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音净乐 回复日期：2009-06-12 13:29:32
宋祖英者，楚人，红朝末军中歌妓也。色艺冠于一时，坊间传为谋公豢养，宠擅六宫。时当衰世，民生凋敝，忽一日后主降旨，封为少将，国家名器如此不堪，天下哗然矣。特作诗记之。
将军百战亦堪伤，不及歌儿唱一场；
芙蓉桃花美人面，原来神女悦襄王。
一树梨花压海棠，鸳鸯帐里作战场；
莫道美人不善战，百战老王倒金枪。
从来将军百战升，自古未闻娼作将；
和谐盛世喜事多，歌女也把将星扛。
耕读从军有何用？教子也做唱歌郎；
天下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宋小娘。
2009年6月15日星期一
陈共存：去掉政治色彩的陈嘉庚
http://www.southcn.com/nfsq/ywhc/tbxst/shentan/200511210563.htm
2005-11-21 15:41:39 南方网 田炳信
采访人物：陈共存，陈嘉庚的侄子，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
时间：2005年5月1日
地点：新加坡那森花园
陈共存：去掉政治色彩的陈嘉庚
民间有两句话，对老人有两句话评价，一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二是“贪财怕死打瞌睡”。这是从生理到心理的一句浓缩的概括。大多数老人逃不脱这一规律设定的走向。我见过四位老人却摆脱了这种纠缠，走出了晚年的困局。
1999年，我在云南见到了宣科老人，他和十几位七老八十的老人演奏纳西古乐。老人幽默、通达，他告诉人们一句话，音乐是恐惧的产物，为了摆脱恐惧，人就要唱，就要舞。他抓到了音乐的灵魂。
2000年，在香港见到了南怀谨，他对佛、儒、释三家的研究，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说世界上只有一种人，三种心态，被人欺，欺人，自欺。好一句平地风雷，晴空响雷。那是对人性入木三分，掘地三尺的透视。
2001年，在北京后圆恩寺5号见到了周惠。当年的庐山会议他曾是彭黄张周周所谓反党集团中的一分子，后被毛泽东大笔一挥，又划掉了。也从此从一名副省级变成了副司级干部。1978年，周惠重新被启用，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他在内蒙古西部调查时，看到吃不饱穿不暖的老百姓，动情地说了一句话，“天下有打罪、骂罪、死罪，就是没有不给饭吃的罪”。从那以后，他和万里等人，分别在安徽、四川和内蒙古拉开了农业大包干的序幕。周惠又一次点到了中国僵硬的政治穴位。
2005年5月1日，我在新加坡见到了陈嘉庚的侄子，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87岁的陈共存老人。老人一生走南闯北，阅人无数，对经济、政治、人情世故都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与他聊天是一种享受，无拘无束，海阔天高。
我常想，这些老人，不管是从政的，还是经商的，不管是为文的，还是弄艺的，他们在晚年都有一个相似之处，看淡了许多人，看透了许多事。像晨夕中的晚星，像天边的一缕云霞，像草原上一顶随意支起的蒙古包，淡泊，轻爽，随意。
他们待人平和，遇事平静。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有一种远离俗世的豁达，宁静，自在，通透。
田炳信：我听说最近洪永宏教授的帮助下，由您口授出了一本《陈嘉庚新传》，您也是87岁的老人了，什么原因促使您在晚年写这本书？
陈共存：我从小对历史有特别的兴趣，因此在大学时期专修历史；对中国文学虽然有浓厚的兴趣，却非作家。数十年来，写作陈嘉庚的历史和事迹的人，都有各自的立场，所写的只是表面化，未能深入理解陈嘉庚思想的深奥。
田炳信：什么原因让您得出这样的印象？
陈共存：1980年中国实施开放政策，有好多文学家和戏剧家，都有浓厚的兴趣要以陈嘉庚为题材创作剧本，他们把剧本的稿件寄来给我都不下数十种，绝大多数都是表面的文章，无从修改。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作者对陈嘉庚在南洋的活动一知半解，对他在国内的处境虽有了解，但也不敢直言表达。五十年代从土改开始的种种政治运动，在执行上的偏差，极左的行动，都给陈嘉庚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不是有海外三千万华侨的背景，陈嘉庚的下场可能跟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下场相差无几。陈嘉庚晚年内心的反感和痛心，国内作者既不敢实话实说，更不敢撰写文章。简言之，极左派认为他是资本家，国外却认为他是共产党极左派的同路人。
田炳信：晚年的陈嘉庚先生可说是处在一种极为矛盾的状态下生活的。
陈共存：那种痛苦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田炳信：我看资料介绍，陈嘉庚一生追随过三个人，一是孙中山，二是蒋介石，三是毛泽东，这三个人最终都让他很失望。
陈共存：是这样的，伯父毕竟是个侨商，是个平民，不是军政首脑。他既没有掌握政权，更没有掌握军队，而且长年生活在海外。因此，他在自己竭尽全力的同时，将国家独立富强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中国革命领袖的身上。加入同盟会时，他寄希望于孙中山。当时，清廷日腐，外侮日亟，中国面临瓜分危机，已濒临沦亡。孙中山高举义旗，指明革命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伯父在新加坡拜识了孙中山，研读了三民主义，毅然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一名革命党人，并迎来辛亥革命的胜利。他欢欣鼓舞，亲自回国创办学校，创办实业，满以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国将就此走上繁荣富强之路。但是，中国经历过两千年的帝制，封建势力根深蒂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夺；接着又是袁氏称帝，又是张勋复辟；然后是列强各国大卖军火给中国各派系军阀，促使连年混战。中国人民继续蒙受苦难，孙中山也因之含恨而终，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人物。陈嘉庚对孙中山的热望，终于未能实现。
孙中山逝世后，中国亟需一位强有力的领袖，以领导革命人民，用武力打败军阀，统一中国，进而谋求国家的真正独立和强盛。这时，孙中山军事上的助手、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应运而出，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连克数省，并用政治手段，争取到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实力集团的人加盟，和东北、新疆两个地方政府的易帜，勉强实现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赢得了各国的承认。陈嘉庚于是将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岂料蒋介石上台后，与帝国主义列强合作，走反共路线，以后又任用孔祥熙、宋子文等内戚和一班贪官污吏，实行独裁统治，致使法纪荡然，民怨沸腾；抗战爆发后更变本加厉，营私舞弊，偷盗外汇，欺压百姓。陈嘉庚回国慰劳考察中了解到实情，愤怨交加，要求当局撤换陈仪等恶官。蒋介石不但断然拒绝，而且还派吴铁城到南洋阴谋攻倒陈嘉庚。陈嘉庚对蒋介石的寄望，至此全然破灭。
对蒋介石失望之余，陈嘉庚将希望托寄给延安的共产党和毛泽东。抗战胜利后，中共军队不及国民党四分之一，陈嘉庚却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当新政协全会通过《共同纲领》并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陈嘉庚内心的欣喜和激动，大大超过了他在辛亥革命胜利之时。新中国诞生后，以《共同纲领》为国策，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实行土改，恢复经济，稳定社会，加紧建设，曾使他倍受鼓舞。后来最高当局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屡屡违背《共同纲领》，制造一系列异想天开、无奇不有、形形式式的政治运动，包括“引蛇出洞”的反右派斗争，他确已失望但没有完全失去信心。到了彭德怀事件发生，毛泽东将个人威望置于人民利益之上，坚持“左”倾错误的路线，卷起“反右倾、拔白旗”的狂潮，加剧了荒诞的公社化、大跃进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几代爱国志士用鲜血铸就的人民共和国，竟出现了因政策错误造成的大饥荒。陈嘉庚更加失望了！他眼看曾经是人民好领袖的毛泽东这样演变下去，最终必将变成一个专制独裁者，这是多么令人痛惜的事啊！
这时，他已经八、九十岁了，心灵和肉体又备受折磨。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强国富民的理想，不但在他有生之年无法实现，而且何时才能实现也使他感到迷茫。陈嘉庚就这样满怀矛盾和痛苦，郁郁而终，把“博爱、诚毅、革新、奉献”的精神留给后人，成为历史上又一悲剧人物。
田炳信：我想您说陈嘉庚是悲剧人物，关键是他对许多事情有远见，有洞察，而又无力阻拦而造成的。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陈嘉庚先生准备启程去北京时，当时给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会，会上送了陈先生一副对联，“合公谊私情，送先生归舟万里；论勋劳物望，实中外在野一人。”中外在野一人，可说是当之无愧。
陈共存：伯父是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他一切出发点以是否合理，是否合义，是否合大众要求为准衡。这是他为人的准则，也是他衡量世人的标准。按照这标准，上自国家元首，下至黎民百姓，凡是合者，他都支持；凡是不合者，他都反对；不管你地位多高，权势多大；也不管亲情多深，私谊多厚；一律同等对待。
田炳信：我听说在建国后的十年里，他都有特立独行的言论和行为，在当时可是不容易的事。
陈共存：是不容易。回国后，他一直关注着世界的局势，关注着中国同各国的关系。他认为美国对中国主要是有经济野心。而北邻大国苏联自帝俄时代侵占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到抗战胜利后攫取外蒙领土和东北多项特权，都充分暴露其侵略中国的野心。
田炳信：邓小平1989年5月16日，接见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首次来中国访问时，说过一段话：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可说是异曲同工。
陈共存：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据陈嘉庚观察，这场朝鲜战争显然是斯大林的政治阴谋。因为北朝鲜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金日成想用武力统一朝鲜，非经斯大林同意不可。战争爆发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完全可以运用否决权，制止美国借联合国名义出兵朝鲜；但它却在安理会要通过相关决议时故意缺席，让美国为所欲为，使朝鲜内战变成国际性的战争。这表明斯大林对这场战争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国如果贸然参战，可能正中他的奸计。
田炳信：为什么？
陈共存：陈嘉庚认为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极需休养生息，卷入朝鲜战争对中国极为不利；因此，心中极为反对。在美军迅速北进的严峻情势下，中国最高当局召开了多次会议进行研究；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还进行了几十次的电报磋商。斯大林极力鼓励中国出兵朝鲜，并一再承诺提供空军支援和大量军火，催促只有陆军、尚无空军的中国军队放心去作战。他却坐山观虎斗，避免了美、苏发生直接冲突。
田炳信：老人视野还是很开阔的，思路还是很慎密的。这恐怕与他交友广，信息灵，和以民族利益为重有关。
陈共存：到了抗美援朝战争后期，陈嘉庚对中国士兵在战争中的惨重牺牲感到痛心。特别是在停战后，当他了解到苏联供应中国抗美援朝的大量军火，全部是以借款方式提供的，期满不但要还本，还要付息，更是愤愤不已。
他从朝鲜战争前前后后苏联的一系列表现得出自己的结论，认定斯大林策动这场战争，是有预谋地把朝鲜、美国和中国推入战争漩涡，使这三国，特别是朝、中两国牺牲无数的生命和资财；他自己则坐山观虎斗，借刀杀人。这样，即缓解了西方集团在欧洲对他的压力，又进一步控制了朝鲜和中国，而且还发了一大笔战争财。
因此，陈嘉庚感到中国是受斯大林欺骗和利用，是被人出卖。在当年中国大陆掀起的近乎狂热的亲苏热潮中，陈嘉庚却针锋相对，接连在集美公开斥责苏联说，这算什么“老大哥”。
田炳信：据我了解，陈嘉庚不仅在朝鲜战争上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当时在外蒙古的问题上，他也有自己的看法。虽然，这已成了定论，当时，能有这种思维和认识，现在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看出老人家的高瞻远瞩。
陈共存：1950年2月15日，陈嘉庚返抵新加坡，只居留三个多月，不得不于5月21日，乘飞机再度离星，取道香港来到中国；6月10日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然后转回家乡集美。这时，除西藏、台湾和少数海岛外，全国广大国土都已解放。人民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恢复生产，整顿秩序，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使备受蒋政府通货膨胀之苦的广大民众生活安定下来。社会风气也大大改变，流氓乞丐几近绝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已成现实。
陈嘉庚对人民政府在短短半年时间就取得如此重大成绩十分满意。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赞扬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拥护即将开展的土地改革，认为“土改能促进生产”；接着就目前海外华侨仍受当地政府苛待的问题，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早日与相关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派出使领，以正常外交手续，予以切实保护”。会上，他还提议国家应规定“中文书写统一自左而右”；同时提议应及早建设福建铁路。
田炳信：陈嘉庚先生的心情当时还是很高兴的。
陈共存：高兴归高兴，大的问题他是有看法的。早在1946年，当陈嘉庚得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条约割弃外蒙，一直坚决反对，除在1946年2月发出《南侨总会战后第八号通告》予以声讨外，又接连发表多次谈话加以谴责。1949年5月，他应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邀请回国，途经香港时在各侨团举行的盛大茶会上发表演说，郑重地要求中共掌权后取消该条约，收回外蒙领土。他说：“国父孙中山首次革命，系推倒满清帝制，酝酿取消不平等条约。此次中共革命，为消灭专制独裁，并取消蒋政府一切卖国条约，不但美国而已。如中苏友好条约，亦必取消。以昭公允。我国历史记载，祖宗土地尺寸不得让人，此乃为四万万五千万民众。人人当负其职责也。”
这回他从新加坡返抵北京后，获悉新中国政府已经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极感愤怒。因为国民党政府虽然让外蒙古独立，但并未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而予以正式承认。他接连写了十几篇文章给人民日报，坚决反对与蒙古建交，但稿件均被报社退回。他再把稿件投交厦门日报，厦门日报更是不敢刊登。于是，陈嘉庚找到周恩来，向他提出抗议。周恩来以事关新中国国际关系的大局，好言好语予以劝说，但都无法改变其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立场。陈嘉庚的意见既不能得到当局的接受，又不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便将满肚子的怨气在集美师生面前倾吐，对此，当年集美的师生至今印象还很深刻。
为了表明自己反对蒙古独立的立场，表明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陈嘉庚在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雕制中国地图时，将外蒙也包括在内。并在地图雕版下刻字说明外蒙古问题的由来。这件事被反映到北京，周恩来当即派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庄明理到厦门，反复加以劝说。陈嘉庚据理力争，最后只将说明文字去掉。至今，这幅包括外蒙古的石雕中国地图，仍然嵌挂在集美解放纪念碑前的显著位置。
田炳信：对台湾问题，陈嘉庚当年也发表了他的看法。
陈共存：对台湾问题，他多次发表谈话，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人是中国人民，说：“八百万台湾人民之中，有将近六百万是闽南人，他们说的话，和我现在说的话一样，是厦门语系的话。他们有很多是当年随民族英雄郑成功到台湾去的后代。他们在那里反抗过清朝的统治，也抵抗过日本殖民统治者。他们还有不少人是在台湾有家，在闽南也有家的。”他认为台湾人民心向祖国，盼望回归祖国；祖国的统一一定会实现。
田炳信：在国际问题上他的看法与众不同，而且敢于直言，在当时的一些国内问题，他是否也敢于直言呢？
陈共存：敢。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怕字。但他头脑一直保持着清醒。 50年代初，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被吹得神手其神；不但被称为是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而且被誉为是拯救人类的唯一方策。按其“理论”，资金、土地、矿山、厂房、农场、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些生产资料实现“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就必定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由此步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这些生产资料仍保持“私有制”，则是“资本主义”，不但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是各种罪恶的根源。
田炳信：陈嘉庚当年回国，路经东北时，看到大街上到处悬挂着斯大林的画像，他是很反感的。这有历史根源，有民族感情问题。认为这是奴颜婢膝，丧失民族自尊。
陈共存：当时，国内的领导人迷信这一理论，受苏联影响很深。认定中国必须尽快通过合作化运动，将农民、手工业者个体所有的私有制，改造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制；通过公私合营运动，将工商业者个人所有的私有制，改造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陈嘉庚当时很反感，他曾写信告诉当时上海银行经理邱方坤。现在仅过两年，执政当局便急剧地实行所谓的“社会主义”，这样背弃诺言，出尔反尔，不但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失信于民其后果更不堪设想。陈嘉庚深感失望，但他并没有绝望。他仍寄望于将来，相信伟大的中华民族终有一天会醒悟过来，摈弃这种脱离实际的“左”倾幼稚病。
田炳信：不仅仅是在学习苏联模式上，陈嘉庚先生有异见，在建国初的“土改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也实事求是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陈共存：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并清除旧社会的遗毒，发动了一系列接连不断的运动，其动机是为国家的快速进步。但在运动开展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偏差。
首先是1950年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土改运动”主要在农村中进行，其目的是废除旧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具体做法是依靠无地和少地的“雇农”、“贫农”、“下中农”f他们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团结自耕自收的“中农”；斗争拥有大片土地、用地租剥削农民的“地主”；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富农”超过标准的土地，以及他们的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无偿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通过“土改”，当年中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的苛重地租，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对全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在运动中也出现对地主的斗争过于残酷等偏差。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对象，包括蒋政府败退台湾时遗留或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分子和反动党、政、军骨干分子，以及各地的土匪、恶霸和反动会道门头目；其中不少人拥有武器。这些反革命分子敌视新政权和翻身的工人、农民，到处进行破坏、抢劫，甚至杀人放火，气焰极其嚣张。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人民政府自1950年冬开始，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扫除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和各地的黑恶势力，肃清了解放初期猖獗一时的匪祸。但在运动中有些投机分子公报私仇，有些基层干部草菅人命，因而出现不少错捕、错判、错杀的现象，造成不少冤案。
陈嘉庚拥护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但认为地主阶级是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对他们应以教育改造为主；不应在土改、镇反运动中随意关押、枪毙地主和“反革命”。
田炳信：这恐怕是老人的历史责任感和中外在野第一人的身份，他即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所以，对许多事情他的看法更客观、冷静一些。
陈共存：这有好处，也有坏处，你像1957年的“反右”，7月16日，《人民日报》就这次会议发表了《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的社论。社论的副标题是“祝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陈嘉庚参加了这次会议，为主席团成员，他对最高当局利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坛来“反击右派” 感到无比气愤。在7月2日大会上发言时，他首先为响应“号召”大鸣大放而受到攻击的人士打抱不平，说道：“本年2月政协会议前，毛主席曾召集政协委员，参加最高国务扩大会议，宣示以较长的时期进行整风运动，以达到实效目的。并鼓励百家争鸣，人民可以尽量发言。凡不平当鸣，不鸣则失毛主席美意。”接着，陈嘉庚分十六条，谈了有关情况和自己意见，集中抨击官僚主义。而通篇洋洋五千言的讲话中，连半句也不提到反右派。
田炳信：陈嘉庚那篇半个万言书中重点谈了什么？
陈共存：陈嘉庚认为，“官僚主义是中国数千年的积习，病国蠹民莫不由此。人民政府成立后，早经宣示要予革除，如在会议上指摘，在文书上传达，不啻三令五申，无年不有。但收效甚微，甚或变本加厉，而领导传达之人，似负传达责任而已，自身未加检讨，故很难促使听者感化，因此官僚主义作风，旧者难改，新者又来，随时随地皆有发现。这种积重难返之势，非徒用口舌宣传所能奏效，要认真革除，应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办法入手。治标办法，除宣传告诫外，各省应设查访机关，犯此风者即应免职，送往特设训练所或学校学习改造，结训后方得试用。至治本办法，须从正规学校教育做起。”
田炳信：陈嘉庚先生可说对官僚主义的危害早有先见之明。
陈共存：他说的更透彻，明白。“官僚主义弊端，为懈怠傲慢，任职而有此弊，虽清白不贪污，亦难免误国病民。例如高高在上，凡事皆向下面推诿，绝不自己动手；又如坐在办公室内，足不出户，外间实际情形，属下工作状况，毫无所知。这样则下情不能上达，凡所措施脱离群众，加以缺乏虚怀，主观自满，动作寡少，体力薄弱，执笔尤怠，何能领导部属搞好业务。”
田炳信：在当时的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像陈嘉庚先生的言论是很容易打成右派的，按照当时的定罪标准，很容易划成全国级的“大右派”，为什么会躲过这一劫？
陈共存：陈嘉庚一旦被打成“右派”，当时一定会伤害海外三千万华侨的感情，客观地讲，是海外三千万华侨救了陈嘉庚，使他逃过这一劫。
田炳信：历史有时真像一块天空，就像民谚说的“五里不同天，十里不同雨”。我翻看了许多资料，陈嘉庚先生建国初的时候极端节俭，他限定自己的伙食费每月十五元，平均每日五角，交代炊事员严格掌握不得超过；将每月节省下来的五百余元，全数投入集美学村的建设。在集美，他先住在航海学校，后迁到早年的旧居。穿的是旧衣服，用的是旧家具；粗茶淡饭，无烟无酒；一袭旧蚊帐破了再破，补了再补；一件棉背心已多处绽露出棉絮还舍不得丢掉；身边没有妻妾，没有亲眷，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这在中国也是不多的，生活极为简朴，简单。不像现在有些暴发户，那个不可一世，要是没有个天拦着，早窜到别的星球上去了。
陈共存：他本是个富家子弟，独立创业后更成为闻名世界的大企业家，1925年实有的家财高达一千二百余万元，超过当年一般的“百万富翁”十余倍。试问当年的百万富翁，有谁不住豪华别墅？有谁不乘高级汽车？有谁不吃山珍海味？有谁不是奴婢满堂？又有谁不把产业留给子孙？按理来说，过好日子是人之常情，既然成为巨富，当然就该享受人生。疼爱子女是人的天性，既然拥有产业，当然就该留给子孙。唯独陈嘉庚是个例外。
他勇敢地打破流传千古的世俗观念，坚毅地抵挡享乐享受的百般诱惑，把千万家财全数投入兴办教育的宏伟事业。直到八、九十岁耄耋之年，虽然每月都有一笔丰厚的收入，仍然蜗居旧屋，身穿旧衣，粗茶淡饭，克勤克俭，将节省下来的一分一厘全用于祖国和家乡的建设。他作出比抛头颅、洒热血更为难能可贵的巨大牺牲，唯一的目的就是早日实现他强国富民的理想。
田炳信：陈嘉庚先生有很高的理想，在道德上和生活上也是一个接近半个圣人的人。我看有的资料介绍，说他晚年有时也信青衣相士。
陈共存：不是晚年，他是在避难爪哇期间认识了一位青衣相士。这位相士上通天机，下知冥府，出签算命，百验不爽。南洋的许多富翁、名人都请他算过命者，所说无一不准。相士在给陈嘉庚算过命后，断言其寿终之时为“乙未年正月二十九辰初三刻”，即1955年2月21日上午八点半。陈嘉庚崇尚科学，不信鬼神，但却半信风水和命运。
1955年2月20日夜晚，陈嘉庚拟好遗嘱，亲笔书写两份，指名一份留交集美校董会秘书处主任，一份留交族亲；内容仅限于学校、乡社，并嘱咐将其遗下产业的收入，全数划归集美学校作为经费和基金。遗嘱书写完毕，陈嘉庚用温水洗净全身，换上干净的内衣裤，上床就寝。21日清晨五点醒来，陈嘉庚照样先做床上体操，再下床洗脸、刷牙，接着便穿起那套接待贵宾才穿用的西装，结上领带，穿上皮鞋，打点得整整齐齐。早餐用过之后，陈嘉庚破例不出门了。他端坐在旧沙发上，等待着最终时刻的来临。八点钟业已敲过，已经到校董会上班的陈朱明上楼探视陈嘉庚寝室，看他尚未出门，而且身穿西装，神态有异，便叩问是否中央首长要来？或是要出差赴北京、上海？陈嘉庚均答不是，并挥手将他这个族侄孙打发出去。
陈嘉庚在寝室里，继续面对壁钟，安详端坐。时间一秒一分地挨过，眼看快到九点了，还不见有丝毫动静。到壁钟敲响九下，陈嘉庚依然活着，他认真核对了怀表和壁钟，标示均为九点正。乙未年正月廿九辰初三刻已经过去，那桩事情竟然没有发生。但陈嘉庚不敢大意，他茶饭虽然照吃，却时刻在等待着，直至这一天亥时终了，第二天子时来临，他才上床安寝。2月22日清晨醒来，陈嘉庚依然健在。早餐后他欣喜万状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有福气，我真有福气！”
田炳信：老人，小孩，大人物，小人物，其实都有他很天真的一面。您能否谈你自己？陈嘉庚是个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生前是个大忙人，你见他的机会多吗？
陈共存：我见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37年暑假期间，我随先母来新加坡探亲，才有机会跟伯父初次会面，听他侃侃而谈。从家世历史谈起，其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伯父对我说：在工商界努力奋斗数十年，吃尽苦头，历尽风霜，由创业而达鼎盛时期，直到最后以收盘告终，人生观也随着改变；现在即使有黄金在地上，我也懒得俯身拾起。
第二次是在1942年1月底日军南侵时，新加坡危在旦夕，即将沦陷，我到怡和轩劝他早日离开。他表示英国政府早期曾向这些协助殖民地政府抗日的人士保证“如果局势紧急时，政府将安排船只或飞机送你们离开”，可是现在却说船只和飞机都没有，原来英国官员准备当俘虏，那华人的处境就惨了。伯父也已打定主意，要是不幸被日军抓去，杀剐由他，绝不被利用。
第三次是在抗战胜利后，我由上海回返新加坡时把友人赠送的特大号野山人参转赠给他。他高度赞扬人参对他腰酸背痛的特效。我们虽经过多年的死里逃生，却有机会再次会面，欢喜莫名。
田炳信：他同你聊天，什么话对你影响最深？
陈共存：伯父的人生观是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人才，并且以身作则，来作为子侄的楷模。他不遗留产业给后辈，造成一种形势，使自己的子侄要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作为社会的寄生虫。我非常感激伯父，因为他曾经在怡和轩向他的知交说：侄儿共存颇有前途，希望日后能有所作为，继承家族的传统，为社会，为国家做一些贡献。这一句话对我产生很大的鼓励作用。我也要感激先父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使我今天能够问心无愧，如果先父遗留很多家产给我，我今天不晓得变成一个怎样的人，那只有天晓得。
田炳信：你是怎么到的新加坡？
陈共存：说来话长，我20岁时“七七事变”爆发，从那以后我就来到新加坡。抗战的时候厦门大学也搬到内地去了，所以我就去了昆明，到了昆明以后，觉得地方不行，脏得不得了，闭塞得不得了。1939年我去上海读书，读到1940年。读了一年就做生意去了。
田炳信：当年您觉悟比较早了，没有从政、没有当兵，而是经商了。
陈共存：对，我1940年做生意，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当时我就逃难啊，我是在那时来的新加坡。当时日本人要抓陈嘉庚，第一个就要抓他，那我也姓陈啊，抓到我要问陈嘉庚在哪里。
田炳信：抓到你要找陈嘉庚，日本人要抓你？
陈共存：当然是日本人要抓，那怎么办呢？跑，我跑到什么地方晓得不？汪精卫你晓得不？跟孙中山跟国民党同时搞革命的，我这个朋友是汪精卫的好朋友，我跑到我这个朋友的孙子家里去。
田炳信：避难去了。
陈共存：对，后来我就跑到越南去了，那时候坐的是黄船，不是大船，50吨的。从滨城到泰国，从泰国到柬埔寨，从柬埔寨再到越南，在越南呆到打仗结束以后。在越南时候给日本人抓去了，日本人不晓得我是谁。坐牢坐了60几天，当时坐牢这个事情，随时可以拿去杀头的。
田炳信：生命没有保障啊？
陈共存：是啊，那个时候提心吊胆，没有办法。还好无事，关了60几天放出来了。本来说我们这批人是间谍，还好，没有一个人是间谍。
田炳信：那要是有一个人是间谍那就麻烦了。
陈共存：是啊，要是有一个人是间谍就麻烦了。1945年日本人投降，1946年我再做中国跟新加坡的生意。1948年上海解放，我在上海的店也关门了，我又回到新加坡。
田炳信：为什么你要回新加坡？是因为国共两党打内战吗？
陈共存：是，当时中共跟国民党打仗，共产党又一直往南来，生意不能做，所以就回来了。1946，1947，1948中国要买橡胶，去找我，我就跟上海的一些木材厂联系。1950年就打电报来，要买橡胶，请我到中国去。那时候共产党占领了华北一带，要去英国政府的殖民地办手续，但要我去，我就照样执行吧。于是我就申请去中国，等了四个月才批准我去。我就去了北京，哗，那时候的北京，刚刚解放，空气非常好。
田炳信：那个好的标准是什么？廉洁？高效？
陈共存：对，那个时候的延安精神真是令人感动，真的是为人民服务，没有一个人讲自私。那真是不可想象的，你没看到过你是想象不出来的，我是看到过的。
田炳信：开国大典您去了吗？
陈共存：没有，我不敢参加这次的大典。1950年的国庆庆典我去了。那时的延安精神，真的是非常为国家为人民，我在北京吃饭给小费是不收的，到了上海，上海还没解放，小费还是要给的。那次是坐火车去的，经过广州、深圳。深圳当时是一片农田，只有唯一的一间水门汀的建筑，三层楼，其余都是农田。我们坐船从广州到武汉，武汉那时没有桥，要坐渡轮过去。我带了一个日本的亲戚，他是北京人，两个人同去，坐黄包车，行李一人一件放在黄包车上，我们告诉拉车的说要到哪个地方去，他说好好。结果拉了四、五十分钟，说到了。我一看原来就在码头对面。他要十块钱的车费，那时候的十块钱，比现在的一百块还多，我就不肯给呀，说你怎么这个样子，你转了一大圈，明明是敲诈。结果他就大骂：“你们这些资本家，剥削我们穷人！”我不甘忍这口气，就叫接待我们的单位中国进出口公司，他们一来马上就给我们解决了。晚上在那里过夜，公司的人就带我们到各处看看，我看到还有一些妓女，在路边站着拉客。公司的人说现在刚刚解放，一些问题还没解决，等以后再解决了。后来我就去了北京、上海，又回到新加坡，生意就这样做成了。回到新加坡以后，我发现后面老是有人“保护”我。
田炳信：是保护还是盯梢？是谁派的？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陈共存：不是保护，是监视。是英国人，那个时候抗美援朝，英国和美国站一条线的，所以美国和中国打仗，英国人就问“你从中国回来，有什么任务？”哈哈，所以我二十年不敢回中国。1965年有个团去大陆，我就不敢参加。后来中华总商会要我们跟中共进行经贸合作发展，所以1971年还是1970年，我就去了大陆。访问中国回来以后，我写了一些批评中国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大陆思想还不开放，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你当过红卫兵吗？
田炳信：当过红小兵。
陈共存：红卫兵带着我们去看针灸开刀，这在当时还是了不起的事情。
田炳信：那叫针灸麻醉。
陈共存：对。当时给我们安排了两个人，一个老太太，一个年纪轻的。医生先把红宝书拿出来，面对毛泽东，念经一样念语录，念了以后才开刀。那个老太太在刀下哇哇大叫。
田炳信：她痛得叫？不是麻醉了吗？
陈共存：针灸麻醉有的有效，有的没效。这个医生就在旁边说：“你相信毛主席就不会痛！”
田炳信：这么一说她还叫吗？
陈共存：我没往下看就跑掉了，还看什么。那个年纪轻的是个女孩子。她是红卫兵，就不敢叫。后来，我每年都去中国，文革期间也去。我要尽全力打破英国和许多国家对新加坡的行业垄断。要打破行业垄断，就要跟中国合作。当时中远公司、外运都跟我们合作，那是真心的合作，跟我们是真心的，所以我每年都去。我们跟中国远洋有来往，他们非常欢迎外来的朋友，外运当时叫租船公司。当时中远和外运都请我吃饭，这边也请我，那边也请我。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分开请，都是国家的，合在一起不一样吗？他们说“当然不同啦”。后来我才理解，他们是不同的单位，单位主义是很厉害的。1978年中国战略开放，政府的口气改了，人民的口气也改了。那时很多人就去中国做生意，我就不去了。
田炳信：他们去，您就不去了？他们不敢去，您就去？
陈共存：他们不敢去我去，等他们都敢去我就不去了，我又不是没饭吃。60年代，政府要搞“清洁运动”，要把新加坡搞干净。当时我还不是总商会的会长，只是一个主任，商会开会说“陈共存，你负责吧”，我说“好”。“清洁运动”，新加坡本来就不脏啊，新加坡下雨多，一下雨就把泥巴冲干净了，但是树木很少。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口号改了一改。
田炳信：叫“绿化运动”吗？
陈共存：不，改成“把新加坡建成'花园城市'”。
田炳信：是你提出来的吗？
陈共存：不是我提出来的。我是做橡胶的，要到全世界去卖橡胶。我一方面卖橡胶，一方面也去旅行，到各处看看，借做生意趁机玩玩。我看到人家城市中间搞绿化，像法国道路两旁的树很高，很漂亮。所以把新加坡建成“花园城市 ”的口号就喊出来了。接下来我就跟政府说，要我负责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报章要宣传；第二，电视台要宣传；第三民众联合组（类似于中国的居民委员会）要宣传。政府同意了，然后就开始宣传，记者、电视台都跟在后面，和我一起到各个地方去做宣传。我对群众说“要搞这个清洁运动，要把新加坡变成花园城市，那就请把你们的门口打扫干净，栽两盆花，这样就有资格参加抽奖。”我叫民众联合组去负责登记、审查，最后有五万多户参加。抽奖我去了。
田炳信：奖品是由你们捐献的吗？
陈共存：是，很多人捐，大家有什么捐什么。当时有一千多张奖状，还发金币，一个一两百块钱。抽奖是在中华总商会的大礼堂，我怕人家担心碰巧自己抽到怎么办，所以我就叫中学生代我去抽，他们天真烂漫的，别人就不会疑心。这件事做成功了以后，政府就接着组织了。
田炳信：这是最早的，是1961年还是1962年？
陈共存：六十年代还是一九五几年我记不清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当年钱要赚，也要为社会做贡献。前段时间，李显龙访问台湾。Tianbaoliu（音）是新加坡的大使，说“岂有此理！李显龙怎么可以去访问台湾？” 我跟tianbaoliu是很熟的，所以我说他去访问台湾有什么关系，他是去台湾给邻近国家看看，说我们（新加坡）有独立的路线，并不是走中国的路线。
田炳信：就是为了给别人显示姿态。
陈共存：是，新加坡华人占多数，给人家看成是“第二中国”、“第三中国”不好。这就是给别的国家看，新加坡是在走独立路线，中国方面反感也是在做戏。这个小孩子不听话，被拿来打屁股，是打给谁看的，是打给邻近国家看的，你以后不要走那条路。这就是我跟tianbaoliu讲的话。
田炳信：您看得很透彻！
陈共存：我说你看几个月以后就没事情了，血溶于水啊，有些事情是不能公开的，是要做给别人看的。你是记者，我给你讲这么多话，你能理解的。
田炳信：我能理解。
陈共存：这一次连战去访问中国，这一招出的好。一方面中国的胡锦涛表演得好，另一方面连战也表演得好。看的人都在讲，不晓得连战的口才这么好。他不输给朱镕基啊，他讲了40分钟没有稿，讲得头头是道。我看还有三年陈水扁下台，下台以后的台独是搞不成了。
田炳信：我觉得您身在新加坡，但对许多事还是了解的很透。
陈共存：我是读历史的，中国不侵占人家，从来都不。不像日本那样要占人家的地，中国没有这个事情。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一带生存，云南都是外族，新疆也是外族，蒙古、东北更是外族，都给中华民族同化了。从唐朝开始，李白就是少数民族。
田炳信：李白是四川人。
陈共存：李白祖上原来也是外族，都给中华民族吸收进来了。我在大学里面读历史，一个讲民族史的教授，讲到西部民族大融合，说现在中国也有犹太人。
田炳信：犹太人也被同化了，是什么原因？
陈共存：因为中华民族比较宽容，比较包容，儒家思想几千年传下来的。我说有犹太人有什么证据？他说你去看看，犹太人还在。后来我就去看了。问当地人“听说这有犹太人，是真的吗”当地人说是真的，现在还有6户人家，美国一些人听说了就来调查这个事，来了要证据，就把那个证据拿给他们。美国人说：“我给你拿到美国，给你移民到美国。”结果东西拿去就不回来了。
田炳信：新加坡现在的语言是英语，但新加坡有70%的华人，华人不懂中国字，也不讲中国话，特别是青年一代。所以文化的传承到这是不是就断了？
陈共存：我再讲讲。早期的时候，新加坡刚刚独立。新加坡是怎么独立的，我推测李光耀是相信民主的。他懂法律，他相信选举，所以他就推动新加坡参加马来西亚的全民选举，他叫李光贤讲话，李光贤不敢讲，李光耀讲了以后，马来人各部也开始害怕，华人占了43%，马来人占42%，其余的是印度等少数民族，所以假设华族再拉一些印度人进来变成多数，华族也可以选自己人作总理。
新马1968年分家的，分开的原因是当时有两派，一派是说就让它独立算了，它也搞不出什么花样出来。结果真是逼狗跳墙啊，军队也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又小。
田炳信：那怎么干？
陈共存：所以分家以后，李光耀哭了。（哈哈），他没把握啊，所以逼狗跳墙，他不得不鼓气硬战。马来西亚东部以后的建设，马来人冲劲是没有的，我讲我的经验，马来人怎么是这个样子，南美洲民族、西班牙民族和马来民族根本不同，但脾气是一样的。
田炳信：怎么不一样？
陈共存：乐天派，懒惰，过一天算一天。北方人的衣、食、住都很重要，没有衣服怎么过冬？没有饭吃怎么过冬？没有房子怎么过冬？
田炳信：在南方好过。
陈共存：对，就是这个道理。结果历史遗传下来，北方民族是不干不行，马来西亚这边，你们谁听过新加坡饿死过人？马来西亚饿死过人？没有。衣，两条裤一拆就可以过冬，食，北方冬天树叶草皮都没有，他们野菜多的是，完全够。住，树下面都可以，衣、食、住在南洋根本没问题。遗传下来了，人就不想做，不想冲、拼。你看华族的第一代、第二、三、四代都不同，后面地也马来化了，懒惰，只会享受，不像第一、二代，没有冲劲了。
田炳信：李显龙登基的时候请你去了吗？
陈共存：请了，我说不能去。后来我去了，他一讲完话我就走了，从后门走掉了。我也没什么要求，他请我，不去也不大好。
田炳信：面子还是要给。
陈共存：对呀，面子还是要给的。
田炳信：您做了几年新加坡总商会会长？
陈共存：我做商会会长9年，我就有一点不同，因为我有自己的立场，对的话我支持，不对的话我反对。李光耀当时要关南洋大学，有四个人是南大的董事，我是其中之一。他找我们四个人谈话，让我们写信支持。然后我就想想要不要讲真话，后来提起勇气，写了一封信，提了一些理由。新加坡刚刚独立的时候，我们不走同一条路线，才能生存下来。但是学校制度不好，自动升班，结果到了小学毕业，英文英文不懂，华文华文不懂。所以我就反对啊，反对的理由是，南洋大学在全南洋是对教育做出贡献最大的学府，你关掉了他，谁来管教育？
田炳信：您在商海这么多年，如果讲感受，您会是什么感受？
陈共存：我的女儿是读建筑的，我告诉他做生意有三个要点：第一，地点、地段要好；第二，设计要好；第三，成本要考虑到。地势不是我们控制的，市场那是凭个人的眼光看的对不对？有时候同样的东西做出来，地段不好，不但不能赚钱，还要赔钱。
田炳信：其实这三点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市场。当年广东2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盖房子就跟盖猪圈、盖羊圈一样，盖好了一会就卖光了。现在的房子什么欧罗巴式、哥特式、欧洲式，房子要多好有多好，可就是卖不出去。换句话说，今天晚上打个比方我请他吃饭，我五点钟请他来吃饭，我点再好的菜都不会觉得好吃，因为他不饿。我等晚上八点钟请他来吃饭，他会觉得很好吃，因为他饿。需求很重要，你需要的东西它就好，你不需要的东西它就不好。这也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另外一种解释。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我当时同一些人讲，所有的请客人吃饭，尽量压到六点半，有可能就到七点。他们问为什么。我说那时候食欲上来了。你千万不要五点半开饭，这个饭就没办法吃了，因为他不饿，你上鲍鱼什么的他都不觉得好吃。其实事情都是一样的。
陈共存：现在中国一些新发财的人太过分。
田炳信：怎么过分？
陈共存：我看报纸，国外刚进口汽车，在北京展出就卖出去好几辆。李光贤（陈嘉庚的大女婿）跟我讲，你们高兴坐巴士就坐巴士，我要坐中车，因为巴士用油用得太多了。
田炳信：任何一个社会，不管发展多快，其实，对资源的节约还是要注意的。
陈共存：天下那有用不完的东西。
田炳信：您喜欢字画？
陈共存：我喜欢艺术，不喜欢古董。
田炳信：是这幅画吗？
陈共存：我六十年代到北京颐和园去，看书法展，不晓得谁。这是个16岁的小孩子写的字。
田炳信：这一副？
陈共存：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有的人，生前是一面旗帜，死后是一种精神，陈嘉庚就是这样的人；有的人，位卑说真话，位高依然说真话，陈嘉庚就是这样的人；有的人，失意时有理想，得意时也有理想，陈嘉庚就是这样的人。
有一种精神是一锅百年老汤，味正，绵长，常喝常鲜。有一种品格是一副百年老药，色正，料足，常备常用。有一种口碑是一座百年老店，斑斓，大气，百进不厌。
浮躁的社会里总有清亮的人生，闪客般的时代总有凝重的叹息。时间是一湖好山水，洗去尘，洗去假，洗去伪。真人是一面好镜子，照见你，照见他，照见我。
（编辑：刘建维）
2005-11-21 15:41:39 南方网 田炳信
采访人物：陈共存，陈嘉庚的侄子，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
时间：2005年5月1日
地点：新加坡那森花园
陈共存：去掉政治色彩的陈嘉庚
民间有两句话，对老人有两句话评价，一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二是“贪财怕死打瞌睡”。这是从生理到心理的一句浓缩的概括。大多数老人逃不脱这一规律设定的走向。我见过四位老人却摆脱了这种纠缠，走出了晚年的困局。
1999年，我在云南见到了宣科老人，他和十几位七老八十的老人演奏纳西古乐。老人幽默、通达，他告诉人们一句话，音乐是恐惧的产物，为了摆脱恐惧，人就要唱，就要舞。他抓到了音乐的灵魂。
2000年，在香港见到了南怀谨，他对佛、儒、释三家的研究，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说世界上只有一种人，三种心态，被人欺，欺人，自欺。好一句平地风雷，晴空响雷。那是对人性入木三分，掘地三尺的透视。
2001年，在北京后圆恩寺5号见到了周惠。当年的庐山会议他曾是彭黄张周周所谓反党集团中的一分子，后被毛泽东大笔一挥，又划掉了。也从此从一名副省级变成了副司级干部。1978年，周惠重新被启用，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他在内蒙古西部调查时，看到吃不饱穿不暖的老百姓，动情地说了一句话，“天下有打罪、骂罪、死罪，就是没有不给饭吃的罪”。从那以后，他和万里等人，分别在安徽、四川和内蒙古拉开了农业大包干的序幕。周惠又一次点到了中国僵硬的政治穴位。
2005年5月1日，我在新加坡见到了陈嘉庚的侄子，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87岁的陈共存老人。老人一生走南闯北，阅人无数，对经济、政治、人情世故都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与他聊天是一种享受，无拘无束，海阔天高。
我常想，这些老人，不管是从政的，还是经商的，不管是为文的，还是弄艺的，他们在晚年都有一个相似之处，看淡了许多人，看透了许多事。像晨夕中的晚星，像天边的一缕云霞，像草原上一顶随意支起的蒙古包，淡泊，轻爽，随意。
他们待人平和，遇事平静。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有一种远离俗世的豁达，宁静，自在，通透。
田炳信：我听说最近洪永宏教授的帮助下，由您口授出了一本《陈嘉庚新传》，您也是87岁的老人了，什么原因促使您在晚年写这本书？
陈共存：我从小对历史有特别的兴趣，因此在大学时期专修历史；对中国文学虽然有浓厚的兴趣，却非作家。数十年来，写作陈嘉庚的历史和事迹的人，都有各自的立场，所写的只是表面化，未能深入理解陈嘉庚思想的深奥。
田炳信：什么原因让您得出这样的印象？
陈共存：1980年中国实施开放政策，有好多文学家和戏剧家，都有浓厚的兴趣要以陈嘉庚为题材创作剧本，他们把剧本的稿件寄来给我都不下数十种，绝大多数都是表面的文章，无从修改。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作者对陈嘉庚在南洋的活动一知半解，对他在国内的处境虽有了解，但也不敢直言表达。五十年代从土改开始的种种政治运动，在执行上的偏差，极左的行动，都给陈嘉庚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不是有海外三千万华侨的背景，陈嘉庚的下场可能跟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下场相差无几。陈嘉庚晚年内心的反感和痛心，国内作者既不敢实话实说，更不敢撰写文章。简言之，极左派认为他是资本家，国外却认为他是共产党极左派的同路人。
田炳信：晚年的陈嘉庚先生可说是处在一种极为矛盾的状态下生活的。
陈共存：那种痛苦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田炳信：我看资料介绍，陈嘉庚一生追随过三个人，一是孙中山，二是蒋介石，三是毛泽东，这三个人最终都让他很失望。
陈共存：是这样的，伯父毕竟是个侨商，是个平民，不是军政首脑。他既没有掌握政权，更没有掌握军队，而且长年生活在海外。因此，他在自己竭尽全力的同时，将国家独立富强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中国革命领袖的身上。加入同盟会时，他寄希望于孙中山。当时，清廷日腐，外侮日亟，中国面临瓜分危机，已濒临沦亡。孙中山高举义旗，指明革命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伯父在新加坡拜识了孙中山，研读了三民主义，毅然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一名革命党人，并迎来辛亥革命的胜利。他欢欣鼓舞，亲自回国创办学校，创办实业，满以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国将就此走上繁荣富强之路。但是，中国经历过两千年的帝制，封建势力根深蒂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夺；接着又是袁氏称帝，又是张勋复辟；然后是列强各国大卖军火给中国各派系军阀，促使连年混战。中国人民继续蒙受苦难，孙中山也因之含恨而终，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人物。陈嘉庚对孙中山的热望，终于未能实现。
孙中山逝世后，中国亟需一位强有力的领袖，以领导革命人民，用武力打败军阀，统一中国，进而谋求国家的真正独立和强盛。这时，孙中山军事上的助手、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应运而出，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连克数省，并用政治手段，争取到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实力集团的人加盟，和东北、新疆两个地方政府的易帜，勉强实现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赢得了各国的承认。陈嘉庚于是将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岂料蒋介石上台后，与帝国主义列强合作，走反共路线，以后又任用孔祥熙、宋子文等内戚和一班贪官污吏，实行独裁统治，致使法纪荡然，民怨沸腾；抗战爆发后更变本加厉，营私舞弊，偷盗外汇，欺压百姓。陈嘉庚回国慰劳考察中了解到实情，愤怨交加，要求当局撤换陈仪等恶官。蒋介石不但断然拒绝，而且还派吴铁城到南洋阴谋攻倒陈嘉庚。陈嘉庚对蒋介石的寄望，至此全然破灭。
对蒋介石失望之余，陈嘉庚将希望托寄给延安的共产党和毛泽东。抗战胜利后，中共军队不及国民党四分之一，陈嘉庚却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当新政协全会通过《共同纲领》并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陈嘉庚内心的欣喜和激动，大大超过了他在辛亥革命胜利之时。新中国诞生后，以《共同纲领》为国策，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实行土改，恢复经济，稳定社会，加紧建设，曾使他倍受鼓舞。后来最高当局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屡屡违背《共同纲领》，制造一系列异想天开、无奇不有、形形式式的政治运动，包括“引蛇出洞”的反右派斗争，他确已失望但没有完全失去信心。到了彭德怀事件发生，毛泽东将个人威望置于人民利益之上，坚持“左”倾错误的路线，卷起“反右倾、拔白旗”的狂潮，加剧了荒诞的公社化、大跃进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几代爱国志士用鲜血铸就的人民共和国，竟出现了因政策错误造成的大饥荒。陈嘉庚更加失望了！他眼看曾经是人民好领袖的毛泽东这样演变下去，最终必将变成一个专制独裁者，这是多么令人痛惜的事啊！
这时，他已经八、九十岁了，心灵和肉体又备受折磨。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强国富民的理想，不但在他有生之年无法实现，而且何时才能实现也使他感到迷茫。陈嘉庚就这样满怀矛盾和痛苦，郁郁而终，把“博爱、诚毅、革新、奉献”的精神留给后人，成为历史上又一悲剧人物。
田炳信：我想您说陈嘉庚是悲剧人物，关键是他对许多事情有远见，有洞察，而又无力阻拦而造成的。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陈嘉庚先生准备启程去北京时，当时给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会，会上送了陈先生一副对联，“合公谊私情，送先生归舟万里；论勋劳物望，实中外在野一人。”中外在野一人，可说是当之无愧。
陈共存：伯父是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他一切出发点以是否合理，是否合义，是否合大众要求为准衡。这是他为人的准则，也是他衡量世人的标准。按照这标准，上自国家元首，下至黎民百姓，凡是合者，他都支持；凡是不合者，他都反对；不管你地位多高，权势多大；也不管亲情多深，私谊多厚；一律同等对待。
田炳信：我听说在建国后的十年里，他都有特立独行的言论和行为，在当时可是不容易的事。
陈共存：是不容易。回国后，他一直关注着世界的局势，关注着中国同各国的关系。他认为美国对中国主要是有经济野心。而北邻大国苏联自帝俄时代侵占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到抗战胜利后攫取外蒙领土和东北多项特权，都充分暴露其侵略中国的野心。
田炳信：邓小平1989年5月16日，接见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首次来中国访问时，说过一段话：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可说是异曲同工。
陈共存：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据陈嘉庚观察，这场朝鲜战争显然是斯大林的政治阴谋。因为北朝鲜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金日成想用武力统一朝鲜，非经斯大林同意不可。战争爆发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完全可以运用否决权，制止美国借联合国名义出兵朝鲜；但它却在安理会要通过相关决议时故意缺席，让美国为所欲为，使朝鲜内战变成国际性的战争。这表明斯大林对这场战争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国如果贸然参战，可能正中他的奸计。
田炳信：为什么？
陈共存：陈嘉庚认为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极需休养生息，卷入朝鲜战争对中国极为不利；因此，心中极为反对。在美军迅速北进的严峻情势下，中国最高当局召开了多次会议进行研究；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还进行了几十次的电报磋商。斯大林极力鼓励中国出兵朝鲜，并一再承诺提供空军支援和大量军火，催促只有陆军、尚无空军的中国军队放心去作战。他却坐山观虎斗，避免了美、苏发生直接冲突。
田炳信：老人视野还是很开阔的，思路还是很慎密的。这恐怕与他交友广，信息灵，和以民族利益为重有关。
陈共存：到了抗美援朝战争后期，陈嘉庚对中国士兵在战争中的惨重牺牲感到痛心。特别是在停战后，当他了解到苏联供应中国抗美援朝的大量军火，全部是以借款方式提供的，期满不但要还本，还要付息，更是愤愤不已。
他从朝鲜战争前前后后苏联的一系列表现得出自己的结论，认定斯大林策动这场战争，是有预谋地把朝鲜、美国和中国推入战争漩涡，使这三国，特别是朝、中两国牺牲无数的生命和资财；他自己则坐山观虎斗，借刀杀人。这样，即缓解了西方集团在欧洲对他的压力，又进一步控制了朝鲜和中国，而且还发了一大笔战争财。
因此，陈嘉庚感到中国是受斯大林欺骗和利用，是被人出卖。在当年中国大陆掀起的近乎狂热的亲苏热潮中，陈嘉庚却针锋相对，接连在集美公开斥责苏联说，这算什么“老大哥”。
田炳信：据我了解，陈嘉庚不仅在朝鲜战争上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当时在外蒙古的问题上，他也有自己的看法。虽然，这已成了定论，当时，能有这种思维和认识，现在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看出老人家的高瞻远瞩。
陈共存：1950年2月15日，陈嘉庚返抵新加坡，只居留三个多月，不得不于5月21日，乘飞机再度离星，取道香港来到中国；6月10日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然后转回家乡集美。这时，除西藏、台湾和少数海岛外，全国广大国土都已解放。人民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恢复生产，整顿秩序，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使备受蒋政府通货膨胀之苦的广大民众生活安定下来。社会风气也大大改变，流氓乞丐几近绝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已成现实。
陈嘉庚对人民政府在短短半年时间就取得如此重大成绩十分满意。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赞扬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拥护即将开展的土地改革，认为“土改能促进生产”；接着就目前海外华侨仍受当地政府苛待的问题，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早日与相关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派出使领，以正常外交手续，予以切实保护”。会上，他还提议国家应规定“中文书写统一自左而右”；同时提议应及早建设福建铁路。
田炳信：陈嘉庚先生的心情当时还是很高兴的。
陈共存：高兴归高兴，大的问题他是有看法的。早在1946年，当陈嘉庚得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条约割弃外蒙，一直坚决反对，除在1946年2月发出《南侨总会战后第八号通告》予以声讨外，又接连发表多次谈话加以谴责。1949年5月，他应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邀请回国，途经香港时在各侨团举行的盛大茶会上发表演说，郑重地要求中共掌权后取消该条约，收回外蒙领土。他说：“国父孙中山首次革命，系推倒满清帝制，酝酿取消不平等条约。此次中共革命，为消灭专制独裁，并取消蒋政府一切卖国条约，不但美国而已。如中苏友好条约，亦必取消。以昭公允。我国历史记载，祖宗土地尺寸不得让人，此乃为四万万五千万民众。人人当负其职责也。”
这回他从新加坡返抵北京后，获悉新中国政府已经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极感愤怒。因为国民党政府虽然让外蒙古独立，但并未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而予以正式承认。他接连写了十几篇文章给人民日报，坚决反对与蒙古建交，但稿件均被报社退回。他再把稿件投交厦门日报，厦门日报更是不敢刊登。于是，陈嘉庚找到周恩来，向他提出抗议。周恩来以事关新中国国际关系的大局，好言好语予以劝说，但都无法改变其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立场。陈嘉庚的意见既不能得到当局的接受，又不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便将满肚子的怨气在集美师生面前倾吐，对此，当年集美的师生至今印象还很深刻。
为了表明自己反对蒙古独立的立场，表明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陈嘉庚在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雕制中国地图时，将外蒙也包括在内。并在地图雕版下刻字说明外蒙古问题的由来。这件事被反映到北京，周恩来当即派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庄明理到厦门，反复加以劝说。陈嘉庚据理力争，最后只将说明文字去掉。至今，这幅包括外蒙古的石雕中国地图，仍然嵌挂在集美解放纪念碑前的显著位置。
田炳信：对台湾问题，陈嘉庚当年也发表了他的看法。
陈共存：对台湾问题，他多次发表谈话，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人是中国人民，说：“八百万台湾人民之中，有将近六百万是闽南人，他们说的话，和我现在说的话一样，是厦门语系的话。他们有很多是当年随民族英雄郑成功到台湾去的后代。他们在那里反抗过清朝的统治，也抵抗过日本殖民统治者。他们还有不少人是在台湾有家，在闽南也有家的。”他认为台湾人民心向祖国，盼望回归祖国；祖国的统一一定会实现。
田炳信：在国际问题上他的看法与众不同，而且敢于直言，在当时的一些国内问题，他是否也敢于直言呢？
陈共存：敢。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怕字。但他头脑一直保持着清醒。 50年代初，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被吹得神手其神；不但被称为是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而且被誉为是拯救人类的唯一方策。按其“理论”，资金、土地、矿山、厂房、农场、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些生产资料实现“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就必定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由此步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这些生产资料仍保持“私有制”，则是“资本主义”，不但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是各种罪恶的根源。
田炳信：陈嘉庚当年回国，路经东北时，看到大街上到处悬挂着斯大林的画像，他是很反感的。这有历史根源，有民族感情问题。认为这是奴颜婢膝，丧失民族自尊。
陈共存：当时，国内的领导人迷信这一理论，受苏联影响很深。认定中国必须尽快通过合作化运动，将农民、手工业者个体所有的私有制，改造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制；通过公私合营运动，将工商业者个人所有的私有制，改造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陈嘉庚当时很反感，他曾写信告诉当时上海银行经理邱方坤。现在仅过两年，执政当局便急剧地实行所谓的“社会主义”，这样背弃诺言，出尔反尔，不但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失信于民其后果更不堪设想。陈嘉庚深感失望，但他并没有绝望。他仍寄望于将来，相信伟大的中华民族终有一天会醒悟过来，摈弃这种脱离实际的“左”倾幼稚病。
田炳信：不仅仅是在学习苏联模式上，陈嘉庚先生有异见，在建国初的“土改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也实事求是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陈共存：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并清除旧社会的遗毒，发动了一系列接连不断的运动，其动机是为国家的快速进步。但在运动开展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偏差。
首先是1950年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土改运动”主要在农村中进行，其目的是废除旧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具体做法是依靠无地和少地的“雇农”、“贫农”、“下中农”f他们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团结自耕自收的“中农”；斗争拥有大片土地、用地租剥削农民的“地主”；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富农”超过标准的土地，以及他们的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无偿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通过“土改”，当年中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的苛重地租，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对全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在运动中也出现对地主的斗争过于残酷等偏差。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对象，包括蒋政府败退台湾时遗留或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分子和反动党、政、军骨干分子，以及各地的土匪、恶霸和反动会道门头目；其中不少人拥有武器。这些反革命分子敌视新政权和翻身的工人、农民，到处进行破坏、抢劫，甚至杀人放火，气焰极其嚣张。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人民政府自1950年冬开始，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扫除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和各地的黑恶势力，肃清了解放初期猖獗一时的匪祸。但在运动中有些投机分子公报私仇，有些基层干部草菅人命，因而出现不少错捕、错判、错杀的现象，造成不少冤案。
陈嘉庚拥护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但认为地主阶级是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对他们应以教育改造为主；不应在土改、镇反运动中随意关押、枪毙地主和“反革命”。
田炳信：这恐怕是老人的历史责任感和中外在野第一人的身份，他即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所以，对许多事情他的看法更客观、冷静一些。
陈共存：这有好处，也有坏处，你像1957年的“反右”，7月16日，《人民日报》就这次会议发表了《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的社论。社论的副标题是“祝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陈嘉庚参加了这次会议，为主席团成员，他对最高当局利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坛来“反击右派” 感到无比气愤。在7月2日大会上发言时，他首先为响应“号召”大鸣大放而受到攻击的人士打抱不平，说道：“本年2月政协会议前，毛主席曾召集政协委员，参加最高国务扩大会议，宣示以较长的时期进行整风运动，以达到实效目的。并鼓励百家争鸣，人民可以尽量发言。凡不平当鸣，不鸣则失毛主席美意。”接着，陈嘉庚分十六条，谈了有关情况和自己意见，集中抨击官僚主义。而通篇洋洋五千言的讲话中，连半句也不提到反右派。
田炳信：陈嘉庚那篇半个万言书中重点谈了什么？
陈共存：陈嘉庚认为，“官僚主义是中国数千年的积习，病国蠹民莫不由此。人民政府成立后，早经宣示要予革除，如在会议上指摘，在文书上传达，不啻三令五申，无年不有。但收效甚微，甚或变本加厉，而领导传达之人，似负传达责任而已，自身未加检讨，故很难促使听者感化，因此官僚主义作风，旧者难改，新者又来，随时随地皆有发现。这种积重难返之势，非徒用口舌宣传所能奏效，要认真革除，应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办法入手。治标办法，除宣传告诫外，各省应设查访机关，犯此风者即应免职，送往特设训练所或学校学习改造，结训后方得试用。至治本办法，须从正规学校教育做起。”
田炳信：陈嘉庚先生可说对官僚主义的危害早有先见之明。
陈共存：他说的更透彻，明白。“官僚主义弊端，为懈怠傲慢，任职而有此弊，虽清白不贪污，亦难免误国病民。例如高高在上，凡事皆向下面推诿，绝不自己动手；又如坐在办公室内，足不出户，外间实际情形，属下工作状况，毫无所知。这样则下情不能上达，凡所措施脱离群众，加以缺乏虚怀，主观自满，动作寡少，体力薄弱，执笔尤怠，何能领导部属搞好业务。”
田炳信：在当时的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像陈嘉庚先生的言论是很容易打成右派的，按照当时的定罪标准，很容易划成全国级的“大右派”，为什么会躲过这一劫？
陈共存：陈嘉庚一旦被打成“右派”，当时一定会伤害海外三千万华侨的感情，客观地讲，是海外三千万华侨救了陈嘉庚，使他逃过这一劫。
田炳信：历史有时真像一块天空，就像民谚说的“五里不同天，十里不同雨”。我翻看了许多资料，陈嘉庚先生建国初的时候极端节俭，他限定自己的伙食费每月十五元，平均每日五角，交代炊事员严格掌握不得超过；将每月节省下来的五百余元，全数投入集美学村的建设。在集美，他先住在航海学校，后迁到早年的旧居。穿的是旧衣服，用的是旧家具；粗茶淡饭，无烟无酒；一袭旧蚊帐破了再破，补了再补；一件棉背心已多处绽露出棉絮还舍不得丢掉；身边没有妻妾，没有亲眷，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这在中国也是不多的，生活极为简朴，简单。不像现在有些暴发户，那个不可一世，要是没有个天拦着，早窜到别的星球上去了。
陈共存：他本是个富家子弟，独立创业后更成为闻名世界的大企业家，1925年实有的家财高达一千二百余万元，超过当年一般的“百万富翁”十余倍。试问当年的百万富翁，有谁不住豪华别墅？有谁不乘高级汽车？有谁不吃山珍海味？有谁不是奴婢满堂？又有谁不把产业留给子孙？按理来说，过好日子是人之常情，既然成为巨富，当然就该享受人生。疼爱子女是人的天性，既然拥有产业，当然就该留给子孙。唯独陈嘉庚是个例外。
他勇敢地打破流传千古的世俗观念，坚毅地抵挡享乐享受的百般诱惑，把千万家财全数投入兴办教育的宏伟事业。直到八、九十岁耄耋之年，虽然每月都有一笔丰厚的收入，仍然蜗居旧屋，身穿旧衣，粗茶淡饭，克勤克俭，将节省下来的一分一厘全用于祖国和家乡的建设。他作出比抛头颅、洒热血更为难能可贵的巨大牺牲，唯一的目的就是早日实现他强国富民的理想。
田炳信：陈嘉庚先生有很高的理想，在道德上和生活上也是一个接近半个圣人的人。我看有的资料介绍，说他晚年有时也信青衣相士。
陈共存：不是晚年，他是在避难爪哇期间认识了一位青衣相士。这位相士上通天机，下知冥府，出签算命，百验不爽。南洋的许多富翁、名人都请他算过命者，所说无一不准。相士在给陈嘉庚算过命后，断言其寿终之时为“乙未年正月二十九辰初三刻”，即1955年2月21日上午八点半。陈嘉庚崇尚科学，不信鬼神，但却半信风水和命运。
1955年2月20日夜晚，陈嘉庚拟好遗嘱，亲笔书写两份，指名一份留交集美校董会秘书处主任，一份留交族亲；内容仅限于学校、乡社，并嘱咐将其遗下产业的收入，全数划归集美学校作为经费和基金。遗嘱书写完毕，陈嘉庚用温水洗净全身，换上干净的内衣裤，上床就寝。21日清晨五点醒来，陈嘉庚照样先做床上体操，再下床洗脸、刷牙，接着便穿起那套接待贵宾才穿用的西装，结上领带，穿上皮鞋，打点得整整齐齐。早餐用过之后，陈嘉庚破例不出门了。他端坐在旧沙发上，等待着最终时刻的来临。八点钟业已敲过，已经到校董会上班的陈朱明上楼探视陈嘉庚寝室，看他尚未出门，而且身穿西装，神态有异，便叩问是否中央首长要来？或是要出差赴北京、上海？陈嘉庚均答不是，并挥手将他这个族侄孙打发出去。
陈嘉庚在寝室里，继续面对壁钟，安详端坐。时间一秒一分地挨过，眼看快到九点了，还不见有丝毫动静。到壁钟敲响九下，陈嘉庚依然活着，他认真核对了怀表和壁钟，标示均为九点正。乙未年正月廿九辰初三刻已经过去，那桩事情竟然没有发生。但陈嘉庚不敢大意，他茶饭虽然照吃，却时刻在等待着，直至这一天亥时终了，第二天子时来临，他才上床安寝。2月22日清晨醒来，陈嘉庚依然健在。早餐后他欣喜万状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有福气，我真有福气！”
田炳信：老人，小孩，大人物，小人物，其实都有他很天真的一面。您能否谈你自己？陈嘉庚是个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生前是个大忙人，你见他的机会多吗？
陈共存：我见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37年暑假期间，我随先母来新加坡探亲，才有机会跟伯父初次会面，听他侃侃而谈。从家世历史谈起，其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伯父对我说：在工商界努力奋斗数十年，吃尽苦头，历尽风霜，由创业而达鼎盛时期，直到最后以收盘告终，人生观也随着改变；现在即使有黄金在地上，我也懒得俯身拾起。
第二次是在1942年1月底日军南侵时，新加坡危在旦夕，即将沦陷，我到怡和轩劝他早日离开。他表示英国政府早期曾向这些协助殖民地政府抗日的人士保证“如果局势紧急时，政府将安排船只或飞机送你们离开”，可是现在却说船只和飞机都没有，原来英国官员准备当俘虏，那华人的处境就惨了。伯父也已打定主意，要是不幸被日军抓去，杀剐由他，绝不被利用。
第三次是在抗战胜利后，我由上海回返新加坡时把友人赠送的特大号野山人参转赠给他。他高度赞扬人参对他腰酸背痛的特效。我们虽经过多年的死里逃生，却有机会再次会面，欢喜莫名。
田炳信：他同你聊天，什么话对你影响最深？
陈共存：伯父的人生观是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人才，并且以身作则，来作为子侄的楷模。他不遗留产业给后辈，造成一种形势，使自己的子侄要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作为社会的寄生虫。我非常感激伯父，因为他曾经在怡和轩向他的知交说：侄儿共存颇有前途，希望日后能有所作为，继承家族的传统，为社会，为国家做一些贡献。这一句话对我产生很大的鼓励作用。我也要感激先父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使我今天能够问心无愧，如果先父遗留很多家产给我，我今天不晓得变成一个怎样的人，那只有天晓得。
田炳信：你是怎么到的新加坡？
陈共存：说来话长，我20岁时“七七事变”爆发，从那以后我就来到新加坡。抗战的时候厦门大学也搬到内地去了，所以我就去了昆明，到了昆明以后，觉得地方不行，脏得不得了，闭塞得不得了。1939年我去上海读书，读到1940年。读了一年就做生意去了。
田炳信：当年您觉悟比较早了，没有从政、没有当兵，而是经商了。
陈共存：对，我1940年做生意，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当时我就逃难啊，我是在那时来的新加坡。当时日本人要抓陈嘉庚，第一个就要抓他，那我也姓陈啊，抓到我要问陈嘉庚在哪里。
田炳信：抓到你要找陈嘉庚，日本人要抓你？
陈共存：当然是日本人要抓，那怎么办呢？跑，我跑到什么地方晓得不？汪精卫你晓得不？跟孙中山跟国民党同时搞革命的，我这个朋友是汪精卫的好朋友，我跑到我这个朋友的孙子家里去。
田炳信：避难去了。
陈共存：对，后来我就跑到越南去了，那时候坐的是黄船，不是大船，50吨的。从滨城到泰国，从泰国到柬埔寨，从柬埔寨再到越南，在越南呆到打仗结束以后。在越南时候给日本人抓去了，日本人不晓得我是谁。坐牢坐了60几天，当时坐牢这个事情，随时可以拿去杀头的。
田炳信：生命没有保障啊？
陈共存：是啊，那个时候提心吊胆，没有办法。还好无事，关了60几天放出来了。本来说我们这批人是间谍，还好，没有一个人是间谍。
田炳信：那要是有一个人是间谍那就麻烦了。
陈共存：是啊，要是有一个人是间谍就麻烦了。1945年日本人投降，1946年我再做中国跟新加坡的生意。1948年上海解放，我在上海的店也关门了，我又回到新加坡。
田炳信：为什么你要回新加坡？是因为国共两党打内战吗？
陈共存：是，当时中共跟国民党打仗，共产党又一直往南来，生意不能做，所以就回来了。1946，1947，1948中国要买橡胶，去找我，我就跟上海的一些木材厂联系。1950年就打电报来，要买橡胶，请我到中国去。那时候共产党占领了华北一带，要去英国政府的殖民地办手续，但要我去，我就照样执行吧。于是我就申请去中国，等了四个月才批准我去。我就去了北京，哗，那时候的北京，刚刚解放，空气非常好。
田炳信：那个好的标准是什么？廉洁？高效？
陈共存：对，那个时候的延安精神真是令人感动，真的是为人民服务，没有一个人讲自私。那真是不可想象的，你没看到过你是想象不出来的，我是看到过的。
田炳信：开国大典您去了吗？
陈共存：没有，我不敢参加这次的大典。1950年的国庆庆典我去了。那时的延安精神，真的是非常为国家为人民，我在北京吃饭给小费是不收的，到了上海，上海还没解放，小费还是要给的。那次是坐火车去的，经过广州、深圳。深圳当时是一片农田，只有唯一的一间水门汀的建筑，三层楼，其余都是农田。我们坐船从广州到武汉，武汉那时没有桥，要坐渡轮过去。我带了一个日本的亲戚，他是北京人，两个人同去，坐黄包车，行李一人一件放在黄包车上，我们告诉拉车的说要到哪个地方去，他说好好。结果拉了四、五十分钟，说到了。我一看原来就在码头对面。他要十块钱的车费，那时候的十块钱，比现在的一百块还多，我就不肯给呀，说你怎么这个样子，你转了一大圈，明明是敲诈。结果他就大骂：“你们这些资本家，剥削我们穷人！”我不甘忍这口气，就叫接待我们的单位中国进出口公司，他们一来马上就给我们解决了。晚上在那里过夜，公司的人就带我们到各处看看，我看到还有一些妓女，在路边站着拉客。公司的人说现在刚刚解放，一些问题还没解决，等以后再解决了。后来我就去了北京、上海，又回到新加坡，生意就这样做成了。回到新加坡以后，我发现后面老是有人“保护”我。
田炳信：是保护还是盯梢？是谁派的？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陈共存：不是保护，是监视。是英国人，那个时候抗美援朝，英国和美国站一条线的，所以美国和中国打仗，英国人就问“你从中国回来，有什么任务？”哈哈，所以我二十年不敢回中国。1965年有个团去大陆，我就不敢参加。后来中华总商会要我们跟中共进行经贸合作发展，所以1971年还是1970年，我就去了大陆。访问中国回来以后，我写了一些批评中国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大陆思想还不开放，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你当过红卫兵吗？
田炳信：当过红小兵。
陈共存：红卫兵带着我们去看针灸开刀，这在当时还是了不起的事情。
田炳信：那叫针灸麻醉。
陈共存：对。当时给我们安排了两个人，一个老太太，一个年纪轻的。医生先把红宝书拿出来，面对毛泽东，念经一样念语录，念了以后才开刀。那个老太太在刀下哇哇大叫。
田炳信：她痛得叫？不是麻醉了吗？
陈共存：针灸麻醉有的有效，有的没效。这个医生就在旁边说：“你相信毛主席就不会痛！”
田炳信：这么一说她还叫吗？
陈共存：我没往下看就跑掉了，还看什么。那个年纪轻的是个女孩子。她是红卫兵，就不敢叫。后来，我每年都去中国，文革期间也去。我要尽全力打破英国和许多国家对新加坡的行业垄断。要打破行业垄断，就要跟中国合作。当时中远公司、外运都跟我们合作，那是真心的合作，跟我们是真心的，所以我每年都去。我们跟中国远洋有来往，他们非常欢迎外来的朋友，外运当时叫租船公司。当时中远和外运都请我吃饭，这边也请我，那边也请我。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分开请，都是国家的，合在一起不一样吗？他们说“当然不同啦”。后来我才理解，他们是不同的单位，单位主义是很厉害的。1978年中国战略开放，政府的口气改了，人民的口气也改了。那时很多人就去中国做生意，我就不去了。
田炳信：他们去，您就不去了？他们不敢去，您就去？
陈共存：他们不敢去我去，等他们都敢去我就不去了，我又不是没饭吃。60年代，政府要搞“清洁运动”，要把新加坡搞干净。当时我还不是总商会的会长，只是一个主任，商会开会说“陈共存，你负责吧”，我说“好”。“清洁运动”，新加坡本来就不脏啊，新加坡下雨多，一下雨就把泥巴冲干净了，但是树木很少。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口号改了一改。
田炳信：叫“绿化运动”吗？
陈共存：不，改成“把新加坡建成'花园城市'”。
田炳信：是你提出来的吗？
陈共存：不是我提出来的。我是做橡胶的，要到全世界去卖橡胶。我一方面卖橡胶，一方面也去旅行，到各处看看，借做生意趁机玩玩。我看到人家城市中间搞绿化，像法国道路两旁的树很高，很漂亮。所以把新加坡建成“花园城市 ”的口号就喊出来了。接下来我就跟政府说，要我负责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报章要宣传；第二，电视台要宣传；第三民众联合组（类似于中国的居民委员会）要宣传。政府同意了，然后就开始宣传，记者、电视台都跟在后面，和我一起到各个地方去做宣传。我对群众说“要搞这个清洁运动，要把新加坡变成花园城市，那就请把你们的门口打扫干净，栽两盆花，这样就有资格参加抽奖。”我叫民众联合组去负责登记、审查，最后有五万多户参加。抽奖我去了。
田炳信：奖品是由你们捐献的吗？
陈共存：是，很多人捐，大家有什么捐什么。当时有一千多张奖状，还发金币，一个一两百块钱。抽奖是在中华总商会的大礼堂，我怕人家担心碰巧自己抽到怎么办，所以我就叫中学生代我去抽，他们天真烂漫的，别人就不会疑心。这件事做成功了以后，政府就接着组织了。
田炳信：这是最早的，是1961年还是1962年？
陈共存：六十年代还是一九五几年我记不清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当年钱要赚，也要为社会做贡献。前段时间，李显龙访问台湾。Tianbaoliu（音）是新加坡的大使，说“岂有此理！李显龙怎么可以去访问台湾？” 我跟tianbaoliu是很熟的，所以我说他去访问台湾有什么关系，他是去台湾给邻近国家看看，说我们（新加坡）有独立的路线，并不是走中国的路线。
田炳信：就是为了给别人显示姿态。
陈共存：是，新加坡华人占多数，给人家看成是“第二中国”、“第三中国”不好。这就是给别的国家看，新加坡是在走独立路线，中国方面反感也是在做戏。这个小孩子不听话，被拿来打屁股，是打给谁看的，是打给邻近国家看的，你以后不要走那条路。这就是我跟tianbaoliu讲的话。
田炳信：您看得很透彻！
陈共存：我说你看几个月以后就没事情了，血溶于水啊，有些事情是不能公开的，是要做给别人看的。你是记者，我给你讲这么多话，你能理解的。
田炳信：我能理解。
陈共存：这一次连战去访问中国，这一招出的好。一方面中国的胡锦涛表演得好，另一方面连战也表演得好。看的人都在讲，不晓得连战的口才这么好。他不输给朱镕基啊，他讲了40分钟没有稿，讲得头头是道。我看还有三年陈水扁下台，下台以后的台独是搞不成了。
田炳信：我觉得您身在新加坡，但对许多事还是了解的很透。
陈共存：我是读历史的，中国不侵占人家，从来都不。不像日本那样要占人家的地，中国没有这个事情。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一带生存，云南都是外族，新疆也是外族，蒙古、东北更是外族，都给中华民族同化了。从唐朝开始，李白就是少数民族。
田炳信：李白是四川人。
陈共存：李白祖上原来也是外族，都给中华民族吸收进来了。我在大学里面读历史，一个讲民族史的教授，讲到西部民族大融合，说现在中国也有犹太人。
田炳信：犹太人也被同化了，是什么原因？
陈共存：因为中华民族比较宽容，比较包容，儒家思想几千年传下来的。我说有犹太人有什么证据？他说你去看看，犹太人还在。后来我就去看了。问当地人“听说这有犹太人，是真的吗”当地人说是真的，现在还有6户人家，美国一些人听说了就来调查这个事，来了要证据，就把那个证据拿给他们。美国人说：“我给你拿到美国，给你移民到美国。”结果东西拿去就不回来了。
田炳信：新加坡现在的语言是英语，但新加坡有70%的华人，华人不懂中国字，也不讲中国话，特别是青年一代。所以文化的传承到这是不是就断了？
陈共存：我再讲讲。早期的时候，新加坡刚刚独立。新加坡是怎么独立的，我推测李光耀是相信民主的。他懂法律，他相信选举，所以他就推动新加坡参加马来西亚的全民选举，他叫李光贤讲话，李光贤不敢讲，李光耀讲了以后，马来人各部也开始害怕，华人占了43%，马来人占42%，其余的是印度等少数民族，所以假设华族再拉一些印度人进来变成多数，华族也可以选自己人作总理。
新马1968年分家的，分开的原因是当时有两派，一派是说就让它独立算了，它也搞不出什么花样出来。结果真是逼狗跳墙啊，军队也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又小。
田炳信：那怎么干？
陈共存：所以分家以后，李光耀哭了。（哈哈），他没把握啊，所以逼狗跳墙，他不得不鼓气硬战。马来西亚东部以后的建设，马来人冲劲是没有的，我讲我的经验，马来人怎么是这个样子，南美洲民族、西班牙民族和马来民族根本不同，但脾气是一样的。
田炳信：怎么不一样？
陈共存：乐天派，懒惰，过一天算一天。北方人的衣、食、住都很重要，没有衣服怎么过冬？没有饭吃怎么过冬？没有房子怎么过冬？
田炳信：在南方好过。
陈共存：对，就是这个道理。结果历史遗传下来，北方民族是不干不行，马来西亚这边，你们谁听过新加坡饿死过人？马来西亚饿死过人？没有。衣，两条裤一拆就可以过冬，食，北方冬天树叶草皮都没有，他们野菜多的是，完全够。住，树下面都可以，衣、食、住在南洋根本没问题。遗传下来了，人就不想做，不想冲、拼。你看华族的第一代、第二、三、四代都不同，后面地也马来化了，懒惰，只会享受，不像第一、二代，没有冲劲了。
田炳信：李显龙登基的时候请你去了吗？
陈共存：请了，我说不能去。后来我去了，他一讲完话我就走了，从后门走掉了。我也没什么要求，他请我，不去也不大好。
田炳信：面子还是要给。
陈共存：对呀，面子还是要给的。
田炳信：您做了几年新加坡总商会会长？
陈共存：我做商会会长9年，我就有一点不同，因为我有自己的立场，对的话我支持，不对的话我反对。李光耀当时要关南洋大学，有四个人是南大的董事，我是其中之一。他找我们四个人谈话，让我们写信支持。然后我就想想要不要讲真话，后来提起勇气，写了一封信，提了一些理由。新加坡刚刚独立的时候，我们不走同一条路线，才能生存下来。但是学校制度不好，自动升班，结果到了小学毕业，英文英文不懂，华文华文不懂。所以我就反对啊，反对的理由是，南洋大学在全南洋是对教育做出贡献最大的学府，你关掉了他，谁来管教育？
田炳信：您在商海这么多年，如果讲感受，您会是什么感受？
陈共存：我的女儿是读建筑的，我告诉他做生意有三个要点：第一，地点、地段要好；第二，设计要好；第三，成本要考虑到。地势不是我们控制的，市场那是凭个人的眼光看的对不对？有时候同样的东西做出来，地段不好，不但不能赚钱，还要赔钱。
田炳信：其实这三点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市场。当年广东2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盖房子就跟盖猪圈、盖羊圈一样，盖好了一会就卖光了。现在的房子什么欧罗巴式、哥特式、欧洲式，房子要多好有多好，可就是卖不出去。换句话说，今天晚上打个比方我请他吃饭，我五点钟请他来吃饭，我点再好的菜都不会觉得好吃，因为他不饿。我等晚上八点钟请他来吃饭，他会觉得很好吃，因为他饿。需求很重要，你需要的东西它就好，你不需要的东西它就不好。这也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另外一种解释。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我当时同一些人讲，所有的请客人吃饭，尽量压到六点半，有可能就到七点。他们问为什么。我说那时候食欲上来了。你千万不要五点半开饭，这个饭就没办法吃了，因为他不饿，你上鲍鱼什么的他都不觉得好吃。其实事情都是一样的。
陈共存：现在中国一些新发财的人太过分。
田炳信：怎么过分？
陈共存：我看报纸，国外刚进口汽车，在北京展出就卖出去好几辆。李光贤（陈嘉庚的大女婿）跟我讲，你们高兴坐巴士就坐巴士，我要坐中车，因为巴士用油用得太多了。
田炳信：任何一个社会，不管发展多快，其实，对资源的节约还是要注意的。
陈共存：天下那有用不完的东西。
田炳信：您喜欢字画？
陈共存：我喜欢艺术，不喜欢古董。
田炳信：是这幅画吗？
陈共存：我六十年代到北京颐和园去，看书法展，不晓得谁。这是个16岁的小孩子写的字。
田炳信：这一副？
陈共存：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有的人，生前是一面旗帜，死后是一种精神，陈嘉庚就是这样的人；有的人，位卑说真话，位高依然说真话，陈嘉庚就是这样的人；有的人，失意时有理想，得意时也有理想，陈嘉庚就是这样的人。
有一种精神是一锅百年老汤，味正，绵长，常喝常鲜。有一种品格是一副百年老药，色正，料足，常备常用。有一种口碑是一座百年老店，斑斓，大气，百进不厌。
浮躁的社会里总有清亮的人生，闪客般的时代总有凝重的叹息。时间是一湖好山水，洗去尘，洗去假，洗去伪。真人是一面好镜子，照见你，照见他，照见我。
（编辑：刘建维）
2009年6月1日星期一
綦彦臣：1957年摄影界“反右”情况考略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703/Article_20070330222421.shtml
引言：那些人消失了
1957年的“反右”运动究竟致使多少知名知识分子消失在了公共视野，至今仍是一个谜团。对于时下幸存“右派”联名请求国家道歉与赔偿的举措，我们应该深为庆幸。这一批几为历史活化石的人士倘存在于公共视野，以至于让我们不忘历史。
无论他们的诉求是否得到满足，都将成历史的见证。同时，我们还当感谢互联网的发达，使我们得见这些幸存者的资讯。而在另一端，一些人消失了。消失的人也许并非是全都由于政治迫害，猜测而言：他们或许以自然人的消亡形式告别了这个世界，从而使他们存在的历史可能永远地被边缘化。
如果我们在网上查询“反右”时代中国摄影界的著名“右派”人物魏南昌与戴戈之，网络提供的信息少得可怜，以致于这二人（还有其他几位著名人物）就像已经远遁空山一样。所以，我决心利用手头并不丰富的资料，作一个浮光掠影式的考察，以期为以后的中国政治史或文化史留下一些思路。
一、被高度政治化的“唯美主义”
应当说，新闻摄影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新闻分支行业。然而，在无一幸免的时代里，它同样无法幸免。灾难的诱因就是对唯美主义的争论。
唯美主义是一种艺术追求，反对强加予艺术作品以所谓的思想性，在摄影方面讲究纯技巧表现与艺术格调的独特性。但是，这种确实带有浓重西方艺术色彩的学（艺）术主张，是与当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相冲突的。正如理论权威周扬所讲：“判断一个作品是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不在它描写的内容是否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而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真实。”［《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8月号，P7，陈蝉鸣：“警钟向谁而敲”一文转述周扬］
在当时的理论批评家陈蝉鸣看来，周扬的这一判断首先提供的是一个政治标准，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作为一篇示警文章的“警钟为谁敲响”，提供了或者干脆就是复述了当时党的艺术原则：“因此，我们确认艺术必需服从于政治，要提高艺术水平，首先就要提高思想水平。”
无论著名的周扬还是不太有名的陈蝉鸣，他们的艺术原则都是十分蛮横的。那根本不像讨论艺（学）术的话语，倒像合伙生意中大股东对小股东的欺压态度。此前，这种蛮横的政治化原则遭到以中国摄影学会理事、资深摄影家魏南昌的坚决抵抗，魏说：“在摄影艺术创作方法上，不要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几年来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方法是不切合实际的，没人欢迎它了。应该放手让大家自由走，终究会探讨出正确的方法。”［齐观山：“撕下‘ 老摄影家’的假面具”，载于《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8月号，P11－14（P13）］在行为上，魏南昌也采取了艺术家的抵抗方式，比如消极怠工特别是拍摄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政治标准毫不相关的作品，所以，魏南昌的《大公鸡》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证据”。
对魏南昌的大力批判并没因齐观山的一篇文章而至高峰，《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9月号刊出了一个由葛力群、沈觐光、邓历耕、王恩泽4人合写的文章“批判摄影界右派分子魏南昌的反动艺术观点”。也正是由于这篇批判文章才使得魏南昌的《大公鸡》留存下来，即作为反动证据发表出来。批判小组显然充满了激情，文章表达远超乎了学（艺）术批判而成了政治判决，葛沈邓王4人说：“根据毛主席这个英明的指示（即延安文艺讲话），可以明显的看出魏南昌在这里只不过是以美为幌子，而实际上却再一次地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企图借此作为跳板，达到他那些早已被革命洪流冲到太平洋彼岸去了的反动思想死灰复燃罢了。”［《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9月号，P18］这样有语病的批判不仅以魏的《大公鸡》及其他5幅作品如《古塔和小毛驴》等为证据，而且也是以在现实事务中双方的情绪化表现为依据的。那种专家与非业务型革命干部的不相宽容，至少也是个人恩怨成了政治斗争动力的一个来源。
二、左叶事件与“梁山规则”
摄影界“反右”运动正式开始之前，发生一件知识分子与领导干部冲突的政治事件，时称“左叶事件”：1957年4月，苏联的重要领导人伏希洛夫来华参观中国的全国农展会，当时又有中国等阶领导人、人大委员长刘少奇陪同，可以说是一个重大新闻体裁；当时在场记者有50余人，摄影记者为抢占有利位置，影响了现场秩序甚至踏坏了展品；负责维持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当场怒骂记者；事后，有关媒体对左叶的行为予以揭露，如5 月8日的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尊重新闻记者”一文，公开点了左叶的名；随后北京有关媒体也响应上海的批评，对左叶公开点名。
现在看来，这个并不严重的事件之所以激化为“反右”时的重大议题，实在是知识分子与“党的领导”之矛盾激烈已经为时不短。所以，“反右”开始后，“党的领导”一方一转原来道德弱势之状，借左叶事件反攻知识分子。8月13日新华社发表新闻稿，称左叶事件报道失实；更有 14日《人民日报》称：左叶事件对右派分子向（中共）党发动的攻势起了推波助澜之作用。《新闻摄影》月刊于1957年8月号发表吴群的署名文章“从‘左叶事件’中多方面的吸取教训”，文中十分明显地为左叶辩护，指责新闻界知识分子在态度上有问题：“只为摄影记者被骂而气愤不已，而不冷静地去核对事实，弄清事情的真相和性质。”［同上，P15］坦率地说，对于左叶的失态新闻界予以批评固然可以，但其中也不乏惩罚过度的意味。重要的是，中共是一直想努力领导新闻界的，而不是让新闻人士真地成为“新时代的无冕之王”的。所以，吴群在文章的最后说：“不少人迷恋过去，想当无冕之王，而不愿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做一个人民的新闻摄影工作者，所散布出来的各种右倾思想，还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同上，P18］吴群的这个说法虽然高度宣传化，但其中的逻辑是一种现在可称为“水浒规则”的东西。新闻记者不应把自己想象成“无冕之王”而必在党的操控之下。正如陈蝉鸣对周扬的政治原则诠释且周扬的政治原则来源于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讲话一样，葛沈邓王4人对魏南昌的批判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样一种警告：“知识分子你要知道自己的座次！”在这个新的梁山时代里，按毛的说法是：“ 第一为工人，第二为农民，第三为士兵，第四为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个问题是摆定了的。”根据毛的这个座次规则，那些留恋“无冕之王”旧日荣光的新闻界知识分子底定了是要作杜迁、宋万的——无论谁为山寨之主或中间夹进什么“新入伙者”，你都得坐在最末尾。因此，葛沈邓王4人在引用了毛的上述讲话后，紧接着说：“这些都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同上，P10］然而，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没能明白毛的“水浒规则”，一直试图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比如，与魏南昌一起被列为摄影界重要右派的黄修一，就被指斥为“要求党放松对（《民族画报》）文艺部分的领导，否则会影响积极性。”［《新闻摄影》月刊 1957年11月号，田宝发：“彻底粉碎党内右派分子黄修一的资产阶级艺术思想”，P46－54（P46）］到1957年11月至12月之间，摄影界对包括（后来十分著名的）丁聪等共8人进行了“歼灭式”围剿。其中：丁聪被指责为在《人民画报》内搞反共小集团，“阴谋把《人民画报》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赶出去，达到完全篡夺、把持画报的卑鄙目的。”［《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12月号，本刊编辑室：“摄影界右派分子的脸谱种种 ”，P25－36（P26）］与丁聪同时受到批判的杨逖先也被指为：“到处谩骂这些领导同志是‘饭桶’，占了茅坑不拉屎，‘靠政治吃饭’，‘和这些人说理也说不通’。”［同上P36，续P45］无论丁聪的私下“组阁”事实是否完全如“本刊编辑室”的指控，也不论杨逖先的“到处谩骂”是否真地非常情绪化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业务技术方面，知识分子（技术专家）与党的领导（政工行家）的互不认可即情绪对立，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冲突，形成一种全新形式的“ 阶层斗争”。而在这场阶层（而不是阶级）斗争中，后者是掌握着合法暴力资源的，前者只有情绪化表达可作自己的权利，也只能如此才可表述出一点卑微的自由观念。
可是，这样的“只有”与“只能”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
三、揭老底式批判与特务方式监视
就知识分子与党的领导之间政治博弈来看，后者虽有合法暴力资源为依托，但从历史道德传统上却没有比较优势可言，因为“大鸣大放”的本身不就是古代明君希图忠谏的翻版吗？
这个“阳谋”策略也恰恰是利用了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意识的！那么，党的领导一方如以葛沈邓王4人为代表的力量靠什么制服那些“右派”巨头呢？方法有二：一是，揭历史陈帐，这一招对从民国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是相当凑效的；二是，搜集过激言论，这对无历史问题的专家是很致命的政治打击。前者，可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后者可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
在丁聪等8人的被围剿式批判中，魏南昌作为摄影界的头号右派，历史问题就被全部“揭露”出来：“解放前曾经跟随杀人魔王、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左右，并身居国民党上校干事的高位，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魏南昌的“历史问题”在此前已经作为要挟手段被告知于另一位著名“ 右派”苍石，但是苍石拒不接受要挟，反而为魏南昌辩护：“魏的言论是学术问题，可以自由争论，而魏过去追随杀人魔王戴笠的反革命行为仅仅是属于作风问题。 ”［同上，P27］不幸的是，苍石正直的表达也成了他自己被打成“右派”的重要证据，因为“苍石对党仇恨已极，但对右派分子却‘亲如手足’…”［同上。 P27］对杨逖先的制服则采取了特务监视方式，比如他曾指责领导是“饭桶”的言论被搜集起来。其实，作为性格坦荡的知识分子杨逖先是知道监视机制存在的，他大胆地说：“没有自由可言，咳嗽一声就有人出来录音。”，“现在的父子见面都不能说真话。”［同上，P36］不唯杨逖先本人早被纳入特定的监控系统，而且他的妻子和妻舅也在日后被指控为他向党和社会注意“疯狂进攻”的先锋。杨的妻子程懋芬供职于人民银行总行，也因业务技术与党的领导发生了冲突，被指为“ 污蔑党是外行”，以及称言：“党员干部是土包子，没文化。”更要命的是，她竟然公开揭露党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个人品德，称他们“背后打冷枪，做小报告……六亲不认，毫无人性”。［同上，P36］
结语：应当建立“反右”学
由于本文主题及可接触历史资料的限制，我无法了解程懋芬个人的最后结局；同时对遭“歼灭战”式围剿的丁聪、苍石、魏南昌、杨逖先、黄修一之外的另3个人即戴戈之、何南、庄南坡的相关情况，限于篇幅，也无法过多引述。但是，就“反右”的学术状况而言，远不及“文革”研究那样有成果，尚没有形成浩荡之势，甚至国外有名的汉学家对此段历史也颇为生疏。
也许这是由于“文革”所留存的资料较多之故，而有关“反右”的资料呢，或可能由于“文革”之故而被毁圯了。在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反右”，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来做，特别是深入地研究它上与延安整风、下与“文革”的承启关系，已经变得十分必要。
斯此微言，愿不以人轻而为有学养者听也！
————————————————————————
小记：2007年2月18日构思于绵逸书房，3月4日至5日初稿于母亲乡下居室，3月15日定稿于绵逸书房；鸣谢北京社会学者朱红提供（其收藏品）1957年7至12期《新闻摄影》月刊，源出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有“北京电影学院图书用章”字样于每期封面）。
首发民主中国
引言：那些人消失了
1957年的“反右”运动究竟致使多少知名知识分子消失在了公共视野，至今仍是一个谜团。对于时下幸存“右派”联名请求国家道歉与赔偿的举措，我们应该深为庆幸。这一批几为历史活化石的人士倘存在于公共视野，以至于让我们不忘历史。
无论他们的诉求是否得到满足，都将成历史的见证。同时，我们还当感谢互联网的发达，使我们得见这些幸存者的资讯。而在另一端，一些人消失了。消失的人也许并非是全都由于政治迫害，猜测而言：他们或许以自然人的消亡形式告别了这个世界，从而使他们存在的历史可能永远地被边缘化。
如果我们在网上查询“反右”时代中国摄影界的著名“右派”人物魏南昌与戴戈之，网络提供的信息少得可怜，以致于这二人（还有其他几位著名人物）就像已经远遁空山一样。所以，我决心利用手头并不丰富的资料，作一个浮光掠影式的考察，以期为以后的中国政治史或文化史留下一些思路。
一、被高度政治化的“唯美主义”
应当说，新闻摄影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新闻分支行业。然而，在无一幸免的时代里，它同样无法幸免。灾难的诱因就是对唯美主义的争论。
唯美主义是一种艺术追求，反对强加予艺术作品以所谓的思想性，在摄影方面讲究纯技巧表现与艺术格调的独特性。但是，这种确实带有浓重西方艺术色彩的学（艺）术主张，是与当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相冲突的。正如理论权威周扬所讲：“判断一个作品是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不在它描写的内容是否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而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真实。”［《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8月号，P7，陈蝉鸣：“警钟向谁而敲”一文转述周扬］
在当时的理论批评家陈蝉鸣看来，周扬的这一判断首先提供的是一个政治标准，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作为一篇示警文章的“警钟为谁敲响”，提供了或者干脆就是复述了当时党的艺术原则：“因此，我们确认艺术必需服从于政治，要提高艺术水平，首先就要提高思想水平。”
无论著名的周扬还是不太有名的陈蝉鸣，他们的艺术原则都是十分蛮横的。那根本不像讨论艺（学）术的话语，倒像合伙生意中大股东对小股东的欺压态度。此前，这种蛮横的政治化原则遭到以中国摄影学会理事、资深摄影家魏南昌的坚决抵抗，魏说：“在摄影艺术创作方法上，不要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几年来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方法是不切合实际的，没人欢迎它了。应该放手让大家自由走，终究会探讨出正确的方法。”［齐观山：“撕下‘ 老摄影家’的假面具”，载于《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8月号，P11－14（P13）］在行为上，魏南昌也采取了艺术家的抵抗方式，比如消极怠工特别是拍摄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政治标准毫不相关的作品，所以，魏南昌的《大公鸡》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证据”。
对魏南昌的大力批判并没因齐观山的一篇文章而至高峰，《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9月号刊出了一个由葛力群、沈觐光、邓历耕、王恩泽4人合写的文章“批判摄影界右派分子魏南昌的反动艺术观点”。也正是由于这篇批判文章才使得魏南昌的《大公鸡》留存下来，即作为反动证据发表出来。批判小组显然充满了激情，文章表达远超乎了学（艺）术批判而成了政治判决，葛沈邓王4人说：“根据毛主席这个英明的指示（即延安文艺讲话），可以明显的看出魏南昌在这里只不过是以美为幌子，而实际上却再一次地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企图借此作为跳板，达到他那些早已被革命洪流冲到太平洋彼岸去了的反动思想死灰复燃罢了。”［《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9月号，P18］这样有语病的批判不仅以魏的《大公鸡》及其他5幅作品如《古塔和小毛驴》等为证据，而且也是以在现实事务中双方的情绪化表现为依据的。那种专家与非业务型革命干部的不相宽容，至少也是个人恩怨成了政治斗争动力的一个来源。
二、左叶事件与“梁山规则”
摄影界“反右”运动正式开始之前，发生一件知识分子与领导干部冲突的政治事件，时称“左叶事件”：1957年4月，苏联的重要领导人伏希洛夫来华参观中国的全国农展会，当时又有中国等阶领导人、人大委员长刘少奇陪同，可以说是一个重大新闻体裁；当时在场记者有50余人，摄影记者为抢占有利位置，影响了现场秩序甚至踏坏了展品；负责维持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当场怒骂记者；事后，有关媒体对左叶的行为予以揭露，如5 月8日的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尊重新闻记者”一文，公开点了左叶的名；随后北京有关媒体也响应上海的批评，对左叶公开点名。
现在看来，这个并不严重的事件之所以激化为“反右”时的重大议题，实在是知识分子与“党的领导”之矛盾激烈已经为时不短。所以，“反右”开始后，“党的领导”一方一转原来道德弱势之状，借左叶事件反攻知识分子。8月13日新华社发表新闻稿，称左叶事件报道失实；更有 14日《人民日报》称：左叶事件对右派分子向（中共）党发动的攻势起了推波助澜之作用。《新闻摄影》月刊于1957年8月号发表吴群的署名文章“从‘左叶事件’中多方面的吸取教训”，文中十分明显地为左叶辩护，指责新闻界知识分子在态度上有问题：“只为摄影记者被骂而气愤不已，而不冷静地去核对事实，弄清事情的真相和性质。”［同上，P15］坦率地说，对于左叶的失态新闻界予以批评固然可以，但其中也不乏惩罚过度的意味。重要的是，中共是一直想努力领导新闻界的，而不是让新闻人士真地成为“新时代的无冕之王”的。所以，吴群在文章的最后说：“不少人迷恋过去，想当无冕之王，而不愿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做一个人民的新闻摄影工作者，所散布出来的各种右倾思想，还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同上，P18］吴群的这个说法虽然高度宣传化，但其中的逻辑是一种现在可称为“水浒规则”的东西。新闻记者不应把自己想象成“无冕之王”而必在党的操控之下。正如陈蝉鸣对周扬的政治原则诠释且周扬的政治原则来源于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讲话一样，葛沈邓王4人对魏南昌的批判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样一种警告：“知识分子你要知道自己的座次！”在这个新的梁山时代里，按毛的说法是：“ 第一为工人，第二为农民，第三为士兵，第四为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个问题是摆定了的。”根据毛的这个座次规则，那些留恋“无冕之王”旧日荣光的新闻界知识分子底定了是要作杜迁、宋万的——无论谁为山寨之主或中间夹进什么“新入伙者”，你都得坐在最末尾。因此，葛沈邓王4人在引用了毛的上述讲话后，紧接着说：“这些都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同上，P10］然而，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没能明白毛的“水浒规则”，一直试图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比如，与魏南昌一起被列为摄影界重要右派的黄修一，就被指斥为“要求党放松对（《民族画报》）文艺部分的领导，否则会影响积极性。”［《新闻摄影》月刊 1957年11月号，田宝发：“彻底粉碎党内右派分子黄修一的资产阶级艺术思想”，P46－54（P46）］到1957年11月至12月之间，摄影界对包括（后来十分著名的）丁聪等共8人进行了“歼灭式”围剿。其中：丁聪被指责为在《人民画报》内搞反共小集团，“阴谋把《人民画报》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赶出去，达到完全篡夺、把持画报的卑鄙目的。”［《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12月号，本刊编辑室：“摄影界右派分子的脸谱种种 ”，P25－36（P26）］与丁聪同时受到批判的杨逖先也被指为：“到处谩骂这些领导同志是‘饭桶’，占了茅坑不拉屎，‘靠政治吃饭’，‘和这些人说理也说不通’。”［同上P36，续P45］无论丁聪的私下“组阁”事实是否完全如“本刊编辑室”的指控，也不论杨逖先的“到处谩骂”是否真地非常情绪化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业务技术方面，知识分子（技术专家）与党的领导（政工行家）的互不认可即情绪对立，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冲突，形成一种全新形式的“ 阶层斗争”。而在这场阶层（而不是阶级）斗争中，后者是掌握着合法暴力资源的，前者只有情绪化表达可作自己的权利，也只能如此才可表述出一点卑微的自由观念。
可是，这样的“只有”与“只能”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
三、揭老底式批判与特务方式监视
就知识分子与党的领导之间政治博弈来看，后者虽有合法暴力资源为依托，但从历史道德传统上却没有比较优势可言，因为“大鸣大放”的本身不就是古代明君希图忠谏的翻版吗？
这个“阳谋”策略也恰恰是利用了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意识的！那么，党的领导一方如以葛沈邓王4人为代表的力量靠什么制服那些“右派”巨头呢？方法有二：一是，揭历史陈帐，这一招对从民国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是相当凑效的；二是，搜集过激言论，这对无历史问题的专家是很致命的政治打击。前者，可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后者可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
在丁聪等8人的被围剿式批判中，魏南昌作为摄影界的头号右派，历史问题就被全部“揭露”出来：“解放前曾经跟随杀人魔王、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左右，并身居国民党上校干事的高位，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魏南昌的“历史问题”在此前已经作为要挟手段被告知于另一位著名“ 右派”苍石，但是苍石拒不接受要挟，反而为魏南昌辩护：“魏的言论是学术问题，可以自由争论，而魏过去追随杀人魔王戴笠的反革命行为仅仅是属于作风问题。 ”［同上，P27］不幸的是，苍石正直的表达也成了他自己被打成“右派”的重要证据，因为“苍石对党仇恨已极，但对右派分子却‘亲如手足’…”［同上。 P27］对杨逖先的制服则采取了特务监视方式，比如他曾指责领导是“饭桶”的言论被搜集起来。其实，作为性格坦荡的知识分子杨逖先是知道监视机制存在的，他大胆地说：“没有自由可言，咳嗽一声就有人出来录音。”，“现在的父子见面都不能说真话。”［同上，P36］不唯杨逖先本人早被纳入特定的监控系统，而且他的妻子和妻舅也在日后被指控为他向党和社会注意“疯狂进攻”的先锋。杨的妻子程懋芬供职于人民银行总行，也因业务技术与党的领导发生了冲突，被指为“ 污蔑党是外行”，以及称言：“党员干部是土包子，没文化。”更要命的是，她竟然公开揭露党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个人品德，称他们“背后打冷枪，做小报告……六亲不认，毫无人性”。［同上，P36］
结语：应当建立“反右”学
由于本文主题及可接触历史资料的限制，我无法了解程懋芬个人的最后结局；同时对遭“歼灭战”式围剿的丁聪、苍石、魏南昌、杨逖先、黄修一之外的另3个人即戴戈之、何南、庄南坡的相关情况，限于篇幅，也无法过多引述。但是，就“反右”的学术状况而言，远不及“文革”研究那样有成果，尚没有形成浩荡之势，甚至国外有名的汉学家对此段历史也颇为生疏。
也许这是由于“文革”所留存的资料较多之故，而有关“反右”的资料呢，或可能由于“文革”之故而被毁圯了。在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反右”，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来做，特别是深入地研究它上与延安整风、下与“文革”的承启关系，已经变得十分必要。
斯此微言，愿不以人轻而为有学养者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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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2007年2月18日构思于绵逸书房，3月4日至5日初稿于母亲乡下居室，3月15日定稿于绵逸书房；鸣谢北京社会学者朱红提供（其收藏品）1957年7至12期《新闻摄影》月刊，源出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有“北京电影学院图书用章”字样于每期封面）。
首发民主中国
朱学渊：读‘成都市大逮捕、大镇压亲历记’有感
http://tech.dir.groups.yahoo.com/group/netdigest/message/3714
每天都午睡，昨天中午读了铁流的‘成都市大逮捕、大镇压亲历记’，恐怖到竟至不能入睡。
一九五一年三月‘镇反’时，我才不满九岁，在杭州铁路小学读书，不时见到一卡车一卡车插牌子的‘反革命’被押去枪毙，街口棺材店老板在日本人时候当过保长，邻居李家父亲被女儿揭发当过县长，都被枪毙了。一天和大同学吴桂荣、姚雪炎去拱宸桥刑场看杀人，半路上听到枪声大作，赶到现场见到的是文章描写的一模一样的景象……。
一九五一年进行的是‘城市镇反’，农村滥杀早一年就已经结束，总数当不可计。那是改朝换代之初，小革命者如铁流先生还在胜利的醉觉中，不知道滥杀对民族的危害。而共产党杀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杀鸡儆猴’，原来中国人民是鸡，是猴，不是人。
一九六○年，河南信阳地区虚报粮食产量，公家粮仓满盈，农民却饿死了几百万。唐宋元明清，代代有人造反，为什么到共产党天下，南阳农民饿死也不去抢粮呢？他们会告诉你：‘共产党是会杀人的，与其脑破毙，不如全身死。’毛泽东杀鸡儆猴，十年就立竿见影了。
中华民族是没有理性进化基因的人类群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恶性互动留给我们的只是‘杀鸡儆猴’之类的‘文化遗产’‘政治智慧’；中国共产党更是一个空前蛮干的军事团体，其解决政治问题的终极手段就是杀人，当初毛泽东如此，后来邓小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铁流：成都市大逮捕、大镇压亲历记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乐在“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说：“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两个月后，为纪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他又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说：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一九五一年那场“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凭这些“最高指示”搞起来的。不久，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还明确要求：有六百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三千人，有五十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两百多人……总之叫“比着箍箍实鸭蛋”，荒唐不荒唐？这是活鲜鲜的命呀！有鼻子有眼晴的人脑壳，都得按照“千分之一”的比例，且是“只能超额”。这杀人的指标由中共主观界定，
而执行杀人的机构又是各地军管会或军事法庭，不经任何法定程序，拉出去毙了就是。“热炒热卖”到也省事，比当今股票涨跌还快，可这是长在肩膀上的人头啊！
那时我还是个楞头青，不，是个还没有长醒的娃儿，加之又是所谓翻身的岁月，当然是“运动”的“打手”和“极积分子”，也是个当之无愧的刽子手。
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国内政治形势骤然紧张，一时谣言四起：“美国佬从朝鲜打到中国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了”、“某某反革分子趁机作乱了”，说得有鼻子有眼，谁不相信？刚得到解放的穷人能不仇恨吗！那时我在成都市一区工委工作，是个死心踏地捍卫红色政权的“死硬分子”，只要一听说有人反对共产党，不用领导发话，也会上前把他捶扁。
记得，大概是一九五一年三月的一天下午，全区党团员全集中到一个地方开会，开什么会未作说明，只说有重要任务。开会地点是公安分局所在的原先地主家的一座大公馆里，我们去时已有下少人，大家分散在几间办公室里待命，思想显点极度紧张。午后六点，公馆关上大门，不准任何人进出，到了晚上九点又来了一批人，房门和窗台堆放着许多麻绳，空气里弥漫着窒息的压力。大家表情各异，互相猜测，可又不敢打听，只能屏心静气耐着性子打扑克等候。到了晚上十点，参会人员集中到大会议室，门窗关闭，各处还有人把岗。不一会儿戴局长披着棉軍大衣，嘴上叼着香烟，一脸严肃，拉长声音宣布开会。他首先传达“最高指示”：“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垮了国民党蒋介石八百万匪军，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可是失败了的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借着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的机会，一些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伺机作乱。为了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今晚全市要进行大逮捕，你们就是参加执行大逮捕任务的同志。对反革命分子我们决不能手软心慈，对他们手软心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所以要坚决打击！坚决镇压！”接着，公安局另一个头儿讲话，他除了讲今晚大逮捕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外，还讲了逮捕人的一些具体技术问题，以及如何处理紧急情况。然后宣布纪律和编组，还说，“如有反革命分子敢于公开反抗，立即击毙。但一般情况，不准开枪。”
我听后心里好激动，为党和毛主席立功的时候到了！但又有几分恐惧，万一敌人开枪打死我怎么办？管他的，为革命牺牲很光荣，不然怎么叫革命？下夜两点，我们按临时编定的小组出发。每个行动组为三人，配备一名公安户籍（现叫片警），被逮捕的人都有资料，如姓名、性别、年龄、特征，所住街道的门牌号。我们每人袖口上扎条白布带为行动记号，口令是“胜利”。
初春的成都有点寒意浸骨，冷风嗖嗖，街灯昏暗，熟睡中的城市没一点声音，各个街口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执勤，杀气腾腾，一片肃然。街头巷尾的流浪狗，一见有人就唁唁的叫个不停，好象要把这秘密告䜣第三者。我忍不住骂：“叫什么，再叫老子给你一枪。”
我们行动小组的任务要逮捕十一名反革命分子，八个国民党伪军官，三个蒋介石特务，据说特务藏有枪枝，大家紧张极了，怀着一拼的牺牲精神。我们人人提着枪，拿着绳索，按户籍资料逐门搜捕。先由户籍以查户口名义赚开门，我们再持枪冲进屋，拉亮灯大声喊：“不准动、举起手。”真顺利，竟无一人反抗，就像笼子里抓小鸡那么轻而易举。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反缚双手，五花大绑地押到所在地派出所集中，凌晨5点由指挥部派汽车来收取猎物。這些人规矩极了，灰臉低头一付狼狠样，連眼晴也不敢乱看。但在逮捕一个国民党军官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他们夫妇两人，一直跟随国民党从南京逃到广洲，又从广州逃到重庆，再逃到成都，本来要逃到台湾，但他太太挺着大肚子无办法再跑，只好留了下来待产。我们去抓他时，他跪在地上不停磕头求铙，大喊长官手下留情，宽限几天，等太太临盆了再抓，或到时候他到指定地点投案。我犹豫了，一个老区来的姓王的大麻子、也是我们行动组的组长，横看一付吊角眼，大骂道：“妈妈的，就是马上要生了也要抓你，看着干什么，给我捆起来！”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可这是革命啊！我们走了好远，还听到那女人的哭叫声：“共产党！毛主席！宽大宽大我们吧？我们不敢反对你们哟！”
完成任务后我们来到集中地，将这些五花大绑的反革命分子像装卸货物，一个一个地塞上汽车，送到宁夏街四大监关起来。直到凌晨七点全市解除戒严。第二天《川西日报》（四川日报前身）登出通拦消息：“坚决镇压反革命，保卫红色政权，成都市一夜抓捕反革命分子一千六百八十七人，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同时，我们郑重告䜣一切潜藏下来的反革命份子，只有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将遭到严历的打击”云云。
大逮捕后的十天左右，成都市开始大镇压，第一批先杀一百四十八人；第二批杀了五十六人。此后，隔三五天杀一批，均在十至二十人以上。那一批批杀人的布告贴满大街小巷，整个城市处在从未有志的恐怖气氛中。亱里小孩若不听话老是哭，父母只要说一声：“再哭，解放軍来了”。孩子立刻收泪止声，連啍也不敢啍一下。在這大镇压大屠杀的日子里，人人循规蹈矩，市面上连个吵筋闹架的人都没有，谁不怕掉脑袋？
被杀的人多是国民党时期的军政人员（军、警、宪、特）和地方上的恶势力（乡、保、甲长以及哥老会的头目），故根本无审讯起诉一说，全是根据事先搞好的材料，拉出去就是，连杀人布告也是用手写的。这些反革命从监狱里拉出来，对对名字照片，不脱衣服，不赏酒饭，立刻五花大绑插上死标，甩上刑车（不是押上，因为一部刑车要装二十余人，四周还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只能人重人的堆放着），即向成都市北门外20里之遥的磨盘山驶去。磨盘山是个乱葬坟，树林茅草一眼看不透，纵然杀个几千几万也好处理。両天前這里就挖了许多土坑，一个土坑可以埋上十多具尸体。刑车到了磨盘山一字儿排开停下，众多的解放軍在四周早早地布下警界綫，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寒森森的刺刀冷毖毖的枪筒，在山坡高处还架有机关枪，在警界线外是农村武装（又称民兵）。囚犯从刑车上一个个甩下来，由两个解放军提着胳膊飞快地跑向指定地点。二十人为一批，齐崭崭地跪在地上，站在他们身后不足五尺远的解放軍，端着步枪瞄准着射击的脑袋。监刑官一声哨音：预备；二声哨音：瞄准；三声哨音：扣动扳机，嘣的一声，被杀者脑袋开花。杀人的子弹均是开花弹，一枪一个真利索，死者虽属痛快，但半裁脑壳不见了。有的还没有脑袋了，人变成了一个木桩桩。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指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现在我算亲眼看见了！杀第一批一百四十八人时，我执内勤距刑场最近，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片一大片，白白的脑花，红红的血水，流成一条条的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绿草，泥土变了一个颜色，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令人目昏头眩。
批量性的大屠杀后，变为小批量的屠杀。這种小批量的屠杀在于“打击敌人，教育群众”起到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其不同之处是，每杀次人就要召开上千上万人的公审大会，地点多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被公审的人均是五花大绑的捆着，那捆在身上的绳索快勒进肉里，每人胸前掛着块写有本人名字、画上红×××的大纸牌。他们一个个低头弯腰，排成一排站在公审台前，受害的苦主站在台上一声声一字字，揭发控訴他们有过的罪行。被激怒的参会群众不断地呼喊口号：“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捍卫革命胜利果实，支援抗美援朝！”、“坚持要求政府镇压反革命xxx！”，然后是“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记得最清楚的是公审前国民党某地区专员冷寅冬，因他发动暴乱，不归顺共产党，俘后不认罪。公审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组织发动暴乱？”他面不改色心不跳，昂着头说：“共产党是乱党，用暴力颠复了合法的国民政府，所以我要反对他。”又问：“你当伪专员贪污了人民多少财产？”他十分泰然说：“我不是伪专员，我是中央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我贪不贪污你们管不着，今后你们共产党比国民党会更贪污。”他侃侃而谈,显得很从容。还有西门同兴社总舵把徐子昌，东门青龙公会总舵子黄亚光，两人是上通官府下拥枪炮的黑势力老大，解放后拒不与共产党合作，支持兄弟伙打解放軍。公审他们时都不倒威，挺胸直项一副好汉样子。再就是何本初与夏斗枢。何是茂县专员，解放初宣布起义一九五○年四月为首成立“反共救国軍指挥部”，率众举事叛乱被捕，公审杀时也是威风不倒，还說“为党国就义死得光荣。”夏斗枢当过杨森部队的副軍长，是川西地区组织指挥暴乱的主要头头，和共产党周旋了几个月，先后打死上千个解放軍，公审枪毙他时表情从容,没叫喊一声，显得极为镇静，
说：“两軍交战各为其主，人生天地死而无怨”。
在这些被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人。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我姐夫张贵武与四人合股在安乐寺对面（今成都人民商场）开了一家很大的茶馆，叫“大北茶厅”，其中一位合股人姓胡，我叫他胡先生，住在少城一带。胡先生一生好色，为保护生意不受人骚扰，临解放花钱买了个国民党调查员的头衔（简称调统，解放后共产党将它列为特务组织）。解放后共产党为瓦解国民党残余势力，采取了一手软一手硬的政策：硬，公开抓捕；软，号召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主动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坦白交待罪行。胡先生率先响应号召，第一个跑到派出所登记，时称“自新人员”，属于管制对象。可是胡先生并不知道此身份的严重危险性。仍我行我素过他逍遥自拈花惹草的生活，没事上街去“吊膀子”（即在街上调戏勾引不认识的女人）。在镇反阶段，一个晚上他在祠堂街闲逛，看见一位漂亮女人，即上前搭讪调情。那女人不反抗以笑相迎，叫跟她走。胡先生以为找到了便宜货，喜出望外地尾追于后，结果进了公安局。原来这位漂亮女人是军管会的特勤人员，认为他不是“吊膀子”，是在搞暗杀，加上身份特殊，便成了“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三天后即五花大绑地拉出去毙在昭觉寺后面的树林里。他家人不敢去收尸，托我去看一看。在一丛楠木树下，我看见他老兄长伸伸地躺在地上，身上还穿着毛料长衫，腕上还戴着手表，只半边脑袋不见了，那铁丝勒过手腕的痕印深深可见。
按说这是错杀，谁又敢去为他伸冤呢？在那特定环境，杀个人象杀只鸡。在农村，工作组长就有批准的权力，后来逐步收上去，到土改时杀人权力控制在县上，但工作组仍可抓捕人，只需动过嘴，武装（即民兵）就去执行。我听得这么个近似笑话的故事。那时宁夏街关的人太多，每天来来去去像赶场一样。走的去了杀场，来的新抓的反革命。当时监狱不准看报纸（每杀次人或开公审会，报纸上都要登载），封锁了大镇压的消息。监舍里每走一个人，大家都拱手恭贺，以为得到宽大。那天也是这样，一个姓李的被叫出去，同舍人免不了恭贺一番，托这托那忙得不可开交。可没两个小时他又押了回来，一脸煞白，浑身软得像块糍粑，四肢不停罗嗦颤抖，裤裆全尿湿了。他无声无语地躺了三天，后才告诉同监舍人，他一出去即被两个解放军五花大绑捆上，背上插上死标。他吓昏了，屎尿流了出来。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有个当官的（可能是监刑官）拿着照片叫名字对，原不是一个人，才把他放回来。自此大家才知道，关在这里是一群送宰的猪，凡叫出去的都去了昭觉寺。
有人作过统计，仅一九五○年那一年，成都市一共杀了反革命分子一千五百多人，那时成都市总人口为六十万，被杀比例为千分之二点五，完成和超额完成千分之一点七的任务，所以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中共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和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某，都连跳三级。
每天都午睡，昨天中午读了铁流的‘成都市大逮捕、大镇压亲历记’，恐怖到竟至不能入睡。
一九五一年三月‘镇反’时，我才不满九岁，在杭州铁路小学读书，不时见到一卡车一卡车插牌子的‘反革命’被押去枪毙，街口棺材店老板在日本人时候当过保长，邻居李家父亲被女儿揭发当过县长，都被枪毙了。一天和大同学吴桂荣、姚雪炎去拱宸桥刑场看杀人，半路上听到枪声大作，赶到现场见到的是文章描写的一模一样的景象……。
一九五一年进行的是‘城市镇反’，农村滥杀早一年就已经结束，总数当不可计。那是改朝换代之初，小革命者如铁流先生还在胜利的醉觉中，不知道滥杀对民族的危害。而共产党杀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杀鸡儆猴’，原来中国人民是鸡，是猴，不是人。
一九六○年，河南信阳地区虚报粮食产量，公家粮仓满盈，农民却饿死了几百万。唐宋元明清，代代有人造反，为什么到共产党天下，南阳农民饿死也不去抢粮呢？他们会告诉你：‘共产党是会杀人的，与其脑破毙，不如全身死。’毛泽东杀鸡儆猴，十年就立竿见影了。
中华民族是没有理性进化基因的人类群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恶性互动留给我们的只是‘杀鸡儆猴’之类的‘文化遗产’‘政治智慧’；中国共产党更是一个空前蛮干的军事团体，其解决政治问题的终极手段就是杀人，当初毛泽东如此，后来邓小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铁流：成都市大逮捕、大镇压亲历记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乐在“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说：“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两个月后，为纪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他又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说：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一九五一年那场“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凭这些“最高指示”搞起来的。不久，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还明确要求：有六百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三千人，有五十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两百多人……总之叫“比着箍箍实鸭蛋”，荒唐不荒唐？这是活鲜鲜的命呀！有鼻子有眼晴的人脑壳，都得按照“千分之一”的比例，且是“只能超额”。这杀人的指标由中共主观界定，
而执行杀人的机构又是各地军管会或军事法庭，不经任何法定程序，拉出去毙了就是。“热炒热卖”到也省事，比当今股票涨跌还快，可这是长在肩膀上的人头啊！
那时我还是个楞头青，不，是个还没有长醒的娃儿，加之又是所谓翻身的岁月，当然是“运动”的“打手”和“极积分子”，也是个当之无愧的刽子手。
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国内政治形势骤然紧张，一时谣言四起：“美国佬从朝鲜打到中国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了”、“某某反革分子趁机作乱了”，说得有鼻子有眼，谁不相信？刚得到解放的穷人能不仇恨吗！那时我在成都市一区工委工作，是个死心踏地捍卫红色政权的“死硬分子”，只要一听说有人反对共产党，不用领导发话，也会上前把他捶扁。
记得，大概是一九五一年三月的一天下午，全区党团员全集中到一个地方开会，开什么会未作说明，只说有重要任务。开会地点是公安分局所在的原先地主家的一座大公馆里，我们去时已有下少人，大家分散在几间办公室里待命，思想显点极度紧张。午后六点，公馆关上大门，不准任何人进出，到了晚上九点又来了一批人，房门和窗台堆放着许多麻绳，空气里弥漫着窒息的压力。大家表情各异，互相猜测，可又不敢打听，只能屏心静气耐着性子打扑克等候。到了晚上十点，参会人员集中到大会议室，门窗关闭，各处还有人把岗。不一会儿戴局长披着棉軍大衣，嘴上叼着香烟，一脸严肃，拉长声音宣布开会。他首先传达“最高指示”：“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垮了国民党蒋介石八百万匪军，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可是失败了的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借着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的机会，一些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伺机作乱。为了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今晚全市要进行大逮捕，你们就是参加执行大逮捕任务的同志。对反革命分子我们决不能手软心慈，对他们手软心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所以要坚决打击！坚决镇压！”接着，公安局另一个头儿讲话，他除了讲今晚大逮捕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外，还讲了逮捕人的一些具体技术问题，以及如何处理紧急情况。然后宣布纪律和编组，还说，“如有反革命分子敢于公开反抗，立即击毙。但一般情况，不准开枪。”
我听后心里好激动，为党和毛主席立功的时候到了！但又有几分恐惧，万一敌人开枪打死我怎么办？管他的，为革命牺牲很光荣，不然怎么叫革命？下夜两点，我们按临时编定的小组出发。每个行动组为三人，配备一名公安户籍（现叫片警），被逮捕的人都有资料，如姓名、性别、年龄、特征，所住街道的门牌号。我们每人袖口上扎条白布带为行动记号，口令是“胜利”。
初春的成都有点寒意浸骨，冷风嗖嗖，街灯昏暗，熟睡中的城市没一点声音，各个街口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执勤，杀气腾腾，一片肃然。街头巷尾的流浪狗，一见有人就唁唁的叫个不停，好象要把这秘密告䜣第三者。我忍不住骂：“叫什么，再叫老子给你一枪。”
我们行动小组的任务要逮捕十一名反革命分子，八个国民党伪军官，三个蒋介石特务，据说特务藏有枪枝，大家紧张极了，怀着一拼的牺牲精神。我们人人提着枪，拿着绳索，按户籍资料逐门搜捕。先由户籍以查户口名义赚开门，我们再持枪冲进屋，拉亮灯大声喊：“不准动、举起手。”真顺利，竟无一人反抗，就像笼子里抓小鸡那么轻而易举。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反缚双手，五花大绑地押到所在地派出所集中，凌晨5点由指挥部派汽车来收取猎物。這些人规矩极了，灰臉低头一付狼狠样，連眼晴也不敢乱看。但在逮捕一个国民党军官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他们夫妇两人，一直跟随国民党从南京逃到广洲，又从广州逃到重庆，再逃到成都，本来要逃到台湾，但他太太挺着大肚子无办法再跑，只好留了下来待产。我们去抓他时，他跪在地上不停磕头求铙，大喊长官手下留情，宽限几天，等太太临盆了再抓，或到时候他到指定地点投案。我犹豫了，一个老区来的姓王的大麻子、也是我们行动组的组长，横看一付吊角眼，大骂道：“妈妈的，就是马上要生了也要抓你，看着干什么，给我捆起来！”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可这是革命啊！我们走了好远，还听到那女人的哭叫声：“共产党！毛主席！宽大宽大我们吧？我们不敢反对你们哟！”
完成任务后我们来到集中地，将这些五花大绑的反革命分子像装卸货物，一个一个地塞上汽车，送到宁夏街四大监关起来。直到凌晨七点全市解除戒严。第二天《川西日报》（四川日报前身）登出通拦消息：“坚决镇压反革命，保卫红色政权，成都市一夜抓捕反革命分子一千六百八十七人，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同时，我们郑重告䜣一切潜藏下来的反革命份子，只有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将遭到严历的打击”云云。
大逮捕后的十天左右，成都市开始大镇压，第一批先杀一百四十八人；第二批杀了五十六人。此后，隔三五天杀一批，均在十至二十人以上。那一批批杀人的布告贴满大街小巷，整个城市处在从未有志的恐怖气氛中。亱里小孩若不听话老是哭，父母只要说一声：“再哭，解放軍来了”。孩子立刻收泪止声，連啍也不敢啍一下。在這大镇压大屠杀的日子里，人人循规蹈矩，市面上连个吵筋闹架的人都没有，谁不怕掉脑袋？
被杀的人多是国民党时期的军政人员（军、警、宪、特）和地方上的恶势力（乡、保、甲长以及哥老会的头目），故根本无审讯起诉一说，全是根据事先搞好的材料，拉出去就是，连杀人布告也是用手写的。这些反革命从监狱里拉出来，对对名字照片，不脱衣服，不赏酒饭，立刻五花大绑插上死标，甩上刑车（不是押上，因为一部刑车要装二十余人，四周还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只能人重人的堆放着），即向成都市北门外20里之遥的磨盘山驶去。磨盘山是个乱葬坟，树林茅草一眼看不透，纵然杀个几千几万也好处理。両天前這里就挖了许多土坑，一个土坑可以埋上十多具尸体。刑车到了磨盘山一字儿排开停下，众多的解放軍在四周早早地布下警界綫，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寒森森的刺刀冷毖毖的枪筒，在山坡高处还架有机关枪，在警界线外是农村武装（又称民兵）。囚犯从刑车上一个个甩下来，由两个解放军提着胳膊飞快地跑向指定地点。二十人为一批，齐崭崭地跪在地上，站在他们身后不足五尺远的解放軍，端着步枪瞄准着射击的脑袋。监刑官一声哨音：预备；二声哨音：瞄准；三声哨音：扣动扳机，嘣的一声，被杀者脑袋开花。杀人的子弹均是开花弹，一枪一个真利索，死者虽属痛快，但半裁脑壳不见了。有的还没有脑袋了，人变成了一个木桩桩。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指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现在我算亲眼看见了！杀第一批一百四十八人时，我执内勤距刑场最近，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片一大片，白白的脑花，红红的血水，流成一条条的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绿草，泥土变了一个颜色，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令人目昏头眩。
批量性的大屠杀后，变为小批量的屠杀。這种小批量的屠杀在于“打击敌人，教育群众”起到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其不同之处是，每杀次人就要召开上千上万人的公审大会，地点多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被公审的人均是五花大绑的捆着，那捆在身上的绳索快勒进肉里，每人胸前掛着块写有本人名字、画上红×××的大纸牌。他们一个个低头弯腰，排成一排站在公审台前，受害的苦主站在台上一声声一字字，揭发控訴他们有过的罪行。被激怒的参会群众不断地呼喊口号：“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捍卫革命胜利果实，支援抗美援朝！”、“坚持要求政府镇压反革命xxx！”，然后是“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记得最清楚的是公审前国民党某地区专员冷寅冬，因他发动暴乱，不归顺共产党，俘后不认罪。公审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组织发动暴乱？”他面不改色心不跳，昂着头说：“共产党是乱党，用暴力颠复了合法的国民政府，所以我要反对他。”又问：“你当伪专员贪污了人民多少财产？”他十分泰然说：“我不是伪专员，我是中央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我贪不贪污你们管不着，今后你们共产党比国民党会更贪污。”他侃侃而谈,显得很从容。还有西门同兴社总舵把徐子昌，东门青龙公会总舵子黄亚光，两人是上通官府下拥枪炮的黑势力老大，解放后拒不与共产党合作，支持兄弟伙打解放軍。公审他们时都不倒威，挺胸直项一副好汉样子。再就是何本初与夏斗枢。何是茂县专员，解放初宣布起义一九五○年四月为首成立“反共救国軍指挥部”，率众举事叛乱被捕，公审杀时也是威风不倒，还說“为党国就义死得光荣。”夏斗枢当过杨森部队的副軍长，是川西地区组织指挥暴乱的主要头头，和共产党周旋了几个月，先后打死上千个解放軍，公审枪毙他时表情从容,没叫喊一声，显得极为镇静，
说：“两軍交战各为其主，人生天地死而无怨”。
在这些被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人。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我姐夫张贵武与四人合股在安乐寺对面（今成都人民商场）开了一家很大的茶馆，叫“大北茶厅”，其中一位合股人姓胡，我叫他胡先生，住在少城一带。胡先生一生好色，为保护生意不受人骚扰，临解放花钱买了个国民党调查员的头衔（简称调统，解放后共产党将它列为特务组织）。解放后共产党为瓦解国民党残余势力，采取了一手软一手硬的政策：硬，公开抓捕；软，号召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主动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坦白交待罪行。胡先生率先响应号召，第一个跑到派出所登记，时称“自新人员”，属于管制对象。可是胡先生并不知道此身份的严重危险性。仍我行我素过他逍遥自拈花惹草的生活，没事上街去“吊膀子”（即在街上调戏勾引不认识的女人）。在镇反阶段，一个晚上他在祠堂街闲逛，看见一位漂亮女人，即上前搭讪调情。那女人不反抗以笑相迎，叫跟她走。胡先生以为找到了便宜货，喜出望外地尾追于后，结果进了公安局。原来这位漂亮女人是军管会的特勤人员，认为他不是“吊膀子”，是在搞暗杀，加上身份特殊，便成了“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三天后即五花大绑地拉出去毙在昭觉寺后面的树林里。他家人不敢去收尸，托我去看一看。在一丛楠木树下，我看见他老兄长伸伸地躺在地上，身上还穿着毛料长衫，腕上还戴着手表，只半边脑袋不见了，那铁丝勒过手腕的痕印深深可见。
按说这是错杀，谁又敢去为他伸冤呢？在那特定环境，杀个人象杀只鸡。在农村，工作组长就有批准的权力，后来逐步收上去，到土改时杀人权力控制在县上，但工作组仍可抓捕人，只需动过嘴，武装（即民兵）就去执行。我听得这么个近似笑话的故事。那时宁夏街关的人太多，每天来来去去像赶场一样。走的去了杀场，来的新抓的反革命。当时监狱不准看报纸（每杀次人或开公审会，报纸上都要登载），封锁了大镇压的消息。监舍里每走一个人，大家都拱手恭贺，以为得到宽大。那天也是这样，一个姓李的被叫出去，同舍人免不了恭贺一番，托这托那忙得不可开交。可没两个小时他又押了回来，一脸煞白，浑身软得像块糍粑，四肢不停罗嗦颤抖，裤裆全尿湿了。他无声无语地躺了三天，后才告诉同监舍人，他一出去即被两个解放军五花大绑捆上，背上插上死标。他吓昏了，屎尿流了出来。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有个当官的（可能是监刑官）拿着照片叫名字对，原不是一个人，才把他放回来。自此大家才知道，关在这里是一群送宰的猪，凡叫出去的都去了昭觉寺。
有人作过统计，仅一九五○年那一年，成都市一共杀了反革命分子一千五百多人，那时成都市总人口为六十万，被杀比例为千分之二点五，完成和超额完成千分之一点七的任务，所以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中共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和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某，都连跳三级。
朱学渊：柬埔寨屠杀的掩卷和开卷----《我与中共和柬共》介绍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711/Article_20071118210215.shtml
仅次与波尔布特的柬共第二号头目农谢，近日以八十二高龄在柬泰边境被警方逮捕，已成一条世界新闻。当年在柬共的整肃运动中，有农谢一句主张滥杀的名言「多一个不赚，少一个不亏」。傅国涌先生於上期《动向》为文评论，标题为《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审判》，本人对此深表怀疑。因为柬共的种族灭绝罪行，都是在中共教唆下施行的，审判柬共就是审判中共，这当然是中共绝不愿见到的。
审判柬共就是审判中共
再说，柬埔寨原本有西哈努克和亲越的洪森两派，前者是由西哈努克的一个不成气候的儿子拉那烈领头，全靠老子的招牌招摇撞骗，现在势力已经式微。而洪森原本是柬共的一个下级军官，当年为躲避清洗屠杀，逃去越南参加造反。这名小和尚出身的小军官，却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大人才。他善待西哈努克甚过亲老子，而且还「恢复帝制」让西哈努克的爱子当上国王，又宣佈放弃共产专制「实行宪政」，其实就是他大权独揽。
话说，西哈努克与周恩来的关系情同父子，每每谈起周恩来就眼泪汪汪。邓小平复出后，多次代柬共对他的虐待陪礼道歉，保证他在「第二故乡」永远衣食无虞。因此，权衡中共的「恩」，柬共的「怨」，花花王子西哈努克，即便至死是个性情中人，也不会为一个过气的柬共头目农谢，而与北京盛宴上的免费法国大餐翻脸的。
滑头洪森，自从苏修倒台，越共变色，他就化敌为友，与中共打得火热了，他在实行和解政策的名义下，只囚禁了柬共军事头目塔莫，和一个「东方奥斯威辛」——金边S-21监狱的头目，此人真名江吉耀，化名「密杜」（柬语「杜同志」），是一个潮籍华人。尽管联合国一再催促洪森政府进行的「世纪大审判」，但洪森一拖再拖。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塔莫死於狱中，密杜则一口咬定过去一切都是听命上司，那个不死的上司就是农谢.
中共最大的期望就是让人们尽快遗忘「柬埔寨革命」，而最好的办法又莫过於花钱消灾。二○○二年十一月，中国总理朱鎔基对柬埔寨进行了四天访问，大笔一挥，勾销了柬埔寨政府欠下的二点二亿美元的债务。二○○六年四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他短短的两天访问中，又宣佈了给柬埔寨政府六亿美元的援助。小国柬埔寨里的「人间公义」，又何能抵禦中共财大气粗的「美元万亿」？
如今，率先叛变的英萨利（波尔布特的连襟），在盛产宝石的「拜林特区」大发横财。而农谢是坚持留在波尔布特的身边最死硬的人物，直到一九九八年波尔布特死了，柬共作猢狲散，他才与乔森潘一起下山，至今寄篱拜林，据说在写回忆录，对中共满口颂词.他对去访的香港记者说，为什么柬共与中共相处得很好？那是因为中共从来不干预柬共的事务。
相反，乔森潘也写了一本自辩的回忆，虽有触及越南，但绝口不提中共。农谢的不识相，中共的友人洪森就只能让他去「住招待所」了，我想这就是农谢「被捕」的内幕。傅国涌先生期待的「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审判」，我们大概永远也不会看到，看到的只会是农谢的自然死亡和「柬埔寨革命史」的掩卷了。
农谢「被捕」的内幕
我怎么会知道哪么多柬埔寨的事情呢？
我在家居的美国南方城市，认识了邻城的周德高先生，他是土生的柬埔寨华侨，今年七十六岁了，还在一间中学当校工。他前半生为中共精诚工作，在金边《棉华日报》记者和经理任上，为赤化柬埔寨华侨社会，破获国民党特务阴谋暗杀刘少奇、王光美的爆炸案，帮助柬共领袖乔森潘、胡荣、符宁等逃离金边，作了许多脚踏实地的工作，因此也是中国大使馆最信任最干练的「柬埔寨通」。
一九六九年，越南战争进入高潮，美国和朗诺、施里玛达等人策划推翻西哈努克，政变计划竟先为中共获知。在康生亲自指挥下，是年底中调部召德高先生去北京，被吸收参加该部的情报工作，并接受政变后的潜伏任务。政变后，德高先生未能在敌佔区立足，被迫转入解放区，又经常与柬共高层人物见面，其中就有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农谢.
柬共在中共面前俯首贴耳，背后却常常口出「中共是修正主义」的恶言，华侨则更是被他们一律视为「资产阶级」，任意残杀迫害。因此在柬共进城之前，中共系统在柬人员也统统被排挤到乡间务农，进城以后也不得复原。然而因祸得福，德高和他的同志也就逃脱了被清洗屠杀的命运. 其间，德高对柬共的倒行逆施历历在目，深恶痛绝.
一九七六年，中共「一举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主政，坚持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党内思想一片混乱，而柬越两方已经势不两立。一九七七年四月，中调部急召德高去北京汇报情况，全家同行。他向中调部、外交部如实报告柬共的恶行，竟遭「有立场问题」的猜忌训斥。他提供柬共第四号人物苏品曾经要求越方制止波尔布特路线的情报，引起中共方面高度重视，次月苏品即被邀请访华，核实他的「反波尔布特情绪」，苏品等回柬埔寨后便先后被杀。
苏品的死，导致他管辖的「东部大区」全面叛乱，数万军民逃入越南后，为越南扶植为「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稍经训练便配合越军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攻入金边。柬共仓皇逃至泰国边界方得喘息，继「五年抗美」又是「十年抗越」的苦境。话说苏品之死是中共和柬共的合谋，而小人物周德高竟一脚踢出了一个大局面。
德高先生笔述了他一生的经历和这番精彩的故事，我作了事实核对和文字润色，还收集图片和绘制地图.在撰写的过程中读了许多英文着作，对柬共的由来，波尔布特、英萨利等人的公德私爱，也都有力所能及的生动描述，《我与中共和柬共》书成，先睹者俱有快感，「田园书屋」予以优先出版，售价六十港元，香港各大书局均有出售。
中共耗费亿万金元要把柬埔寨屠杀史掩卷，周先生和我不计报酬，竟又别开一卷。
仅次与波尔布特的柬共第二号头目农谢，近日以八十二高龄在柬泰边境被警方逮捕，已成一条世界新闻。当年在柬共的整肃运动中，有农谢一句主张滥杀的名言「多一个不赚，少一个不亏」。傅国涌先生於上期《动向》为文评论，标题为《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审判》，本人对此深表怀疑。因为柬共的种族灭绝罪行，都是在中共教唆下施行的，审判柬共就是审判中共，这当然是中共绝不愿见到的。
审判柬共就是审判中共
再说，柬埔寨原本有西哈努克和亲越的洪森两派，前者是由西哈努克的一个不成气候的儿子拉那烈领头，全靠老子的招牌招摇撞骗，现在势力已经式微。而洪森原本是柬共的一个下级军官，当年为躲避清洗屠杀，逃去越南参加造反。这名小和尚出身的小军官，却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大人才。他善待西哈努克甚过亲老子，而且还「恢复帝制」让西哈努克的爱子当上国王，又宣佈放弃共产专制「实行宪政」，其实就是他大权独揽。
话说，西哈努克与周恩来的关系情同父子，每每谈起周恩来就眼泪汪汪。邓小平复出后，多次代柬共对他的虐待陪礼道歉，保证他在「第二故乡」永远衣食无虞。因此，权衡中共的「恩」，柬共的「怨」，花花王子西哈努克，即便至死是个性情中人，也不会为一个过气的柬共头目农谢，而与北京盛宴上的免费法国大餐翻脸的。
滑头洪森，自从苏修倒台，越共变色，他就化敌为友，与中共打得火热了，他在实行和解政策的名义下，只囚禁了柬共军事头目塔莫，和一个「东方奥斯威辛」——金边S-21监狱的头目，此人真名江吉耀，化名「密杜」（柬语「杜同志」），是一个潮籍华人。尽管联合国一再催促洪森政府进行的「世纪大审判」，但洪森一拖再拖。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塔莫死於狱中，密杜则一口咬定过去一切都是听命上司，那个不死的上司就是农谢.
中共最大的期望就是让人们尽快遗忘「柬埔寨革命」，而最好的办法又莫过於花钱消灾。二○○二年十一月，中国总理朱鎔基对柬埔寨进行了四天访问，大笔一挥，勾销了柬埔寨政府欠下的二点二亿美元的债务。二○○六年四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他短短的两天访问中，又宣佈了给柬埔寨政府六亿美元的援助。小国柬埔寨里的「人间公义」，又何能抵禦中共财大气粗的「美元万亿」？
如今，率先叛变的英萨利（波尔布特的连襟），在盛产宝石的「拜林特区」大发横财。而农谢是坚持留在波尔布特的身边最死硬的人物，直到一九九八年波尔布特死了，柬共作猢狲散，他才与乔森潘一起下山，至今寄篱拜林，据说在写回忆录，对中共满口颂词.他对去访的香港记者说，为什么柬共与中共相处得很好？那是因为中共从来不干预柬共的事务。
相反，乔森潘也写了一本自辩的回忆，虽有触及越南，但绝口不提中共。农谢的不识相，中共的友人洪森就只能让他去「住招待所」了，我想这就是农谢「被捕」的内幕。傅国涌先生期待的「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审判」，我们大概永远也不会看到，看到的只会是农谢的自然死亡和「柬埔寨革命史」的掩卷了。
农谢「被捕」的内幕
我怎么会知道哪么多柬埔寨的事情呢？
我在家居的美国南方城市，认识了邻城的周德高先生，他是土生的柬埔寨华侨，今年七十六岁了，还在一间中学当校工。他前半生为中共精诚工作，在金边《棉华日报》记者和经理任上，为赤化柬埔寨华侨社会，破获国民党特务阴谋暗杀刘少奇、王光美的爆炸案，帮助柬共领袖乔森潘、胡荣、符宁等逃离金边，作了许多脚踏实地的工作，因此也是中国大使馆最信任最干练的「柬埔寨通」。
一九六九年，越南战争进入高潮，美国和朗诺、施里玛达等人策划推翻西哈努克，政变计划竟先为中共获知。在康生亲自指挥下，是年底中调部召德高先生去北京，被吸收参加该部的情报工作，并接受政变后的潜伏任务。政变后，德高先生未能在敌佔区立足，被迫转入解放区，又经常与柬共高层人物见面，其中就有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农谢.
柬共在中共面前俯首贴耳，背后却常常口出「中共是修正主义」的恶言，华侨则更是被他们一律视为「资产阶级」，任意残杀迫害。因此在柬共进城之前，中共系统在柬人员也统统被排挤到乡间务农，进城以后也不得复原。然而因祸得福，德高和他的同志也就逃脱了被清洗屠杀的命运. 其间，德高对柬共的倒行逆施历历在目，深恶痛绝.
一九七六年，中共「一举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主政，坚持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党内思想一片混乱，而柬越两方已经势不两立。一九七七年四月，中调部急召德高去北京汇报情况，全家同行。他向中调部、外交部如实报告柬共的恶行，竟遭「有立场问题」的猜忌训斥。他提供柬共第四号人物苏品曾经要求越方制止波尔布特路线的情报，引起中共方面高度重视，次月苏品即被邀请访华，核实他的「反波尔布特情绪」，苏品等回柬埔寨后便先后被杀。
苏品的死，导致他管辖的「东部大区」全面叛乱，数万军民逃入越南后，为越南扶植为「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稍经训练便配合越军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攻入金边。柬共仓皇逃至泰国边界方得喘息，继「五年抗美」又是「十年抗越」的苦境。话说苏品之死是中共和柬共的合谋，而小人物周德高竟一脚踢出了一个大局面。
德高先生笔述了他一生的经历和这番精彩的故事，我作了事实核对和文字润色，还收集图片和绘制地图.在撰写的过程中读了许多英文着作，对柬共的由来，波尔布特、英萨利等人的公德私爱，也都有力所能及的生动描述，《我与中共和柬共》书成，先睹者俱有快感，「田园书屋」予以优先出版，售价六十港元，香港各大书局均有出售。
中共耗费亿万金元要把柬埔寨屠杀史掩卷，周先生和我不计报酬，竟又别开一卷。
朱学渊：红色贵族，还是草莽后裔？？？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703/Article_20070327195832.shtml
学渊评：为什么英国能和平过渡，社会转型的成本大大低于法国大革命？那不是因为法国多了一个暴民阶级，而是英国有一个开明理性的贵族群体。而中国又比法国多了千百倍"没有原罪"的暴民，雪崩式转型的惨烈更是可以预想的，因此中国的贵族面临更严峻的抉择。我们也很难责怪胡锦涛、温家宝还没有从"积极分子"的故旧角色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们都是在"逆向淘汰"中选拔出来的"中规中矩"的平民；而"红色贵族"曾庆红、俞正声、习近平等同志，又是否有贵族的理性呢？当然还有待观察。如果他们也没有的话，留给他们的也只能是"一代草莽的后裔"的恶名。
李劼：胡锦涛的崇祯路
政治辅导员出身的胡锦涛，自从上台以来，奉行着学古巴和北朝鲜的政治路线，悄悄地背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方针，一步步退向毛泽东式的极权时代。当年马克思所说的历史通常重复二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很可能会在胡锦涛身上应验。假如毛泽东的独裁是悲剧的话，那么胡锦涛走向卡斯特罗式或者金正日式的独裁，就会成为一幕喜剧。这幕喜剧的最大喜剧性可能在于，胡锦涛最后学成的既不是卡斯特罗，也不是金正日，更不像毛泽东，而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朝末代皇帝朱由俭。以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闻名天下的胡锦涛，不知有没有读过那位崇祯皇帝的故事。假如他真的想对共产党的天下负责，他还真应该读一读。要不然，哪天断送了人家打下的红色江山，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
邓小平改革的一个致命伤，在于他不懂得如何使中国走向民主联邦。
邓小平成功地以退休的方式结束了终身制，并且以权力均衡作为党内民主的临时代用品。可惜他毕竟只是个实干家，在政治操作上是个巨人，而在思想文化上却是个侏儒。邓小平以后的江泽民，很想在思想文化上补课，并且也真心诚意地向西方民主政治学习了一下：以三个代表的理论，修正僵硬的主义，软化专制的权力。当年邓小平时代那种权力在元老之间的均衡，到了江泽民时代，变成了同僚之间的均衡。
亦即江泽民和朱容基，再加上曾庆红的三足鼎立。
按说，这样的均衡随着江泽民的退出，也转入了胡锦涛时代：所谓胡温体制，外加曾庆红。红色世家出身的曾庆红，有着许多非太子党背景的高级官员所不具有的灵活性和宽容性。曾庆红虽然不是民主的化身，但他却是权力均衡的一个象征，也是防止最高权力沦入独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点。当年在上海主事，曾庆红的口碑与朱容基不相上下。区别在于，朱容基的威信家喻户晓，而曾庆红的开明，仅在圈内盛传。曾庆红没有胡耀邦的天真，也不像赵紫阳那么优柔寡断。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二个不同的时代里，曾庆红天然属于邓小平时代。尽管很难指望曾庆红在政治改革上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举止，但他至少不会把中国拖回到古巴和北朝鲜的境地里。最为重要的是，曾庆红将成为胡锦涛时代权力均衡的一个重要标记，当然，同时也会成为他人走向独裁的一块绊脚石。
平心而论，胡锦涛跟崇祯一样，是个很想有所作为的人物。用志大才疏来形容似乎不太准确，因为胡锦涛并无大志。除非把中国拖回到古巴和北朝鲜的境地，也可以算作大志来讲。同样，胡锦涛也天生有一种崇祯式的毛病，用中国人的说法叫做武大郎开店，用西方科学家的说法叫做帕金森定律。崇祯的为政特点是将所有的朝廷命官全都打发得干干净净，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枉杀抗清英雄袁崇焕。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朝的江山在京城百姓争食袁崇焕之肉的那一刻，就已经土崩瓦解了。崇祯的煤山自尽，不过是袁崇焕之死的续篇。
正如中国式的权力斗争是非理性的一样，权力颠峰的权柄持有者，也经常会做出匪夷所思的行为。以毛泽东在权术上的炉火纯青，尚且有林彪父子那一幕，更不用说智商更为低下的后继独裁者。江泽民虽然在宗教自由上有过失，但还没有将自由知识分子视为死敌。胡锦涛一上台，就将自由知识分子作为头号敌人。一个很明显的众所周知事实乃是，比起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治下的中国，言论自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并且还在继续少下去。与言路的遇堵相应，最高权力圈里的均衡也在渐渐的减少。最高权力的均衡程度，与言论自由的多少，是互相依存的。在中国政治尚未完全进入民主联邦的前提下，权力均衡与言论自由是必不可少的两翼。至于权力均衡是否会进一步发展为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否会进一步发展为党外民主，那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但言论自由肯定是权力均衡和由均衡走向民主的基本保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权力均衡不过是民口之川的堤坝。假如胡锦涛连这堤坝也要拆除，那么一旦洪水滔天，崇祯上煤山的日子也就来临了。
相信谁也不希望中国走到那样的境地。假如胡锦涛看清了那样的结局，相信他也不至于贸贸然地夜半临深池。
2007年2月15日写于纽约寓所
……
朱学渊旧文：凝聚一盘散沙的新义和团运动
写了《既不必畏日，也不必反日》一文以后的几日里，闻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已经表示，有意通过协商解决安理会的扩编问题，美俄两国也相继表示这个事关重大的改革，先须得到各国的一致同意，因此这个问题实际已经无限期地搁置了。
然而，国内反日运动又快速发展，四月九日（星期六）北京有近两万名群众走上街头大游行，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报道说，天安门"六？四"事件以来北京最大规模的学生潮游行活动，抗议对象锁定日本，反对它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游行队伍经过日本餐馆，群情激动，高呼"抵制日货，抵制日货……你不要脸……小日本滚出去".当天下午又在网上看到预告："广州天河区天河体育中心，星期日将有反日和罢买日货活动，活动于上午十时在天河体育中心开始，预料参加人数可能超过一万人；据称，示威用的横幅、传单等宣传品已准备好，呼吁参与者穿红上衣，戴红头巾，勿作过激行为。"十日（星期日）早晨又看到报道："广州今早也爆发反日示威，数千群众响应互联网号召，在天河体育中心外聚集，然后游行往日本驻穗总领事馆。示威者穿上红色上衣，带备横额及挥舞国旗，抗议日本篡改侵华历史，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示威者还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并号召罢买日货。"联想到全国性的网上反日签名运动，征集到了两千多万人的响应，而反日游行群众又都是响应互联网的号召而来，因此问题就不简单了。
众知，国内互联网长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而这回政府只要求共产党员不要参加，意思是老百姓是可以参加的，政府是不会把他们当做闹事的反革命处理的；而游行的规模又是北京两万，广州一万，群情激愤，鸡蛋打人，恰到好处，羞而不痛。其中的"妙"，就不可言了。
前几天，我还不甚怀疑签名运动有自发的倾向，今天就完全可以确认它是政府主使的。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严禁一切聚会游行，乃至赵紫阳的丧礼；今天公安部门开了例，让百姓呼着五四运动时"抵制日货"的口号，来反对调情时代"一衣带水"的甜蜜友邦……这自然都是出自顶峰的决策，也一个愚不可及的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玩火行为了。
人，都有民族的精神。然而，把一种正常的种族归属感，激化到破坏世界和谐，随意侮辱他人的极端民族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了。严格讲来，所谓"民族主义"是那些受挫折民族的愤恨，是弱者的一时亢奋。
我曾经说过"民族主义是败兵的旗帜，是弱势群体的吗啡针"，那些找到了正确道路的民族和国家，是不会饮鸩止渴的。
事实上，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精神最旺盛的世纪，也是中华民族最虚弱、最失败的世纪。民族主义之所以不好，是因为它用种族的颜色，涂抹了透明的真理。结果，饥不择食地"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尽管一时有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壮语，接着就是几千万饿蜉倒下去了的惨景。
日本担任常任理事国的问题，本来就应该由自称代表中国人民的中国政府去解决，完全没有必要搞群众运动；而这个问题被实际搁置后，就更没有搞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的必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made in china"已然是一种世界现象，届时这些呼吁抵制日货的人何以面对世人抵制中国货的要求？……事态进一步扩大，可见官方煽动的反日民族主义，是有所他求的了。我以为这和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也大不相同，它是毫无理念的"败君的棋子"，是想凝聚一盘散沙的痴心，而与慈僖太后反对政治改革，发动" 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就再相似不过了。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日（不觉已经两年了）
原载《动向》2005年4月号
学渊评：为什么英国能和平过渡，社会转型的成本大大低于法国大革命？那不是因为法国多了一个暴民阶级，而是英国有一个开明理性的贵族群体。而中国又比法国多了千百倍"没有原罪"的暴民，雪崩式转型的惨烈更是可以预想的，因此中国的贵族面临更严峻的抉择。我们也很难责怪胡锦涛、温家宝还没有从"积极分子"的故旧角色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们都是在"逆向淘汰"中选拔出来的"中规中矩"的平民；而"红色贵族"曾庆红、俞正声、习近平等同志，又是否有贵族的理性呢？当然还有待观察。如果他们也没有的话，留给他们的也只能是"一代草莽的后裔"的恶名。
李劼：胡锦涛的崇祯路
政治辅导员出身的胡锦涛，自从上台以来，奉行着学古巴和北朝鲜的政治路线，悄悄地背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方针，一步步退向毛泽东式的极权时代。当年马克思所说的历史通常重复二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很可能会在胡锦涛身上应验。假如毛泽东的独裁是悲剧的话，那么胡锦涛走向卡斯特罗式或者金正日式的独裁，就会成为一幕喜剧。这幕喜剧的最大喜剧性可能在于，胡锦涛最后学成的既不是卡斯特罗，也不是金正日，更不像毛泽东，而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朝末代皇帝朱由俭。以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闻名天下的胡锦涛，不知有没有读过那位崇祯皇帝的故事。假如他真的想对共产党的天下负责，他还真应该读一读。要不然，哪天断送了人家打下的红色江山，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
邓小平改革的一个致命伤，在于他不懂得如何使中国走向民主联邦。
邓小平成功地以退休的方式结束了终身制，并且以权力均衡作为党内民主的临时代用品。可惜他毕竟只是个实干家，在政治操作上是个巨人，而在思想文化上却是个侏儒。邓小平以后的江泽民，很想在思想文化上补课，并且也真心诚意地向西方民主政治学习了一下：以三个代表的理论，修正僵硬的主义，软化专制的权力。当年邓小平时代那种权力在元老之间的均衡，到了江泽民时代，变成了同僚之间的均衡。
亦即江泽民和朱容基，再加上曾庆红的三足鼎立。
按说，这样的均衡随着江泽民的退出，也转入了胡锦涛时代：所谓胡温体制，外加曾庆红。红色世家出身的曾庆红，有着许多非太子党背景的高级官员所不具有的灵活性和宽容性。曾庆红虽然不是民主的化身，但他却是权力均衡的一个象征，也是防止最高权力沦入独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点。当年在上海主事，曾庆红的口碑与朱容基不相上下。区别在于，朱容基的威信家喻户晓，而曾庆红的开明，仅在圈内盛传。曾庆红没有胡耀邦的天真，也不像赵紫阳那么优柔寡断。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二个不同的时代里，曾庆红天然属于邓小平时代。尽管很难指望曾庆红在政治改革上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举止，但他至少不会把中国拖回到古巴和北朝鲜的境地里。最为重要的是，曾庆红将成为胡锦涛时代权力均衡的一个重要标记，当然，同时也会成为他人走向独裁的一块绊脚石。
平心而论，胡锦涛跟崇祯一样，是个很想有所作为的人物。用志大才疏来形容似乎不太准确，因为胡锦涛并无大志。除非把中国拖回到古巴和北朝鲜的境地，也可以算作大志来讲。同样，胡锦涛也天生有一种崇祯式的毛病，用中国人的说法叫做武大郎开店，用西方科学家的说法叫做帕金森定律。崇祯的为政特点是将所有的朝廷命官全都打发得干干净净，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枉杀抗清英雄袁崇焕。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朝的江山在京城百姓争食袁崇焕之肉的那一刻，就已经土崩瓦解了。崇祯的煤山自尽，不过是袁崇焕之死的续篇。
正如中国式的权力斗争是非理性的一样，权力颠峰的权柄持有者，也经常会做出匪夷所思的行为。以毛泽东在权术上的炉火纯青，尚且有林彪父子那一幕，更不用说智商更为低下的后继独裁者。江泽民虽然在宗教自由上有过失，但还没有将自由知识分子视为死敌。胡锦涛一上台，就将自由知识分子作为头号敌人。一个很明显的众所周知事实乃是，比起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治下的中国，言论自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并且还在继续少下去。与言路的遇堵相应，最高权力圈里的均衡也在渐渐的减少。最高权力的均衡程度，与言论自由的多少，是互相依存的。在中国政治尚未完全进入民主联邦的前提下，权力均衡与言论自由是必不可少的两翼。至于权力均衡是否会进一步发展为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否会进一步发展为党外民主，那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但言论自由肯定是权力均衡和由均衡走向民主的基本保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权力均衡不过是民口之川的堤坝。假如胡锦涛连这堤坝也要拆除，那么一旦洪水滔天，崇祯上煤山的日子也就来临了。
相信谁也不希望中国走到那样的境地。假如胡锦涛看清了那样的结局，相信他也不至于贸贸然地夜半临深池。
2007年2月15日写于纽约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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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旧文：凝聚一盘散沙的新义和团运动
写了《既不必畏日，也不必反日》一文以后的几日里，闻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已经表示，有意通过协商解决安理会的扩编问题，美俄两国也相继表示这个事关重大的改革，先须得到各国的一致同意，因此这个问题实际已经无限期地搁置了。
然而，国内反日运动又快速发展，四月九日（星期六）北京有近两万名群众走上街头大游行，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报道说，天安门"六？四"事件以来北京最大规模的学生潮游行活动，抗议对象锁定日本，反对它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游行队伍经过日本餐馆，群情激动，高呼"抵制日货，抵制日货……你不要脸……小日本滚出去".当天下午又在网上看到预告："广州天河区天河体育中心，星期日将有反日和罢买日货活动，活动于上午十时在天河体育中心开始，预料参加人数可能超过一万人；据称，示威用的横幅、传单等宣传品已准备好，呼吁参与者穿红上衣，戴红头巾，勿作过激行为。"十日（星期日）早晨又看到报道："广州今早也爆发反日示威，数千群众响应互联网号召，在天河体育中心外聚集，然后游行往日本驻穗总领事馆。示威者穿上红色上衣，带备横额及挥舞国旗，抗议日本篡改侵华历史，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示威者还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并号召罢买日货。"联想到全国性的网上反日签名运动，征集到了两千多万人的响应，而反日游行群众又都是响应互联网的号召而来，因此问题就不简单了。
众知，国内互联网长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而这回政府只要求共产党员不要参加，意思是老百姓是可以参加的，政府是不会把他们当做闹事的反革命处理的；而游行的规模又是北京两万，广州一万，群情激愤，鸡蛋打人，恰到好处，羞而不痛。其中的"妙"，就不可言了。
前几天，我还不甚怀疑签名运动有自发的倾向，今天就完全可以确认它是政府主使的。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严禁一切聚会游行，乃至赵紫阳的丧礼；今天公安部门开了例，让百姓呼着五四运动时"抵制日货"的口号，来反对调情时代"一衣带水"的甜蜜友邦……这自然都是出自顶峰的决策，也一个愚不可及的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玩火行为了。
人，都有民族的精神。然而，把一种正常的种族归属感，激化到破坏世界和谐，随意侮辱他人的极端民族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了。严格讲来，所谓"民族主义"是那些受挫折民族的愤恨，是弱者的一时亢奋。
我曾经说过"民族主义是败兵的旗帜，是弱势群体的吗啡针"，那些找到了正确道路的民族和国家，是不会饮鸩止渴的。
事实上，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精神最旺盛的世纪，也是中华民族最虚弱、最失败的世纪。民族主义之所以不好，是因为它用种族的颜色，涂抹了透明的真理。结果，饥不择食地"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尽管一时有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壮语，接着就是几千万饿蜉倒下去了的惨景。
日本担任常任理事国的问题，本来就应该由自称代表中国人民的中国政府去解决，完全没有必要搞群众运动；而这个问题被实际搁置后，就更没有搞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的必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made in china"已然是一种世界现象，届时这些呼吁抵制日货的人何以面对世人抵制中国货的要求？……事态进一步扩大，可见官方煽动的反日民族主义，是有所他求的了。我以为这和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也大不相同，它是毫无理念的"败君的棋子"，是想凝聚一盘散沙的痴心，而与慈僖太后反对政治改革，发动" 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就再相似不过了。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日（不觉已经两年了）
原载《动向》2005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