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4.1郎咸平：商业——在中国文化的背后？

日期：07-04-01 08:50:16


　　会客厅嘉宾：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张文彬：美国加州钻石吧市市长和议员

　　汤本：美国克莱蒙研究所研究员，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祖慰：旅法美学专家，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

　　陈健文：联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成略：红色管理研究会创办人之一、会长，北京天地逢源传媒投资公司总裁

　　金碚：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经营报》社长

　　刘光明：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田丰：广东省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研究员

　　浮躁的企业难成功

　　赢周刊：人们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企业一个愿望是能够在迈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使命。但这条路中国走得很坎坷，有人认为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些不利因素限制了中国企业的发展，你的看法呢？

　　郎咸平：2004年的时候我就提过一个劝诫：中国企业要脚踏实地，要做大做强。当时我很感慨，感慨我们的中华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企业家基本具备两大特色：一是喜欢投机取巧；二是极其浮躁。

　　什么是国际化？农民告诉我们：把水闸打开，就是国际化。农民教导我们：开水闸之前，要先挖沟渠，把水引到沟田。如果不挖沟渠呢？农民说：水会淹没所有的农田。

　　我们今天的企业家就像是没有“挖沟渠”就去打入国际市场的农民。什么是“沟渠”？在国际化之前，必须有一个法制化的沟渠。如果没有一个法制化的规则，国际化本身带给企业的冲击必定是以大欺小、以强欺弱的。

　　我们总是认为要国际化，国际跨国企业越多进入中国越好，是这样吗？

　　麦肯锡说，五年之后，外国的零售业将席卷中国，为什么？外国的在华零售业，大部分的时间是不赚钱的。为什么他不赚钱的情况下，还可以迅速地在华开分店？那是零售倾销的结果。是用外国赚的钱补贴中国的差额。我相信这将打垮中国。所以我们需要制定法制化游戏规则来保护我们的企业。

　　我不是不赞成外资，也不是反对国际化和市场化，而是反对不公平的国际化和市场化。这种国际化走下来，国内企业的生存机会极为渺茫。

　　如果我们的市场化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的国际化是正确的，我们企业的日子为什么会越来越难过？一定是在哪里出了错。错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在大欺小，强欺弱的时代，中国企业的日子极其艰难。这种竞争是中国市场的特色，我们今天走的是极右重复浪费的竞争，而国外是有序的竞争、法制化游戏规则的竞争。

　　归根结底，我们要如何推行有效的国际化？政府要迅速的推出法制化的游戏规则，营造一个公平环境，减缓国际化带来的冲击。而各行各业都要制订一个公平的国际化游戏规则。

　　赢周刊：中国企业要“国际化”问题重重，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呢，解决这些问题？

　　郎咸平：对企业家而言，无论别人“走进来”，或你要“走出去”。你首先要了解的是这个行业的本质，而不是盲目收购，否则是没有意义的。

　　国内很多企业做到一定的规模就希望踏入国际市场，而方法通常是靠迅速收购国际的品牌，譬如TCL等的做法，但是为什么结果不令人满意？这是浮躁投机取巧的心态造成的问题。就算你财大气粗，你可以把品牌收购下来，但你依然不会成功，为什么？因为企业的成功不是靠品牌，而是靠理解这个行业的本质。

　　举一个例子，运动品牌的“耐克”、“阿迪达斯”和“李宁”三者竞争。在2003年之前“李宁”在中国一直是排第一，到2003年“耐克”第一，“李宁”第二。2004年，“耐克”第一，“阿迪达斯”排第二，“李宁”排第三。“李宁”为什么节节败退？

　　无论走进来，还是走出去，都是国际化的问题。“耐克”和“阿迪达斯”的成功在哪里？是品质吗？是价格吗？都错了。要在国际的浪潮中求生存、求发展，一定要理解行业的本质，在理解行业的本质的基础上，再理清你的战略指导思想。

　　那么它们行业的本质是什么？根据我的研究结果，“耐克”和“阿迪达斯”的行业本质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运动精神”。“耐克”如何带出运动精神？它的形象代言人是乔丹和罗纳尔多等人。“阿迪达斯”的形象代言人是足球明星贝克汉姆、游泳健将索普等人。阿迪达斯喊的是“一切皆有可能”。

　　而再看看“李宁”：李宁成立于1990年，成立之后，立刻改成多元化。这是我常常批评的企业家浮躁、投机取巧，它开始生产皮带和领带。皮带和领带跟运动精神有什么关系？所以“李宁”后期经济大幅度下滑。到2002年，“李宁”接受IBM公司的建议，开始学习“耐克”和“阿迪达斯”，但他找的形象代言人是影视明星瞿颖。如果你以为企业打广告的目的是提高企业的知名度，那我告诉你错了。广告的目的不是打出一种知名度，而是带出运动精神。服装就要带出这种运动精神。后来“李宁”也学习“耐克”和“阿迪达斯”，喊出了“一切皆有可能”的口号。李宁找的代言人是李铁，李铁加入英超之后，表现不佳。又找了琼斯和奥尼尔做代言人。琼斯代言之后，还是表现一般。而“耐克”找刘翔做代言人。完美的演绎了中国人发挥潜能，“一切皆有可能”！

　　很多媒体或评论说，企业的成功是靠机遇。机遇是什么？就是本质的问题。你当初是怎么成功的？就是因为你抓到了行业的本质才成功的，但是今天你成功后又忘记了这一层。

　　总而言之，国际化本身需要法制化的游戏规则，以及符合行业本质的战略指导思想。

　　中国式思维“商而优则仕”

　　赢周刊：中国人自古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最后的目标是要做官。而中国的商界也在讨论“商而优则仕”。中国许多商人成功之后，就想办法进入人大、政协，怎么看待“商而优则仕”的这种特殊现象？

　　金碚：“商而优则仕”是可以的。著名的管理学家劳伦斯·皮得有一个“梯子”理论。基本的规则是：当你在一个岗位上称职，被提拔了，你提高到了另一个岗位上。如果你到一个岗位上不能提高，就说明不能被提拔了。当你在岗位上做得非常优秀的时候，你的梯子到顶了，没法爬上去了，以后怎么办？往往社会上有另外一个梯子，比如说企业家做得非常成功的时候，他们可以去从政。

　　国外的企业家，可以先做企业家，之后再去从政。文化反映在制度上，他们的市长是选上去的。但在中国，市长不是选上去的，是行政官员一级一级爬上去的，商人没有机会做市长。这个文化影响到中国的管理。一般来说，一个好的制度要给人们横向流动的机会。但是中国的文化不是这样的。中国的文化，在企业家做成功了之后，社会没有办法来褒奖你，你做得再成功，你还是一个商人。

　　中国式管理将来肯定会进步，中国式的管理集成了中国的传统，但现代制度不断在演进，我们的企业家就要在中国文化的限制情况下，找一种适合的发展方式。

　　张文彬：我是蛮荣幸的。1981年我到美国从商，1997年我开始在美洲从政，我当上了美国的市长，现在我已做了三届。美国的制度规范非常清楚，我是在美国的制度管理规范下做市长。我的职业是商人，而市长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当官要申报自己的资产。我当选市长参政议政是义务为社区服务，不是为了一己的私欲、钱财、权利。事实上，我把薪水和福利连同大部分的企业利润都捐献给慈善事业。

　　我觉得我能在美国当市长，这是蛮大的荣誉，这样的事情只在美国才能发生，在其他的国家不太容易出现。

　　在中国，我认为“商而优则仕”，不是一个好现象。一般来说，商人知道怎么样达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当你把一毛钱当成一元钱来花的时候是最大的利益。但是，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要商人在有权力的时候不腐化，最重要的就是靠制度。一个“商而优则仕”的商人不一定是一个好商人。事实上我认为，只有当文官不求财，武官不怕死的时候，这个社会才能成功。

　　中国的发展已经把上下五千年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整个世界的文化里面，中国的格局非常大。我们要打开这个格局，好好利用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资源，好好地创造自己的企业文化。

　　中国企业做狼还是做人

　　赢周刊：最近几十年，中国商人的命运曾经相当的坎坷，一度被当成资本家踩在脚下，但到了现在，世界看好中国市场，中国商人的机会也最让人羡慕。中国进入变革非常快的时代，企业家要如何适应社会的巨变，中国企业家的性格里存在什么缺陷需要修正？

　　汤本：我觉得“文革”是个精神至上的亢奋的时代。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灵魂就遇到物质的养料和物质的产品的挑战，大家对物质饥渴得不得了，就像亏损的病人，于是一有机会就陷入了拜金主义状态，忘记了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忘记了他的理想主义的追求，忘记了他的终极关怀的追求。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实上，人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存在。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向比尔·盖茨学习。比尔·盖茨是个伟大的人，他不仅是美国卓越的企业家，也是一个慈善家，比尔·盖茨甚至说他已进入全面为人民服务的时代。

　　我认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他的理想不仅仅局限于他的企业，他把他的人格外化，影响族群、影响国民、影响人类。这是我们所有企业家应该追求的理想，因为幸福的人生是死后还可以继续延续的人生，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我觉得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中心价值体系。这个中心价值体系不仅是所有的党员，也包括所有的人民都信服的，并且是发自内心的信服它。我们应当广纳天下优秀的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养料。

　　田丰：德鲁克有段话很精彩：“如果你不懂管理，你就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如果你只懂管理，那么你有可能变成一个官僚主义者。”一个企业家应当具有企业家精神——实践、批判、创新的精神；也应当具有企业家的意识——战略、忧患、责任意识。

　　我认为企业家应该有四种特征：既是企业管理者，又是企业创造者；既是拥有财富的资本家，又是使用资本的艺术家；既是注重细节的实干家，又是胸怀使命的理想主义者；既是市场利益的竞争者，又是市场公平和社会和谐的推动者。

　　陈健文：我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加入WTO之后，大家都在叫“狼”来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做企业，就首先要找一张狼皮回来，披在我们身上，装一下狼，不要死。然后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企业。

　　如果我们真的倒下来的时候，请政府帮我们一把，拍拍我们的肩膀，给我们一点养分。

　　中西文化都有自调功能

　　赢周刊：中国的企业家一直有一个大困惑：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企业，到底是要“西化”还是要“国粹”？

　　祖慰：我觉得不需要对立。我长期在法国工作。举一个法国的例子：路易·威登的包，原先是家族在设计，但是后来发现光这样还是不行，要把别人的东西拿进来，他们请了一个日本人来设计。全世界哪里有优秀的人才，他们就到哪里去请。所以法国的审美产业就是全世界有用的东西，统统借鉴过来，变成自己的技术。

　　大陆对传统文化一直是有这么一种大困扰：到底传统文化好不好？这个问题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化断了吗？关于断代的问题，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不可能断掉，不要太去想这件事。我在法国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有这样的困扰。事实上，他们是用得上的拿来用一下，用不上的放在一边等下一次再用。举个例子，有一个温州人在法国开了个夫妻店，夫妻店在我们看来是非常落后的东西，但法国的劳工贵得不得了，在那里开夫妻店，劳动力是最省的，所以夫妻店放在那个背景下却是最好的方式。所以，文化这种东西有自调的功能，你不要太在意。

　　中国审美文化的特征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一切是最重要的，所以它注重实用。但是我们有一个局限，一切的东西都是源于自己，没有向外面开放学习的机会。历史上中国只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些开放。我认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观点是需要怀疑的。只要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都应该超常的组合，这是创新思维的最重要的原则。

　　赢周刊：为什么我们儒家文化在日本、韩国的企业那里那么管用，它们能造就世界级的百年大企业，而依托本土的文化，中国的企业却做不到日本和韩国企业的成绩？

　　刘光明：我觉得这里面有文化交融的问题。韩国和日本的企业，它们吸收的不仅仅是我们儒家的文化。它们实际上是把中国优秀的儒家文化精髓的东西和西方的先进的管理经验相互融合，不是只取一家文化。任何一个好的先进的文化体系，它不可能只来自一家，它是吸收各家优秀的文化的成果，肯定是一个综合体。我们中国的企业要走向世界，也需要进一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思考和创新。

　　红色管理活用毛泽东思想

　　赢周刊：冯先生是中国红色管理研究会创办人之一，一直在摸索中国式的管理。但大家都说，企业在管理上是常规的过程，管理应该是一致的。而你现在要摸索一个中国式管理的模式，那么到底你提出的“红色管理”是什么？中国有没有形成中国管理的模式？

　　冯成略：“红色管理”是对中国**党的管理作研究，从其革命和建设，对企业的管理经验中总结提炼出来的。

　　红色管理有7大要素：纲领、路线、组织、领导、干部、创新、控制。其中“纲领”和“路线”是西方管理中没有提到的。这是红色管理和西方管理不同的地方，也是红色管理的特色。红色管理的核心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活的灵魂：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中国经济管理的一个特点就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支部建在连队”上。它是整个体系巩固的基础，而且做得非常科学。可以说，红色管理照亮了中国的经济，它体现的是我们的本土文化，同时也吸收了西方文化。

　　关于有没有中国式的管理，或者称之为模式，目前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国的管理还形成不了模式，目前中国的管理还处在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当中。一种管理要形成模式，只有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一个领域，这一管理能够引领整个企业或者社会发展达到一个成熟的阶段，它才能成为一种模式。

　　但是我觉得中国式管理的脚步已经开始了，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式的管理一定能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