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丈: 毛泽东的最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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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毛泽东发动文革，那十年的生活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毛泽东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作，和怎么作的，是文革的最重要最中心的问题。
1958年毛泽东抛开当时的经济领导部门，自己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发动大跃进，造成中国经济大灾难。这件事情成为毛泽东的心病。在中共历史上，如果领导人有重大失误，必然保不住自己的领导权。如陈独秀因为大革命失败而被开除党籍，王明因为红军丧失江南根据地而失去领导权。张国涛因为西进失败而被整肃。遵循这一传统，跃进刚刚失败，彭德怀就站出来向毛泽东的领导权挑战。毛泽东在59年庐山会议镇压了彭德怀和其他人之后，为了挽回跃进失败，在1960年搞了第二次跃进。伴随这场二次跃进的，是毛泽东倡导的阶级斗争。因为当时经过58、59年的一次跃进，人民生活已经十分困苦，再次跃进阻力很大。所以必须加强强迫性，才能推进二次跃进。这场二次跃进造成60年的全面减产，农民生活最困苦，饿死人最多的时期，就是这二次跃进期间。
毛泽东在60年秋收之后，得知二次跃进失败，当年农民大规模饿死。就放弃了对经济的领导权，让刘少奇接任。他自己去专心研究阶级斗争。毛泽东这次让权，一来可以让刘少奇对付最苦难的局面，二来是他知道二次跃进的失败，必然会诱发更多的人挑战他的领导权。他专心研究的阶级斗争，就是指对这些挑战者的镇压。至于挑战者是谁，在那时还不清楚。但是根据他的经验，这些人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为此他组织了几套人马，其中包括：刘少奇一伙，林彪一伙，周恩来叶剑英一伙，这些是上层人士，下层的有陈锡联许世友等人。并重点扶持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位亲信。但是64年刘少奇突然表露出对毛泽东的不敬，使毛泽东大感意外，也使他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有自己的老婆孩子才可以依靠。于是在64年起，他就开始组建自己的禁卫军，也就是江青毛远新二人。文革自始自终，这二人都是关键。讨论文革必须重视这二人的作用和意义。毛泽东靠他们发动文革，也靠他们监视控制其他所有人，他们也忠实成功地完成了任务：直到毛泽东死去，其最高权力未曾有丝毫动摇。
一般来说，禁卫军也必然是接班人。文革的最大的疑问，是毛泽东到底是否想让江青和毛远新接班。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在最后让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和总理。如果不想，为什么给这二人以最大的权力。有人认为毛泽东只想使用他们，为其保驾，并无意图让其接班。毛已经打算好，自己死了之后，让别人把江青毛远新解决。如果这样，毛泽东以亲人为自己殉葬。这倒是亘古未有的现象。笔者以为，毛泽东始终准备让毛远新和江青接班，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一事情没来得及做好。在他死的时候，认为已经作的差不多了。还剩下一些，靠这江毛二人自己能力，或许可以完成。另外，他也看错了一批人物：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和陈锡联。毛以为叶可托孤，另外三人不足以对江青和毛远新构成威胁。而且因为资历浅薄，必须依靠江毛才能保住高位。所以应该说毛泽东最后还是准备让江毛即位，只是安排不当。我们就先看看毛泽东如何培养毛远新。因为毛泽东不但依仗他作禁卫军，也准备让他当继承人。

一、太子毛远新
毛远新受毛泽东的精心培养。文革之前的1964年，有这么一篇“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在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可以说是点燃文化革命的第一把火。毛远新的名字也就和学生革命，发生了最直接的联系。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毛远新已经从哈军工毕业。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派他回到哈军工，指挥当时的学生造反。哈军工的教学水平，比不上清华北大复旦等学校。一来是因为63年以前的入学标准，注重出身和政治表现。对于学习成绩并不是很重视。二来是好的老师，到军工教学的不多。毛远新这样的学生，如果想学科学技术，应该到清华复旦这样的学校。但是哈军工有他的特点：该校培养下一代军队的领导人。毛远新如果在军工成为学生领袖，对他以后在军队建立领导地位，有特别大的好处。

毛泽东的观点大家都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对毛远新的生涯设计，是让他成为新一代军队干部的领袖，从而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并以军队为依托，掌握政权。

66年毛远新回到哈军工，领导文革，他还没有明确的地位。只是作为老校友。当时人们对后来流行的“关系学”还不了解。学生们还错误的相信“大公无私”，所以很多学生不把毛远新放在眼里。实际上他的代表着毛泽东本人或当时的文革小组。当时军工的保守派“八八派”曾出言不逊，说“毛远新算是什么”。毛远新说他什么也不算，只是个红卫兵。这只能说明八八派的工农子弟对中国的政治不了解。他们不知道毛远新的背后是什么。过不了几天，八八派就被中央文革宣布为保守组织。该派领导宣布组织解散。这是六六年底发生的事情。毛远新从军工获得文革经验之后，在68年被派到辽宁，这次是作为“总理联络员”。这种头衔可能只有他有过。在当时的辽宁，他就代表着中央文革和总理，所以有最高决定权。当时辽宁分成三派。这三派分别是1,中央文革支持的“8。31”派；2,地方干部支持的辽联；3,军队支持的辽革站。互相之间冲突激烈。因为后面都有上层支持，所以哪一派都不能获胜。毛远新去后，以他至高无上的权威性，选中沈阳军区作为依靠力量，支持辽革站，压制了其他两派。让沈阳军区成为辽宁的领导力量。其他两派当然很不高兴。8。31派一个领导说：毛远新算是什么。毛远新回答：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个总理联络员。就在不久之后，那造反派领袖被逮捕。

在解决辽宁三派斗争方面，毛远新是主持者，实际上是由他作裁判。其他人不可能反对。当然这完全是依靠他背后的力量，这力量就是毛泽东。他是毛泽东指定的领导人。在这之后，他被任命为沈阳军区政委，主管东北地区的军政。因为当时整个东北的地方行政也都由军队接管。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当时任当时辽宁省革委会（当时的省政府）主任。黑龙江省的革委会主任是黑龙江省军区司令汪再道。（原为潘复生，后潘失势）。都在毛远新的领导之下。毛泽东让毛远新主管东北，是为毛远新以后的发展作准备。东北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和能源基地。也是粮食、棉花和木材的生产基地。从经济上说，东北可以独立。而且东北有港口，有对外航运和铁路交通。东北和关内的联系。在陆地上主要靠三海关一个主要通道（其余通道，如承德，当时只通单轨铁路，不很有用）。如果一旦发生不利情况，可以把三海关一封，东北就变成独立王国，或反攻基地。也就是说，东北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内地政权征服东北的事情，很少出现。而东北地方力量征服关内的情况，比比皆是。清朝是一例子。后来的张作霖的东北军占领北平，打过江南，也是例子。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的时候，派他的心腹爱将林彪到东北，也是为了加强林彪的实力。在以后成为他毛泽东的军事支住。林彪靠着日本遗留下来的装备和苏联的支持（日本装备由苏联移交给林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建立起中共最强大的军队-四野。这都证明掌握了东北，就有力量图谋关内。但是掌握了关内，却不容易图谋东北。而且，关内地方太大，统一关内非常困难。如果发生内乱，最可能的情况是关内发生混战，而东北则保持稳定。这样更有助于建立东北对全国的优势。所以毛泽东让毛远新坐镇东北，是老谋深算的一招儿。

再看当时的军区司令陈锡联，也是毛泽东安排在那里的一个合适的人。陈锡联善战，在政治上极善于见风使舵。陈锡联原属四方面军系统（徐向前，张国涛）。后随徐向前加入129师，任团长，在刘伯承邓小平手下工作。他和林彪并无任何历史关系。自从五十年代末调任沈阳军区司令，该军区的部队，多由四野林彪系统的部队组成。当年毛泽东让他到沈阳军区，就是让他监视四野部队。毛泽东对四方面军的干部，相当注重。因为该军善战，但是在西进失败，张国涛走后，四方面军在军事上一败涂地。政治上失去山头。这时候他们成为共产党内无家可归的孩子，被毛泽东收留而且优待。其中两员大将（军衔为上将）：陈锡联和许世友，是毛泽东的禁卫军。帝王对禁卫军领导有特殊要求，就是必须绝对忠于自己。保证其忠诚的最好或惟一的办法，就是除了自己，他们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人物。陈许二位就是这样。在四方面军解体之后，四方面军干部只能依靠毛泽东。而且，他们是“吃过亏的人”。这“吃过亏”很重要，没有吃过亏，不知道政治有多险恶，也不知道自己的脑袋，有多么不结实。吃过亏就不一样了。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领导张国涛，不管功有多大，官有多高，还不是像芝麻绿豆一样，被政治磨盘碾的粉碎。四方面军剩下那几个劫后余生的人，都是被“打服了”的乖乖仔。打仗很勇敢，政治很小心。坚决地忠于和感谢毛泽东本人。人们千万不要小看了陈许二将和毛泽东的关系。没有这二人，在军区一级干部中就没有人制衡林彪。后来毛又提拔起李德生。如无这几个大军区司令，而让林彪掌握了沈阳北京和南京三大军区，在毛林之争中毛可能就不能取胜。另外毛还始终让周恩来、叶剑英参与军委工作。这都是毛制衡林彪的办法。

在文革一开始，陈锡联是被冲击目标。笔者估计，在林彪的计划中，陈锡联属于应该被清除的人物。因为林彪从来只相信自己的四野的老部下。当时驻东北的部队大多是四野的后代。高中级干部主要是四野的。林彪用东北作基地，最为方便合适。所以整肃或赶走陈锡联，可能是林彪的计划。但是毛泽东不能让林彪这么干。毛一定要把东北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他着力支持陈锡联。而且派了自己的侄子来支持陈。这是对陈的大恩。当然陈锡联也不敢得罪林彪，他作了一些样子。他整肃了沈阳军区非四野出身的干部。这类干部在沈阳军区本来就不不多，而且也不在重要岗位上。主要有刘转连和黄立清。当时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黄立清是贺龙老部下。在文革初期和陈锡联说悄悄话：如果他们（指四野干部）要整我，我就到贺老总那里去告他们。这事只有陈和黄知道，陈也揭发了。黄在文革中被关押近十年之久，到了文革结束才放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刘转连，在沈阳军区本无大权，平时也小心，但也被整肃。陈锡联还靠拢军区中的四野干部。对他们广泛越级提拔。当时的军队的一个部门，常有二十几个副部长。而整个部的编制也是二十几个人。虽然有了这样的表现，但是陈锡联仍然难以得到林彪的信任。


当时林彪在军队中全面地清除一野（澎德怀）和二野（贺龙）的实力，打压三野（陈毅）势力。如无毛泽东的支持，上述几个军区必然落入林彪之手。在“解放军支持左派”之后，林彪的军队全面接管地方政权。毛江等人苦心发起的文革，其胜利果实大部份落入林彪之手。而且林彪的收获过程，如此轻松便利：造反由中央文革发动，到后来局势失控，必须由军队接管。这使毛林之间的冲突迅速激化。


二、扶不起来的阿斗
毛泽东派毛远新到东北，有几个目的，其一是支持陈锡联，管住四野的干部和军队。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在东北培养毛远新自己的势力，准备以后接班。

应该说毛远新完全有这个条件。或者说，如果毛远新只是个中等才能的人物，也有可能作到这件事。因为他的条件实在太好。毛泽东让他在军工上学，为的是结识同学。军工学生的政治经验丰富，参加过四清，受过军事训练，组织纪律性较强（军工在文革前半年才取消军队编制）。如果当时毛远新能召集同学，许以前程，拉起一方势力，绝非难事。但是这位太子实在是太不中用。从1968年起，他把在东北的6、7年宝贵光阴，用来玩女人和洗照片。他一个军工同学也没有搜罗。也没建立自己的新干部基地。只把谢富治的女儿和女婿安插在鞍山。谢富治（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是江青的最重要依靠。谢富治把女儿女婿放在毛远新的手下，也是希望和毛远新共进退。后来也确实是这样。说起来这两个人都是军工学生，但是毛在军工的时候（60年），谢还没有入学（65级）。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老一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毛远新自己收罗的干部。另外，毛远新对当时沈阳军区的干部，也几乎没有来往。军官们都拿他开玩笑。一是说他搞女人，一是说他看外国电影。三是说他的太太的古怪而可笑的行为。所有这些，也惹得老军官十分不满。比如，他喜欢看球赛。有一次在大连举行兰球赛。老军官门也有不少出席。在座位上等了很久，毛和他的上海太太才到，到了之后前排老军官全体起立，这二人对他们视而不见，走到中间预留席位，把江青式斗蓬一裹，坐下，球赛开始。老军官们还站着。

他到东北时没有结婚。他的择妻标准，也颇特殊。有三不要：不要干部子女。不要学医的，不要军人。这对军官又是一个打击。因为当时老军官们的女儿，几乎全部都是军医。毛远新的太太是上海工人。毛虽然年轻而且身强力壮，但却喜欢住医院。原因是有女护士医生围绕于周围。当时辽宁军区司令（或政委）太太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高干病房主任，是他的大皮条。毛的太太的姐姐在该医院工作，其妹来探亲的时候，被司令太太看中，供应给毛玩了之后，回到上海，即报告怀上龙种。实际上这事也不算什么。但是在上海的那些文革干将，早就把这事当作大事来办。因为这些人（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是“江青班底”。和毛远新的关系不深。如果毛远新真的要拉起自己的班底，江青班底有可能失去权势。所以拉紧毛远新和上海帮之间的关系，对于上海帮是极端重要的是事情。所以在上海帮的极力鼓动之下，江青说服毛远新娶这位年轻女工。当时，从上海发出送亲专列。全体大员欢送。在沈阳全体大员到站迎接。堪称当时的太子大婚。

但是毛太太很快就流产了。而且一流再流。这就使龙脉危悬，当然，毛远新完全可以和其他女性生养。但是名正言顺的后代，还是至关重要。所以后来毛太太一旦怀孕，立即作全天卧床休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大姑娘，全天卧床，大小便都在床上进行，心里如何能高兴？也是因为自己的地位改变，对伺候她的医生护士--几乎全是军区干部的女儿，少不了恶语喝叱。而这些干部的女儿是成伙成帮的，一来他们要轮流伺候这位公主，二来他们也互相转告，并告诉他们的兄弟和男朋友--这就是军区的干部子弟集团。当然也向父母诉苦。使他们对毛远新及其太太的看法，更加恶化。

总而言之，毛远新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实为自杀。非但没有建立自己的班底，反而得罪了部下。至于毛远新为什么会浪费这宝贵的几年时间，只能说他本人素质太差。据军工同学说，他在上学时就不努力学习。因觉得学校（在哈尔滨）生活艰苦，经常回北京或其他地方修养。校方从来不敢过问。毛从小只需付出很小努力，就可获得拥挤过来的夸奖和提拔，所以认为自己根本不用努力，就活该青云直上。据说毛远新还喜欢耍小聪明，让别人写了东西，自己抄了读给毛泽东听，以显示自己喜爱读书和有理论水平。而毛也居然轻信。这或是因为毛远新是毛家族的惟一继承人，在毛的心目中地位过于重要。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毛的在东北浪费光阴，也受到上海帮的鼓励。毛当时用的摄影和冲洗器材，据说都是江青从国外买了送给他的。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毛远新和上海帮的关系不深，甚至不好。后来毛远新到了中央当主席联络员，和上海邦既发生冲突。所以毛如果真的拉起一个大势力，并能独立生存，对上海帮实在不是好事。所以上海帮和江青有可能故意鼓励毛虚度光阴。迫使他以后依靠上海邦。

三 、家族传位和部下接班

毛泽东的家族传位，在中国周边根本也不是新鲜事。我们知道，蒋介石、金日成都传位成功。李光耀也几乎成功。所以毛泽东认为自己的传位应有很大的把握。但是他失败了。这一失败算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进步。当然很多人会说，这算是什么进步？但是我们要看看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政治进步就是这么慢。袁世凯当了总统，还是要当皇帝，还是要传位给儿子。实际上孙中山也有传位倾向。只是因为太子孙科没有进入军界，只好让蒋介石代为传位。实际上蒋可以算是孙的外戚。以外戚扶持太子，历史上屡见不鲜。后来蒋果真扶持孙科。孙科当了行政院长，自己有了一派势力（政学系），也曾企图作民国总统，但是因为没有军队而不可能成功。所以说在毛泽东之前，中国领导人的继承，一直就是家传。只有共产党内部实行了能人领导。这也是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的原因。蒋经国让李登辉接班，算是变成能人领导，才改变了家传传统。政治进步非常缓慢。所有国家都是如此。能人领导已经算是共和政治的一种。如果共产党能够保持能人独裁，也还算是保持了共和。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破坏能人接班，而欲谋家人传位。他失败得很彻底。毛泽东的太太和继承人毛远新都被抓起来。从那之后就没有传位和家天下的问题了。邓江胡都没有把自己的儿子太太搞出来当大官，也都没有企图传位。而是利用改革开放，让孩子们进入商界，赚足几代的财富。同时让能人接班。这就是进步。

我们再看看“传位动机”在文革中的作用。
古代帝王传位不止是为了儿女当权，也是为了在老皇帝年老能力减弱的时候，由儿子以太子的权威，护卫老皇帝的地位。毛泽东的情况与此相同：他的传位和保位是一体化工程。为了保位必须建立江毛（远新）的权威。建立了毛江权威，就帮助了他们即位。一般如果帝王的儿子年纪比较大，就可在老皇帝健在之时，就让小皇帝接班，然后让小皇帝培养自己的势力。蒋介石、金日成和李光耀都是这么一种接班形式。毛泽东也这么作了。他用文革的十年时间，帮助毛远新扩大势力。除此之外，毛泽东采取了双保险办法，就是使用太后和顾命大臣。我们知道，小皇帝年龄太小，就必须让皇后垂帘听政。等小皇帝长大了，皇后就可以移交政权。但是皇后作传位中间人有危险，因为皇后很可能自己的把住政权不放。比如吕后、武后和慈禧太后。所以又需要顾命大臣。顾命大臣掌握部分军权政权，在小皇帝弱小的时候，顾命大臣可以帮助他，直到小皇帝长大，自己建立自己的大臣队伍。毛泽东曾想让林彪当顾命大臣。毛泽东对江青信心不足。不足的原因一是他知道在中国没有军队不能当权，二是认为江青和毛远新到底没有血缘关系。

如果毛泽东真是要让林彪接班，那么在实行全国军管之后，应该说接班已经基本成功。但是毛泽东实际是想让林彪当个顾命大臣，没想让他接班。这时林彪突然花大力气培养林立果，并坚持要当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就是国家元首。如果元首再掌握了军队，就足以对毛泽东形成威胁。毛林之间的冲突因此激化。林彪也根本就不想当过渡人物，他的老婆和集团，都没有把毛远新放在眼里。都把林立国当作林彪的接班人。当时林立果自己的班子，比毛远新的大得多，也张扬得多。虽然林立果的地位远不如毛远新。林立果在69年的时候，只是空军作战部付部长，副军级，虽然权力很大，但是职务并不高。直到他死，也就是这个职务。而毛远新在68年已经是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属正兵团级。毛远新在68年出道的时候，就是总理联络员，已经是部级。但是不知道是林彪身体太不好，自己糊涂，还是叶群主事，目光短浅。

他们一家误解了毛泽东的意图，真以为毛泽东自己不想传位，而让他林彪建立家天下。自以为聪明绝顶的林彪，怎么就会犯这样的大错误，在毛的面前，明目张胆地“大树特树”林副部长（立果）。实在让人不解。在毛远新当了沈阳军区政委之后，林彪就像看不见他一样，从来不曾花少许力气，在军内“大树特树”远新同志的权威。不但林彪自己不去参见太子，连林立果及其一伙，也从来不到沈阳拜大哥。只能说林彪一家昏了头脑。如果林彪当时不把林立果搬到台前，如果林彪能尽全力巴结毛远新和江青，亲自到沈阳拜见太子毛远新，那毛泽东可能就会让林彪顺利接班，充当台湾严家淦角色。文革也就算是成功了。或许林彪在毛死后--林彪到底比毛年轻很多--再把毛远新和江青赶走，自己传位给儿子，也是可能的。所以林彪之败，败在其不知毛泽东的意图。如果林彪一家认为军管之后，毛泽东已经对其没有什么办法，他们已经可以建立林家天下，那真是大错特错！

实际毛泽东早安排了制衡整肃林彪的力量。上层终留着周恩来和叶剑英。下面军区一级有毛远新坐镇东北，和许世友坐镇的华南。李德生（外加纪登奎，毛的亲信）坐镇华北（北京军区）。林彪实际掌握的大军区，只有广州一个。这样一种布局，怎么是让林彪接班的势态？林彪在最后从秦皇岛逃跑，本准备逃向广州，不管是在广州和毛对持，还是逃亡香港，都容易做到。如今大家都知道此南逃计划为真。因为飞机起飞之后，飞行员讯问过广州白云机场的天气。该地回答说是“碧空”。但是飞机升空之后，掉头西北。估计他们就发现，如逃向广州，路径北京南京两大军区，一路机场和防空基地密布，中途被打下来的可能性极大。所以只能选在国内走最短的路线，直接往蒙古逃跑。

林彪一死，文革就算失败了。因为再也没有顾命大臣。后来毛泽东启用邓小平华国锋，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毛泽东知道，当时政治局中的几个元老，朱德、周恩来、叶剑英，都是坚决反对他传位的。

四、太太参政

现在我们必须说明，家庭成员参政掌权，起于文革之前，其发起人是刘少奇。我们知道，家庭财产可在家庭成员中分享继承。以前帝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庭财产，政权由老婆孩子分享继承，为天经地义。蒋介石这么作了。但是共产党在60年代之前，还没有出现这类情况。但是到了60年代初，情况突变：刘少奇先生开始让太太出现于前台，并逐步参政。一开始进行的是出国访问。然后在全国广泛放映“刘主席访问某国”的纪录片。要说国家元首的太太随夫出国访问，是世界通行做法，并无不妥。但是过多的出镜率，就造成王女士地位的突然上升，以至家喻户晓，无人不识。因为当时没有电视，视觉宣传全靠电影。当时普及电影，一般人每周看几个新闻影片，所是最主要的视觉信息来源。然后紧接着就出现了四清。四清是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以刘太太的“桃园经验”为开始。该经验在全国推广，被印成小册子，是所有干部必读文件。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要学习讨论。就连高中生都要学习。王女士在人大会堂作报告，刘少奇先生亲自聆听，并鼓掌。还说“她的水平超过了我”。然后在京的十三级以上干部分批到人大会堂听录音报告-只是王女士报告的录音，王女士本人并不在场。台上的录音机在转，下面的干部还要鼓掌。那时全党全国确实掀起学习桃园经验的高潮，王女士成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新星。

在这之前，共产党还没有把太太搬出来当政治人物的先例。所以刘先生此举，是一个不好的开头。当时很多元老级的人物和太太，对此都相当不满。如果没有文化革命，不知道王女士将会得到一个什么位置。

随着刘先生抬出了太太，林彪等人也把太太变成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可不是小官，林彪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他的办公室主任的级别应是兵团级，权力上总揽军委的一切日常事务。当时各军种和总部向林彪汇报，并不能直接面对林彪，而是把报告交给林办，然后由林办发回批示。至于这批示来自林彪还是来自叶女士，谁也不敢问。当时空军司令刘亚楼曾对同事说过： “你必须直接向林总回报，如果经过叶群，就变样了”。但是要绕过叶群直达林彪，是不可能的。只有刘亚楼这样和林彪有长久关系的（刘为四野参谋长），才有很少的机会，以老部下的资格，直接见林彪。

问题是刘林（刘少奇和林彪）两家的太太掌权，是经过谁的认可。或者，这事是否就是他们二人自己想这么干，就干了。笔者在其中有一极大疑问，并在此作一大胆假设：刘林的太太掌权，得到毛泽东支持。毛支持他们的理由，是以他们二位打前锋，为江青出台做好准备。用他们二人的太太打这个前锋，是非常合适的。在中共高级干部内部，太太分成两伙。一伙为老红军派。如朱德周恩来的太太。一伙简称“新的”。这简称可不是笔者自创，而是老一派对年轻的那几个的称呼。我们知道，中共内部最喜欢用简称，类似密语。毛刘林三人的太太，都属“新的”。江青是三人中年纪和资格最老的。所以以刘林的太太打参政前锋，如果得到世人认可，江青的出台就顺理成章。

从另一方面说，笔者认为，如无毛泽东的认可，刘林绝对不能也不敢让太太出台参政。至于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太太的任务是为江青打先锋，笔者认为他们绝对地知道。也就是说，他们让太太出台参政，如不是毛授意，也是毛支持。他们也应该知道自己是在为江青打先锋。假设他们没有得到毛的准许，不是为了江青打先锋，而自己擅自让太太参政，那不但说不通，而且也绝对不像刘林二位的为人。刘林二位本人和其他中共元老一比，实力和资格都不是最强。刘少奇在军队中没有实力，林彪在党政中没有实力。他们二人都非元老级人物。他们的上升，都是靠毛泽东的提拔。或者可以说，这二位从来就紧跟毛泽东，不敢有丝毫差池。如果毛示意让刘林作太太参政先锋，他们就会把这当作上级命令，而努力执行。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另外一回事：刘林二位自以为位高权大，擅自让太太参政。笔者认为此说不可能。

于是我们面临第二个问题，就是毛让他们的太太参政之时，是否就已经准备好在适当时机，将其消灭，把他们两家，作为毛一家掌权的牺牲？笔者认为此一问题可有两个答案。其一为：毛泽东在60年代初并无此打算。但是后来他们的没有掌握好分寸。引起毛夫妇的猜忌，而招引杀身之祸。答案二：从一开始（刘太出道之前）毛就打算好了整肃他们。至于哪个答案是真，那就是千古之谜了。我们只能假设：毛泽东的传位计划有点说不出口，因为这和共产主义理论差得太远。所以从解放以后，他在寻找顾命大臣。但是他不能说他是在找顾命大臣，只能说是找接班人。一来是因为传位给家人，不好说出口，而来是毛可能知道，如果他说找顾命大臣，一定有很多人争相表态，拥护江青毛远新接班，自己只当大臣不当接班人。但是这种表态一定是假的。毛一死，这些人都靠不住。毛需要找的是诸葛亮这样的人，就是让他当接班人，他也不当，他坚决地自发地要给毛当顾命大臣。所以毛给刘林二人以大恩，就看他们有没有悟性，是不是能知恩图报，建立毛氏王朝。毛泽东发现刘林二位都没有知恩图报到这种程度，才把他们整肃。

大家或许要问，毛泽东为什么不选周恩来作顾名大臣，这也容易理解。周恩来以前在党内的地位比毛更高。而且势力强大。自己又没有孩子，即使有亲属，也故意地赶的远远的，不让他们沾光，这就是对毛泽东说，共产党员不能传位。不能搞家天下。周抱有这种态度，毛泽东怎么能让他作顾命大臣？说实在周恩来和朱德二人，一直在给毛泽东难看。特别是周最后死了，把自己的骨灰撒了，还在遗书上说，共产党员不能在八宝山争座次。周恩来一方面早早就收集楠木，准备给毛泽东作列宁式的尸体展览，一方面又把自己的骨灰撒了，其用心就是“和你作对比，让你难看”。你难看了，你的事就不好作了。这是周恩来对抗毛泽东的惟一可能的办法。其他办法都不可能成功。朱德没有周恩来这么机灵，但是也把自己的家属都赶的远远的，不让他们沾光。也算是跟周恩来学习。要说毛泽东聪明，好像还是不如周恩来聪明。因为周恩来计划好了和毛泽东周旋到底，但是绝对不让你传位。第一代暴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第一代君主靠战争出身，有军队支持，周恩来自知无力扭转。但是让这暴政传不到第二代。应该说周恩来成功了。朝鲜没有周恩来这么个人，他们的暴政传到了第二代。毛泽东知道周恩来的这个计划，所以毛泽东绝对地不可能培养周恩来作顾命大臣。其他人也不行。只有刘少奇林彪曾经神化和吹捧毛泽东。所以只能选中他们俩，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五、传位方式

我们知道，古代开国皇帝和开国元勋之间，有两种关系。一种关系如东汉刘秀和唐朝李世民，曾和开国元勋约定，以后世代通婚，互相扶持。另外一种关系如刘邦和朱元璋，其特点是大杀功臣，以防他们谋篡帝位。等把大臣杀光了，以后可以善待他们的后代，作为补偿。刘邦杀了大臣，让太太吕后帮助儿子继位。毛泽东的传位方式类似于刘邦。我们知道刘邦是怎么杀功臣的。刘邦也是毛从来最欣赏的一位帝王，刘邦也和毛泽东一样看不起知识分子。（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背诵刘邦的大风歌）。毛的文革基本是一场对元勋的大规模整肃。因为这些人对传位是一大威胁。朱元璋杀大臣的时候，他的太子表示反对。朱元璋就找来一个带刺的树枝，让太子用手拿起来。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就说，我现在杀大臣，就是把这树枝上的刺给你砍掉。结果太子说：上有尧舜君，下有尧舜民。意思是你作事作的好，部下不会反对你。朱元璋气得不管树枝上的刺，拿起来就追着打太子。毛太子远新，没有朱太子的那么书呆子。毛夫人也没有朱夫人马皇后那么吃斋念佛有善心。所以这杀大臣“砍树刺”行动，也就搞的史无前例地轰轰烈烈。

家族权力斗争是文革的重点，“路线斗争”“思想斗争”“文化斗争”，全是烟幕弹。家族权力斗争必以亲疏划分阵营。在文革中亲疏关系成为了一切问题的关键。亲疏程度决定你是那个阵营的。也决定你是升官还是被整肃。这关系想改也很难改。亲疏是可以放大的。比如林彪和自己的老部下为亲，他的老部下自己又有老部下。如此一层层下去，就形成关系网。文革之中突然凸现关系网的重要性。所有人都在津津乐道地说着人的老关系。所有关系中最密切的，是家庭关系。所以所有大官的太太都或明或暗地参政，几乎所有军区和省一级的领导，都由太太们直接参政了。领导们的儿子都顺利上升，成为接班人。所以毛刘林的家庭权力之争，演变成派系的权力斗争。当然这派系只是家庭的伸延。

在林彪当权之时，四野干部，特别是林立果所在的空军，地位迅速上升。其他山头的干部地位则下降。等到林彪被解决之后，一二三野的干部的情况才有所好转。毛泽东躲过林立果的半路袭击（从海上回北京的路上，因鲁珉胆怯临阵脱逃）之后，坐火车安全到达北京，先去了一趟陈毅的家里。说明对陈毅的重新启用。但是陈毅等人对江青毛远新继位这种事，坚决不认同，其态度属于“你有大功劳，给你保驾。我是共产党，不让你传后”。所以陈毅不能作顾命大臣，后来也没有被毛重用。在林彪死后，毛泽东只好让江青和毛远新自己培养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江青比毛远新干得好得多。江青培植了上海邦，在林彪死之后，都被提拔到最高职务。其中王洪文成为中共副主席，有成为新一代接班人的可能。他们还在上海建立规模很大的工人民兵。在毛死后，四人帮被解决之时，江青系人马计划在上海武装起义，作困兽之斗。但是毛远新系列的人，就没有一个人想这么干。据说在毛泽东死后，汪东兴为了吓唬华国锋，说毛远新从沈阳调了两个师进京，已经到了山海关。这迫使华国锋同意立即解决四人帮。但实际上毛远新没有做这事。毛远新在沈阳军区根本就没有可靠的下级，没有人能说出毛远新的嫡系人马是谁。我们知道林立果的手下“死士”，还有这么几个。所以说毛远新真是没用到了极点。又说回来，如果不是这么没用，也早就和林立果一样，曝尸荒野了。正所谓阿斗自有阿斗福。

六、整肃彭德怀以后的刘林保驾

文化革命有几年的酝酿期。事情的发端是大跃进。毛个人应对大跃进负责。因为中国本有计委制定的五年计划和当年的计划。毛泽东抛开经济部门，自己直接插手经济工作，发动一场大跃进和“三面红旗”运动。他自己直接指挥各省的“跃进”和全国的大炼钢铁。原来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等人都靠边站，没有发言权。大跃进的结果是经济崩溃，成千万人饿死（数字无从查考）。大跃进实际分成两次。一次是59年庐山会议以前，叫做一次跃进，庐山会议之后，为了证明三面红旗正确，或毛泽东自己正确，全国进行反右倾运动，然后在全国掀起 “二次跃进”。这二次跃进的害处最大，时间长达两年多，就是59年下半年，到60年底。那时农民已经一无所有，但是仍然推行极端严厉的措施，不允许农民用个体经济自救。连庭院养鸡也禁止。使经济每况愈下，毛泽东才在61年被迫把日常政务和经济工作，交还给刘周陈邓等人。但是他还掌握最主要的决定权，所以毛根本就没有“退居二线”。退居二线之说，只是误解。因为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不是二线职务。当时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才是二线职务。这两个职务是名副其实的橡皮图章。实际上在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更扩大了他的权力，因为他抬出刘林二人，树立此二人的特殊地位，由刘主政而林主军。从而把其余人物都被挤到到后面，权力因此集中在刘林手中。

抬高刘林在当时就是抬高毛泽东自己。因为刘林是毛的亲信。刘少奇是延安时代树立毛泽东党内绝对权威的发起人。当时的刘的作用，就像九大时的林彪。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实以刘少奇为第一先锋。早在1943年刘少奇第一个创立“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从此被沿用至今。刘少奇资历在党内并不十分深厚。在20年代国共合作的时候，中共的大部分领导都已经重权在握。当时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而刘少奇还在安源开始工运，建立学校。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最大的功劳，是批判王明。王明在中共党内有很大影响。因为他背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斯大林和苏共高层很喜欢王明，曾让人担任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主持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当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就是圣旨。所以毛泽东要在党内树立自己的权威，王明实为第一大敌。

王明的势力基础，是中共内部的留苏派和地方派。而刘少奇自己既是地方领导，又曾经在苏联受训，他手下还有一伙留苏分子。所以整肃王明，非依靠刘少奇（当然陈云也有大作用）不可。光靠毛泽东掌握的军队干部，斗不过王明。刘少奇在30年代后期主动发起拥毛反王，把他主持的北方局变成支持毛泽东，批判王明的基地。这对赶走王明（赶回苏联），树立毛的领导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之后，共产党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党，而不再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不再受共产国际的威胁。在中共七大会场，主席台的上额有大标语，上书“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奋勇前进”。从此正式确定毛泽东在中共的永恒和不可取代的领导地位。在那之前从来没有人有这么一种地位。刘少奇在七大作的报告中，有105次提到“毛泽东”。其他人竞相效法。在中共的代表大会上，最主要的报告是政治报告。七大的政治报告由毛泽东作，八大的政治报告由刘少奇作，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作。七大由刘少奇发起造神运动，经过八大造神成功。到了九大，林彪把神变成“天才”，只是刘少奇在七大时的“造神行动”延续。

所以刘少奇在七大前后，地位飙升，七大后被定为党内第三号人物。仅在毛朱之下，而在周恩来之上，并成为毛泽东的第一大亲信。按说他比周的资格功劳都小的多，可见刘毛之间已经建立特殊依存关系。从此以后，凡向毛泽东的地位挑战的人，必须先向刘少奇挑战。解放后高岗等人企图依靠苏联，夺得中共领导权，矛头就是对准刘少奇（实为挑战毛泽东）。这也是由于刘少奇资历较浅，快速高升引起党内元老不服。但是毛泽东知道高岗实际上是针对他自己，所以支持刘少奇，整肃了高岗。整肃高岗更巩固了刘少奇的地位，和他和毛的关系。到了八大（1956年）的时候，刘变成第二号人物，毛的正式的接班人。在1959年毛泽东把国家主席之位，让与刘少奇。在国庆节游行的时候，宣传部门规定群众喊毛主席和刘主席万岁。如此，已经是第二号人物的最高待遇了。所以说毛刘关系非同一般。

至于林彪，从来就是毛的亲信。毛在井冈山的时候，为抗衡朱德，力抬林彪，使朱德有职无权。朱德为人宽厚，尽量忍让。后来林彪的军内的地位一路飙升，最后掌握着力量最强大的四野。但是在解放之后，林彪身体不好，因为战伤不愈，迎风感冒，见光过敏。需要吃鸦片镇痛，一直不能工作。在麦克阿瑟的韩战回忆录《老兵消失》中，说起美军在朝鲜缴获一份文件，说中国准备让林彪领导志愿军赴朝参战，该文件应为美军自己假造。因为林彪当时的身体根本不能赴朝作战。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发现必须把军队控制在亲信手中，所以勉强把林彪抬出来，因为他身体太差，只好由贺龙罗瑞卿等辅助。但是林彪和其太太不行政却主政，不做事却管事。有了他办不成事，没了他是不尊重，当然引起人们不满。特别是贺龙罗瑞卿发动的大练兵大比武运动，成绩很大。抬高了这二位在军内的地位，使林彪感到了威胁。为此林彪学刘少奇，也让太太叶群到了一次“军内蹲点”，到某红军师蹲点之后也写了个报告，说是罗瑞卿的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

特别是罗瑞卿后面有贺龙，而贺龙一直是毛泽东嫉恨的人物。因为贺龙人望极高，又太能干，为一突出的帅才。而且从延安开始，贺龙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从来表现消极。贺龙的人望就是“潜势力”，关键时刻能发挥出来。就是不自己夺权，也能决定大势。毛泽东深知中国的特点，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或者说读书人根本不能建立朝代。中国建立朝代的君主，不是出身草莽，就是世代王侯。所以毛对书生出身的周恩来陈云康生等人，从来不担心。担心的就是贺龙朱德。特别是贺龙。贺龙在军队内部威信极高，南昌起义的时候，就以贺龙的军队最多。林彪说他为什么要整肃贺龙，说他考虑的是“主席百年以后，那时候贺龙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也就是在毛泽东死前必须解决贺龙，整肃罗瑞卿就是整贺龙。只是贺龙比罗的势力大，不能一起整。

文革一开始，搬倒了刘少奇等人，就开始向贺龙下毒手了。文革以后周恩来把贺龙藏起来几次，最后毛泽东和林彪点名要贺龙，周恩来也藏不住他了，只好把他交出来，贺龙不久被整死。在文革后期，贺龙死了，朱德还活着，在1976年毛泽东生病的时候，朱德身体还好。朱德在会议上对江青说：就是主席死了，也轮不到你，还有我呢。结果过了不久，朱德因为拉肚子，送到301医院治病，就死在那里了。文革时期的301医院黑幕深不可测，因为当事人部分自杀，部分内部处理，这事也就没有人知道了。但是可从张爱萍的经历，看出其中险恶。他在301住院养伤期间，有人给他吃了一副汤药，若不是当时负责警卫的赵某抢救及时，一定也死于非命。

我们知道有个叫做傅连璋的卫生部长，在瑞金的时代就参加红军，一直负责中央高官的保健。一次毛泽东问他林彪的身体状况，他告诉毛说林彪有吸食鸦片的问题。结果文革中傅失踪，毛泽东说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开追悼会的时候，骨灰盒也是个空的。据传是让林立果学意大利电影，把他封在水泥块里，作了地基，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文革中的高层暗杀。这类迷案有很多，就是亲身经历的，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外面搞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风起云涌，但是其中很多是声东击西，烟幕掩护。群众互相整来整去，你死我活，各有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认为是马列真谛，这时候上面的掌权的，就好干自己的事情了。

大家都知中国兵法，有兵不厌诈，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游击出身的中共高官，早把这些策略融入血液，变成第二天性。如果作事不使上这些办法，全身觉得不自在。之所以说文革在国外陷入学术误区，是因为现在学术注重事实凭据，此为“实证科学”的特点。但是面对中国的现代史，难分实证和假造。因为能收集到的证据，或是口头谎言，或是有意假造。关键实证或被销毁。或被秘藏，或者本来就不存在--因为作重要的事情，从来不留文字。结果谁想拿出什么，说是实证，大家也就只能相信。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毛泽东把贺龙罗瑞卿主持军务，在军中威望上升，威胁林彪地位的情况，当作贺龙在军内夺权，威胁自己的信号。所以坚决支持林彪整肃罗瑞卿，把贺龙也从军队中赶出去。从此林彪在军队的地位至高无上，其他老帅都不敢过问军务。解放军把练兵演习放在一边，专门学毛选。林彪提出“四个第一”，而毛泽东又作出指示：全国要学解放军。林彪在抬高毛泽东的同时，自己的地位也扶摇直上。

由此我们知道，刘林二人是毛泽东的两员大将。毛泽东靠抬高这两员大将，打压排挤了其余人物。也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刘林二人得到毛泽东的特许，把自己的太太搬到前台。我们知道，中国对朝臣的最高待遇，就是“封妻荫子”。封妻就是给太太干部级别待遇（但不参政），荫子就是让儿子当官掌权。当时惟有刘林二人有此殊荣。虽然很多人的太太资历远远高过刘林的太太，但只能靠自己的资历担任妇联等部门的职务。

七、毛林的无能和刘少奇的领先

也就是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建立了“两驾马车”结构。两马就是刘林二人，车就是毛泽东。选择刘作驾辕马，早在七大期间就决定。对林的启用，实在是因为毛泽东无其他可信任的元帅级人物。其他人都为这架马车帮忙，比如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罗瑞卿等人，但是两驾马车结构是基础。以此基础，毛泽东就可牢牢掌握中国的大权，并驰骋于国际政治舞台。但是该结构从一开始就出了大问题。那就是刘少奇一马独奔，遥遥领先。那些帮忙的，也觉得毛林无能，心中不服。这一是因为刘少奇能力远比毛林为高。二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局势，必须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而经济工作是刘少奇的专长。

现在人多以为毛泽东天才，林彪善战。但是他们二人和刘少奇一比，只能算是“偏科”，而非全才。毛不懂经济。最简单的经济常识也没有，他不知道炉子越大，其表面积和体积之比S/V越小，可能的炉温越高，钢铁的质量也越好，也越节约燃料。这是中学应该学的数学常识。毛泽东数学极差。缺乏常识。后来毛泽东自己说 “：“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如此水平，怎能赶超英美？毛还自认真命天子，手不能碰钱。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手不碰钱，是古代帝王的规矩。因为古代帝王君临天下，只抢不买。拿你的是收贡，给你的赏赐，都和买卖无关。钱不是帝王所用之物，帝王用钱则属大不吉利。古代凡喜欢作买卖的帝王，多数亡国。不用钱当然不懂经济，外加上马克思理论的中心，就是否定市场、资本和商品。因为剥削从此而来，所以资本和商品是万恶之源。

毛泽东喜欢的是供给制，大家不买不卖，只需分配领取。所以毛泽东的经济知识为○。但是他偏以为自己什么都行，还写过“十大关系”，论述经济问题，使用的是他的矛盾论。这种经济理论，并无任何实用性。另外有一古怪事实，可说明毛对农业的了解，那就是毛相信亩产十六万斤。后来很多人说不可能，毛虽就问火箭专家钱学森，一亩能不能打十六万斤，钱说只要光合作用够了就有可能。所以各地造假干部，拍马书记，在田里支起了探照灯。毛泽东还亲自跑到河南徐水十六万斤田看了一次。毛泽东自己是农民出身，却连这个都能相信，只能说他没有起码常识。要说中国有很多农业专家，光是农业学院全国也不知有多少。毛泽东为什么不去问他们，却问火箭专家钱学森？难道不知道钱学森自己从来没有种过地？应该说所有农学家和所有庄稼人，都被反右整怕了。只要毛泽东一问一亩能不能打十六万斤，经过反右和三面红旗宣传的人，一定知道他老先生要听的是 “能”。谁要说不能，你就是是右派右倾反革命。

从此也可以看到，除了不懂经济，毛还有一大缺陷，就是不善识人。我们知道领导人士最重要的本领就是知人善用，毛却从来就不知人。如果知人，何以用了刘少奇林彪，文革用了邓小平华国锋。导致他人一死，事就败。毛泽东身边手下不乏忠实能干之士，可是连秘书李锐、田家英、周小舟、叶子龙都容不下。现在想来，以毛泽东那么崇高的地位，给他作秘书，那是何等难得的位置，怎么会找死去反对他呢？毛泽东曾对柯庆施说：你的秘书（张春桥）比我的好，李锐周小舟都反对我。这真是说明毛连在自己身边长期工作的人，都认识不清。这些人都是难得人才，出于对毛的赤忱，才不顾得失，诚心苦谏。再说，秘书们反对他图个什么？其中田家英周小舟因悲愤自杀。所以毛泽东虽然作诗和理论，甚至打仗，都有一套，但是却不能识人，这是他的最大缺陷。

以毛泽东的才能，能在万人之中，崭露头角，这就是他当了共产党领袖的原因。但是当领导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别人的才能，而非单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才能必定非常有限，而毛认为自己在那一行都比别人高明。所以踢开了陈云，和已经制定好的五年计划，自己搞大跃进。把专家打成右派，自己搞小高炉炼铁，八字宪法，深耕密植。这些事情，交给专家做不好吗？我们相信陈云刘少奇都不是农业和冶金专家，但是中国有很好的专家。他们会用专家，特别是刘少奇，能把被打成右派的专家解放出来，安排工作。而毛特别喜欢地就是整肃知识分子，并热衷于证明他们不但没知识，而且最愚蠢。世界一流的冶金专家叶楚佩，解放后从美国回到北京，立志投身中国建设，但被打成右派，停止工作，大跃进后时拿个面口袋，在中关村的福利楼排队给他的洋太太买面包，对于炼钢这种事是绝对插不上嘴了。另外还有党内冶金专家，也都被整肃。

毛泽东有此古怪的行为，和他在北大当图书馆员的经历有关。当年他从长沙师范毕业之后，受其老师兼以后的岳父的推荐，来到当时的北大，目的是求学。但是他没有资格当学生，只靠关系当上了图书馆员，工资每月两元（他自己说是8元，但有人回忆说是2元），比看大门的还少，当时教授月薪300元。年轻的毛泽东和师生天天接触，却无来往，关系正如现在大学生和校里的民工。当时毛泽东的处境，真可谓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从此养成对知识分子的不可缓解的嫉恨。这种心理伴随毛泽东一生，在建国之后，这种嫉恨变本加厉。在文革时期毛泽东让自己的内宠谢某管理北大，并批示北大“池深王八多”。中国人知道“王八”的含义是什么，让没上过大学的“小谢”去整北大的“王八”，让毛泽东过瘾了。

另外毛泽东还有一特性，就是“绝对要赢”，绝对不能在人之下，只能在人之上，这也是他不能用人的原因之一。因为用人必须承认别人比你能干，比如刘备三顾茅庐，因为刘备认为比他年轻的诸葛亮，比自己能干。刘备对诸葛亮说，如果你不出来，那我们汉室就完了。诸葛亮受感动了，就出来为刘备服务，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就因为刘备有这两下子，曹操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在这方面，毛泽东比刘备可差得太远了。他认为自己至少在很多方面都高于他人，因为他有自己的哲学，而用此哲学可一通百通，而其他人哲学不行，就什么也不行。如此一种心态，也是他没完没了整肃秘书和知识分子的原因。因为他的秘书都是突出人才，如果再能指出他的错误，那不是比他高明了？而且秘书整天和他在一起，不可能老作出“无限崇拜”的表情，最终要表示出“你也是人”。可是被人崇拜，是毛的癖好。如此，毛泽东的治国能力，当然也只能算是不及格。在大跃进以后，很多干部的都对毛的能力有了比较清醒客观的认识，但是谁都知道这事能想不能说。只有个别人或是因为一时疏忽，或是因为实在憋不住，把这想法表现出来了，这些人中包括刘少奇。至于林彪，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地方和经济工作，身体又差的干不了什么，只能算是个“老骥伏枥”。结果造成刘少奇一马独奔，遥遥领先的状态，这也是因为刘少奇确实比他们俩能干。

当时大跃进把中国经济搞得千疮百孔，其萧条惨淡的程度，40岁以下的人不能理解。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饿”，饿到一家一家的人死在屋里，饿到部级干部得浮肿病，将军全家吃糠。饿到爷爷奶奶，为了小孙子能活，自己绝食自杀。饿到人吃树皮、石粉，草，最后吃上了死人。饿到小偷晚上钻进商店，早上撑死在柜台上。据说饿死了三千万人，中国人口因此突然减少，这是几百年没有过的大灾难。当文革前后学生让老农“忆苦思甜”的时候，农民说着说着，就说到大跃进后的生活之惨状。而原来是让他们说解放前的苦生活。毫无疑问的是，大跃进后的生活，比解放前苦得多。

刘少奇一辈子都作地方工作，手下有一批精明能干，熟悉民情，深知粮草重要的经济干部。这些干部被安排到省里主持工作，因为农业生产从来都由省级干部主持，省级干部是关键。他们一阵风地架空了公社，取消了食堂，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鼓励个体开荒，庭院养殖（在公社化的时候，农民家里不准养鸡。谁养鸡要被批斗。因为这是个体经济，和公有经济对抗）。几个月后，地里就有了庄稼，院里有了鸡鸭。城里的居民也生产自救，居民楼的楼前楼后，都开出一片片菜地玉米地。北京大学高级教授住的燕东园，本来铺着草坪，都被铲了种玉米。现在楼房林立的科学院宿舍中关村，科学家们自力更生，在楼前楼后养鸡种菜，养兔养羊，更有人在单身宿舍的床下养猪。如此这般，粮食就有了。

到了1963年，经济情况大大好转。从绝对地经济困难，到还有饭吃，大约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大约也就是从61年到63年秋收之后，实在不能算慢。这一方面是因为干部优秀，一方面是因为政策对头。政策对头当然更重要。比如安徽的曾希圣，以前搞跃进是浮夸大王，安徽58年本来是丰收，因为浮夸产量，高征购和食堂化，使安徽发生了大饥荒。同样是这个曾希圣，在周恩来的压力之下，在61年看见刘少奇领导经济，带头在全省推广包产到户，在全省的包产田达到40%，在当时算是比例最高的，结果被毛泽东认为是右倾分子。曾的这种转变，可以说是见风使舵。这也说明上面的政策决定了下面的行为。

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在60年发动二次跃进，在60年一月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上，仍高喊赶超英国，“三年完成农村发展纲要40条”。虽然全国都在饿死人，毛硬说“形势大好”、“成绩极大”，并在全国继续推行公社化和食堂化。毛泽东眼巴巴地等着60年秋收的好消息，好消息没等来，等来的消息比以前更坏，实际是把59年的已经崩溃的经济，再破坏一遍。60--61年发生大饥荒，是毛二次跃进的伟大成果。二次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声称一定是阶级敌人捣乱，不整肃这些捣乱的人，他的经济路线不能成功。在1961一月年十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被地富反坏把持。各地出现“乱子 ”（指饥荒），是因为阶级敌人复辟。现在我们不能听毛泽东说什么就以为他想什么。

表面上来看，毛泽东这时认为跃进失败是阶级敌人捣乱，实际上我们应该想到，毛泽东这时已经想到，他的领导地位将受到越来越强的挑战。一次跃进失败出来个彭德怀和一伙人反对他，这二次跃进又失败了，不少人吵吵着要给彭德怀翻案，也会有更多得多的人反对他。我们说过，中共的领导权的归属，在历史上从来都属于有军功政绩的人。谁搞得不好，必然垮台。虽然毛泽东把彭德怀打下去了，但是中共的传统没有变。他毛泽东把经济搞砸了，一定要承担责任。所以这时毛泽东提出跃进的失败是阶级敌人捣乱，应该认为他是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的危机，他下一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卫自己的地位。为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整肃，整肃，再整肃。必须说，这办法并非毛泽东首创。在中共历史上，王明夏曦毛泽东张国涛等人，都靠肃反整风，屠杀自己阵营中的同志，保卫自己的领导地位。所以毛泽东这时提出阶级斗争，好像是针对地富反坏右，但是实际上是针对以后的挑战者。这挑战者到底是谁，毛泽东那时还不确定，但是他知道一定会有。所以这时他放弃经济工作，去专心搞更重要的阶级斗争。

刘少奇一旦掌握经济领导大权，地方干部，包括老左曾希圣，态度都转变了。我们并不是说，经济调整靠刘少奇一个人，而是说，当时只有刘少奇有这样的地位，把极左蛮干倾向扭转过来。其他人，如周恩来，虽然痛恨极左蛮干，可也不能也不敢扭转大势。陈云到了七千人大会，还不发一言。直到大会开过后一个月，才敢发言。刘少奇确实是61年扭转极左倾向的领头人。到了62年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刘已经主持经济一年，包产到户已经推广并有了成绩。干部中很多人都已经明确地认识到，毛泽东主政不是运动就是挨饿，刘少奇才能让有饭吃（干部的生活也有大有改善）。刘少奇又是法定接班人，于是他的威望飙升，宣传部门也加强了对他的“造神运动”。他的“修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必读书和学习材料。

八、桃园经验，毛刘开战

但是毛泽东丝毫也没有放松对领导权的控制。比如在1962年下半年，因为包产到户的良好效果，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等人准备推广。62年七月陈云到毛泽东处谈这件事，被毛泽东否定。这时毛泽东的精神高度紧张，和陈云谈过话之后，马上发动了反对 “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运动，其中翻案风指的是彭德怀的问题。他知道一旦包产被肯定和推广，就等于正式否定他的跃进和公社，再说这时私下确实有很多人为彭德怀喊冤。毛泽东奋起反击，在八届十中全会（62年9月）上撤销了农村工作部，点名批评了邓子恢（该部部长，单干风代表）。毛泽东的这些做法，更让有良知的干部，认识到跟着毛泽东那一套走，中国的前途必然是黑暗血腥落后，所以大家更倾向于刘少奇。这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一路飙升，毛泽东肯定会感觉到刘的威胁。

我们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毛刘交恶，是发生在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还是在64年的刘太的桃经验。以笔者之见，桃园经验是关键，七千人大会还不足以使毛刘火拼，虽然江青在文革中说“在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恶气，到了文革才出”。应该说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仍然培养刘作顾命大臣。让刘的太太出头，看看刘是不是对毛感恩戴德，要学诸葛亮。我们知道刘备也犯过大错，他起全蜀之兵，进攻东吴。起兵前诸葛亮带领群臣拦路苦谏，说汉贼是曹操，不是孙权，而且诸葛亮的战略就是东和孙权，北抗曹操，所以不宜攻打孙权。但是刘备不听，把诸葛亮放在蜀中，自己带兵东进，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刘备带残兵逃往白帝城，没脸回家，在白帝城住了一年，就死了。刘备犯了这种大错误，诸葛亮仍然鞠躬尽力，辅佐阿斗。如果刘少奇是个好人（毛泽东这么想），也应该如此。可是看看刘备，可知毛泽东比他差远了。刘备承担责任，自己不回成都，放权于诸葛亮。毛泽东到了这地步，却不干正事，赶紧抓权。

所以在63年以后，毛泽东不但不整肃刘少奇，反而更让刘林二人的太太出面参政，应该说是皇恩浩荡，毛泽东等着看二人的报答态度。这时刘少奇犯了一个十分关键性的错误，那就是把他对毛的看不起，表露出来。刘太太作了桃园经验报告，刘少奇附加了一些话，其中说到“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情况如下：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中央机关会议上说："现在的农村形势，总的来说是好中有严重的敌情，在农村中有四不清干部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到三分之一。暗藏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的坏人和我们的敌人有一套同我们较量的手段和策略，比我们的一些同志要高明得多。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我们的四清工作队去了以后，有好多次都被他们赶了出来。......如果你们到了那里，没有人来赶你们，说明你们还没有真正的革命。你们到了农村以后，要做一两个月的秘密工作，扎扎实实地搞扎根串联。如果不这样，你们就不能开展工作。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过去的四清没有从根本上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打过一个胜仗，而是打了败仗。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园搞了四清，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就是必须扎根串联。其他同志的四清，可以说还没有入门呢，都还没有走上正规，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过去的一年是打了败仗而不是打了胜仗。我在这里宣布，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对一个领导干部事关重要，如果还不下去，高高在上，那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了......"（见师东兵《张春桥在狱中》第312页）

关键问题就是“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这句话，有了这句话刘少奇就算完了。几十年吹捧支持毛泽东的功劳，全都变成零。毛泽东本来也要在64年下半年下乡调查，突然得知刘的这一讲话，马上取消了下乡计划，全力组织力量，准备在刘少奇没有准备好之前，就将其歼灭。刘少奇的讲话据说是陈伯达火速传达给毛泽东的，为此陈立了一大功。刘少奇说完马上后悔，曾经扣押讲话记录，亲自删改，但这又有什么用？

刘少奇的四清，应该说是是贯彻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策。毛泽东既然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共产党手中，那么就应该整肃这些人。农村的坏干部，什么时候都有。至于王光美提出的四清办法，比如扎根串联，或许不是好办法，可共产党也不知道其他的办法。以前上级下乡调查，光是找社队干部，大家开会介绍介绍，不会把干部的问题暴露出来。也就是说，刘太太的桃园经验算是找到了对付坏干部的办法。当然这办法是“运动”式的，不是法治。凡是运动必然一哄而上，冤案错案一大堆。而且共产党的运动特点是要“数字化”，也就是要坏干部的比例。毛泽东说三分之一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上，那么坏干部必须在三分之一以上，这办法不是什么好办法。运动是共产党的传统行为方式，法制则是文革以后才被重视。从建国到文革结束，中国只有两部法律，一为宪法一为婚姻法。没有刑法民法诉讼法，所以法制也无从谈起。

毛泽东以前参加的农民运动，运动对象是地主富农。毛泽东对农村的理论，主要在毛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文章是毛选第一卷第一篇，算是毛泽东的发家著作，好比处女作、成名作。毛泽东在写此文之前也写过很多文章，如《湘江评论》首期社论《论民众的大联合》，但是都没有入选毛泽东选集。所以刘少奇说毛的这一套不能用了，这还得了？好像蒋介石骂广西军（李宗仁部），说他们比共产党还坏，共产党只要他的命，广西军还要他的钱。这回是刘少奇不但要夺毛的权，还要否定毛的书。毛非常看重自己的著作，中国自古有对人物的评价标准，第一是立言，第二是立行，第三是立功。所谓立言就是著书立说，如老子孔子孟子，人死千年而书传万世，所以著作比行为功劳都重要。朝代可以一个一个地换，书本确实一个字也不能改。刘少奇说他的那套东西不顶用了，好比是挖祖坟断香火，绝对不可饶恕。毛泽东把自己比作龙，说对龙不可“逆鳞”，也就是必须顺着鳞摸龙，使劲摸也没关系。如果逆着鳞摸，那就不得了。刘少奇这次是逆着鳞使劲地捋，好像是要把这龙抽筋扒皮，这事无论如何也要闹大了。所以刘少奇一说出这话，中共领导就发生了大地震。马上分裂成两大阵营。刘少奇从那一刻起，就只能准备背水一战。他明白自己已从毛的亲信变成死敌。

九、陈云的先见之明

毛泽东让刘少奇领导经济，自己去搞阶级斗争，这事本身就是不祥之兆。够聪明的只有陈云，陈云知道毛泽东决下一步要作什么，所以在62年因为包产到户收到毛的批评之后，马上称病休息，从而躲过文革的致命整肃。陈云先生自视极高，认为自己的治国能力远超过毛泽东，但是又极端谨慎，承认毛泽东有军队支持，自己不能和他硬碰。只要有毛在，没有他陈云出头之日。所以决不硬顶，一味躲避。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一言不发，只说他对问题还看不透。七千人大会后一个多月，他才发言，但是完全不谈大跃进的成绩和错误，更不提彭德怀和反右倾，只谈一些最具体的问题，比如钞票太多，市场供应可以分凭证供应的平价商品和高价供应的高价商品，城市人口应该减少。这些东西，都解决现实问题，又不让毛泽东难看。所以毛泽东当时很能接受陈云，任命他为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主持经济工作。等到62年 7月陈云认为应该推广包产到户，就到毛泽东处谈。谈不成，就不坚持了。因为他知道毛正在找敌人，再坚持就会进入毛的射击范围。当时邓子恢还在外面大会上鼓吹包产到户，结果邓子恢被点名整肃，而陈云没有被点名，只是回家养病。

毛泽东认为挑战者即将出现，所以事先摆开阵势，准备迎敌。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意思就是说谁向我挑战，我就把谁扣上个“阶级敌人”的帽子，把他消灭。为了练兵，先拿地富反坏右开刀。实际上黑五类早就被镇压，而且是被屡次镇压。62年底开始的阶级斗争，把对他们的压制和歧视变得更严酷，目的就是练兵，准备打击挑战者。于是地富反坏右倒霉了，一些成分不那么好的，也被歧视，这造成很多人极度地不幸。有人说刘少奇当政时（1964-1966）的阶级路线，对黑五类很残酷（很多学生对学校中执行的阶级路线深有体会--出身不好不能入团，上不了大学。受歧视）。

笔者认为这主要不是刘少奇的过错。一是因为刘少奇当时必须执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二是因为这路线在66刘少奇垮台之后，变本加厉。实际上对黑五类的镇压最残酷的时候，是70年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也就是在毛林夺得地方控制权之后。当时全国实行了极端残酷的大屠杀，枪毙人的权力下放到了区或者公社，而且当时没有公检法机构，公社革委会就有权杀人。一时全国各地，到处贴满了画满红钩的白纸布告。直到周恩来的直接出面制止，此次屠杀方才停止。负责此次屠杀的公安部长李震自杀（一说他杀），据当时知情人说，李的自杀是在周恩来严厉斥责他之后（周在会议上说：谁给你的上方宝剑。有内部知情者认为，只因这一句话，李震因悔恨而自杀。因李震并非江青、林彪嫡系，奉调领导公安部军管会后，曾有心追随周恩来，并曾经为周恩来保护被关押干部。但是又不得不服从江青。）。所以应该说镇压黑五类并非刘少奇所愿，刘少奇四清的矛头本来对准坏干部，刘少奇还提出“重在表现”政策，力图淡化阶级出身。但是显然毛泽东之阶级路线，更对成分出身良好的人的口味。所以“重在表现”并不能实行。

64年刘少奇的“毛主席那一套不行了”讲话出台吹后，毛泽东认为对他威胁并非只来自刘少奇，威胁还来自他自己的作为。他知道因为他的两次跃进害人太多，干部百姓都对他不满。如果没有这种群众基础，刘少奇绝对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大放厥词，刘少奇的抢班夺权只是第二威胁。刘少奇在的群众和干部中的基础，或干部群众对他毛泽东的不满，才是最大威胁。如果他只把刘少奇当作主要敌人，就不需要搞那么大阵仗的文化革命。他的文化革命的目标绝对不是刘少奇一个人或他一家人。而是所有对他的两次跃进不满，对他整肃彭德怀不满的干部群众。

以笔者的经验，心存这类不满的干部占相当大的比例。大家都知道，刘少奇在66年7月就被整肃夺权。如果只以刘为敌人，根本没有必要在全国把文革搞到十年以后的1976年，所以整肃刘少奇只是毛泽东大计划的第一步，整肃全体干部民众是第二步。这大计划就是扶植自己的家人，作为自己的禁卫军。当然最终是为了传位。因为传位给自己的家人，才能确保自己不会像斯大林一样，一死掉就被“焚尸扬灰”。为此必须造成全国上下，特别是干部，对他毛泽东狂热式的非理性的，但是充满恐惧的崇拜。像这金日成父子在朝鲜做的那样。

至于什么叫做“恐惧性的崇拜”，是个心理学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迫害的残酷达到一定程度，其时间达到一定的长度，被迫害人心理发生变化，把憎恨转化恐惧、无奈、甚至崇拜，同时人也就变得愚昧和迷信。不同的人，不同的心理素质，转化的方向和程度不同。越是心理素质差的人，越容易向恐惧、崇拜和迷信转化。一旦恐惧和崇拜弥漫，迷信和神话也就成功了，因为这些人将成为统治者的帮凶。另外一些心理素质好的，虽然不产生崇拜，也会产生恐惧和无奈，从而麻木和顺从。按鲁迅的话说，前者是奴才（有崇拜心理的）后者是奴隶（有无奈心理的）。如果把全国干部群众的心理，都变成这两种模样，毛泽东就的传位和家天下就可以建立了，金日成父子王朝就是这么建立的。

但是这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迫害力度。毛泽东认为：保位和传位必须“三条腿走路”，一方面培养顾命大臣，另外一方面用全面迫害制造恐惧、崇拜和无奈，第三方面是培养禁卫军，也就是培植江青毛远新的势力。文化革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三项。文革的口号是“心灵深处爆发革命”，其含义就是那第二项任务-- 制造干部和民众的恐惧、崇拜、迷信和麻木。几十年的革命，把中国人的心理变野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新文化运动，都传扬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必须把种心理状态转化，保位和传位方才可你成功。也就是把这一百多年来，充满革命心态的中国人，变成奴才和奴隶，这就是他的心灵革命的真实含义。谁要是说还有其他什么“好”内容，只能说是上了毛泽东的当。


十、金日成和毛泽东的成败

毛泽东失败而金日成成功，原因有很多。毛泽东最终没有在干部和民众的心中，制造出他希望出现的那种“灵魂”，这种灵魂在文革后期一位军队干部心中得到实现。这人就叫做门合。姓门名合。这位干部有四句名言，被广泛宣传。这四句话是：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维护毛主席，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XX毛主席。这个 XX是什么已经忘了，四句话的顺序也可能有错。但是不管XX是什么，意思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盲目地忠于毛泽东个人。后来周恩来说，门合的四句话不科学，不要宣传了。怀有门先生这种心态的，只是极个别人。至于金日成在朝鲜是否成功地制造了心态，我们不清楚。可以确信的是，朝鲜弥漫着对金日成家族的恐惧。应该说金日成对民众和干部的迫害，其残酷成都远超过毛泽东。金日成用斯大林那套办法，看谁可疑就把谁立即结果。朝鲜人随时有“失踪”的可能，而且失了踪家人也不敢问。结果朝鲜人的“灵魂”被恐惧充塞，并转化为崇拜或麻木，“灵魂革命”就算是成功了。中国文革的迫害的残酷程度，可比不上朝鲜。如果比得上朝鲜，说不定中国现在也和朝鲜一样了。为什么中国的迫害残酷程度稍逊一筹？因为到底中国干部民众的文化传统深厚，共产教育也起作用。所以有了一定经验，了解了一些事情，就能看出毛江林等人的丑恶。就会抵制他们。朝鲜做的那些事情，在中国很难长期大规模实行，因为广大干部群众反感。

毛泽东传位失败的原因，还出在后代身上。金正日接班时已有一伙自己的干部，形成一个集团，该集团成员有共同利益，那就是掌握国家权力。虽然这能把国家搞成破烂摊子，但是他们能够得意洋洋。金正日的这伙干部，很多是他上大学时代的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是金日成从小就培养的战争孤儿。毛泽东没有培养出来这么一伙人，毛远新一点也不把自己的军工同学当作资源，他对这些同学还有一些反感。军工学生中有很多努力勤奋，心胸远大的学生，他们比毛远新更努力，成绩也更好。而且，军工学生中有20%来自干部家庭。他们对中共和中国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对毛泽东的崇拜，非理性的成分比较少。所以毛远新非但不能用这些同学，反而害怕和疏远他们，这是毛远新失败而金正日成功接班的原因之一。

我们再看蒋经国和毛远新之差别。首先蒋介石家庭的资源比毛泽东的雄厚，因为宋美龄的身份特殊，江青和她不能相比。另外蒋经国在苏联作基层工作9年，刻苦肯干，算是斯大林替蒋介石培养了他。回国后在赣南工作，培养了自己的一套人马，以后在情治部门担任领导，后来担任过行政院长。蒋介石死的时候，蒋经国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而毛泽东死的时候，毛远新的政治经验还不及格。另外，毛远新从小在高层的呵护下生长，根本就没有到基层锻炼的机会，对政治险恶，人生艰辛全都不懂。就是让他作个班长也不能胜任，如何能让他接班？

江青的出身不能和宋美龄相比，性格和智力也不算上乘。特别是后来玩弄男宠，并让他们担任国家领导，还当众说古代女王应有“面首”。“面为貌美，首为发美 ”。这种东西公开出来，怎么能让中国人接受？就连美国总统克林顿搞了点男女关系，都差一点下台。江青有了这样的事情，还怎么能继承共产党的领导权？

江青毛远新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都极度张狂。毛泽东临死之前，迫不及待地抬高毛远新的地位，让他担任“主席联络员”。政治局开会，毛远新坐在主席的位置上，传达毛泽东指示。自己说“我随便说几句，就够他们学几个月的”。对待政治局成员好像对待下级。连王洪文都十分不服气，说“我到底是个党的副主席”。在毛泽东的最后时刻，毛远新和江青互相猜嫉。大家都知道，古代帝王死后，如果皇后掌权，必然不利于太子。如果太子不是皇后亲生的，下场一定很惨。如果江青和毛远新真的掌权，那他们之间一定会有一番争斗。当时陈锡联已经调到中央，算是毛远新的军事基础。毛泽东在死前曾经批评过四人帮，算是为以后毛远新在适当时候，抛弃四人帮作准备。毛泽东可能认为，如果毛江争斗，华国锋和汪东兴陈锡联都会站在毛远新一边，毛远新可能胜利，建立毛家天下，让他毛泽东不输于蒋介石金日成。


十一、太子在辽宁作了什么

在文革的时候，毛远新在辽宁继续实验毛的公社化。刘少奇的三自一包之中，三自是自由市场、自留地和自留畜。在文革之中，其他地方没有敢废除这三条，可能是基层干部都知道这三条对农民生活太重要。但是在辽宁毛远新搞了个“赶社会主义大集”和 “割资本主义尾巴”，几乎就把这三条废除了。其中赶社会主义大集是在75年才开始的，以前农民在集市上可以自由买卖，但是在75年毛远新命令农民到集市上把东西卖给国家的收购站，当然那价钱比市场上低一些。农民当然不愿意，不愿意就抓。从城市里面派出工作队，在集市的外面等着，看那个老乡提着鸡蛋白菜葵花籽，花生玉米大蒜头，就让他放下，鸡蛋是7分一个收购（而在集市上可以卖到一毛或一毛一），其他的也按这种比例低价收走。有的老乡说鸡蛋是给自己的作月子的女儿的，那也不行，你不卖可以，但是要惩治你。那就是把你的鸡蛋打破，让你卖不成。当时从城市里面抽调来的工作队员，多是在工厂里面不干活的年轻工人，其手段也类似流氓。收购上来的东西，本来不多，因为人们知道了这回事，都不敢来赶集。收上来的东西，大部被这些人私分。

对自留地和自留畜下手的办法，是勒令每户农民以国家收购价上缴一定数量的鸡蛋。有的农民并不养鸡，那也不管。你就是花钱买鸡蛋，也得缴上。有的地方要把自留地合在一起种，实际上就是没收自留地。

毛远新还继承当年公社化的办法，大搞水利和“大寨田”。搞水利的结果和公社化的时候一样，变成一场劳民伤财的经济灾难。当时为了表现积极性，各村都派青年人“夜战”。就是在晚上点篝火，晚上挖水渠，要使平原“水网化”。这事情没有一点科学性，一来是在挖水渠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地势的高低，和水的来源，结果只是破坏了大量的农田。而且人在晚上干了活，白天必然睡觉，和白天干活并无区别。当时东北农村的劳动力并不富裕，这样大量地浪费劳动力，对生产有很大坏处。

也就是说，毛远新在辽宁，几乎把当年大跃进的事又作了一遍。目的似乎是要证明，当年那么干还是对的，但是实际情况与他期望的相反。当时辽宁是全国供应最差的地区，全国各省的食油供应为每人每月5两，而辽宁每月只有3两，人们戏称陈锡联为陈三两。军区干部在作报告的时候，对群众说，以辽宁的情况，每人三两油已经好得很了，做到每人五两根本是不可能的。而且，为了支援世界革命，每人吃三两油就够了。但是军官每人可有一斤油，而且军队自己有农场，每年的收获可给军官一些油。当时为了提高产量，种的吃的多是杂交高粱，这种东西很不好吃。只有军官每月有三十斤大米，所以当时军官在辽宁的地位最为崇高，姑娘们以嫁军官为荣。军官的生活水平确实比平民强了不少，但实际水平（绝对水平）还是相当低。当时军官每月可有一斤肉和一斤鸡蛋，如果全家分吃，也就没有什么了。

毛远新也把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态度，发挥到了极致。大家都知道有个张铁生，但这件事不能怪张本人，他只是一个下乡青年。毛远新把他抬起来，目的是要把已经很倒霉的知识份子，再狠狠地整一遍。从此发明了用高中或大学式卷考教授，北京大学的军管会迟群等人就对北大教授作了一次突击考试，并公布成绩，全国大学考教授成为风气。并让“工农兵学员”上学，在学校里监视管制教师。


十二、小妾和禁军

文革的中心就是四个女人：王光美江青叶群，都出来了，最后一个是张玉凤。没有张玉凤四人帮不会倒台得这么快，没有她中国甚至会发生内战。我们知道。刘邦后来宠爱戚夫人，吕后十分嫉恨。刘邦死后吕后把戚夫人手脚剁掉，扔到厕所里。张玉凤和地位和戚夫人一样，她在毛泽东临死时，要求毛泽东给个名份。毛只做个手势，意思是家中的东西都是她的。张玉凤是所有毛的内宠中要求最少，也是最老实的，一直也没有什么官职，也很尊重服从其直接领导汪东兴。如果传说可信，张玉凤是汪东兴找来的。张原是毛的专列服务员，毛一见难忘，练字时写出张的名字，汪东兴因此把她找来。后来张玉凤得宠，总管毛泽东的内务，江青要觐见毛泽东，也需要张玉凤同意，这必然引起江青的嫉恨。因为张玉凤听汪东兴的，江汪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在毛生前，汪东兴和张玉凤就有互相依靠，共同进退的关系。汪东兴一直地位稳固，应该说和张玉凤的支持有关系。如果张玉凤老说汪的坏话，汪的位置也不可能牢靠。

毛一死，江青和张玉凤必然摊牌。据传，毛死后江青去索要毛泽东遗物，张玉凤给了她一些，并把此事汇报给汪东兴，汪东兴令张以后不得给江青任何东西。江青再去要东西的时候，张玉凤告之汪东兴不准，江青大骂 “汪东兴只是毛主席的一只狗”。汪之不给江青毛的遗物，因为这些遗物如果被江青拿去，江青可以假借“毛泽东遗诏”，整肃她的敌人。汪东兴准备把这些遗物，作为礼物，送给华国锋。经江青这么一骂，汪东兴也明白，除了拼死一搏，别无出路。如果江青真的得势，张玉凤最好的下场，大约也就是终老于劳改农场，汪东兴的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这两个人必须拼死一搏。如果当年戚夫人的哥哥或弟弟当了禁军首领，可能她会收拾吕后，可惜是戚夫人没这个力量，而张玉凤有。

毛泽东在临死的时候，还是觉得江青毛远新资源不足（主要因为四五事件），没有直接把权力移交给他们二人，而是找了个华国锋接班，让他当时党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江青则是准备让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党主席。毛泽东本来是想让王洪文接任党的主席，并一度让王洪文主持党中央日常事务。但是王洪文实在没有能力，一味吃喝玩闹，上海小开气息十足。我们说过，毛泽东极不善于识人，不管是找太太和找部下，都找不好。中共内部充斥非常能干的人，但都是自愿革命，靠军功政绩崭露头角，而非靠毛泽东发现提拔。所以他找王洪文当接班人，又是一个大错误。毛泽东为江青培养干部的时间只有文革这么几年，等到他在75年发现王洪文不中用，也来不及换人了。

这时发生了76年的四五运动，这是周恩来死后对毛泽东的反击。周恩来精心策划的和毛泽东的对比，在民众心中起了作用。如果周恩来和毛泽东一样，找小老婆，让老婆参政，给孩子接班，写书让人学习，那周毛的对比就不会这么强烈，民众也就不会把对毛的失望，变成对周的希望；把对毛的不满，变成对周的崇敬。四五运动发起于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变成了发泄不满的集会。这一运动被镇压了，但是也给了毛泽东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如果王洪文张春桥接任党政领导，国内局势难以稳定，可能马上进入战争状态，因为民众的不满等于给军人们发了一张“造反许可证”。在这场冲突中，由于江青毛远新集团缺少军队支持，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与其让江青毛远新就这么被人镇压，还不如找个顾命大臣，稳定局面，让江青毛远新有一段时间，图谋自保。毛泽东也想到华国锋作为公安部长，主持对四五运动的镇压，失去了其他的资源，必然依靠江青毛远新。华国锋的智力和资历，还不如江青一伙，所以江青很可能驾驭华国锋。这样传位大业，或许还有可能成功，这是毛泽东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没有张玉凤和汪东兴的因素，华国锋可能真是被迫投靠江青。因为当时势力最大的集团，就是江青毛远新集团。但是汪东兴这时已经下定决心拼命，他马上吓唬华国锋，告诉他江青将向他下手。因为江青并不掩饰对华国锋担任党政领导的不满，四人帮毫不掩饰对华的反感，所以华国锋一听汪东兴的话，就信了。他们二人地位资源都太少，必然去找叶剑英。这时陈锡联也看清形势，知道江青当政，绝对引发动乱。那时候军队火并，胜败难以预料。如果想国家稳定，只有解决江毛二人。

这时汪东兴是关键人物。他对华国锋说，毛远新从沈阳调来两个师，已经到了山海关，准备解决他。经这一吓，华国锋下了决心。应该说这时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一个拼命的胜过十个犹豫的。汪东兴就是这个拼命的，他动作快，下手狠。其他人，包括江青，都在举棋不定。有了华国锋叶剑英首肯，汪东兴马上行动，四人帮就这么解决了。应该说当时党内以江青毛远新实力最强。但是靠汪东兴的努力，把叶剑英华国锋拉上了，以前被毛泽东镇压下去的势力--老干部们，突然成为了资源。捉拿四人帮的时候，没有人手软，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五十几年的历史，和全国人民，支持着他们。
接班和进步

解决四人帮，是场宫廷政变，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欢迎。宣布逮捕四人帮的时候，某军总部礼堂的掌声长达四十分钟，一时北京商店里的酒被买断。对于共产党以后的领导人，算是一个警告：在中国再搞家人传位，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连毛泽东这么大的资源，苦心经营十年，都未能成功，别人有什么机会？吴法宪晚年回忆时说了一句话：“两个娘们坏了事，所以，女人不能搞政治。”这就是觉悟。觉悟到政治家庭化，在现代中国是死路一条。以后几代领导，都选择非嫡系干部作接班人，顺利移交权力，这也算是进步。如果每次接班都和毛泽东这么闹，谁也受不了。文革确定了“接班办法”，也算是有点成绩。这点成绩来之不易，因为要和中国几千年皇帝传位的传统作斗争。应该说周恩来先生是这场斗争的旗手和领导，周先生保住了毛的生前，却断掉了毛的死后，这两件事是有辩证关系的。如果周不保毛的生前，毛早把他整肃了，周也就没有机会破坏毛的传位。如果周能比毛晚死，那江青等人绝对没有可能接班，他们根本不可能向周的地位挑战，这也是江青在75年着急发动“整周公”运动的原因。以该运动的势头来看，周恩来如果不得癌症，毛泽东和江青就会把他整死。

如此强大的运动攻势，显示毛江势在必得，绝不会因为群众不满，而放过周恩来。后来毛江得知周恩来的的病情，才放松了整肃他的运动。说实在的，全国上下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活得比毛泽东长。周一死，则民众绝望，最后只能自己在75年清明期间挺身而出。说到底，中国革命，以周恩来领导和代表的文官集团，获得胜利。中国终于有一次传位，不是传给亲信。中国文人几千年来期望的“任人惟贤”的遴选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实现。以后二十几年改革开放的成功，都是文官胜利的结果。说回中国的历史，都是通过科举，采用文官主政。毛泽东在文革实际上偏离了这一道路，而支持外戚内宠干政。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亡国乱政的重要原因。当然有人认为遴选制度，仍然落后。因为先进社会用选举结合遴选，靠选举产生和政治领导，和靠遴选产生的官员，互相监督制衡，这也是中国的发展方向。但是所有发展都不能跳跃，文革之后法制荡然无存，需要有一段时间，由文官主政，建立法制。以后才可能推行民主。

我们也要看到因为女人参政，江青努力为“女王”正名，使中国女性地位大大提高。致使女性解放的水平，荣登世界最前列，这可能就是文革的最大成绩了。妇女的地位提高，老婆孩子又不能参政，那么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最好就是从商挣钱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可知改革开放的动力和动机之一，也是为了当权者的家人，找一个好出路。以前毛时代的社会，除了做官没有其他路可走，必然导致当权者的家人谋求仕途发展。所以现在官员的家属从商挣钱，应该看作进步。

要说文革有特色的东西是什么，那无疑是毛泽东的大烟幕弹。他说得那么好听，那么先进，那么革命，干得全是最落后最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二者之间也有辩证关系：不说得这么好听，怎么能干这么坏的事？让我们吃惊的是毛泽东居然就敢撒如此弥天大谎，这谎大得出乎人之想象，反而认为其为真实。我们看到，金日成也这么干，硬是成功了，这就是“伟人”或“枭雄”特点。至今不知还有多少人说起文革，还是认为它和“革命”“文化”有关。说明这个大谎，现在还起作用。

梁京：胡锦涛与危机的赛跑进入冲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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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梁京 打印此文 告诉好友2010-02-11 3:00 AM
2010-02-10

2月3日，胡锦涛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表讲话，“加快”一词竟然出现了39次。虽然无从知道内幕，但从胡锦涛急迫的心情，以及中共高层几乎全数在场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看，我的解读是：为了不让危机在自己任内全面爆发，胡锦涛与危机的赛跑已被迫进入冲刺阶段。


自 邓小平去世，中共便全面实行“一把手”专权，任期有限的游戏规则。在这种安排下，当权者唯一的理性选择，就是把问题留给后任。江泽民如此，胡锦涛也不例 外。江泽民很幸运，到他任期结束时，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势头正猛，因此他颇有些舍不得撒手。胡锦涛一上台，就用“保先”运动向各级官员明确传达他无意真改革的信息。胡锦涛的“聪明”就在于，他不仅知道自己没本事改革，而且早从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场中领悟到，真改革只会给自己添麻烦。

等到胡的第二任期，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能看穿他“平安下庄”的心思。正是抓住了胡的这个弱点，江泽民和曾庆红才能把十八大双接班的安排强加给他。与江泽民相 比，胡锦涛的第二任期表面上更加风光，但表情和举止却更不自信，说明他内心颇受煎熬。一方面，胡明白许多人已看穿自己治国无能的真相，同时他也清楚，国内 危机正高速发展，他的“黔驴之技”恐难以招架。

胡锦涛离任期结束还有两年多时间，他当然知道，若过早进入冲刺，会增加任期内大局失控的风 险。但现实中各种危机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冒险一博。胡锦涛面临的最大压力，是地方和基层治理危机在他的第二任开始全面爆发。中国地方和基层的治理危机究 竟到了什么地步？从上周两条新闻就可见一斑。一条是审判文强案披露的官场黑幕。人们发现，文强的巨额非法收入，并非主要来自黑社会的“保护费”，而是下级 官员的“买官费”。这一重要事实，重庆官方在庭审时才公开，说明他们深知其政治份量。虽然买官卖官盛行早已是中国的公开秘密，但文强案不仅给公众提供了铁 证，而且证明事情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对黑社会的审判已变成对黑官场的审判。

另一新闻就是本期《南方周末》头版报道的、涉及168亿的 湖南吉首特大非法集资案。这是地方官员勾结开发商制造的一个典型的“庞氏骗局”，这种骗局在今日中国像买官卖官一样普遍。不难看到，胡锦涛及中国各级当权者玩的政治游戏与“庞氏骗局”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不过，在贫困地区当权的地方官员，位势最为不利。因为中国的财税体制，具有累退性质。贫困地区的官员既要 满足中央和上级的贪欲，又要给自己积攒一点“私房”，要冒更大的风险，他们任期未满而骗局已“穿梆”的概率也就更高。吉首原州长徐克勤就是这样一个倒霉 鬼，上任才十个月就因骗局突然崩盘而被免职。

对胡锦涛来说，地方治理危机的爆发只要不转化为严重的舆论危机，进而升级为高层政治危机，他就可以继续混下去。而重庆打黑带来的挑战就在于，薄熙来恰恰是把多年积累的地方治理危机转化成为对胡锦涛极为不利的舆论危机和高层政治危机。

李庄案戏剧性反复与薄熙来奇巧缺席胡锦涛2月3日讲话，确实可能有同一政治背景，那就是胡锦涛“龙顔震怒”了，因为薄熙来“打黑”损了胡锦涛的面子，而李庄 搅局又让“黑打”彻底曝光，损了中共政权的面子。胡锦涛2月3日摆出非常“阵势”，说明他决心压制一切对自己不利的政治表演和舆论风潮。

那么，除了施加空前的政治高压，胡锦涛能有什么实质性的举措来推迟危机全面爆发呢？胡的任期还剩两年，这决定他对缓不济急的社保、医保不会认真，而宁愿用更 多财力刺激经济。新的一号文件证明了这一判断，文件提出“把支持农民建房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建材下乡”。这一愚蠢政策将带来灾难性 后果，不仅会加大民工荒和通胀压力，而且会在农村建成更多卖不出去的空房。但胡锦涛已顾不上这许多，他正在全力冲刺，只要再“维稳”两年，就意味著大功告 成。

RFA

姜維平︰汪洋的中式服裝與薄熙來的生活照

来自：http://ncn.org/view.php?id=77452

作者 : 姜維平 打印此文 告訴好友2010-02-15 4:00 AM

近日，汪洋在國內媒體上頻頻亮相，搶佔了不久前由薄熙來纏綿了多時的位置，的確引人注目，由于中共對媒體的嚴密操控，故可就此解讀中南海高層權斗的走向，顯然，從汪洋的中式制服到薄熙來的作秀照片，我們清晰地看到了共青團派已佔了優勢，胡錦濤加緊了十八大之前的人事布局，並隱現了治國建黨的思路。

如何解讀汪洋的中式服裝？似乎成了這幾天海外觀察家的熱門話題。昨天，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身著中式服裝出席了當地的春節團拜會。他說，“正式講話前，先就我的服裝說幾句。”這使大家很驚詫，他身著樣式與傳統中山裝較接近的中式立領上裝，顯得很時尚，但又不失儒雅莊重。汪洋說︰“我今天在這兒帶個頭，我希望在今後的中國傳統節日里，有更多的人穿中式服裝，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拉動中式服裝消費。”全場听眾以熱烈掌聲表示贊同。

但在我看來，他不僅有引領時裝新潮流的意思，恐怕更多的是回應黨內左傾勢力對他執政路線右傾的指責，表明自已的觀點︰假如進入下一屆政治局常委或奪得更高的位置，他將堅定不移地繼續搞“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會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多黨制那一套，因為所有的中共官員都是演員，他們要看黨的臉色行事，也要看觀眾下菜，不僅胡錦濤習慣于左傾，其它政治局成員也都不敢挑戰毛澤東和鄧小平，共青團派也好，太子黨也罷，都不願共產黨垮台，都不願失去祖輩拋頭顱灑熱血得到的權力，和附著其上美不勝收的物質利益，而且，中共的經濟成就，也使許多權貴資本家和知識精英以及普通百姓滿足現狀，他們面對西方的經濟危機和中共的高壓統治，以至社會上聲色犬馬的誘惑，不得不選擇所謂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只要賺錢怎麼都成，只要不反對共產黨就行。汪洋或許將來會有所突破，但眼下他必須通過身體的服飾語言做個姿態，穩住所有的派別，先把權力拿到手再說。看來，這一著還果真厲害！

而且，從以往汪洋治理廣東的政治手腕來看，他做得多，講的少，反貪打黑，以法辦案，較之薄熙來的假大空和恂私枉法，似乎更令人放心，但假如有民主選舉，對他們我都不投贊同票。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汪洋的“騰籠換鳥”比因循守舊要好，注重程序，比“文革旋風”要好，以人為本比“人人過關”要好，至于中山裝也不一定比西服差，他使人們想起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很是溫馨。假如汪洋真能學他的三民主義，我看它比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要好，也比胡錦濤的“發展觀”科學！單就服裝來說，傳統的中山裝是立翻領、對襟、前襟五粒扣、四個貼袋、袖口三粒扣、後片不破縫。但近年來，人們在此基礎上推陳出新，設計出多種樣式、添加了不同時尚元素的中式服裝。這很有啟迪！假如共產黨開放黨禁和報禁，搞憲政民主，把三民主義發揚光大，既可救已也可興邦，或許汪洋也是通過著裝裝詮釋他的治國理念？也未可知！

但不論如何，從新華網和人民網的省部級主要領導人的拜年排行榜可知，汪洋已佔領了搶奪中共十八大要職的高地，而雄心勃勃的薄熙來則明顯落後，他沒有出席中央黨校省部級研討班活動，表面看是因為患了重病，實際上是出了問題，張春江案，王益案，郭京毅案，遼足賭球案等均與其有關，他通過太太辦律師事務所變相受賄已證據確實充分，罪大惡極，他的病容不過是破敗的心理反應而已。

本月9日，重慶日報為了回應海外輿論的猜測，刊登了一張照片，和一篇文章，題目是《薄熙來看望福利院的老人和兒童》，據我對他的深入了解，他對本地黨報報道自已的每一篇文章，都逐段逐句地深思熟慮，才能放行，比如，九十年代中期文匯報副總編劉永碧到大連，曹伯純先見她，大連日報的報道稿是“會見”，而他見我們，特意對負責安排版面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某良說，曹書記是“會見”她，我是“接見”她，報道不能出錯！因為薄熙來自認為他比別人要高明，所以，同樣一篇報道，他要精雕細刻。據此本人認為，薄熙來在消失了十多天之後出現的這篇報道，非同一般，它至少泄露了兩個秘密，一是，照片弄巧成拙。他故意挑選一張集體合影，本人面部表情不甚清晰，這是怕人們看出他中風後的病容，但讀者很容易把照篇放大，看出他眼歪嘴斜，目光散淡，病情很是嚴重，自2007年以來，他在重慶大搞階級斗爭，唱紅歌，讀紅書，塑紅像，發紅信，“反貪打黑”，排除異已，恂私枉法，禍國殃民，已是四面楚歌，身心交瘁，積勞成疾。今天，我在2月10日的《重慶日報》又看到題為《薄熙來與群眾共度大年初一》的文章和兩張照片，他的臉部表情略顯自然，可能治療及時，病情有所好轉，但由新華網以不顯眼位置，披露的題為《中央巡視組通報重慶巡視情況》一文看，已知薄熙來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處境。

二是，上述視察福利院文章的內容寓意深刻，其中多處描寫折射了他的心態，既附合他的現狀，又表達了他的無奈的心聲，這方面由于篇幅所限，我只講兩點，一是文章說，在福利院“愛心家園”里參觀，薄熙來走進一戶家庭，“客廳、廚房、臥室和兒童房一應俱全……在“愛心媽媽”李重寧家里，“一家人”，擁著薄熙來圍坐在沙發上，年齡最小的王曉明蹦蹦跳跳，薄熙來把他攬進臂彎︰“你們誰是老大，誰是老小啊？”“我最大，我最大！”調皮的孩子們一齊舉起小手。薄熙來笑著說︰“哎，怎麼都是老大啊？”……

這表明薄熙來最關心的是自已的權力？下一屆黨代會，誰是老大？正是他的心病！而現在中共高層內斗激烈的亂局正是如此，薄熙來概括得很好︰“怎麼都是老大啊？

第二點，文章說，在市第一社會福利院住著800多位老人。天氣晴朗，老人們在院壩里曬太陽，唱歌運動，其樂融融。幾個老大爺正在下象棋，薄熙來停下腳步，大家問薄書記好，薄熙來說︰“棋逢對手啊，不打攪了，你們接著下。”這正是薄熙來目前的處境，一些僵而不死的政治老人正在爭權奪利，爾虞我榨，汪洋等人已槍了頭功，佔領了高地，他不得不退出對弈，作壁上觀，他雖然野心勃勃，有江澤民和李鵬護航，但無奈重病纏身，四面樹敵，力不從心，只有出局了！……

以上細節分析，近期香港《前哨》月刊將刊載我的長篇文章，深入介紹重慶最新消息，故此從簡。我現在要說的是，汪洋的中式服裝是一個變局的信號，它恐怕會使生產西服的企業老板心里不舒坦，但最嫉恨的莫過于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了，假如身體健康，他還能與其斗上一陣子，可惜屋漏又遇暴風雨，正是應了古人的話︰風水輪流轉，在過去的近二十年里，在大連，沈陽以至北京，他隨著官運走紅，做惡多端，變本加利，積冤甚深，如今，薄熙來的仕途終于走到頭了！1999年，已故的大連著名書法家，周易大師于某元先生生前曾給薄熙來算了一卦，預測他將在2009年60歲本命年，很“牛逼”地折騰一番，而後的第二年，即2010年，就是今年倒霉，或是猝死，或是入獄至亡，人們對此拭目以待。

2010年2月14日于多倫多

（原載《縱覽中國》，作者供稿）

软禁中的政治家赵紫阳——读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https://docs.google.com/Doc?id=dd24h6r_9dgw8v6cw

作者：刘晓波
转载自：http://www.boxun.com/hero/2007/liuxb/18_2.shtml
尽管，中共现政权仍然竭力封锁赵紫阳的亡灵，但国人决不会忘记这位中共总书记中的异类——良知与睿智兼备的政治家，不会忘记与赵紫阳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的六四悲剧，更不会忘记那些死于大屠杀的冤魂。

真的要感谢已经八十七岁高龄的宗凤鸣老先生，没有他不顾政治风险的勇气和执着，软禁中的赵紫阳晚年也许是历史空白，许多珍贵的史料和思想也将消失在黑洞中。就在赵紫阳仙逝二周年之际，宗老先生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冲破中共当局的百般刁难而得以面世，为我们留下了赵紫阳执政时期的重大时刻，留下了他在软禁中的喜怒哀乐和音容笑貌，留下了他的思想轨迹和人格光辉。

赵紫阳，这位在关键时刻能够为义舍利的中共前总理和前总书记，尽管身处软禁至死的逆境之中，但他仍然毫无悔意、坦然面对自己的处境，特别是他对自己的历史和中国当代史有着清醒透视，凸现了他的真诚、豁达、乐观、情义和睿智；他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和对众多中共高层人物的评价，对老人政治的巨大危害的陈述，对一些传言的澄清，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他对邓小平跛足改革的弃绝和对中国转型的思考，让我们看到他的局限和思想转变；他对后邓时代中国转型的方向和步骤的建言，对独裁式的市场化私有化及特殊利益集团的警觉和厌恶，对江朱体制的批判和失望，对所谓“胡温新政”的冷静观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已经完全站在自由民主立场的政治家。

对中国式民主化之路，赵紫阳基于国情民意和从政经验的考虑，坚决主张渐进改革。在具体道路的选择上，他更倾向稳定前提下的“先人权后民主”，即，先走“有自由而无民主”的香港模式：“自由比民主重要，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批评港督。司法又是独立的，不受政府控制，然后再允许结社，这样来启发民智，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也就是说，在中国搞政治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的承受力，一步一步地渐进。

在国际关系中，赵紫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煽动，而致力于融入以美国为首的主流文明，主张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达成两岸统一；在国内改革上，经济上致力于法治下的市场化私有化，充分发挥民间的经济创造力，让国企在市场竞争完成产权改革和优胜劣汰；政治上，他不赞成一步到位的多党制和普选，而主张先搞好两个方面改革：一是开放报禁、实行言论自由；二是加强法治建设，实行司法独立。与此同时，致力于执政党内的民主化改造和政治决策公开化，致力于公民权利意识和自治民间社会的培育；文化上，通过思想解放和观念启蒙，致力于消解中国传统的独裁文化和普及源于西方的自由文化，营造出自由、宽容、多元的社会气氛。在此基础上，再开启西方式议会民主之路。

在中共的历任党魁中，只有两位在晚年完全放弃党天下而转变为自由主义者的总书记，一位是陈独秀，一位是赵紫阳。而我以为，赵紫阳先生的转变更为可贵。因为，陈独秀的转变是在中共没有掌权前完成的，所以他还没有经历过手中握至高统治权的考验；而赵紫阳的转变是在中共掌权之后完成的，他经历了手握至高统治权的考验。特别是在八九运动的大是大非的抉择中，只要他放弃道义立场而屈从于老人政治的淫威,他就可以保住总书记的高位以及相关的巨大既得利益。但紫阳先生宁愿放弃党魁官位及其巨大的既得利益而坚守为政之德和做人良知。

难能可贵的是，大凡独裁制度下的党魁都是冷血动物，为了权位可以不择手段和牺牲一切，不仅无视对国家和民众的政治责任，而且不顾对家庭、亲人、朋友的人伦。然而，作为中共党魁的赵紫阳先生，不仅是一位对国家命运和百姓生命高度负责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顾及家庭责任和朋友情义的君子。在他决定放弃总书记位置的抉择中，他知道这种放弃将为他的家庭带来的风险和麻烦。所以，他郑重地召开家庭会议,听取亲人们的意见。而他的家人毫不犹豫地站在他的一边，一致支持他的选择。在他自己也失去人身自由的处境中，他多次为身陷囹圄的鲍彤先生抱不平，显示出这位领导和长者的无价情义。

在我看来，在直接关系到权力之争、社会公益和个人及家庭得失的重大政治抉择中，赵紫阳先生既能够做到三者兼顾又坚持政治操守，这在中共掌权史上是唯一的。

六四后，海内外都有人援引“责任伦理”，对赵紫阳不肯向邓小平低头做出负面评价。他们认为，赵紫阳作为手握重权的总书记，不应该仅仅为了个人道义形象而放弃政治责任，他在戒严问题上的坚持己见，起码是一种政治不成熟的表现。这种评价的主观假设是：如果赵向邓妥协、保住总书记的官位，即便他无法避免戒严，也许可以避免血案；即便无法避免血案，但起码可以减弱六四后的镇压、逮捕和清洗，中国的政治改革也不至于停滞十八年。

说赵紫阳在戒严问题上坚持己见是政治幼稚的表现，是为个人形象而放弃政治责任，我是无论如何不能苟同的。因为，是否同意军事戒严，绝非如何应对社会危机的策略之争，而是事关政治善恶的大是大非之争。如果在这样的大是大非、大善大恶的问题上还要韬晦，赵紫阳也就不再是中共高官中的异数了，而与独裁制度中的其他机会主义政客一样——为了保住权力及其既得利益而放弃原则、不择手段。

如此，赵紫阳也就变成老人政治的可怜附庸，变成在党政军大会上宣布戒严令的李鹏，变成针对平民进行大屠杀的前台刽子手之一。而一个唯老人意志是从且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机会主义政客，六四后怎么可能具有改变邓小平的跛足改革模式的勇气？

如此，在机会主义政客多如牛毛的中共官场上，不过是再多一个根牛毛而已。当我们回顾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时，在那份长长的中国政治人物的谱系中，我们就会缺少了一位罕见的具有高贵政治人格的政治家，而增添了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平庸政客。

从政治人物的责任伦理的角度讲，八九期间的赵紫阳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和平息学潮，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开明也是中共历任党魁中的极限了。据《谈话》中赵紫阳的叙述，八九期间，中共决策层起码错过了三次和平平息学潮的机会。

第一次机会，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学潮已经开始缓和，赵紫阳提出三条建议：1，追悼活动已经结束，应该劝学生复课；2，组织协商对话，解决学生提出的种种要求，力求缓和矛盾，不可扩大矛盾；3，必须避免流血，只要不发生打砸抢烧，就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如果按照赵紫阳去朝鲜前确定的三点应对方针，学潮就会在短时间内平息。而李鹏等人乘赵紫阳访朝而背后捣鬼，故意夸大学潮并向邓小平谎报军情，导致将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的“4.26社论”的出台，刺激学生发动“4.27大游行”。

第二次机会，赵紫阳访朝归来，先后发表“五四讲话”和“亚银会议讲话”，提出官民双方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有些学校已经复课。但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何东昌等人故意散布“赵紫阳的讲话与4.26社论精神不一致，加上学生方面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采取激进的集体绝食，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

第三次机会，学生绝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有鉴于此，戈尔巴乔夫走后，赵紫阳在5月16日的常委会上提出，官方在“4.26社论”的立场上退一步，给学生个台阶，学潮即可平息。他还承诺退一步的责任由他来承担。然而，李鹏等人坚持“4.26社论”的定性，坚决反对向学生让步，致使最后一次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再次丧失。

如果抓住三次机会的任何一次，都不至于导致军管及大屠杀。没有军管及大屠杀，也就没有十八年来政治改革的停滞和深层社会危机的持续积累。而每一次错过都与李鹏的故意夸大学潮、谎报军情和激化事态高度有关。可以说，李鹏在八九时期的“关键”作用在于：他既是把邓小平一步步引向军管决策的第一推手，也是激化矛盾、执行军管、下令屠杀的前台刽子手。而赵紫阳在与李鹏的之所以败下阵来，关键在于邓小平的顽固的独裁意识和保权心态。

如果按照赵紫阳的和平对话和民主法治的思路应对民间诉求，中国非但不会陷入邓小平害怕的“动乱”，反而会从此逐渐走上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因为，当时中国的内外环境，非常有利于进行“可控制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八九运动的发生本身正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非但不能证明发生了“动乱”，反而证明了民意对腐败的强烈不满和对政治改革的巨大支持。

首先，改革的巨大感召力和民众的普遍受益，使政府仍然具有很高的权威和很强的控制力，特别是体制内有身居要职的开明派，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官民冲突的新模式，不但有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识界及工商人士，而且有自发动员起来的巨大民意支持。其次，八九运动要求政治改革和反腐败等口号与官方的改革诉求基本相同，学潮本身也是遵守“理性、和平、有序”的原则，即便群体大绝食以后，北京城仍然秩序井然，并没有出现所谓“暴力动乱”。再次，当时的国际环境极为友善，西方主流国家全力支持中国的改革。在戒严令发布之前，西方舆论不但支持学生们的和平诉求，也对中共高层开启官民对话的方式给予正面评价，称之为“官权对民意的忍让和宽容”。

这一切有利条件，可谓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前所未见，使大规模的民间自发运动不会造成权威真空的无政府式混乱，反而能够保证在可控制的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官民良性互动的政治条件。

的确，赵紫阳是现实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但从中国社会转型和长程历史的角度看，赵紫阳的现实失败却是永远的胜利，他以放弃权力和人身自由的代价赢得了长远的政治荣誉和道义资源，不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中国自由事业的纪念碑上，也为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高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从政典范。而邓小平、李鹏等人的现实胜利却是永远的失败，他们保住了手中的权力及其既得利益，却让政权失去了道义合法性，他们本人也失去了政治信誉和道义权威。君不见，邓小平和李鹏的名字，已经作为六四大屠杀的主要刽子手而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六四后十八年的历史越来越清晰的显示出：中共现政权能否善待这位前总书记的亡灵，能否公正评价这位对中国改革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共产党员，能否把这位杰出政治家那种“为义舍利”的高尚政治人格作为从政的楷模，也就是能否继承赵紫阳留下的政治遗产，不仅直接关系到赵紫阳本身和六四问题的重新评价，更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是继续固守“邓小平跛足模式”还是尽快开启“赵紫阳双足模式”。而能否解决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在独裁崛起的道路一意孤行，还是通过政治民主化融入主流文明？

关于现在是否进行政治改革的问题，海内外都有所谓的“稳定派”。表面上看，他们的观点并不僵化或保守，起码不像新老左派那样坚持中共正统。他们也承认民主的价值，却采取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的策略，把中国民主化推给无限遥远的未来；他们也主张进行政治改革，但仍然奉行“ 党主一切”，把政治改革的内容圈定为“党内民主”。他们认为：六四已过去十八年，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赵紫阳的影响也日渐式微。现在的中国，经济高速、政治稳定和国际地位提高，人心思定是民意主流。所以，为六四和赵紫阳正名、启动政治改革，极可能导致经济倒退和社会失序，甚至引发大动荡。

然而，事实上，当年的八九运动也好，危机四伏的眼前现实也罢，主要是由于大陆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造成的。

首先，独裁官权主导的跛足改革造成的日益加深的危机，使开启渐进的政治改革变得刻不容缓。在稳定第一和效率优先的决策下，政治停滞和经济发展的跛足改革，导致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恶劣后果：官场的腐败横行和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官员的职业道德崩溃和执政效率递减；社会的两极分化、公正奇缺、民怨沸腾、诚信荒芜、文化堕落和环境破坏……不要说政权合法性的危机难以缓解，改革在民意中的支持度也在递减。

其次，民主化已经成为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为政治改革提供广泛的民意的和国际的支持。六四造成政权合法性的急剧流失和经济市场化带来私人财富的快速增加，民间力量的持续扩张和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和价值分化；个人生存空间拓展，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知识界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草根维权运动和知识界的网络维权的此起彼伏，加上国际主流国家的人权压力……所有这一切全部指向僵硬的一党独裁体制。

再次，在经济还能维持高增长和政府还具有基本控制力之时，政改非但不会带来社会动乱，反而是凝聚民心和克服危机的不法二门。而继续无限期地拖延政治改革的结果，很可能由偶发事件引发出玉石俱焚的大动荡。近些年，自发的民间维权，即便屡遭官权的镇压和封锁，仍然此起彼伏、难以压服。大规模官民冲突事件的频繁发生，预示着遍地烈火干柴之蓄势待发。

政治改革的呼声贯穿了将近三十年的中国改革，不仅是民间的迫切要求，也是党内开明派的一贯主张。早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赵紫阳先生就已经走出“政治体制的改革”的第一步；六四十周年的1999年，李慎之先生指出启动政治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2002年中共十六大，李锐先生向中央提出平反六四和启动政改的建议；就在前不久，中共喉舌竞相转发中央编译局局长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发海内外对胡温启动政治改革的期待。

由此可见，各类社会危机造成的反面压力也罢，体制内外呼唤民主的正面动力也好，全部聚焦于制约中国改革走上健康之路的瓶颈：政改的严重滞后。正如赵紫阳所言，经改政停的邓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唯有启动渐进的政治改革才能超越邓模式。

故而，中国改革的重归紫阳路，实乃刻不容缓。套用鲁迅名言：拖得越久，欠债越多，罪孽越重，克服危机的希望越渺茫。
2007年2月22日于北京家中（《开放》2007年3月号）
(软禁中的政治家赵紫阳——读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全文完)

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秘闻30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547a3010009m7.html~type=v5_one&label=rela_nextarticle

张雄文

　　 2007年5月前后，我有幸拜会了诸多粟裕大将的知情者，他们都有粟总善良的一面，待我十分友好。当我向他们打听书本以外的粟裕大将事迹时，他们或谨慎，或爽快，到底叫我知道了许多外人无法了解的事情。现整理出来发布，以防备遗忘。由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若是脏水桶林彪干的，多好！），我不能一一标明出处，只能以字母代替，并请大家记住李商隐的诗：“武皇内传分明在，莫谓人间总不知。”

　　　　　　　　　　　一

　　A老说：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前，国防部与总参之间的矛盾早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粟裕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请求谈工作意见。毛未答应，只交代陈毅了解情况。陈毅先于5月12日找彭德怀、黄克诚两人，8天后的5月21日才找粟裕。期间，毛泽东、邓小平、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等人参加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叫大家谈谈对粟裕的看法。全场默然。半晌，毛泽东只得点名陈毅：“你跟他在一起时间最久，你说说！”陈毅面无表情地回答：“ 只一个字，阴！”然后再无别话，全场震惊。这个评价给毛、彭、邓、聂印象极深。几天后的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总说要加温；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陈毅、黄克诚等人于5月26日、28日以及6月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批判粟裕，为军委扩大会议定调子；粟裕解释自己曾经谦让陈毅当华野司令，陈毅不做声，彭德怀冲口而出：“这正说明你阴！”聂荣臻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个人主义，就是大盗，大盗盗国！”1948年豫东战役时，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中原野战军司令部不同意打（可见《粟裕年谱》），在毛泽东支持下取得了胜利，此时，其中一人（邓小平？）说：“只有大野心家、阴谋家才如此贪功，打豫东战役那样的大仗！”军委扩大会议上，彭要求公开讨论粟裕“阴”的问题，陈毅做了专题发言，彭大加赞赏：“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对我们反个人主义有很大作用！” 8月，毛泽东继续受影响，称粟裕为军队的“坏人”。

此后数十年，邓防备粟裕的“阴”，尽管粟裕1975年示好，总不给他平反，也不重用。不止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弃之一边，中顾委成立，还让粟的部下许世友做副主任，粟却为常委。

　　　　　　　　　　　　二

　　B老说：陈粟两家1958年后再无来往。《粟裕传》传记组采访楚青，问：“1958年后，陈老总到您家里来过吗？”楚青摇摇头，说：“人家是领导，怎么会到我家里来？”

　　　　　　　　　　　　三

　　C老说：1972年陈毅去世后，粟裕主动参加追悼会。陈毅夫人张茜没工作，处境也不好，粟裕将她安排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并时常照顾，一直到1975年去世。陈毅次子陈小鲁正关在监狱，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粟裕设法将其领出，安排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张茜去世后，粟裕干脆将小鲁接到家里，包吃包住。以后还做主，将孤儿的他招为上门女婿。为此，小鲁与大哥昊苏关系很不好。

　　类似以德报怨的还有抚养刘锡荣。刘锡荣父亲刘英，浙南游击战时期准备杀掉粟裕。两人互相防备，各带人马分开后，粟裕才知道身边一部下为刘英的暗探，奉命可随时干掉他。刘1942年牺牲后，此人成为粟裕手下将领，又成长为高级干部，但粟裕待之如初，从无穿小鞋之事。后来，《粟裕传》传记组到家采访此人，了解刘英派他盯紧粟裕一事。此人几个小时默默独坐，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始终不发一言，任凭传记组人员来去，因不能证实，《粟裕传》只得屏弃这一细节。刘英之子刘锡荣被粟裕派人从要饭路上找回，收为养子，精心培养，成长为中纪委副书记。

　　　　　　　　　　　　　四、

E老、F老、G老（两个）、I老说：1948年10月23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签发淮海战役作战预备命令，此后敌情、友情都发生变化。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一部（四个纵队）靠近了战场。粟裕考虑如何将这一部分力量加进来，打大歼灭战。因豫东战役期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都反对打这样的大仗，粟裕只得电请毛泽东令中野阻住胡链兵团等部，结果中野未能阻住，使第三阶段功败垂成。此时，粟裕想出一个将中野力量加进来的法子：10月31日致电中央，请陈邓统一指挥。

　　几十年后，因原中野司令部人员透露出来，粟裕身边工作人员和老部下都知道了当年中野司令部发生的一幕：接到毛泽东转粟裕请陈邓统一指挥的命令，两个四川人用家乡话骂骂咧咧。邓骂：“他妈的，总贪多贪大！我这么点兵力，又没重武器，打个鸟！搞不好是第二个皖南事变！给中央发电，他（按：指粟裕）有本事，叫他自己指挥！”陈也骂脏话。电报员一听，为难道：“怎么发呢？”邓脑子一转，抢白说：“这还不好办？就说：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这份巧妙的电报于１１月２日发出。而实际上，此时陈邓司令部与军委、与刘伯承司令部以及华野司令部一直电报来往，畅通无阻。

　　整个淮海战役期间，陈邓向中央发电或跟华野粟裕通报情况，只自称中野而非总前委（可见原始电报），即有万一失利，以推卸责任的意思。

　　渡江战役时，战局已十分明朗，可以稳操胜券了，陈邓便开始堂而皇之自称“总前委”起来。

　　　　　　　　　　　五、

　　J老说：1948年11 月，中野包围黄维，见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似乎容易，陈邓便向中央发电并通报粟裕，保证：三天内解决黄维！粟裕不同意，悄悄作好防备，以应付万一。结果个把星期打不下来。眼见中野多年的老骨干牺牲很多，刘伯承建议：可惜了，先停止攻击，我们请粟裕同志派些部队来吧。邓是中野前委书记，有最后决定权，为“三天解决黄维”的军令状在中央面前出洋相赌气，坚决不同意，气忿忿地说：就是中野打光了，也要打！这句话后来被转移到别处，成为邓坚决执行毛泽东指示的证明。

讲述此事的前辈告诉我：“邓1938年后才当129师政委，部队是刘伯承一手建起来的，他怎么不心疼？彭德怀有句话，崽卖爷田不心疼。用来说邓，也合适啊！”后来部队实在顶不住了，才不得不报中央，请粟裕派兵前来支援。最后，粟裕主动又派了一次，共到了5个纵队，才解决黄维。

　　　　　　　　　　　　六

　　A老说：粟裕主动第二次派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率3个纵队去支援中野，临行前交代：所有缴获给中野。陈士榘于12月12日到中野司令部，见到邓小平、陈毅，说：“我带来了 3个纵队参加打黄维，请中野让开一个地段，给我们部队进去。”邓不想让华野部队担负主攻，以免到手的缴获丢了，只想叫他将部队分散补充中野，便说：“他们都不愿意让啊！” 陈士榘很牛气，说：“不愿让，我们就不参加了，我带部队去打阻击。”（此事及原话可见《纪念粟裕大将百周年大会文件汇编》41 页）说完，掉头就走。

邓小平、陈毅一面急忙电告粟裕，一面商量对策。粟裕听说，当即对华野总政副主任钟期光说：“你立即去陈士榘那儿，就说派华野部队支援中野，是（华野）前委的集体意见，必须绝对服从。而且必须听从中野的安排！”钟期光马不停蹄赶到已行进到中野六纵附近的陈士榘处，转达了粟裕的命令，陈士榘才令部队停止前进。邓小平又给中野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打电话，叫他留住陈士榘参加围歼黄维的战斗，不要去打阻击。此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商量，决定让出南集团作战地段给陈士榘。陈士榘即布置3个纵队，从南面向双堆集方向攻击，并于14日下达总攻黄维兵团的命令。战后，陈士榘按粟裕命令，将所有缴获交给中野。（此事《陈毅传》转移功劳，说陈毅命令陈士榘将缴获交给中野，还说：“原定打扫战场的陈士榘，只好空手而归。”既这么着，陈毅当时为何不能制止陈士榘停止前进？）

　　为表示对华野的谢意，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将黄维的拐杖等战利品托钟期光带给粟裕。钟期光到华野司令部转交物品时，粟裕表示不要，钟期光跟粟司令很随意，笑道：“你不要，我就拿了？”结果，这些珍贵的物品都归了钟期光，并一直保存到现在，军事博物馆多次上门讨要，钟家觉得对恢复华野的真正作用有帮助，一直不曾答应。

　　　　　　　　　　　　七

B老说：1948年12月19日，刘伯承、陈毅奉命去西柏坡向中央汇报，邓生恐他们向毛泽东谈到自己在淮海战役之前、之中的表现，忙向毛泽东发电报，主动承认自己对淮海战役发展成这样的大仗估计不足，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这份电报后来被收入《邓小平军事文选》，可以查证。

八

　　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交代首任驻华大使尤金：“你到中国帮我办一件事，就是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纪念粟裕大将百周年大会文件汇编》34页里马苏政说：“尤金到中国后，向毛主席转达了斯大林的要求，毛主席说：‘这个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提出来的。’ 后来尤金又问过陈毅同志，陈老总说：‘你去问邓小平就知道了。’邓小平没有讲。”

　　C老说：邓小平当时说，是两个司令员指挥的。陈毅后来没办法，便打马虎眼：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此话被传诵一时，被写进《陈毅传》和很多文本。1989年，其他人不在了，邓小平便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此话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成为目前的定论。

　　　　　　　　　　　　九

　　粟裕的老部下某老告诉我：建国后调军事科学院工作，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军史副主编的Z老，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军区司令部工作，对屡打胜仗的粟裕十分佩服。每当收到中央转发的华野捷报，他总兴冲冲地进去报告司令员聂荣臻，聂皱皱眉头，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

Z老干副军级十余年，一直未能上去。文革中有一回，机会来了。正要填报升职表格，粟裕当时兼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某重武器兵工厂发生内斗，急点名调Z 老前往，却因那里已有正军职，如果去，只能依旧担任副军职。Z老却觉得被常胜将军粟裕赏识，是终生荣幸，于是毅然丢弃正军职务，继续屈就副军职。

　　　　　　　　　　　　十

C老说：粟裕长子在北京军区工作，其身边工作人员有一人是聂荣臻女儿某某的亲信，聂女叮嘱该人：粟长子有何举动，第一时间告我。不巧这人是粟裕原秘书J老夫人的姨甥亲戚，忍不住说了，于是传到粟家耳里。

　　　　　　　　　　　　十一

　　D老说：文革中，出现“打倒粟裕”的大字报，毛泽东知道后，连夜给林彪电话，说：“解放台湾，你不行，我也不行，还得靠粟裕！”第二天，所有关于粟裕的大字报便不见了。

　　　　　　　　　　　　十二

　　F老说：建国后首次授衔酝酿时间长，有好几年，粟裕最初确实名列其中，没超出第七个，中央常委（即五大书记）对他们这些元帅人选的讨论，肯定有记录，只是目前属于绝密，还只有李银桥单方面的证词。贺龙1953年10月到朝鲜王必成兵团，透露自己被内定为元帅（此事可见《贺龙全传》），应该是其中记录之一，不过，贺龙其实是违反纪律的。

　　我天真地问：今天的胡总可以查阅吗？

某老说：他当然可以，只是粟裕与他无多大干系，他怎么会这么做？况且他也只求稳当，和谐社会么，他才不会去搅动，弄出自己也收拾不了的变故的。

　　我笑道：这不明摆粟裕吃亏么？和谐，就是和稀泥吧？

F老笑而不答。

文献片＜共和国大将粟裕＞摄制组采访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

　　　　　　　　　　　　　　十三

G老说：军事科学院多数人很崇敬佩服首长，表现有三个：一是首长一般不来军科坐班，只大事才来。他不在，全院若开大会，必定乱糟糟的，下面四处开小会。首长一来，下面“地上掉根针都听得见”。因为别的领导乡音浓，又是套话。而首长普通话很可以，关键讲话内容很独特，有水平。二是军科郑文翰院长，原来是彭总秘书，却极佩服首长。梁丞（朱楹）将《粟裕传》删掉的部分内容写成文章，以《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为题发表后，因直接点名说彭总的不是，彭总老部下要联名告状、辩驳。郑院长知道文章内容客观，闹起来只有增添笑话，两边都不好，急忙出面制止。（此事我原听粟裕秘书Z老当面谈过）三是军科有个20来岁的年轻人，叫陈舟，专门沉浸于研究首长。他还出版《粟裕兵法》一书，很有影响。

我问：前面阶段军科不是有个郭志刚，写了篇《关于新中国元帅军衔的评定问题》，不是故意混淆真相，贬低粟总吗？

G老说：他将元帅人选的确定时间断定从1955年1月中旬的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开始，说它框定了授予元帅军衔人员的范围。确实有点学究气，不懂中国官情。你们一句“贺龙1953年就知道自己内定为元帅”，就可驳倒他了。不过，他很年轻，也很上进，没想到那篇文章给首长带来那么大的负面影响。

（他发言时，我们要录像，他忙制止，说：“我们随便聊聊，随便聊聊。”我们知道他有现职，很理解地关了机。）　

十四

　　采访记录：（如图）

　　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

　　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

　　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

　　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十五

A 老说，1949年10月建国后，粟裕为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主持工作的副司令员兼南京市委书记，其亲兄粟沛与母亲一同前往南京见面。粟沛早年参加农会，抗战期间，因国共合作，曾任国民党会同县某部门主管，但一直与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通信，深受其影响，积极支持抗战，有回一次性动员800人上前线当兵。因此见到粟裕时，提出要直接参加革命工作。粟裕则不容私情，要他先到旧社会公职人员大学学习，里边尽是过去高高在上的老爷们，进来洗脑的。粟沛觉得自己一直为革命做地下工作，不能与他们同等对待，因此很委屈。一气之下，回了会同，做了一个学校的副校长。

不想一年后，他被人诬告为叛徒，投进监狱，判了四年。粟裕则党性极强，相信组织，竟不能援之以手。牢未坐完，粟沛因病含冤而逝。直至80年代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其兄弟俩命运之坎坷，如出一辙，令人感慨系之。

十六

Z老说：华东局一把手饶漱石很赏识粟裕，很支持他的工作。1947年8月华野“七月分兵”失利后，从未指挥过大兵团作战的谭震林，却指责负责华野军事的粟裕部署、指挥不利，“常常粗心大意，缺乏远见”，还写了一封信，先给陈毅看，陈毅同意谭的观点。（此事可见《粟裕传》及《粟裕年谱》）

粟裕当即向中央引咎自责，请求处分。不想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非但没有责备粟裕，反而轻描淡写地说一两仗未打好不要紧，还叫他单独赴鲁西南，去指挥华野主力部队。同一天（8月6日），华东局饶漱石也发来电报，热情安慰粟裕。见此情景，陈毅忙于当天中午向中央及华东局发电报，表扬粟裕，说：“最近粟裕、陈赓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刘、刘并肩前进。”还承认了“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但其实电报一开始就提到了谭震林的信，说“对粟有帮助。”（可见《粟裕年谱》）一般的文章只摘录半截，以为陈毅对粟裕推举不遗余力，其实他是见两个主要上级毛泽东和饶漱石都继续看重粟裕，才连忙转弯的。并且有些话还有用意，暗示了华野指挥部的矛盾，意即粟裕军事才能也并非中央想象的那么好。

粟裕也很尊重饶漱石，一如尊重陈毅一样，但两人纯粹属正常的工作关系，没有很深的私交。即便如此，1954年饶漱石倒台后，还是有人（当然是高层）企图将粟裕往饶漱石身边靠。1955年4月1日，陈毅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华东同志座谈会，就所谓饶漱石与粟裕的关系问题，对粟裕进行了集体“帮助”和“批评”（此事可见《粟裕年谱》）。粟裕在检讨中，只认为自己是对饶“缺乏应有的警惕性”。结果1958年又被重新提及，大加批判。

十七

C老说：饶漱石当年的问题现在看来根本没什么。

我问：怎么不平反呢？

C老说：主要是没有后代，无人提起，自然就没人管了。

我深以为然。不过后来知道饶漱石好像有个女儿，可惜没有机会再同C老谈这个事。

十八

B老发表《粟裕授衔真相》后，影响很大。但后来又发表《粟裕让司令的真正原因》，说粟裕1948年5月让陈毅当司令，不是谦虚，而是为了指挥上的便利，还说：“陈毅资格老威望高，粟裕又会打仗，毛主席取他俩的长处，把他二人配在一起，绝妙。”结果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造成“粟裕压不住部下”的印象。

好些精通这段历史的人认为，B老是受到某种压力，才写后面一篇文章的，因为粟裕虽然让了司令，陈毅还是到中原军区去了，在那里说：“东有粟裕指挥，西有刘伯承坐镇，我闲着无事，就去办一所大学吧（《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月，第一版，第275页）。”历史事实证明，粟裕代理司令员，华野的仗倒越打越大，没有什么指挥不顺手的事。另一方面，粟裕1945年还让过张鼎丞当司令，如果不是因为粟裕谦虚，难道也是只有张鼎丞才压得住阵脚？

Y老说，1948年5月，B老还没有调到粟裕身边做秘书；粟裕授衔时，他倒确实在粟裕身边了。又说：C老是政治秘书，B老只是生活秘书，有些事，前者更清楚一些。

我就此事请教C老，C老笑而不答。

十九

E老常应报社要求写些回忆文章。1984年粟裕辞世后，他写了篇《粟裕救新郎》，说的是件真事。

１９４０年，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某科长到某兵站检查工作，听说生得傻大黑粗，又身有残疾的站长王永安竟结婚了。碰巧长相清俊的新娘也进来，见有陌生人在，又听说是“上级派来检查工作的领导”，顿现畏惧之态，慌忙夺门而出，害羞地躲了起来。

于是，这科长武断地认定：王永安不可能被标致的江南女子相中而自愿成婚；不用问就知道是强迫。那新娘一见王永安，拔腿就跑就是明证！

科长无心再作了解，立即赶回江南指挥部，将此事向陈毅、粟裕作了紧急汇报：当过白军的王永安，恶习不改，旧病复发，强迫民女与之成婚……

陈毅一听，大发雷霆，说：“强占民女？这还了得！马上派人去，将王永安捆绑关押起来！”其他人也无不气愤异常。

在随即召开的讨论处理意见会上，陈毅提出：为了严肃军纪、党纪，挽回政治影响，取信于民，对王必须立即开除党籍、军籍，就地宣判执行枪决。

粟裕一直沉思不语，在陈毅征询他意见时，他说：党纪军纪必须严肃；但开除和枪毙一个同志，不可匆忙决定。他建议，再次派那位科长前去兵站作深入调查。并郑重要求：务必倾听群众反映和当事人（新娘及其父母）申诉。

结果，这位科长再作调查之后，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王永安在兵站工作忠于职守，其房东主动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以方便照料他的生活。姑娘本人也欣然接受。由于兵站驻地距上级很远，敌人又封锁很严，结婚时，一直没来得及报告指挥部。


根据这一情况，江南指挥部再次开会，一致认为，不经请示批准而结婚，毕竟是错误的，应该给予批评教育。但此事的发生，又确有其特殊性；尤其重要的是，非但谈不上什么“强迫”，未造成不良影响，反而体现了新四军和老百姓鱼水深情！因此会议决定：解除关押，免予处分。

E老有些气恼地说，我文章的题目原来叫《粟裕救新郎》，但军报（军队最高级别的报纸）发表时，未经我同意，就改成了《陈毅粟裕救新郎》，还将陈毅说的“枪毙”一类的话，改成了“有人”。王永安明明是粟裕从陈毅那里救出来的么？他们一改，就不大合逻辑了，陈毅从哪里救王永安？

二十


曾与某个国家级出版社编辑谈粟裕书稿审核，对出版社上级部门及专门机构办事的拖沓、官僚、中庸，两人有共同的感慨。良久，我说：“出版社愿意出版就行嘛，还要交上级审稿，控制这么严，不是好事吧？”编辑说：“也不能这么说。有些书稿确实该审的，不然社会影响不好。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出版后，反馈意见很强烈，不满意的人太多，出版社都以此为戒。”

有回到A老家，聊及出版审稿的事儿，A老气恼地说：“该审的不审，不该审的一审就是一年！《我的父亲邓小平》，他们谁审了？与历史不符的地方多得是！”

想想新浪读书频道还在连篇累牍连载该书，我无言而已。

二十一

B老说：“小平不叫别人写回忆录，说自己也不写，其实很有手段的。他不写，却交代女儿写。你见过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吗？比他本人写要露骨，也随意多了。”稍后，B老又说：“历史上曹操不称帝，甚而怒斥劝其称帝的媚臣，却处处给儿子曹丕创造称帝机会，还对曹丕说：我做周文王,你做周武王吧。政治家的手腕有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二十二

C老不仅自己后半辈子全心研究粟裕，还将儿子带上了路。夫人很气恼，有回见D老竟也业余研究粟裕，自费跑遍了大江南北的粟裕纪念馆，不解地问：“这样做，值吗？”

D老说：“人心里传统观点的力量是很强的，有时也很悲观，但想到C老说的，《红楼梦》三百年后才解禁，曹雪芹才被世人认可，便觉得得失不在一时，从长远看，研究粟裕很有意义。”

二十三

如今将帅后代写父辈成为时髦，而不顾白纸黑字的原始电文，言过其实者居多。《我的父亲邓小平》外，陈士榘之子写了本《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里边竟说华野多数大仗是他实际多数时间不在参谋长任上的父亲陈士榘提出的建议或方案。

E老说：“粟裕的后代都很低调，不大提及其父的功业，对粟裕蒙冤等事，更是讳莫如深，绝口不谈。好些粟裕专家采访粟戎生，希望得到些公开资料以外的内容，总一无所获。”有回他请教粟惠宁个事，竟遭到抢白，说：‘你不要惹出是非来！’然后不再理他。

二十四

E老说：周恩来喜欢陈毅，刘少奇喜欢粟裕。1955年的授衔，陈粟两人军衔是周恩来的意见被毛泽东肯定，刘少奇的意见被否定的结果。

二十五

我经考证，得出一个不大被注意的现象：战争年代，我军将帅中的方面军最高军事首长往往被部下称为某总。综观我军将帅，元帅中没有全部被称为某总的，而大将里只有粟裕有此殊荣。譬如：
朱总（一方面军司令员、解放军总司令）
彭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前委书记）
林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前委书记、）
陈总（华野3分之一时间里的司令员兼政委、前委书记）
粟总（华野3分之二时间里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前委书记）
聂总（华北军区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徐总（四方面军总指挥）
贺总（二方面军总指挥）
“粟总”的说法虽书籍资料多处有，却尚未有其他渠道佐证，直到遇见吕韧敏老人。吕老说：当年野战军里，战士们有叫粟司令的，也有叫粟总的。

二十六

1984年2月，粟裕辞世。报社约粟裕当年的老部下们写文章纪念。叶飞应约写了篇《悼念粟裕同志》，里面平平淡淡说：“初见粟裕同志时，他２７岁，我刚２０岁。从那时到不久前我看到病危中的他，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首往事，不胜感慨系之。”后文则更味如嚼蜡，大多重复讣告里的生平介绍和评价，有些段落表面夸粟裕，实则还自夸，说粟裕“甩尾巴”的办法是跟他学的。
E老说：叶飞文章发表后，楚青最不满意这篇了，责问报社不该叫叶飞写什么文章。报社有些无奈，解释说：我们也不知道会这样啊。但这篇文章后来还是被收入《一代名将——回忆粟裕同志》。

二十七

楚老是粟总的妻子，最知道他平时的生活状况与精神状态。她总说：粟裕是个悲剧性人物。又说：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苦，和平时期挨整整得苦，到了晚年生病病得苦。有些人似乎不理解，觉得粟裕1958年后活得似乎很洒脱。楚老说：六十年革命生涯，三十年处于逆境，粟裕几乎隔天挨天整。”

二十八

《粟裕传》是目前最客观的粟裕传记作品，很多人似乎觉着粟裕的生平写尽了。但我至少听到三个人不满意。一是A老，《粟裕传》主要撰稿人，常常抱怨删改太多，隐讳太多。二是B老，后半生常年研究粟裕，掌握了大量从未公开发表的资料。我采访他时，他豪气干云，说：“《粟裕传》应当重写！”三是楚老。她不满意现在的粟裕作品（包括《粟裕传》），认为好些地方不能如实反映粟裕的遭遇与贡献，有些作品几乎就是调子定好后的公式化、概念化官样文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大将丛书，竟是统一规定大概字数的，也不管一个华野实际统帅与兵团司令员的巨大区别。有回C老到她家拜访，见他是大学教授，教汉语言文学的，又是侗族粟裕研究组负责人，楚老便拜托他写本粟裕的书。C老自然答应了。

但C老一直没写成，对我说：“一是工作忙，真正全退后可能好些；二是大环境不行，有些东西还不能写。”因此，5月里人民大会堂召开粟裕百年诞辰纪念大会，C老不去，说见到楚老的面不好意思。

二十九

A老说：为写《粟裕传》，他采访过东南野战军组建时期的东南局副书记J老。J老亲口说了个真实故事：1948年5月间，陈毅被调离华东野战军，到中原野战军任管后勤的副职，心情比较沉闷，但外表还看不出。尚未上路前，J老陪陈毅下棋，因两人平素较熟，那时等级也不很森严，J老便笑道：“陈老总，中央原来叫粟司令管打仗，现在又将你调走，看来你打仗不行啊。”陈毅一听，脸色顿时十分难看，忽然起身，一把掀翻桌子，说：“谁说我打仗不行？”满屋人惊呆了。J老自知造次，忙道歉不迭。

我笑道：我能将这个故事写出来吗？A老说，可以写，不过不要点出人家的名字。我点头应允了。

三十

拜访A老时，想到前些天在国家图书馆翻阅陈士榘儿子写的《一生紧跟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一书时的感受，特别不理解一个不经常在参谋长任上，实际多由副参谋长代行其职的人，如何成了华野各大战役的提议人或谋划者，却视如今越来越多的公开原始电报于不顾，我说：“人家的部下都推崇自己的首长，怎么粟总的部下似乎都跟他作对，一定要抢他功劳啊？”

A老点点头，又摇摇头，拖着长腔，一字一顿地说：“许世友、陈士榘、宋时轮、叶飞。”

我猜想这源于三个原因：一是华野的特殊指挥体制，以副司令员管战役指挥，或者粟裕只做了代司令员，内部山头尚未得到完全整合，若战争持续一两年，结果要好得多。二是人往高处走，私心里往往喜欢借与地位更高的人的亲近、交往，显示自己的作用和地位。写跟大将粟裕的如何亲密，绝对没有写与元帅陈毅的亲密感觉好。所以在回忆录中，许世友公开虚构陈毅到济南战役前线动员。还有《一生紧跟毛泽东》，这题目就体现这一点，按常理，周恩来说自己一生紧跟毛泽东，是很正常也很恰当的，同时周自己的地位也在一人之下，显赫自然可见。这话放在陈士榘身上，无形中就抬高了他，成了可与周匹敌的人物了。三是1958年粟裕蒙冤，无端污蔑粟裕的罪状在许、陈、宋、叶等辈心中根深蒂固，或许曾经还推波助澜过，因此回避粟裕是华野统率的事实，也成了他们有意无意间的观念。

我说出这个意思，A老微笑着看我，默然不做声。

三十一

1994年，邓小平因病完全不能理事后，三代核心才开始给粟裕平反，但依然有所顾忌。1997年邓一辞世，三代核心立即批准召开《粟裕军事指挥艺术和现代战争理论》研讨会，并给予极高的评价，亲笔题词：出奇制胜的军事指挥艺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三代核心为何能这么公正地评价粟裕？

F老说，除张震等老部下成为军委副主席，极力建言外，还跟华东重要人物汪道涵有关。汪道涵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开始担任华东野战军军工部长，是华野实际统帅粟裕的老部下，对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为人很钦佩。1980年后，汪道涵出任中共上海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85年退居二线，由三代核心逐渐接任其市长、市委副书记、书记职务，对江多有提携、帮助，两人关系极好。江成为最高元首后，汪道涵晋言为粟冤案平反，江慨然应允，成为继毛泽东后，十分看重粟裕的最高领导人。

我听了，久久沉思着：一个开国功臣明显的冤案要靠个人关系，才能最终解决，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三十二

楚老《慰英灵》一书披露：杨尚昆说粟裕1958年蒙冤的事，不过是因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德怀）、聂，半个是陈（毅）。三人中，一是为民请命、敢犯龙颜的刚猛青天；一是忠厚老实的两弹一星功臣；一是能文能武、刚正不阿，“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全人。杨尚昆的话使世人大跌眼镜，原来“好人”也整人！于是某些人痛心疾首，极力维护偶像形象，一篇《陈毅为何狠批粟裕》将批粟合理法，竟说陈毅狠批粟裕是保护他。

随着《粟裕年谱》的出版，陈毅1955年4月1日在北京饭店即主持“帮助”和“批评”粟裕与饶漱石的关系问题，1958年5月在大会上发言大讲粟裕“个人主义”等史实得到披露，彭德怀说粟裕：“这正说明你阴！”根子也是源于陈先说粟“阴”，某些人极力辩护的举措再无法立脚。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某些说别人偏执实则自己偏执已极的人说：粟裕与这么多元帅关系搞不好，当然是他自己的原因。

某回拜见A老，我谈及此事。A老愤然说：这是放屁！几个元帅关系不好？才两个半嘛！十个元帅里至少四个对粟裕格外赏识！朱德说“粟裕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他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林彪说“粟裕尽打神仙仗”、“像豫东战役那样的仗,我是不敢轻易下决心打的”；刘伯承说“粟裕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常胜将军”；叶剑英说粟裕“是全党、全军、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名的战将，你打了很多的胜仗，对革命战争贡献很大，又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你的军事才华令我们大家钦佩。”倒是彭德怀十个元帅跟九个（除他本人）搞不好，十个大将也跟九个（除黄克诚）搞不好，毛主席就讲过这样的话，照他们的说法，彭德怀跟这么多人搞不好关系，一定不是好人了？

三十三

华国锋做了主席，报刊连篇累牍说：要紧密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某回读外电，里边说：“凡强调的东西都可疑。说明高层里有人不团结。”这话不只年岁小的我觉得有理，大概高层也注意到了。以后提这种说法，多半是“要更加紧密团结在某某的周围”，加了“更加”两字，含义果然不同。意思是说，原本是团结的，只是要再紧密些。

“凡强调的东西都可疑”，以后我常从某些强调的政治话语反面看，果然看出不少问题。刘伯承元帅1986年去世后，邓小平反复强调：刘邓亲密无间，中间放不进一个顿号。世人奉为圭皋，以此做为写史的依据。我虽有疑惑，却无有有力证据，只是猜测而已，后来见到S老才恍然大悟。

S老说：刘邓一头扎进大别山，根本没有达到预定目的：调动中原国民党军回援，在国统区开辟新战场，减轻解放区负担。大别山我军历史上曾几进几出，民穷人少，无法使大兵团立足生根，蒋介石根本不屑调动精锐前往进剿。对这一进军，刘伯承有极大不同意见，而邓小平却极力维护毛泽东的主张。坚持大别山后期，刘伯承与邓小平间越发水火不容，刘不忍部队日渐缩小，几无战斗力，提议走出大别山。邓小平则强调坚持中央方针。两人争吵之际，刘伯承索性提出分兵：两人各带队伍行动，自己出大别山，到豫西去；邓小平则依旧留大别山。意见反映到中央，毛泽东只得同意。结果证明刘的意见是正确的，邓小平后来也只得出来了。因二人间的矛盾，毛泽东特意调与他们关系都好的陈毅来中原野战军，以便调和，又给坚持中原大规模歼敌的粟裕让出华野名正言顺的最高指挥位置，可谓一箭双雕！

1989年，邓小平又强调：“毛主席对我说：‘（淮海战役）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这个话竟上了国家文献性质的《文选》，如此强调，可疑之处更为明显。S老说：中央与二野邓陈司令部远隔数千里，毛主席如何亲自交代？淮海战役根据粟裕的建议与部署，毛泽东进一步补充，发起后10余天才成立总前委，邓又如何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去主持决定？内容又是些什么？

我们只听着，默默感叹而已。

三十四

L老说：粟裕是极少几位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我军将领之一，并被写进了《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毛泽东1947年12月才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其中一些原则就是在粟裕的军事理论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


（全文完，谢谢关注）

旧文：粟裕和苏联总参谋长敏感谈话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92da10100g48x.html

日前看到一则材料，是关于粟裕、彭德怀和毛泽东的。材料的提供者是前副总理、前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女儿邓小燕女士。邓小燕所记录内容，为粟裕亲密战友钟期光的儿子钟德鲁先生所言：当年，粟司令随同彭德怀出访前苏联，对方接待级别很高。他当时是总参谋长。彭是国防部长。苏方的总参谋长钦佩粟司令的威名，曾赞叹他劳苦功高，而粟司令当即答曰：我们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作战，功劳归功于党。而且我国的体质与贵国有所不同，我们是国防部长领导总参谋长，我是在彭总的领导下工作的。此事过后，毛泽东看到有关报告，当即批示，粟裕，你对彭有意见，可以到我这里来讲，为何要去向苏联人告洋状？为此粟司令被整。同时也使彭记恨心中，自此埋下了批粟的一笔帐。

分析：当年，应是指1957年11月，粟裕参加以彭德怀为团长的访苏军事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活动。“苏方的总参谋长……彭总的领导下工作的”，此段准确性存疑。如果是这么回答，实在难以想像毛会批示批评粟裕。彭德怀则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记恨在心。

考《粟裕传》，涉及此段最充分的材料提供为当时的随行翻译孙立忠1994年11月12日写的一份材料，里面相关内容称：

1957年11月2日，应苏方邀请，以毛主席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下榻在克里姆林宫，彭德怀元帅是党政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之一，随毛主席和党政代表团一起活动，我当时随彭总为他当翻译。11月6日，应苏联国防部的邀请，我军访苏友好代表团（以下简称军事代表团）也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庆典，军事代表团团长是彭德怀元帅，副团长是叶剑英元帅。这是我军第一个访苏军事代表团，我三大总部和各军兵种负责人都去了，粟裕总长是军事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之一。

大约是11月20多号一天下午，粟裕总长去拜会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可能是肖向荣主任（也可能是彭办同志，我记不清了），要我随同粟总长去参加拜会，为粟总长当翻译，并带去了一些礼品，我随粟总长到了苏联国防部大楼苏军总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办公室，当时在场的除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外，还有苏联翻译菲利波夫上校。这是一次礼节性的拜会，谈话很简短，时间不长，前后，加上翻译时间在内大约20来分钟，双方主要是谈友谊、友好。而后粟总长顺便向索科洛夫斯基说，我们国内对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职责不太明确，对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分工不太了解，哪些工作是属于国防部的，哪些工作是属于总参谋部的，苏方是否有这方面的材料，可否提供给我们作参考。索科洛夫斯基说，我们目前没有这方面的现成材料，不好提供，以后可以通过苏联军事顾问送给你们，接着，索很简单地讲了几句关于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关系。他说，国防部下面有三大总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参谋部是管军事，总政治部是管政治，总后勤部是管后勤供应，这三个部都在国防部下面。谈话过程中，粟总长和索总长一面喝着咖啡、点心，一面交谈，谈话气氛是友好亲切的。告别时，粟总长还向索总长赠送了一些中国特产（国画、茅台酒和茶叶等）。索总长一并表示感谢，并请粟总长在苏联多看看。

粟总长在拜会时顺便向苏方要一点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分工材料，以便带回国内作参考，不能说是告洋状，更不是什么“里通外国”。粟总长是第一次同索科洛夫斯基见面，过去根本不认识，也没有什么交往，而且那次是礼节性的拜会，时间很短，主要是谈友好和友谊，怎么能向第一次见面的告洋状和“里通外国”呢？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他们（魏寒枫注：文革期间调查人员）又问：当时苏军总长是不是严厉批评了粟裕？我答，我看不出有什么批评的意思，谈话气氛一直是很友好，我说，你们想一想，朋友之间第一次见面，能严厉批评对方吗？这是不可能的。

从粟裕传和孙立忠材料看，粟裕当时不太可能说了邓小燕所提供的话，更像是索科洛夫斯基所说，被左转右转，转成粟裕这样说。

但毛泽东的批示，是有其可能性的。从后来事件始末和相关逻辑，毛极可能做过类似批示或说话。有此一点，将能侧面印证毛为何同意整粟的逻辑。毛为什么可能这样说呢？

考1957年前后毛泽东和苏联关系。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毛泽东开始了和赫鲁晓夫争夺共产主义世界领导权。1957年6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受到莫洛托夫等多数主席团委员的反对，要求赫鲁晓夫辞职。这一场政变后来被赫鲁晓夫弹压。政变弹压后，赫鲁晓夫想通过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活动，共产主义世界空前的最高级会议，求得共产主义世界的支持。毛泽东同意参加，但有一个条件，苏联要保证转让制造原子武器以及运载手段的材料、模型。在莫斯科期间，毛享受着超高规格的待遇。他是唯一下榻克里姆林宫的外国领袖，红场庆祝时享受着群众“毛和中国万岁“的欢呼，大会宣言只有中苏两方起草，毛发言不用草稿，毛唯一坐着讲话。同时毛不忘记时不时嘲讽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脾气不好，说赫鲁晓夫红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称发动政变的莫洛托夫是“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

以上材料来自张戎和乔·哈利戴合著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我引用材料的原则是信奉自己的内心。

可以看出，毛此时已经对苏联称不上尊敬了，而是随时随地考虑着怎么样互相利用、平起平坐甚至超出之。据粟裕传：紧接着第二年就正式建议军委召开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毛还公开指出，“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后来，军委扩大会就把主题定作反对教条主义，矛头实际也是直指军内宗苏联或学习苏联优点的人。同时批判粟裕。

坦率地说，粟裕虽然没有告洋状、“里通外国”，但从政治角度，和索科洛夫斯基谈话内容是危险的，不合时宜的。无论从苏联还是毛泽东的角度。

从苏联角度看：据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所著《彭德怀庐山罢官背后:被毛泽东看成中国的朱可夫》：1957年6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受到莫洛托夫等多数主席团委员的反对，会议以7∶4的表决结果，要求赫鲁晓夫辞去党的第一书记职务。赫鲁晓夫则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在中央主席团休会期间，时任国防部长朱可夫命令国防部门用军用飞机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朱可夫这一着，为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并因此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升为主席团委员。

但是，也正是这一着，引起了党内高层对朱可夫的警惕。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正是在这个时候，朱可夫“攫取了很大的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感到担心。主席团的其他委员一个个来找我，表示他们的关注。他们问我，我是否像他们那样能够看出，朱可夫正在努力夺权－－我们正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我得到情报，朱可夫在同军区司令员的谈话中，确实流露出波拿巴式的意图来。我们不能让朱可夫在我们国家里演出南美洲式的军事接管”。“‘是的’，我告诉其他同志说，‘我知道朱可夫在搞什么。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我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他的不正当活动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解除他的职务’。这是我们唯一有责任做的事。”

1957年10月底，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取代朱可夫成为苏联国防部长。

粟裕问索科洛夫斯基国防部和总参分工问题，正是苏联军方权力大变动，国防部长刚刚换人的时候，索科洛夫斯基听此问题，表面可能宾主谈笑风生，心里能不出一身冷汗。这个敏感时刻，让我回答这个问题，太折腾人了。通常来说，实在想不出索元帅对回答此问题有很乐意的理由。

从毛泽东角度讲：人们通常认为国防部、总参分工不明，是因为彭德怀霸道擅权，压制总参，所以我们从粟裕的角度，为粟裕鸣不平。但仔细一想，如果按照苏联模式（看看朱可夫作为国防部长的权力也知道），国防部对总参管理是天经地义的。那就引出另一个问题，究竟是彭德怀擅权还是还有别的原因？张戎和乔·哈利戴合著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我们不妨一看：就在朝鲜战争后，毛让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但毛又故意制造重叠交叉的指挥系统，拒绝澄清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权限关系，使彭不断陷入纠葛之中，权力和威信受到严重影响。

此处张戎将彭视为正面人物、受害者，观点不论。张戎虽未说出粟裕名字，但她所说显然和粟裕有关，他显然也知道彭德怀和粟裕矛盾。结合多种情况看，她的看法显然有道理，而且有很大的逻辑道理。或者可以这么说，粟裕受苦，固然有彭擅权霸道的嫌疑，但这种权限的不明晰，责任显然难说全在于彭，而更多可能是毛的刻意。事实上，这样的道理还可以在毛泽东以后的年代找到侧证。林彪倒台後，一段时间就没有国防部长。由此可见国防部长这个角色对军权一定的掣肘，淡化削弱也是题中之义。

我们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粟裕是多么信任和器重，如粟裕后来言，主席是信任他的。毛是把粟裕当亲信培养使用，这些活计，都是罗瑞卿以上等级的人做。但时代变了，毛现在将其作为亲信，已经失去了战争年代对敌的单纯性，而是进入一种党内权力游戏圈了。恰恰天下平定后军人怎么当，这是粟裕的超级短板，他做不出、做不来权力游戏圈里的事。战争结束后，军事、军队更多体现在一种政治和权力的守护者角色，而非单纯国防，特别是毛时代，此点尤为明显。从中国历史和现实角度，这也算正常。几千年历史，名将看似灿若星辰，但其实不多，名将多诞生于王朝崩溃期的内战和民族战争。多数时候军官是王朝安定期的政治工具和权力守卫者。就算落在近20年，我们也能看到军队要么是“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要么是做其他事情。对外哪来那么多战争，哪用得着时刻从军事角度精益求精、孜孜不倦。人家皇上打完仗还时刻想着马放南山呢，只有吴三桂这样的野心家才想着秣马厉兵呢。当然，战争和侵犯危险是有的，但那是宏观意义上的，微观具体地讲，天下刚平，哪来那么多战争，哪用得着天天想着军事。粟裕专注军事专业问题，不是不重要，不是不应该，不是不本职，但显然非最重要，非最应该，非最本职。

粟裕之所以问索元帅那些事，起因是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问题。粟裕传里说：党的规定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通过各总部机关实施对全军领导。但1954年国务院设立国防部后，并没有改变上述军队领导体制和关系，各总部仍然直接受中央军委领导。由此亦可见，很难说完全是彭擅权，而有毛故意模糊的原因。后来，为了学习苏军，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改由国防部署名。但由于开国草创，文件模糊，哪些文件由国防部署名，哪些不用，尚没有明文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电文，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文件有时署了国防部要批评，没署也要挨批评。

由此可见，彭发脾气，一半是他的霸道，换成刘伯承，可能就不见得。但另一半，极其可能有觉得老毛这样模糊哲学，实则让下边分权，一肚子怨气、邪火都朝粟裕身上发。但彭德怀自己也是如此，黄克诚是副总参谋长，被粟裕领导，黄克诚又是军委秘书长，领导粟裕，彭的模糊哲学也不赖。而如果粟裕稍稍聪明、装糊涂一点、问问军事政治而非纯问军事专业的话，就能看到彭迟早要倒霉。朱可夫不是说他难道还是说刘伯承；这样专横跋扈，千夫所指，而且和朱可夫极其相像，朱用飞机救了赫的场，彭去朝鲜救了毛泽东的场，可了不得了，先生不出，奈苍生何啊。倒霉是迟早的。事实上，看看1956年八大林彪竟然跃居他之上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就知道毛和彭的微妙关系。毛够狠的，上边让林彪恶心彭，下边让粟裕恶心彭，咱们的老彭，58年、59年火气那么大，也就难怪了。如果粟裕稍稍忍一忍，只要稍稍忍一忍，准确来说，只要少向苏联说5分钟话，他的命运，怎会是后来的样子。作为一个1927年就入党的共产党员，我虽然是粟裕崇拜者，也不得不说，这不是一个正常共产党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合适的行为。你入了这个党，虽然你是职业军事家，但如你自己所言，军事即政治，你总不能说，完全不顾及任何政治，甚或难说是政治，而是敏感时期的基本避嫌吧。

粟裕的思路是，孜孜以求地理清这些关系。粟裕传里继续说：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然后就是五次不通过。这个不通过，显然主要在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正是这个背景下，粟裕找索元帅咨询。

我不得不说：粟裕有不断打乱毛泽东的如意算盘的可能。毛含辛茹苦地拿总参、拿你当牌子搞模糊哲学，含辛茹苦地培养、重用你，你倒好，专来拆台。我本来要搞权力叠床架屋平衡，你就偏偏钻牛角式的要分个一清二楚。而且是粟裕主动提出来分，靶子全在粟裕身上。本来粟裕忍一忍，同时到毛泽东那里问问怎么办——这不是告状，不是越轨，这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的亲自交代。至少，粟裕既然可以去问苏联人，怎么就不能多和毛泽东沟通——那提出管辖分工的事，迟早就可能是彭德怀开口了。现在是粟裕开口，则粟裕被人一箭三雕：既让毛泽东难堪，分工不明，岂非主席责任；又正中彭德怀下怀，老子正窝火呢，要弄个明明白白；同时，彭德怀还可以进退自如，进如上所言，退则说是粟裕要权。兵法上对敌人的待机而动，粟裕忘得一干二净。他一门心思想的是同志间的做事，没那么多弯弯肠子。

本来这些都还可以容忍，而一旦和苏联人谈及此事。则是万万触犯大忌。甭管你是否为了工作。这不能全怪毛泽东，粟裕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虽然不说要经过党内权力斗争的血雨腥风，但这些基本道理，如果也视而不见，真有点说不过去。此前，高岗因为和斯大林的关系，被后人认为是毛愿意弃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早前，毛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争取自己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面前的好感，而对其他人和苏联有关或脱离他跟苏联有关的深恶痛绝的历史；斯大林一死，毛为了种种利益表面和苏联、赫鲁晓夫较好，但实际时时处处考虑跟苏联分庭抗礼甚至超越之，明争暗斗直到最后和苏联分手；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陈毅留守北京，苏联大使尤金开玩笑说：你可以搞政变了。陈毅闻言色变，马上报告毛泽东；1964年贺龙访苏，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他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虽然贺龙言辞斥责，并立即报告给周恩来，依然被毛泽东忌讳，终于部分导致厄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彭德怀后来的罪名里也有“里通外国”一条，抓的线恰恰也是和粟裕同时访苏的那一次见了赫鲁晓夫，并被视为不得翻案。事实上，彭德怀性格和命运何其悲哀，他整刘伯承、肖克和粟裕等人，所打旗号里就有跟苏联走的教条主义。但实际上，学苏联最起劲、最危险的就是彭德怀——他要学的是苏联国防部的权力架构，也就是朱可夫领衔的国防部的权力架构。我们无法说他真要这样学，但他的行为能不让人特别是让毛泽东如此感觉吗？他和他的伙伴，给粟裕制造的“罪名”之一就是“向国防部要权”，彭德怀手中抓的这个哪里是粟裕的把柄，简直是砍向自己的刀锋啊。彭德怀竟然如此来像苏联一样，强调国防部的权力！学习苏联已经够可怕，学的还是苏联朱可夫的一套，岂非可怕之可怕！人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想想吴家花园里凄惨的彭光头，这个人同样为我极其关注，怎能不感叹命运的捉弄。

不管怎样，诸多事实和迹象表明，可见毛泽东对苏联的防范；可见其他高级官员对苏联心理戒备；可见一旦沾上苏联，如果需要上纲上线的话，是能怎样的上纲上线，甚至有可能被人以毒攻毒，反噬毛手。粟裕却这样当着风头，从庸俗政治学角度讲，难说是智。

而粟裕将此点疑问告诉索科洛夫斯基的同时，等于也将中国军方的矛盾和毛泽东的权力安排客观暴露给苏方，虽然看不出他有这样的主观意图。这才是毛具体非常忌惮、恐慌的。后人看史，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当事者特别是毛泽东，每天处心积虑、算无遗策。岂可被人看到他的牌。事实上，此次苏方至少从粟裕处亦可印证，彭德怀的权位有问题。这里面可能被人利用的微妙和危险，我们把眼睛放宽一点就可看出。就在此次访苏期间，赫鲁晓夫曾夸奖彭德怀。两年后，当中共中央向赫鲁晓夫通报《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时，赫鲁晓夫更公开说：彭德怀同志是苏联人民的朋友，我们认为彭德怀同志并没有什么错误，我们和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他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和英雄，也是我们苏联人民的朋友，希望中共中央能够重新反省这个问题。我们很难说因为粟裕无心透风被苏联利用，我们要说的是，牵涉到粟裕说的事情，多么敏感和危险。

而同时，粟裕此举对彭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算上上面说的，他现在更可以利用粟裕此举，一彻底打倒粟裕，影响毛的权力架构安排。事实上彭安排了黄克诚，一年后被统统打倒；同时，更可利用此事，增加权力，苏联不是说了吗？国防部领导三总部嘛。当然彭不会这样说，但这个势是一定存在的，至少，毛泽东从前那样来模糊国防部和总参的关系，被苏联这么一说，两厢对照，难堪嘛。而到此时，就在要整他前，粟裕还想找毛说一说这些情况，毛拒绝见面，岂非正常。

综合上面所分析，邓小燕所提供：粟裕，你对彭有意见，可以到我这里来讲，为何要去向苏联人告洋状？这样说显得非常合情合理，余味悠长。一怨粟裕不知事性格，二怨粟裕不向自己报告的行为，三怨粟裕找苏联沟通，四怨粟裕不检点，把柄在彭手，想保也不能保，五怨粟裕让他难堪的结果。终至几个月后爆发，一旦另外几个资格更老、权位更高、信任更大的亲信，和着着急动手的彭元帅，同声一气，陈芝麻烂谷一齐兜底，诉说衷肠，更加上粟裕只认真理，主席要反苏联教条，他位高权重却无顺应警觉，则就算毛目光如炬，能不起疑，能不烦躁，能不弃子？虽然如此，念系粟裕一生为他打仗，从不索求半分，心生恻隐，保他过关。

毛粟关系一言难尽，虽然粟裕有大功于毛泽东，但毛对粟也可谓仁至义尽，两人关系，多时有似亦师亦友。想想粟裕当初以新四军偏师副队长（比八路军副旅长还不如）10年间节节蹿升，虽然政治地位略低，但军权、军事、军事政治地位一日比一日高，虽然经过要命的两让，依然是战略区代司令、代政委、开国军委委员。元帅有毛最后未给的问题，但你要老将职务让出去，我有什么办法？何况大将里，那么多资历比他老的，都排在他后面，最明显对比的就是老上级张云逸。元帅衔未得，但位高权重，成为毛泽东心腹，难说毛泽东对不起他。卒以平生清洁，排斥微观政治和同志相斗；政治头脑简单，乱闯苏联白虎堂；性格专业固执，难以拨开专业障碍而捕政治先机，终至于毛一生不再重用之。饶是如此，亦几进军委常委，毛一生整人多矣，死人多矣，然证诸毛粟，则无论如何，可算爱才心切，恩数未远。毛粟关系，是少有的，毛泽东显现给人们非政治，而更多是一个好胜而爱才的军事统帅，对自己帐下一员爱将的惺惺相惜。事实上，如果我们宽容地看，是能看到他们之间，一束穿透流血、阴森政治的人性暖光。

《十送红军》真相——那些被异形附身的美丽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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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寒枫 提交日期：2008-3-23 3:50:00 正常 | 分类: | 访问量：2291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上野鹿声声哀号叫/树树梧桐，叶呀叶落完/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三送红军到拿山/山上包谷金灿灿/包谷种子红军种/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掰/紧紧拉着红军手，红军啊/撒下的种子红了天/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撒下的种子红了天

五送红军过了坡/鸿雁阵阵空中过/鸿雁能够捎来书信/鸿雁飞到天涯与海角/千言万语嘱咐，红军啊/捎信多把革命说

七送红军五斗江/江上船儿穿梭忙/千军万马江畔站/十方百姓泪汪汪/恩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革命成功早回乡/恩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革命成功早回乡

九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的手/心象黄连脸在笑/血肉之情怎能忘，红军啊/盼望早日传捷报

十送红军望月亭/望月亭上搭高台/台高十丈白玉柱/雕龙画凤放光彩/朝也盼来晚也想，红军啊/这台名叫望红台
——《十送红军》歌词

龚晓跃来北京，一起KTV，非要我唱《十送红军》。这首歌以前在南方体育KTV时，必要一唱。但我很少进KTV，更别说唱歌了。老领导点名，只好勉为其难了。龚总对现代中国革命，对毛泽东，自有其看法。但大抵有一点我们相同，一个说不清的情结，事实上，这大概是中国人的情结吧，如程益中所说，喝着狼奶长大，甩都甩不掉。而对毛泽东，要想湖南人彻底批判视之，恐怕很难。湖南人民基本说起来，无论是半尊敬还是半调侃，都是叫毛嗲嗲啊。就我来说，我总力图本着现实的批判，存入历史的宽容；基于价值观的否定，考虑方法论的借鉴。

上面题头是《十送红军》歌词，据《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校。歌词里省却赣南（即赣州）客家方言：里格、介支个。“里格”是“这个”的意思，和赣北都昌话差不多；“介支个”不知道是啥意思，按比较权威的解释是：客家方言中的衬字与语气助词。但也没说清楚该词独立状态是啥意思，有说是“那几个”的意思。怎么念叨，都想不出都昌话里有相同的词，相同的是都昌话把“介”也读成“gai”。

这首歌，并非当年赣南民众屁颠屁颠跑在路边，满含深情地送别红军所唱。梁山泊式火并王佐袁文才，清洗江西本土籍共产党，裹胁政策导致乡村经济破产，军营式治民体系带来恐惧，赣南民众对红军已经是冷眼相待，甚而有领着白军打红军的情况。赣南中共控制区 240余万总人口中，先后有33万余人参加红军，那送行的民众，站在两边，灯笼火把交相辉映，然而，与其说感念军民鱼水情深，不如说是凄绝送别此去不归的家属，和自己身不由己的命运。

此处不是历史论证文章，无法过多涉及赣南中共控制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当地民众和红军的关系。虽然《十送红军》曲调搜集整理者朱正本，回忆它采风时的了解说：当年每当红军上前线，各个村子的百姓经常到村头、河边、大道旁送别红军，有时一边送一边唱，其中一首送别红军歌，旋律婉转优美（此话真实度几何存疑）；虽然无数革命回忆录包括共产党政斗失败者的吴法宪，在回忆自己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都仿佛洋溢着阶级的仇恨和找到组织的喜悦；然而现有的当年史料已越来越多证明，壁垒式军管之下，参军既是血酬定律的最好体现，也是恐惧不能自主的无奈。所谓扩红，披红挂彩的背后，充满着泪水和恐惧，“反革命”三字的恐怖，导致人们害怕就能使兵员激增。虽然当年和多少年后的宣传画，“打土豪分田地”和“翻身农民闹革命”显得那么伊甸园，但这样的政策，农民革命几千年见怪不怪，丝毫不影响流寇或军管式从农民身上对金钱、粮食、劳役和兵源的裹挟与榨取。没有一次农民革命，不是一时的、树典型的开仓赈民欢乐，和永恒的普遍的对手无寸铁的农民的恐怖裹挟。上溯几十年，被中共称颂作为先驱榜样的失败的天平天国，其高级官员、军事领袖李秀成后来就曾轻描淡写地回忆：西王（萧朝贵）在我家近村乡居驻，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全家食饭，何必逃乎？我家寒苦，有食不逃。临行营之时，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後又有追兵，而何不畏？秀成一生，身不由己，这是最初的表达。他的既因革命食饭更被革命恐怖裹挟，是无论包裹着什么外衣的农民革命，最一以貫之的对立统一。所以，当《送郎当红军》调起，扎入乡愁体味优美的同时，内心有一片空间在时刻提醒，地底下，有痛苦的父母妻儿，有亡魂在呐喊。

江西在中共革命中付出的代价不小，官方统计数字显示，江西有238844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其中赣南占10.8万；中央红军西走陕北时的8.7万人中，有 5万余人是赣南籍子弟。湘赣和两广有相似之处，因为移民而有千丝万缕联系，毛泽东就是唱着“老表”的口号进入江西。然而命运待他们并不厚，太平天国广东人做精神领袖广西人控制世俗权力，两广老兄弟同坐江山同享尊荣的历史没有重现，江西本非中共革命领袖起事之地，它只是革命的一个驿站，加上江西籍高层在井冈山、赣南的覆没，到后来方志敏被执，张国焘败走，江西终至十万子弟百战死，三员上将廿年归。

几万子弟背井离乡，逃荒已经绝望，这不是逃荒，而是扛枪的逃亡。那些绝望的父母妻儿，站在于都河岸，想着可能永远不归的儿子丈夫，忧心红军去后不测的命运，能不撕心裂肺、肝肠寸绝？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最后一代唐诗图景，产于现代中国，落在江西赣南。少共江西省委书记、留守性质的中共苏区分局委员李才莲是兴国人，1935年5月，21岁的他在瑞金突围时战死。她的妻子池煜华每天站在自家门槛上望郎归，一等71年，直到去世，因为他的丈夫曾经说过：战争时候什么消息都有，如果有人说我死了，你千万别信，我一定会回来找你。早些年，我的同事曾经采访过此位老人，这个故事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它内涵的时代中大人物的传奇和祭台上小人物的凄绝，让我百感交集（此事真实度几何存疑）；而以共产党的被遗弃者写进历史的吴法宪，则用无线凄凉的笔调，描述除他参军以外的作为平民的一家七口，因围剿、还乡团原因，死掉六个，最后孤苦的父亲流落街头，贩卖黄烟直到解放，可还未见到衣锦还乡的儿子就不幸离世。考虑如此，则于都河的送别，撕心裂肺当有之，然而，这和“恩情似海不能忘”、“撒下的种子红了天”的咏叹，就是两码事了。

这首歌，赣南民众可能不会唱。但最关键的是，那时压根没有这首歌。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作些有意思的说明。《十送红军》中，三送红军到拿山，七送红军五斗江，十送红军望月亭，加上下了山、过了坡，上大道，这是彻头彻尾的井冈山地名和路途。而那时，我们的红军长征，按官方定义，较为客观的出发地表述是：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党政军首脑机关撤离瑞金，于10月17日傍晚在于都率领8.7万名红军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瑞金、于都是赣南，井冈山是吉安，中央、红军和毛泽东那时侯早就在赣南的瑞金红都了，吉安湘赣界的井冈山1929年就撤了，谁送啊？你看这歌情深意切，肝肠寸绝，天知道不仅时间挪位，空间上更是睁眼撒谎。或许赣南送别，领头的是博古他们，加上毛很背，比不上当年红色山大王的风光，于是事过境迁，就来他个乾坤大挪移，这种事情，没少干。事实上，瑞金岁月是毛的滑铁卢，他被剥夺了军政大权，离开后一生再未回过那里。

已经无法记起第一次是何时听到《十送红军》，或许，也是通过广播吧。我们家乡是在赣北，和赣南、井冈山也是路途遥远。然而，这并不妨碍《十送红军》的旋律，伴着秋雨梧桐的凄凉梦境，永远刻在少年的我的脑海。因为笼盖我们的，是如陈凯歌电影《无极》里大圈圈套小圈圈的紧箍宫殿一般的革命的情感。书本上接受的是宏观的革命景象；落到江西，接受的是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井冈山和南昌两大中共过客式用兵之地，是江西全民的图腾幻境；落到都昌，则是处于身边切身体验的革命情感。都昌同样是老革命根据地，高考可以有加分优势，虽然我印象中，等到我大姐惨痛的高考经历时，这个已经不起作用了，都昌这个老革命根据地算不得什么，不过是燎原星火中渺小的一点而已，远不能和赣南、吉安比；落到汪墩，这自己的生活环境，则是每个清明，涉步不远，去扫烈士墓。这里当年也上演过血腥的党派和宗族仇杀，现在战胜方早年所牺牲的亡魂，正享受着至高无上的道德供奉，他们的子弟，也幸运地进入当地政界，成为头面人物。而曾经风光一时的失败方，则杀头的杀头，逃亡的逃亡，早已树倒猢狲散，他们的后代，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清明时节，通常乡下会做米粑吃，这是都昌民间最受人欢迎的食物之一，而那春日艳阳，和风拂柳，漫山的映山红开放，映山红，本就是江西风土和革命的典型吉祥物，还是一种略带酸甜的上好食物，加上松涛阵阵，写出一篇祭奠先烈努力学习的文章，能得到带队老师的夸奖，则革命一词，已经和清明结为一体，成为乡间少年难得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了。

一旦你从少年时代起，就是处于这样的环境，则你的思想命运，通常也就难有大的例外了。而一旦进入成年，因为两次下雨的意境对接，则对《十送红军》里秋雨梧桐的梦境，已经是欲罢不能了。头一次是下雨天的傍晚，天色昏暗，细雨沾衣，走在崇山峻岭、景色幽深的山路上，那是当年中共游击队活跃的三县交界处，茫然无依的孤独，伴着对当年枪声和英雄运筹帷幄的想象，幽灵已经进入你的心中，你无丝毫反感。再一次是看戏，堂皇的剧院，动情的演员，正在现代光影设施制造的瓢泼大雨天中，上演着赣南山野一次惊心动魄的革命情景，那是在讲述一个乡间美丽女人如何挽救一个革命者。这出戏的剧种叫采茶戏，是赣南客家和江西的代表性剧种，它曾经咿咿呀呀不厌其烦地通过波频传送给全江西，但江西的乡愁或许是被黄梅戏和越剧所占据，它未曾有一次打动过我。

终于有一天，我竟然能听到采茶戏那么美丽动人的声音，那就是《十送红军》。是的，就是传唱中国的《十送红军》，成为共产党和他人民情深似海、患难相依的经典诠释。它是采茶戏。

我们知道，1961年，《十送红军》作为歌舞剧《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的一首，由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首演于北京，从此传唱中国。它由共产党庞大而训练有素的文艺队伍中的一员、曲作者朱正本与词作者张士燮搜集整理、创造新词，于1960年发表，也就是现在《十送红军》的模样。而他们搜集整理的，正是赣南客家民歌《送郎调》曲调，该曲调在采茶戏中叫《长歌》。古老的乡土中国，从《诗经》开始，民间就对爱情进行最淳朴热烈的讴歌，那些忧伤动人的民谣，延续到罗大佑、崔健，一直勾引着中国少年悠远的情愫，成为这个国家典型的文化意境。《送郎调》就是从南到北，从东倒西，从汉族到另外五十五个民族无数这样美丽动人旋律中的一个。它并不会知道，它将和那些美丽旋律一道，遭受那美艳善良的女子妲己一样的命运，被九尾狐狸精害死附身，偷梁换柱，从此人们再不复知道它的本真。越是见不得光的幽灵，越需要附身光明正大、万众所趋的美好事物，通过本体的美好，迅速流被。类似的寓言，东西方都有作品在诠释。经典电影《异形》里，异形一旦附身，再美好的人类都变得邪恶，当它最后附身电影女主角，那地球上最后的善良母性，看着她绝望地挣扎，异形成为她自身一部分，再也洗刷不掉，禁不住悲从心来，久久不能散去。

那优美的《送郎调》，是客家离人和思妇的乡愁。有人说：送别的情感在客家人中特别浓烈，客家民歌与客家采茶戏中“送郎”、“十送”之类的民歌占有相当大的成份。客家先人告别中原，举家向南迁徙，长途跋涉，艰苦转辗，在漫游中选择一个又一个生存空间。不停地走，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不停地告别、离别、送别。《送郎歌》中的情景是妻子送郎出远门，边送边唱，情深意长，一唱三叹，触景生情，如泣如诉，悲切哀惋，欲言又止。这优美凄凉的旋律，最后通过置换新词，成为《十送红军》，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通常被一个或一群共产党文工团的美丽女子，穿着现在已经没有的乡间清纯打扮，站在路边，向那些满负荷尔蒙的红色军人，忧伤而多情地挥手。客家夫妇的深情送别，就这样天衣无缝地转化为以赣南女子为形象代表的赣南民众对红军的依依不舍。

所以，每当少年的我，听到《十送红军》或《送郎当红军》时，总能感觉出浓重的忧伤。总想是赣南民众眼看着红军和子弟就要远离，白军和还乡团回来，那种断肠的分别痛楚的自然流露。而这，当然是一种忧伤的失败情绪。心想，红色革命中，总算还有像苏俄革命的灵性空间存在。可全然没想到，这块恢弘背景布的后面，是对客家离人思妇的情感表达空间的无情占取。

那些发源于春秋战国年间的田头采风传统，同样行进到现代中国，成了铺天盖地的异形式侵入。那些不缺才思和土地精神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不再是爱情和美丽的使者，所做的不再是乐府式抢救和收藏，而成为官方权力控制下，无孔不入，无时不在的异形入侵。以《十送红军》为例，就足见一斑，据曲调搜集者朱正本回忆：空军部队领导为突出老区革命传统，要求他们必须注明《十送红军》是民歌。而当时中共苏区负责文化教育的瞿秋白就指示：没有人谱曲，就照民歌曲调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就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

这些偷梁换柱式妲己附身、异形入侵，从南到北，从东倒西，从汉族到另外五十五个民族，桃花过处，寸草不生。现在，是到了该恢复中华民族美丽的爱情和生活旋律的时候了。我们将要无比艰难地去捕捉，那些被偷梁换柱后早已模糊陌生的美丽的背影：

1.《十送红军》本是客家采茶戏《长歌》。
原词有：一送里格表哥，格只介柜子边，双手里格拿到，格只介两吊钱……表哥哥听妹哇，出门里格郎子，都要爱惜钱。
改词见文开头。

2.《送郎当红军》本是赣南民歌《十送郎》。
原词有：送郎送到天井边，一朵乌云遮满天，青天保佑下大雨，留住我郎宿夜添。
改词有：送郎送到十里坡，眼不流泪口唱歌，愿郎革命革到底，等你十年不算多。

3.《八月桂花遍地开》本是河南信阳民歌《八段锦》。
原词有：小小鲤鱼压红鳃，上游游到下呀嘛下江来。头摇尾巴摆呀哈，头摇尾巴摆呀哈，打一把小金钩钓呀嘛钓上来。小呀郎来呀啊，小呀郎来呀啊，不为冤家不到此处来。
改词有：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啊，张灯又结彩呀啊，光华灿烂现出新世界。亲爱的工友们呀啊，亲爱的农友们呀啊，唱一曲《国际歌》庆祝苏维埃！

4.《东方红》本是陕北民（情）歌《骑白马》。
原词有：骑白马，跨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打日本就顾不上。毫无疑问，这已经非《骑白马》的民间歌词。
改词不列。

5.《乌苏里船歌》本是赫哲族民歌《想情郎》。

其余各地各民族的歌曲被偷梁换柱情况，不知凡几，因非专业人士，不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