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7日星期六

《经济学人》对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回顾和展望

中国改革 第二次长征

2008年12月11号
经济学人印刷版

邓小平30年前所推动的改革,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它始终没敢迈出最大的一步

“恩格斯从未坐过飞机;斯大林从来没有穿过的确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在30年前的会议上如是说,这个会议现在被官方视为经济和政治改革起点。邓的话意思是以实用主义取代毛主义者的教条。中国现在正在为巨大变革进行周年纪念。尽管官员们喋喋不休的炫耀他们贡献给本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一系列成就:贫困公民少了2亿,世界GDP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现在的6%,粮食产量提高70%,但是世界金融危机使他们忧心忡忡,他们的领导人正为完成未竟的事务而斗争。

胡锦涛的继承人副主席习近平,据说被指定为纪念活动的总负责人。举行包括音乐会,展览和无休止的演说在内的各种活动,来纪念中国历史的“转折点”——邓在与毛派的斗争中占据上风。邓的胜利在1978年11月和12月举行的两次会议中表现出来。第一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长达一个月的“工作会议”,差不多是此类会议中最为活跃的一次。(也就是在这里,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说法,邓提到了“的确良”那段话。)紧随其后的是正式的全体会议,书面记录更加全面。

明年该国将庆祝它作为人民共和国的60岁生日(按儒家传统,60岁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日)。改革和开放占据了共产中国一半的时间。但是官方小心谨慎地控制继续变化的期望和要求。邓曾经建议于2050年进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选举,现在已经没有人提起了。经济领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包括了人口老龄化和环境恶化,这两者都有可能拖累经济增长。

1997年邓去世后,他经常被描述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好像过去30年席卷中国的变化来自他的安排。但他本人更为准确的叙述了他的道路是“摸着石头过河”。最后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始终没有明确过。1992年,这个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官员们极力解释这与真正市场经济是不同的。也就是在这一年,邓宣布了党的“基本路线”(党所宣称的,一党领导下的改革和开放)100年不变。但这意味着要摸更多的石头。

党的领导人享受这种晦涩不明带来的好处。这使得他们在制定政策上更加灵活,更容易形成派别之间的妥协。这30年来最为重要的政治变化是远离了毛主义时代邪恶的派别斗争,这一倾向在整个80年代基本得到了很好的坚持,却助长了1989年民主运动的发生。2002年,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权力顺利的从一届领导人转移到了另一届领导人,没有经过杀人或者清洗。新领导人同样表达了对改革的承诺,但是却提出一个更加左倾的议程表。

掩盖党的历史对他们阻止公众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也有帮助。改革进程自身的历史经过清洁和简化,以便将公众对领导人的动机和行为的疑问最小化。例如,天安门广场西侧,一个公共汽车站点前面,那道长200米的砖墙——“民主墙”——是该党30年前举行会议的时侯,最重要背景之一,再不被提起了。在1978—1979冬季的四个月里,市民们在这面墙上张贴要求自由和民主的海报,直到邓决定关闭它并监禁了一些活跃分子。该地区现在是一个广场,两侧是商铺。

党的官员宁愿他们的英雄远远比实际情况高明,改写的历史暗示30年前的会议清晰地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但他们没有。1976年毛泽东死后,拆除毛派大厦的活动一直是偷偷进行的。工作重点转向重建经济体系,早在会议之前就开始了。在政治上与西方和解是“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对苏联同样厌恶的动机驱动下,早在毛死之前几年就开始了。

谨慎的统治

“开放”这个词在1978年12月22日两次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甚至都没有出现过,“改革”只提到一次。一份经过领导人修改,准备第二年实施的关于农村改革的文件特地拒绝了改革开放的观点。农民通过合同租赁土地、自行耕种,现在被看做是农村改革中里程碑似的举动。对比之下,毛灾难性的“人民公社”一直受到赞扬。邓成功的改革一直充满妥协,这种妥协一直持续到今天。


现在一些中国媒体在讨论以“中国共识”作为主张自由经济的“华盛顿共识”的替代哲学,近来显得有些不靠谱了。中国的国有新闻机构新华社最近给出的说法是北京共识是“审慎的市场经济”。邓无疑是谨慎的。他知道需要给毛派一些脸面,即使是他巩固了手中的权力,有能力进行毛派不可能喜欢的改革试验的时候。农村改革始于1978年中部省份安徽,当时该党的会议还在北京举行。一个公社的农民将土地秘密分成小块耕种,他们预计到有可能因此丧生,但是他们的行动却很快得到了该省领导、邓的盟友万里的支持。其他人逐步跟进。1984年,公社正式消失的时候,它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


谨慎使政府避免推动“北京共识”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替代物。酝酿挑战美国的权力、改变世界秩序的指责是令其畏惧的。实际上正是一个美国人,Joshua Cooper Ramo,在为英国智囊团——外交政策中心——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助长了这一短语的流行。Ramo 先生写到,“现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中国的模式,而且正在改变世界发展、经济、社会以及政治风景。”


至少在改革的前半阶段,少有人如此自信。今天城市呼啸而起的高楼,多是最近15年高速发展的产物。而造成这种快速增长的,很大程度上是强悍精明的自由经济的产物,而不是挥动任何一只魔法之手的后果。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两项重大的改革,合并、关闭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和城市住房改革才开始进行。在关闭大量企业的过程中,很多人遭受痛苦(抗议并不鲜见),数以百万记的人们失业。


在80年代后期发生的民主动荡,对中国的资本主义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任何官员,或者任何中国所谓渐进之路的仰慕者的建议。抗议活动在中国被残酷镇压,但他们以及共产主义在其他地方的崩溃,引发了中国领导人对改革的方向的激烈辩论。一些人认为,计划经济和严密的社会控制对于政权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正是这些措施助长了骚动。最终,邓决定给毛派决定性的一击。1992年他从退休状态中出来,制止了争吵并决定将中国置于市场经济的道路上。繁荣几乎在他南巡的同时应声而起。

1978年邓并没有清晰的思路。他能敏锐地从公共舆论中读出现实的图景,但是他没有宏大目标。20世纪80年代在领导权的争夺中消磨掉了。鲍彤,共产党前中央委员由于同情1989年的示威者被囚禁,说30年前邓最初的计划,是就一些重要问题达成一致,首先是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问题上,其次是对1950年代大跃进浩劫以及1966年文革到毛逝世的文革进行修补。改革开放不在他的议程上。

但会议没有按预期进行。邓头几天由于在国外访问而缺席会议,回来后发现原定的讨论被毛统治时期遭受折磨的领导人散播的政治控诉所取代。代表们要求为遭受清洗的同事恢复地位,重新评估1976年毛死前数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反革命”活动。对于普通的中国人而言,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中宣布天安门事件为“完全革命”,这是当年最大的变化信号,邓和他的盟友们从来没有提到过经济问题。


来自下面的声音

该党很乐意掩盖来自下面的声音。明年六 月 四 号是镇压天安门抗议20周年,可能有近千人死于这次这次镇压。在他们庆祝30周年的时候,官员们不想表明重评六四动乱的任何可能。他们不愿意面对这样做的重大压力。流血事件对今天而言是一个遥远的记忆了。


但是公众舆论继续塑造着中国的改革的进程。自由经济学家抱怨说国家远未做到市场经济要求的程度。货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资本出入境受限制,包括电力、燃料、水等物品在内的价格仍受国家管制。今年一月政府宣布了对一些粮食作物的价格管制,本月予以取消。目前国家2/3的产出由非国有企业制造,但国有企业支配着关键的包括银行、电信、能源和媒体在内的关键部门。在2001年至2006年,国有企业数量从37万下降到12万,但仍有1.3万亿美元的资产由国家控制。这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当前以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为首的这一届领导人,担心公众对痛苦调整的反应远胜其前任。他们有理由持谨慎态度。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约有3000万工人下岗。中国劳工通讯,一个总部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在9月报告说,由于普遍的腐败现象和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导,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只能勉强维持他们的家庭。评估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标志性口号,建立“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给人的印象是要建立更加关心人的资本主义。他们觉得改变策略以避免公众反弹是很有必要的。

2004年,香港学者和电视评论员郎咸平关于管理层赎买国有企业然后实行普遍私有制的评论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许多中国人认为,工厂老板(实际上也是官员)由于这种赎买获得了惊人的财富,而工人什么也没有得到。政府回应停止了这种赎买。两年后,为阻止他继续激起公众的愤怒,郎先生的电视节目被取消了。

曹思源,20世纪80年代协助起草中国第一部《破产法》的经济学家,现在经营一家破产顾问公司。他说,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做法现在都停止了。20世纪80年代鼓励私营部门参与所有竞争性行业的做法也已经被取代,政府授予具有战略地位的(一个解释自由的术语)国有企业以特权 。曹先生预计,今年大约有3000家企业,其中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要经过正式破产程序,去年是3200家。应当申请破产的企业是这个数字的十倍而且在继续增加,但是地方官员阻止国有企业申请破产以维护政府的声誉。

落后的农村


中国因为取消人民公社,随后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虽然支付给农民的粮食价格提高也有帮助)受到了在世界各地受到了高度的赞扬。但农村电网结构与公社时期相比变化不大。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它是被租赁给家庭经营的农场。这个系统将农民排斥在城市已经享受到的,因产权自由交易带来的经济繁荣之外。


10月国家主席胡锦涛主持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显然打算回应30多年前举行的会议。但这产生的是反高潮的效果。胡锦涛和他的同事们仍然担心土地制度重大变化将会引发农民到城市谋生的雪崩,而城市如今已经为微薄的社会保障困扰良久。尽管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是过去30年里保持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自1978年平均增长10%),但是政府仍然希望抓紧对这一过程的控制。移民获准进入大城市的过程更加痛苦。2003年SARS爆发时,北京将他们驱逐一空。很多人在今年8月份奥运会期间也离开了,因为来自官方的间接压力使得他们远离北京。

像是邓和邓的接班人江泽民,胡先生给予政治改革的主要是口惠。他重复着邓缺乏诚意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说法。但是一些中国学者指出,即使是眼红中国经济成功的越共,在政治改革方面也比中共做的更好。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高尚全,5月份在官方期刊《改革内部参考》发表的文章称,越南的“思想障碍比我们少”,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上他们极少争论。在6月份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仅去年就有170人签署的一份请愿书(其中许多是前高级官员),指责党领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复辟” 。


胡锦涛肯定没有计划削弱党的力量,更谈不上允许反对派建立组织。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大约300名知识分子签署了要求政治自由化的宣言,政府拘留和讯问了一些签署者。胡先生花了相当大的努力(和党的大量资金)重建党的基层组织,以应对国有企业倒闭和私营企业快速增长带来的冲击。党的官员派出数千支的队伍,说服私人企业建立工会(在中国是由党控制的)和党支部。

他们的努力遇到的不止是来自外资企业的阻力。沃尔玛,美国零售连锁店,在中国大约100家超市,尤其顽固。党的官员多次与沃尔玛代表在南京举行了会议后,2006年该公司(不情愿地)决定允许在企业内设立工会。谈判官员按照工会首席王兆国的要求,提出在企业内建立党支部的要求。但是在一个400人的工厂里,只有6个党员,而且这6个人并不觉得在沃尔玛内建立党支部是必要的。但是在沃尔玛屈服之后,其它的外资企业也紧随其后,到2006年底,超过三分之二较大型的非国有企业已建立了党支部。

今年初一些官方媒体倡导新一轮的“解放思想”。一些中国学者公开呼吁在新的阶段更加关注政治改革。但是危机发生了,3月份的西藏暴动,5月份的地震死亡了近十万人,官方为奥运会致力于压制不同意见产生的万马齐喑的影响。现在,当经济受到全球性危机影响的时候,官方开始为日益增加的动荡的可能所困扰。民主仍须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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