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日星期一

朱学渊:红色贵族,还是草莽后裔???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703/Article_20070327195832.shtml

学渊评:为什么英国能和平过渡,社会转型的成本大大低于法国大革命?那不是因为法国多了一个暴民阶级,而是英国有一个开明理性的贵族群体。而中国又比法国多了千百倍"没有原罪"的暴民,雪崩式转型的惨烈更是可以预想的,因此中国的贵族面临更严峻的抉择。我们也很难责怪胡锦涛、温家宝还没有从"积极分子"的故旧角色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们都是在"逆向淘汰"中选拔出来的"中规中矩"的平民;而"红色贵族"曾庆红、俞正声、习近平等同志,又是否有贵族的理性呢?当然还有待观察。如果他们也没有的话,留给他们的也只能是"一代草莽的后裔"的恶名。

李劼:胡锦涛的崇祯路

政治辅导员出身的胡锦涛,自从上台以来,奉行着学古巴和北朝鲜的政治路线,悄悄地背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方针,一步步退向毛泽东式的极权时代。当年马克思所说的历史通常重复二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很可能会在胡锦涛身上应验。假如毛泽东的独裁是悲剧的话,那么胡锦涛走向卡斯特罗式或者金正日式的独裁,就会成为一幕喜剧。这幕喜剧的最大喜剧性可能在于,胡锦涛最后学成的既不是卡斯特罗,也不是金正日,更不像毛泽东,而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朝末代皇帝朱由俭。以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闻名天下的胡锦涛,不知有没有读过那位崇祯皇帝的故事。假如他真的想对共产党的天下负责,他还真应该读一读。要不然,哪天断送了人家打下的红色江山,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

邓小平改革的一个致命伤,在于他不懂得如何使中国走向民主联邦。

邓小平成功地以退休的方式结束了终身制,并且以权力均衡作为党内民主的临时代用品。可惜他毕竟只是个实干家,在政治操作上是个巨人,而在思想文化上却是个侏儒。邓小平以后的江泽民,很想在思想文化上补课,并且也真心诚意地向西方民主政治学习了一下:以三个代表的理论,修正僵硬的主义,软化专制的权力。当年邓小平时代那种权力在元老之间的均衡,到了江泽民时代,变成了同僚之间的均衡。

亦即江泽民和朱容基,再加上曾庆红的三足鼎立。

按说,这样的均衡随着江泽民的退出,也转入了胡锦涛时代:所谓胡温体制,外加曾庆红。红色世家出身的曾庆红,有着许多非太子党背景的高级官员所不具有的灵活性和宽容性。曾庆红虽然不是民主的化身,但他却是权力均衡的一个象征,也是防止最高权力沦入独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点。当年在上海主事,曾庆红的口碑与朱容基不相上下。区别在于,朱容基的威信家喻户晓,而曾庆红的开明,仅在圈内盛传。曾庆红没有胡耀邦的天真,也不像赵紫阳那么优柔寡断。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二个不同的时代里,曾庆红天然属于邓小平时代。尽管很难指望曾庆红在政治改革上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举止,但他至少不会把中国拖回到古巴和北朝鲜的境地里。最为重要的是,曾庆红将成为胡锦涛时代权力均衡的一个重要标记,当然,同时也会成为他人走向独裁的一块绊脚石。

平心而论,胡锦涛跟崇祯一样,是个很想有所作为的人物。用志大才疏来形容似乎不太准确,因为胡锦涛并无大志。除非把中国拖回到古巴和北朝鲜的境地,也可以算作大志来讲。同样,胡锦涛也天生有一种崇祯式的毛病,用中国人的说法叫做武大郎开店,用西方科学家的说法叫做帕金森定律。崇祯的为政特点是将所有的朝廷命官全都打发得干干净净,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枉杀抗清英雄袁崇焕。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朝的江山在京城百姓争食袁崇焕之肉的那一刻,就已经土崩瓦解了。崇祯的煤山自尽,不过是袁崇焕之死的续篇。

正如中国式的权力斗争是非理性的一样,权力颠峰的权柄持有者,也经常会做出匪夷所思的行为。以毛泽东在权术上的炉火纯青,尚且有林彪父子那一幕,更不用说智商更为低下的后继独裁者。江泽民虽然在宗教自由上有过失,但还没有将自由知识分子视为死敌。胡锦涛一上台,就将自由知识分子作为头号敌人。一个很明显的众所周知事实乃是,比起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治下的中国,言论自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并且还在继续少下去。与言路的遇堵相应,最高权力圈里的均衡也在渐渐的减少。最高权力的均衡程度,与言论自由的多少,是互相依存的。在中国政治尚未完全进入民主联邦的前提下,权力均衡与言论自由是必不可少的两翼。至于权力均衡是否会进一步发展为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否会进一步发展为党外民主,那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但言论自由肯定是权力均衡和由均衡走向民主的基本保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权力均衡不过是民口之川的堤坝。假如胡锦涛连这堤坝也要拆除,那么一旦洪水滔天,崇祯上煤山的日子也就来临了。

相信谁也不希望中国走到那样的境地。假如胡锦涛看清了那样的结局,相信他也不至于贸贸然地夜半临深池。

2007年2月15日写于纽约寓所

……

朱学渊旧文:凝聚一盘散沙的新义和团运动

写了《既不必畏日,也不必反日》一文以后的几日里,闻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已经表示,有意通过协商解决安理会的扩编问题,美俄两国也相继表示这个事关重大的改革,先须得到各国的一致同意,因此这个问题实际已经无限期地搁置了。

然而,国内反日运动又快速发展,四月九日(星期六)北京有近两万名群众走上街头大游行,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报道说,天安门"六?四"事件以来北京最大规模的学生潮游行活动,抗议对象锁定日本,反对它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游行队伍经过日本餐馆,群情激动,高呼"抵制日货,抵制日货……你不要脸……小日本滚出去".当天下午又在网上看到预告:"广州天河区天河体育中心,星期日将有反日和罢买日货活动,活动于上午十时在天河体育中心开始,预料参加人数可能超过一万人;据称,示威用的横幅、传单等宣传品已准备好,呼吁参与者穿红上衣,戴红头巾,勿作过激行为。"十日(星期日)早晨又看到报道:"广州今早也爆发反日示威,数千群众响应互联网号召,在天河体育中心外聚集,然后游行往日本驻穗总领事馆。示威者穿上红色上衣,带备横额及挥舞国旗,抗议日本篡改侵华历史,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示威者还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并号召罢买日货。"联想到全国性的网上反日签名运动,征集到了两千多万人的响应,而反日游行群众又都是响应互联网的号召而来,因此问题就不简单了。

众知,国内互联网长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而这回政府只要求共产党员不要参加,意思是老百姓是可以参加的,政府是不会把他们当做闹事的反革命处理的;而游行的规模又是北京两万,广州一万,群情激愤,鸡蛋打人,恰到好处,羞而不痛。其中的"妙",就不可言了。

前几天,我还不甚怀疑签名运动有自发的倾向,今天就完全可以确认它是政府主使的。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严禁一切聚会游行,乃至赵紫阳的丧礼;今天公安部门开了例,让百姓呼着五四运动时"抵制日货"的口号,来反对调情时代"一衣带水"的甜蜜友邦……这自然都是出自顶峰的决策,也一个愚不可及的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玩火行为了。

人,都有民族的精神。然而,把一种正常的种族归属感,激化到破坏世界和谐,随意侮辱他人的极端民族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了。严格讲来,所谓"民族主义"是那些受挫折民族的愤恨,是弱者的一时亢奋。

我曾经说过"民族主义是败兵的旗帜,是弱势群体的吗啡针",那些找到了正确道路的民族和国家,是不会饮鸩止渴的。

事实上,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精神最旺盛的世纪,也是中华民族最虚弱、最失败的世纪。民族主义之所以不好,是因为它用种族的颜色,涂抹了透明的真理。结果,饥不择食地"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尽管一时有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壮语,接着就是几千万饿蜉倒下去了的惨景。

日本担任常任理事国的问题,本来就应该由自称代表中国人民的中国政府去解决,完全没有必要搞群众运动;而这个问题被实际搁置后,就更没有搞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的必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made in china"已然是一种世界现象,届时这些呼吁抵制日货的人何以面对世人抵制中国货的要求?……事态进一步扩大,可见官方煽动的反日民族主义,是有所他求的了。我以为这和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也大不相同,它是毫无理念的"败君的棋子",是想凝聚一盘散沙的痴心,而与慈僖太后反对政治改革,发动" 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就再相似不过了。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日(不觉已经两年了)

原载《动向》2005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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