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熊博网 作者：singularitys (http://singularitys.spaces.live.com/Blog/cns!746E8659C6CDA329!221.entry)
3月28号是牛顿的忌日，但是知道的人很少，我们毕竟更关心沈殿霞和张国荣。其实牛顿老师在科学圈里曾经很有权势，被女王封了爵位成了贵族，人称牛爵爷，官至皇家造币局局长兼皇家学会会长。如果阿尔伯特没有辞了以色列总统的话和他有一拼。
说他有权势并不仅是官大，主要还是贡献大。如果17世纪就有诺贝尔奖的话，牛顿老师至少能连续垄断4届物理学奖（分光计；力学体系的构建；反射望远镜；万有引力），同时为了表彰他在炼金方面的造诣，再奉送他一届化学奖。而且这孙子鼓捣出了流数术，所以菲尔兹数学奖也要给他。要知道，他的这些发现基本都是在26岁以前获得的，30岁以后牛顿就开始玩票了，成天琢磨上帝和炼金，以及怎样把莱布尼茨搞臭，捎带手的把以前的发现整理成书。所以你能想象到他在当时的欧洲是如何的一呼万应，敢跟他叫板的只有莱布尼茨和大主教贝克莱。牛老师死的时候，全英国的贵族以给他扶柩为荣，全欧洲的名流蜂拥伦敦。来自法国的傻逼文科生伏尔泰在国葬现场大受刺激，回去就写了首诗，嫉妒之情溢于言表。
牛顿老师的一生是天才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是孤独的一生。一辈子没有朋友，也没有结过婚，很可能到死都是处男，关于牛顿是否处男的问题，由于篇幅过长，我将在另一篇文中论证。当然他肯定不会孤独，因为科学的世界里乐趣无限，快感连连。出乎世俗想象的是，科学其实远比任何娘们儿都风骚，玩科学比玩女人爽得多，得到一个成果所获得的高潮强烈而持久，不仅有快感，更有巨大的自我认同感，远胜于那几秒寒颤之后无边的空虚与落寞。所以陈景润其实是沉溺于美色不能自拔，身体弱架不住高潮过度被爽死了。
牛顿老师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生性孤傲，自恃高才，瞅谁都是傻逼，当然不会真心跟傻逼交朋友。同时在他眼里人是不分男女的，只有傻逼和巨傻逼两种，所以他对女色没兴趣也就可以理解了。曾有婚介中心给他介绍过几个名媛，拾掇拾掇都是当王妃的坯子，但一见面就受不了他的牛逼烘烘和不知所云。
另一方面是外在的，不光他不愿意交朋友，也没有人真正想跟牛顿当朋友，结交他的人大都各怀目的。人们对他毕竟只有敬畏和仰慕，并不真的喜欢他。这道理其实很浅显，绝大部分人都热衷于跟比自己傻的人待着，很少有人愿意在人精的身边衬托自己的二逼。所以不少人都喜欢小动物和小孩子，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够傻，他们在这些东西身上能获得安全感与主宰感。不少姑娘一见到小猫小狗小人儿就会迫不及待的搂抱，然后就是很嗲的说好可爱欧~，简直听得人阴毛乍竖。要知道有时候可爱和憨态可掬的潜台词就是弱智。猴子也好玩，喜欢的人就少多了，因为灵长目动物够机灵，经常是耍猴不成被猴耍，那些人没有驾驭猴子的自信。同理，喜欢小孩的也是因其单纯缺心眼与不谙世事，在他们眼里，小孩跟小动物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四条腿走路，露着屁眼随时拉撒。如果遇到一个小天才，3岁就会心算三位数乘法或者知道傻逼二字的正确写法，她们一定会骇破了胆。所以那些喜欢养猫狗的女士们别再标榜自己有爱心了，你们其实非常缺德。我从不喜欢猫狗，这是因为我敬畏大自然的生灵而不忍戏弄它们；我也不喜欢小孩，因为我把他们当作一个大写的人而不是小畜生看待。
大家不喜欢牛顿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性格暴戾乖张。长年在他身边的人回忆说，牛顿在人前只笑过两回，其中一次还是嘲笑：有人问他，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那么老朽，不知道还有什么价值。牛顿闻听放声大笑。而且他人品太差，跟谁都打架。众所周知他从小就有校园暴力的记录，胖子同学不小心踩了他的风车，他抬手就把胖子打哭了，我们的教科书居然说这是他有志气的表现。长大了不以拳脚论高下，他就雇用枪手大骂莱布尼茨，甚至不惜化名亲自去骂，人品至此真是无以复加。莱布尼茨若不是脸皮厚早就跟纳什一样疯了，而且牛顿肯定会拍个片子叫《丑陋心灵》继续恶心人家。
关于牛顿的另一个谎言是他的谦虚，证据就是牛顿老师说过两段著名的话，一段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另一段是海边捡石头子。这确实很有迷惑性，我第一次听说时感动的直冒鼻涕泡。但任何话语都是有语境的，巨人肩膀那一句的语境是这样的：胡克其实早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并推导出了正确的公式，但由于数学不好，他只能勉强解释行星绕日的圆周运动，而且他没有认识到支配天体运行的力量其实是普遍存在的，是“万有”的。第谷早在100年前就发现了行星的公转其实是椭圆运动，开普勒甚至总结出了行星运动三定律。所以科学界对胡克的成果不太重视。后来数学小狂人牛顿用微积分极其圆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并把他提出的力学三条基本定律成功推广到星系空间，改变了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公认的天地不一的旧观点，被科学界奉为伟大的发现。于是胡克大怒，指责牛顿剽窃了自己的成果。牛顿尖酸刻薄的回敬道：是啊，我他妈还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这本是一句反语，至少不是真的想客气一下。几百年后罗永浩说自己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是这意思。但后人出于塑造完人的目的，只保留了孤立的原话而去掉了语境，变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谦辞。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另一段话上：牛顿晚年因为树敌过多，来自欧洲大陆比如法德的一些新锐科学家质问他：“牛顿你丫牛逼什么啊？”牛顿此时完全的展现了他科学界大宗师的风度与水平，借助与孩子对话的机会潇洒的回敬道：“我没有什么牛逼的。我只是一个在海边独自玩耍的小孩，偶尔会为捡到几个美丽的贝壳而欣喜若狂，却对面前浩瀚的真理大海无所察觉。”意思是说你们他妈的连贝壳都看不见有什么资格评价我？几十年的官场毕竟不是白混的，牛老师甩片儿汤话的水平已经到了信手拈来闲庭信步宠辱不惊的境界，所以我们只记住了这一段优美至极、深邃如同诗歌的话语。
牛顿老师人品差，不谦虚，没朋友，按现在的说法这是典型的高智商低情商，事业不会成功。但我们也发现，当智商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可以取代情商的。所以那些说自己情商低的所谓天才们，你们没成功只是他妈的还不够聪明而已，怨不着人家情商。要知道牛顿是个遗腹子和早产儿，出生时体重不到5斤，没吃过DHA和RHA配方的奶粉。亲娘改嫁后跟文盲姥姥度过无聊的童年，没有任何的早期智力开发和学前启蒙，7岁上学以前脑子里空空如也，牛妈妈对他的期望仅仅是认识点字然后回家务农。但是牛顿上中学后已经熟练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然后被推荐进了剑桥，20出头就当了卢卡斯教席的终身教授。如果他能活到今天，我一定会请他当熊博网的形象代言人兼吉祥物。
晚年的牛顿除了升官发财再无其他骄傲之处，而且官迷心窍，没退休一直干到85岁寿终。当然他并没闲着，写了150万字的神学著作跟上帝猛掏心窝子，同时坚定投身化学事业，在家里盖了窑子，拿出年轻时搞物理的劲头玩命试验。但这次他的出发点就错了，总是希望从黄铜和煤渣中提炼出黄金。要知道化学反应只能改变分子并不能改变原子，能给原子做变性手术的只能是核反应。他违背了化学定律里的物质不灭原则，所以虾米了。
最后，说两段悼词。一段是他的墓志铭：
伊萨克牛顿爵士
安葬在这里
他以超乎常人的智力
第一个证明了行星的运动与形状
彗星的轨道与海洋的潮汐
他孜孜不倦地研究
光线的各种不同的折射角
颜色所产生的种种性质
让人类欢呼
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位
伟大的人类之光
另一段是英国诗人写的：自然和自然的规律隐藏在茫茫黑夜之中。上帝说：让牛顿降生吧。于是一片光明。
不知道为什么，这两段总是让我有点感动。
2009年9月2日星期三
司马清扬：《“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上）
http://bwh2006.bokee.com/viewdiary.42209242.html
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以下简称《砸》）一书，对于当今新发掘出来的文革史材料是敢用的，写作上不少观点也是新颖的。不过，作者在力求突破大陆长期以来的文革史框架时，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这同作者长久以来所处的环境是分不开的。本文上篇谈读后的一些感想，下篇针对该书的部分内容与作者商榷。
一、江青、林彪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家们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砸》的作者显然不同意这一论断。
（1）江青
作者对于“反革命集团”的领衔人物江青做了如下叙述：“毛泽东确实有许多批评、挖苦她的话，但不容否认，江青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所最信任的人。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1967年8月4日的两封信就是明证。江青的一些言行，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 作者认为：“可以从江青关于文革的种种议论中，从攻击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的许多话语中，摸到毛泽东的一些思想脉搏。”（《砸》 794－795页）
该书这样的论断已经突破了《历史决议》的框架。不过，作者还是保守了一点。如果说文革以前，江青只是“偶尔露峥嵘”——黎澍先生说“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黎澍《黎澍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那么文革发动以后，江青实际上就是冲锋在前，如毛氏的一条狗。俗话说打狗看主人，其他人如何对待狗，深深影响了狗的主人如何对待这些人。周恩来对此的理解无疑是最透彻的，而林彪等人对此的理解终究过于肤浅，一怒之下竟然还要说枪毙了这个“娘们”。除了冲锋在前以外，在必要的时候还会毛泽东做“脸”而江青做“屁股”（1973年的批周就是如此这般）。
（2）林彪
对于已经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林彪，《砸》书则认为“他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时所主要依靠的对象，但他在很多问题上与毛泽东并不一致，而且在他与毛泽东发生分歧的问题上，有些是林彪比毛泽东更正确一些，或者相对来说更有道理一些，例如在起草‘九大’报告问题上，在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砸》795页）
作者能有这样的认识也是不错的。然而还可以进一步明确，作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时所主要依靠的对象，林彪除了在特定的场合下对文革表态，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表示支持外，并没有过多地在政治舞台上翩翩起舞。相反，林彪还不时撇清自己。1966年3月份，林彪在致信军委几位副主席时，在高度评价了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并定稿的《纪要》（即有名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时，绝口不提“委托”二字，相反是特意表白“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在刘少奇专案一事上，林彪的评语是“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此语无异是告诉他人：林彪同刘少奇一案无大关联。
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便号称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是毛泽东在反冒进与大跃进当中，并没有给一线多少自主权，特别是在庐山会议上，毛亲自出马。面对面地与彭德怀干仗，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舒云语）。毛泽东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吸取了这种教训。以至以后毛泽东可以佯为自责地说“听了一面之词”。除了江青外，毛泽东也要林彪冲锋在前。但是林彪却从来不想去为毛泽东做这条狗。林彪甚至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调转枪头，攻击了张春桥。
（3）无产阶级革命家
几十年清一色的为尊者讳的宣传中，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一尘不染、高风亮节的。《砸》的作者显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周恩来、陶铸、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在文革中曾有过多次对文革的批评，努力纠正一些具体的错误，但在文革的进程中，他们在很多时候也是看不清形势，他们都曾努力紧跟毛泽东，也说过许多错话，干过许多错事，整过许多好人。”（《砸》794页）在此书中，作者对于周恩来的认识无疑比官史正传中的周恩来深刻得多。
但是作者在描述一些具体事件上，周恩来的作用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如果离开了周恩来，毛泽东在准备发动文革时和在开展文革中的一些措施很难说能够贯彻下去。而周恩来能够在文革中一直“屹立不倒”，此乃一大原因。相比之下，江青的冲冲杀杀更多是在舆论方面，周恩来则是把毛的思想落实在行动上。
发生在1968年3月份的”杨余傅”事件，至今真相未能大白于天下，但是从已经披露的部分事实仍然可以看出周恩来在落实毛泽东部署时的重要作用。1968年3月23日，毛泽东开会解决“杨余傅”问题。定板之后，剩下的事情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完成的。周恩来在毛泽东和林彪离开之后，继续主持会议，决定立即采取措施，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为防止走漏风声，要求吴法宪一个人去接黄后，由周亲自谈话。第二，周同时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抓杨成武的时候，作为杨成武邻居的徐向前，其哨兵被换，电话线被切断（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839－840页）。可见作为中国特工鼻祖的周恩来的老辣与干练。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并通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准备好接待工作（根据傅崇碧的回忆实为软禁）。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第五，决定在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722－724页）。
整个过程，滴水不漏。无论是在文革发动时的罗瑞卿事件，还是文革中的“杨余傅”事件，还是后来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周恩来都坚决地贯彻了毛泽东的决策，可谓忠心耿耿，日月可鉴。
二、毛泽东是欣赏武斗的
由于毛泽东处于超然的位置，有时候说话不免前后矛盾，令人难以把握。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林彪，包括江青等一帮要员，都得揣摩毛泽东的意思。
《砸》的作者也看到了这种矛盾性，在武斗问题上，一方面写了毛泽东支持给造反派发枪，武装左派（此处的“左派”即造反派），另一方面也认为毛泽东不能正确对待干部，对国内、党内形势作出极端严重判断，因此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武斗，特别是对老干部的变相武斗。（《砸》623页）
其实，就是对老干部的变相武斗，毛泽东最初也并未决心制止，而是持欣赏态度的。纪登奎回忆：毛问他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纪说他挨了几百次斗，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毛听了哈哈大笑。毛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司任主编《“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77－78
页）
对于群众组织间的武斗，毛泽东也曾以欣赏的态度“坐山观虎斗”。徐景贤回忆：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张春桥要徐在电视台的频道里多安排一些节目。徐景贤让电视台播放了上海工人武装冲砸上柴“联司”的记录片，毛泽东在“四一四”招待所里看得“津津有味”。毛泽东对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王洪文表现出莫大的兴趣，非常欣赏王洪文调动30万造反派冲砸上柴“联司”的“革命行动”。并由此开始，毛泽东一直关注着王洪文，直至后来发展到在“十大”上提名王为自己的接班人。（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月版276－277页）当时陪同毛泽东的余立金事后向吴法宪说：武斗结束后，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毛听后说：“打得好。”毛泽东还观看了上海造反派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的纪录片，毛泽东说：“这算不了什么嘛。”（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下册640页）
虽然毛泽东在得知刘少奇被面对面揪斗之后向王力表示不满（《砸》第551页；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下册第1013页），而且现在把批斗刘少奇的罪责都让戚本禹顶缸。这实在是无视历史的真实。在1967年7月18日批斗刘少奇之后，继而在8月5日又再次批斗，这说明此时毛泽东根本无意制止对刘少奇的批斗；其次，在批斗刘少奇的人马中，有大量的8341部队战士着便衣参与；第三，李讷本人亲自在批斗刘少奇的现场；第四，批斗刘少奇的整个过程被摄制下来。所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才是最后的决策人。但是毛泽东又不会直接明言要“面对面”批斗，这无疑会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而且毛泽东还要远离批斗的中心，在那几天离开北京，以造成“不在现场”的表面现象。
批斗为什么要拍摄纪录片？真正的原因并非是作为历史的见证，而是毛泽东要欣赏，犹如猫玩弄老鼠一般。有一种人是具有虐待狂心理的，毛泽东就具有这种心理。而他又拥有独裁大权，这就成为民族的灾难。
三、权力斗争是文革的一条主线
陶铸于1966年10月在中央、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说：“十一中全会在政治上纠正了刘邓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在组织上纠正了长期没有解决的中央领导的分散主义。……把大权集中到主席手里。这就确保今后正确路线的领导能够正确执行。”（《砸》200页）作者引用的这段材料让笔者想起一个长久以来的争论，即文革和权力斗争的关系或者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不是就是为了搞掉刘少奇。
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到：“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陶铸插话说：大权旁落。毛则说：“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1966.10.24。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毛这话明显是要解脱“为了夺权而发动文革”的恶名。因为如果说是为了权力之争，则名不正，言不顺。
对此，当然有人持不同看法。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就毛泽东来说，如果他想达到的目的只是排除中央领导中的某些同志，根据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并不需要兴师动众，发动文革……而且刘少奇、邓小平被搞下去之后，文革还进行了十年，这又怎么解释呢？”（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中央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58－59页）这种看法笔者不敢苟同。权力对于政治斗争来说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很明显的事实是，权力斗争贯穿于整个文革。
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反右倾之后愈演愈烈的大饥荒，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退让。这样，虽然不少重要决策仍由身居二线的毛泽东主持作出,但在决策程序上,特别是 1960年代,在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进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难绕过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第743、838页）。1960年代的格局,具体说来是,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中央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也要向刘请示。刘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请毛发表意见或作决断。若毛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当场拍板。（高建国《听王光美谈往事》，《南方周末》2008年11月20日）
四清时期，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下乡蹲点，但是迟迟不见动静。刘少奇一发火，做报告，全国一百五六十万干部就趋之若鹜般参加城乡四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0页）。这不能不让毛泽东觉得大权旁落。
文革发动之后，毛泽东事后事前都吹牛皮，说自己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搞倒刘少奇、彭真。实际上这是给自己打气。正如《砸》书中说：叶剑英对吴德说：“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周恩来在1967年初也说：“主席上半年没回来，就是因为不安全。”（《砸》113页）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1967.02.03。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从八届十中全会到八届十一中全会，相隔近四年，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心虚，已经到了何种地步。（此事早已被林彪看穿：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搞掉刘少奇等人后，毛泽东是否就放心了了？不是。李雪峰回忆说：“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593页）但是到了文革取得打倒刘少奇决定性胜利的1969年，总参谋部仅用林彪口述的命令就可以调动三军（迟泽厚《林彪“一号号令”发出前后》，华夏文摘增刊第327期·文革博物馆通讯164期，2003年2月11日），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恼火，这才是毛泽东对林彪真正不满的地方。
相比之下，周恩来则世故得多。
“九一三”之后，毛泽东在重病中曾经托付大权给周恩来（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版第529页）。当毛泽东昏厥被抢救过来的时候，闻讯赶来的周恩来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来车。（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537页。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刊于《炎黄春秋》1989年第一期）毛泽东醒来后，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写道：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333页）除此之外，周又特别叮嘱让负责警卫毛的张耀祠带话给毛，说：“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时，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1966—1976》，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 104页）
周恩来时刻惦念的是让毛知道自己并无二心，一切大权都在毛的手中。假如文革的主要目的不是权力斗争，周恩来有必要这样表白吗？
纵观整个文革，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等只是第一个目的，而第二个目的则是要树立新的接班人。什么样子的接班人？就是继续高举文革大旗、不做秘密报告（不在毛身后否定毛）的接班人。在这个时候，权力就异化为完成这个目的的手段。树立林彪为接班人，仅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的权宜之计。同时也迎合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意见。（笔者注：陈云在建国之初就同高岗谈起并提出林彪是毛泽东最合适的接班人，邓力群更是回忆说自建国后就认为刘少奇不如林彪，到文革前林彪当接班人更是大多数人的共识。见赵家梁、张晓《高岗在北京——半截墓碑下的故事》，大风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45页；1979年10月邓力群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但是林彪与毛泽东则绝非同路人。因此，林彪和毛泽东的冲突不在初一，就在十五，终会发生。除此之外，由于“全面内战”的爆发，客观的形势决定了军队的介入。而“支左”造成的后果，就是军人支配天下，林彪功高震主。这才是林彪那个所谓的“一号号令”能够畅通无阻并遭到毛猜忌的内在缘由。尽管此时并看不出林彪有争权的野心——迄今为止，除了在九大政治报告上微微透露出来的不同声音，加上林彪私下里对毛泽东的不满外，并无这方面的证据（笔者认为：不可否认的是，林彪对陈伯达所写的以生产力发展为中心的政治报告的支持，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但是毛泽东已经认定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组织上，林都不是可靠的接班人，这才是毛倒林的根本原因。
不过，一是并不存在林要夺毛权的史实，二是林也不像刘掌握了权力那样对毛咄咄逼人——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看见刘少奇进来，含沙射影地说：好了，我让位，请少奇来。（见赵家梁、张晓《高岗在北京——半截墓碑下的故事》第255页。另高华先生对于四清期间毛、刘之间的权力纷争著述颇多。）但是林彪的尾大不掉成了毛的心病。于是毛泽东挖空心思找碴，终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抓到林彪的把柄。但是此后林步步防守、退让，“三不主义”（不开口、不认错、不反击），让毛一时如狗咬刺猬——无处下嘴，最后不得不再次祭出颠倒黑白的莫须有法宝，指林要当国家主席。
《历史决议》所说的林彪反党夺权反革命，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真的相信了。虽然在官修文革史之中还大行其道。
邓小平和江青等之间是否就是路线斗争呢？如果透视邓小平在1975年的整顿，这种整顿确实是大刀阔斧，但仍然是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对于社会进行的局部性修复而非彻底的体制性的根本变革。从这点上就可以否定二者之间是路线斗争。江青等人对于邓小平复出并无任何实质性上的阻挠。只有等毛泽东发现邓小平的权势已发展到一旦毛西去邓小平会自然而然地接班的时候，才找借口对邓小平予以整肃。实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桌面下的还是权力斗争。
1973年11月批周之前，毛泽东告诉江青，周恩来要夺权。这种赤裸裸的直白是上不了桌面上的。因此借用路线斗争的方式来批周。对于这一提法，政治局的人没有谁表示质疑。（Teiwes Frederick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Armonk，New York，p138）但是江青却太过于直白，大喊周恩来要抢班夺权，为此而受到毛的批评：不是周恩来迫不及待，是你江青迫不及待。这充分说明了萦绕在毛泽东心头，使得毛泽东牵肠挂肚的是权力而非其他！
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以下简称《砸》）一书，对于当今新发掘出来的文革史材料是敢用的，写作上不少观点也是新颖的。不过，作者在力求突破大陆长期以来的文革史框架时，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这同作者长久以来所处的环境是分不开的。本文上篇谈读后的一些感想，下篇针对该书的部分内容与作者商榷。
一、江青、林彪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家们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砸》的作者显然不同意这一论断。
（1）江青
作者对于“反革命集团”的领衔人物江青做了如下叙述：“毛泽东确实有许多批评、挖苦她的话，但不容否认，江青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所最信任的人。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1967年8月4日的两封信就是明证。江青的一些言行，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 作者认为：“可以从江青关于文革的种种议论中，从攻击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的许多话语中，摸到毛泽东的一些思想脉搏。”（《砸》 794－795页）
该书这样的论断已经突破了《历史决议》的框架。不过，作者还是保守了一点。如果说文革以前，江青只是“偶尔露峥嵘”——黎澍先生说“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黎澍《黎澍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那么文革发动以后，江青实际上就是冲锋在前，如毛氏的一条狗。俗话说打狗看主人，其他人如何对待狗，深深影响了狗的主人如何对待这些人。周恩来对此的理解无疑是最透彻的，而林彪等人对此的理解终究过于肤浅，一怒之下竟然还要说枪毙了这个“娘们”。除了冲锋在前以外，在必要的时候还会毛泽东做“脸”而江青做“屁股”（1973年的批周就是如此这般）。
（2）林彪
对于已经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林彪，《砸》书则认为“他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时所主要依靠的对象，但他在很多问题上与毛泽东并不一致，而且在他与毛泽东发生分歧的问题上，有些是林彪比毛泽东更正确一些，或者相对来说更有道理一些，例如在起草‘九大’报告问题上，在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砸》795页）
作者能有这样的认识也是不错的。然而还可以进一步明确，作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时所主要依靠的对象，林彪除了在特定的场合下对文革表态，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表示支持外，并没有过多地在政治舞台上翩翩起舞。相反，林彪还不时撇清自己。1966年3月份，林彪在致信军委几位副主席时，在高度评价了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并定稿的《纪要》（即有名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时，绝口不提“委托”二字，相反是特意表白“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在刘少奇专案一事上，林彪的评语是“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此语无异是告诉他人：林彪同刘少奇一案无大关联。
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便号称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是毛泽东在反冒进与大跃进当中，并没有给一线多少自主权，特别是在庐山会议上，毛亲自出马。面对面地与彭德怀干仗，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舒云语）。毛泽东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吸取了这种教训。以至以后毛泽东可以佯为自责地说“听了一面之词”。除了江青外，毛泽东也要林彪冲锋在前。但是林彪却从来不想去为毛泽东做这条狗。林彪甚至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调转枪头，攻击了张春桥。
（3）无产阶级革命家
几十年清一色的为尊者讳的宣传中，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一尘不染、高风亮节的。《砸》的作者显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周恩来、陶铸、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在文革中曾有过多次对文革的批评，努力纠正一些具体的错误，但在文革的进程中，他们在很多时候也是看不清形势，他们都曾努力紧跟毛泽东，也说过许多错话，干过许多错事，整过许多好人。”（《砸》794页）在此书中，作者对于周恩来的认识无疑比官史正传中的周恩来深刻得多。
但是作者在描述一些具体事件上，周恩来的作用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如果离开了周恩来，毛泽东在准备发动文革时和在开展文革中的一些措施很难说能够贯彻下去。而周恩来能够在文革中一直“屹立不倒”，此乃一大原因。相比之下，江青的冲冲杀杀更多是在舆论方面，周恩来则是把毛的思想落实在行动上。
发生在1968年3月份的”杨余傅”事件，至今真相未能大白于天下，但是从已经披露的部分事实仍然可以看出周恩来在落实毛泽东部署时的重要作用。1968年3月23日，毛泽东开会解决“杨余傅”问题。定板之后，剩下的事情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完成的。周恩来在毛泽东和林彪离开之后，继续主持会议，决定立即采取措施，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为防止走漏风声，要求吴法宪一个人去接黄后，由周亲自谈话。第二，周同时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抓杨成武的时候，作为杨成武邻居的徐向前，其哨兵被换，电话线被切断（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839－840页）。可见作为中国特工鼻祖的周恩来的老辣与干练。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并通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准备好接待工作（根据傅崇碧的回忆实为软禁）。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第五，决定在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722－724页）。
整个过程，滴水不漏。无论是在文革发动时的罗瑞卿事件，还是文革中的“杨余傅”事件，还是后来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周恩来都坚决地贯彻了毛泽东的决策，可谓忠心耿耿，日月可鉴。
二、毛泽东是欣赏武斗的
由于毛泽东处于超然的位置，有时候说话不免前后矛盾，令人难以把握。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林彪，包括江青等一帮要员，都得揣摩毛泽东的意思。
《砸》的作者也看到了这种矛盾性，在武斗问题上，一方面写了毛泽东支持给造反派发枪，武装左派（此处的“左派”即造反派），另一方面也认为毛泽东不能正确对待干部，对国内、党内形势作出极端严重判断，因此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武斗，特别是对老干部的变相武斗。（《砸》623页）
其实，就是对老干部的变相武斗，毛泽东最初也并未决心制止，而是持欣赏态度的。纪登奎回忆：毛问他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纪说他挨了几百次斗，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毛听了哈哈大笑。毛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司任主编《“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77－78
页）
对于群众组织间的武斗，毛泽东也曾以欣赏的态度“坐山观虎斗”。徐景贤回忆：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张春桥要徐在电视台的频道里多安排一些节目。徐景贤让电视台播放了上海工人武装冲砸上柴“联司”的记录片，毛泽东在“四一四”招待所里看得“津津有味”。毛泽东对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王洪文表现出莫大的兴趣，非常欣赏王洪文调动30万造反派冲砸上柴“联司”的“革命行动”。并由此开始，毛泽东一直关注着王洪文，直至后来发展到在“十大”上提名王为自己的接班人。（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月版276－277页）当时陪同毛泽东的余立金事后向吴法宪说：武斗结束后，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毛听后说：“打得好。”毛泽东还观看了上海造反派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的纪录片，毛泽东说：“这算不了什么嘛。”（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下册640页）
虽然毛泽东在得知刘少奇被面对面揪斗之后向王力表示不满（《砸》第551页；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下册第1013页），而且现在把批斗刘少奇的罪责都让戚本禹顶缸。这实在是无视历史的真实。在1967年7月18日批斗刘少奇之后，继而在8月5日又再次批斗，这说明此时毛泽东根本无意制止对刘少奇的批斗；其次，在批斗刘少奇的人马中，有大量的8341部队战士着便衣参与；第三，李讷本人亲自在批斗刘少奇的现场；第四，批斗刘少奇的整个过程被摄制下来。所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才是最后的决策人。但是毛泽东又不会直接明言要“面对面”批斗，这无疑会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而且毛泽东还要远离批斗的中心，在那几天离开北京，以造成“不在现场”的表面现象。
批斗为什么要拍摄纪录片？真正的原因并非是作为历史的见证，而是毛泽东要欣赏，犹如猫玩弄老鼠一般。有一种人是具有虐待狂心理的，毛泽东就具有这种心理。而他又拥有独裁大权，这就成为民族的灾难。
三、权力斗争是文革的一条主线
陶铸于1966年10月在中央、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说：“十一中全会在政治上纠正了刘邓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在组织上纠正了长期没有解决的中央领导的分散主义。……把大权集中到主席手里。这就确保今后正确路线的领导能够正确执行。”（《砸》200页）作者引用的这段材料让笔者想起一个长久以来的争论，即文革和权力斗争的关系或者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不是就是为了搞掉刘少奇。
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到：“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陶铸插话说：大权旁落。毛则说：“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1966.10.24。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毛这话明显是要解脱“为了夺权而发动文革”的恶名。因为如果说是为了权力之争，则名不正，言不顺。
对此，当然有人持不同看法。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就毛泽东来说，如果他想达到的目的只是排除中央领导中的某些同志，根据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并不需要兴师动众，发动文革……而且刘少奇、邓小平被搞下去之后，文革还进行了十年，这又怎么解释呢？”（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中央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58－59页）这种看法笔者不敢苟同。权力对于政治斗争来说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很明显的事实是，权力斗争贯穿于整个文革。
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反右倾之后愈演愈烈的大饥荒，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退让。这样，虽然不少重要决策仍由身居二线的毛泽东主持作出,但在决策程序上,特别是 1960年代,在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进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难绕过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第743、838页）。1960年代的格局,具体说来是,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中央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也要向刘请示。刘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请毛发表意见或作决断。若毛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当场拍板。（高建国《听王光美谈往事》，《南方周末》2008年11月20日）
四清时期，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下乡蹲点，但是迟迟不见动静。刘少奇一发火，做报告，全国一百五六十万干部就趋之若鹜般参加城乡四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0页）。这不能不让毛泽东觉得大权旁落。
文革发动之后，毛泽东事后事前都吹牛皮，说自己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搞倒刘少奇、彭真。实际上这是给自己打气。正如《砸》书中说：叶剑英对吴德说：“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周恩来在1967年初也说：“主席上半年没回来，就是因为不安全。”（《砸》113页）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1967.02.03。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从八届十中全会到八届十一中全会，相隔近四年，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心虚，已经到了何种地步。（此事早已被林彪看穿：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搞掉刘少奇等人后，毛泽东是否就放心了了？不是。李雪峰回忆说：“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593页）但是到了文革取得打倒刘少奇决定性胜利的1969年，总参谋部仅用林彪口述的命令就可以调动三军（迟泽厚《林彪“一号号令”发出前后》，华夏文摘增刊第327期·文革博物馆通讯164期，2003年2月11日），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恼火，这才是毛泽东对林彪真正不满的地方。
相比之下，周恩来则世故得多。
“九一三”之后，毛泽东在重病中曾经托付大权给周恩来（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版第529页）。当毛泽东昏厥被抢救过来的时候，闻讯赶来的周恩来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来车。（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537页。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刊于《炎黄春秋》1989年第一期）毛泽东醒来后，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写道：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333页）除此之外，周又特别叮嘱让负责警卫毛的张耀祠带话给毛，说：“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时，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1966—1976》，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 104页）
周恩来时刻惦念的是让毛知道自己并无二心，一切大权都在毛的手中。假如文革的主要目的不是权力斗争，周恩来有必要这样表白吗？
纵观整个文革，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等只是第一个目的，而第二个目的则是要树立新的接班人。什么样子的接班人？就是继续高举文革大旗、不做秘密报告（不在毛身后否定毛）的接班人。在这个时候，权力就异化为完成这个目的的手段。树立林彪为接班人，仅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的权宜之计。同时也迎合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意见。（笔者注：陈云在建国之初就同高岗谈起并提出林彪是毛泽东最合适的接班人，邓力群更是回忆说自建国后就认为刘少奇不如林彪，到文革前林彪当接班人更是大多数人的共识。见赵家梁、张晓《高岗在北京——半截墓碑下的故事》，大风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45页；1979年10月邓力群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但是林彪与毛泽东则绝非同路人。因此，林彪和毛泽东的冲突不在初一，就在十五，终会发生。除此之外，由于“全面内战”的爆发，客观的形势决定了军队的介入。而“支左”造成的后果，就是军人支配天下，林彪功高震主。这才是林彪那个所谓的“一号号令”能够畅通无阻并遭到毛猜忌的内在缘由。尽管此时并看不出林彪有争权的野心——迄今为止，除了在九大政治报告上微微透露出来的不同声音，加上林彪私下里对毛泽东的不满外，并无这方面的证据（笔者认为：不可否认的是，林彪对陈伯达所写的以生产力发展为中心的政治报告的支持，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但是毛泽东已经认定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组织上，林都不是可靠的接班人，这才是毛倒林的根本原因。
不过，一是并不存在林要夺毛权的史实，二是林也不像刘掌握了权力那样对毛咄咄逼人——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看见刘少奇进来，含沙射影地说：好了，我让位，请少奇来。（见赵家梁、张晓《高岗在北京——半截墓碑下的故事》第255页。另高华先生对于四清期间毛、刘之间的权力纷争著述颇多。）但是林彪的尾大不掉成了毛的心病。于是毛泽东挖空心思找碴，终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抓到林彪的把柄。但是此后林步步防守、退让，“三不主义”（不开口、不认错、不反击），让毛一时如狗咬刺猬——无处下嘴，最后不得不再次祭出颠倒黑白的莫须有法宝，指林要当国家主席。
《历史决议》所说的林彪反党夺权反革命，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真的相信了。虽然在官修文革史之中还大行其道。
邓小平和江青等之间是否就是路线斗争呢？如果透视邓小平在1975年的整顿，这种整顿确实是大刀阔斧，但仍然是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对于社会进行的局部性修复而非彻底的体制性的根本变革。从这点上就可以否定二者之间是路线斗争。江青等人对于邓小平复出并无任何实质性上的阻挠。只有等毛泽东发现邓小平的权势已发展到一旦毛西去邓小平会自然而然地接班的时候，才找借口对邓小平予以整肃。实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桌面下的还是权力斗争。
1973年11月批周之前，毛泽东告诉江青，周恩来要夺权。这种赤裸裸的直白是上不了桌面上的。因此借用路线斗争的方式来批周。对于这一提法，政治局的人没有谁表示质疑。（Teiwes Frederick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Armonk，New York，p138）但是江青却太过于直白，大喊周恩来要抢班夺权，为此而受到毛的批评：不是周恩来迫不及待，是你江青迫不及待。这充分说明了萦绕在毛泽东心头，使得毛泽东牵肠挂肚的是权力而非其他！
最后的红军领袖 —— 重信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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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江德宁
从上世纪70年代过来的人，大都知道“SHIGENOBU”这个传奇般的名字，和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一群恐怖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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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23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处原日本赤军领袖 重信房子 20年有期徒刑
被父亲教育出来的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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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 重信房子
重信房子1945年9月3日出生在东京都，父亲重信末夫是日本战前有名的右翼暗杀团体“血盟团”的成员，参加过暗杀犬养毅首相的“5·15事件”。重信房子从小就长得讨人喜欢，“血盟团”的头目井上日昭非常喜欢她，常常抱着她玩。2000年6月6日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奥姆真理教“谍报省”的头目井上嘉浩就是这个井上日昭的孙子。
在战后的困难时期，重信末夫开了一家小烟酒铺谋生。重信末夫基本上是一位政治煽动家，不太会做买卖，所以重信房子小时候是很贫困的。她家离朝鲜人住宅区很近，从小就耳闻目睹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歧视。而重信末夫则不歧视朝鲜人，因此一次在被街头小痞子敲诈的时候，是朝鲜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从此，小小年纪的重信房子就成了大亚细亚主义者了。
重信房子很尊敬她的父亲，而她的父亲也从小就培养她做一个革命家。重信房子曾在自传体《我的爱，我的革命》中说父亲是她革命的精神支柱。由于家境不宽裕，高中毕业以后，重信房子进入一家食品公司工作。但她同时考入有名的明治大学文学系二部，白天工作，晚上学习。
重信房子20岁时开始参加学生运动，一开始只是采用和平手段的抗议。但是他父亲对她说：“不流血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并且教育她要“跳出民族主义的圈子，成为国际主义者”，从此重信房子才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坚信“武装斗争是最大的宣传”，并且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日本，去往当时反美斗争的最前线中东。罗德机场袭击事件以后，重信末夫还写过一首诗送给女儿，内有“ 大义不孝，大义灭亲，尽天命”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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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和服的留影
重信房子是个天才的领导者，参加学生运动后，很快就成了学生领袖。甚至，她在2000年被捕入狱后，还在被关押的警视厅女犯关押所里组织了“犯人联合会”和警察对着干。
重信房子和“赤军派”的思想受日本历史上“亚细亚主义”思潮影响很深。他们认为应该通过日本的革命，形成一个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的党和军队，最后与美帝国主义进行“环太平洋革命战争”。这种思想的狂热信奉者，在一个最适合其孵化的年代终于制造了惊人的影响力。
We are Japan Red Army!(我们是日本红军!)
上个世纪60年代，是一个激动的年代。欧洲国家在亚非拉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国际共运的发展，原来大多是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就，使得一代人的思想变得左倾激进。而美国在一个落后小国越南进行的那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使得“反美反帝”成为全世界青年人的口号。重信房子在2002年2月出版的《决定将你生在苹果树下》中这样概括当年的日本青年：“他们有共同的回忆与怀念，共同的愤慨与激情，反对越南战争，反对王子野战医院为美帝服务，突入防卫厅，反对学费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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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田学堂攻防战
日本赤军就是这种从“反美反帝”的学生运动走向恐怖主义的典型。1970年在日本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运动中站在最前面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其最激进的武斗派中一部分人从1969年起就主张要建立自己的武装，这就是“赤军”。但是他们在大菩萨山口设立用来训练袭击首相官邸的秘密基地被警察破获，武装部队被一网打尽。残余人员纷纷逃往海外，建立“国际根据地”。逃往海外的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田宫高磨为首的一批劫持了日航的“淀”号飞机投奔朝鲜，另一部分则是重信房子等前往中东，投奔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简称“人阵”)，组成“赤军派阿拉伯委员会”，又称“阿拉伯赤军”，后改名“日本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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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机到达朝鲜
视频(http://www.youtube.com/watch?v=xlDKdtvKzbc)
继续留在日本活动的一部分赤军派则于1971年和一个叫做“日本共产党神奈川县常任委员会革命左派”的一个小组织合并，成立了“联合赤军”。所以在谈到赤军时经常要注意，总共有三个“赤军”：“赤军派”，“联合赤军”和“日本赤军”。1972年2月 29日联合赤军在“浅间山庄”进行“肃反整风”时被警察包围。没有参加“浅间山庄”肃反的漏网者后来也有不少出国参加了“日本赤军”。
1972年5月30日，奥平刚士，冈本公三，安田安之等人用捷克制vz一58冲锋枪和手榴弹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罗德空港(现称本-古里安空港)向普通旅客发动突然攻击，死伤100人，其中24人死亡。
直到今天，日本京都大学西部讲堂的屋顶上还有当时为纪念那次恐怖袭击而画上去的日本赤军标志：猎户座的3颗星。因为参加袭击的奥平刚士，安田安之是京都大学的学生(冈本公三是鹿儿岛大学的)。当年日本众多大学中，京都大学始终是反对日本政府，追求个性自由与独立的旗帜。而保留那个特殊的纪念符号，则是京大后辈们用这种方法表示对学长们的敬意，那个西部讲堂后来被称为日本赤军的“靖国神社”。
特拉维夫袭击事件的领导者奥平就是重信房子的丈夫。奥平和安田当场自杀，冈本被捕。当时日本人参加巴勒斯坦斗争是非常秘密的活动，为了不让以色列人拿到自己的指纹，奥平和安田都用手捏住了手榴弹而把手指炸得粉碎。冈本自杀未遂，被以色列人抓住时高呼：“we are RedStar Army!We are Japan Red Army!”，从此，人们把他们称作JRA。冈本的高呼，被认为是“迟到了的日本赤军宣言书”。
“五月”与“OKuDAl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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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儿 MAY 在一起
国际通缉令中的赤军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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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位日本赤军成员，在西方世界，是恐怖分子，在阿拉伯世界，则是英雄，那年出生的阿拉伯男孩中，据说有相当多人的名字叫“OKUDAIRA”，就为了纪念那位为阿拉伯人牺牲了的日本人奥平刚士。
阿拉伯人也没有忘记被捕的冈本公三。巴以谈判，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巴勒斯坦人要求以色列人释放的名单，第一名始终是“冈本公三”。直到1985年，冈本公三才根据《日内瓦公约》作为交换战俘而被以色列释放。但是冈本公三同时还是日本警察当局和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犯，所以在1997年黎巴嫩当局逮捕冈本公三等3名日本赤军成员时，仅有人口 400万的小国黎巴嫩，居然有250名律9币自愿免费为他们辩护。所以黎巴嫩政府只好将其余4名赤军成员驱逐出境，而同意冈本公三的政治避难。现在是一群阿拉伯和日本的青年志愿者在贝鲁特照顾着他的生活。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这次对特拉维夫机场的袭击，使得阿拉伯世界对日本人的感觉变得很好。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日本虽然是西方阵营中的一员，但因日本国民对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和友好而被撤下“敌对国名单”，据说赤军的这次行动有很大功劳。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他们所憎恶的“日本资本主义”延命，这倒是那些勇士们始料未及的。
同样以给初生婴儿取名方式纪念这次恐怖袭击的，还有重信房子。重信房子在丈夫奥平刚士死后，继续投身阿拉伯民族解放斗争事业，并与一位阿拉伯人结婚，诞有二女，为纪念献身阿拉伯解放事业的奥平，她为其中一个女儿起名“ShigeinobuMay”(重信五月)，一袭击事件发生在5 月。重信房子被捕后，重信五月也开始在公共场合频频露面，容貌、气质酷肖其母的重信五月是同志社大学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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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信五月
不过，重信五月的名片上的汉字为重信命(“May”在日语中也可写作“命”)。重信五月解释“命”这个字的意思时说道：“和平的含意是共生和尊重生命，而不是简单地指没有战争。我为28年来第一次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名字而感到自豪。”
有趣的是，当年日本赤军在特拉维夫的袭击事件，居然为20年后成功拯救日本人质埋下伏笔。1 99 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萨达姆·侯赛因使用“人质盾牌”战术，将西方国家侨民拘禁于重要战略据点周围以对抗多国联军可能的轰炸。当时在阿拉伯世界颇有口碑的西德前总理勃兰特，访问伊拉克后带走了德国人质，日本政府也想照此办理，但苦于和萨达姆·侯赛因接不上头，后来还是辗转通过重信房子从中斡旋，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伊拉克才带回被拘留的日本人质。
红色时代的终结
从1980年后期到2000年，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赤军成员纷纷被捕，组织处于毁灭状态。特别是进入90年代，苏联崩溃使得阿拉伯人没有了后盾。在有关中东问题的交涉中，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贝克指名要求阿拉伯国家“不要保护日本赤军”。因此从90年代中期开始，重信房子只好潜回日本直到2000年11月被捕，2001年4月，重信房子在狱中宣布解散日本赤军。
重信房子被捕时持有的是两本别人名字的护照，根据护照中的全部出入境纪录，从1997年12月到被捕为止的3年中，有8次出国，其中7次是前往北京和上海等地，在中国的滞留时间长达20多个月。最初的出国是1997年12月，去往上海。第二年8月回国，这是其中时间最长的海外滞留。中国以外，只有1998年 12月去往越南胡志明市一次，那次也是经由中国回国，但没有发现有从中国再转其他国家。重信房子的被捕，据说就是从香港飞北京时，在北京被CIA人员认出，通知了日本警察当局。
这次日本法庭对重信房子的审判主要是使用伪造护照和在“海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重信房子违反《护照法》毋庸置疑，但对“海牙事件”有关的审判就不那么容易。最后法庭判决：“虽然共谋的详细内容，时期和场所无法断定，但是可以认定被告通过阿拉伯国家的协作组织和实行者进行了共谋”。
这是一个宣告了一个时代结束的判决，一个宣告了用冲锋枪和手榴弹来实行恐怖以实现理想的方法失败的判决。
其实，重信房子在30多年前就意识到了她们的失败，那是在电视上看到“浅间山庄”事件。1972年在日本发生的“浅间山庄”事件，是一出革命者内部残酷斗争的日本浓缩版，14名联合赤军(含一位怀孕8个月的女赤军)被自己的同志残酷地凌虐而死。一开始重信房子们还在为日本国内终于开始了“武装斗争”而欢欣鼓舞，而几小时以后越洋电话里的哭泣则把她们带入了绝望的深渊：“ 那不是斗争，那是肃反整风，不止一个，死了十几个人，惠美子也死了”。自己人为什么要杀自己人?当时的重信和奥平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事实上，赤军的成员大部分是死于战友们的猜疑之手。
>>采访参加行动的前机动队员(http://www.youtube.com/watch?v=-omqpElkk14)
>>浅间山庄逮捕当日视频(http://www.youtube.com/watch?v=5QduJSZ4F00)
“浅间山庄”事件对日本赤军的打击不亚于尼克松访华消息的打击。当时，阻止成田机场建设的居民与日本左翼青年联合起来同日本警察进行了一场规模巨大的长期对峙，近25000名反对者在机场附近挖掘地下壕道，修建简易碉堡。突然晴天一声霹雳，世界革命的领袖毛主席将与西方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握手，当年的参加者今天回忆时，仍然无法忘记收音机中传来这一消息时的巨大震惊c而这一消息传来时，正是“浅间山庄”抵抗最激烈之时，日本警方充分利用这一消息，把一位叫吉野雅邦的赤军成员的母亲找来现场喊话：“时代已经变了，美国总统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孩子，回家吧!”绝望的儿子遂向母亲开炮。
以“浅间山庄”事件分野，轰轰烈烈的日本左翼运动自此进入低潮，当年最激进热烈的日本左翼青年不少在1 972年～1975年间相继自杀。
对赤军以及全球左翼革命风潮最彻底的打击，也许来自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些人是为了梦想而放弃世俗生活的理想主义小集团，他们的支持者是普通日本人，当中国社会一他们奋斗的目标大白于日本社会，下层日本国民放弃了对赤军的支持，他们也同时失去了外部的精神激励源泉。
36年以后，狱中的重信房子能够心平气和地思考了，她终于知道了她们选择的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在宣布解散赤军的同时，她还向所有受过赤军伤害的人谢罪。她说：“谢罪并不是后悔，而是期待在要求一个更好的日本的时候能够吸收这些教训。”
日本赤军大事记
迪拜事件：
1973年7月20曰，丸冈修等人劫持从巴黎经阿姆斯特丹往羽田空港的日本航空的波音一747飞机，后经由阿联酋的迪拜飞往利比亚。在释放乘务人员和乘客以后，炸毁了飞机。
新加坡事件：
1974年1月31日，和光晴生和山 田义昭及两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炸毁了新加坡的壳牌公司炼油厂。
海牙事件：
1974年9月13号，西川纯，奥平纯三(奥平刚上的弟弟)，和光晴生等三人，为r被捕同志的获释而袭山了荷 兰海牙的法国大使馆，法国政府只好释放往押的日本赤军成员。
吉隆坡事件：
1975年8月4曰，为了被捕同志的获释而占领了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美国和瑞典大使馆，美国总领事被绑为人质。日本政府被迫释放在押犯人。
值得说明的是，在当时赤军所提出名单上的在联合赤军中排名第三的中央委员会书记长坂口弘当时已经被判处死刑，但他拒绝了释放，选择了服刑以偿还所犯罪行。1993年被最高法院判决死刑，1995年执行。
达卡劫持日航飞机事件:
1977 年9月。在印度洋上空，日本航空的DC一9飞机被日本赤军所劫持降落于孟加拉国的达卡机场，日本政府答应了劫机者的要求，释放了六名赤军成员，支付了 600万美元的赎金。被释放的犯人在达卡机场和日本赤军成员会师，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机场加油以后在阿尔及利亚的达尼尔机场释放了人质。 就是从这次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才组织了特殊警察部队(SAT)。
三井物产马尼拉支店长绑架事件：
1986年11月1j日，三井物产马尼拉支店长被菲共的新人民军绑架，在付出1000万美元的赎金以后，人质于第二年3月3日被释放。1991年犯人被抓获而供出绑架事件得到了日本赤军的协助。
那波里事件：
1988年4月，日本赤军用汽车炸弹攻击了意大利那波里的一个夜总会，炸死美军士兵和一般民众5人。
附录：
浅间山庄事件簿（来自外務省条約審議部公安6課）(http://section6.blog73.fc2.com/blog-category-1.html)
http://supermary.blogbus.com/logs/3547583.html
文／中江德宁
从上世纪70年代过来的人，大都知道“SHIGENOBU”这个传奇般的名字，和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一群恐怖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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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23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处原日本赤军领袖 重信房子 20年有期徒刑
被父亲教育出来的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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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 重信房子
重信房子1945年9月3日出生在东京都，父亲重信末夫是日本战前有名的右翼暗杀团体“血盟团”的成员，参加过暗杀犬养毅首相的“5·15事件”。重信房子从小就长得讨人喜欢，“血盟团”的头目井上日昭非常喜欢她，常常抱着她玩。2000年6月6日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奥姆真理教“谍报省”的头目井上嘉浩就是这个井上日昭的孙子。
在战后的困难时期，重信末夫开了一家小烟酒铺谋生。重信末夫基本上是一位政治煽动家，不太会做买卖，所以重信房子小时候是很贫困的。她家离朝鲜人住宅区很近，从小就耳闻目睹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歧视。而重信末夫则不歧视朝鲜人，因此一次在被街头小痞子敲诈的时候，是朝鲜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从此，小小年纪的重信房子就成了大亚细亚主义者了。
重信房子很尊敬她的父亲，而她的父亲也从小就培养她做一个革命家。重信房子曾在自传体《我的爱，我的革命》中说父亲是她革命的精神支柱。由于家境不宽裕，高中毕业以后，重信房子进入一家食品公司工作。但她同时考入有名的明治大学文学系二部，白天工作，晚上学习。
重信房子20岁时开始参加学生运动，一开始只是采用和平手段的抗议。但是他父亲对她说：“不流血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并且教育她要“跳出民族主义的圈子，成为国际主义者”，从此重信房子才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坚信“武装斗争是最大的宣传”，并且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日本，去往当时反美斗争的最前线中东。罗德机场袭击事件以后，重信末夫还写过一首诗送给女儿，内有“ 大义不孝，大义灭亲，尽天命”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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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和服的留影
重信房子是个天才的领导者，参加学生运动后，很快就成了学生领袖。甚至，她在2000年被捕入狱后，还在被关押的警视厅女犯关押所里组织了“犯人联合会”和警察对着干。
重信房子和“赤军派”的思想受日本历史上“亚细亚主义”思潮影响很深。他们认为应该通过日本的革命，形成一个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的党和军队，最后与美帝国主义进行“环太平洋革命战争”。这种思想的狂热信奉者，在一个最适合其孵化的年代终于制造了惊人的影响力。
We are Japan Red Army!(我们是日本红军!)
上个世纪60年代，是一个激动的年代。欧洲国家在亚非拉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国际共运的发展，原来大多是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就，使得一代人的思想变得左倾激进。而美国在一个落后小国越南进行的那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使得“反美反帝”成为全世界青年人的口号。重信房子在2002年2月出版的《决定将你生在苹果树下》中这样概括当年的日本青年：“他们有共同的回忆与怀念，共同的愤慨与激情，反对越南战争，反对王子野战医院为美帝服务，突入防卫厅，反对学费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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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田学堂攻防战
日本赤军就是这种从“反美反帝”的学生运动走向恐怖主义的典型。1970年在日本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运动中站在最前面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其最激进的武斗派中一部分人从1969年起就主张要建立自己的武装，这就是“赤军”。但是他们在大菩萨山口设立用来训练袭击首相官邸的秘密基地被警察破获，武装部队被一网打尽。残余人员纷纷逃往海外，建立“国际根据地”。逃往海外的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田宫高磨为首的一批劫持了日航的“淀”号飞机投奔朝鲜，另一部分则是重信房子等前往中东，投奔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简称“人阵”)，组成“赤军派阿拉伯委员会”，又称“阿拉伯赤军”，后改名“日本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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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机到达朝鲜
视频(http://www.youtube.com/watch?v=xlDKdtvKzbc)
继续留在日本活动的一部分赤军派则于1971年和一个叫做“日本共产党神奈川县常任委员会革命左派”的一个小组织合并，成立了“联合赤军”。所以在谈到赤军时经常要注意，总共有三个“赤军”：“赤军派”，“联合赤军”和“日本赤军”。1972年2月 29日联合赤军在“浅间山庄”进行“肃反整风”时被警察包围。没有参加“浅间山庄”肃反的漏网者后来也有不少出国参加了“日本赤军”。
1972年5月30日，奥平刚士，冈本公三，安田安之等人用捷克制vz一58冲锋枪和手榴弹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罗德空港(现称本-古里安空港)向普通旅客发动突然攻击，死伤100人，其中24人死亡。
直到今天，日本京都大学西部讲堂的屋顶上还有当时为纪念那次恐怖袭击而画上去的日本赤军标志：猎户座的3颗星。因为参加袭击的奥平刚士，安田安之是京都大学的学生(冈本公三是鹿儿岛大学的)。当年日本众多大学中，京都大学始终是反对日本政府，追求个性自由与独立的旗帜。而保留那个特殊的纪念符号，则是京大后辈们用这种方法表示对学长们的敬意，那个西部讲堂后来被称为日本赤军的“靖国神社”。
特拉维夫袭击事件的领导者奥平就是重信房子的丈夫。奥平和安田当场自杀，冈本被捕。当时日本人参加巴勒斯坦斗争是非常秘密的活动，为了不让以色列人拿到自己的指纹，奥平和安田都用手捏住了手榴弹而把手指炸得粉碎。冈本自杀未遂，被以色列人抓住时高呼：“we are RedStar Army!We are Japan Red Army!”，从此，人们把他们称作JRA。冈本的高呼，被认为是“迟到了的日本赤军宣言书”。
“五月”与“OKuDAl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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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儿 MAY 在一起
国际通缉令中的赤军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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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位日本赤军成员，在西方世界，是恐怖分子，在阿拉伯世界，则是英雄，那年出生的阿拉伯男孩中，据说有相当多人的名字叫“OKUDAIRA”，就为了纪念那位为阿拉伯人牺牲了的日本人奥平刚士。
阿拉伯人也没有忘记被捕的冈本公三。巴以谈判，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巴勒斯坦人要求以色列人释放的名单，第一名始终是“冈本公三”。直到1985年，冈本公三才根据《日内瓦公约》作为交换战俘而被以色列释放。但是冈本公三同时还是日本警察当局和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犯，所以在1997年黎巴嫩当局逮捕冈本公三等3名日本赤军成员时，仅有人口 400万的小国黎巴嫩，居然有250名律9币自愿免费为他们辩护。所以黎巴嫩政府只好将其余4名赤军成员驱逐出境，而同意冈本公三的政治避难。现在是一群阿拉伯和日本的青年志愿者在贝鲁特照顾着他的生活。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这次对特拉维夫机场的袭击，使得阿拉伯世界对日本人的感觉变得很好。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日本虽然是西方阵营中的一员，但因日本国民对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和友好而被撤下“敌对国名单”，据说赤军的这次行动有很大功劳。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他们所憎恶的“日本资本主义”延命，这倒是那些勇士们始料未及的。
同样以给初生婴儿取名方式纪念这次恐怖袭击的，还有重信房子。重信房子在丈夫奥平刚士死后，继续投身阿拉伯民族解放斗争事业，并与一位阿拉伯人结婚，诞有二女，为纪念献身阿拉伯解放事业的奥平，她为其中一个女儿起名“ShigeinobuMay”(重信五月)，一袭击事件发生在5 月。重信房子被捕后，重信五月也开始在公共场合频频露面，容貌、气质酷肖其母的重信五月是同志社大学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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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信五月
不过，重信五月的名片上的汉字为重信命(“May”在日语中也可写作“命”)。重信五月解释“命”这个字的意思时说道：“和平的含意是共生和尊重生命，而不是简单地指没有战争。我为28年来第一次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名字而感到自豪。”
有趣的是，当年日本赤军在特拉维夫的袭击事件，居然为20年后成功拯救日本人质埋下伏笔。1 99 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萨达姆·侯赛因使用“人质盾牌”战术，将西方国家侨民拘禁于重要战略据点周围以对抗多国联军可能的轰炸。当时在阿拉伯世界颇有口碑的西德前总理勃兰特，访问伊拉克后带走了德国人质，日本政府也想照此办理，但苦于和萨达姆·侯赛因接不上头，后来还是辗转通过重信房子从中斡旋，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伊拉克才带回被拘留的日本人质。
红色时代的终结
从1980年后期到2000年，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赤军成员纷纷被捕，组织处于毁灭状态。特别是进入90年代，苏联崩溃使得阿拉伯人没有了后盾。在有关中东问题的交涉中，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贝克指名要求阿拉伯国家“不要保护日本赤军”。因此从90年代中期开始，重信房子只好潜回日本直到2000年11月被捕，2001年4月，重信房子在狱中宣布解散日本赤军。
重信房子被捕时持有的是两本别人名字的护照，根据护照中的全部出入境纪录，从1997年12月到被捕为止的3年中，有8次出国，其中7次是前往北京和上海等地，在中国的滞留时间长达20多个月。最初的出国是1997年12月，去往上海。第二年8月回国，这是其中时间最长的海外滞留。中国以外，只有1998年 12月去往越南胡志明市一次，那次也是经由中国回国，但没有发现有从中国再转其他国家。重信房子的被捕，据说就是从香港飞北京时，在北京被CIA人员认出，通知了日本警察当局。
这次日本法庭对重信房子的审判主要是使用伪造护照和在“海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重信房子违反《护照法》毋庸置疑，但对“海牙事件”有关的审判就不那么容易。最后法庭判决：“虽然共谋的详细内容，时期和场所无法断定，但是可以认定被告通过阿拉伯国家的协作组织和实行者进行了共谋”。
这是一个宣告了一个时代结束的判决，一个宣告了用冲锋枪和手榴弹来实行恐怖以实现理想的方法失败的判决。
其实，重信房子在30多年前就意识到了她们的失败，那是在电视上看到“浅间山庄”事件。1972年在日本发生的“浅间山庄”事件，是一出革命者内部残酷斗争的日本浓缩版，14名联合赤军(含一位怀孕8个月的女赤军)被自己的同志残酷地凌虐而死。一开始重信房子们还在为日本国内终于开始了“武装斗争”而欢欣鼓舞，而几小时以后越洋电话里的哭泣则把她们带入了绝望的深渊：“ 那不是斗争，那是肃反整风，不止一个，死了十几个人，惠美子也死了”。自己人为什么要杀自己人?当时的重信和奥平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事实上，赤军的成员大部分是死于战友们的猜疑之手。
>>采访参加行动的前机动队员(http://www.youtube.com/watch?v=-omqpElkk14)
>>浅间山庄逮捕当日视频(http://www.youtube.com/watch?v=5QduJSZ4F00)
“浅间山庄”事件对日本赤军的打击不亚于尼克松访华消息的打击。当时，阻止成田机场建设的居民与日本左翼青年联合起来同日本警察进行了一场规模巨大的长期对峙，近25000名反对者在机场附近挖掘地下壕道，修建简易碉堡。突然晴天一声霹雳，世界革命的领袖毛主席将与西方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握手，当年的参加者今天回忆时，仍然无法忘记收音机中传来这一消息时的巨大震惊c而这一消息传来时，正是“浅间山庄”抵抗最激烈之时，日本警方充分利用这一消息，把一位叫吉野雅邦的赤军成员的母亲找来现场喊话：“时代已经变了，美国总统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孩子，回家吧!”绝望的儿子遂向母亲开炮。
以“浅间山庄”事件分野，轰轰烈烈的日本左翼运动自此进入低潮，当年最激进热烈的日本左翼青年不少在1 972年～1975年间相继自杀。
对赤军以及全球左翼革命风潮最彻底的打击，也许来自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些人是为了梦想而放弃世俗生活的理想主义小集团，他们的支持者是普通日本人，当中国社会一他们奋斗的目标大白于日本社会，下层日本国民放弃了对赤军的支持，他们也同时失去了外部的精神激励源泉。
36年以后，狱中的重信房子能够心平气和地思考了，她终于知道了她们选择的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在宣布解散赤军的同时，她还向所有受过赤军伤害的人谢罪。她说：“谢罪并不是后悔，而是期待在要求一个更好的日本的时候能够吸收这些教训。”
日本赤军大事记
迪拜事件：
1973年7月20曰，丸冈修等人劫持从巴黎经阿姆斯特丹往羽田空港的日本航空的波音一747飞机，后经由阿联酋的迪拜飞往利比亚。在释放乘务人员和乘客以后，炸毁了飞机。
新加坡事件：
1974年1月31日，和光晴生和山 田义昭及两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炸毁了新加坡的壳牌公司炼油厂。
海牙事件：
1974年9月13号，西川纯，奥平纯三(奥平刚上的弟弟)，和光晴生等三人，为r被捕同志的获释而袭山了荷 兰海牙的法国大使馆，法国政府只好释放往押的日本赤军成员。
吉隆坡事件：
1975年8月4曰，为了被捕同志的获释而占领了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美国和瑞典大使馆，美国总领事被绑为人质。日本政府被迫释放在押犯人。
值得说明的是，在当时赤军所提出名单上的在联合赤军中排名第三的中央委员会书记长坂口弘当时已经被判处死刑，但他拒绝了释放，选择了服刑以偿还所犯罪行。1993年被最高法院判决死刑，1995年执行。
达卡劫持日航飞机事件:
1977 年9月。在印度洋上空，日本航空的DC一9飞机被日本赤军所劫持降落于孟加拉国的达卡机场，日本政府答应了劫机者的要求，释放了六名赤军成员，支付了 600万美元的赎金。被释放的犯人在达卡机场和日本赤军成员会师，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机场加油以后在阿尔及利亚的达尼尔机场释放了人质。 就是从这次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才组织了特殊警察部队(SAT)。
三井物产马尼拉支店长绑架事件：
1986年11月1j日，三井物产马尼拉支店长被菲共的新人民军绑架，在付出1000万美元的赎金以后，人质于第二年3月3日被释放。1991年犯人被抓获而供出绑架事件得到了日本赤军的协助。
那波里事件：
1988年4月，日本赤军用汽车炸弹攻击了意大利那波里的一个夜总会，炸死美军士兵和一般民众5人。
附录：
浅间山庄事件簿（来自外務省条約審議部公安6課）(http://section6.blog73.fc2.com/blog-category-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