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发表时间:2007-3-27 13: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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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全文转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作者谢韬。《炎黄春秋》此文题目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原文最初为一篇书序：《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序言》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

　20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随者，打着他们所信奉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供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作出判断和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

　　20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13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2003年4月16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见证下，欧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局面的终结。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这个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1965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 “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2000年6月3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会议公报强调：“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61名议员（全属民主党）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 了。

　　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2003年9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70%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1500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 9），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1000至1200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1800至2000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达8000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21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6%。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等同志顶住 “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 “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扶贫大会上宣布：“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由3624亿元，增加到11690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8.4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9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2003年，创造了高于1978年33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2003年11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由此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检讨。大多数人是怀着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善意献计献策，以期纠正偏差，发展大好形势。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左派”的外交主张更骇人听闻：“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2005年10月张德勤网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

　　当胡锦涛向世界宣示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实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时，“左派”要通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变中央的内政外交路线。他们认为现在的改革开放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和平演变，“是受到了老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思维’之类谬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今日极左理论大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我以为这是27年来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

　　正当我“杞人忧天”之际，老友陈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专家）向我推荐辛子陵的一部书稿。这书稿我读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别是画龙点睛的理论部分《导言》和《结束语》，兴奋不已。我们两个共同认为，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二）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部书稿的《结束语》指出：

　　1866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版，第504页）

　　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年6月出版。

　　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12年之久，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我们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930年才在苏联出版，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他们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便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凭借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我们曾经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的发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



　　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科学称之为“基尼系数”），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 “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其结果都是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让位给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 “度”。苏联、东欧（包括中国上世纪一段时间）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不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

　　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2页）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三）

　　我们党在1956年12月完成了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也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同志就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250万人（工业160万，商业90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年]第308页）

　　这是我们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还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我们当时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新经济政策。不要因噎废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论》第一卷，1966年人民出版社第962页）

　　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其次，辛子陵这部书稿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书稿《导言》里指出：

　　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27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

　　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所谓“共产主义”大目标在各个历史时代是不同的，是具体的，变化的。马克思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不会想到人人需要一部电脑；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在延安时代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我们曾经奉行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

　　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辛子陵这部书稿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渡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有一条祖训：“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学工业，学科学，学教育，这是所谓“用”的部分；至于“体”，即这一套体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变的。祖宗传下来的这一套，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改进一下都不行。

　　孙中山创立民国，有了宪法，有了国会，但蒋介石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党在宪法国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还是专制独裁。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

　　2004年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这些说法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如果实行了这个转变，我们的党就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就一定会赢得世界近百个国家民主社会党的欢迎，与欧洲各国及美国民主势力共建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会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同盟军。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将加强而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我们将举得更高，举得更有力。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真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1994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这一部书稿，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谢韬，教授。四川自贡人。194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主持工作。1989年退休。撰有《论墨子哲学思想》、《西藏宗教问题史略》等论文。

http://www.imagegarden.net/bbs/showthread.php?threadid=60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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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xiao溪 博客网址：xiaoxi.fyfz.cn 时间：2007-5-25 23:57:00
谢谢zyf06君的访问，欢迎参加讨论。
对于此问题，我到没有专门研究，转贴的时候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很有思考的意义和必要，这是一个发展道路问题。
我只是觉得我们可能在传统里 陷的太深，思路不容易改。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存在的空间和限度，我们把它当做是许许多多理论中的一种来对待，可能更加理性。


姓名：zyf06 时间：2007-5-25 23:16:00
怎么发不上去？



姓名：zyf06 时间：2007-5-25 23:16:00
怎么发不上去



姓名：zyf06 时间：2007-5-25 23:15:00
我觉得这篇文章有许多观点是值得深思的
我是比较赞同作者对于社会发展是否有没有终极目标的见解。
社会的发展应该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它是没有终极目标的，它只有更好！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曾经使中国的热血沸腾的中国民众痴迷，这种痴迷使他们暂时忘却了大跃进带来的灾难与痛苦。在那个年代共产主义的美梦让中国人民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信念！坚定地相信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似乎已经从那个孜孜以求但是近乎是海市蜃楼般美梦中舒醒过来——光有革命的激情和美好的愿望是不行的！我们要立足现实！
党的政策在不断地随着改革的推进而适时地修改，有的内容也逐渐偏离了共产主义的内涵，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成就越来越大，早已超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当时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这依然不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当然在他们的年代也没有会想到如今电脑的普及会如同阶级革命一样会席卷全球。这也是社会的进步……
如果我们当今还在追求所谓的共产主义，看来我们的共产主义的内容是否要再次扩充了呢……
社会的发展是无止境的！！！
如果硬是要给于它一个发展的终极目标，我觉得应该是——人的全面发展~
但是至于谢韬先生发出强烈的呼吁“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认为这是疲惫而无力的。谢韬先生很推崇瑞典的制度，但是瑞典的社会福利也曾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赤字！讲到这里，我想当今应该还是“多谈些问题，少研究些主义 “！
”主义“是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完善丰富的。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是不能够全盘移植的。谢韬先生之所以引用这一理论，那是因为时代给于了这个理论存在的空间。试想，革命年代如果引进这套提倡社会改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当今的中国至少不会发展这么快。一个社会的革命的发生是有其必然性的！但是在和平年代，民主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现了重叠。其实，谢韬先生所向往的不正是建设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但是，他既然赞赏民主社会主义那他肯定看到了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或者合理的一方面。我想，这个方面主要是在政治方面。民主社会主义以公平，自由，互助为目标。但是在当前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依然缓慢，谢韬先生担忧的正是这一点。他文中说人民的共同富裕和政府的廉洁应该成为社会的两大目标，而后者正是民主政治所追求的一个主要方面。
因此，我的结论是，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根治中国百病的良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我们所坚持的！走自己的路！走符合自己实际的路！在这条路上，我们要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该是不行了！就像谢老所大声疾呼的，政治体制不改革甚至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至于社会发展的目标问题，我赞同谢老，社会的发展没有终极目标，只有更好！！！
最近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大概在2007.4）上又出来徐崇温先生驳谢老的文章，文中在从马列著作解读角度驳斥谢老，比起一般的商榷文章更有说服力，讲得很有道理，我个人认为是一篇比较好的、从理论角度争鸣的文章。（这并不等于我完全不同意谢老的观点）建议大家有空可以翻一翻。
谢韬先生能够以兼济天下的胸怀，写下这篇令人深思的、值得咀嚼的、引起社会广泛讨论的文章。足以见证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忧国忧民忧党意识！这是让我值得敬佩的地方。鉴于有些专家学者从头到脚地反驳，甚至对谢老进行人身攻击的行为，本人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偶然看到张清老师博客里面的这篇文章，同时最近也翻阅了一些关于此问题争论的文章，突发感想，随意敲出以上文字，语言的组织，用词方面可能都没有仔细斟酌。
有不对的，或者值得商讨的地方还请张老师指点！


姓名：慧剑修罗 时间：2007-3-30 22:32:00
发信人: kuux (kuux), 信区: THAQiushi
标 题: 张海涛：简评“民主社会主义”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Mar 30 16:49:04 2007), 站内

2004年4月10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社会主义”即在我们党内和我国社会上时隐时现。1992
年以后，有的党员干部甚至提出了将中国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的荒唐主张。
现在，又有人公开发表文章，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文章认为，在西欧各主要国家
长期执政的“社会党、工党等改良主义派别”实行的是“改良的社会主义”；认为“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也强调‘一元多线’，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应是唯一的。革命
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改良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是由各自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彼此之间既
不能互相排斥、又不能简单地相融，历史可能走出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这就是说
，西欧的工党（如英国）社会党（如法国）和社会民主党（如德国）所实行的是“民
主社会主义”，亦即“改良的社会主义”，它与“革命的社会主义”（按：应为科学
社会主义）可能“殊途同归”。

这样，我们就不能不予以简短的评论了。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充满了马克思主义与种种反马克思主义（机会主义，修正
主义）的斗争。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是这样写成的。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
主义，从马列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均如此。远的不说，就说说工党、社会党和社
会民主党的来源及其本质吧。

只要略微具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知识的人们都知道，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
，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的。恩格斯在他的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的发展》里，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出发，马克思和恩
格斯还指出，为了建立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实行无产阶级革
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和毛泽东进一步阐明和发展了这些理论观
点。而社会民主党（包括工党、社会党）所反对和“修正”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
这些基本原理。在恩格斯直接指导下的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曾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方向。但在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斯坦（后来还有考茨基，此人曾反对列宁领导
的俄罗斯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
级专政，主张改良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加第二国际
的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支持本国资产阶级从事帝国主义战争，从而彻底蜕变为资产阶
级政党。列宁毕生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作斗争，在这场斗争过程中撰写了一系列理
论著作，被斯大林定义为列宁主义。在列宁的提议下，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改称共产党
。正是在列宁的领导和斯大林的协助下，取得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随后组成了
苏联，并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各国共产党的国际组织，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第
一国际的继承。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列宁和第三国际的直接关心下建立起来的。

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包括工党、社会党）所起的主要危害是：以社会
改良麻痹工人阶级的队伍，维护垄断资本的统治。长期以来，在工党治理下的英国，
在社会党治理下的法国，在社会民主党治理下的德国，都是垄断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占
统治地位。长期在社会民主党治理下的瑞典，树立了所谓“瑞典模式”。戈尔巴乔夫
当政时期，曾经对“瑞典模式”心向神往。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有些同志也曾经很羡
慕“瑞典模式”，不久以后才发现：所谓“瑞典模式”乃是典型的垄断资本统治。

社会民主党（包括工党、社会党）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除了维护垄断资本统治外
，其危害还有：（1）破坏无产阶级革命；（2）反对社会主义国家（3）入侵发展中
国家。

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继十月革命之后紧接着发生的1918年德国革命和1919
年的匈牙利革命，由于共产主义者未能掌握领导权，先后在右派社会民主党的破坏下
归于失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巨大打击，使苏联不得不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艰
难地建设社会主义。如若不然，现在的世界历史就要改写。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影响之下，在西欧出现了否定
列宁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欧洲共产主义”，意大利共产党甚至连党的名
称也改了，变成了与社会党类似的政党（党内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分裂出来，组建了
新的马列主义政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次造成严重危害。

第三，1991年前后，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东欧易帜，主要是戈尔巴乔夫集团背叛
社会主义事业的结果。但与此同时，这种世界历史的大倒退，也是西欧各主要由社会
党等党派紧紧追随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对苏联、东欧实行“和平演变”战略造成的极
为严重的恶果。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平息了在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大力煽动的1989年动乱。西
欧各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紧紧追随美国之后，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所谓“制裁
”，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其中，法国（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200
周年）社会党政府的表现尤为恶劣。

第五，1999年，西欧各执政的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与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紧密
配合，公开入侵南斯拉夫，随后并予以肢解。为了推翻南斯拉夫政府，西欧几个国家
的情报机构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在南境内大肆活动。据美国报刊报道，在2000年南
斯拉夫选举期间，英、德等西欧国家与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共向南政府反对派提供了6000
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将南政府推翻后，英勇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南斯拉夫总统米洛
舍维奇却被押到海牙国际法庭受审，至今仍在关押中。

第六，2003年3月至今，英国工党政府与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一起，制造借口，入侵
并占领中东文明古国伊拉克。

凡此种种，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西欧这些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政党
的本质吗？难道这些政党真是在搞什么“社会主义”吗？难道它们搞的所谓“民主社
会主义”真能与科学社会主义“殊途同归”吗？难道这种所谓的“殊途同归”不是异
想天开吗？

只要是尊重事实，就不难看出事情的真相。

有一点需要提到，即：由于各国情况不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必然具有
各自的特点。但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条是普遍适用
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从1871年的巴黎公社以来，至少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
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还没有看到任何国家“和平长入”社
会主义。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国与西欧各国，包括英、法、德等国以及以它们为主要成
员的欧洲联盟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是正确的，也是很重要的。但在意识形态领域，
我们一定要与它们划清界限。我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
基本点。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包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任何时候、任何情
况下都不能违反。为此，就必须与种种错误思潮、包括“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作坚决
斗争。我党具有反对修正主义的优良传统。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曾与赫鲁晓
夫修正主义作过坚决斗争。吴冷西同志在其所著的《十年论战》里详细论述了那一段
历史。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有关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要反对和防止
帝国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等理论观点，也已为历史事实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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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xiao溪 博客网址：xiaoxi.fyfz.cn 时间：2007-3-29 22:01:00
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
作者：周新城 转贴自：毛泽东旗帜网
一、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各种各样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作过阶级分析，指出有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并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二、谈到社会主义的模式问题，应该区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这些本质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这样两个层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具有自身固有的、与其他社会制度相区别的本质特征，这些本质特征就是：政治上，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体现这些本质特征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具有这些本质特征，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抛弃了这些本质特征，就不能叫社会主义。在这一层次上，社会主义不存在不同模式，这是社会主义的统一性。在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一层次上，即在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方面，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本国的具体国情，自行探索，走自己的道路，不能照搬别的国家的做法，而且随着条件的变化应该不断进行改革。在这一层次上，社会主义存在、而且应该有不同的模式。每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共性，又要探索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

民主社会主义尽管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它反对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主张实行听任资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多党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赞成以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为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反对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要求实行私有化；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它否定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共性，不赞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怎么还会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呢？

西欧有的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执政几年、几十年以后，自己也承认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很快就从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这一事实说明，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它是资本主义，只不过主张对资本主义作若干改良而已；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民主社会主义则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桥梁。

三、把社会主义理解为某些“全人类共同的价值”，例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等，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由生产力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崭新的社会制度，而不是某种价值观的体现。作为价值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是社会经济关系反映到人们头脑里的观念，因而它是历史的、具体的，不同社会里有不同含义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没有一个适用于各种社会形态的统一的价值观。即使在同一个社会里，不同阶级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赋予“民主、自由、平等、公正”这些概念以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内涵。在阶级社会里，并不存在抽象的、全人类共同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社会主义鼓吹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等原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一点。他说：“俄国1917年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回声，同时也是实际实现这些崇高理想的大胆尝试。”十月革命只是朝着“法国革命宣布的人和公民的自由以及个性自由”这一目标向前迈进的一步。可见，他是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崇高理想”，并要为之奋斗的。那样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原则吗？

四、对民主社会主义必须作具体分析。从根本性质来说，民主社会主义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社会党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必须与之划清界限，因为它们不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想对资本主义做点改良。应该看到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不能借口相互学习，否定自己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模糊两者的原则界限。但是，社会党终究是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左翼，在不触动雇佣劳动制度这一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是它们与保守党等资产阶级右翼不同的地方。它们在执政期间为加强执政地位所采取的某些具体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所以，在党际关系上，我们主张在四项原则基础上加强同社会党开展合作和交流。

有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且它是针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病提出来的，因而是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们认为，“斯大林模式”应该否定得越彻底越好，我国的改革应该抛弃“斯大林模式”，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批评说，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以我划线，“不符合我们的标准，就是修正主义、假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这是“自我封闭、白我僵化、自我束缚、白我孤立”，“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得不到发展，社会主义阵营难以壮大”。在他们看来，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是不对的。


这里，我们不来评价“斯大林模式”，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只想说明一点：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是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

在历史上，许多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弊病的人，往往自称为“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经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做过阶级分析，指出：有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的封建贵族批评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主义”，有“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有“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一一作了批判，指出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从来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就是说，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他们对“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了全面的分析，一方面肯定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了“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另一方面指出它“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用“幻想的条件”来取代“解放的历史条件”，陷入空想。空想社会主义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达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它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它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思想和制度。从历史的经验看，不是自己命名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的人强调，不能把我国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为判断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有不同的模式。有意思的是，国内某些人承认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是认同的”，但却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一个流派。认同资本主义制度，怎么还能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一个流派呢？更有人把美国民主党也看作是民主社会上义，把最近民主党在议会里两次取得多数，称之为美国已经“赤化”，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连眼前的美国也成了社会主义的样板，可见，在他们的心目里，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

某些学者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理解为通过民主和渐进改良不断促进和实现‘自由、公正、团结’的基本价值”，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某些“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这是完全错误的。戈尔巴乔夫就鼓吹，社会主义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种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实现的组织科会生活的原则和过程。这些原则和过程是以若干基本价值为内容、并围绕它们展开的。他把社会主义概括为这样一些伦理性价值观念：“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原则；民主自由原则；社会公正原则：爱国主义和族际主义原则。”所以，戈尔巴乔夫说，社会主义是“社会逐渐失去其原先状态的一种实际运动”，只要不断实现这些伦理原则就是社会主义。从这一理解出发，他认为资本主义正在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显然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由生产力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崭新的社会制度。从基本制度角度来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出现，它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诞生。这里，任何“民主、自由、公正、团结”的说教都是无济于事的。社会党曾经在欧洲几个国家里执政几年、十几年，宣称实施了这些原则，但丝毫没有改变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

民主社会主义宣传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等价值，听起来十分动听、富有魅力，似乎谁都会赞成。有人正是因此而衷心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然而作为一种价值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是社会经济关系反映到人们头脑里的观念，因而它是历史的、具体的，不同社会里有不同含义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没有一个适用于各种社会形态的统一的价值观。即使在同一个社会里，不同阶级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赋予“民主、自由、平等、公正”这些概念以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内涵。在阶级社会里，并不存在抽象的、全人类共同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我们以民主为例。民主社会主义吹嘘民主是“人类文明伟大的价值观”，是“全人类的理想”，其实这种说法不过是考茨基“纯粹民主”的翻版。正如列宁指出的：“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谈论“纯粹民主”，目的是“蒙敝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自由，历来是资产阶级学者用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工具，哈耶克就说社会主义违反自由，是“通向奴役之路”。其实，自由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自由。不同阶级的自由甚至是对立的，有了资产阶级雇用工人的自由，就没有工人免遭剥削的自由。阶级社会里没有一个统一的适用于各个阶级的自由。公平、公正也是一样。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永恒公平”时指出，公平“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行政区域条例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同人而异……”。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公平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奴隶社会有奴隶社会的公平标准，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公平标准，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标准。而且不同的阶级由于阶级利益的差别，对公平、公正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认为资本获得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最公平不过的了；但在工人看来，利润是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偿占有的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剥削，是不公平的。

其实，民主社会主义鼓吹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等原则，如果撇开漂亮的词藻，抓住背后隐含的实质，应该说，他们所说的这些原则并不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而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一点。他说：“俄国1917年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回声，同时也是实际实现这些崇高理想的大胆尝试。”十月革命只是朝着“法国革命宣布的人和公民的自由以及个性自由”这一目标向前迈进的一步。可见，他是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崇高理想”，并要为之奋斗的。那样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原则吗？

对民主社会主义必须作具体分析。从根本性质来说，民主社会主义是一股反马克思工义的资产阶级思潮，社会党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必须与之划清界限，因为它们不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想对资本主义做点改良。应该看到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不能借口相互学习，否定自己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模糊两者的原则界限。但是，社会党终究是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左翼，在不触动雇佣劳动制度这一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是它们与保守党等资产阶级右翼不同的地方。它们在执政期间为加强执政地位所采取的某些具体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所以，在党际关系上，我们主张在四项原则基础上加强同社会党开展合作和交流。

我们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提出实行多党制后，我们党中央就明确指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上义’，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根本不是什么完善社会上义制度，而是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中央提出，全党要“划清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苏联“8.19”事件发生后，我们党又重申这一点。1991年底，在苏联行将解体的时候，我们党中央义明确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这些论断在当前仍有重大的意义。

http://www.gnzs.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44




姓名：xiao溪 博客网址：xiaoxi.fyfz.cn 时间：2007-3-29 22:00:00
非常感谢慧剑修罗君的热情相助。
欢迎您经常来指教。


姓名：慧剑修罗 时间：2007-3-29 21:46:00
讲座人叫做刘苏林，你可以查阅一下他的文献。

上课也没有讲义，讲座在周六，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录，我周六要开会，所以没法去听，不过如果有的话，一定提供给你。

另外，有关文章可以提供一篇：http://www.gnzs.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44

和清华刘苏林的观点有类似。。


姓名：xiao溪 博客网址：xiaoxi.fyfz.cn 时间：2007-3-29 21:32:00
请问慧剑修罗君，有讲座的资料吗？
谢谢。


姓名：慧剑修罗 时间：2007-3-29 19:48:00
呵呵，最近，清华大学博士生政治课正好讲了一堂“反民主社会主义”，授课人周末还要继续讲座。。。就是专门批判这篇文章的：）呵呵，左右之争，各种思潮之争，蛮激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