万毫无道德法律约束的群众。他们害怕的不是子弹，况且老蒋根本不敢大开杀戒。40年代末面对旨在颠覆政权（即推翻黑暗统治）的学生运动，掐着指头算来算去，不过就是闻一多、李公朴这么几个人，连后来四五、**的零头也比不上。

毛主席的办法，就是把乡绅交给群众，并不仅仅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而是让他们威风扫地，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从根本上剥夺他们的话语权。而广大农民，不仅仅从地主那里获得了土地（尽管很快就被收回了），更重要的是从斗地主的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快感，而根据我在下乡时所接触到的地主，他们别说什么报仇雪恨，连生存的欲望都快没有了，身体的各个部位，从大脑、腺体到肌肉，完全萎缩了一样，完全是一副猥琐可怜的模样。

群众运动给我刺激最深的还是彭德怀和王光美。我以前对于彭德怀的印象来自于我在文革中在红卫兵小报上看到的彭德怀的漫画和照片。漫画我已经找不到了，只记得画面上有个土匪模样的家伙，光着上身，露出胸毛，噘着大嘴抡圆了膀子在那儿甩土豆，嘴上唾沫星子乱溅，底下是一行字：你有你的原子弹、氢弹，我有我的山药蛋。还有就是文革期间老彭挨斗时的照片，当时很多红卫兵小报上都登过，我把它搜了出来附在下面。彭德怀给我的印象是相貌丑陋、猥琐卑鄙、无耻下贱，完全就是个地痞流氓的模样，当时就觉得恶心，觉得中国人的颜面都让这些丑类给糟蹋尽了。恨不能生双翅飞到批斗现场，即使不能踢上两脚打上几拳，吐口唾沫也算出了这口气。

老毛死后，彭德怀平反，各种版本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彭德怀”也先后问世。以后看到彭总穿元帅服的照片，虽然嘴巴突出了些，气质土了些，但也是一副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元帅相。就是这个彭德怀，是我党以“硬”著称的钢铁元帅，一路腥风血雨杀过来，“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屡建功劳”。老毛一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固然有拉拢下属为我所用的成分，但确实也说出了彭总的特点。以后出征朝鲜，即使两栖作战专家麦克阿瑟也没有让老彭放在眼里；在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里，彭德怀与毛泽东对骂“操娘”：“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的娘，现在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吗?”；在李志绥的回忆录里，又是唯一敢见君不跪、私闯大殿、咆哮龙庭的铮铮硬汉。这叫人想不通，老彭什么没见过，死都死过多少回了，还会屈服文革小将那点小儿科的玩意儿，怎么就能给整成了这般模样？

当年老毛就是和当年在农村收拾地主富农一样，把彭德怀交给了红卫兵小将。最早是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韩爱晶在北京地质学院开会揪斗彭德怀。会上，年近七旬的彭德怀被拳打脚踢，“打翻在地”七次。后来，在中央文革直接指挥下，并有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亲自出席的情况下，又在北京航空学院南操场举行了号称十万人的批斗大会。同时被批斗的还有张闻天等人。彭德怀重伤未愈，又添新伤，他的衣裤被撕打破了，两脚上一只脚穿着棉鞋，一只脚穿着草鞋，胸前挂着大黑牌，被一次又一次地强行弯腰九十度。批斗之后，他们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五花大绑，插着长长的箭标，押在人群中“示众”。刚走不远，彭、张二位老人就倒在地上了。彭德怀在地上喃喃地说：“让我休息一下……我想喝口水，一口水，一口水……”没人给彭德怀一口水喝，招来的是暴徒们恶狠狠的叫骂，并吐去了一口口唾沫……接着，彭、张被人抬起来，扔进了游斗的大卡车，向市中心开去。当卡车经过天安门城楼前的长安大街时，一左一右两个彪形大汉押住了他，强按下他的头。其他的被游斗者都有头发，是被人揪着头发按下头的，只有彭德怀剔着光头，没有头发可揪，而被一左一右的两个彪形大汉抠住了眼睛往下按。这种景象，其他钢铁元帅看了后会有什么感觉？所以林彪宁可出逃敌国蒙古，宁可机毁人亡也不愿意落在毛主席手里。

在纪登奎（文革后期的副总理）、周秉德（周恩来的侄女）等所写的文章里都提到这样一个情节：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严峻的国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于人民大会堂，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暴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暴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的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像今天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周恩来本来是一个自制力极强，决不轻易喜怒哀伤形于色的人。这回如果不是伤心到了极点，心中郁积已久的苦闷已经到了非吐不快的地步，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在纪登奎这样一个晚辈面前如此恸哭失态的。


关于周恩来为什么失声痛哭，人们有多种推测。我认为比较靠谱的就是林彪死了，而毛主席“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下一个对象就应该轮到周恩来。周恩来知道毛的厉害，自从毛主席遵义会议上台后，终生不当第二把手，先是张闻天博古，后有刘少奇林彪，现在中间突然没有了缓冲带，如何是好？好在“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不顶用”，以后有老邓复出，成为实际上的二把手，才让周松了口气。

周恩来怕毛主席恐怕是公认的事实。周恩来怕什么？我想不是死亡，这些老共产党员都是腥风血雨闯过来的，这些见的多了；总理没有后代，也不存在子女遭殃的问题。他害怕的首先是在历史上的身败名裂，凭着毛主席的常用手段，“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完全可以把周恩来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把我党我国我军历史上所有的失误，一股脑都扣在周恩来身上，大概这些对毛主席来说毫无难度。周恩来也深知，在专制国家历史怎么写跟人民没什么关系，完全是温顺的小姑娘，任领袖打扮。老老实实听话，你可以做你的好总理，流芳百世；不听话你就是历次错误路线的总代表，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人相食”的罪魁祸首。

再一个可能就是周恩来害怕面对毫无道德法律约束的群众运动。而且周恐怕比彭德怀之类更害怕群众运动。俗话说孔雀比乌鸦更珍惜羽毛，若放一瓶浓硫酸在阿兰的龙和钟楼怪人跟前试试，肯定是前者先吓得筛糠。我想，毛主席如果收拾周恩来的话，一定不会“那样文质彬彬，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绝不会犯老蒋的错误，让周恩来像当年的陈公博、楮民谊受审一样显出什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高雅通脱来。因为毛主席深知人性的弱点，完全知道该从哪儿下手。

就外貌而言，周恩来的身上完美地融合了南方人的敏感细腻与北方人的豪爽粗狂。明明是俊的可以演坤角（周恩来在求学时一直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而且还演过戏，扮过坤角）却还长着一脸络腮胡子，在延安还号称美髯公，确实是千百年出一个的人才。有欧洲教育背景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啥尔德在1955年在北京拜见周恩来后说：

“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是野蛮人。”其实不管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只要剃了阴阳头，坐上喷气式（就是把人头往下按，胳膊向后向上拉直，脸面向革命群众），脸上再打个黑叉，都是一球样。

王光美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虽然现在也不觉得王光美有多漂亮（只是个人印象，因为觉得她和刘主席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门牙稍大，并少许前突。俗语曰：对象对象，越对越像），可看看无论是什么人写的红太阳回忆录里，只要提到中南海舞池，一定要把王光美大写特写一番，说气质如何高贵优雅，魅力如何四射，连上海滩明星江青居然也吃王光美的醋，可见确实了得。以后央视小开赵忠祥也为七十多岁王光美的“典雅华贵”气质所折服，近距离采访王光美以后，终于明白了“一位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应该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赵忠祥《岁月随想》），可见确实气质不俗。可文革中王光美挨斗的照片看的不少，她给我的印象是其丑无比，是演《丑女无敌》中林无敌的不二人选。我记得70年代初我们那儿有位大哥别人给介绍了个对象，见面后告诉介绍人说，那女的“丑的跟王光美似的”。

在毛主席的语录里，出现最多的大概就是“人民”或是“群众”。而且我看过不少回忆毛主席的文章，里面都从不同侧面提到过毛主席和群众的感情。人民群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老人家还不怎么在意，但每出现“压制群众”的情况，老人家都表现出无比的愤怒。我觉得毛主席并不是在演戏，这是真实感情的流露，他老人家确实和中国的人民群众有着极深厚的感情。在毛主席看来，二杆子安身立命靠的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民智未开的群众。他老人家认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能量，“只要有了人，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主席语录）。有了他们，就没有什么攻不破的堡垒，啃不掉的骨头，打不断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