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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21 15:41:39 南方网 田炳信
采访人物:陈共存,陈嘉庚的侄子,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
时间:2005年5月1日
地点:新加坡那森花园
陈共存:去掉政治色彩的陈嘉庚
民间有两句话,对老人有两句话评价,一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二是“贪财怕死打瞌睡”。这是从生理到心理的一句浓缩的概括。大多数老人逃不脱这一规律设定的走向。我见过四位老人却摆脱了这种纠缠,走出了晚年的困局。
1999年,我在云南见到了宣科老人,他和十几位七老八十的老人演奏纳西古乐。老人幽默、通达,他告诉人们一句话,音乐是恐惧的产物,为了摆脱恐惧,人就要唱,就要舞。他抓到了音乐的灵魂。
2000年,在香港见到了南怀谨,他对佛、儒、释三家的研究,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说世界上只有一种人,三种心态,被人欺,欺人,自欺。好一句平地风雷,晴空响雷。那是对人性入木三分,掘地三尺的透视。
2001年,在北京后圆恩寺5号见到了周惠。当年的庐山会议他曾是彭黄张周周所谓反党集团中的一分子,后被毛泽东大笔一挥,又划掉了。也从此从一名副省级变成了副司级干部。1978年,周惠重新被启用,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他在内蒙古西部调查时,看到吃不饱穿不暖的老百姓,动情地说了一句话,“天下有打罪、骂罪、死罪,就是没有不给饭吃的罪”。从那以后,他和万里等人,分别在安徽、四川和内蒙古拉开了农业大包干的序幕。周惠又一次点到了中国僵硬的政治穴位。
2005年5月1日,我在新加坡见到了陈嘉庚的侄子,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87岁的陈共存老人。老人一生走南闯北,阅人无数,对经济、政治、人情世故都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与他聊天是一种享受,无拘无束,海阔天高。
我常想,这些老人,不管是从政的,还是经商的,不管是为文的,还是弄艺的,他们在晚年都有一个相似之处,看淡了许多人,看透了许多事。像晨夕中的晚星,像天边的一缕云霞,像草原上一顶随意支起的蒙古包,淡泊,轻爽,随意。
他们待人平和,遇事平静。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有一种远离俗世的豁达,宁静,自在,通透。
田炳信:我听说最近洪永宏教授的帮助下,由您口授出了一本《陈嘉庚新传》,您也是87岁的老人了,什么原因促使您在晚年写这本书?
陈共存:我从小对历史有特别的兴趣,因此在大学时期专修历史;对中国文学虽然有浓厚的兴趣,却非作家。数十年来,写作陈嘉庚的历史和事迹的人,都有各自的立场,所写的只是表面化,未能深入理解陈嘉庚思想的深奥。
田炳信:什么原因让您得出这样的印象?
陈共存:1980年中国实施开放政策,有好多文学家和戏剧家,都有浓厚的兴趣要以陈嘉庚为题材创作剧本,他们把剧本的稿件寄来给我都不下数十种,绝大多数都是表面的文章,无从修改。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作者对陈嘉庚在南洋的活动一知半解,对他在国内的处境虽有了解,但也不敢直言表达。五十年代从土改开始的种种政治运动,在执行上的偏差,极左的行动,都给陈嘉庚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不是有海外三千万华侨的背景,陈嘉庚的下场可能跟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下场相差无几。陈嘉庚晚年内心的反感和痛心,国内作者既不敢实话实说,更不敢撰写文章。简言之,极左派认为他是资本家,国外却认为他是共产党极左派的同路人。
田炳信:晚年的陈嘉庚先生可说是处在一种极为矛盾的状态下生活的。
陈共存:那种痛苦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田炳信:我看资料介绍,陈嘉庚一生追随过三个人,一是孙中山,二是蒋介石,三是毛泽东,这三个人最终都让他很失望。
陈共存:是这样的,伯父毕竟是个侨商,是个平民,不是军政首脑。他既没有掌握政权,更没有掌握军队,而且长年生活在海外。因此,他在自己竭尽全力的同时,将国家独立富强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中国革命领袖的身上。加入同盟会时,他寄希望于孙中山。当时,清廷日腐,外侮日亟,中国面临瓜分危机,已濒临沦亡。孙中山高举义旗,指明革命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伯父在新加坡拜识了孙中山,研读了三民主义,毅然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一名革命党人,并迎来辛亥革命的胜利。他欢欣鼓舞,亲自回国创办学校,创办实业,满以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国将就此走上繁荣富强之路。但是,中国经历过两千年的帝制,封建势力根深蒂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夺;接着又是袁氏称帝,又是张勋复辟;然后是列强各国大卖军火给中国各派系军阀,促使连年混战。中国人民继续蒙受苦难,孙中山也因之含恨而终,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人物。陈嘉庚对孙中山的热望,终于未能实现。
孙中山逝世后,中国亟需一位强有力的领袖,以领导革命人民,用武力打败军阀,统一中国,进而谋求国家的真正独立和强盛。这时,孙中山军事上的助手、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应运而出,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连克数省,并用政治手段,争取到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实力集团的人加盟,和东北、新疆两个地方政府的易帜,勉强实现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赢得了各国的承认。陈嘉庚于是将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岂料蒋介石上台后,与帝国主义列强合作,走反共路线,以后又任用孔祥熙、宋子文等内戚和一班贪官污吏,实行独裁统治,致使法纪荡然,民怨沸腾;抗战爆发后更变本加厉,营私舞弊,偷盗外汇,欺压百姓。陈嘉庚回国慰劳考察中了解到实情,愤怨交加,要求当局撤换陈仪等恶官。蒋介石不但断然拒绝,而且还派吴铁城到南洋阴谋攻倒陈嘉庚。陈嘉庚对蒋介石的寄望,至此全然破灭。
对蒋介石失望之余,陈嘉庚将希望托寄给延安的共产党和毛泽东。抗战胜利后,中共军队不及国民党四分之一,陈嘉庚却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当新政协全会通过《共同纲领》并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陈嘉庚内心的欣喜和激动,大大超过了他在辛亥革命胜利之时。新中国诞生后,以《共同纲领》为国策,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实行土改,恢复经济,稳定社会,加紧建设,曾使他倍受鼓舞。后来最高当局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屡屡违背《共同纲领》,制造一系列异想天开、无奇不有、形形式式的政治运动,包括“引蛇出洞”的反右派斗争,他确已失望但没有完全失去信心。到了彭德怀事件发生,毛泽东将个人威望置于人民利益之上,坚持“左”倾错误的路线,卷起“反右倾、拔白旗”的狂潮,加剧了荒诞的公社化、大跃进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几代爱国志士用鲜血铸就的人民共和国,竟出现了因政策错误造成的大饥荒。陈嘉庚更加失望了!他眼看曾经是人民好领袖的毛泽东这样演变下去,最终必将变成一个专制独裁者,这是多么令人痛惜的事啊!
这时,他已经八、九十岁了,心灵和肉体又备受折磨。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强国富民的理想,不但在他有生之年无法实现,而且何时才能实现也使他感到迷茫。陈嘉庚就这样满怀矛盾和痛苦,郁郁而终,把“博爱、诚毅、革新、奉献”的精神留给后人,成为历史上又一悲剧人物。
田炳信:我想您说陈嘉庚是悲剧人物,关键是他对许多事情有远见,有洞察,而又无力阻拦而造成的。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陈嘉庚先生准备启程去北京时,当时给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会,会上送了陈先生一副对联,“合公谊私情,送先生归舟万里;论勋劳物望,实中外在野一人。”中外在野一人,可说是当之无愧。
陈共存:伯父是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他一切出发点以是否合理,是否合义,是否合大众要求为准衡。这是他为人的准则,也是他衡量世人的标准。按照这标准,上自国家元首,下至黎民百姓,凡是合者,他都支持;凡是不合者,他都反对;不管你地位多高,权势多大;也不管亲情多深,私谊多厚;一律同等对待。
田炳信:我听说在建国后的十年里,他都有特立独行的言论和行为,在当时可是不容易的事。
陈共存:是不容易。回国后,他一直关注着世界的局势,关注着中国同各国的关系。他认为美国对中国主要是有经济野心。而北邻大国苏联自帝俄时代侵占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到抗战胜利后攫取外蒙领土和东北多项特权,都充分暴露其侵略中国的野心。
田炳信:邓小平1989年5月16日,接见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首次来中国访问时,说过一段话: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可说是异曲同工。
陈共存: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据陈嘉庚观察,这场朝鲜战争显然是斯大林的政治阴谋。因为北朝鲜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金日成想用武力统一朝鲜,非经斯大林同意不可。战争爆发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完全可以运用否决权,制止美国借联合国名义出兵朝鲜;但它却在安理会要通过相关决议时故意缺席,让美国为所欲为,使朝鲜内战变成国际性的战争。这表明斯大林对这场战争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国如果贸然参战,可能正中他的奸计。
田炳信:为什么?
陈共存:陈嘉庚认为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极需休养生息,卷入朝鲜战争对中国极为不利;因此,心中极为反对。在美军迅速北进的严峻情势下,中国最高当局召开了多次会议进行研究;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还进行了几十次的电报磋商。斯大林极力鼓励中国出兵朝鲜,并一再承诺提供空军支援和大量军火,催促只有陆军、尚无空军的中国军队放心去作战。他却坐山观虎斗,避免了美、苏发生直接冲突。
田炳信:老人视野还是很开阔的,思路还是很慎密的。这恐怕与他交友广,信息灵,和以民族利益为重有关。
陈共存:到了抗美援朝战争后期,陈嘉庚对中国士兵在战争中的惨重牺牲感到痛心。特别是在停战后,当他了解到苏联供应中国抗美援朝的大量军火,全部是以借款方式提供的,期满不但要还本,还要付息,更是愤愤不已。
他从朝鲜战争前前后后苏联的一系列表现得出自己的结论,认定斯大林策动这场战争,是有预谋地把朝鲜、美国和中国推入战争漩涡,使这三国,特别是朝、中两国牺牲无数的生命和资财;他自己则坐山观虎斗,借刀杀人。这样,即缓解了西方集团在欧洲对他的压力,又进一步控制了朝鲜和中国,而且还发了一大笔战争财。
因此,陈嘉庚感到中国是受斯大林欺骗和利用,是被人出卖。在当年中国大陆掀起的近乎狂热的亲苏热潮中,陈嘉庚却针锋相对,接连在集美公开斥责苏联说,这算什么“老大哥”。
田炳信:据我了解,陈嘉庚不仅在朝鲜战争上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当时在外蒙古的问题上,他也有自己的看法。虽然,这已成了定论,当时,能有这种思维和认识,现在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看出老人家的高瞻远瞩。
陈共存:1950年2月15日,陈嘉庚返抵新加坡,只居留三个多月,不得不于5月21日,乘飞机再度离星,取道香港来到中国;6月10日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然后转回家乡集美。这时,除西藏、台湾和少数海岛外,全国广大国土都已解放。人民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恢复生产,整顿秩序,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使备受蒋政府通货膨胀之苦的广大民众生活安定下来。社会风气也大大改变,流氓乞丐几近绝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已成现实。
陈嘉庚对人民政府在短短半年时间就取得如此重大成绩十分满意。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赞扬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拥护即将开展的土地改革,认为“土改能促进生产”;接着就目前海外华侨仍受当地政府苛待的问题,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早日与相关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派出使领,以正常外交手续,予以切实保护”。会上,他还提议国家应规定“中文书写统一自左而右”;同时提议应及早建设福建铁路。
田炳信:陈嘉庚先生的心情当时还是很高兴的。
陈共存:高兴归高兴,大的问题他是有看法的。早在1946年,当陈嘉庚得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条约割弃外蒙,一直坚决反对,除在1946年2月发出《南侨总会战后第八号通告》予以声讨外,又接连发表多次谈话加以谴责。1949年5月,他应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邀请回国,途经香港时在各侨团举行的盛大茶会上发表演说,郑重地要求中共掌权后取消该条约,收回外蒙领土。他说:“国父孙中山首次革命,系推倒满清帝制,酝酿取消不平等条约。此次中共革命,为消灭专制独裁,并取消蒋政府一切卖国条约,不但美国而已。如中苏友好条约,亦必取消。以昭公允。我国历史记载,祖宗土地尺寸不得让人,此乃为四万万五千万民众。人人当负其职责也。”
这回他从新加坡返抵北京后,获悉新中国政府已经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极感愤怒。因为国民党政府虽然让外蒙古独立,但并未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而予以正式承认。他接连写了十几篇文章给人民日报,坚决反对与蒙古建交,但稿件均被报社退回。他再把稿件投交厦门日报,厦门日报更是不敢刊登。于是,陈嘉庚找到周恩来,向他提出抗议。周恩来以事关新中国国际关系的大局,好言好语予以劝说,但都无法改变其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立场。陈嘉庚的意见既不能得到当局的接受,又不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便将满肚子的怨气在集美师生面前倾吐,对此,当年集美的师生至今印象还很深刻。
为了表明自己反对蒙古独立的立场,表明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陈嘉庚在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雕制中国地图时,将外蒙也包括在内。并在地图雕版下刻字说明外蒙古问题的由来。这件事被反映到北京,周恩来当即派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庄明理到厦门,反复加以劝说。陈嘉庚据理力争,最后只将说明文字去掉。至今,这幅包括外蒙古的石雕中国地图,仍然嵌挂在集美解放纪念碑前的显著位置。
田炳信:对台湾问题,陈嘉庚当年也发表了他的看法。
陈共存:对台湾问题,他多次发表谈话,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人是中国人民,说:“八百万台湾人民之中,有将近六百万是闽南人,他们说的话,和我现在说的话一样,是厦门语系的话。他们有很多是当年随民族英雄郑成功到台湾去的后代。他们在那里反抗过清朝的统治,也抵抗过日本殖民统治者。他们还有不少人是在台湾有家,在闽南也有家的。”他认为台湾人民心向祖国,盼望回归祖国;祖国的统一一定会实现。
田炳信:在国际问题上他的看法与众不同,而且敢于直言,在当时的一些国内问题,他是否也敢于直言呢?
陈共存:敢。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怕字。但他头脑一直保持着清醒。 50年代初,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被吹得神手其神;不但被称为是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而且被誉为是拯救人类的唯一方策。按其“理论”,资金、土地、矿山、厂房、农场、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些生产资料实现“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就必定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由此步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这些生产资料仍保持“私有制”,则是“资本主义”,不但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是各种罪恶的根源。
田炳信:陈嘉庚当年回国,路经东北时,看到大街上到处悬挂着斯大林的画像,他是很反感的。这有历史根源,有民族感情问题。认为这是奴颜婢膝,丧失民族自尊。
陈共存:当时,国内的领导人迷信这一理论,受苏联影响很深。认定中国必须尽快通过合作化运动,将农民、手工业者个体所有的私有制,改造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制;通过公私合营运动,将工商业者个人所有的私有制,改造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陈嘉庚当时很反感,他曾写信告诉当时上海银行经理邱方坤。现在仅过两年,执政当局便急剧地实行所谓的“社会主义”,这样背弃诺言,出尔反尔,不但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失信于民其后果更不堪设想。陈嘉庚深感失望,但他并没有绝望。他仍寄望于将来,相信伟大的中华民族终有一天会醒悟过来,摈弃这种脱离实际的“左”倾幼稚病。
田炳信:不仅仅是在学习苏联模式上,陈嘉庚先生有异见,在建国初的“土改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也实事求是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陈共存: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并清除旧社会的遗毒,发动了一系列接连不断的运动,其动机是为国家的快速进步。但在运动开展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偏差。
首先是1950年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土改运动”主要在农村中进行,其目的是废除旧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具体做法是依靠无地和少地的“雇农”、“贫农”、“下中农”f他们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团结自耕自收的“中农”;斗争拥有大片土地、用地租剥削农民的“地主”;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富农”超过标准的土地,以及他们的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无偿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通过“土改”,当年中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的苛重地租,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对全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在运动中也出现对地主的斗争过于残酷等偏差。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对象,包括蒋政府败退台湾时遗留或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分子和反动党、政、军骨干分子,以及各地的土匪、恶霸和反动会道门头目;其中不少人拥有武器。这些反革命分子敌视新政权和翻身的工人、农民,到处进行破坏、抢劫,甚至杀人放火,气焰极其嚣张。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人民政府自1950年冬开始,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扫除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和各地的黑恶势力,肃清了解放初期猖獗一时的匪祸。但在运动中有些投机分子公报私仇,有些基层干部草菅人命,因而出现不少错捕、错判、错杀的现象,造成不少冤案。
陈嘉庚拥护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但认为地主阶级是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对他们应以教育改造为主;不应在土改、镇反运动中随意关押、枪毙地主和“反革命”。
田炳信:这恐怕是老人的历史责任感和中外在野第一人的身份,他即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所以,对许多事情他的看法更客观、冷静一些。
陈共存:这有好处,也有坏处,你像1957年的“反右”,7月16日,《人民日报》就这次会议发表了《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的社论。社论的副标题是“祝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陈嘉庚参加了这次会议,为主席团成员,他对最高当局利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坛来“反击右派” 感到无比气愤。在7月2日大会上发言时,他首先为响应“号召”大鸣大放而受到攻击的人士打抱不平,说道:“本年2月政协会议前,毛主席曾召集政协委员,参加最高国务扩大会议,宣示以较长的时期进行整风运动,以达到实效目的。并鼓励百家争鸣,人民可以尽量发言。凡不平当鸣,不鸣则失毛主席美意。”接着,陈嘉庚分十六条,谈了有关情况和自己意见,集中抨击官僚主义。而通篇洋洋五千言的讲话中,连半句也不提到反右派。
田炳信:陈嘉庚那篇半个万言书中重点谈了什么?
陈共存:陈嘉庚认为,“官僚主义是中国数千年的积习,病国蠹民莫不由此。人民政府成立后,早经宣示要予革除,如在会议上指摘,在文书上传达,不啻三令五申,无年不有。但收效甚微,甚或变本加厉,而领导传达之人,似负传达责任而已,自身未加检讨,故很难促使听者感化,因此官僚主义作风,旧者难改,新者又来,随时随地皆有发现。这种积重难返之势,非徒用口舌宣传所能奏效,要认真革除,应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办法入手。治标办法,除宣传告诫外,各省应设查访机关,犯此风者即应免职,送往特设训练所或学校学习改造,结训后方得试用。至治本办法,须从正规学校教育做起。”
田炳信:陈嘉庚先生可说对官僚主义的危害早有先见之明。
陈共存:他说的更透彻,明白。“官僚主义弊端,为懈怠傲慢,任职而有此弊,虽清白不贪污,亦难免误国病民。例如高高在上,凡事皆向下面推诿,绝不自己动手;又如坐在办公室内,足不出户,外间实际情形,属下工作状况,毫无所知。这样则下情不能上达,凡所措施脱离群众,加以缺乏虚怀,主观自满,动作寡少,体力薄弱,执笔尤怠,何能领导部属搞好业务。”
田炳信:在当时的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像陈嘉庚先生的言论是很容易打成右派的,按照当时的定罪标准,很容易划成全国级的“大右派”,为什么会躲过这一劫?
陈共存:陈嘉庚一旦被打成“右派”,当时一定会伤害海外三千万华侨的感情,客观地讲,是海外三千万华侨救了陈嘉庚,使他逃过这一劫。
田炳信:历史有时真像一块天空,就像民谚说的“五里不同天,十里不同雨”。我翻看了许多资料,陈嘉庚先生建国初的时候极端节俭,他限定自己的伙食费每月十五元,平均每日五角,交代炊事员严格掌握不得超过;将每月节省下来的五百余元,全数投入集美学村的建设。在集美,他先住在航海学校,后迁到早年的旧居。穿的是旧衣服,用的是旧家具;粗茶淡饭,无烟无酒;一袭旧蚊帐破了再破,补了再补;一件棉背心已多处绽露出棉絮还舍不得丢掉;身边没有妻妾,没有亲眷,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这在中国也是不多的,生活极为简朴,简单。不像现在有些暴发户,那个不可一世,要是没有个天拦着,早窜到别的星球上去了。
陈共存:他本是个富家子弟,独立创业后更成为闻名世界的大企业家,1925年实有的家财高达一千二百余万元,超过当年一般的“百万富翁”十余倍。试问当年的百万富翁,有谁不住豪华别墅?有谁不乘高级汽车?有谁不吃山珍海味?有谁不是奴婢满堂?又有谁不把产业留给子孙?按理来说,过好日子是人之常情,既然成为巨富,当然就该享受人生。疼爱子女是人的天性,既然拥有产业,当然就该留给子孙。唯独陈嘉庚是个例外。
他勇敢地打破流传千古的世俗观念,坚毅地抵挡享乐享受的百般诱惑,把千万家财全数投入兴办教育的宏伟事业。直到八、九十岁耄耋之年,虽然每月都有一笔丰厚的收入,仍然蜗居旧屋,身穿旧衣,粗茶淡饭,克勤克俭,将节省下来的一分一厘全用于祖国和家乡的建设。他作出比抛头颅、洒热血更为难能可贵的巨大牺牲,唯一的目的就是早日实现他强国富民的理想。
田炳信:陈嘉庚先生有很高的理想,在道德上和生活上也是一个接近半个圣人的人。我看有的资料介绍,说他晚年有时也信青衣相士。
陈共存:不是晚年,他是在避难爪哇期间认识了一位青衣相士。这位相士上通天机,下知冥府,出签算命,百验不爽。南洋的许多富翁、名人都请他算过命者,所说无一不准。相士在给陈嘉庚算过命后,断言其寿终之时为“乙未年正月二十九辰初三刻”,即1955年2月21日上午八点半。陈嘉庚崇尚科学,不信鬼神,但却半信风水和命运。
1955年2月20日夜晚,陈嘉庚拟好遗嘱,亲笔书写两份,指名一份留交集美校董会秘书处主任,一份留交族亲;内容仅限于学校、乡社,并嘱咐将其遗下产业的收入,全数划归集美学校作为经费和基金。遗嘱书写完毕,陈嘉庚用温水洗净全身,换上干净的内衣裤,上床就寝。21日清晨五点醒来,陈嘉庚照样先做床上体操,再下床洗脸、刷牙,接着便穿起那套接待贵宾才穿用的西装,结上领带,穿上皮鞋,打点得整整齐齐。早餐用过之后,陈嘉庚破例不出门了。他端坐在旧沙发上,等待着最终时刻的来临。八点钟业已敲过,已经到校董会上班的陈朱明上楼探视陈嘉庚寝室,看他尚未出门,而且身穿西装,神态有异,便叩问是否中央首长要来?或是要出差赴北京、上海?陈嘉庚均答不是,并挥手将他这个族侄孙打发出去。
陈嘉庚在寝室里,继续面对壁钟,安详端坐。时间一秒一分地挨过,眼看快到九点了,还不见有丝毫动静。到壁钟敲响九下,陈嘉庚依然活着,他认真核对了怀表和壁钟,标示均为九点正。乙未年正月廿九辰初三刻已经过去,那桩事情竟然没有发生。但陈嘉庚不敢大意,他茶饭虽然照吃,却时刻在等待着,直至这一天亥时终了,第二天子时来临,他才上床安寝。2月22日清晨醒来,陈嘉庚依然健在。早餐后他欣喜万状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有福气,我真有福气!”
田炳信:老人,小孩,大人物,小人物,其实都有他很天真的一面。您能否谈你自己?陈嘉庚是个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生前是个大忙人,你见他的机会多吗?
陈共存:我见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37年暑假期间,我随先母来新加坡探亲,才有机会跟伯父初次会面,听他侃侃而谈。从家世历史谈起,其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伯父对我说:在工商界努力奋斗数十年,吃尽苦头,历尽风霜,由创业而达鼎盛时期,直到最后以收盘告终,人生观也随着改变;现在即使有黄金在地上,我也懒得俯身拾起。
第二次是在1942年1月底日军南侵时,新加坡危在旦夕,即将沦陷,我到怡和轩劝他早日离开。他表示英国政府早期曾向这些协助殖民地政府抗日的人士保证“如果局势紧急时,政府将安排船只或飞机送你们离开”,可是现在却说船只和飞机都没有,原来英国官员准备当俘虏,那华人的处境就惨了。伯父也已打定主意,要是不幸被日军抓去,杀剐由他,绝不被利用。
第三次是在抗战胜利后,我由上海回返新加坡时把友人赠送的特大号野山人参转赠给他。他高度赞扬人参对他腰酸背痛的特效。我们虽经过多年的死里逃生,却有机会再次会面,欢喜莫名。
田炳信:他同你聊天,什么话对你影响最深?
陈共存:伯父的人生观是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人才,并且以身作则,来作为子侄的楷模。他不遗留产业给后辈,造成一种形势,使自己的子侄要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作为社会的寄生虫。我非常感激伯父,因为他曾经在怡和轩向他的知交说:侄儿共存颇有前途,希望日后能有所作为,继承家族的传统,为社会,为国家做一些贡献。这一句话对我产生很大的鼓励作用。我也要感激先父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使我今天能够问心无愧,如果先父遗留很多家产给我,我今天不晓得变成一个怎样的人,那只有天晓得。
田炳信:你是怎么到的新加坡?
陈共存:说来话长,我20岁时“七七事变”爆发,从那以后我就来到新加坡。抗战的时候厦门大学也搬到内地去了,所以我就去了昆明,到了昆明以后,觉得地方不行,脏得不得了,闭塞得不得了。1939年我去上海读书,读到1940年。读了一年就做生意去了。
田炳信:当年您觉悟比较早了,没有从政、没有当兵,而是经商了。
陈共存:对,我1940年做生意,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当时我就逃难啊,我是在那时来的新加坡。当时日本人要抓陈嘉庚,第一个就要抓他,那我也姓陈啊,抓到我要问陈嘉庚在哪里。
田炳信:抓到你要找陈嘉庚,日本人要抓你?
陈共存:当然是日本人要抓,那怎么办呢?跑,我跑到什么地方晓得不?汪精卫你晓得不?跟孙中山跟国民党同时搞革命的,我这个朋友是汪精卫的好朋友,我跑到我这个朋友的孙子家里去。
田炳信:避难去了。
陈共存:对,后来我就跑到越南去了,那时候坐的是黄船,不是大船,50吨的。从滨城到泰国,从泰国到柬埔寨,从柬埔寨再到越南,在越南呆到打仗结束以后。在越南时候给日本人抓去了,日本人不晓得我是谁。坐牢坐了60几天,当时坐牢这个事情,随时可以拿去杀头的。
田炳信:生命没有保障啊?
陈共存:是啊,那个时候提心吊胆,没有办法。还好无事,关了60几天放出来了。本来说我们这批人是间谍,还好,没有一个人是间谍。
田炳信:那要是有一个人是间谍那就麻烦了。
陈共存:是啊,要是有一个人是间谍就麻烦了。1945年日本人投降,1946年我再做中国跟新加坡的生意。1948年上海解放,我在上海的店也关门了,我又回到新加坡。
田炳信:为什么你要回新加坡?是因为国共两党打内战吗?
陈共存:是,当时中共跟国民党打仗,共产党又一直往南来,生意不能做,所以就回来了。1946,1947,1948中国要买橡胶,去找我,我就跟上海的一些木材厂联系。1950年就打电报来,要买橡胶,请我到中国去。那时候共产党占领了华北一带,要去英国政府的殖民地办手续,但要我去,我就照样执行吧。于是我就申请去中国,等了四个月才批准我去。我就去了北京,哗,那时候的北京,刚刚解放,空气非常好。
田炳信:那个好的标准是什么?廉洁?高效?
陈共存:对,那个时候的延安精神真是令人感动,真的是为人民服务,没有一个人讲自私。那真是不可想象的,你没看到过你是想象不出来的,我是看到过的。
田炳信:开国大典您去了吗?
陈共存:没有,我不敢参加这次的大典。1950年的国庆庆典我去了。那时的延安精神,真的是非常为国家为人民,我在北京吃饭给小费是不收的,到了上海,上海还没解放,小费还是要给的。那次是坐火车去的,经过广州、深圳。深圳当时是一片农田,只有唯一的一间水门汀的建筑,三层楼,其余都是农田。我们坐船从广州到武汉,武汉那时没有桥,要坐渡轮过去。我带了一个日本的亲戚,他是北京人,两个人同去,坐黄包车,行李一人一件放在黄包车上,我们告诉拉车的说要到哪个地方去,他说好好。结果拉了四、五十分钟,说到了。我一看原来就在码头对面。他要十块钱的车费,那时候的十块钱,比现在的一百块还多,我就不肯给呀,说你怎么这个样子,你转了一大圈,明明是敲诈。结果他就大骂:“你们这些资本家,剥削我们穷人!”我不甘忍这口气,就叫接待我们的单位中国进出口公司,他们一来马上就给我们解决了。晚上在那里过夜,公司的人就带我们到各处看看,我看到还有一些妓女,在路边站着拉客。公司的人说现在刚刚解放,一些问题还没解决,等以后再解决了。后来我就去了北京、上海,又回到新加坡,生意就这样做成了。回到新加坡以后,我发现后面老是有人“保护”我。
田炳信:是保护还是盯梢?是谁派的?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陈共存:不是保护,是监视。是英国人,那个时候抗美援朝,英国和美国站一条线的,所以美国和中国打仗,英国人就问“你从中国回来,有什么任务?”哈哈,所以我二十年不敢回中国。1965年有个团去大陆,我就不敢参加。后来中华总商会要我们跟中共进行经贸合作发展,所以1971年还是1970年,我就去了大陆。访问中国回来以后,我写了一些批评中国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大陆思想还不开放,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你当过红卫兵吗?
田炳信:当过红小兵。
陈共存:红卫兵带着我们去看针灸开刀,这在当时还是了不起的事情。
田炳信:那叫针灸麻醉。
陈共存:对。当时给我们安排了两个人,一个老太太,一个年纪轻的。医生先把红宝书拿出来,面对毛泽东,念经一样念语录,念了以后才开刀。那个老太太在刀下哇哇大叫。
田炳信:她痛得叫?不是麻醉了吗?
陈共存:针灸麻醉有的有效,有的没效。这个医生就在旁边说:“你相信毛主席就不会痛!”
田炳信:这么一说她还叫吗?
陈共存:我没往下看就跑掉了,还看什么。那个年纪轻的是个女孩子。她是红卫兵,就不敢叫。后来,我每年都去中国,文革期间也去。我要尽全力打破英国和许多国家对新加坡的行业垄断。要打破行业垄断,就要跟中国合作。当时中远公司、外运都跟我们合作,那是真心的合作,跟我们是真心的,所以我每年都去。我们跟中国远洋有来往,他们非常欢迎外来的朋友,外运当时叫租船公司。当时中远和外运都请我吃饭,这边也请我,那边也请我。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分开请,都是国家的,合在一起不一样吗?他们说“当然不同啦”。后来我才理解,他们是不同的单位,单位主义是很厉害的。1978年中国战略开放,政府的口气改了,人民的口气也改了。那时很多人就去中国做生意,我就不去了。
田炳信:他们去,您就不去了?他们不敢去,您就去?
陈共存:他们不敢去我去,等他们都敢去我就不去了,我又不是没饭吃。60年代,政府要搞“清洁运动”,要把新加坡搞干净。当时我还不是总商会的会长,只是一个主任,商会开会说“陈共存,你负责吧”,我说“好”。“清洁运动”,新加坡本来就不脏啊,新加坡下雨多,一下雨就把泥巴冲干净了,但是树木很少。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口号改了一改。
田炳信:叫“绿化运动”吗?
陈共存:不,改成“把新加坡建成'花园城市'”。
田炳信:是你提出来的吗?
陈共存:不是我提出来的。我是做橡胶的,要到全世界去卖橡胶。我一方面卖橡胶,一方面也去旅行,到各处看看,借做生意趁机玩玩。我看到人家城市中间搞绿化,像法国道路两旁的树很高,很漂亮。所以把新加坡建成“花园城市 ”的口号就喊出来了。接下来我就跟政府说,要我负责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报章要宣传;第二,电视台要宣传;第三民众联合组(类似于中国的居民委员会)要宣传。政府同意了,然后就开始宣传,记者、电视台都跟在后面,和我一起到各个地方去做宣传。我对群众说“要搞这个清洁运动,要把新加坡变成花园城市,那就请把你们的门口打扫干净,栽两盆花,这样就有资格参加抽奖。”我叫民众联合组去负责登记、审查,最后有五万多户参加。抽奖我去了。
田炳信:奖品是由你们捐献的吗?
陈共存:是,很多人捐,大家有什么捐什么。当时有一千多张奖状,还发金币,一个一两百块钱。抽奖是在中华总商会的大礼堂,我怕人家担心碰巧自己抽到怎么办,所以我就叫中学生代我去抽,他们天真烂漫的,别人就不会疑心。这件事做成功了以后,政府就接着组织了。
田炳信:这是最早的,是1961年还是1962年?
陈共存:六十年代还是一九五几年我记不清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当年钱要赚,也要为社会做贡献。前段时间,李显龙访问台湾。Tianbaoliu(音)是新加坡的大使,说“岂有此理!李显龙怎么可以去访问台湾?” 我跟tianbaoliu是很熟的,所以我说他去访问台湾有什么关系,他是去台湾给邻近国家看看,说我们(新加坡)有独立的路线,并不是走中国的路线。
田炳信:就是为了给别人显示姿态。
陈共存:是,新加坡华人占多数,给人家看成是“第二中国”、“第三中国”不好。这就是给别的国家看,新加坡是在走独立路线,中国方面反感也是在做戏。这个小孩子不听话,被拿来打屁股,是打给谁看的,是打给邻近国家看的,你以后不要走那条路。这就是我跟tianbaoliu讲的话。
田炳信:您看得很透彻!
陈共存:我说你看几个月以后就没事情了,血溶于水啊,有些事情是不能公开的,是要做给别人看的。你是记者,我给你讲这么多话,你能理解的。
田炳信:我能理解。
陈共存:这一次连战去访问中国,这一招出的好。一方面中国的胡锦涛表演得好,另一方面连战也表演得好。看的人都在讲,不晓得连战的口才这么好。他不输给朱镕基啊,他讲了40分钟没有稿,讲得头头是道。我看还有三年陈水扁下台,下台以后的台独是搞不成了。
田炳信:我觉得您身在新加坡,但对许多事还是了解的很透。
陈共存:我是读历史的,中国不侵占人家,从来都不。不像日本那样要占人家的地,中国没有这个事情。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一带生存,云南都是外族,新疆也是外族,蒙古、东北更是外族,都给中华民族同化了。从唐朝开始,李白就是少数民族。
田炳信:李白是四川人。
陈共存:李白祖上原来也是外族,都给中华民族吸收进来了。我在大学里面读历史,一个讲民族史的教授,讲到西部民族大融合,说现在中国也有犹太人。
田炳信:犹太人也被同化了,是什么原因?
陈共存:因为中华民族比较宽容,比较包容,儒家思想几千年传下来的。我说有犹太人有什么证据?他说你去看看,犹太人还在。后来我就去看了。问当地人“听说这有犹太人,是真的吗”当地人说是真的,现在还有6户人家,美国一些人听说了就来调查这个事,来了要证据,就把那个证据拿给他们。美国人说:“我给你拿到美国,给你移民到美国。”结果东西拿去就不回来了。
田炳信:新加坡现在的语言是英语,但新加坡有70%的华人,华人不懂中国字,也不讲中国话,特别是青年一代。所以文化的传承到这是不是就断了?
陈共存:我再讲讲。早期的时候,新加坡刚刚独立。新加坡是怎么独立的,我推测李光耀是相信民主的。他懂法律,他相信选举,所以他就推动新加坡参加马来西亚的全民选举,他叫李光贤讲话,李光贤不敢讲,李光耀讲了以后,马来人各部也开始害怕,华人占了43%,马来人占42%,其余的是印度等少数民族,所以假设华族再拉一些印度人进来变成多数,华族也可以选自己人作总理。
新马1968年分家的,分开的原因是当时有两派,一派是说就让它独立算了,它也搞不出什么花样出来。结果真是逼狗跳墙啊,军队也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又小。
田炳信:那怎么干?
陈共存:所以分家以后,李光耀哭了。(哈哈),他没把握啊,所以逼狗跳墙,他不得不鼓气硬战。马来西亚东部以后的建设,马来人冲劲是没有的,我讲我的经验,马来人怎么是这个样子,南美洲民族、西班牙民族和马来民族根本不同,但脾气是一样的。
田炳信:怎么不一样?
陈共存:乐天派,懒惰,过一天算一天。北方人的衣、食、住都很重要,没有衣服怎么过冬?没有饭吃怎么过冬?没有房子怎么过冬?
田炳信:在南方好过。
陈共存:对,就是这个道理。结果历史遗传下来,北方民族是不干不行,马来西亚这边,你们谁听过新加坡饿死过人?马来西亚饿死过人?没有。衣,两条裤一拆就可以过冬,食,北方冬天树叶草皮都没有,他们野菜多的是,完全够。住,树下面都可以,衣、食、住在南洋根本没问题。遗传下来了,人就不想做,不想冲、拼。你看华族的第一代、第二、三、四代都不同,后面地也马来化了,懒惰,只会享受,不像第一、二代,没有冲劲了。
田炳信:李显龙登基的时候请你去了吗?
陈共存:请了,我说不能去。后来我去了,他一讲完话我就走了,从后门走掉了。我也没什么要求,他请我,不去也不大好。
田炳信:面子还是要给。
陈共存:对呀,面子还是要给的。
田炳信:您做了几年新加坡总商会会长?
陈共存:我做商会会长9年,我就有一点不同,因为我有自己的立场,对的话我支持,不对的话我反对。李光耀当时要关南洋大学,有四个人是南大的董事,我是其中之一。他找我们四个人谈话,让我们写信支持。然后我就想想要不要讲真话,后来提起勇气,写了一封信,提了一些理由。新加坡刚刚独立的时候,我们不走同一条路线,才能生存下来。但是学校制度不好,自动升班,结果到了小学毕业,英文英文不懂,华文华文不懂。所以我就反对啊,反对的理由是,南洋大学在全南洋是对教育做出贡献最大的学府,你关掉了他,谁来管教育?
田炳信:您在商海这么多年,如果讲感受,您会是什么感受?
陈共存:我的女儿是读建筑的,我告诉他做生意有三个要点:第一,地点、地段要好;第二,设计要好;第三,成本要考虑到。地势不是我们控制的,市场那是凭个人的眼光看的对不对?有时候同样的东西做出来,地段不好,不但不能赚钱,还要赔钱。
田炳信:其实这三点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市场。当年广东2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盖房子就跟盖猪圈、盖羊圈一样,盖好了一会就卖光了。现在的房子什么欧罗巴式、哥特式、欧洲式,房子要多好有多好,可就是卖不出去。换句话说,今天晚上打个比方我请他吃饭,我五点钟请他来吃饭,我点再好的菜都不会觉得好吃,因为他不饿。我等晚上八点钟请他来吃饭,他会觉得很好吃,因为他饿。需求很重要,你需要的东西它就好,你不需要的东西它就不好。这也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另外一种解释。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我当时同一些人讲,所有的请客人吃饭,尽量压到六点半,有可能就到七点。他们问为什么。我说那时候食欲上来了。你千万不要五点半开饭,这个饭就没办法吃了,因为他不饿,你上鲍鱼什么的他都不觉得好吃。其实事情都是一样的。
陈共存:现在中国一些新发财的人太过分。
田炳信:怎么过分?
陈共存:我看报纸,国外刚进口汽车,在北京展出就卖出去好几辆。李光贤(陈嘉庚的大女婿)跟我讲,你们高兴坐巴士就坐巴士,我要坐中车,因为巴士用油用得太多了。
田炳信:任何一个社会,不管发展多快,其实,对资源的节约还是要注意的。
陈共存:天下那有用不完的东西。
田炳信:您喜欢字画?
陈共存:我喜欢艺术,不喜欢古董。
田炳信:是这幅画吗?
陈共存:我六十年代到北京颐和园去,看书法展,不晓得谁。这是个16岁的小孩子写的字。
田炳信:这一副?
陈共存: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有的人,生前是一面旗帜,死后是一种精神,陈嘉庚就是这样的人;有的人,位卑说真话,位高依然说真话,陈嘉庚就是这样的人;有的人,失意时有理想,得意时也有理想,陈嘉庚就是这样的人。
有一种精神是一锅百年老汤,味正,绵长,常喝常鲜。有一种品格是一副百年老药,色正,料足,常备常用。有一种口碑是一座百年老店,斑斓,大气,百进不厌。
浮躁的社会里总有清亮的人生,闪客般的时代总有凝重的叹息。时间是一湖好山水,洗去尘,洗去假,洗去伪。真人是一面好镜子,照见你,照见他,照见我。
(编辑:刘建维)
2009年6月15日星期一
陈共存:去掉政治色彩的陈嘉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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