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703/Article_20070321195819.shtml
学渊自评：最近国际舆论颇注意温家宝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不变”的说法，和温家宝的署名文章中重新强调邓小平“不扛旗”“不当头”的低调路线，海内外普遍的感觉是中共路线有重新“右摆”的倾向。我想，温家宝只是一个事务官僚而已，他在中共的政治路线上是无足轻重的，署名温家宝的文只是中共新一轮路线斗争的一些新结论，这一轮斗争的批判对象是胡锦涛在国内企图回到平均主义和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全面对立的状态，在国际上则是以“和平崛起”为口号与美国进行全面对抗的新左倾机会主义。事实上，胡锦涛主导的“反日”“禁书”“打卫星”等连续动作，已经在国内外、党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和后果。
数月前，有郑必坚者自称有“和平崛起”口号的发明专利权。郑必坚者，华国锋“两个凡是”的执笔人，中宣部里巧言令色，祸党祸国奸佞之徒也。数日前，又有“胡锦涛团派亲信刘某某女士空降上海”的消息，刘某是不是“胡的亲信”犹是问题，她是否已经主持上海工作还有待确证。
胡锦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否已遭拙败？还可从中共是否继续宣传“和平崛起”，郑必坚是否再敢吹牛皮来得以求证。而最近又有亲信媒体称，温家宝在访日期间，将以购买“高铁”向日方赠送大礼的消息，这就是“新义和团运动”换“新庚子赔款”，专制必然卖国的必然性。
朱学渊：中共宣传口完全被“反党人士控制”了吗？
中宣部发动禁书运动，遭到章诒和、袁鹰等党外内作家的强烈反抗，引起了国内外左中右各流派知识分子的一致谴责，“胡锦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受阻碰壁，胡锦涛本人颜面扫地，而此时此刻又是“十七大”当即的微妙时刻，“胡锦涛同志还能不能领导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 就自然是一个“伟大的的问题”了。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胡锦涛说意识形态管理要学习北韩、学古巴后，若干军队高级将领先而大惊，继之大怒，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其实，党内大惊大怒者，何止千千万万。经过这几年倒行逆施，胡锦涛已经将党引进一条进退维谷的绝路。事实证明，每当共产党发生错误，就必然进行“ 路线斗争”，在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龙头虎首后；小小政治辅导员自然没有“毫不斗己、专门斗人”的本钱，理性的路线斗争对共产党还有点积极的意义。
在发动禁书运动的轻举妄之前，胡锦涛有清算陈良宇的重大举措，有提拔团派亲信的踌躇满志；而且扬言要继续清算他人，要继续提拔亲信。
而当禁书被挫败后，“清算提拔”也辄然中止。为什么中止？这就是有党内斗争。因为再继续放任胡锦涛的胡作非为下去，共产党很可能会被他的弄死。中共有没有这样的教训呢？大的就有两次，周恩来王明是一次，毛泽东四人帮是第二次……。看官或许说，你这言之凿凿有什么根据呢？
日前，香港《多维月刊》发表了一篇“北京”民间维胡派“谈胡锦涛”的专稿，作者说他在北京与“几位学者和商人相遇，他们对海内外对胡锦涛的一些评价甚为不满，认为这些评价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从负面，都没有准确理解胡锦涛的困难处境，没能把握住胡锦涛的脉，他们戏称自己为 ”中国民间维胡派“”。
胡锦涛兴学邓小平“左灯右拐”，行的却是“右灯左拐”，事事都在卖假药。说穿了这些无名无姓的“民间维胡派”，连“ 官方维胡帮”也算不上，而只是些“亲信保胡党”而已。《多维月刊》的专稿说“他们对海内外对胡锦涛的一些评价甚为不满”，还说“中共宣传口完全被”反党人士控制“，他们打压胡锦涛关於党内民主的信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促成知识界、媒体界反党反胡，他们用行动来表达他们的”反党态度“”。
这些“锦涛即党”的“胡党”的所谓“反党”又是些什么呢？一说是有关方面封杀了前《人民日报》副主编周瑞金的演讲活动，二说是《人民日报》迟用了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的那篇破文章。我们姑且不说这是坚决贯彻“学北韩、学古巴”的结果，中共宣传部门奉命封杀千千万万篇文章，万万千千张嘴巴，为什么独独周瑞金、俞可平的文章不可封杀呢？“胡党”则在专稿中说“周瑞金与中央领导从来有接触”，而且“俞可平和周瑞金发出的信息，是政治改革的信息，……是胡锦涛”边缘突破“的一种表现”。
因此，大家就应该明白真相了。原来周瑞金、俞可平的演说和文章，都是胡锦涛亮出的“右灯”；而事后发生的禁书运动，才是总书记“左拐”的真动作了。而对于主持禁书工作的中宣部下属的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胡党”则毫不假以颜色，斥之曰：“邬书林愚蠢！小官僚误国！” 犹嫌不足，再踏上一只脚：“封八本书，这会是胡锦涛让干的吗？胡锦涛还不恨死邬书林这小杂种无事惹事！”
“胡党”把话再说到这般田地，就实在太过分了。即便周瑜可以打黄盖，即便黄盖也愿意挨打挨骂，但周瑜也不该如此弄假成真、气急败坏。再说，邬书林同志能够顾全大局，自己背个“误国小官僚”恶名下油锅，倒也罢了；他的邬爹爹邬妈妈身为“京官父母”，非但没有捞着个“光宗耀祖”名分；还得为党的事业，背个生“小杂种”的烂污名声了。
为什么“胡党”这般急不择言呢？实在是因为胡锦涛的处境太窘迫了，反对他的人实在太多了，而“十七大”又太紧迫了。而“胡党”的这番不择言，又更使党内高层看清了胡锦涛不仅路线错了，而且性格反复无常、不可与事。
中共宣传口完全被“反党人士控制”，也实在太难令人置信了。而胡锦涛左倾机会主义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党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宣传部门的抵制，大概倒是事实。今天的共产党虽说还是“毛泽东的党”，“邓小平的党”，但决不会是“胡党”以为的“锦涛即党”了。最近市面又有 “独家文章”出笼，说曾庆红为了“党本位”“国本位”，要出任国家主席，我想“胡党”再这样“恶搞”下去，连曾庆红同志也不敢与胡总书记共进退了。
二○○七年三月七日
《动向》三月号
2009年5月31日星期日
朱学渊：胡锦涛与团派众望所归乎？
作者：朱学渊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3-29 22:18:46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703/Article_20070329221846.shtml
学渊评：中共的格局和路线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有香港《苹果日报》张华作文说那是“上海帮”的失势，事实上恰恰相反，这是胡锦涛的“团派”的失落。不妨请看，李克强、李源潮们的仕途更辉煌了，还是变得暗淡了？毛泽东对待刘少奇，邓小平处理杨白冰的故事当然不会重演，曾庆红是会给他们留面子的，也只有和风细雨中才能让人体会“众望所归”。
又有方觉先生说“团派掌权没有政治合法性”，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共产党掌权没有政治合法性”，但这样的说法脱离了中国“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实际。至于方先生批评胡锦涛用了一大帮“工农兵学员”，我也并不认同。“工农兵学员”的历史的一代沉淀，他们不可能都是优秀的，也不可能都是的愚昧的；正如说全体“清华大学毕业生”都是人类精英，也一样是荒谬的。
在中国的秦始皇加马克思的等级社会里，干部子弟（或曰“红色贵族”）在天上，宽松的成长环境使他们有优越感，因此他们的性格一般比较开朗一些（有点象美国儿童），当然“优汰劣胜”对他们的伤害很小，他们不会象沈元、林昭、遇罗克那样：优秀，乃至被枪毙了；是“文革”也拯救了他们“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灵魂。他们称不上是一个平等社会中的优秀群体，因为他们有严重的等级观念（这点又很不象美国人），但他们中间有优秀的分子。
中国社会的“优汰劣胜”不只是在文化革命才开始的，因此在对人的问题上，还是要有尊重历史的态度。事实已经证明，胡锦涛是根本不行的，他是在压力环境中长大的，他没有“红色贵族”们的自信，在“总书记”的位上，天天事事还在“向党表忠心”，自己的思想被禁锢了，还要搞什么“金盾工程”。至于“红色贵族”是来操作一台老旧失灵的机器，还是来改造共产党，更新中国的制度？都是我们拭目以待的。
张华：曾庆红势力隐然成形
习近平上星期五从浙江省空降上海担任市委书记后，揭开中共新一轮省委书记大换班的序幕，紧接，天津等四个省市的“一把手”也进行大执位。从这一波省委书记的换班行动来看，大赢家并非胡锦涛，而是近年手执中共组织人事大权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除了习近平，原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调任另一直辖市天津任市委书记，这两人笃定会成为中共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率先曝光的两名政治新星。此外，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调任浙江省委书记；原青海省委书记赵乐际则出任陕西省委书记；上海市委副书记王安顺，调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内定接任市长。
这些诸侯更替，事关今年秋天中共十七大最高领导层人事布局，因此备受瞩目。这些省级人事变动方案，确实让外界相当意外，而随中共十七大逼近，相信越来越多敏感省分，例如广东、北京、重庆等，都会出现新面孔，预示更多十七大政治新星陆续曝光。
封疆大吏多“曾派”
过去五年，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或“江派”逐渐失势，很多“江派”人马的仕途都已走到尽头，很少获得拔擢；而且，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下马、黄菊病重而大权旁落，都预示江派人马将从北京政坛没落，代之而起的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共青团系统），胡的人马已成为当时得令的炙手可热人物。不过，从今次涉及五省市的省级高干调动来看，一股新势力已在中共高层隐然成形。
在今次五名新封疆大吏中，有四人是曾庆红人马，分别是习近平、张高丽、赵洪祝和王安顺。众所周知，曾庆红是“太子党”首领，近年与他关系密切的太子党成员，包括中组部长贺国强、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商务部长薄熙来等，都获重用。习近平今次出掌上海市，固然与他主政浙江时，成功说服浙江官员在规划定位上全力配合上海，要浙江甘心做上海的后花园，令中央对他刮目相看，认为这是顾全大局的表现；但同样重要是他的“太子党” 身份。
曾庆红的人马，除了高干子弟，另一个重要来源是石油系统。曾庆红从七十年代初开始，获得父亲的老战友、主管计委和石油系统的副总理余秋里照顾，担任余的秘书。因此，石油系统，特别是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正是曾的嫡系。随曾庆红权势日涨，石油系统出身的国务委员周永康、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等都获得重用，而今次获得调升的诸侯中，张高丽和王安顺都长期在石油部门任职。至於赵洪祝，是曾庆红担任中组部长时，一手提拔的爱将。在今后几个月，相信还有更多的「曾派”曝光。从上述中共领导层可看出，“曾派”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对胡锦涛应会产生一定压力。
《苹果日报》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703/Article_20070329221846.shtml
学渊评：中共的格局和路线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有香港《苹果日报》张华作文说那是“上海帮”的失势，事实上恰恰相反，这是胡锦涛的“团派”的失落。不妨请看，李克强、李源潮们的仕途更辉煌了，还是变得暗淡了？毛泽东对待刘少奇，邓小平处理杨白冰的故事当然不会重演，曾庆红是会给他们留面子的，也只有和风细雨中才能让人体会“众望所归”。
又有方觉先生说“团派掌权没有政治合法性”，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共产党掌权没有政治合法性”，但这样的说法脱离了中国“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实际。至于方先生批评胡锦涛用了一大帮“工农兵学员”，我也并不认同。“工农兵学员”的历史的一代沉淀，他们不可能都是优秀的，也不可能都是的愚昧的；正如说全体“清华大学毕业生”都是人类精英，也一样是荒谬的。
在中国的秦始皇加马克思的等级社会里，干部子弟（或曰“红色贵族”）在天上，宽松的成长环境使他们有优越感，因此他们的性格一般比较开朗一些（有点象美国儿童），当然“优汰劣胜”对他们的伤害很小，他们不会象沈元、林昭、遇罗克那样：优秀，乃至被枪毙了；是“文革”也拯救了他们“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灵魂。他们称不上是一个平等社会中的优秀群体，因为他们有严重的等级观念（这点又很不象美国人），但他们中间有优秀的分子。
中国社会的“优汰劣胜”不只是在文化革命才开始的，因此在对人的问题上，还是要有尊重历史的态度。事实已经证明，胡锦涛是根本不行的，他是在压力环境中长大的，他没有“红色贵族”们的自信，在“总书记”的位上，天天事事还在“向党表忠心”，自己的思想被禁锢了，还要搞什么“金盾工程”。至于“红色贵族”是来操作一台老旧失灵的机器，还是来改造共产党，更新中国的制度？都是我们拭目以待的。
张华：曾庆红势力隐然成形
习近平上星期五从浙江省空降上海担任市委书记后，揭开中共新一轮省委书记大换班的序幕，紧接，天津等四个省市的“一把手”也进行大执位。从这一波省委书记的换班行动来看，大赢家并非胡锦涛，而是近年手执中共组织人事大权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除了习近平，原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调任另一直辖市天津任市委书记，这两人笃定会成为中共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率先曝光的两名政治新星。此外，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调任浙江省委书记；原青海省委书记赵乐际则出任陕西省委书记；上海市委副书记王安顺，调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内定接任市长。
这些诸侯更替，事关今年秋天中共十七大最高领导层人事布局，因此备受瞩目。这些省级人事变动方案，确实让外界相当意外，而随中共十七大逼近，相信越来越多敏感省分，例如广东、北京、重庆等，都会出现新面孔，预示更多十七大政治新星陆续曝光。
封疆大吏多“曾派”
过去五年，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或“江派”逐渐失势，很多“江派”人马的仕途都已走到尽头，很少获得拔擢；而且，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下马、黄菊病重而大权旁落，都预示江派人马将从北京政坛没落，代之而起的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共青团系统），胡的人马已成为当时得令的炙手可热人物。不过，从今次涉及五省市的省级高干调动来看，一股新势力已在中共高层隐然成形。
在今次五名新封疆大吏中，有四人是曾庆红人马，分别是习近平、张高丽、赵洪祝和王安顺。众所周知，曾庆红是“太子党”首领，近年与他关系密切的太子党成员，包括中组部长贺国强、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商务部长薄熙来等，都获重用。习近平今次出掌上海市，固然与他主政浙江时，成功说服浙江官员在规划定位上全力配合上海，要浙江甘心做上海的后花园，令中央对他刮目相看，认为这是顾全大局的表现；但同样重要是他的“太子党” 身份。
曾庆红的人马，除了高干子弟，另一个重要来源是石油系统。曾庆红从七十年代初开始，获得父亲的老战友、主管计委和石油系统的副总理余秋里照顾，担任余的秘书。因此，石油系统，特别是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正是曾的嫡系。随曾庆红权势日涨，石油系统出身的国务委员周永康、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等都获得重用，而今次获得调升的诸侯中，张高丽和王安顺都长期在石油部门任职。至於赵洪祝，是曾庆红担任中组部长时，一手提拔的爱将。在今后几个月，相信还有更多的「曾派”曝光。从上述中共领导层可看出，“曾派”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对胡锦涛应会产生一定压力。
《苹果日报》
朱学渊：党的喉舌既会造谣，还善于磕头讨饶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703/Article_20070330223052.shtml
学渊评：中共变不变，也由不得它自己；胡锦涛则可以不变，近日又到俄国去朝拜列宁主义“靖国神社”了。香港的“第二中宣部”属下的媒体，前几天还有人说江泽民推荐俞正声、习近平是政治阴谋，这些天又有人改口歌颂习爸爸仲勋老先生了。吃共产党一口宣传饭，也真不容易，既要会造谣，还要善于磕头讨饶，这或许也是应了锦涛同志“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的身段了。
【多维】松林：胡锦涛造访列宁母校安抚左派
胡锦涛今次访俄，表面是出席俄罗斯“中国年”，实际上是近距离观察普京接班人，并督促俄对华军售升级。胡总亦专程造访中共精神领袖列宁的母校喀山大学，抚今追昔深有感触，发出耐人寻味的政治讯号。
据中共官方报道，胡总访问喀山大学校史馆时，在列宁的展柜前驻足良久，认真察看列宁读书时留下的手稿和其他物品。他进入列宁上过课的室，长时间坐在列宁坐过的课桌前，“彷佛在想像和体会当年的情形”。列宁是苏联的缔造者，亦是中共集体膜拜的精神领袖，列宁主义系中共的建党原则，至今仍与马克思主义一起，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胡总参观列宁母校，无非是表明中共不会数典忘祖抛弃列宁主义，这令胡总在党内左派心目中加分。
十七大渐近，党内左右两派围绕改革的方向展开激烈辩论。中共高层对坚持改革的思想是高度统一的。温家宝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人民的快乐和幸福的时候，引用诗人艾青的话说“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暗喻中国已迈过政治严冬，即将迎来改革的春天。而中共智囊、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也表示“形势发生变化”，不改革是不行了。
左右讨好难在平衡
但中共高层也深知，目前国内、党内的利益多元化，已无法采取过去牺牲一部分利益来换取另一部分人支持的改革方法，只能凌驾於各阶层之上，按照民主和法治的渠道调和各阶层的利益，实现和谐共治。对於过往改革的受益者，胡温采取法治化的方式，将他们的利益合法化，使其在政治上有安全感、心理上有归属感，《物权法》的出台便是典型一例。
在尽可能不触动既得利益阶层利益的同时，胡温又想方设法抬升弱势群体利益。从经济上采取推广义务育、实行全民低保等政策进行赎买，在政治上高扬公平正义等中共原有的意识形态大旗进行安抚。胡总造访列宁母校，就是向左派弱势阶层暗示，最高层在政治上没有抛弃他们。但问题是这种左右讨好的方式，如何才能实现较好的平衡？这也许到十七大时才能见端倪。
【亚洲周刊章海陵】习仲勋忠于改革挺胡耀邦
习近平之父习仲勋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推手，他一生高风亮节，贴近民众，坚持人性，在党内高层围剿胡耀邦时敢于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如果说，中共党史上曾出现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改革先锋，那么同样高风亮节的习仲勋也不该被遗忘。习仲勋是新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五十四岁的习近平与其父神形酷似，更引发人们对二○○二年去世、享年八十九岁的习仲勋的纪念。
一九八七年初，中共高层保守派兴风作浪，在中央民主生活会上围剿胡耀邦，逼他辞去总书记职务，而大部分改革派噤若寒蝉（是老奸臣薄一波主持的会议，习仲勋迟到，学渊注）。这时候，习仲勋拍案而起，伸张正义，斥责那帮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政治老人：“你们这是干什?？这不是重演‘逼宫’吗？”习仲勋痛斥他们“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违反党的原则。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做法！”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习仲勋更在一九九○年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指名批评对民主学潮诉诸武力的邓小平和杨尚昆。
在大时代关键时刻，能做到伸张正义、为民请命，政治家也不虚此生了。但习仲勋令人追念的是，他在中共建政后的五十多年岁月里，一直显示不凡的精神气度。一九五一年，他敏锐发现下级报告中所称当地“人民代表由选举产生”是谎言，马上展开调查，坚决纠正。在他看来，“人民代表将来要进行直选 ”是不可蒙混的，也是不可动摇的。
习仲勋反对领袖崇拜，一九五三年苏共领袖斯大林去世，他就在党内会议上说：“人老了总是要死的，让青年人上台吧！”毛泽东大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浮夸风的同时，习仲勋却在管辖的地区到处宣扬“当前工作必须是生产第一，一切要围绕着生产进行”。
中共大力开展阶级斗争，一批批唯恐对“敌”不够狠、说话做事不够左的党棍和积极分子应运而生，各阶层、各领域人人自危，但在这种抑郁氛围里，习仲勋告诫周围的人：“知道的就揭发，不知道的会有人揭发，何必抢着说呢？”高岗事件中，中央高层让习仲勋“劝降”高岗，他却提醒高岗不要乱咬别人；他甚至训斥要与丈夫“划清界线”的高岗夫人，当场撕毁她写的“揭发”材料。
这是因为习仲勋有一条高于政治原则的底线，即忠于真理和人性的信念。所以，耳熟能详的“放手发动群众”，到了习仲勋的口中，就成了“放正确之手，而不是放错误之手”、“乱打人，乱斗争，乱没收……这些都是错误的”；他“胆大包天”指出，不能抄袭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斗争方式。即使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由习仲勋主政的西北地区杀人指标减少一半，为总人口的千分之○点五，比全国其它地区少杀百分之六十，保长一级旧政权官员基本没碰，而在邓小平主政的四川，保长以上“敌?人员”全部被杀。
曾提文革赔偿被否决
今年是中国反右斗争运动五十周年，当年一些右派要求当局赔偿，被一些人视为“天方夜谭”。可是，早在一九八二年，习仲勋、彭真和聂荣臻等元老就提出，要设立中央、地方二级“文革赔偿基金”，对被迫害致死者及非正常死亡者进行赔偿。赔偿金分为三档：五万元、二万元、五千元。基金从两个方面调拨：国家灾难特拨款、地方政府税收款和中央、省级组织部的党费；“政治上平反后，必须从经济上作出赔偿，二者合一才是法律上的终结”。
习仲勋等人的提议，得到陈云、徐向前的表态支持。但该提议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时被否决，理由是：对文革的政治结论已作出，冤案基本已平反；如果再作经济赔偿，这笔费用预估为一百二十亿至一百四十亿元，国家很难承受，文革后对三十八万被定性为敌我矛盾的干部，平反后补发工资、福利已达四十二亿四千万元。不过，倘若“文革赔偿”落实，岂不就是一座“文革博物馆”？
习仲勋等人的提议虽然泡汤，但他们的胆识与魄力却成为美谈。看今朝，中国政坛要人几乎个个自称“为政清廉”又“锐意改革”，却忍看国家腐败横行、冤民上诉无门，制度改革之难如逆水行舟。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作家莫言在《红高粱》中所言，先辈们一幕幕英勇悲壮的大戏，使得那些良心已被酱油腌透了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这真是“种的退化”。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何以召唤那些徘徊在“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
••••••••••••••••••
【新华社“叫好”：习近平成中共第五代领军人物？】
新华网文章说，习近平“性情谦和，为人平易，然而执政颇有铁腕风格”（但愿更能尊重民意，学渊评），是从中国最基层的单位生产队书记、县委副书记，一步步扎实地走到今天，“乘‘红船’而走在前列。”北京分析人士指出，官方舆论公开为习近平造势，使习近平在同代政治明星中的声势看涨，有人甚至认为习近平已成为中共第五代（后胡锦涛时代）的领军人物。
中共高层近日连续更换上海、天津、浙江、陕西、山东、青海六省市党委书记后，官方媒体发表文章赞扬六名新上任的一把手“自觉以胡锦涛、温家宝同志为榜样，高举爱民、为民的执政理念，不能不让人感到欣慰”。（若以胡温为榜样，就令人失望了，学渊评）
新华社昨天发表署名文章，通过点评六名一把手的就职演说，强调这些地方大员“都把‘民’放在核心，都强调要‘关注民生’、‘一心为民’，拳拳为民之心毫不掩饰，全心为民之情溢于言表，这说明他们心里想着、念着的就是人民！他们虽然是官，但是他们要做的是为民的官，这样的官自然会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唯独没有“民主”，新华社差矣，学渊评）
文章为六名新书记的表态“叫好”，并通过引述网民的话，赞扬他们“是久经考验的党和人民的好干部”、“文化程度较高，素质全面”、“工作扎实，能力强，有着出色的业绩”、“不仅政治素质高，而且懂经济，善于谋发展，可谓是德才兼备。”
在六名新书记中，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得到的赞美最多。新华社的文章说，从福建省长到浙江书记，习近平的执政能力和工作业绩赢得不少赞誉，近来不少根据习近平上海履新感言编写的文章成为新华网等主流网站的最热门文章，《习近平成为上海市委书记的背后故事》、《习近平同志履新时说的三句实在话》等新华博客文章在短时间内访问量达到数万人次，并成为新华网发展论坛当日最热门的帖文。
习近平十六岁到陕北“插队”
新华网发布的另一篇文章并不避讳习近平的高干家庭背景，但强调习近平身上具有“平民情怀”。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早在一九六○年代初就被打倒，那时习近平还不满十岁，因此他实际上要比一般平民子弟更早地经受生活的磨砺。
习近平十六岁就到贫穷的陕北农村“插队”锻炼。在数万名下放的北京知识青年中，他第一个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直到后来他获准进入清华大学读书时，他父亲仍没有得到平反。“因此可以说习近平是以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基层干部群众的信任、爱护与支持，也因此很早形成了他的平民情怀。”
文章用数据来证明习近平的务实风格：二○○五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全年有117天在外调研，做了三十次大的调研，足迹遍及浙江全省各市。
文章说，习近平“性情谦和，为人平易，然而执政颇有铁腕风格”，是从中国最基层的单位生产队书记、县委副书记，一步步扎实地走到今天，“乘 ‘红船’而走在前列。”文章没有说明习近平是否走在了同代“天王级”政治明星的“前列”，但习近平就任上海市委书记，引发了海内外对中共十七大高层人事安排的种种推测，习近平的政治前景也被更多的人看好。
北京分析人士指出，官方舆论公开为习近平造势，使习近平在同代政治明星中的声势看涨，有人甚至认为习近平已成为中共第五代（后胡锦涛时代）的领军人物。但中国官场讲究韬光养晦，尤其是还没有接班的领导人，曝光率高于他人未必是件好事。
••••••••（完）
【旧文备考】胡锦涛请三老对付一老
中纪委调查陈良宇案，发现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韩正也涉嫌受贿几百万。查，还是不查？这是个问题，胡锦涛左右为难。
韩正无法撇清自身
十七大这全党全民的“大喜事”一天天逼近，中共最高领导层却一天天头疼。用一句中国俗话来说，按下葫芦浮起瓢，各种难题让他们接应不暇，而且每一个都是烫手山芋，拿也不是，丢也不是，每一个又都牵一发而动全身。
难题中首先是揭开了一半盖子的上海问题。在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发后，仓促之间，中央临时指定了韩正代理市委书记，主持上海全面工作，其用意，自然是要稳住上海干部和民众，不要让局面出现大动荡，使社会经济大滑坡；但是很快中纪委和司法部门的调查人员在深入调查之中就发现，上海市委、市府、人大等几套班子中，都有一本烂帐；许多腐败线索都程度不同地指向韩正本人，金额高达数百万，包括陈良宇交代和提供的证据，都让韩正无法撇清自身。
到底是往下追查，还是适可而止，这给中央出了大难题。据消息人士告诉多维社，决策者眼下为当时让韩正代理书记的决定而后悔不迭：如果韩正此时再垮台，动荡的烈度恐怕还要超过陈良宇案发之际。在二○○八年奥运、二○一○年世博会正在走近的形势下，实在容不得上海发生半点闪失。
据悉，上海这个摊子让谁来接手，如何解套，让中央陷于长考。江泽民提出，调现任北京市长王岐山到上海，王岐山除了各种政经关系资源丰厚之外，还有“危机处理专家”的名声，二○○三年在北京市长孟学农因防治非典不力下台之际，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奉调从海南省飞到北京履新，铁腕应对严峻挑战，挽回了局面。但是对江泽民这一提议，据说胡锦涛一直不置可否。
《财经》揭鲁能案不了了之
《财经》杂志在新闻女强人胡舒立主持策划下，将山东鲁能集团巨额化公为私弊案曝露到光天化日之下，引起轩然大波，此案传闻涉及到政治局成员的子女，虽然没有点名，但足以让他们陷于极大被动。
涉案者虽然对胡舒立恼羞成怒，但是又一时无可奈何，因为京城人士都知道，胡舒立不仅本身性格强悍，天不怕地不怕，而且在上面有很深的背景关系，得到包括“太子党”、权势集团成员在内的很多人支持，要对胡舒立下手整治，他们不得不投鼠忌器。
但是，鲁能案被揭开一角之后，没有了下文。与此同时，传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被调查。陈同海现年55 岁，山东惠民人。毕业于东北石油学院，然后从大庆研究院开发一室地质员依次升迁至浙江省科委干部、科研二处副处长、浙江省镇海石化总厂委副书记、书记和浙江省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
从一九九四年，陈同海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四年后，一九九八年，他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二○○○年二月起兼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从二○○三年四月起，陈同海任中石化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石化是当时国资委旗下排名第十三位的超级大型国有企业。业内人士认为，陈同海能迅速升为中石化的第一把手，主要与他“低调、务实而稳健的风格”有关。但是一年多以后，他即被调离，随后又传出他被调查。传闻，有人介入了对陈同海的调查，力保他过关。目前陈同海已经被保了下来，暂时没有牢狱之虞。
江绵恒涉嫌陈良宇案
有哲人说过，“权力有如春药，吃过了就还想再吃。”凡是在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过一段岁月的人，都不愿放弃继续对政治施加影响。据了解，尽管胡锦涛、温家宝和十六大决策层，去年给江泽民八十大寿献上《江泽民文选》的厚礼，同时也企图给他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江泽民仍然不甘寂寞。虽然他的儿子江绵恒涉嫌陈良宇案，亲信黄菊几经抢救，硬撑着在人大上会议上露面，但拖不了多长时间；但江泽民却深知“以攻为守”的兵法真谛，最近仍然试图插手十七大的路线和人事，提出俞正声、习近平等人进入决策层，即使他没有当年邓小平那样的权威来为胡锦涛指定一个“王储”，但他对胡锦涛确立接班人问题盯得很紧，实际上就是想最大限度地拥有发言权。
消息人士告诉多维社，胡锦涛对江泽民的插手，采取了“以老对老”“三打一”的策略，就是去游说与江泽民同辈分、同属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李鹏、朱?基和李瑞环，要他们运用他们的影响力，来遏制、抗衡江泽民。
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请神总要花香火钱。胡锦涛也要给这些革命元老厚重的回报。据多维社了解，胡锦涛一一对症下药：李鹏本来对江泽民就有心结，胡温又安排提拔了他的儿子李小鹏和女儿李小林；对朱熔基，胡锦涛提拔他当年的秘书李伟，接替李荣融担任国资委第一副主任，提拔他的又一个亲信楼继伟担任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多维从另一消息来源得知，中国将效法新加坡，成立一间类似淡马锡的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并已于元月的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敲定人选，调楼继伟出任董事长，职位属于正部级。
而对李瑞环，胡锦涛则许愿停止对天津的追查。中共政坛上都知道，李瑞环“不拘小节”，生活奢华，胡锦涛这一许诺，足以让他动心投桃报李。
当下是否确立胡锦涛之后中共的掌门人，多维社记者得知，对这个问题中共高层迄今举棋不定，未有确定答案。一种意见是应该马上确立，一种意见是不必操之过急。而在“马上确立”派中，到底谁是“好苗子”，也莫衷一是，目前比较而言，还是李克强呼声最高，被认为是较恰当人选。所以现在中共在宣传上也正在做“马上确立接班人”和“不要马上确立接班人”的两种准备。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本期《胡锦涛接班人谁定》一文。
《多维月刊》二○○七年三月号（总第二十四期）出版。
学渊评：中共变不变，也由不得它自己；胡锦涛则可以不变，近日又到俄国去朝拜列宁主义“靖国神社”了。香港的“第二中宣部”属下的媒体，前几天还有人说江泽民推荐俞正声、习近平是政治阴谋，这些天又有人改口歌颂习爸爸仲勋老先生了。吃共产党一口宣传饭，也真不容易，既要会造谣，还要善于磕头讨饶，这或许也是应了锦涛同志“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的身段了。
【多维】松林：胡锦涛造访列宁母校安抚左派
胡锦涛今次访俄，表面是出席俄罗斯“中国年”，实际上是近距离观察普京接班人，并督促俄对华军售升级。胡总亦专程造访中共精神领袖列宁的母校喀山大学，抚今追昔深有感触，发出耐人寻味的政治讯号。
据中共官方报道，胡总访问喀山大学校史馆时，在列宁的展柜前驻足良久，认真察看列宁读书时留下的手稿和其他物品。他进入列宁上过课的室，长时间坐在列宁坐过的课桌前，“彷佛在想像和体会当年的情形”。列宁是苏联的缔造者，亦是中共集体膜拜的精神领袖，列宁主义系中共的建党原则，至今仍与马克思主义一起，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胡总参观列宁母校，无非是表明中共不会数典忘祖抛弃列宁主义，这令胡总在党内左派心目中加分。
十七大渐近，党内左右两派围绕改革的方向展开激烈辩论。中共高层对坚持改革的思想是高度统一的。温家宝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人民的快乐和幸福的时候，引用诗人艾青的话说“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暗喻中国已迈过政治严冬，即将迎来改革的春天。而中共智囊、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也表示“形势发生变化”，不改革是不行了。
左右讨好难在平衡
但中共高层也深知，目前国内、党内的利益多元化，已无法采取过去牺牲一部分利益来换取另一部分人支持的改革方法，只能凌驾於各阶层之上，按照民主和法治的渠道调和各阶层的利益，实现和谐共治。对於过往改革的受益者，胡温采取法治化的方式，将他们的利益合法化，使其在政治上有安全感、心理上有归属感，《物权法》的出台便是典型一例。
在尽可能不触动既得利益阶层利益的同时，胡温又想方设法抬升弱势群体利益。从经济上采取推广义务育、实行全民低保等政策进行赎买，在政治上高扬公平正义等中共原有的意识形态大旗进行安抚。胡总造访列宁母校，就是向左派弱势阶层暗示，最高层在政治上没有抛弃他们。但问题是这种左右讨好的方式，如何才能实现较好的平衡？这也许到十七大时才能见端倪。
【亚洲周刊章海陵】习仲勋忠于改革挺胡耀邦
习近平之父习仲勋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推手，他一生高风亮节，贴近民众，坚持人性，在党内高层围剿胡耀邦时敢于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如果说，中共党史上曾出现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改革先锋，那么同样高风亮节的习仲勋也不该被遗忘。习仲勋是新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五十四岁的习近平与其父神形酷似，更引发人们对二○○二年去世、享年八十九岁的习仲勋的纪念。
一九八七年初，中共高层保守派兴风作浪，在中央民主生活会上围剿胡耀邦，逼他辞去总书记职务，而大部分改革派噤若寒蝉（是老奸臣薄一波主持的会议，习仲勋迟到，学渊注）。这时候，习仲勋拍案而起，伸张正义，斥责那帮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政治老人：“你们这是干什?？这不是重演‘逼宫’吗？”习仲勋痛斥他们“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违反党的原则。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做法！”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习仲勋更在一九九○年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指名批评对民主学潮诉诸武力的邓小平和杨尚昆。
在大时代关键时刻，能做到伸张正义、为民请命，政治家也不虚此生了。但习仲勋令人追念的是，他在中共建政后的五十多年岁月里，一直显示不凡的精神气度。一九五一年，他敏锐发现下级报告中所称当地“人民代表由选举产生”是谎言，马上展开调查，坚决纠正。在他看来，“人民代表将来要进行直选 ”是不可蒙混的，也是不可动摇的。
习仲勋反对领袖崇拜，一九五三年苏共领袖斯大林去世，他就在党内会议上说：“人老了总是要死的，让青年人上台吧！”毛泽东大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浮夸风的同时，习仲勋却在管辖的地区到处宣扬“当前工作必须是生产第一，一切要围绕着生产进行”。
中共大力开展阶级斗争，一批批唯恐对“敌”不够狠、说话做事不够左的党棍和积极分子应运而生，各阶层、各领域人人自危，但在这种抑郁氛围里，习仲勋告诫周围的人：“知道的就揭发，不知道的会有人揭发，何必抢着说呢？”高岗事件中，中央高层让习仲勋“劝降”高岗，他却提醒高岗不要乱咬别人；他甚至训斥要与丈夫“划清界线”的高岗夫人，当场撕毁她写的“揭发”材料。
这是因为习仲勋有一条高于政治原则的底线，即忠于真理和人性的信念。所以，耳熟能详的“放手发动群众”，到了习仲勋的口中，就成了“放正确之手，而不是放错误之手”、“乱打人，乱斗争，乱没收……这些都是错误的”；他“胆大包天”指出，不能抄袭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斗争方式。即使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由习仲勋主政的西北地区杀人指标减少一半，为总人口的千分之○点五，比全国其它地区少杀百分之六十，保长一级旧政权官员基本没碰，而在邓小平主政的四川，保长以上“敌?人员”全部被杀。
曾提文革赔偿被否决
今年是中国反右斗争运动五十周年，当年一些右派要求当局赔偿，被一些人视为“天方夜谭”。可是，早在一九八二年，习仲勋、彭真和聂荣臻等元老就提出，要设立中央、地方二级“文革赔偿基金”，对被迫害致死者及非正常死亡者进行赔偿。赔偿金分为三档：五万元、二万元、五千元。基金从两个方面调拨：国家灾难特拨款、地方政府税收款和中央、省级组织部的党费；“政治上平反后，必须从经济上作出赔偿，二者合一才是法律上的终结”。
习仲勋等人的提议，得到陈云、徐向前的表态支持。但该提议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时被否决，理由是：对文革的政治结论已作出，冤案基本已平反；如果再作经济赔偿，这笔费用预估为一百二十亿至一百四十亿元，国家很难承受，文革后对三十八万被定性为敌我矛盾的干部，平反后补发工资、福利已达四十二亿四千万元。不过，倘若“文革赔偿”落实，岂不就是一座“文革博物馆”？
习仲勋等人的提议虽然泡汤，但他们的胆识与魄力却成为美谈。看今朝，中国政坛要人几乎个个自称“为政清廉”又“锐意改革”，却忍看国家腐败横行、冤民上诉无门，制度改革之难如逆水行舟。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作家莫言在《红高粱》中所言，先辈们一幕幕英勇悲壮的大戏，使得那些良心已被酱油腌透了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这真是“种的退化”。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何以召唤那些徘徊在“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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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叫好”：习近平成中共第五代领军人物？】
新华网文章说，习近平“性情谦和，为人平易，然而执政颇有铁腕风格”（但愿更能尊重民意，学渊评），是从中国最基层的单位生产队书记、县委副书记，一步步扎实地走到今天，“乘‘红船’而走在前列。”北京分析人士指出，官方舆论公开为习近平造势，使习近平在同代政治明星中的声势看涨，有人甚至认为习近平已成为中共第五代（后胡锦涛时代）的领军人物。
中共高层近日连续更换上海、天津、浙江、陕西、山东、青海六省市党委书记后，官方媒体发表文章赞扬六名新上任的一把手“自觉以胡锦涛、温家宝同志为榜样，高举爱民、为民的执政理念，不能不让人感到欣慰”。（若以胡温为榜样，就令人失望了，学渊评）
新华社昨天发表署名文章，通过点评六名一把手的就职演说，强调这些地方大员“都把‘民’放在核心，都强调要‘关注民生’、‘一心为民’，拳拳为民之心毫不掩饰，全心为民之情溢于言表，这说明他们心里想着、念着的就是人民！他们虽然是官，但是他们要做的是为民的官，这样的官自然会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唯独没有“民主”，新华社差矣，学渊评）
文章为六名新书记的表态“叫好”，并通过引述网民的话，赞扬他们“是久经考验的党和人民的好干部”、“文化程度较高，素质全面”、“工作扎实，能力强，有着出色的业绩”、“不仅政治素质高，而且懂经济，善于谋发展，可谓是德才兼备。”
在六名新书记中，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得到的赞美最多。新华社的文章说，从福建省长到浙江书记，习近平的执政能力和工作业绩赢得不少赞誉，近来不少根据习近平上海履新感言编写的文章成为新华网等主流网站的最热门文章，《习近平成为上海市委书记的背后故事》、《习近平同志履新时说的三句实在话》等新华博客文章在短时间内访问量达到数万人次，并成为新华网发展论坛当日最热门的帖文。
习近平十六岁到陕北“插队”
新华网发布的另一篇文章并不避讳习近平的高干家庭背景，但强调习近平身上具有“平民情怀”。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早在一九六○年代初就被打倒，那时习近平还不满十岁，因此他实际上要比一般平民子弟更早地经受生活的磨砺。
习近平十六岁就到贫穷的陕北农村“插队”锻炼。在数万名下放的北京知识青年中，他第一个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直到后来他获准进入清华大学读书时，他父亲仍没有得到平反。“因此可以说习近平是以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基层干部群众的信任、爱护与支持，也因此很早形成了他的平民情怀。”
文章用数据来证明习近平的务实风格：二○○五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全年有117天在外调研，做了三十次大的调研，足迹遍及浙江全省各市。
文章说，习近平“性情谦和，为人平易，然而执政颇有铁腕风格”，是从中国最基层的单位生产队书记、县委副书记，一步步扎实地走到今天，“乘 ‘红船’而走在前列。”文章没有说明习近平是否走在了同代“天王级”政治明星的“前列”，但习近平就任上海市委书记，引发了海内外对中共十七大高层人事安排的种种推测，习近平的政治前景也被更多的人看好。
北京分析人士指出，官方舆论公开为习近平造势，使习近平在同代政治明星中的声势看涨，有人甚至认为习近平已成为中共第五代（后胡锦涛时代）的领军人物。但中国官场讲究韬光养晦，尤其是还没有接班的领导人，曝光率高于他人未必是件好事。
••••••••（完）
【旧文备考】胡锦涛请三老对付一老
中纪委调查陈良宇案，发现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韩正也涉嫌受贿几百万。查，还是不查？这是个问题，胡锦涛左右为难。
韩正无法撇清自身
十七大这全党全民的“大喜事”一天天逼近，中共最高领导层却一天天头疼。用一句中国俗话来说，按下葫芦浮起瓢，各种难题让他们接应不暇，而且每一个都是烫手山芋，拿也不是，丢也不是，每一个又都牵一发而动全身。
难题中首先是揭开了一半盖子的上海问题。在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发后，仓促之间，中央临时指定了韩正代理市委书记，主持上海全面工作，其用意，自然是要稳住上海干部和民众，不要让局面出现大动荡，使社会经济大滑坡；但是很快中纪委和司法部门的调查人员在深入调查之中就发现，上海市委、市府、人大等几套班子中，都有一本烂帐；许多腐败线索都程度不同地指向韩正本人，金额高达数百万，包括陈良宇交代和提供的证据，都让韩正无法撇清自身。
到底是往下追查，还是适可而止，这给中央出了大难题。据消息人士告诉多维社，决策者眼下为当时让韩正代理书记的决定而后悔不迭：如果韩正此时再垮台，动荡的烈度恐怕还要超过陈良宇案发之际。在二○○八年奥运、二○一○年世博会正在走近的形势下，实在容不得上海发生半点闪失。
据悉，上海这个摊子让谁来接手，如何解套，让中央陷于长考。江泽民提出，调现任北京市长王岐山到上海，王岐山除了各种政经关系资源丰厚之外，还有“危机处理专家”的名声，二○○三年在北京市长孟学农因防治非典不力下台之际，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奉调从海南省飞到北京履新，铁腕应对严峻挑战，挽回了局面。但是对江泽民这一提议，据说胡锦涛一直不置可否。
《财经》揭鲁能案不了了之
《财经》杂志在新闻女强人胡舒立主持策划下，将山东鲁能集团巨额化公为私弊案曝露到光天化日之下，引起轩然大波，此案传闻涉及到政治局成员的子女，虽然没有点名，但足以让他们陷于极大被动。
涉案者虽然对胡舒立恼羞成怒，但是又一时无可奈何，因为京城人士都知道，胡舒立不仅本身性格强悍，天不怕地不怕，而且在上面有很深的背景关系，得到包括“太子党”、权势集团成员在内的很多人支持，要对胡舒立下手整治，他们不得不投鼠忌器。
但是，鲁能案被揭开一角之后，没有了下文。与此同时，传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被调查。陈同海现年55 岁，山东惠民人。毕业于东北石油学院，然后从大庆研究院开发一室地质员依次升迁至浙江省科委干部、科研二处副处长、浙江省镇海石化总厂委副书记、书记和浙江省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
从一九九四年，陈同海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四年后，一九九八年，他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二○○○年二月起兼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从二○○三年四月起，陈同海任中石化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石化是当时国资委旗下排名第十三位的超级大型国有企业。业内人士认为，陈同海能迅速升为中石化的第一把手，主要与他“低调、务实而稳健的风格”有关。但是一年多以后，他即被调离，随后又传出他被调查。传闻，有人介入了对陈同海的调查，力保他过关。目前陈同海已经被保了下来，暂时没有牢狱之虞。
江绵恒涉嫌陈良宇案
有哲人说过，“权力有如春药，吃过了就还想再吃。”凡是在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过一段岁月的人，都不愿放弃继续对政治施加影响。据了解，尽管胡锦涛、温家宝和十六大决策层，去年给江泽民八十大寿献上《江泽民文选》的厚礼，同时也企图给他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江泽民仍然不甘寂寞。虽然他的儿子江绵恒涉嫌陈良宇案，亲信黄菊几经抢救，硬撑着在人大上会议上露面，但拖不了多长时间；但江泽民却深知“以攻为守”的兵法真谛，最近仍然试图插手十七大的路线和人事，提出俞正声、习近平等人进入决策层，即使他没有当年邓小平那样的权威来为胡锦涛指定一个“王储”，但他对胡锦涛确立接班人问题盯得很紧，实际上就是想最大限度地拥有发言权。
消息人士告诉多维社，胡锦涛对江泽民的插手，采取了“以老对老”“三打一”的策略，就是去游说与江泽民同辈分、同属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李鹏、朱?基和李瑞环，要他们运用他们的影响力，来遏制、抗衡江泽民。
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请神总要花香火钱。胡锦涛也要给这些革命元老厚重的回报。据多维社了解，胡锦涛一一对症下药：李鹏本来对江泽民就有心结，胡温又安排提拔了他的儿子李小鹏和女儿李小林；对朱熔基，胡锦涛提拔他当年的秘书李伟，接替李荣融担任国资委第一副主任，提拔他的又一个亲信楼继伟担任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多维从另一消息来源得知，中国将效法新加坡，成立一间类似淡马锡的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并已于元月的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敲定人选，调楼继伟出任董事长，职位属于正部级。
而对李瑞环，胡锦涛则许愿停止对天津的追查。中共政坛上都知道，李瑞环“不拘小节”，生活奢华，胡锦涛这一许诺，足以让他动心投桃报李。
当下是否确立胡锦涛之后中共的掌门人，多维社记者得知，对这个问题中共高层迄今举棋不定，未有确定答案。一种意见是应该马上确立，一种意见是不必操之过急。而在“马上确立”派中，到底谁是“好苗子”，也莫衷一是，目前比较而言，还是李克强呼声最高，被认为是较恰当人选。所以现在中共在宣传上也正在做“马上确立接班人”和“不要马上确立接班人”的两种准备。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本期《胡锦涛接班人谁定》一文。
《多维月刊》二○○七年三月号（总第二十四期）出版。
朱学渊：“短促出击”和“快放快收”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712/Article_20071218221637.shtml
中国政府拒绝“小鹰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进香港欢度感恩节的事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正在美国访问的外交部长杨洁篪，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三）向布什总统表示这是“误解”。然而，美国国防部官员于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五）说北京于上星期再度拒绝“鲁本•詹姆斯号”驱逐舰元旦停靠香港的请求，这就不可用“误解”搪塞的“存心”了。
后江泽民时代一再出现“非专业”的外交格局，去年十一月我于《动向》为文说：“中共外交本来就极端荒谬，其中又以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之戏言为顶峰。而‘第四代领袖’胡锦涛出台后，中日关系变得更为荒诞，二○○五年在严禁示威游行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连续出现‘反日运动’，竟而演变成暴力活动，于是又迅速收场，这‘快放’和‘快收’，就叫人看到了背后的‘黑手’。”
反日是“快放/快收”，中共党内斗争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今年三、四月间，香港团派刊物检举江泽民推荐俞正声、习近平进入中共高层集团，大有胡锦涛要与“干政阴谋”决斗的口气，可是不出一月习近平就到上海接任，“十七大”的人事结局更恰似“江泽民阴谋”的一一实现，而闭幕式上胡锦涛对江泽民恭敬有加，就知道他为人的虚饰了。
这次党中央把斗争矛头对准美国，“商人治港”的香港商界既不想“反美帝 ”，也不能“反中央”，对美军未能泊岸而徒失商机，当然只能忍气吞声；但党中央和胡总书记的这种“政治挂帅”之举，看似连中国的外交部长也未必不知情。今天见纽约亲胡网站有文章说，这是胡锦涛与外交部和国防部要人紧急商议后的决定，我马上就明白胡是不想承担责任的。
近日来，西方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反华大合唱”，美国不仅向台湾出售爱国者导弹，而且还与德国、加拿大等国政界一起厚待达赖喇嘛。而近年来，国内又培植了一股亢进的民族主义情绪；面对西方国家这般羞辱，既不敢运动群众，又不敢没有回应，但又找不到一把“反制”的杀手锏，就只能以拒绝美舰进港过节，即如用鸡毛掸帚来“教训美帝”了。
台湾和西藏都是中国的领土。然而，西藏是手中的麻雀，台湾是树上的麻雀，在长达近六十年的时间中，北京政府既不能军事解决，又不能政治协商。反之，对政治异见人士实行监禁或驱赶，海外愈来愈多的不归人士和宗教团体，乃至大量普通群众开始接受台湾‘实质独立’之说。因此，中华民族政治分裂已经超越了“领土分裂 ”和“统独之争”了。
处处以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却又要依靠美国的承诺来维持“一国”的名义，是中美建交后北京方面长期的精神分裂。我不敢说美国没有亡共之心，但它更不可能是宝岛永远“不可分割”的义务警察。如果，胡锦涛嫌美国没有把台湾管好，先就是一种‘宁赠友邦’的心态；为此还要与“友邦”斗争，还得掂量一下周恩来的这份“政治遗产”的剩余价值。
不管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做，问题是胡锦涛能不能把戏演到底？而他连 “反日”都是虎头蛇尾，半途而废；“反美到底”又谈何容易？他上台之初说要学习金正日，而他恰恰没有金正日同志的斗争血性。“反日”、“反江”、“反美” 是胡锦涛的三次“狼来了”，还没等到第四次，外交部长就向美帝卖好：“误会，误会，羊来了，羊来了。”
事事想去做大，又无一事做到底，即如伸脚入水，一冷一烫都要缩脚。杨洁篪看不明白胡锦涛这个“缩脚”的个性，是绝不会向美帝说这样的投降的话的。我想，胡锦涛的“反美”壮举就要“快放/快收”了，他的伟大政治生涯也就在一次不如一次的“短促出击”中度过了。
二○○七年十二月三日
朱学渊（美国）
【事事想去做大，又无一事做到底，即如伸脚入水，一冷一烫都要缩脚。杨洁篪看不明白胡锦涛这个“缩脚”的个性，是绝不会向美帝说这样的投降的话的。】
中国政府拒绝“小鹰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进香港欢度感恩节的事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正在美国访问的外交部长杨洁篪，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三）向布什总统表示这是“误解”。然而，美国国防部官员于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五）说北京于上星期再度拒绝“鲁本•詹姆斯号”驱逐舰元旦停靠香港的请求，这就不可用“误解”搪塞的“存心”了。
后江泽民时代一再出现“非专业”的外交格局，去年十一月我于《动向》为文说：“中共外交本来就极端荒谬，其中又以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之戏言为顶峰。而‘第四代领袖’胡锦涛出台后，中日关系变得更为荒诞，二○○五年在严禁示威游行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连续出现‘反日运动’，竟而演变成暴力活动，于是又迅速收场，这‘快放’和‘快收’，就叫人看到了背后的‘黑手’。”
反日是“快放/快收”，中共党内斗争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今年三、四月间，香港团派刊物检举江泽民推荐俞正声、习近平进入中共高层集团，大有胡锦涛要与“干政阴谋”决斗的口气，可是不出一月习近平就到上海接任，“十七大”的人事结局更恰似“江泽民阴谋”的一一实现，而闭幕式上胡锦涛对江泽民恭敬有加，就知道他为人的虚饰了。
这次党中央把斗争矛头对准美国，“商人治港”的香港商界既不想“反美帝 ”，也不能“反中央”，对美军未能泊岸而徒失商机，当然只能忍气吞声；但党中央和胡总书记的这种“政治挂帅”之举，看似连中国的外交部长也未必不知情。今天见纽约亲胡网站有文章说，这是胡锦涛与外交部和国防部要人紧急商议后的决定，我马上就明白胡是不想承担责任的。
近日来，西方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反华大合唱”，美国不仅向台湾出售爱国者导弹，而且还与德国、加拿大等国政界一起厚待达赖喇嘛。而近年来，国内又培植了一股亢进的民族主义情绪；面对西方国家这般羞辱，既不敢运动群众，又不敢没有回应，但又找不到一把“反制”的杀手锏，就只能以拒绝美舰进港过节，即如用鸡毛掸帚来“教训美帝”了。
台湾和西藏都是中国的领土。然而，西藏是手中的麻雀，台湾是树上的麻雀，在长达近六十年的时间中，北京政府既不能军事解决，又不能政治协商。反之，对政治异见人士实行监禁或驱赶，海外愈来愈多的不归人士和宗教团体，乃至大量普通群众开始接受台湾‘实质独立’之说。因此，中华民族政治分裂已经超越了“领土分裂 ”和“统独之争”了。
处处以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却又要依靠美国的承诺来维持“一国”的名义，是中美建交后北京方面长期的精神分裂。我不敢说美国没有亡共之心，但它更不可能是宝岛永远“不可分割”的义务警察。如果，胡锦涛嫌美国没有把台湾管好，先就是一种‘宁赠友邦’的心态；为此还要与“友邦”斗争，还得掂量一下周恩来的这份“政治遗产”的剩余价值。
不管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做，问题是胡锦涛能不能把戏演到底？而他连 “反日”都是虎头蛇尾，半途而废；“反美到底”又谈何容易？他上台之初说要学习金正日，而他恰恰没有金正日同志的斗争血性。“反日”、“反江”、“反美” 是胡锦涛的三次“狼来了”，还没等到第四次，外交部长就向美帝卖好：“误会，误会，羊来了，羊来了。”
事事想去做大，又无一事做到底，即如伸脚入水，一冷一烫都要缩脚。杨洁篪看不明白胡锦涛这个“缩脚”的个性，是绝不会向美帝说这样的投降的话的。我想，胡锦涛的“反美”壮举就要“快放/快收”了，他的伟大政治生涯也就在一次不如一次的“短促出击”中度过了。
二○○七年十二月三日
朱学渊（美国）
【事事想去做大，又无一事做到底，即如伸脚入水，一冷一烫都要缩脚。杨洁篪看不明白胡锦涛这个“缩脚”的个性，是绝不会向美帝说这样的投降的话的。】
朱学渊：他们还把“最美好”的社会制度，无私地留给了祖国和人民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711/Article_20071130224011.shtml
赫赫有名的间谍败类全是太子党
太子党权贵不但在国内翻云覆雨。你看沿海沿江发达地区政坛哪里没有太子党权贵占着？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湖北，你说好了，哪里好哪里油水足哪里容易出政绩，哪里就有太子党权贵。再看看北京的部委与国企，哪里有高额垄断利润，哪里就有太子党权贵的身影。你能在西部落后地区和苟延残喘的企业，见到太子党权贵的半个影子？这就是太子党权贵的“高贵优雅”，高贵优雅的前提就是不屑到落后地区与下里巴人为伍的。这不北京的太子党王岐山还不要禁止下里巴人入京，并且禁止民族传统烟花和小排量汽车嘛？
再看看国外，出卖国家机密的大间谍无一例外都是赫赫有名的太子党：俞强生、姬盛德、刘连昆、刘超英，不一而足。因为只有出身太子党权贵的家庭才能接触这样的机密，也因为只有太子党权贵才会被派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到哈佛、杜克等地方进修也只能是大名鼎鼎（一点也不代表名声好、民望高）的太子党权贵。
太子党自己常说他们比普通百姓更爱国？！我看他们的爱国是有顺序的：首先自己与家人；其次叔叔阿姨和太子党同辈；……N次国家。
当然一点不象平民百姓爱国的朴素简陋，珠光宝气的他们能立即跻身纽约巴黎的名流。中国银行在纽约和巴黎的高层，多么光鲜！一旦个人和家庭需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打入”敌人内部、当个遗臭万年的间谍。终究与普通百姓的气概是不一样的，他们要当就当对国家民族造成实质危害的大间谍。这样的气魄，你不能不瞠目结舌！
·转一：仅次于北京上海，纽约也是太子党的大本营
曾有人开玩笑说，一旦中美交恶，最大的人质就在美国。此话如何说？乃因美国是全世界高干子女最集中的国家，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是最“亲美”的领导人。许多高层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杨尚昆、刘少奇、万里、江泽民、朱镕基和钱其琛等人的子女，都曾留学美国，有的更已用脚投票，选择在美安居乐业。
纽约是高干子女的大本营，旧金山和西雅图次之。纽约虽然是中共高干子女的活动场所，但他们聚居处则在邻近纽约的新泽西州的高尚住宅区。经常在纽约出没的高干子女，并无确切统讦数字，有人估计约在三百人之谱。
高干子女在美，不少是利用父辈的关系来经商，高干子女当然有经商的权利，但不少高干子女的私有财产，主要是靠父辈权力聚敛。许多口头上拚命反美反西方的“太子党”，背后却把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到西方国家秘密账户。反正大家都在“拆船”，看谁拆得快、拿得多而已。凡事不可一概而论，虽然也有的高干子女学有所成，成为专业人士，靠真才实学吃饭，但是那样太辛苦，人数不会多。
如刘少奇次女刘亭亭，文革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文系，一九八一年考取哈佛大学商学院，获硕士学位，毕业后留在纽约。最初给著名大财团洛克菲勒公司做股票生意，后来自立门户，她的前夫是中国文化名人萧三的儿子萧和平。
闹得沸沸扬扬的“太子党”涉及美国政治献金案，最近只扯出中共高干子女徐南南（徐运北之女）、陈元（陈云之子）和刘超英（刘华清之女）
等人。《纽约时报》对此有详尽报导。徐南南的弟媳，是刘朝英的妹妹。换言之，刘华清（前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与徐运北是儿女亲家。徐南南一九八七年来美留学，毕业后定居美国。
在美国民主党非法捐款丑闻爆发后，联邦调查人员挖出洛杉矶华商钟育瀚涉嫌非法政治献金，而幕后主脑人物是刘华清的女儿刘朝英和情报部门高级官员姬胜德，姬是前外长姬鹏飞之子。钟育瀚是透过刘朝英介绍，在香港认识姬胜德，姬胜德交给钟育瀚三十万美元，让他帮助克林顿竞选连任总统。美国方面查出，一九九六年，大陆银行曾通过各种渠道，将九千多万美元涯入洛杉矶远东国家银行。时任该华资银行资深副总裁的徐南南，同中国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关系密切，在她经手的千万美元当中，美方查出有二十多万美元用在了陈元的儿子身上，陈元的儿子就读康乃尔大学时，徐南南一次就拿出四万六千美元帮他交学费。
陈云的女儿陈伟力一九八三年来美国留学，在加州史丹福大学攻读经济学，毕业后回国。一九八六年与原卫生部长崔月犁的儿子张晓彬共同创办一家专营高科技投资的公司，中国新技术投资公司，陈伟力任公司副总裁。一九九二年四月，她与张晓彬等人，与外资、港资合股，在港成立中国置业管理有限公司。同年底，又与李嘉诚合作，通过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某集团和大泉国际，创立上海国际和第一上海两大公司。
陈云的小儿陈方，曾在部队当过兵，妻子宋珍珍是宋任穷的三女，宋珍珍在八十年代也赶上出国潮，在美获硕士学位后，找了一份工作，为了与陈方在美团聚，她特地联系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让丈夫来美读书。陈方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却因陈云极力反对未能成行。
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八十年代初来美国留学，取得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的妻子刘小元后来也在同一所学校，获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并在留学期间产下一子，根据美国法律，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即为美国公民，在法律上必须效忠这个他的祖父辈发誓要埋葬的国家。不过，后来邓质方、刘小元夫妇搀子回国，邓小平曾说过：“谁说我的孙子是美国公民，他回到中国就是中国公民。”邓小平的次女邓榕八十年代初曾任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目前她在新泽西州和纽约都有物业。邓质方学成后回大陆，在荣毅仁力邀下，进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业公司，任副总工程师。以搞技术为主。一九九三年初，邓质方正式加入建设部管理企业属下企业“四方集团”，任最重要的上海四方公司总经理。一九九三年五月邓质方连同首钢、长实、加怡，共同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开达投资”，并易名为“首长四方”，自此“下海”，但后来却与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受周北方事件牵连。
“太子党”在八十年代捷足先登赶上“出国潮”后，大多学成回国，如杨尚昆的女儿杨李、江泽民的儿子江绵康和钱其琛的儿子钱宁等，但不少人却千方百计将子女再送往美国，如邓榕的女儿目前在新泽西州求学。万里的女儿万紫，在纽约居住过一段时间，万紫的女儿目前在纽约念书。万里的儿子万晓武与妻子周晓芳（前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冰之女），居住在新泽西州。
在美的高干子女对政治大多没有兴趣，关注的只是股票、房地产、国际贸易或女人、男人，成为新贵族。他们用脚投了票，公开选择在西方制度生活，对大陆来说，也算是“另类的和平演变”不过，这些人决不会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力量，他们为避嫌，一般不在美国公开鼓吹，可是，当他们拿到美国绿卡之后，脚一踏上中国土地，便成为政权的辩护人，声讨美国嗓门大的也是这类人……
·转二：高干子女（俗称太子党）掌控中国五大经济部门
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亿。
。一份关于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查报告
近日，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出炉了。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
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
该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三千高干子女，拥有资产二万亿
该报告披露：至二○○六年三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二七三一○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三二二○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二九三二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二万零四百五十馀亿元。他们较集中在以下八个省市：
广东省，一五六六人；浙江省，四六二人；上海市，二二五人；北京市，一九五人；江苏省，一七二人；山东省，一四一人；福建省，九十二人；辽宁省，七十九人。
亿万富豪资产来源主要靠权力
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例如，从意
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二百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六百万美元及七百二十万美元。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二点二亿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报价引进。（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
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三万至四万辆。（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
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粤、沪、苏等省市高干子弟致富概况
广东省十二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前政协主席、前省长等。
上海市十家大地产商，有九家是高干子弟为老板；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二家属于国企外，十三家都是高干子弟。
江苏省有二十二家大地产商、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
官方研究部门这个调查报告，给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做了一个完满的注解。原来这个“大公无私”是让自己的家族“先富”起来。
亿万富豪各国都有。不过民主国家富豪，靠的是聪明才智、惨淡经营；而中国这些富豪，靠的是老子的权势，这是平民百姓不能望其项背的。
权力腐蚀人，这个规律在中国大陆之外也起作用。但是从“衙内”一跃而变富豪，却是中国独有的“特色”。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这个“特色”呢？除了民主制度这个关口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但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起污来谈何容易。可是我们就不同了，它基础是公有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政府手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
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有权的官甚至不必犯傻去“贪污”，他只要批个条子，给主管官员招呼一下，他的子女就可以捞到一块大地皮，或到国企里去当个头头，这都是真正白手起家的捷径，试问哪个资本主义的官员有这种方便条件？
所以在“中国特色”的官场，“聪明”人既可以本人当“清官”，留“令名”，又可以让子女据要职，成巨富。真正是名利双收，两不耽误。至于那些被“双规”的，坐监狱的，见阎王的，其实只是少数“财迷心窍”者做的蠢事，这些人不像太子党，在党内没有根基。在当今
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太子党想拿的话，“探囊取物”即可。打下来的“天下”，自然由我们来“坐天下”，这“天下”的财产不传给子孙又传给谁？（原题：俞强生、姬盛德、刘连昆，赫赫有名的间谍败类全是太子党）
赫赫有名的间谍败类全是太子党
太子党权贵不但在国内翻云覆雨。你看沿海沿江发达地区政坛哪里没有太子党权贵占着？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湖北，你说好了，哪里好哪里油水足哪里容易出政绩，哪里就有太子党权贵。再看看北京的部委与国企，哪里有高额垄断利润，哪里就有太子党权贵的身影。你能在西部落后地区和苟延残喘的企业，见到太子党权贵的半个影子？这就是太子党权贵的“高贵优雅”，高贵优雅的前提就是不屑到落后地区与下里巴人为伍的。这不北京的太子党王岐山还不要禁止下里巴人入京，并且禁止民族传统烟花和小排量汽车嘛？
再看看国外，出卖国家机密的大间谍无一例外都是赫赫有名的太子党：俞强生、姬盛德、刘连昆、刘超英，不一而足。因为只有出身太子党权贵的家庭才能接触这样的机密，也因为只有太子党权贵才会被派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到哈佛、杜克等地方进修也只能是大名鼎鼎（一点也不代表名声好、民望高）的太子党权贵。
太子党自己常说他们比普通百姓更爱国？！我看他们的爱国是有顺序的：首先自己与家人；其次叔叔阿姨和太子党同辈；……N次国家。
当然一点不象平民百姓爱国的朴素简陋，珠光宝气的他们能立即跻身纽约巴黎的名流。中国银行在纽约和巴黎的高层，多么光鲜！一旦个人和家庭需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打入”敌人内部、当个遗臭万年的间谍。终究与普通百姓的气概是不一样的，他们要当就当对国家民族造成实质危害的大间谍。这样的气魄，你不能不瞠目结舌！
·转一：仅次于北京上海，纽约也是太子党的大本营
曾有人开玩笑说，一旦中美交恶，最大的人质就在美国。此话如何说？乃因美国是全世界高干子女最集中的国家，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是最“亲美”的领导人。许多高层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杨尚昆、刘少奇、万里、江泽民、朱镕基和钱其琛等人的子女，都曾留学美国，有的更已用脚投票，选择在美安居乐业。
纽约是高干子女的大本营，旧金山和西雅图次之。纽约虽然是中共高干子女的活动场所，但他们聚居处则在邻近纽约的新泽西州的高尚住宅区。经常在纽约出没的高干子女，并无确切统讦数字，有人估计约在三百人之谱。
高干子女在美，不少是利用父辈的关系来经商，高干子女当然有经商的权利，但不少高干子女的私有财产，主要是靠父辈权力聚敛。许多口头上拚命反美反西方的“太子党”，背后却把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到西方国家秘密账户。反正大家都在“拆船”，看谁拆得快、拿得多而已。凡事不可一概而论，虽然也有的高干子女学有所成，成为专业人士，靠真才实学吃饭，但是那样太辛苦，人数不会多。
如刘少奇次女刘亭亭，文革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文系，一九八一年考取哈佛大学商学院，获硕士学位，毕业后留在纽约。最初给著名大财团洛克菲勒公司做股票生意，后来自立门户，她的前夫是中国文化名人萧三的儿子萧和平。
闹得沸沸扬扬的“太子党”涉及美国政治献金案，最近只扯出中共高干子女徐南南（徐运北之女）、陈元（陈云之子）和刘超英（刘华清之女）
等人。《纽约时报》对此有详尽报导。徐南南的弟媳，是刘朝英的妹妹。换言之，刘华清（前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与徐运北是儿女亲家。徐南南一九八七年来美留学，毕业后定居美国。
在美国民主党非法捐款丑闻爆发后，联邦调查人员挖出洛杉矶华商钟育瀚涉嫌非法政治献金，而幕后主脑人物是刘华清的女儿刘朝英和情报部门高级官员姬胜德，姬是前外长姬鹏飞之子。钟育瀚是透过刘朝英介绍，在香港认识姬胜德，姬胜德交给钟育瀚三十万美元，让他帮助克林顿竞选连任总统。美国方面查出，一九九六年，大陆银行曾通过各种渠道，将九千多万美元涯入洛杉矶远东国家银行。时任该华资银行资深副总裁的徐南南，同中国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关系密切，在她经手的千万美元当中，美方查出有二十多万美元用在了陈元的儿子身上，陈元的儿子就读康乃尔大学时，徐南南一次就拿出四万六千美元帮他交学费。
陈云的女儿陈伟力一九八三年来美国留学，在加州史丹福大学攻读经济学，毕业后回国。一九八六年与原卫生部长崔月犁的儿子张晓彬共同创办一家专营高科技投资的公司，中国新技术投资公司，陈伟力任公司副总裁。一九九二年四月，她与张晓彬等人，与外资、港资合股，在港成立中国置业管理有限公司。同年底，又与李嘉诚合作，通过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某集团和大泉国际，创立上海国际和第一上海两大公司。
陈云的小儿陈方，曾在部队当过兵，妻子宋珍珍是宋任穷的三女，宋珍珍在八十年代也赶上出国潮，在美获硕士学位后，找了一份工作，为了与陈方在美团聚，她特地联系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让丈夫来美读书。陈方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却因陈云极力反对未能成行。
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八十年代初来美国留学，取得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的妻子刘小元后来也在同一所学校，获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并在留学期间产下一子，根据美国法律，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即为美国公民，在法律上必须效忠这个他的祖父辈发誓要埋葬的国家。不过，后来邓质方、刘小元夫妇搀子回国，邓小平曾说过：“谁说我的孙子是美国公民，他回到中国就是中国公民。”邓小平的次女邓榕八十年代初曾任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目前她在新泽西州和纽约都有物业。邓质方学成后回大陆，在荣毅仁力邀下，进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业公司，任副总工程师。以搞技术为主。一九九三年初，邓质方正式加入建设部管理企业属下企业“四方集团”，任最重要的上海四方公司总经理。一九九三年五月邓质方连同首钢、长实、加怡，共同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开达投资”，并易名为“首长四方”，自此“下海”，但后来却与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受周北方事件牵连。
“太子党”在八十年代捷足先登赶上“出国潮”后，大多学成回国，如杨尚昆的女儿杨李、江泽民的儿子江绵康和钱其琛的儿子钱宁等，但不少人却千方百计将子女再送往美国，如邓榕的女儿目前在新泽西州求学。万里的女儿万紫，在纽约居住过一段时间，万紫的女儿目前在纽约念书。万里的儿子万晓武与妻子周晓芳（前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冰之女），居住在新泽西州。
在美的高干子女对政治大多没有兴趣，关注的只是股票、房地产、国际贸易或女人、男人，成为新贵族。他们用脚投了票，公开选择在西方制度生活，对大陆来说，也算是“另类的和平演变”不过，这些人决不会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力量，他们为避嫌，一般不在美国公开鼓吹，可是，当他们拿到美国绿卡之后，脚一踏上中国土地，便成为政权的辩护人，声讨美国嗓门大的也是这类人……
·转二：高干子女（俗称太子党）掌控中国五大经济部门
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亿。
。一份关于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查报告
近日，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出炉了。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
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
该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三千高干子女，拥有资产二万亿
该报告披露：至二○○六年三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二七三一○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三二二○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二九三二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二万零四百五十馀亿元。他们较集中在以下八个省市：
广东省，一五六六人；浙江省，四六二人；上海市，二二五人；北京市，一九五人；江苏省，一七二人；山东省，一四一人；福建省，九十二人；辽宁省，七十九人。
亿万富豪资产来源主要靠权力
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例如，从意
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二百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六百万美元及七百二十万美元。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二点二亿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报价引进。（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
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三万至四万辆。（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
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粤、沪、苏等省市高干子弟致富概况
广东省十二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前政协主席、前省长等。
上海市十家大地产商，有九家是高干子弟为老板；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二家属于国企外，十三家都是高干子弟。
江苏省有二十二家大地产商、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
官方研究部门这个调查报告，给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做了一个完满的注解。原来这个“大公无私”是让自己的家族“先富”起来。
亿万富豪各国都有。不过民主国家富豪，靠的是聪明才智、惨淡经营；而中国这些富豪，靠的是老子的权势，这是平民百姓不能望其项背的。
权力腐蚀人，这个规律在中国大陆之外也起作用。但是从“衙内”一跃而变富豪，却是中国独有的“特色”。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这个“特色”呢？除了民主制度这个关口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但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起污来谈何容易。可是我们就不同了，它基础是公有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政府手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
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有权的官甚至不必犯傻去“贪污”，他只要批个条子，给主管官员招呼一下，他的子女就可以捞到一块大地皮，或到国企里去当个头头，这都是真正白手起家的捷径，试问哪个资本主义的官员有这种方便条件？
所以在“中国特色”的官场，“聪明”人既可以本人当“清官”，留“令名”，又可以让子女据要职，成巨富。真正是名利双收，两不耽误。至于那些被“双规”的，坐监狱的，见阎王的，其实只是少数“财迷心窍”者做的蠢事，这些人不像太子党，在党内没有根基。在当今
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太子党想拿的话，“探囊取物”即可。打下来的“天下”，自然由我们来“坐天下”，这“天下”的财产不传给子孙又传给谁？（原题：俞强生、姬盛德、刘连昆，赫赫有名的间谍败类全是太子党）
朱学渊：太子党抢过团派锋头
文章来源：动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0-17 22:12:02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710/Article_20071017221202.shtml
当今中共在摸不到石头的苦海中欲振乏力，当然亟需一批「中兴干部」。这就是十七大的路线了无新意、但人事安排还有一点看头的原因，其中又以习近平的升迁，夺人眼目。今年三月起，中共境外媒体不断称，江泽民「仍然试图插手十七大的路线和人事，提出俞正声和习近平进入决策层」，又说胡锦涛拉拢力量进行抵抗。言之凿凿，大有江胡两造翻脸，中共上层分裂之势。
半年来，海外遍传胡锦涛要让「团派刘延东空降上海」和属意「李克强接班当王储」的来风.然而，结果是习近平进据了上海；最近他的人事又进一步落定。看来江泽民成功地阻断了「团派集团」的后路。胡锦涛太没有眼力，明摆着的精锐人物见不着，却偏要去提携一些埋头拉车的政治苦力，也难怪他十年任期过半，凡事无成了。
一九五三年出生的习近平被海外媒体看好，首先缘於其父习仲勳急公好义的形象。一九八六年下半年，中共老奸臣薄一波主持「中顾委生活会」整肃胡耀邦，那天习仲勳迟到，一当他听明白了这个整人的会旨，就拍案而起，痛斥这种无章无法的行径。薄一波和习仲勳，一个山西人，一个陕西佬，都是中共党内非常干练的人物，都曾经坐在副总理的职位上，然而政治上的人格却是南辕北辙.
一九六二年习仲勳受康生、阎红彦陷害而挨整，不是因为他与高岗的陕北老关系，而是因为烈士刘志丹的一个弟媳妇「写小说反党」。父辱子贱，习近平少年时代的处境也不好，十六岁起就到陕北农村去插队了五、六年。据说，有一次去北京上访，还被专政机关「收容」过好几个月。习仲勳习近平和薄一波薄熙来，是两双父子对照。对习近平的器重，或许也是「表演艺术家」江泽民与中共奸佞「划清界限」的绝妙表达.
一九四五年生的俞正声，今年也是六十开外的人，人们对他「出身名门」的瞭解，多是其父黄敬与江青年轻时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俞正声生母范谨是范文澜的侄女，身为历史学家的范文澜在延安挂名主管「中央研究院」，是个与人为善的长者，连对王实味也很客气。
俞正声非常能干，当年邓朴方办「康华」，他出过大力气。不幸，他那哥哥在国安局的要位上出逃，出卖了埋伏在美国多年的金无怠，对中共谍报系统伤害至大，对俞正声的仕途的破坏也就不小。据说「十七大」后俞正声将出掌上海的工作。重用有「硬伤」的俞正声，也是谨小慎微的胡锦涛不敢做，乃至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十七大人事安排受挫后，锦涛同志自然会有心灰意冷的情绪，近平同志则会得到更多「主持中央工作的锻炼」。然而，近平同志也是有「污点」的，他在转进上海前，在浙江重判着名的「良心犯」严正学，苛峻可谓中国之最。说来，老子是好人，儿子却未必不与做大好人的机遇失之交臂，如果他还是守成的「党性」高於怜悯的「人性」，那他就不仅不可能将中国带出治乱循环的困境，却会有恶贯满盈的终极.
这回，十七大的聚光从一群柔顺的「团派绵羊」转到几个「最后的贵族」身上，也是江泽民想为病危的中共注入一些延年的阳刚。但中共即便有能辨症的良医，却有如「坚决不搞三权分立」的铁律，限定他们处方的空间.因此，习近平们还是要在专制主义的牛角尖里，被打磨成前清衙门里的圆滑官僚，除非他有金蝉脱壳的勇气。既然如此，对中共失望太多次的我们，对它的个别成员的沉浮，可有适度的期望，却不必有太多的幻想了。
二○○七年十月六日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710/Article_20071017221202.shtml
当今中共在摸不到石头的苦海中欲振乏力，当然亟需一批「中兴干部」。这就是十七大的路线了无新意、但人事安排还有一点看头的原因，其中又以习近平的升迁，夺人眼目。今年三月起，中共境外媒体不断称，江泽民「仍然试图插手十七大的路线和人事，提出俞正声和习近平进入决策层」，又说胡锦涛拉拢力量进行抵抗。言之凿凿，大有江胡两造翻脸，中共上层分裂之势。
半年来，海外遍传胡锦涛要让「团派刘延东空降上海」和属意「李克强接班当王储」的来风.然而，结果是习近平进据了上海；最近他的人事又进一步落定。看来江泽民成功地阻断了「团派集团」的后路。胡锦涛太没有眼力，明摆着的精锐人物见不着，却偏要去提携一些埋头拉车的政治苦力，也难怪他十年任期过半，凡事无成了。
一九五三年出生的习近平被海外媒体看好，首先缘於其父习仲勳急公好义的形象。一九八六年下半年，中共老奸臣薄一波主持「中顾委生活会」整肃胡耀邦，那天习仲勳迟到，一当他听明白了这个整人的会旨，就拍案而起，痛斥这种无章无法的行径。薄一波和习仲勳，一个山西人，一个陕西佬，都是中共党内非常干练的人物，都曾经坐在副总理的职位上，然而政治上的人格却是南辕北辙.
一九六二年习仲勳受康生、阎红彦陷害而挨整，不是因为他与高岗的陕北老关系，而是因为烈士刘志丹的一个弟媳妇「写小说反党」。父辱子贱，习近平少年时代的处境也不好，十六岁起就到陕北农村去插队了五、六年。据说，有一次去北京上访，还被专政机关「收容」过好几个月。习仲勳习近平和薄一波薄熙来，是两双父子对照。对习近平的器重，或许也是「表演艺术家」江泽民与中共奸佞「划清界限」的绝妙表达.
一九四五年生的俞正声，今年也是六十开外的人，人们对他「出身名门」的瞭解，多是其父黄敬与江青年轻时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俞正声生母范谨是范文澜的侄女，身为历史学家的范文澜在延安挂名主管「中央研究院」，是个与人为善的长者，连对王实味也很客气。
俞正声非常能干，当年邓朴方办「康华」，他出过大力气。不幸，他那哥哥在国安局的要位上出逃，出卖了埋伏在美国多年的金无怠，对中共谍报系统伤害至大，对俞正声的仕途的破坏也就不小。据说「十七大」后俞正声将出掌上海的工作。重用有「硬伤」的俞正声，也是谨小慎微的胡锦涛不敢做，乃至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十七大人事安排受挫后，锦涛同志自然会有心灰意冷的情绪，近平同志则会得到更多「主持中央工作的锻炼」。然而，近平同志也是有「污点」的，他在转进上海前，在浙江重判着名的「良心犯」严正学，苛峻可谓中国之最。说来，老子是好人，儿子却未必不与做大好人的机遇失之交臂，如果他还是守成的「党性」高於怜悯的「人性」，那他就不仅不可能将中国带出治乱循环的困境，却会有恶贯满盈的终极.
这回，十七大的聚光从一群柔顺的「团派绵羊」转到几个「最后的贵族」身上，也是江泽民想为病危的中共注入一些延年的阳刚。但中共即便有能辨症的良医，却有如「坚决不搞三权分立」的铁律，限定他们处方的空间.因此，习近平们还是要在专制主义的牛角尖里，被打磨成前清衙门里的圆滑官僚，除非他有金蝉脱壳的勇气。既然如此，对中共失望太多次的我们，对它的个别成员的沉浮，可有适度的期望，却不必有太多的幻想了。
二○○七年十月六日
朱学渊：中宣部又名“八荣八耻部”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1 0:11:59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705/Article_20070501001159.shtml
学渊评：‘中宣部’已分成‘一宣部’、‘二宣部’，分工从事内斗，‘二宣部’实名‘胡宣部’、又名‘八荣八耻部’、‘科学发展观部’，葫芦里的四味药就是‘古巴’、‘北韩’、‘卓娅’、‘舒拉’，以骂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来拉拢海外敌对势力。
【二宣部】昭明：曾庆红有实力而无名器，胡锦涛有名器而实力不足
何为名器名器就是具备法理名义的器物。简单讲就是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的职务。东汉末年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的曹操以丞相之名挟天子以令诸侯。丞相并不是一个可以名正言顺、合法地号令天下的名器。因此无论曹操有多大的政治胸襟，多么高超的军事统帅能力和文采，多么强大的实力，历史学家只能以一个字定义曹操，“奸”！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结果。同样，今天的曾庆红同志也面临同一个问题。
现今在中国可以发号施令的最高名器共有三个：从政体方面而言是国家主席，从党务方面而言是总书记，从军事指挥方面而言是军委主席。在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一党专制、并崇尚霸道的中国里，军委主席一职最具威慑力，总书记（华国锋之前被称之为党的主席）次之，相对而言国家主席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只是荣誉性的称号。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先后拒绝这个名义上的头衔，因为要时常接见外国元首，太累，只要抓住军权和党务的大权就好。所以近半个世纪以来对于有战功有威望的政治元老不大需要这个名义头衔。而无实力，或实力不强，或无政治雄心的人如宋庆龄、李先念、杨尚昆即使有这个头衔也不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但是对于那些既有政治雄心又有着巨大实力和党务影响力的人物来讲，国家主席这个在法理上最高之名器就显得相当珍贵，因为它可以使号令变得名正言顺，既合理也合法。对于虽担任军委主席和总书记但又实力不足的人来讲，一旦交出去这个名器，就拿这个国家主席没办法了。
现今中共里谁对党务的影响力最大这个问题太微妙了，光有总书记的名器并不一定能控制得了党务，这要看谁能控制得了中共组织系统内的几个要害部门。首先是中央党校，专门负责党的中高级干部的政治思想理论培训灌输。党校校长能决定灌输谁发明的思想理论，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决定了党的中高级干部对谁效忠的问题。现任校长是曾在二○○二年十六大之后，从锦涛手中接夺过来。而现在曾庆红校长大谈特谈的是“三个代表”而非胡锦涛的“八荣八耻”和“科学发展观”。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德刚在《科学社会主义》杂志刚好发表过文章，呼吁要吸收“三个代表”理论匆匆写入中共党章的教训，建议在今秋中共十七大，不要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急于写入党章。想必当年胡为了在十六大上能顺利接总书记的班，才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将他苦心经营十年的中央党校交出。
第二个要害部门是中央组织部，专门负责党内中高级干部的识别、调动、培养、考核、选拔，并执行组织上对干部的任免决策。现任中组部长贺国强就是经其前任部长曾庆红长期观察、培养、考核、信得过的助手。
第三个要害部门是中宣部，专门负责全国所有媒体的舆论导向。在为谁宣传，宣传什么，如何宣传方面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现任部长刘云山也是经过当时中组部部长曾庆红考核信得过的干部，果然不负江系众望，胡派的文章休想过关。
第四个要害部门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负责执行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指示决策。二十年前的中办主任王兆国就是因为严格认真贯彻落实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的指示决策而失去邓小平等元老的信任，之后随胡耀邦下台。而八九年时期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却没有随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下台。原因就在于温家宝分得清中央里的这个分寸。鉴于胡耀邦事件，小平同志必须确保当总书记不能再与其保持一致时，中办主任一定能执行邓本人的指示而非总书记。所以当温发觉邓与赵的分裂时，能毫不犹豫地执行军委主席邓的指示。所以当年保温家宝政治地位的是邓小平，而不是传闻中的江泽民，江当时连自保的实力都不足。那么现任中办主任王刚则是由当时中办主任曾庆红一手将其从中央档案馆副馆长的职位上培养提拔上来的。自胡锦涛就任总书记以来，其重要助手令狐计划就是当不上中办正主任，只能当副的。你说这个王刚厉害不厉害。
第五个要害部门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注意书记处是中共中央内的执行机构，但其执行的不是总书记的决策，而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的决策。而现在的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里江系人马又占绝大多数。现任书记处里七大书记里有六大书记是江系人马，他们是曾庆红刘云山周永康贺国强王刚徐才厚。只有派名第七位负责纪律检查的何勇是尉健行力保提拔上来的老人。
以上讲的中共五个要害党务部门都在庆红同志的控制之中，名义上应该负责党务的总书记胡锦涛基本被架空。身为党的总书记如果不能控制党务还叫什么总书记，干脆叫总务算了！
那么还身兼军委主席的胡锦涛能掌控军队吗请同志们不要忘了江泽民在任内大力提拔将军，解放军已然成为世界上将军最多的军队。这些高级将领果然不负众望，于十六大的前两年内认真学习“三讲”，在获悉“讲政治”实为“讲政治立场”的真谛后，集体联名上书中央，要求江泽民同志连任军委主席以利于军委工作的连续性。现任的军委主席能信任这些将领吗在知道他们自己难以获得胡主席的信任后，这些将领还能有效地贯彻执行胡主席的命令吗
综上所述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说“曾庆红有实力而无名器，胡锦涛有名器而实力不足”。这就可以理解为何中南海内有人说‘胡温的政令难以出中南海’的根本原因。这一局面正是江泽民在任时有意布下的政治格局，就等胡锦涛出现执政失误，接下来的事，就由庆红出来收拾局面吧。这是为什么闹撒斯期间，政治局常委中除了胡温，其他常委都躲得远远的道理。
所以曾庆红终于提出要接任看似虚职的国家主席，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胡锦涛在中央也不是一点儿实力没有，毕竟还保留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一阵地。这是非江系轻量级元老为其拼死保留下来作政治文章的重要政治遗产。既然中央的上述五部门俨然已是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胡就势必要向当年文革前的毛泽东一样，一是抛石头掺沙子，二是越过这些阎王殿，解放小鬼造反，向非江系各路诸侯搬救兵。
其实办法多得很，但不方便讲太多，否则会引起江系人马的警觉，胡就会失去政治权谋上的运作空间。
十七大之前的中国政局只会更精彩。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705/Article_20070501001159.shtml
学渊评：‘中宣部’已分成‘一宣部’、‘二宣部’，分工从事内斗，‘二宣部’实名‘胡宣部’、又名‘八荣八耻部’、‘科学发展观部’，葫芦里的四味药就是‘古巴’、‘北韩’、‘卓娅’、‘舒拉’，以骂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来拉拢海外敌对势力。
【二宣部】昭明：曾庆红有实力而无名器，胡锦涛有名器而实力不足
何为名器名器就是具备法理名义的器物。简单讲就是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的职务。东汉末年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的曹操以丞相之名挟天子以令诸侯。丞相并不是一个可以名正言顺、合法地号令天下的名器。因此无论曹操有多大的政治胸襟，多么高超的军事统帅能力和文采，多么强大的实力，历史学家只能以一个字定义曹操，“奸”！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结果。同样，今天的曾庆红同志也面临同一个问题。
现今在中国可以发号施令的最高名器共有三个：从政体方面而言是国家主席，从党务方面而言是总书记，从军事指挥方面而言是军委主席。在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一党专制、并崇尚霸道的中国里，军委主席一职最具威慑力，总书记（华国锋之前被称之为党的主席）次之，相对而言国家主席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只是荣誉性的称号。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先后拒绝这个名义上的头衔，因为要时常接见外国元首，太累，只要抓住军权和党务的大权就好。所以近半个世纪以来对于有战功有威望的政治元老不大需要这个名义头衔。而无实力，或实力不强，或无政治雄心的人如宋庆龄、李先念、杨尚昆即使有这个头衔也不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但是对于那些既有政治雄心又有着巨大实力和党务影响力的人物来讲，国家主席这个在法理上最高之名器就显得相当珍贵，因为它可以使号令变得名正言顺，既合理也合法。对于虽担任军委主席和总书记但又实力不足的人来讲，一旦交出去这个名器，就拿这个国家主席没办法了。
现今中共里谁对党务的影响力最大这个问题太微妙了，光有总书记的名器并不一定能控制得了党务，这要看谁能控制得了中共组织系统内的几个要害部门。首先是中央党校，专门负责党的中高级干部的政治思想理论培训灌输。党校校长能决定灌输谁发明的思想理论，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决定了党的中高级干部对谁效忠的问题。现任校长是曾在二○○二年十六大之后，从锦涛手中接夺过来。而现在曾庆红校长大谈特谈的是“三个代表”而非胡锦涛的“八荣八耻”和“科学发展观”。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德刚在《科学社会主义》杂志刚好发表过文章，呼吁要吸收“三个代表”理论匆匆写入中共党章的教训，建议在今秋中共十七大，不要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急于写入党章。想必当年胡为了在十六大上能顺利接总书记的班，才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将他苦心经营十年的中央党校交出。
第二个要害部门是中央组织部，专门负责党内中高级干部的识别、调动、培养、考核、选拔，并执行组织上对干部的任免决策。现任中组部长贺国强就是经其前任部长曾庆红长期观察、培养、考核、信得过的助手。
第三个要害部门是中宣部，专门负责全国所有媒体的舆论导向。在为谁宣传，宣传什么，如何宣传方面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现任部长刘云山也是经过当时中组部部长曾庆红考核信得过的干部，果然不负江系众望，胡派的文章休想过关。
第四个要害部门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负责执行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指示决策。二十年前的中办主任王兆国就是因为严格认真贯彻落实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的指示决策而失去邓小平等元老的信任，之后随胡耀邦下台。而八九年时期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却没有随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下台。原因就在于温家宝分得清中央里的这个分寸。鉴于胡耀邦事件，小平同志必须确保当总书记不能再与其保持一致时，中办主任一定能执行邓本人的指示而非总书记。所以当温发觉邓与赵的分裂时，能毫不犹豫地执行军委主席邓的指示。所以当年保温家宝政治地位的是邓小平，而不是传闻中的江泽民，江当时连自保的实力都不足。那么现任中办主任王刚则是由当时中办主任曾庆红一手将其从中央档案馆副馆长的职位上培养提拔上来的。自胡锦涛就任总书记以来，其重要助手令狐计划就是当不上中办正主任，只能当副的。你说这个王刚厉害不厉害。
第五个要害部门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注意书记处是中共中央内的执行机构，但其执行的不是总书记的决策，而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的决策。而现在的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里江系人马又占绝大多数。现任书记处里七大书记里有六大书记是江系人马，他们是曾庆红刘云山周永康贺国强王刚徐才厚。只有派名第七位负责纪律检查的何勇是尉健行力保提拔上来的老人。
以上讲的中共五个要害党务部门都在庆红同志的控制之中，名义上应该负责党务的总书记胡锦涛基本被架空。身为党的总书记如果不能控制党务还叫什么总书记，干脆叫总务算了！
那么还身兼军委主席的胡锦涛能掌控军队吗请同志们不要忘了江泽民在任内大力提拔将军，解放军已然成为世界上将军最多的军队。这些高级将领果然不负众望，于十六大的前两年内认真学习“三讲”，在获悉“讲政治”实为“讲政治立场”的真谛后，集体联名上书中央，要求江泽民同志连任军委主席以利于军委工作的连续性。现任的军委主席能信任这些将领吗在知道他们自己难以获得胡主席的信任后，这些将领还能有效地贯彻执行胡主席的命令吗
综上所述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说“曾庆红有实力而无名器，胡锦涛有名器而实力不足”。这就可以理解为何中南海内有人说‘胡温的政令难以出中南海’的根本原因。这一局面正是江泽民在任时有意布下的政治格局，就等胡锦涛出现执政失误，接下来的事，就由庆红出来收拾局面吧。这是为什么闹撒斯期间，政治局常委中除了胡温，其他常委都躲得远远的道理。
所以曾庆红终于提出要接任看似虚职的国家主席，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胡锦涛在中央也不是一点儿实力没有，毕竟还保留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一阵地。这是非江系轻量级元老为其拼死保留下来作政治文章的重要政治遗产。既然中央的上述五部门俨然已是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胡就势必要向当年文革前的毛泽东一样，一是抛石头掺沙子，二是越过这些阎王殿，解放小鬼造反，向非江系各路诸侯搬救兵。
其实办法多得很，但不方便讲太多，否则会引起江系人马的警觉，胡就会失去政治权谋上的运作空间。
十七大之前的中国政局只会更精彩。
朱学渊：读《文革：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
研究文革的专家宋永毅先生主编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称宋编《文革集体记忆》），已经由香港田园书屋出版，把历史刻在光盘上，把教训印在白纸上，对国家、民族，乃至对中国共产党都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好事之徒」皆成「好史之徒」
四十年岁月流逝，文革参与者已步入晚境，当年的这些「好事之徒」，大都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至今仍然耿耿於怀，於是各种回忆纷纷出炉，各流人物殊途同归，皆成「好史之徒」。然则，着史必着「信史」，求诸各种证据和成理之言，方能令后人信服，「集体记忆」更能避免个人回忆发生的片面性。
对於文革的研究，可达琐杂至碎的程度，如《吴法宪回忆录》说戚本禹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毛女李讷，旗手江青却以为戚要勾引她闺中待字的女儿，於是将原本亲信的山东小老乡关进了大牢狱.像这样的荒唐无由的个别事件，充斥於中共后期漫无章法的历史中，既无法编年，又无法列传，有心者不妨以古人「拾缀」的方式撰之。
宋编《文革集体记忆》则能在千头万绪中，以「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举纲张目。其中王若水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朱正的《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谭天荣的《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王年一的《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都是把握了历史切入点的近年好文。
已故王若水先生，是毛泽东难得喜欢的青年哲学家，可是小人物并不为之惊宠，却把毛泽东想当世界革命领袖，急於求胜而速败，激起党内分歧，引起文革的经过，鞭辟入里地道来。王年一先生是国防大学的政治教授，据说还有少将军衔，他因爱党而责党非毛，有他自己的边际和分寸。而谭天荣抓到了文革的实质是「毛泽东反对共产党」，这位当年善辩的北大青年「极右分子」，老来依然有光采。
毛泽东迷住了共产党的心窍
马克思主义对於史学有一个简单的区分，凡求诸於社会、阶级的根源，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而证之於个人或心理的根源，则是历史唯心主义.王若水说：「换了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的任何一个）处在毛泽东的位置，虽然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是可以断言的。」这似有唯心之嫌，却又千真万确.毛泽东迷住了共产党的心窍，那就不管它过去牺牲了多少志士仁人，也不管它管制人民如何凶恶应手，在文革中也只能是甘受「红太阳」灼罚的死狗一条了。
宋编《文革集体记忆》诸文皆曰，在「七千人会议」上受到刘少奇挑战性的批判，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直接动因。我以为，他之能够发动文革，还有中国封建道统为其铺路。所谓「道统」即是「尊卑」和「民本」的相辅相成，前者构成等级秩序（「治」）的基础，后者则为人民的反抗（「乱」）张本，结果便是治乱相循有始无终.毛泽东假借「造反有理」整肃政敌，挂名却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实在是成功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孔孟之道结合在一起了。
毛泽东一身兼「独裁者」和「造反头」两种脚色，作家李劼的《毛泽东的文革，在毛天下与党天下之争中同归於尽》一文说他「既是秦始皇，又是陈胜吴广」。说来，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的「器」（工具），中国大众也曾是毛泽东的「本」（基础）。「本器相合」可以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就是所谓「文化大革命」。那个「五四」青年毛泽东，晚年为个人泄恨，盗用文化革命的旗号，施行了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宣导过的暴力行径。
中华民族经过无数治乱循环，只有治术数量的添增，没有制度质量的提升。在传统的「君臣」伦序之上，又舶来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革命阶梯理论，为「毛泽东尊、共产党卑」奠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法」基础.只须认同这种中西合璧的尊卑伦序，毛泽东调动造反大众把共产党打翻在地，也就无可指责了。然而，这千百（或亿）万民众的参与，难道都是为了毛泽东一人的意愿吗？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宋编《文革集体记忆》的「人民文革论」诸文，内容虽然尚有争议，却部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究竟是毛泽东利用了人民，还是人民利用了毛泽东？「人民文革」雏论为已故学者杨小凯提出，刘国凯着文《人民文革论》认为：「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其存在时间是从一九六六年深秋至一九六八年夏。」
在二○○六年举行的「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上，反对「人民文革论」的主要见解是，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不可能为人民所用，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不过是参与者事后的自慰而已。而作家郑义在《趁机造反》一文中说：「许多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士……说民众只知道巴黎公社，而不具三权分立等现代民主思想，并以此来否定其反抗专制的意义.这是很遗憾的。时至今日，中国大陆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还要在现有法律框架中进行，只能说「维权运动」，尚不敢称之为「民主」运动，更不敢挑战极权制度，提出诸如「三权分立」文革口号，如此，怎么能苛求四十年前的先行者。」
文革史专家丁凯文的《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宋永毅自己写的《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则把周恩来的伪善、残暴揭露无遗.一九六六年「红八月」，亦是他担任着名暴力组织「西纠」的「顾问」之时，北京一千七百七十二人被红卫兵打死。他不仅是红卫兵掘瞿秋白烈士墓的主使人，还对刘少奇留有「此人该杀」的批示。
文革一筹莫展之时，内讧必起，林彪先与江青反目，最后与毛泽东翻脸。在「本器俱伤」之际，一九七一年林彪更是死得其时.毛泽东从神坛坠落，军心民心一举崩溃，殃及无辜，天怒人怨的文革就此进入尾声，只待刻薄寡恩的毛泽东的死期来临.毛泽东握有发动文革的「神权」，而世间的「神权」又都是「人授」的，刘少奇、林彪，乃至巴结无比的周恩来最后的淒凉下场，也都是他们自己「造神」的结局。
「好事之徒」皆成「好史之徒」
四十年岁月流逝，文革参与者已步入晚境，当年的这些「好事之徒」，大都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至今仍然耿耿於怀，於是各种回忆纷纷出炉，各流人物殊途同归，皆成「好史之徒」。然则，着史必着「信史」，求诸各种证据和成理之言，方能令后人信服，「集体记忆」更能避免个人回忆发生的片面性。
对於文革的研究，可达琐杂至碎的程度，如《吴法宪回忆录》说戚本禹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毛女李讷，旗手江青却以为戚要勾引她闺中待字的女儿，於是将原本亲信的山东小老乡关进了大牢狱.像这样的荒唐无由的个别事件，充斥於中共后期漫无章法的历史中，既无法编年，又无法列传，有心者不妨以古人「拾缀」的方式撰之。
宋编《文革集体记忆》则能在千头万绪中，以「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举纲张目。其中王若水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朱正的《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谭天荣的《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王年一的《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都是把握了历史切入点的近年好文。
已故王若水先生，是毛泽东难得喜欢的青年哲学家，可是小人物并不为之惊宠，却把毛泽东想当世界革命领袖，急於求胜而速败，激起党内分歧，引起文革的经过，鞭辟入里地道来。王年一先生是国防大学的政治教授，据说还有少将军衔，他因爱党而责党非毛，有他自己的边际和分寸。而谭天荣抓到了文革的实质是「毛泽东反对共产党」，这位当年善辩的北大青年「极右分子」，老来依然有光采。
毛泽东迷住了共产党的心窍
马克思主义对於史学有一个简单的区分，凡求诸於社会、阶级的根源，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而证之於个人或心理的根源，则是历史唯心主义.王若水说：「换了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的任何一个）处在毛泽东的位置，虽然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是可以断言的。」这似有唯心之嫌，却又千真万确.毛泽东迷住了共产党的心窍，那就不管它过去牺牲了多少志士仁人，也不管它管制人民如何凶恶应手，在文革中也只能是甘受「红太阳」灼罚的死狗一条了。
宋编《文革集体记忆》诸文皆曰，在「七千人会议」上受到刘少奇挑战性的批判，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直接动因。我以为，他之能够发动文革，还有中国封建道统为其铺路。所谓「道统」即是「尊卑」和「民本」的相辅相成，前者构成等级秩序（「治」）的基础，后者则为人民的反抗（「乱」）张本，结果便是治乱相循有始无终.毛泽东假借「造反有理」整肃政敌，挂名却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实在是成功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孔孟之道结合在一起了。
毛泽东一身兼「独裁者」和「造反头」两种脚色，作家李劼的《毛泽东的文革，在毛天下与党天下之争中同归於尽》一文说他「既是秦始皇，又是陈胜吴广」。说来，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的「器」（工具），中国大众也曾是毛泽东的「本」（基础）。「本器相合」可以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就是所谓「文化大革命」。那个「五四」青年毛泽东，晚年为个人泄恨，盗用文化革命的旗号，施行了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宣导过的暴力行径。
中华民族经过无数治乱循环，只有治术数量的添增，没有制度质量的提升。在传统的「君臣」伦序之上，又舶来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革命阶梯理论，为「毛泽东尊、共产党卑」奠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法」基础.只须认同这种中西合璧的尊卑伦序，毛泽东调动造反大众把共产党打翻在地，也就无可指责了。然而，这千百（或亿）万民众的参与，难道都是为了毛泽东一人的意愿吗？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宋编《文革集体记忆》的「人民文革论」诸文，内容虽然尚有争议，却部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究竟是毛泽东利用了人民，还是人民利用了毛泽东？「人民文革」雏论为已故学者杨小凯提出，刘国凯着文《人民文革论》认为：「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其存在时间是从一九六六年深秋至一九六八年夏。」
在二○○六年举行的「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上，反对「人民文革论」的主要见解是，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不可能为人民所用，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不过是参与者事后的自慰而已。而作家郑义在《趁机造反》一文中说：「许多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士……说民众只知道巴黎公社，而不具三权分立等现代民主思想，并以此来否定其反抗专制的意义.这是很遗憾的。时至今日，中国大陆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还要在现有法律框架中进行，只能说「维权运动」，尚不敢称之为「民主」运动，更不敢挑战极权制度，提出诸如「三权分立」文革口号，如此，怎么能苛求四十年前的先行者。」
文革史专家丁凯文的《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宋永毅自己写的《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则把周恩来的伪善、残暴揭露无遗.一九六六年「红八月」，亦是他担任着名暴力组织「西纠」的「顾问」之时，北京一千七百七十二人被红卫兵打死。他不仅是红卫兵掘瞿秋白烈士墓的主使人，还对刘少奇留有「此人该杀」的批示。
文革一筹莫展之时，内讧必起，林彪先与江青反目，最后与毛泽东翻脸。在「本器俱伤」之际，一九七一年林彪更是死得其时.毛泽东从神坛坠落，军心民心一举崩溃，殃及无辜，天怒人怨的文革就此进入尾声，只待刻薄寡恩的毛泽东的死期来临.毛泽东握有发动文革的「神权」，而世间的「神权」又都是「人授」的，刘少奇、林彪，乃至巴结无比的周恩来最后的淒凉下场，也都是他们自己「造神」的结局。
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像
宋永毅 (于01-11-17 17:25:08)
作者按:《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像》是我1999年3月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 (AAS－－The-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第51届年会上的一个学术报告的中文简译本。那次会议在美国波士顿 (Boston)举行，我论文的英文原题是A-Contradictory-Image-from-Diverse-Sources:The-Role- of-Zhou-Enlai-in-the-Cultural-Revolution。为了使学术界同行能认真讨论这一历史课题，虚心听取意见，我还特地在论文的封面上打上了“Draft(草稿)”的字样。不料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竟然被中共安全机关认为是“攻击中央首长”，成为我在去年在北京8 月被扣押的深藏原因之一。而我在内蒙古文革旧货地摊上购买的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因为中间有周的两篇对群众组织的讲话，也被中共安全部门定为“机密情报”。且不说把文革中到处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定为今天的“情报”有违中国小学生字典中对“情报”的定义；三十年前周在文革中七亿人眼下的政治表现，又岂是今天的安全部门能一手遮天的？最令人可笑的是：有关审讯人员为了把我的学术报告和美国的情报机关硬扯上关系，非要“穷追猛打”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是否受了CIA的资助，差一点把拥有数千名学者教授的AAS也打成了“间谍组织”。把学术讨论无限上纲地政治化（如对吴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又把政治歧见别有用心地“间谍化”（如对杨尚昆窃取毛机密，对贺龙，罗瑞卿“二月兵变”的指控），实在是文革整人的惯用伎俩。可惜的是：中共的安全机关在这方面的进步实在不大。
不时听到有人抱怨目下众多的“纪实文学”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实。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读者们已不难分辨出它们中的文学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些纪实文学的作家们也并不韪言他们的文学虚构。在我看来，更大的曲解来自某些貌似非常“历史” 而实际上悄悄地剪裁并掩盖了历史真实的“历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较，即便是细心的读者也难以一眼洞见底蕴。尤其当这些著作以年谱，传记，文献记录影片等历史的记载体（其实是某种“剪裁体”）形式出现，并伴随著多卷本（集）的长度，准确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证，琐碎的细节和清晰的图片时，要剔精抉微地烛其真伪，确非易事。在去年中国大陆的“周恩来热”中涌现的由中共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三卷本，下称《年谱》），《周恩来传》（四卷本，下称《传》）以及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1，却不幸正是这样一种以剪裁历史见长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它们精心地剪裁出了一个文革狂澜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像2。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地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的读者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大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读者不会再轻易地相信“毛林会师井冈山”之类的天穴来风式的神话，而编撰者认为自己只是剪裁历史而不是伪造历史又可以减轻撒谎的心理重负，因而这一方法在上述作品中可谓一脉流贯。这里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豹。在上述三种传记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节这天......林彪发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赴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3”。这一故事还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为“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证4。这里，姑且不论关于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误，因为林的原话是“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5，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者舍去了极为重要的结尾。关于这一史实的来源，《传》原注为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然而，王力的完整回忆却是：
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 `,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问了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6。
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那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舍后果地剪裁了历史后，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迹。而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要完整地评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恐怕要从文革的发动谈起。毛无疑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毛绝无可能独立寒秋地呼唤出漫天狂飙。从1965年底的批《海瑞罢官》，进而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发出“五．一六通知”，到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公布“十六条”，是文革呼风唤雨的发动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周在这一时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对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这一问题上，上述三本史著或韪忌莫深，或大砍大舍重要的史实。首先，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写作批判《海瑞罢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图，立刻积极支持。在中共近年来内部发行《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的中，公布了一个“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在这一“大事记”中，有整整几段赞扬周站在毛的路线一边，与彭真作了坚决的斗争。例如，“ 十一月二十八日1965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又如，“四月二日 1966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7。如果考虑到“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纲领性的文件通篇由毛亲自修改定稿，那么周毫无疑问是毛心中的忠臣与亲信。而在三百万字之巨的《年谱》中，上述史实或被完全舍去，或删去周最关键的坚决反彭真的政治错失。例如，1966年4月2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谱》中竟变成了“4月2日在河北邯郸同省，地领导座谈，听取关于打井抗旱工作的汇报......8”这种以周的工作职责－－抓生产的流水帐来掩盖他重大政治错误和过失的方法，也是贯穿上述三部史著的一种一箭双雕的误导手法。一来它可以遮丑，二来又突出了“人民的好总理”念念不忘民生的亲情。
根据最近在海外出版的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9。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案)10”。第三，又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付统帅，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毛发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周为此也颇引以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见群众讲话时提到。1967年1月21日，时值不少群众炮打林彪和陈伯达之际，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我们要用尽一切努力消除诽谤。11”关于周在建立林的付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过门的媳妇张宁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著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12”。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里关于周的作用，妙则妙在“窥悉毛的心思”六字。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升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难处。周不用毛开其金口，便主动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帮忙和“帮闲”已帮到了主人的下意识层面。
中共在1966年5月4日至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8日到15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直被中共官方，从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上述史著中虽然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现，但总闪烁其辞，语焉不详。关于周在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周恩来年谱》只作两句话的记载:“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13”究竟周在其近万字的演说中讲了一些什么，中心议题又是什么，中共的史学家们在刻意回避。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为流传，并得到周首肯的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5．18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政变”上。如果我们同意中共的党史专家们的意见：“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那么，周和林彪的估计一样，出于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他们都估计得比毛更黑暗，更极左。周的讲话就显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众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 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14”。由于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由此滥觞。
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据说早在1980年3月20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于当时政治环境，气候，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15”。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周的错失在这三本史著中丝毫没有提及。纵观这些中共的党史专家们在上述史著中为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盖，使他们竟离这些中共前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都相去甚远。
和林彪，四人帮的关系
为把周恩来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基本同盟，也有分歧的复杂关系说成是纯粹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的斗争，即把 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的矛盾移花接木到文革初期，又导致上述三本史著用心良苦地剪裁和掩盖历史真实。例如，《年谱》中有这样一条记载：“7月26日 1966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16”。如果不做细究，真会认为周早在1966年文革初期便与林彪倡导的个人迷信作了正面的坚决斗争。但只要浏览一下1966年7月前后的报刊文献，便会明白必其中必有蹊跷－－“剪裁”奥妙。首先，在中共副主席级的高干中，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两人。他们所用的词汇，语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查1966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便可以发现周在4月30日“首都各界十万人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集会上的讲话”中吹捧毛说：“毛泽东同志天□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17”。5月21日，周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鼓吹毛是“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不仅如此，周还用同样的语汇吹捧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18”。直至1969年4月14日，周还在九大上继续吹捧林彪：“‘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著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19”。在短短一百几十字的段落中，周就用了五，六个“最”和数个“无限”，“众所公认”，何来“科学，准确，恰当”可言？
既然基本的史实是：周是林当副统帅的最热心的推荐人和吹捧者。那么，中共党史专家们杜撰的任何“斗争”关系便失去了历史本身的逻辑。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过周直至1970年11月（九届二中全会后）还向林透露毛健康情况不好的机密，在林倒台后又威胁李不准告发。林彪事件后，汪东兴“派八三四一部队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许多邓颍超，周恩来和林，叶的合照。汪亲自将照片拿给邓。邓一再向汪表示感谢20”－－不难窥见，从文革开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这个副统帅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种早期政治投资，他在毛，林之间也一直是“脚踩两只船”。直到毛，林彻底决裂，他可能估计林彪断无胜利的希望，□帮毛毁灭了林彪。但这已经是1971年的事了。
周在文革中对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时比对林彪更甚。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周除了带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外，还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作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统的负责人，他绝不会不知道江青作为一个三流演员在上海不光彩的历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鲁迅来赞扬。周说：“在这里我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刚入党时，就遭到国民党，叛徒，假党员的迫害，她在很年青时就像鲁迅那样硬骨头，敢于向对她进行诽谤，迫害她的人进行反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当时江青同志写出的文章如果拿出来一读是红文章。至于反动派们为了迫害江青同志，写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专门为登在台湾和95港的报纸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东西。所以，谁要是收集这些材料(就是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写得诽谤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么他也就一定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这些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从抗日战争起，江青同志到延安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还在勤奋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刘，邓，陶，彭，罗，陆，杨，谭震林，杨成武等这些黑帮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和他们斗争......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当同志有缺点错误时她能热情认真的帮助。遇到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把他们端出来。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最后，周再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21”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讲话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对江青连篇累牍的奉承。同样一个讲话在《年谱》中竟然变成了如下的记载：“3月27日1968出席首都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周）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撤销杨成武，馀立金，傅崇碧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并就‘杨,馀,傅事件’发表讲话。在谈到`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时，提出：今天在场的大多数是工人同志，你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不仅要把革命搞好，还要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好，要搞好生产，不能缺勤，不能旷工。22”不错，周在他讲话结束时捎带用百来字照读〈元旦社论〉，提了一提“抓革命，促生产。"但这和他对江青的吹捧的篇幅，以及他整个演说的鲜明的政治主题相比，真可谓是“树木”和“森林”之差。而编撰者却有意一叶障目，误导读者，已到了太令人失望的程度。
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周与四人帮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融洽的。1967至 1968年全国有“首都红卫兵5．16兵团”等好几个反周的群众组织，但都首先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镇压下去。尽管文革中江青以时时“女主人”自居，对周这位“老管家”并常有不敬之处，但她却多次告诫她的嫡系（如清华井冈山）：“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23”周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说过：有人 “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24”说穿了，“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实际上的帮主。以他的愚忠和圆滑，怎么可能公开与毛去公开“斗争”呢？文革后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后，中共党内各派系都竭力填补林彪军人集团留下的权力真空。但结果是周和他的部属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为中共的第二把手。由于毛对他的“接班人”的天生疑忌，又由于 “四人帮”想要夺取更多的权力，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磨擦□逐渐增加。尽管如此，周毛之间的联盟仍然是主要的。如果不承认事物的发展有其阶段性，或借用中共的话语系统来说：周总理对林彪，四人帮也有一个正常的认识过程。而一味拨苗助长，移花接木，恐怕只会闹出历史的笑话来。
在群众运动中
在《传》《年谱》等书中，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也开始引用周当年在群众运动中的讲话记录，可见这些原始记录无论是那个群众组织作的，都有很大的可信度，因为这是当时人们极度尊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成员的讲话。可是，上述著作对这些材料的引用大都砍头去尾，颠倒主次。例如，清华大学的文革之火，是周受毛的委托，1966年8月4日，22日两次去发表近万人大会的演讲煽动起来的。周在两次讲演中都开明宗义地说：“我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你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自然，周在公开点名蒋南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5”，批判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平反后，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必然会讲一点“党的政策”：诸如“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之类26。但上述史著只辑录周这方面的寥寥数言，而置他绝大多数的“煽风点火”的言论于不顾，甚至造成了一种周去清华是为了保工作组的印像。试问：八月初的清华还牢牢控制在工作组手中，周如不是去煽风点火（如他自己所说的“解放”清华），他又有什么必要去清华保工作组呢？
《传》和《年谱》等书的另一个不吝泼墨之处，是描绘周如何在群众运动的狂澜中讲政策，竭力保护老干部和国家知名人士。然而，连编撰者也不得不承认，周的保护绝大多数是执行毛的指示而已。连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27”另一方面，周对于一般群众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红色恐怖的“红八月”中所受的老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的残害又鲜有同情之心。这里是一个当年仅16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起的回忆：“1966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10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28”周作为这些老红卫兵，尤其是西纠的“顾问”，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正是因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领导人一样，从不当面有力地制止他们残害群众，只是事后□马后炮式地说几句，□造成了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1,772人被活活打死，33,695户被抄家，85,198人被驱逐出京的大惨剧。29
关于周对老干部的保护，恐怕也要作具体分析。除了上面所说他对毛坚决要保的干部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外（如陈毅），一旦毛改变主意，他却会做出种种落石下井式的举动。刘少奇可为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干部。当毛对刘尚未下彻底打倒的决心，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并对刘的检查有所好评时，周也就顺水推舟地为刘改检查，在接见群众时反对把刘的问题公开化。一旦知道毛下了决心，周便在公开场合大肆批刘，并出任“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一职。据有关海外学者调查，周不仅完全同意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甚至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人该杀30”。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人，《传》的主编金冲及先生最近都在公开的讲演中承认确有此事，但他又暗示，这属于“鸡毛蒜皮的事31”，因而无论《传》和《年谱》都毫不提及。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鸡毛蒜皮的事”是贺龙。周一旦知道毛从“保”变为“倒 ”贺龙后，立刻在对贺的逮捕令上“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32”
对于中下层干部，周在群众运动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经亲自在国务院系统抓了三个试点：国家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其结果是这三个单位的负责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张彦反党集团,""韩光反党集团"和"张劲夫反党集团”周在万人大会上断言：“他们不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一个阴谋集团，当然各有各的系统，但是总之性质相同33"。1966年9月，周恩来在他主持起草的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此文后被毛压下未发。34对一个单位中有他亲疏两系干部的，周常常不惜主动抛出“疏者”以保“亲者”。在国家侨委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周的亲信而方则不是。周为了保廖，便在 1967年1月3日近万人的“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公开煽动打方，并作了如下异乎寻常的发言：“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打倒中侨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挖掘出来的这个代表人物很对，是谁？是方方。我现在供给你们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人揭发，方方与95港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商订的大量寄去我们国内的所谓风景片子，实际上是照了我们许多的地面和建筑物，简直是把我们山河出卖给外国的反动派”。35今天再看这样的发言，真会感到已不是什么“上纲上线”，而迹近“天方夜谭”。因为以周为贵一国总理之尊，竟然会把风景片和间谍活动混为一谈！自然，这种周历史上“鸡毛蒜皮的事”，无论《年谱》还是《传》都是决不会提及的。
记得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八十年代在为周文革中种种错失所作的辩解时还有过如下几乎全中国家喻户晓的评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36”。且不论周当年犯下这些错失时是否“违心”；也不论邓有没有资格代表“人民”说这些事可以用“原谅”两个字轻轻一笔带过；至少邓还承认这些事是“好多”且不光彩。而在九十年代大陆“周恩来热”中出版的《传》，《年谱》等数百部著作中，读者绝对看不到这个“好多”，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编撰者精心剪裁过的文革中“正确路线代表 ”的周恩来形像，一个所谓“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新神话。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页227，231。
4.吴庆肜：《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页6。
5.《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日）。
6.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95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页66－67。
7.王年一主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第1卷，页4－13。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下卷，页25。
9.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95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页79。
10.罗冰：〈官方秘密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争鸣》1999年第3期，页20。
11.〈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串连的部分军事院校同志们时的讲话（1967.1.21）〉，载[武汉造反派编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3卷，页191。
12.张宁：《尘劫》（95港：明报出版公司，1997），页328－329。
13.同注8，页32。
14.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1967年12月5日），页10－13。
15.黎自京：〈周恩来文革时助纣为虐〉，《争鸣》1999年第3期，页24－25。
16.同注8，页42。
17.《人民日报》，1966年5月1日，第1版。
18.同注14，页12。
19.〈周总理在九大的讲话（1969.4.14）〉,手抄自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
20.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页516－517。
21.《北邮东方红》（北京：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主办），1968年3月29日，第76期第1－4版。
22.同注14，页227。
23.〈江青，陈伯达等同志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1966.11.19）〉，同注11，第2卷，页137。
24.〈周总理重要讲话（1967.9.18）〉载《外事战报》（北京：首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红卫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井冈山”主办），1967年9月26日，第2期第1版。
25.〈周恩来同志在清华大学师生员工会议上的报告（1966.8.22）〉，同注11，第1卷，页77。
26.同注8，下卷，页46，51。
27.〈周恩来同志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部队几个革命组织时的讲话〉，同注11,第3卷，页273。
28.老鬼：《血与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304。
29.陈东林等：《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福冈市：日本中国书店，1997），页1066－1068。
30.孙万国：〈古有窦娥，今有林彪〉（95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7期，页108。
31.癞克思：〈也谈周恩来〉（普林斯顿：《民主中国》网上月刊），1997年第60期。
32.同注12，页328－329。
33.〈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周恩来同志讲话（1967.1.25）〉，同注11,第3卷，页233。
34.同注6，页32－33。
35. 〈周恩来同志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讲话（1967.1.3）〉，同注11，第3卷，页13；〈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指示〉，载《革命侨报》（北京：中侨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办），1967年3月14日，第2版。36.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2。
作者按:《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像》是我1999年3月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 (AAS－－The-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第51届年会上的一个学术报告的中文简译本。那次会议在美国波士顿 (Boston)举行，我论文的英文原题是A-Contradictory-Image-from-Diverse-Sources:The-Role- of-Zhou-Enlai-in-the-Cultural-Revolution。为了使学术界同行能认真讨论这一历史课题，虚心听取意见，我还特地在论文的封面上打上了“Draft(草稿)”的字样。不料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竟然被中共安全机关认为是“攻击中央首长”，成为我在去年在北京8 月被扣押的深藏原因之一。而我在内蒙古文革旧货地摊上购买的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因为中间有周的两篇对群众组织的讲话，也被中共安全部门定为“机密情报”。且不说把文革中到处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定为今天的“情报”有违中国小学生字典中对“情报”的定义；三十年前周在文革中七亿人眼下的政治表现，又岂是今天的安全部门能一手遮天的？最令人可笑的是：有关审讯人员为了把我的学术报告和美国的情报机关硬扯上关系，非要“穷追猛打”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是否受了CIA的资助，差一点把拥有数千名学者教授的AAS也打成了“间谍组织”。把学术讨论无限上纲地政治化（如对吴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又把政治歧见别有用心地“间谍化”（如对杨尚昆窃取毛机密，对贺龙，罗瑞卿“二月兵变”的指控），实在是文革整人的惯用伎俩。可惜的是：中共的安全机关在这方面的进步实在不大。
不时听到有人抱怨目下众多的“纪实文学”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实。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读者们已不难分辨出它们中的文学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些纪实文学的作家们也并不韪言他们的文学虚构。在我看来，更大的曲解来自某些貌似非常“历史” 而实际上悄悄地剪裁并掩盖了历史真实的“历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较，即便是细心的读者也难以一眼洞见底蕴。尤其当这些著作以年谱，传记，文献记录影片等历史的记载体（其实是某种“剪裁体”）形式出现，并伴随著多卷本（集）的长度，准确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证，琐碎的细节和清晰的图片时，要剔精抉微地烛其真伪，确非易事。在去年中国大陆的“周恩来热”中涌现的由中共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三卷本，下称《年谱》），《周恩来传》（四卷本，下称《传》）以及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1，却不幸正是这样一种以剪裁历史见长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它们精心地剪裁出了一个文革狂澜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像2。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地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的读者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大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读者不会再轻易地相信“毛林会师井冈山”之类的天穴来风式的神话，而编撰者认为自己只是剪裁历史而不是伪造历史又可以减轻撒谎的心理重负，因而这一方法在上述作品中可谓一脉流贯。这里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豹。在上述三种传记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节这天......林彪发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赴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3”。这一故事还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为“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证4。这里，姑且不论关于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误，因为林的原话是“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5，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者舍去了极为重要的结尾。关于这一史实的来源，《传》原注为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然而，王力的完整回忆却是：
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 `,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问了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6。
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那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舍后果地剪裁了历史后，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迹。而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要完整地评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恐怕要从文革的发动谈起。毛无疑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毛绝无可能独立寒秋地呼唤出漫天狂飙。从1965年底的批《海瑞罢官》，进而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发出“五．一六通知”，到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公布“十六条”，是文革呼风唤雨的发动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周在这一时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对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这一问题上，上述三本史著或韪忌莫深，或大砍大舍重要的史实。首先，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写作批判《海瑞罢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图，立刻积极支持。在中共近年来内部发行《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的中，公布了一个“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在这一“大事记”中，有整整几段赞扬周站在毛的路线一边，与彭真作了坚决的斗争。例如，“ 十一月二十八日1965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又如，“四月二日 1966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7。如果考虑到“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纲领性的文件通篇由毛亲自修改定稿，那么周毫无疑问是毛心中的忠臣与亲信。而在三百万字之巨的《年谱》中，上述史实或被完全舍去，或删去周最关键的坚决反彭真的政治错失。例如，1966年4月2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谱》中竟变成了“4月2日在河北邯郸同省，地领导座谈，听取关于打井抗旱工作的汇报......8”这种以周的工作职责－－抓生产的流水帐来掩盖他重大政治错误和过失的方法，也是贯穿上述三部史著的一种一箭双雕的误导手法。一来它可以遮丑，二来又突出了“人民的好总理”念念不忘民生的亲情。
根据最近在海外出版的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9。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案)10”。第三，又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付统帅，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毛发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周为此也颇引以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见群众讲话时提到。1967年1月21日，时值不少群众炮打林彪和陈伯达之际，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我们要用尽一切努力消除诽谤。11”关于周在建立林的付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过门的媳妇张宁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著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12”。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里关于周的作用，妙则妙在“窥悉毛的心思”六字。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升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难处。周不用毛开其金口，便主动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帮忙和“帮闲”已帮到了主人的下意识层面。
中共在1966年5月4日至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8日到15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直被中共官方，从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上述史著中虽然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现，但总闪烁其辞，语焉不详。关于周在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周恩来年谱》只作两句话的记载:“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13”究竟周在其近万字的演说中讲了一些什么，中心议题又是什么，中共的史学家们在刻意回避。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为流传，并得到周首肯的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5．18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政变”上。如果我们同意中共的党史专家们的意见：“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那么，周和林彪的估计一样，出于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他们都估计得比毛更黑暗，更极左。周的讲话就显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众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 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14”。由于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由此滥觞。
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据说早在1980年3月20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于当时政治环境，气候，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15”。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周的错失在这三本史著中丝毫没有提及。纵观这些中共的党史专家们在上述史著中为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盖，使他们竟离这些中共前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都相去甚远。
和林彪，四人帮的关系
为把周恩来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基本同盟，也有分歧的复杂关系说成是纯粹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的斗争，即把 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的矛盾移花接木到文革初期，又导致上述三本史著用心良苦地剪裁和掩盖历史真实。例如，《年谱》中有这样一条记载：“7月26日 1966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16”。如果不做细究，真会认为周早在1966年文革初期便与林彪倡导的个人迷信作了正面的坚决斗争。但只要浏览一下1966年7月前后的报刊文献，便会明白必其中必有蹊跷－－“剪裁”奥妙。首先，在中共副主席级的高干中，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两人。他们所用的词汇，语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查1966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便可以发现周在4月30日“首都各界十万人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集会上的讲话”中吹捧毛说：“毛泽东同志天□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17”。5月21日，周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鼓吹毛是“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不仅如此，周还用同样的语汇吹捧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18”。直至1969年4月14日，周还在九大上继续吹捧林彪：“‘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著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19”。在短短一百几十字的段落中，周就用了五，六个“最”和数个“无限”，“众所公认”，何来“科学，准确，恰当”可言？
既然基本的史实是：周是林当副统帅的最热心的推荐人和吹捧者。那么，中共党史专家们杜撰的任何“斗争”关系便失去了历史本身的逻辑。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过周直至1970年11月（九届二中全会后）还向林透露毛健康情况不好的机密，在林倒台后又威胁李不准告发。林彪事件后，汪东兴“派八三四一部队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许多邓颍超，周恩来和林，叶的合照。汪亲自将照片拿给邓。邓一再向汪表示感谢20”－－不难窥见，从文革开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这个副统帅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种早期政治投资，他在毛，林之间也一直是“脚踩两只船”。直到毛，林彻底决裂，他可能估计林彪断无胜利的希望，□帮毛毁灭了林彪。但这已经是1971年的事了。
周在文革中对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时比对林彪更甚。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周除了带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外，还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作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统的负责人，他绝不会不知道江青作为一个三流演员在上海不光彩的历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鲁迅来赞扬。周说：“在这里我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刚入党时，就遭到国民党，叛徒，假党员的迫害，她在很年青时就像鲁迅那样硬骨头，敢于向对她进行诽谤，迫害她的人进行反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当时江青同志写出的文章如果拿出来一读是红文章。至于反动派们为了迫害江青同志，写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专门为登在台湾和95港的报纸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东西。所以，谁要是收集这些材料(就是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写得诽谤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么他也就一定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这些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从抗日战争起，江青同志到延安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还在勤奋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刘，邓，陶，彭，罗，陆，杨，谭震林，杨成武等这些黑帮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和他们斗争......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当同志有缺点错误时她能热情认真的帮助。遇到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把他们端出来。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最后，周再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21”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讲话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对江青连篇累牍的奉承。同样一个讲话在《年谱》中竟然变成了如下的记载：“3月27日1968出席首都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周）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撤销杨成武，馀立金，傅崇碧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并就‘杨,馀,傅事件’发表讲话。在谈到`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时，提出：今天在场的大多数是工人同志，你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不仅要把革命搞好，还要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好，要搞好生产，不能缺勤，不能旷工。22”不错，周在他讲话结束时捎带用百来字照读〈元旦社论〉，提了一提“抓革命，促生产。"但这和他对江青的吹捧的篇幅，以及他整个演说的鲜明的政治主题相比，真可谓是“树木”和“森林”之差。而编撰者却有意一叶障目，误导读者，已到了太令人失望的程度。
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周与四人帮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融洽的。1967至 1968年全国有“首都红卫兵5．16兵团”等好几个反周的群众组织，但都首先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镇压下去。尽管文革中江青以时时“女主人”自居，对周这位“老管家”并常有不敬之处，但她却多次告诫她的嫡系（如清华井冈山）：“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23”周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说过：有人 “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24”说穿了，“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实际上的帮主。以他的愚忠和圆滑，怎么可能公开与毛去公开“斗争”呢？文革后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后，中共党内各派系都竭力填补林彪军人集团留下的权力真空。但结果是周和他的部属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为中共的第二把手。由于毛对他的“接班人”的天生疑忌，又由于 “四人帮”想要夺取更多的权力，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磨擦□逐渐增加。尽管如此，周毛之间的联盟仍然是主要的。如果不承认事物的发展有其阶段性，或借用中共的话语系统来说：周总理对林彪，四人帮也有一个正常的认识过程。而一味拨苗助长，移花接木，恐怕只会闹出历史的笑话来。
在群众运动中
在《传》《年谱》等书中，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也开始引用周当年在群众运动中的讲话记录，可见这些原始记录无论是那个群众组织作的，都有很大的可信度，因为这是当时人们极度尊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成员的讲话。可是，上述著作对这些材料的引用大都砍头去尾，颠倒主次。例如，清华大学的文革之火，是周受毛的委托，1966年8月4日，22日两次去发表近万人大会的演讲煽动起来的。周在两次讲演中都开明宗义地说：“我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你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自然，周在公开点名蒋南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5”，批判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平反后，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必然会讲一点“党的政策”：诸如“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之类26。但上述史著只辑录周这方面的寥寥数言，而置他绝大多数的“煽风点火”的言论于不顾，甚至造成了一种周去清华是为了保工作组的印像。试问：八月初的清华还牢牢控制在工作组手中，周如不是去煽风点火（如他自己所说的“解放”清华），他又有什么必要去清华保工作组呢？
《传》和《年谱》等书的另一个不吝泼墨之处，是描绘周如何在群众运动的狂澜中讲政策，竭力保护老干部和国家知名人士。然而，连编撰者也不得不承认，周的保护绝大多数是执行毛的指示而已。连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27”另一方面，周对于一般群众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红色恐怖的“红八月”中所受的老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的残害又鲜有同情之心。这里是一个当年仅16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起的回忆：“1966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10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28”周作为这些老红卫兵，尤其是西纠的“顾问”，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正是因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领导人一样，从不当面有力地制止他们残害群众，只是事后□马后炮式地说几句，□造成了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1,772人被活活打死，33,695户被抄家，85,198人被驱逐出京的大惨剧。29
关于周对老干部的保护，恐怕也要作具体分析。除了上面所说他对毛坚决要保的干部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外（如陈毅），一旦毛改变主意，他却会做出种种落石下井式的举动。刘少奇可为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干部。当毛对刘尚未下彻底打倒的决心，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并对刘的检查有所好评时，周也就顺水推舟地为刘改检查，在接见群众时反对把刘的问题公开化。一旦知道毛下了决心，周便在公开场合大肆批刘，并出任“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一职。据有关海外学者调查，周不仅完全同意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甚至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人该杀30”。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人，《传》的主编金冲及先生最近都在公开的讲演中承认确有此事，但他又暗示，这属于“鸡毛蒜皮的事31”，因而无论《传》和《年谱》都毫不提及。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鸡毛蒜皮的事”是贺龙。周一旦知道毛从“保”变为“倒 ”贺龙后，立刻在对贺的逮捕令上“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32”
对于中下层干部，周在群众运动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经亲自在国务院系统抓了三个试点：国家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其结果是这三个单位的负责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张彦反党集团,""韩光反党集团"和"张劲夫反党集团”周在万人大会上断言：“他们不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一个阴谋集团，当然各有各的系统，但是总之性质相同33"。1966年9月，周恩来在他主持起草的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此文后被毛压下未发。34对一个单位中有他亲疏两系干部的，周常常不惜主动抛出“疏者”以保“亲者”。在国家侨委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周的亲信而方则不是。周为了保廖，便在 1967年1月3日近万人的“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公开煽动打方，并作了如下异乎寻常的发言：“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打倒中侨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挖掘出来的这个代表人物很对，是谁？是方方。我现在供给你们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人揭发，方方与95港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商订的大量寄去我们国内的所谓风景片子，实际上是照了我们许多的地面和建筑物，简直是把我们山河出卖给外国的反动派”。35今天再看这样的发言，真会感到已不是什么“上纲上线”，而迹近“天方夜谭”。因为以周为贵一国总理之尊，竟然会把风景片和间谍活动混为一谈！自然，这种周历史上“鸡毛蒜皮的事”，无论《年谱》还是《传》都是决不会提及的。
记得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八十年代在为周文革中种种错失所作的辩解时还有过如下几乎全中国家喻户晓的评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36”。且不论周当年犯下这些错失时是否“违心”；也不论邓有没有资格代表“人民”说这些事可以用“原谅”两个字轻轻一笔带过；至少邓还承认这些事是“好多”且不光彩。而在九十年代大陆“周恩来热”中出版的《传》，《年谱》等数百部著作中，读者绝对看不到这个“好多”，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编撰者精心剪裁过的文革中“正确路线代表 ”的周恩来形像，一个所谓“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新神话。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页227，231。
4.吴庆肜：《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页6。
5.《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日）。
6.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95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页66－67。
7.王年一主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第1卷，页4－13。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下卷，页25。
9.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95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页79。
10.罗冰：〈官方秘密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争鸣》1999年第3期，页20。
11.〈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串连的部分军事院校同志们时的讲话（1967.1.21）〉，载[武汉造反派编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3卷，页191。
12.张宁：《尘劫》（95港：明报出版公司，1997），页328－329。
13.同注8，页32。
14.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1967年12月5日），页10－13。
15.黎自京：〈周恩来文革时助纣为虐〉，《争鸣》1999年第3期，页24－25。
16.同注8，页42。
17.《人民日报》，1966年5月1日，第1版。
18.同注14，页12。
19.〈周总理在九大的讲话（1969.4.14）〉,手抄自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
20.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页516－517。
21.《北邮东方红》（北京：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主办），1968年3月29日，第76期第1－4版。
22.同注14，页227。
23.〈江青，陈伯达等同志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1966.11.19）〉，同注11，第2卷，页137。
24.〈周总理重要讲话（1967.9.18）〉载《外事战报》（北京：首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红卫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井冈山”主办），1967年9月26日，第2期第1版。
25.〈周恩来同志在清华大学师生员工会议上的报告（1966.8.22）〉，同注11，第1卷，页77。
26.同注8，下卷，页46，51。
27.〈周恩来同志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部队几个革命组织时的讲话〉，同注11,第3卷，页273。
28.老鬼：《血与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304。
29.陈东林等：《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福冈市：日本中国书店，1997），页1066－1068。
30.孙万国：〈古有窦娥，今有林彪〉（95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7期，页108。
31.癞克思：〈也谈周恩来〉（普林斯顿：《民主中国》网上月刊），1997年第60期。
32.同注12，页328－329。
33.〈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周恩来同志讲话（1967.1.25）〉，同注11,第3卷，页233。
34.同注6，页32－33。
35. 〈周恩来同志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讲话（1967.1.3）〉，同注11，第3卷，页13；〈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指示〉，载《革命侨报》（北京：中侨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办），1967年3月14日，第2版。36.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2。
如果毛在１９３０年得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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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赤柬的国际法官两个月前已公布名单，但开庭时间却被不断延迟。当年的罪恶魁首大都以死亡逃脱了惩罚，而柬埔寨长期的战乱和动荡则使那些基层罪犯自动被赦免。今天对红色高棉的审判多少流于一种正义必将昭告天下的意味。
不过，乔森潘同志还是没闲着，曲曲折折地找到中国大陆的书商，希望他为自己辩护的自传能在大陆出版。是否他指望这能得到中国的同情在最后施以援手？今天柬埔寨不断有人要求中国政府为自己的罪恶忏悔，相信中国政府不会再趟这混水了吧。
中国经常有善良的报纸说，赤柬人口灭绝政策是西方大事夸张的造谣诋毁。如果西方基于意识形态的仇恨必然不可信，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机构才可信，那么，这些善良的同志还是相信赤柬大屠杀的数字为好，因为赤柬执政短短几年造成的人口灭绝，并不是西方公布的，而是越南公布的，那些大屠杀的万人坑不是西方人发掘出来的，而是越南，最早揭露柬埔寨残酷大屠杀的，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如果越南是侵略者而不信，那么此前最早向世界披露赤柬早已把首都金边变成一座无人空城的电影证据，也不是西方记者，而是南斯拉夫记者在汽车里偷拍的。
人类直到进入二十世纪，才发明了一种和平建设时期可以比长期残酷战争消灭更多人口的制度。这种制度的奇迹只在越南成为惟一例外，当然那些制度是被强加于人的傀儡国家就好得多，外来者总不好像在本国那样亲自去动手，否则，矛盾就由内部矛盾变成国家之间的矛盾。所以它们人口消灭的办法是逃跑，一旦傀儡国家彻底独立，它还是会补上消灭人口的一课，比如我们的邻居朝鲜。但大量消灭人口问题，似乎还是有规律可循。愈是这种制度在全国建成的过程迅速，则和平时期消灭人口的效率和热情愈高，愈是过程艰难长期，则效率和热情逐渐降低。前者如苏联、柬埔寨，后者如中国。
很多人肯定不同意中国消灭人口的热情和效率较低的观点，因为按照中国官方含混不清的说法，中国被消灭掉的人口也是这些国家中数量最多的。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显然中国的消灭比例是非常低的。
中国最终消灭人口的效率低下，我以为与制度建立过程之漫长艰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中国建立该制度过程之艰难漫长，最初那些最狂热纯真的理想主义者大都在奋斗过程中被牺牲掉——这种理想主义事业的组织成员淘汰过程，肯定是一种逆淘汰的过程，越是理想主义者越会最早被淘汰掉。先是十年内战，再是八年抗战，再到最后又是三年内战。理想主义者如果还有活下来的，恐怕早就边缘化了，要么就是遭遇现实血淋淋的教训不得不改弦更张了。
最简单的对比，是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我党农村政策的本质区别。更别提我党三十年代在白区的极端政策与四十年代的统战工作之别了。如果我党１９３０年就夺得天下，还会有四十年代那么多糊涂的知识分子同情入股么？以我党三十年代在苏区对自己和对百姓之残暴，不难想象当时我党若一统江山，在全国会发生何等人口消灭的壮举。毕竟当时我党控制地区是反动势力最小，反动阶级最少的地方，饶是如此，尚有如此之多的敌人可杀，一旦我党获有花花世界，何时才得封刀。
数年前，在郴州参观湘南暴动烈士纪念陵园，刻有七千多名字的纪念碑旁边，还有个夏明震的墓，此人之兄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夏明翰。今天官方史称，夏明震死于“受反动分子煽动农民的胡乱砍杀”。实际是夏明震同志未考虑到环境是否允许，就断然奉命把京广线两百公里沿途城镇村庄全部迁到山中，然后一把火全部烧光。想来，波尔布特同志知道都会说，此事“秃森破，馊耐夫”，须建立全国政权后才好搞。果然，原本跟着干革命的农民一发喊，扯掉红带子换上白布条。乱矛杀了夏明震。彼时夏明震才年方十九，做事激烈，须怨不得他，而发布命令的中央同志要在今天，连进入第四梯队的年龄都不够。
——“三岁看大”。我党当年的作为，注定了得到江山之后，要重新清算股东，重新清洗董事会管理层。自然，首先要与受鼓惑欺骗入伙的民主人事分道扬镳，——除非你是彻底旧式的帝王身边帮闲遗老之类的人物（——毛特别喜欢这类苍蝇般的人物，如章士钊、周善培、张元济，至于新派民主人士，则是一个不喜欢），再接下来，是清算自己周围的同志，先是观念路线不同的，后是“事务主义”的。如果毛把这一切提前二十年，在抗战结束后就立即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按照自己的理想折腾，他就不会睡在广场而是埋尸某个荒山沟里了。
有个不能不说的问题是。今天都说斯大林同志的残酷和列宁同志临死之时对斯大林的警惕，仿佛苏联人民如果“选择”了其他领袖，或者列宁不死，苏联的灾难就会小得多。本人严重不同意这一总结。事实上，就官方史料中可见的斯大林与列宁的观点之争来看，就经济问题的观点，以今天标准，显然斯大林要更为正确，更刘少奇一些，而与斯大林那些斗争失败的同志，其观点未尝不比斯大林同志的更严酷。某种程度上，苏共建立政权时，领袖群体中残留的理想主义者要远多过中国，斯大林多少扮演了这个淘汰理想主义者的角色。如果按革命理想看，毛泽东是典型的托派，不过，“托派 ”这个名字在毛那里变成了清洗斗争自己同志的棍子而已。如果当年是托洛茨基同志上台而不是斯大林同志，苏联人受的苦难和死掉的人，也许远多过斯大林时代。也正是由于“托派”的不断革命论有强大的理想主义色彩，苏联控制之外的世界，托派才有更广泛的号召力，也正是因此，后来替代了托派地位的毛主义在世界有远超过斯大林主义的感召力。
斯大林同志残酷归残酷，但或许还真算得上正牌的马克思主义，早年深受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影响的毛同志，脑子里更多的是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倒没太多关系，所以才有比斯大林同志更浪漫的建设人间天堂的妄想。这点，波尔布特算是毛最好的学生。
当然，毛获得江山时，年纪已比列宁死时还大，比斯大林掌握全国大权时也大得多，所以，折腾起来的热情不复年轻时，而党内理想主义狂热分子大都被残酷革命淘汰，其他领袖被长期的革命搞得终于的成熟务实了许多，尤其是中国建立建立江山时，是用枪支人马与其他小党一并参股建成的董事会，这大大增加了毛折腾中国人民的难度。尤其是，我党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对外广告和自我教育被迫参杂了大量民族主义理想，而非苏联革命式的意识形态理想。
如果毛在１９３０年就一举获得天下，中国会是何情形？他在党内的高层同志大都会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同路人，比毛更狂热者大有人在，因此不会有来自整个党内从上到下的抵制，新政权中不会有那些当作招牌的民主人士、那些需要消灭的资产阶级、那些需要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宗教上层人事、那些民族人士……总之，没有这些人在政权内碍手碍脚需要分而治之，只有政权内的团结一心，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所以，我们不妨直接看看赤柬掌握柬埔寨江山后的作为。消灭阶级、消灭城乡差别、消灭货币、消灭商品交换、消灭社会分工、消灭社会科层组织……这些无一不是毛的理想，不过在着手之前已经永远失去了机会而已。发动文／革，虽是为理想铺平道路的准备，但大伤元气及毛本人深刻感受得到的强烈反弹，使毛只能把这些空想带进水晶棺内。
如果毛在１９３０年就一举获得天下，中国一定会创造和平时期消灭人口的绝对记录：
赤柬１９７５－１９７９年执政的三年又八个月里，为实现革命理想，消耗了８００万国民中数百万辜负了伟大理想的人口，具体数字有所不同，最大数字是今天的一种说法３００万，多数人认同的是２００万，最少而似乎只为中国使用的是１００万。按照三个数字的比例，则毛１９３０年掌握天下，将在三又八个月里消灭６亿人口（１９５３年人口普查为５.８２亿，考虑到１９３０年后中国战乱造成人口大量伤亡，算当时人口同于１９５３年水平）中的２.２５亿、１.５亿、７５００万。
——上述数字仅为用各种方式肉体消灭掉的，如果全国人民能团结一致抵御外辱，排除境外干扰，则被消灭的人口，除了这个数字还会继续按同样速度增加外，还要加上饿死数千万乃至上亿的人口。
虽然这个数字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世界上不可能有比中国更多的人口国家采用这种制度。
当然，按照毛责东同志在二十一世纪的知音“西洋楼主人”同学“不是主席辜负了人民，而是人民辜负了主席”的说法，这些“辜负了主席”的人民逐渐都被消灭掉，也不是不可以。
审判赤柬的国际法官两个月前已公布名单，但开庭时间却被不断延迟。当年的罪恶魁首大都以死亡逃脱了惩罚，而柬埔寨长期的战乱和动荡则使那些基层罪犯自动被赦免。今天对红色高棉的审判多少流于一种正义必将昭告天下的意味。
不过，乔森潘同志还是没闲着，曲曲折折地找到中国大陆的书商，希望他为自己辩护的自传能在大陆出版。是否他指望这能得到中国的同情在最后施以援手？今天柬埔寨不断有人要求中国政府为自己的罪恶忏悔，相信中国政府不会再趟这混水了吧。
中国经常有善良的报纸说，赤柬人口灭绝政策是西方大事夸张的造谣诋毁。如果西方基于意识形态的仇恨必然不可信，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机构才可信，那么，这些善良的同志还是相信赤柬大屠杀的数字为好，因为赤柬执政短短几年造成的人口灭绝，并不是西方公布的，而是越南公布的，那些大屠杀的万人坑不是西方人发掘出来的，而是越南，最早揭露柬埔寨残酷大屠杀的，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如果越南是侵略者而不信，那么此前最早向世界披露赤柬早已把首都金边变成一座无人空城的电影证据，也不是西方记者，而是南斯拉夫记者在汽车里偷拍的。
人类直到进入二十世纪，才发明了一种和平建设时期可以比长期残酷战争消灭更多人口的制度。这种制度的奇迹只在越南成为惟一例外，当然那些制度是被强加于人的傀儡国家就好得多，外来者总不好像在本国那样亲自去动手，否则，矛盾就由内部矛盾变成国家之间的矛盾。所以它们人口消灭的办法是逃跑，一旦傀儡国家彻底独立，它还是会补上消灭人口的一课，比如我们的邻居朝鲜。但大量消灭人口问题，似乎还是有规律可循。愈是这种制度在全国建成的过程迅速，则和平时期消灭人口的效率和热情愈高，愈是过程艰难长期，则效率和热情逐渐降低。前者如苏联、柬埔寨，后者如中国。
很多人肯定不同意中国消灭人口的热情和效率较低的观点，因为按照中国官方含混不清的说法，中国被消灭掉的人口也是这些国家中数量最多的。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显然中国的消灭比例是非常低的。
中国最终消灭人口的效率低下，我以为与制度建立过程之漫长艰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中国建立该制度过程之艰难漫长，最初那些最狂热纯真的理想主义者大都在奋斗过程中被牺牲掉——这种理想主义事业的组织成员淘汰过程，肯定是一种逆淘汰的过程，越是理想主义者越会最早被淘汰掉。先是十年内战，再是八年抗战，再到最后又是三年内战。理想主义者如果还有活下来的，恐怕早就边缘化了，要么就是遭遇现实血淋淋的教训不得不改弦更张了。
最简单的对比，是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我党农村政策的本质区别。更别提我党三十年代在白区的极端政策与四十年代的统战工作之别了。如果我党１９３０年就夺得天下，还会有四十年代那么多糊涂的知识分子同情入股么？以我党三十年代在苏区对自己和对百姓之残暴，不难想象当时我党若一统江山，在全国会发生何等人口消灭的壮举。毕竟当时我党控制地区是反动势力最小，反动阶级最少的地方，饶是如此，尚有如此之多的敌人可杀，一旦我党获有花花世界，何时才得封刀。
数年前，在郴州参观湘南暴动烈士纪念陵园，刻有七千多名字的纪念碑旁边，还有个夏明震的墓，此人之兄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夏明翰。今天官方史称，夏明震死于“受反动分子煽动农民的胡乱砍杀”。实际是夏明震同志未考虑到环境是否允许，就断然奉命把京广线两百公里沿途城镇村庄全部迁到山中，然后一把火全部烧光。想来，波尔布特同志知道都会说，此事“秃森破，馊耐夫”，须建立全国政权后才好搞。果然，原本跟着干革命的农民一发喊，扯掉红带子换上白布条。乱矛杀了夏明震。彼时夏明震才年方十九，做事激烈，须怨不得他，而发布命令的中央同志要在今天，连进入第四梯队的年龄都不够。
——“三岁看大”。我党当年的作为，注定了得到江山之后，要重新清算股东，重新清洗董事会管理层。自然，首先要与受鼓惑欺骗入伙的民主人事分道扬镳，——除非你是彻底旧式的帝王身边帮闲遗老之类的人物（——毛特别喜欢这类苍蝇般的人物，如章士钊、周善培、张元济，至于新派民主人士，则是一个不喜欢），再接下来，是清算自己周围的同志，先是观念路线不同的，后是“事务主义”的。如果毛把这一切提前二十年，在抗战结束后就立即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按照自己的理想折腾，他就不会睡在广场而是埋尸某个荒山沟里了。
有个不能不说的问题是。今天都说斯大林同志的残酷和列宁同志临死之时对斯大林的警惕，仿佛苏联人民如果“选择”了其他领袖，或者列宁不死，苏联的灾难就会小得多。本人严重不同意这一总结。事实上，就官方史料中可见的斯大林与列宁的观点之争来看，就经济问题的观点，以今天标准，显然斯大林要更为正确，更刘少奇一些，而与斯大林那些斗争失败的同志，其观点未尝不比斯大林同志的更严酷。某种程度上，苏共建立政权时，领袖群体中残留的理想主义者要远多过中国，斯大林多少扮演了这个淘汰理想主义者的角色。如果按革命理想看，毛泽东是典型的托派，不过，“托派 ”这个名字在毛那里变成了清洗斗争自己同志的棍子而已。如果当年是托洛茨基同志上台而不是斯大林同志，苏联人受的苦难和死掉的人，也许远多过斯大林时代。也正是由于“托派”的不断革命论有强大的理想主义色彩，苏联控制之外的世界，托派才有更广泛的号召力，也正是因此，后来替代了托派地位的毛主义在世界有远超过斯大林主义的感召力。
斯大林同志残酷归残酷，但或许还真算得上正牌的马克思主义，早年深受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影响的毛同志，脑子里更多的是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倒没太多关系，所以才有比斯大林同志更浪漫的建设人间天堂的妄想。这点，波尔布特算是毛最好的学生。
当然，毛获得江山时，年纪已比列宁死时还大，比斯大林掌握全国大权时也大得多，所以，折腾起来的热情不复年轻时，而党内理想主义狂热分子大都被残酷革命淘汰，其他领袖被长期的革命搞得终于的成熟务实了许多，尤其是中国建立建立江山时，是用枪支人马与其他小党一并参股建成的董事会，这大大增加了毛折腾中国人民的难度。尤其是，我党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对外广告和自我教育被迫参杂了大量民族主义理想，而非苏联革命式的意识形态理想。
如果毛在１９３０年就一举获得天下，中国会是何情形？他在党内的高层同志大都会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同路人，比毛更狂热者大有人在，因此不会有来自整个党内从上到下的抵制，新政权中不会有那些当作招牌的民主人士、那些需要消灭的资产阶级、那些需要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宗教上层人事、那些民族人士……总之，没有这些人在政权内碍手碍脚需要分而治之，只有政权内的团结一心，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所以，我们不妨直接看看赤柬掌握柬埔寨江山后的作为。消灭阶级、消灭城乡差别、消灭货币、消灭商品交换、消灭社会分工、消灭社会科层组织……这些无一不是毛的理想，不过在着手之前已经永远失去了机会而已。发动文／革，虽是为理想铺平道路的准备，但大伤元气及毛本人深刻感受得到的强烈反弹，使毛只能把这些空想带进水晶棺内。
如果毛在１９３０年就一举获得天下，中国一定会创造和平时期消灭人口的绝对记录：
赤柬１９７５－１９７９年执政的三年又八个月里，为实现革命理想，消耗了８００万国民中数百万辜负了伟大理想的人口，具体数字有所不同，最大数字是今天的一种说法３００万，多数人认同的是２００万，最少而似乎只为中国使用的是１００万。按照三个数字的比例，则毛１９３０年掌握天下，将在三又八个月里消灭６亿人口（１９５３年人口普查为５.８２亿，考虑到１９３０年后中国战乱造成人口大量伤亡，算当时人口同于１９５３年水平）中的２.２５亿、１.５亿、７５００万。
——上述数字仅为用各种方式肉体消灭掉的，如果全国人民能团结一致抵御外辱，排除境外干扰，则被消灭的人口，除了这个数字还会继续按同样速度增加外，还要加上饿死数千万乃至上亿的人口。
虽然这个数字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世界上不可能有比中国更多的人口国家采用这种制度。
当然，按照毛责东同志在二十一世纪的知音“西洋楼主人”同学“不是主席辜负了人民，而是人民辜负了主席”的说法，这些“辜负了主席”的人民逐渐都被消灭掉，也不是不可以。
逃出朝鲜之三
朝鲜核试后的中朝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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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之子金正日万岁
文/特约撰稿员 刘小童（发自延边）
记者 胡贲（发自丹东）
每当朝鲜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出现重大新闻，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记者们，能去的现场只有一个，就是中朝边境，也许只有在这里，才能触摸到这个与中国山水相依的邻邦的脉搏。
丹东：最近风声比较紧
现在丹东市内最高的建筑还是位于锦江山西麓的抗美援朝纪念碑，纪念碑之下，结构如碉堡一般的抗美援朝纪念馆俯瞰着脚下绵延展开的丹东市以及鸭绿江对岸的朝鲜城市新义州。2006年11月13日，从山顶鸟瞰，丹东市内一片宁静。比起丹东，新义州看上去灰朦朦的一片——在地平线以内就能看清楚新义州的轮廓，甚至新义州往南，一片看似农田的旷野。
“你们是来采访朝鲜核试验那个事儿的吧？”在中朝友谊大桥下的货物边检站前，“中介”公司的小伙子眼神暧昧地对我们说，“前两天就来过几个老外，也是在门口探头探脑的，没敢进来。” 这家“中介”公司是边检站附近数十个做“边贸”生意的公司中的一个，他们服务的对象，就是从鸭绿江对岸过来的朝鲜“客商”，这些“客商”或者是负有“组织上”的任务前来采购的朝鲜官员，或者是居住在朝鲜境内的华侨——这与中国其它边境地带所常见的往来贸易的情景并不相同。在记者停留的一个多小时中，整条“ 边贸街”上并没有看见一个行迹象“客商”的人。
“什么都卖啊，基本上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再组织货源。”公司唯一的接待人员看上去很热心。这个临街不到10平方米的店面，仅仅摆放了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卖的最多的是服装和小家电，收录机之类的，还有汽车轮胎。”
丹东市70万人口，朝鲜族居民不足两万，但边检站附近，几乎看不见任何汉语的标识，所有店铺的招牌都由韩文书写。电话铃响之后，这位自称汉族的小伙子操着一口流利的朝鲜语，与人洽谈起生意的情况，并不时在笔记本上作一些记录。
不远处就是铁路公路两用的中朝友谊大桥，“友谊大桥上汽车道只能容一部汽车过，所以一般是单向行驶，他们那边过车的时候，我们这儿过去的车就得等着。” 铁路桥的使用并不频繁，除了北京至平壤，莫斯科至平壤两班固定的国际列车，往来的货运列车不定期，“这几天通过的少多了，但还是有。”
丹东外经贸局提供的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与朝鲜的贸易总额为7亿3986万美元（朝鲜的对外贸易总额为20亿美元），其中出口为5亿7313万美元，这两个数字中有分别47.5％和54.7％是经由丹东口岸完成的。而根据中国政府最新披露的海关统计信息，从今年9月开始，中国就已经停止了向朝鲜提供石油。这些石油，大部分通过丹东的铁路向朝鲜运输。
“朝鲜人？丹东市内的朝鲜人很多，常驻的主要是过来开餐馆的，你看见门口的迎宾小姐们穿的是朝鲜民族服饰，那十有八九就是朝鲜人开的饭馆了——都是他们国营的，过来赚外汇。”小伙子继续介绍，除此之外，他并不知道什么是“逃北者”——这一术语是韩国媒体的发明，对于他来说还相当陌生。但说起“那边逃过来的人”，小伙子连连摇头，“这事儿不能随便说的，最近风声比较紧，这个干系我可担不起，你们又是境外媒体，我在深圳的时候还看过你们凤凰台的电视呢。”
尽管一江之隔的朝鲜最近刚刚进行了核试验，但从街面上似乎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对于丹东人来说，核试验离他们的生活相当遥远，除了丹东经济的支柱“边贸”受到影响之外，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像平时一样继续。
延吉：搞核武器那不是撑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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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丹东向北车行700多公里，吉林省的延边自治州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延边自治州的首府延吉看似和丹东一样宁静，由于今年来不断有韩国人来这里投资，而许多延边人在“劳务输出”韩国以后又回到延吉生活，这里更像是韩国的城市，到处是韩文标识、有韩国报纸售卖，当地人介绍，不少居民看韩国电视。
但朝鲜核试后，头顶上不时低空掠过的军机留下特有的噪音为这个城市加注了某种紧张气氛。——延吉的机场军民两用，在市区就能看见军用飞机打开起降轮低空飞行。据一位与当地驻军有密切联系的人士透露，核试后，中国边防军军官停止一切休假，军用飞机的起降也更为频繁。
“你问朝鲜搞核武器？什么玩意啊？他们能不能先管管自己老百姓的死活？人饿得全他妈跑中国来了。”几乎所有被探访的延边地区中国居民都对朝鲜核试抱嗤之以鼻和无所谓的态度，对朝鲜核试后当地暗藏的紧张气氛都大不以为然。
这里是真正见识过朝鲜困难的地方。公开资料表明，延吉朝鲜族自治州是“逃北者”最集中的地区。许多逃北者所讲述的经历里面都表明，延吉是他们在中国藏匿的第一站。延吉当地人介绍说，在2000年前后，甚至在大街上都随处可见从朝鲜过来的人，“他们和我们的差别一眼就能看出来，都是又矮又小”。这里的人大都是朝鲜族人，不少人曾热情接济过偷渡过来的同胞。
一个多月前，当地媒体还曾报道过，深山之中发现几个衣冠蓝缕、蓬头垢面的“野人”，专在夜晚下山偷吃地里的青菜，后经当地公安搜寻，果然抓到几个“外国人”。
据说，在合龙等地与朝鲜只有几米距离的地方，在一段时间，当地很多百姓曾在睡觉前把食物放在门前，等待“那边”过来藏匿在山林中的人夜深人静之时过来拿取。
“你说老百姓都饿成那样，还搞什么核武器那不是撑着了吗？”一位从记者口中才听说朝鲜刚进行了核试验的当地人说。
并非所有人都对朝鲜人持完全的同情态度。因为朝鲜那边过来的人一开始就是讨口饭吃，但越到后来麻烦就越多，先是随着朝鲜逃难者的增多，盗窃事件越来越多，最后则是对岸的武装人员不断越境，并带来一系列的武装抢劫、杀人事件，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延边州公安边防支队的大门以外，立着一排宣传栏，其中公示了“近年来该州边境地区发生的境外军警人员越境滋事和朝方人员非法越境后在中国实施的盗窃、抢劫、杀人选出的典型案例”。
在2002年至2003年间，中朝边境的冲突纠纷达到了某种程度的高潮，或许正是基于对这一形势的考虑，吉林当地媒体此后曾高调表彰、纪念在与朝鲜武装犯罪团伙的斗争中牺牲的武警士兵。
图门：对岸是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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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门市离延吉五十公里，因图门江而得名，其规模远不如珠三角的一个乡村小镇。图门江是中朝两国在延边一带的界河，与图门市隔江相对的是朝鲜南阳市。
海外媒体报道说，朝鲜核试验后中国紧急修筑铁丝网，但图门附近并无踪迹，图门市在中方的一侧是“江滨公园”。初冬正午的阳光下，只有当地一些花甲老人在聚堆打牌下棋，几乎没有游人。
因为浅浅一江之隔，就是世界最神秘的国度，所以通过望远镜看看对岸成了一桩生意，每人次人民币十元，就可以在没有任何武装的边防武警陪同下走到大桥中心线的位置，观看朝方和在此拍照留念。
或许是游人不多之原因，带领记者走到大桥中心线那个武警显然很有耐心，记者长时间停留并拍照，他毫无厌烦和催促，一直安静地站在旁边。当记者问他关于对岸的情况时，他一律摇头。
图门江正值枯水季节，岸宽河窄。站在连接两国的图门江大桥上，记者大致估算一下，从此岸到彼岸大概有一千米左右。但是桥下的水面最窄处大概只有几十米，水位甚浅，这给越境者提供了很好的“跨越”条件。
中方“边检站”设在桥头，由一幢高楼扮成的“国门”，“国门”的顶端是瞭望平台。不见荷枪持弹戒备的哨兵，只有两个大妈打着毛衣守着摆着几件“朝鲜”纪念品的小摊，两架高倍数军用望远镜伫立在平台边缘。
“随便看、随便看。”估计总算看到有人上来，摆摊大妈亲切热情地招呼着。
通过高倍望远镜，对岸的南阳市可尽收眼底。
无高层建筑，楼房大多是四、五层，肉眼远望还显整洁，但从望远镜中看去，几乎每栋建筑都是危房，从外观看应该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产物，几乎所有楼房都墙皮剥落，破迹斑斑。其中最靠近中方一幢的一侧墙壁大块脱落后，又用浅黄色的涂料弥补。所有的“阳台”全部没有玻璃，可以看得见蒙上去的白色塑料布随阵阵寒风轻轻摇曳。
整个南阳市最整洁、最“豪华”的地方是南阳市火车站，火车站正对中方一侧站前广场的高大墙壁上，画着被朝鲜人称为“太阳”的“永远的国家主席”金日成，这里也是南阳市惟一色彩鲜亮的地方。
与安静的图门市相比，对岸的南阳市几乎就是一座“空城”。一个多小时内，除了朝鲜边检站附近有车辆出入和人走动外（几乎又都是通关的中国司机），总共看到八个人：三个人无所事事上地蹲在一处矮房前晒太阳，两六、七岁的孩子拿着树枝在垃圾堆旁玩耍，一辆牛车迟缓地在江边路上行驶，在它的身后，是一个推着独轮车的汉子。“离”我们最近的，是在江边的冲积滩上充当了望哨的简易房（类似庄稼地中的“马架子”）前，一个穿着制式服装（朝鲜人民军）的士兵在不停地进进出出，从他身姿看，似乎是午间生火煮饭寻找枯枝落叶燃烧物。
在南阳市郊外，有一辆“解放”货车冒着黑烟爬在铺满沙石的山路上。
将近三个多小时的“观望”，南阳市区内的路上只有过一辆机动车辆驶过，倒是有车从大桥上通过。粗略统计了一下，每小时往返车辆大概有八车次。照一天八个小时工作日计算，全天应该只有六十余辆车次往返。
往返车辆全部是中国牌照的货车。过去的全是重车，其中一辆车厢里散放着编织袋装起的杂物。从那边回来的货车是空车，上面粘着黑呼呼的印痕。摆摊的大妈说，那都是过去送沥青的车子。
在公路桥右侧八百米处，是连接两国的铁路桥，目前每天只有一趟火车过去，去时重车，回来空载。大妈说，自从“核实验”后，这边过去的车辆，明显减少。
“朝鲜难民拘留所”里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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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朝鲜难民拘留所”、“延边外国人拘留所”，真正挂牌的名称是“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
“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矗立在延（吉）图（门）公路接近图门市郊附近的半山坡上，是由浅色的围墙围着的一个大院，围墙带电网，约能容纳七、八百人甚至更多。
据当地人介绍，收容审查所由公安部下拨专款修建，它归吉林省边防总队代管，真正的领导是北京方面直接指挥。吉林省各地抓来的 “逃北者”全部安排在再此处，经逐一甄别后再统一移交对方。
“朝鲜人惨啊，抓回去了用铁丝穿锁骨，绑成一串。”几乎每个延边地区的人都听说过朝鲜人的悲惨故事，见过逃过来的朝鲜人。一位当地边防武警领导向本刊证实了所谓“逃北者在边境被交还朝方后，一律被铁链穿锁骨带回”的传闻，并表示，2004年，中方曾就此行为与朝方进行过交涉，此后，朝鲜方面停止了这种“ 不恰当的处理方式”——至少没有当着中方人员的面进行过这类“处理”。
据他介绍，大规模收容遣返多少与2002年前后韩国不少民间组织在北京策划朝鲜人闯馆造成巨大国际影响有关。
对网上的传言，他说：“我们也很为难，根据我国的法律，这些人确实是‘非法偷渡’，应当被遣返。而且这几年跑过来的人越来越多，社会治安上也存在很大压力，同情也好，怜悯也罢，我们边防的责任，说白了就是保境安民。”
所有的逃北者都害怕身份暴露，被“遣返”，甚至“被北朝鲜特工绑架”。现有的图像资料和逃北者的证词表明，在朝鲜所设立的集中营，劳改营，管理所等各种迫害机构中，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除了每天的高强度劳动，家常便饭一般的严酷体罚，“罪犯”们还要参加紧张的政治学习，以“洗心革面”，“长官”鼓励犯人们互相举报“错误言行”，精神上的折磨可能比肉体还要严厉。由于朝鲜长期粮食供应不足，在黑市上贩卖粮食有暴力可图，本应每人每天750克由豆类和玉米组成的口粮，往往被管理人员克扣掉玉米，仅留下350克左右的豆类。
记者问当地一位曾参与向朝方移交遣返人员的人：“朝鲜对那些遣送的难民是否还有惩罚？”他回答说：“只要把人交给对方，根本都不回头看一眼，一眼都不看，起身就走……”
当地人证实，经过2005年底和2006年初进行的大规模收容和遣返，最近很少听说有逃难到中国的朝鲜人被抓捕收容的行动。
或许因为大规模遣返已经过去，“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外，看不到有接送被遣返人员的车辆进出，“收容所”的里面也非常安静，当地人说，可能现在里面已没有“待遣返人员”。
在没有熟知内情的人带领的情况下，外人很难在图们，延吉，丹东的市内发现“逃北者”的痕迹，与其他的边境小城一样宁静而祥和。但就是在这些城市所辖的县，近郊，甚至市区，记者还是找到了许多逃北者。在某个逃北者集中的农村访问时，陪同的当地公安甚至承认，在这一地区，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许多逃北者—— 在“风声不紧”的日子里，他们甚至毫不隐匿自己的行踪，几乎已经在中国境内定居下来了。而那些“暂住”于城市的逃北者，则更难访问到，因为他们的目的地，是韩国。
详见凤凰周刊2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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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非法越境者”这个问题上，其实可操作的余地非常大。如果正确利用和引导境外媒体和NGO及其他国际人权组织，那么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保障和维护边境繁荣稳定都是大有好处的。 但是，一味的遮掩和隐瞒问题反而会另外界误解中国政府。因此，此问题的症结在于中朝之间的特殊关系问题。此一问题牵涉太多的神经。
我觉得此系列的文章，给外界一个很直观的对于朝鲜非法越境者问题的认识，但是，其中引用了太多的“据说”、“当地人”等非直接且有力的论据，给人一种不太严谨、真实的感觉。希望凤凰周刊的记者们能够多和地方官员交流，获得一些真正切实可靠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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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之子金正日万岁
文/特约撰稿员 刘小童（发自延边）
记者 胡贲（发自丹东）
每当朝鲜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出现重大新闻，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记者们，能去的现场只有一个，就是中朝边境，也许只有在这里，才能触摸到这个与中国山水相依的邻邦的脉搏。
丹东：最近风声比较紧
现在丹东市内最高的建筑还是位于锦江山西麓的抗美援朝纪念碑，纪念碑之下，结构如碉堡一般的抗美援朝纪念馆俯瞰着脚下绵延展开的丹东市以及鸭绿江对岸的朝鲜城市新义州。2006年11月13日，从山顶鸟瞰，丹东市内一片宁静。比起丹东，新义州看上去灰朦朦的一片——在地平线以内就能看清楚新义州的轮廓，甚至新义州往南，一片看似农田的旷野。
“你们是来采访朝鲜核试验那个事儿的吧？”在中朝友谊大桥下的货物边检站前，“中介”公司的小伙子眼神暧昧地对我们说，“前两天就来过几个老外，也是在门口探头探脑的，没敢进来。” 这家“中介”公司是边检站附近数十个做“边贸”生意的公司中的一个，他们服务的对象，就是从鸭绿江对岸过来的朝鲜“客商”，这些“客商”或者是负有“组织上”的任务前来采购的朝鲜官员，或者是居住在朝鲜境内的华侨——这与中国其它边境地带所常见的往来贸易的情景并不相同。在记者停留的一个多小时中，整条“ 边贸街”上并没有看见一个行迹象“客商”的人。
“什么都卖啊，基本上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再组织货源。”公司唯一的接待人员看上去很热心。这个临街不到10平方米的店面，仅仅摆放了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卖的最多的是服装和小家电，收录机之类的，还有汽车轮胎。”
丹东市70万人口，朝鲜族居民不足两万，但边检站附近，几乎看不见任何汉语的标识，所有店铺的招牌都由韩文书写。电话铃响之后，这位自称汉族的小伙子操着一口流利的朝鲜语，与人洽谈起生意的情况，并不时在笔记本上作一些记录。
不远处就是铁路公路两用的中朝友谊大桥，“友谊大桥上汽车道只能容一部汽车过，所以一般是单向行驶，他们那边过车的时候，我们这儿过去的车就得等着。” 铁路桥的使用并不频繁，除了北京至平壤，莫斯科至平壤两班固定的国际列车，往来的货运列车不定期，“这几天通过的少多了，但还是有。”
丹东外经贸局提供的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与朝鲜的贸易总额为7亿3986万美元（朝鲜的对外贸易总额为20亿美元），其中出口为5亿7313万美元，这两个数字中有分别47.5％和54.7％是经由丹东口岸完成的。而根据中国政府最新披露的海关统计信息，从今年9月开始，中国就已经停止了向朝鲜提供石油。这些石油，大部分通过丹东的铁路向朝鲜运输。
“朝鲜人？丹东市内的朝鲜人很多，常驻的主要是过来开餐馆的，你看见门口的迎宾小姐们穿的是朝鲜民族服饰，那十有八九就是朝鲜人开的饭馆了——都是他们国营的，过来赚外汇。”小伙子继续介绍，除此之外，他并不知道什么是“逃北者”——这一术语是韩国媒体的发明，对于他来说还相当陌生。但说起“那边逃过来的人”，小伙子连连摇头，“这事儿不能随便说的，最近风声比较紧，这个干系我可担不起，你们又是境外媒体，我在深圳的时候还看过你们凤凰台的电视呢。”
尽管一江之隔的朝鲜最近刚刚进行了核试验，但从街面上似乎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对于丹东人来说，核试验离他们的生活相当遥远，除了丹东经济的支柱“边贸”受到影响之外，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像平时一样继续。
延吉：搞核武器那不是撑着了吗
边境.jpg
从丹东向北车行700多公里，吉林省的延边自治州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延边自治州的首府延吉看似和丹东一样宁静，由于今年来不断有韩国人来这里投资，而许多延边人在“劳务输出”韩国以后又回到延吉生活，这里更像是韩国的城市，到处是韩文标识、有韩国报纸售卖，当地人介绍，不少居民看韩国电视。
但朝鲜核试后，头顶上不时低空掠过的军机留下特有的噪音为这个城市加注了某种紧张气氛。——延吉的机场军民两用，在市区就能看见军用飞机打开起降轮低空飞行。据一位与当地驻军有密切联系的人士透露，核试后，中国边防军军官停止一切休假，军用飞机的起降也更为频繁。
“你问朝鲜搞核武器？什么玩意啊？他们能不能先管管自己老百姓的死活？人饿得全他妈跑中国来了。”几乎所有被探访的延边地区中国居民都对朝鲜核试抱嗤之以鼻和无所谓的态度，对朝鲜核试后当地暗藏的紧张气氛都大不以为然。
这里是真正见识过朝鲜困难的地方。公开资料表明，延吉朝鲜族自治州是“逃北者”最集中的地区。许多逃北者所讲述的经历里面都表明，延吉是他们在中国藏匿的第一站。延吉当地人介绍说，在2000年前后，甚至在大街上都随处可见从朝鲜过来的人，“他们和我们的差别一眼就能看出来，都是又矮又小”。这里的人大都是朝鲜族人，不少人曾热情接济过偷渡过来的同胞。
一个多月前，当地媒体还曾报道过，深山之中发现几个衣冠蓝缕、蓬头垢面的“野人”，专在夜晚下山偷吃地里的青菜，后经当地公安搜寻，果然抓到几个“外国人”。
据说，在合龙等地与朝鲜只有几米距离的地方，在一段时间，当地很多百姓曾在睡觉前把食物放在门前，等待“那边”过来藏匿在山林中的人夜深人静之时过来拿取。
“你说老百姓都饿成那样，还搞什么核武器那不是撑着了吗？”一位从记者口中才听说朝鲜刚进行了核试验的当地人说。
并非所有人都对朝鲜人持完全的同情态度。因为朝鲜那边过来的人一开始就是讨口饭吃，但越到后来麻烦就越多，先是随着朝鲜逃难者的增多，盗窃事件越来越多，最后则是对岸的武装人员不断越境，并带来一系列的武装抢劫、杀人事件，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延边州公安边防支队的大门以外，立着一排宣传栏，其中公示了“近年来该州边境地区发生的境外军警人员越境滋事和朝方人员非法越境后在中国实施的盗窃、抢劫、杀人选出的典型案例”。
在2002年至2003年间，中朝边境的冲突纠纷达到了某种程度的高潮，或许正是基于对这一形势的考虑，吉林当地媒体此后曾高调表彰、纪念在与朝鲜武装犯罪团伙的斗争中牺牲的武警士兵。
图门：对岸是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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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门市离延吉五十公里，因图门江而得名，其规模远不如珠三角的一个乡村小镇。图门江是中朝两国在延边一带的界河，与图门市隔江相对的是朝鲜南阳市。
海外媒体报道说，朝鲜核试验后中国紧急修筑铁丝网，但图门附近并无踪迹，图门市在中方的一侧是“江滨公园”。初冬正午的阳光下，只有当地一些花甲老人在聚堆打牌下棋，几乎没有游人。
因为浅浅一江之隔，就是世界最神秘的国度，所以通过望远镜看看对岸成了一桩生意，每人次人民币十元，就可以在没有任何武装的边防武警陪同下走到大桥中心线的位置，观看朝方和在此拍照留念。
或许是游人不多之原因，带领记者走到大桥中心线那个武警显然很有耐心，记者长时间停留并拍照，他毫无厌烦和催促，一直安静地站在旁边。当记者问他关于对岸的情况时，他一律摇头。
图门江正值枯水季节，岸宽河窄。站在连接两国的图门江大桥上，记者大致估算一下，从此岸到彼岸大概有一千米左右。但是桥下的水面最窄处大概只有几十米，水位甚浅，这给越境者提供了很好的“跨越”条件。
中方“边检站”设在桥头，由一幢高楼扮成的“国门”，“国门”的顶端是瞭望平台。不见荷枪持弹戒备的哨兵，只有两个大妈打着毛衣守着摆着几件“朝鲜”纪念品的小摊，两架高倍数军用望远镜伫立在平台边缘。
“随便看、随便看。”估计总算看到有人上来，摆摊大妈亲切热情地招呼着。
通过高倍望远镜，对岸的南阳市可尽收眼底。
无高层建筑，楼房大多是四、五层，肉眼远望还显整洁，但从望远镜中看去，几乎每栋建筑都是危房，从外观看应该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产物，几乎所有楼房都墙皮剥落，破迹斑斑。其中最靠近中方一幢的一侧墙壁大块脱落后，又用浅黄色的涂料弥补。所有的“阳台”全部没有玻璃，可以看得见蒙上去的白色塑料布随阵阵寒风轻轻摇曳。
整个南阳市最整洁、最“豪华”的地方是南阳市火车站，火车站正对中方一侧站前广场的高大墙壁上，画着被朝鲜人称为“太阳”的“永远的国家主席”金日成，这里也是南阳市惟一色彩鲜亮的地方。
与安静的图门市相比，对岸的南阳市几乎就是一座“空城”。一个多小时内，除了朝鲜边检站附近有车辆出入和人走动外（几乎又都是通关的中国司机），总共看到八个人：三个人无所事事上地蹲在一处矮房前晒太阳，两六、七岁的孩子拿着树枝在垃圾堆旁玩耍，一辆牛车迟缓地在江边路上行驶，在它的身后，是一个推着独轮车的汉子。“离”我们最近的，是在江边的冲积滩上充当了望哨的简易房（类似庄稼地中的“马架子”）前，一个穿着制式服装（朝鲜人民军）的士兵在不停地进进出出，从他身姿看，似乎是午间生火煮饭寻找枯枝落叶燃烧物。
在南阳市郊外，有一辆“解放”货车冒着黑烟爬在铺满沙石的山路上。
将近三个多小时的“观望”，南阳市区内的路上只有过一辆机动车辆驶过，倒是有车从大桥上通过。粗略统计了一下，每小时往返车辆大概有八车次。照一天八个小时工作日计算，全天应该只有六十余辆车次往返。
往返车辆全部是中国牌照的货车。过去的全是重车，其中一辆车厢里散放着编织袋装起的杂物。从那边回来的货车是空车，上面粘着黑呼呼的印痕。摆摊的大妈说，那都是过去送沥青的车子。
在公路桥右侧八百米处，是连接两国的铁路桥，目前每天只有一趟火车过去，去时重车，回来空载。大妈说，自从“核实验”后，这边过去的车辆，明显减少。
“朝鲜难民拘留所”里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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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朝鲜难民拘留所”、“延边外国人拘留所”，真正挂牌的名称是“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
“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矗立在延（吉）图（门）公路接近图门市郊附近的半山坡上，是由浅色的围墙围着的一个大院，围墙带电网，约能容纳七、八百人甚至更多。
据当地人介绍，收容审查所由公安部下拨专款修建，它归吉林省边防总队代管，真正的领导是北京方面直接指挥。吉林省各地抓来的 “逃北者”全部安排在再此处，经逐一甄别后再统一移交对方。
“朝鲜人惨啊，抓回去了用铁丝穿锁骨，绑成一串。”几乎每个延边地区的人都听说过朝鲜人的悲惨故事，见过逃过来的朝鲜人。一位当地边防武警领导向本刊证实了所谓“逃北者在边境被交还朝方后，一律被铁链穿锁骨带回”的传闻，并表示，2004年，中方曾就此行为与朝方进行过交涉，此后，朝鲜方面停止了这种“ 不恰当的处理方式”——至少没有当着中方人员的面进行过这类“处理”。
据他介绍，大规模收容遣返多少与2002年前后韩国不少民间组织在北京策划朝鲜人闯馆造成巨大国际影响有关。
对网上的传言，他说：“我们也很为难，根据我国的法律，这些人确实是‘非法偷渡’，应当被遣返。而且这几年跑过来的人越来越多，社会治安上也存在很大压力，同情也好，怜悯也罢，我们边防的责任，说白了就是保境安民。”
所有的逃北者都害怕身份暴露，被“遣返”，甚至“被北朝鲜特工绑架”。现有的图像资料和逃北者的证词表明，在朝鲜所设立的集中营，劳改营，管理所等各种迫害机构中，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除了每天的高强度劳动，家常便饭一般的严酷体罚，“罪犯”们还要参加紧张的政治学习，以“洗心革面”，“长官”鼓励犯人们互相举报“错误言行”，精神上的折磨可能比肉体还要严厉。由于朝鲜长期粮食供应不足，在黑市上贩卖粮食有暴力可图，本应每人每天750克由豆类和玉米组成的口粮，往往被管理人员克扣掉玉米，仅留下350克左右的豆类。
记者问当地一位曾参与向朝方移交遣返人员的人：“朝鲜对那些遣送的难民是否还有惩罚？”他回答说：“只要把人交给对方，根本都不回头看一眼，一眼都不看，起身就走……”
当地人证实，经过2005年底和2006年初进行的大规模收容和遣返，最近很少听说有逃难到中国的朝鲜人被抓捕收容的行动。
或许因为大规模遣返已经过去，“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外，看不到有接送被遣返人员的车辆进出，“收容所”的里面也非常安静，当地人说，可能现在里面已没有“待遣返人员”。
在没有熟知内情的人带领的情况下，外人很难在图们，延吉，丹东的市内发现“逃北者”的痕迹，与其他的边境小城一样宁静而祥和。但就是在这些城市所辖的县，近郊，甚至市区，记者还是找到了许多逃北者。在某个逃北者集中的农村访问时，陪同的当地公安甚至承认，在这一地区，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许多逃北者—— 在“风声不紧”的日子里，他们甚至毫不隐匿自己的行踪，几乎已经在中国境内定居下来了。而那些“暂住”于城市的逃北者，则更难访问到，因为他们的目的地，是韩国。
详见凤凰周刊2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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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非法越境者”这个问题上，其实可操作的余地非常大。如果正确利用和引导境外媒体和NGO及其他国际人权组织，那么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保障和维护边境繁荣稳定都是大有好处的。 但是，一味的遮掩和隐瞒问题反而会另外界误解中国政府。因此，此问题的症结在于中朝之间的特殊关系问题。此一问题牵涉太多的神经。
我觉得此系列的文章，给外界一个很直观的对于朝鲜非法越境者问题的认识，但是，其中引用了太多的“据说”、“当地人”等非直接且有力的论据，给人一种不太严谨、真实的感觉。希望凤凰周刊的记者们能够多和地方官员交流，获得一些真正切实可靠的资料。
逃出朝鲜之二
“逃北”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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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边防通行证
文／记者 胡贲
朝鲜当局第一次就“逃北者”问题的公开表态始于2004年7月29日，朝鲜就滞留越南的 468名“逃北者”最终被允许前往韩国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既是南朝鲜当局有组织、有计划的引诱绑架行为，又是光天化日下的恐怖犯罪。”
当时，朝鲜的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也警告说：“决不会对南朝鲜当局的反民族性劫持恐怖犯罪行为袖手旁观，将算清这笔帐。该事态引发的后果应由南朝鲜当局承担，而且给予协助的其他势力也将付出昂贵的代价。”
至少30万朝鲜人滞留中国
实际上，当时的“逃北”问题已经严重到不得不引起中朝两国政府重视的地步。 2004年6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朝军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人民武装力量部边防合作协议》，此次协议的签署，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李玉中将为团长的边防代表团“应邀”前往平壤签署的。“为统一全国陆地边界管理模式，理顺边防管理体制，中国政府于2003年9月上旬起将中朝边界防卫任务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上述协议的签署对于继续维护中朝边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巩固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逃北者主要以青壮年男性和年轻女性为主，但也包括大量的老人和孩子。不仅是中朝边境的居民，许多原来居住在平壤等内陆地区的朝鲜人也加入了逃北者行列。他们绝大多数仅是为了“活下去”而偷渡至中国。由于在朝韩分裂时大部分粮食产区都属南部韩国的平原地带，朝鲜的粮食供给一直依赖外国的帮助，先是前苏联，后是中国。
一位丹东的朝鲜族市民告诉记者，1992年，中国发生大规模的洪水，当年冬天中国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粮食短缺，当时通过中朝友谊大桥的货运火车明显减少，1993年春节后，关于“那边过来的人”的谣言就开始在当地鲜族人社区中流传。此后，咸镜北道成为朝鲜非法越境者的主要输出地，对应的中国一侧则是吉林省的延边地区。中朝界河图门江在某些地方非常狭窄，河面仅有20多米宽。在夏季的枯水区，“拎着裤腿就可以走过来，”而冬天江面封冻，更可以步行穿越。
中朝边界的另一部分为吉林段的长白山区，受环境所限，管理松懈；而辽宁部分的中朝边界则相对发达得多，人烟稠密，中朝双方的警卫也更加森严。
到底有多少朝鲜人逃了出来？边境公安的记录说，从80年代初至今，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都发生在朝鲜发生饥荒时。边境纪录还记载了鸭绿江上漂着的尸体——被朝鲜士兵击毙的非法越境者。《华尔街日报》自称从公安局和延边财政局获得的文件显示，从1983年至今，大约有40万北朝鲜“非法移民”进入中国，许多国际人权组织也估计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在30万至40万之间。
由自发逃难到可牟利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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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祖国统一研究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尽管从2002年开始，由于“沈阳闯馆”事件等一系列外交危机影响，中朝两国都加强了对边境的管制。但这一管制却因为朝鲜边防警察部队的腐败和无能而收效甚微。
直接的结果是——那些自发穿越边境以寻找粮食的普通越境者减少，而由韩国人、已经获得韩国公民身份的“逃北者”、中国的朝鲜族人、朝鲜国内的边防军成员，甚至地方官员所组成的“人蛇集团”开始活跃。
据韩国媒体称，前“逃北者”和韩国人负责组织从中国偷渡至韩国，中国的朝鲜族人负责安排中国境内的食宿和隐蔽，而朝鲜的边防军人和地方官员在负责从朝鲜境内向中朝边境靠拢，并最终穿越中朝边境。当然，这种说法遭到朝鲜政府与军方的批驳并表示愤慨。
除此之外，其他没能得到边防军“支持”的朝鲜难民则很难穿越国境，甚至很难向边境靠拢。据一位曾经担任国际红十字会驻平壤官员的日本医生的回忆，在平壤机场，没有任何飞行时刻表，地图出售，销售人员告诉他说，“平壤地图和时刻表属于国家机密。”而对于那些想要在北朝鲜境内移动的普通朝鲜国民，通行证是必不可少的。但90年代中期的大饥荒以后，甚至军队和警察部队的家人都开始挨饿，基层官员腐败盛行，各种国内关卡都可以通过贿赂买通，大部分以美元或人民币结算。
穿越国境的另一种方式是在边境城市办理“前往中国探亲护照”，这一护照的发放也从90年代开始变得“宽松”起来，目前的“公价”在300至500美元，而一个三口之家在朝鲜一年不过需要花费150美元左右的生活费。
对于自发穿越边境的“逃北者”来说，在早期，他们往往得到了当地中国的朝鲜族群众的支持。一位居住在中朝边境的朝鲜族商人告诉记者：“刚开始大家都愿意帮助他们，毕竟是同文同种的同胞骨肉，而且在‘文革’时期他们也帮助过我们。”随着逃北者的不断增加，单纯的帮助开始减少，而掺杂着经济利益的“帮助”开始增加。
许多穿越国境者在中国境内只是短暂停留，他们会设法与当地的人权团体或者朝鲜族教会联络以获得紧急援助。然后再次返回朝鲜，以帮助国内的家人。如果能联系上愿意提供长期帮助的团体，那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朝鲜人会多次穿越国境，他们中许多人在教会的帮助和感召下都“皈依”了基督教，并在朝鲜境内传播基督教。
据延边一位当地的鲜族地下教会的牧师向记者介绍，目前教会在朝鲜的“传教”活动以一种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每个“受洗”的“逃北者”信徒在返回朝鲜以后都会发展一名“下线”，并设法把他们带回中国，如此循环，他们教会已经发展了十几名朝鲜信徒。
韩国教会在地下一直与中国的鲜族教会保持联系，由韩国，美国教会所组织的北韩人权团体也往往通过鲜族教会的关系在中国展开活动。对于那些希望抵达韩国的人，许多人就是通过教会的网络与国际人权团体接上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前往韩国，美国等最终的目的地。
条条长路通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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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闯馆
2006年美国PBS广播公司在全国播出了一部讲述逃北者经历的纪录片《汉城列车》，立刻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人权团体纷纷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接收更多的北朝鲜难民。而实际上，影片中所描述的由人权活动家和基督教人士所组织的通过强行闯入日本，韩国等国的驻华使领馆寻求庇护的比例相当微小，大部分是通过所谓“中介”，也就是人蛇集团脱离朝鲜，进而抵达韩国的。据韩国媒体报道，2005年进入国内的1894名逃北者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有1500多人通过中介人进入韩国，而且平均每人向中介人支付450万韩元（约合3.6万人民币）。
这些钱来自于韩国政府支付给“逃北者”的定居金。在2004年以前，由于韩国政府所设立的定居金标准高达3590万韩元（约合28万人民币），走私一度异常猖獗，即使是2004年12月以后，韩国将定居金标准缩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对于生活在中朝边界的人口走私团伙来说，总数也颇为可观，“有油水可捞”。
在人权团体和人口走私集团的帮助下，逃北者有多条线路可供选择，在北京，沈阳，青岛强行闯入韩国使领馆，韩国子弟学校的作法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吸引国际媒体的注意。随着中国政府的加强戒备，主要的途径变成从中国逃往第三国，然后再前往韩国。
其中最著名的一条线路是蒙古，由于蒙古国政府在朝鲜难民上采取合作的立场，凡是抵达蒙古的逃北者都可以根据他们的意愿送往第三国。那些梦想着前往韩国的逃北者，不得不步行穿越中蒙边境之间的戈壁和草原，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过了河就安全了。”或者“看见俄文字母就安全了”。
另外一条线路是通过韩国教会的人际网络抵达云南，并从云南步行穿过中国国境抵达缅甸，越南，泰国等国，但这条线路似乎并不受人口走私集团所青睐，因为比走蒙古的成本高很多。
此外，通过青岛、烟台等韩国人社区较为发达的城市走海路抵达韩国的港口也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组织偷渡者——无论是人口走私集团还是人权保护组织都会事先通知韩国政府进行身份确认，据一位接近韩国人权组织的人士表示，这条线路中因为经常发现中国朝鲜族人冒充“逃北者”而不受韩国政府的“欢迎”。
所有线路中，最为奇特和漫长的的方式是从中国晖春附近的中，朝，俄三国交界处穿越朝俄国境，然后沿着中俄边境向西向北，最终抵达俄蒙边界，从那里再进入蒙古，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地下教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一线路的步行距离在“3000公里以上”，可能耗时数个月至数年。
但无论如何，任何一条线路的耗时都在几个月以上，在抵达中国以后，希望在中国内陆穿行的逃北者们不得不在隐蔽所里隐藏数个月至一年的时间，因为他们普遍“过分瘦小，在人群中非常扎眼。”一位逃北者向记者表示，在离开朝鲜时，他的体重不到45公斤，而在中国生活了半年以后，他的体重增加到了65公斤——基本上可以冒充中国的朝鲜族人或者韩国游客了。但对于有经验的“边防公安”区别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集体出现的时候，“他们的个子都矮很多”，一位前边防警察向记者表示。据调查，逃北者的平均身高为154厘米，比韩国人（162厘米）矮8厘米。平均体重为52公斤，比韩国轻8公斤。
遣返，不愿想象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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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2004年修订的刑法规定，任何非法逃离朝鲜国境的人都将被视为“叛国 ”，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被遣返的朝鲜难民仅被强制接受几个月的“劳动改造”，美国国会设立的“北朝鲜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称，在朝鲜境内有数十个关押此类轻政治犯的“管理所”，其中位于平壤北道中朝边境的新义州的sinuiju管理所被认为是主要关押“普通逃北者”的场所。
据信，由于长期的粮食短缺。朝鲜当局不得不从2002年开始放松了对遣送回国的“逃北者”的惩罚，那些仅仅为了不饿死而越境的朝鲜人不会被长期关押，而他们再释放后往往寻求再次“逃北”。吉林农村，已发现有被公安干警所查获的朝鲜妇女在被遣返几年以后又回到中国，看望他们和中国“丈夫”所生下的孩子。但是，朝鲜重新修订的刑法中也明确规定，任何与外国势力接触的“叛国者”将面临终身监禁或者死刑的惩罚。
多数逃北者都不愿谈论一旦被遣返将会发生什么，即使对于在朝鲜生活多年的他们来说，集中营里的生活都是难以想象的。
还有“连坐”制度，一位年轻的女性逃北者向记者表示，在她计划出逃的时候，曾经与一位女性朋友一起商量过，但该名女性朋友顾忌到自己在军队中服役的丈夫，最终放弃了出逃的计划。因为“一旦被当局发现她‘叛国’，她的丈夫将被作为‘外国间谍’而公开处决”。这位逃北妇女在中国隐藏了数个月以后被遣返回了朝鲜，发现自己的丈夫和12岁大的儿子都被投入了集中营，告密者就是她的那位女性朋友，而她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些“组织上”的奖励——几袋粗粮。
2006年10月31日，天气预报表明，新的一股强冷空气即将南下，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即将迎来漫长而严酷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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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边境地区集中营分布图
详见凤凰周刊2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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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边防通行证
文／记者 胡贲
朝鲜当局第一次就“逃北者”问题的公开表态始于2004年7月29日，朝鲜就滞留越南的 468名“逃北者”最终被允许前往韩国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既是南朝鲜当局有组织、有计划的引诱绑架行为，又是光天化日下的恐怖犯罪。”
当时，朝鲜的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也警告说：“决不会对南朝鲜当局的反民族性劫持恐怖犯罪行为袖手旁观，将算清这笔帐。该事态引发的后果应由南朝鲜当局承担，而且给予协助的其他势力也将付出昂贵的代价。”
至少30万朝鲜人滞留中国
实际上，当时的“逃北”问题已经严重到不得不引起中朝两国政府重视的地步。 2004年6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朝军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人民武装力量部边防合作协议》，此次协议的签署，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李玉中将为团长的边防代表团“应邀”前往平壤签署的。“为统一全国陆地边界管理模式，理顺边防管理体制，中国政府于2003年9月上旬起将中朝边界防卫任务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上述协议的签署对于继续维护中朝边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巩固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逃北者主要以青壮年男性和年轻女性为主，但也包括大量的老人和孩子。不仅是中朝边境的居民，许多原来居住在平壤等内陆地区的朝鲜人也加入了逃北者行列。他们绝大多数仅是为了“活下去”而偷渡至中国。由于在朝韩分裂时大部分粮食产区都属南部韩国的平原地带，朝鲜的粮食供给一直依赖外国的帮助，先是前苏联，后是中国。
一位丹东的朝鲜族市民告诉记者，1992年，中国发生大规模的洪水，当年冬天中国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粮食短缺，当时通过中朝友谊大桥的货运火车明显减少，1993年春节后，关于“那边过来的人”的谣言就开始在当地鲜族人社区中流传。此后，咸镜北道成为朝鲜非法越境者的主要输出地，对应的中国一侧则是吉林省的延边地区。中朝界河图门江在某些地方非常狭窄，河面仅有20多米宽。在夏季的枯水区，“拎着裤腿就可以走过来，”而冬天江面封冻，更可以步行穿越。
中朝边界的另一部分为吉林段的长白山区，受环境所限，管理松懈；而辽宁部分的中朝边界则相对发达得多，人烟稠密，中朝双方的警卫也更加森严。
到底有多少朝鲜人逃了出来？边境公安的记录说，从80年代初至今，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都发生在朝鲜发生饥荒时。边境纪录还记载了鸭绿江上漂着的尸体——被朝鲜士兵击毙的非法越境者。《华尔街日报》自称从公安局和延边财政局获得的文件显示，从1983年至今，大约有40万北朝鲜“非法移民”进入中国，许多国际人权组织也估计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在30万至40万之间。
由自发逃难到可牟利的生意
朝鲜人民生活现状.jpg
韩国的祖国统一研究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尽管从2002年开始，由于“沈阳闯馆”事件等一系列外交危机影响，中朝两国都加强了对边境的管制。但这一管制却因为朝鲜边防警察部队的腐败和无能而收效甚微。
直接的结果是——那些自发穿越边境以寻找粮食的普通越境者减少，而由韩国人、已经获得韩国公民身份的“逃北者”、中国的朝鲜族人、朝鲜国内的边防军成员，甚至地方官员所组成的“人蛇集团”开始活跃。
据韩国媒体称，前“逃北者”和韩国人负责组织从中国偷渡至韩国，中国的朝鲜族人负责安排中国境内的食宿和隐蔽，而朝鲜的边防军人和地方官员在负责从朝鲜境内向中朝边境靠拢，并最终穿越中朝边境。当然，这种说法遭到朝鲜政府与军方的批驳并表示愤慨。
除此之外，其他没能得到边防军“支持”的朝鲜难民则很难穿越国境，甚至很难向边境靠拢。据一位曾经担任国际红十字会驻平壤官员的日本医生的回忆，在平壤机场，没有任何飞行时刻表，地图出售，销售人员告诉他说，“平壤地图和时刻表属于国家机密。”而对于那些想要在北朝鲜境内移动的普通朝鲜国民，通行证是必不可少的。但90年代中期的大饥荒以后，甚至军队和警察部队的家人都开始挨饿，基层官员腐败盛行，各种国内关卡都可以通过贿赂买通，大部分以美元或人民币结算。
穿越国境的另一种方式是在边境城市办理“前往中国探亲护照”，这一护照的发放也从90年代开始变得“宽松”起来，目前的“公价”在300至500美元，而一个三口之家在朝鲜一年不过需要花费150美元左右的生活费。
对于自发穿越边境的“逃北者”来说，在早期，他们往往得到了当地中国的朝鲜族群众的支持。一位居住在中朝边境的朝鲜族商人告诉记者：“刚开始大家都愿意帮助他们，毕竟是同文同种的同胞骨肉，而且在‘文革’时期他们也帮助过我们。”随着逃北者的不断增加，单纯的帮助开始减少，而掺杂着经济利益的“帮助”开始增加。
许多穿越国境者在中国境内只是短暂停留，他们会设法与当地的人权团体或者朝鲜族教会联络以获得紧急援助。然后再次返回朝鲜，以帮助国内的家人。如果能联系上愿意提供长期帮助的团体，那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朝鲜人会多次穿越国境，他们中许多人在教会的帮助和感召下都“皈依”了基督教，并在朝鲜境内传播基督教。
据延边一位当地的鲜族地下教会的牧师向记者介绍，目前教会在朝鲜的“传教”活动以一种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每个“受洗”的“逃北者”信徒在返回朝鲜以后都会发展一名“下线”，并设法把他们带回中国，如此循环，他们教会已经发展了十几名朝鲜信徒。
韩国教会在地下一直与中国的鲜族教会保持联系，由韩国，美国教会所组织的北韩人权团体也往往通过鲜族教会的关系在中国展开活动。对于那些希望抵达韩国的人，许多人就是通过教会的网络与国际人权团体接上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前往韩国，美国等最终的目的地。
条条长路通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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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闯馆
2006年美国PBS广播公司在全国播出了一部讲述逃北者经历的纪录片《汉城列车》，立刻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人权团体纷纷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接收更多的北朝鲜难民。而实际上，影片中所描述的由人权活动家和基督教人士所组织的通过强行闯入日本，韩国等国的驻华使领馆寻求庇护的比例相当微小，大部分是通过所谓“中介”，也就是人蛇集团脱离朝鲜，进而抵达韩国的。据韩国媒体报道，2005年进入国内的1894名逃北者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有1500多人通过中介人进入韩国，而且平均每人向中介人支付450万韩元（约合3.6万人民币）。
这些钱来自于韩国政府支付给“逃北者”的定居金。在2004年以前，由于韩国政府所设立的定居金标准高达3590万韩元（约合28万人民币），走私一度异常猖獗，即使是2004年12月以后，韩国将定居金标准缩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对于生活在中朝边界的人口走私团伙来说，总数也颇为可观，“有油水可捞”。
在人权团体和人口走私集团的帮助下，逃北者有多条线路可供选择，在北京，沈阳，青岛强行闯入韩国使领馆，韩国子弟学校的作法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吸引国际媒体的注意。随着中国政府的加强戒备，主要的途径变成从中国逃往第三国，然后再前往韩国。
其中最著名的一条线路是蒙古，由于蒙古国政府在朝鲜难民上采取合作的立场，凡是抵达蒙古的逃北者都可以根据他们的意愿送往第三国。那些梦想着前往韩国的逃北者，不得不步行穿越中蒙边境之间的戈壁和草原，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过了河就安全了。”或者“看见俄文字母就安全了”。
另外一条线路是通过韩国教会的人际网络抵达云南，并从云南步行穿过中国国境抵达缅甸，越南，泰国等国，但这条线路似乎并不受人口走私集团所青睐，因为比走蒙古的成本高很多。
此外，通过青岛、烟台等韩国人社区较为发达的城市走海路抵达韩国的港口也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组织偷渡者——无论是人口走私集团还是人权保护组织都会事先通知韩国政府进行身份确认，据一位接近韩国人权组织的人士表示，这条线路中因为经常发现中国朝鲜族人冒充“逃北者”而不受韩国政府的“欢迎”。
所有线路中，最为奇特和漫长的的方式是从中国晖春附近的中，朝，俄三国交界处穿越朝俄国境，然后沿着中俄边境向西向北，最终抵达俄蒙边界，从那里再进入蒙古，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地下教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一线路的步行距离在“3000公里以上”，可能耗时数个月至数年。
但无论如何，任何一条线路的耗时都在几个月以上，在抵达中国以后，希望在中国内陆穿行的逃北者们不得不在隐蔽所里隐藏数个月至一年的时间，因为他们普遍“过分瘦小，在人群中非常扎眼。”一位逃北者向记者表示，在离开朝鲜时，他的体重不到45公斤，而在中国生活了半年以后，他的体重增加到了65公斤——基本上可以冒充中国的朝鲜族人或者韩国游客了。但对于有经验的“边防公安”区别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集体出现的时候，“他们的个子都矮很多”，一位前边防警察向记者表示。据调查，逃北者的平均身高为154厘米，比韩国人（162厘米）矮8厘米。平均体重为52公斤，比韩国轻8公斤。
遣返，不愿想象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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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2004年修订的刑法规定，任何非法逃离朝鲜国境的人都将被视为“叛国 ”，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被遣返的朝鲜难民仅被强制接受几个月的“劳动改造”，美国国会设立的“北朝鲜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称，在朝鲜境内有数十个关押此类轻政治犯的“管理所”，其中位于平壤北道中朝边境的新义州的sinuiju管理所被认为是主要关押“普通逃北者”的场所。
据信，由于长期的粮食短缺。朝鲜当局不得不从2002年开始放松了对遣送回国的“逃北者”的惩罚，那些仅仅为了不饿死而越境的朝鲜人不会被长期关押，而他们再释放后往往寻求再次“逃北”。吉林农村，已发现有被公安干警所查获的朝鲜妇女在被遣返几年以后又回到中国，看望他们和中国“丈夫”所生下的孩子。但是，朝鲜重新修订的刑法中也明确规定，任何与外国势力接触的“叛国者”将面临终身监禁或者死刑的惩罚。
多数逃北者都不愿谈论一旦被遣返将会发生什么，即使对于在朝鲜生活多年的他们来说，集中营里的生活都是难以想象的。
还有“连坐”制度，一位年轻的女性逃北者向记者表示，在她计划出逃的时候，曾经与一位女性朋友一起商量过，但该名女性朋友顾忌到自己在军队中服役的丈夫，最终放弃了出逃的计划。因为“一旦被当局发现她‘叛国’，她的丈夫将被作为‘外国间谍’而公开处决”。这位逃北妇女在中国隐藏了数个月以后被遣返回了朝鲜，发现自己的丈夫和12岁大的儿子都被投入了集中营，告密者就是她的那位女性朋友，而她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些“组织上”的奖励——几袋粗粮。
2006年10月31日，天气预报表明，新的一股强冷空气即将南下，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即将迎来漫长而严酷的冬天。
朝鲜边境地区集中营.jpg
朝鲜边境地区集中营分布图
详见凤凰周刊238期
逃出朝鲜之一
来自：http://huangzhangjin.blog.sohu.com/21913995.html
离开朝鲜的日子
记者 胡贲（发自丹东）
文/特约撰稿员 刘小童（发自延边）
朝鲜妇女.jpg
2006年10月24日，联合国朝鲜人权特别报告警告，由于试射导弹和地下核试招来国际禁运制裁，将使得原本已经粮食短缺的朝鲜，面临严重的饥荒。据韩国一家NGO组织称，朝鲜北方在今年7月发生的洪灾，可能导致一场与1994年相似的大饥荒。上次大饥荒，至少使朝鲜2000万人口中的十分之一丧失了生命。朝鲜大饥荒还诱发了朝鲜国民持续性越过中朝边境的浪潮，他们由短期越境觅食、打工到长期滞留，有一小部分则通过中国前往第三国。
根据1951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条的规定，难民是指“因战争或者暴力的原因，或因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见解，而有恐惧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籍国领域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对于难民，国际法确立了“不推回”原则和“国际团结合作原则”。前者要求，除非有正当理由认为难民有足以危害其所处国家的安全等其他严重情形，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其生命或自由受到威胁的领土边界；后者要求，世界各国在难民的接纳、安置、援助、保护，难民事务开支的分摊以及消除和减少难民的产生的根源方面有责任加强团结与合作。目前，中国政府并不承认非法进入我国境内的朝鲜人以难民身份。
10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按照国际法、国内法及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朝鲜非法入境者。刘建超说，中方同你提到的国际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是有分歧的，我们不认为这些人是难民，而是从朝鲜到中国来的非法入境者。中方在境内对朝鲜非法入境者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人道主义待遇。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处理这个问题的做法已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然而，根据许多独立机构的估计，非法留居中国的朝鲜人约为30-40万人，他们忍受着背井离乡、骨肉分离的痛苦，他们东躲西藏，挣扎于被遣返回国的恐惧阴影中，他们的存在是普通中国人视野中的盲点，但却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这群因饥饿而离开朝鲜的人，被韩国人称为 “逃北者”。在朝鲜核试引发联合国禁运等制裁可能使中国面临更严重的朝鲜难民问题之际，本刊特派记者分赴中朝边境的延边、丹东地区探访这一特殊群体。
要活命就到中国去
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jpg
金美熙老太太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已经76岁了，她住在距中朝边境不到10公里的一个由鲜族教会所创办的老人院中，每天的生活从早上起床的锻炼开始，然后在后院的菜地里劳动，还要帮助照顾老人院中其他生活不便的老人。“我现在感到很满足”。陪同的翻译介绍，除了口音之外，很难认出她是一名“逃北者”，她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0年。
金美熙的形象非常接近中国抗美援朝电影中的朝鲜“阿妈妮”，热情，坚强，勤劳，她年轻时曾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丈夫去世很早，膝下仅有一个儿子，1995年，他儿子已经成家，并给她生了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孙子 13岁，念初一，正处在24小时都感到饥饿的年龄；孙女8岁，金美熙65岁。这一年，是朝鲜“苦难的行军”第一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朝鲜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从1990年到1998年，朝鲜经济持续衰退，粮食严重不足、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瘫痪，能源和工业原料十分紧缺。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情况越来越糟糕，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外部世界对朝鲜的封锁，在加上金正日主政后于1995年发动全国范围内的“苦难的行军”运动，号召人民加班加点，超额劳动以“战胜”经济困难，但粮食配给却越来越少。1994年，朝美局势因为核问题而到了战争边缘，朝鲜根本无法得到外部援助。在韩国媒体的描述中，第一轮“脱北”的热潮正是从此时开始的。
和其他人一样，金美熙家的情况也不好，“我当时就想不要给家里再添负担，”金美熙说。1995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金美熙离家出走。“本来想熬过这一段就回去的，谁知道这一去就是永别。”
金美熙的目标是中朝边境，当时，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一天吃三顿大米饭”的谣言已经在朝鲜流传开来。从山上挖人参交到中朝边境的掮客手里，然后再换回一些粮食和日用品在朝鲜的黑市上贩卖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
但这个生意也不好做了，原因很简单，即使在黑市上也很难再换到粮食。金美熙最后一次从内地抵达边境的时候经过一个拥有一小片农田的边防军营，她在那里留了下来，开始帮助边防军种粮食，“只要能吃上饭，干什么都行。”
1996年底，图们江刚刚上冻，金美熙遇见了四个准备穿越国境前往中国的“逃北者”，在她的央求之下，四个人带上了她，几天以后，她赤脚淌过了流淌着冰渣子的图们江。
金美熙的经历或许是2000年以前第一代“逃北者”的典型，当时，中朝两国的边境管理并不严格，而据“国际难民组织”的分析说，当时中朝两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非法的边境穿越，因为当时的朝鲜人在穿越边境后更多会选择寻求一些帮助，然后携带食品回到朝鲜以养活自己的家人。朝鲜政府觉得这种临时的越境有助于缓解朝鲜的粮食紧张情况。居住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人也愿意帮助他们，一方面是因为同文同种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据一位边境农村的老人介绍，“三年自然灾害直到后来的文革，他们也帮助过我们。”
但后来的越境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从2000年开始，中朝边境地区的朝鲜难民吸引了大量人权组织，新闻记者，乃至联合国调查机构的关注，延边发生的“情况”，“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安全了”。中朝两国政府开始加强边境巡逻和监管，中国更开始突击审查延边农村的“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边境另一侧的朝鲜则加强边境巡逻，但这却没能减少“非法越境者”的数量，仅仅为边防军提供了新的索贿途径。2002年至今，大概花费200至300元人民币就能让朝鲜边防军对“偷越国境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朝鲜人来说，这或许是好几个月的生活费。
李济博，36岁，她的一条腿已经残废，总是带着拐杖，她居住在离边境不远的一个小乡村中，1998年，她离开朝鲜的丈夫和孩子，第一次穿越了边境。在中国境内，一个人口走私贩给了她一些食物和衣服，然后把她卖给了一个山区农村40出头的老单身汉作“妻子”。李济博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地里干活，她的“男人”则在家里休息。农活很累，但“至少能吃上饭”，除了每时每刻都在担忧会被中国警察搜查到并遣送回国之外，她对自己的生活还较为满意，因为担心邻居们举报，她对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格外礼貌。2002年的一天，噩梦还是变成了现实。当地公安部门来到她居住的村庄，很快就认出她是“非法移民”，她被带走，两个月后，她被交还给朝鲜边防军，那时，她已怀孕。
她不愿意回忆在朝鲜“管理所”里的生活，但她承认是在管理所里流产的。一年以后，她被释放，几个月以后，她又出现在自己中国丈夫的门前。
这一次越境更加困难，当时已是深冬，长白山上积雪没膝。李济博渡河时为躲避朝鲜边防军搜查，她扭伤了腿，在穿越长白山寻找庇护的过程中，她遗失了自己的鞋子，当她抵达第一个有人的房子时，她右腿的几个脚趾被彻底冻坏了。
１万５千元的一次通话
金美熙在中国生活了3年以后，她皈依了基督教，鲜族的基督教和汉族的基督教传统并不一样，她们依然继承者100多年前北欧传教士抵达朝鲜半岛时所带来的福音派传统，这一点和韩国的教会一致，这也就决定了鲜族教会，尤其是地下鲜族教会与韩国教会暗地里有着紧密的联系。
当地教会的牧师找来了几个韩国人，问她是否愿意去韩国，金美熙摇摇头，掏出了自己在中国辛勤劳动三年所攒下的一千多元钱，说：“我想见见我的儿子。”
但一千多元远远不够，教会最终为她募捐到了一万五千元人民币的“经费”，她被带到了丹东，“中间人”向她保证，将把她的儿子从朝鲜内陆带到新义州，并以 “探亲”的身份到丹东和她团聚一个月。她扳着指头计算，“在新义州，一份可以前往中国探亲的护照大概要花3000元，剩下12000元，应该够在朝鲜国内买通哨卡的士兵了。”——朝鲜国民在自己的国家并不能自由流动，州与州之间，道与道之间都有哨卡盘查来往行人。
10几天以后，中间人带着一个手机来找她，告诉她说，“给你儿子打电话吧。”在新义州，中国的手机即使在朝鲜一侧也有信号，中间人通过某种方式将手机偷运进了朝鲜，并交到了被带到边境附近的儿子手中。金美熙拿起电话就开始呼喊自己儿子的名字，而那头则不停的呼喊着“妈妈！妈妈！”，喊了几声名字以后，金美熙昏死了过去。
第二次通话，金美熙依然非常激动，还是只会喊儿子的名字，她每喊一声，电话里她的儿子就回喊一声妈妈。他们喊了1个多小时，直到手机没电，当时在场的牧师在回忆这一场景时，金美熙低着头，偷偷地抹着眼泪。而她刚才在讲述自己在朝鲜和中国所经受的苦难时，依然是微笑着的。
第三次拨通电话，金美熙终于能镇定下来，询问一些家中的情况，她儿子告诉她，家人和“组织”都以为她已经死了，所以并没有受到迫害，她的孙子已经长大成人，正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役，而孙女则在国营农场上班。“他告诉我，他不能过来，因为村里面都知道他这次出来，但并不知道他是来见我，一旦人们起了怀疑，在军队中的孙子会被公开枪毙，而孙女也会失去自己的工作……”
几天以后，她的儿子离开了新义州，母子分别10年，还是未能见面。
逃到中国后破碎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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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团聚，这是韩国政府在谈及逃北者问题时经常使用的词汇，在韩国政府看来，北方的朝鲜国民都是广义上的“朝鲜战争失散家属”，在“家庭团聚”政策的支持下，韩国政府一度给已抵达韩国的逃北者支付大量现金，通过中间人将逃北者遗留在朝鲜的家属“解救”出来。
但仍然有许多朝鲜家庭在中国的土地上破碎。
“我丈夫和我之所以决定到中国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我的父母是‘政治犯’，而他的父亲已经逃北了，他的母亲则是在国外受的教育。我们俩都不能入党，这在朝鲜就是最低等的阶层。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过上这样的生活。”
朴顺英，45岁，3个孩子的母亲，她在谈论自己的过去时，总是紧张地看着自己的手，并下意识地不时回头张望。
他们在朝鲜的生活很困难，即使在朝鲜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的2000年，当时朝鲜政府宣布“苦难的行军”已经结束，朝鲜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二十一世纪”，这一年，他们还是选择了逃离朝鲜。
她和她的丈夫，孩子较为顺利地抵达了中国，当时她最小的一个孩子才六个月大，在教会的帮助下，她和丈夫都找到了一份工作，并皈依了基督教，但还是不能养活自己的三个孩子。教会的一个“姊妹”给她介绍了一个中国的朝鲜族家庭，她平静地说：“他们说愿意给我点钱，但我不能接受，就算是饿死我也不能卖自己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像摩西一样长大。”
此后，为了躲避公安的搜查，她一家人颠沛流离，他们干过矿工的活，干过农活，甚至在沈阳的饭店里干过洗碗工，中国的朝鲜族人不时会给他们一些帮助。
2003年的一天，她的20岁的大女儿被当地公安查到了。遣返后女儿被发现偷偷藏有十字架，而在朝鲜，信仰宗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罪行，她的大女儿被判了 1年半的劳动改造。她说：“女儿被放出来以后，我曾经打听过要花多少钱才能把女儿再带过来，但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笔生意”，“偷运政治犯太危险了。”
2002年，她的丈夫也被遣返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有谣言说她的丈夫死在了朝鲜的集中营里，她被介绍给了教会的一个朝鲜族男子，不久以后，她们结婚了。
朴顺英说，我每天都为自己的家人祈祷，无论他们在哪里，我希望他们能活下来。他的儿子现在靠替教会抄写圣经为生——牧师说，教会并不需要抄写的圣经，只是希望他能从中获得一点教益。
金美熙再也没有与自己的家人联络过，她后来设法给家里寄了一点钱。她说，她已经76岁了，在进棺材以前，最后的愿望就是见一见自己的孙子和儿子。
李济博依然惦记自己留在朝鲜的孩子，偶尔会通过一些“中间人”给“那边”送一点钱过去。坚持生活在中国一侧的朝鲜人大都像李济博一样，他们默默承受报酬低廉的重体力劳动的生活。只要能留在中国，他们总有办法帮助自己在朝鲜的亲人。
李济博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警察会突然光临她所居住的小山村，但她说，这种事发生过一次，就会发生第二次。
努力溶入中国社会的朝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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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岁的金顺花生活在离延吉七十多里一个偏僻的自然村。记者看到她时，第一眼就可以判定，人群中那个先天营养不良身高不足一米五、表情木呐、满面沧桑的人就是要找的金顺花。
从走进大院那一刻起，金顺花就用异常警觉和惊恐的眼睛注视着记者，她死死抱住怀中只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如果不是记者有当地人陪同，见到陌生人进院子的金顺花会抱着孩子立即跑掉。她知道如果有人举报就会被抓住遣返回国。
金顺花三年前越境被人介绍到这里嫁给村里最老实的一位光棍，她和丈夫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家，看上去破得快要垮了房子还是借小叔子的。现在金顺花能说简单的汉语，她说她的故乡在京里（音），父母、哥哥和姐妹都已死去。
与金顺花同一年越境过来的崔贞玉生活在三十里外的另一个山村，崔贞玉今年六十三岁，三年前独自越过冰冻的江面，几经辗转被人说合与村里一位陈姓老汉“搭伙”（当地语“同居”），半年前陈姓老汉病故，崔贞玉再次陷入窘境。乡里人同情崔贞玉，他们介绍邻村有一位刚失去老伴的杨姓老汉，于是崔贞玉又背着一个小包袱步行十五里山路来到杨老汉家。
杨老汉七十二岁了，几乎是村里最穷的人，穿着一身灰蓝色的旧衣服坐在家门前，和周围的人异口同声地对记者说，崔贞玉到地里干活去了，晚上才能回来。
“这周围每个村都有好多朝鲜人。”当地人介绍说，朝鲜人普遍勤劳能吃苦，一点微薄的待遇就可以满足。女性尤其比男性更容易在这里生存落脚，因为她们的到来，使这些村子里原本娶不到媳妇的困难户都有了妻子。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附近的公安曾对非法居留的朝鲜人进行过大规模清理行动。金顺花和崔贞玉在村里人的掩护下都巧妙地逃脱了。
“他们（派出所）都是半夜突然来的，进了家门口才知道”当地人回忆起搜捕行动时仍心有余悸：
“来抓的时候那个惨啊，她们死活不肯走，下跪磕头作揖什么都有，身边抱住什么就不松手，把大树皮都抠破了。
“公安也说，是奉命执行任务。但那个时候，谁还能听进去那些。哭叫声响成一片。后来没办法了，也就只好走。”
村民介绍，那些被遣返回去的朝鲜人留在这边的子女，乡村政府都作出妥善安排。延边州规定，孩子的户口可以随父亲。所以，没有一个孩子因为母亲被遣返而失学。
据金顺花所在村那所小学校李老师介绍，仅她在的那所学校，就有四个母亲下落不明的孩子在读书。“她们的骨血在中国，只要被抓回去不是死了，肯定会回来的。”
（注：文中朝鲜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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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朝鲜的日子
记者 胡贲（发自丹东）
文/特约撰稿员 刘小童（发自延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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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24日，联合国朝鲜人权特别报告警告，由于试射导弹和地下核试招来国际禁运制裁，将使得原本已经粮食短缺的朝鲜，面临严重的饥荒。据韩国一家NGO组织称，朝鲜北方在今年7月发生的洪灾，可能导致一场与1994年相似的大饥荒。上次大饥荒，至少使朝鲜2000万人口中的十分之一丧失了生命。朝鲜大饥荒还诱发了朝鲜国民持续性越过中朝边境的浪潮，他们由短期越境觅食、打工到长期滞留，有一小部分则通过中国前往第三国。
根据1951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条的规定，难民是指“因战争或者暴力的原因，或因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见解，而有恐惧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籍国领域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对于难民，国际法确立了“不推回”原则和“国际团结合作原则”。前者要求，除非有正当理由认为难民有足以危害其所处国家的安全等其他严重情形，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其生命或自由受到威胁的领土边界；后者要求，世界各国在难民的接纳、安置、援助、保护，难民事务开支的分摊以及消除和减少难民的产生的根源方面有责任加强团结与合作。目前，中国政府并不承认非法进入我国境内的朝鲜人以难民身份。
10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按照国际法、国内法及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朝鲜非法入境者。刘建超说，中方同你提到的国际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是有分歧的，我们不认为这些人是难民，而是从朝鲜到中国来的非法入境者。中方在境内对朝鲜非法入境者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人道主义待遇。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处理这个问题的做法已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然而，根据许多独立机构的估计，非法留居中国的朝鲜人约为30-40万人，他们忍受着背井离乡、骨肉分离的痛苦，他们东躲西藏，挣扎于被遣返回国的恐惧阴影中，他们的存在是普通中国人视野中的盲点，但却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这群因饥饿而离开朝鲜的人，被韩国人称为 “逃北者”。在朝鲜核试引发联合国禁运等制裁可能使中国面临更严重的朝鲜难民问题之际，本刊特派记者分赴中朝边境的延边、丹东地区探访这一特殊群体。
要活命就到中国去
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jpg
金美熙老太太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已经76岁了，她住在距中朝边境不到10公里的一个由鲜族教会所创办的老人院中，每天的生活从早上起床的锻炼开始，然后在后院的菜地里劳动，还要帮助照顾老人院中其他生活不便的老人。“我现在感到很满足”。陪同的翻译介绍，除了口音之外，很难认出她是一名“逃北者”，她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0年。
金美熙的形象非常接近中国抗美援朝电影中的朝鲜“阿妈妮”，热情，坚强，勤劳，她年轻时曾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丈夫去世很早，膝下仅有一个儿子，1995年，他儿子已经成家，并给她生了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孙子 13岁，念初一，正处在24小时都感到饥饿的年龄；孙女8岁，金美熙65岁。这一年，是朝鲜“苦难的行军”第一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朝鲜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从1990年到1998年，朝鲜经济持续衰退，粮食严重不足、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瘫痪，能源和工业原料十分紧缺。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情况越来越糟糕，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外部世界对朝鲜的封锁，在加上金正日主政后于1995年发动全国范围内的“苦难的行军”运动，号召人民加班加点，超额劳动以“战胜”经济困难，但粮食配给却越来越少。1994年，朝美局势因为核问题而到了战争边缘，朝鲜根本无法得到外部援助。在韩国媒体的描述中，第一轮“脱北”的热潮正是从此时开始的。
和其他人一样，金美熙家的情况也不好，“我当时就想不要给家里再添负担，”金美熙说。1995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金美熙离家出走。“本来想熬过这一段就回去的，谁知道这一去就是永别。”
金美熙的目标是中朝边境，当时，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一天吃三顿大米饭”的谣言已经在朝鲜流传开来。从山上挖人参交到中朝边境的掮客手里，然后再换回一些粮食和日用品在朝鲜的黑市上贩卖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
但这个生意也不好做了，原因很简单，即使在黑市上也很难再换到粮食。金美熙最后一次从内地抵达边境的时候经过一个拥有一小片农田的边防军营，她在那里留了下来，开始帮助边防军种粮食，“只要能吃上饭，干什么都行。”
1996年底，图们江刚刚上冻，金美熙遇见了四个准备穿越国境前往中国的“逃北者”，在她的央求之下，四个人带上了她，几天以后，她赤脚淌过了流淌着冰渣子的图们江。
金美熙的经历或许是2000年以前第一代“逃北者”的典型，当时，中朝两国的边境管理并不严格，而据“国际难民组织”的分析说，当时中朝两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非法的边境穿越，因为当时的朝鲜人在穿越边境后更多会选择寻求一些帮助，然后携带食品回到朝鲜以养活自己的家人。朝鲜政府觉得这种临时的越境有助于缓解朝鲜的粮食紧张情况。居住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人也愿意帮助他们，一方面是因为同文同种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据一位边境农村的老人介绍，“三年自然灾害直到后来的文革，他们也帮助过我们。”
但后来的越境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从2000年开始，中朝边境地区的朝鲜难民吸引了大量人权组织，新闻记者，乃至联合国调查机构的关注，延边发生的“情况”，“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安全了”。中朝两国政府开始加强边境巡逻和监管，中国更开始突击审查延边农村的“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边境另一侧的朝鲜则加强边境巡逻，但这却没能减少“非法越境者”的数量，仅仅为边防军提供了新的索贿途径。2002年至今，大概花费200至300元人民币就能让朝鲜边防军对“偷越国境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朝鲜人来说，这或许是好几个月的生活费。
李济博，36岁，她的一条腿已经残废，总是带着拐杖，她居住在离边境不远的一个小乡村中，1998年，她离开朝鲜的丈夫和孩子，第一次穿越了边境。在中国境内，一个人口走私贩给了她一些食物和衣服，然后把她卖给了一个山区农村40出头的老单身汉作“妻子”。李济博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地里干活，她的“男人”则在家里休息。农活很累，但“至少能吃上饭”，除了每时每刻都在担忧会被中国警察搜查到并遣送回国之外，她对自己的生活还较为满意，因为担心邻居们举报，她对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格外礼貌。2002年的一天，噩梦还是变成了现实。当地公安部门来到她居住的村庄，很快就认出她是“非法移民”，她被带走，两个月后，她被交还给朝鲜边防军，那时，她已怀孕。
她不愿意回忆在朝鲜“管理所”里的生活，但她承认是在管理所里流产的。一年以后，她被释放，几个月以后，她又出现在自己中国丈夫的门前。
这一次越境更加困难，当时已是深冬，长白山上积雪没膝。李济博渡河时为躲避朝鲜边防军搜查，她扭伤了腿，在穿越长白山寻找庇护的过程中，她遗失了自己的鞋子，当她抵达第一个有人的房子时，她右腿的几个脚趾被彻底冻坏了。
１万５千元的一次通话
金美熙在中国生活了3年以后，她皈依了基督教，鲜族的基督教和汉族的基督教传统并不一样，她们依然继承者100多年前北欧传教士抵达朝鲜半岛时所带来的福音派传统，这一点和韩国的教会一致，这也就决定了鲜族教会，尤其是地下鲜族教会与韩国教会暗地里有着紧密的联系。
当地教会的牧师找来了几个韩国人，问她是否愿意去韩国，金美熙摇摇头，掏出了自己在中国辛勤劳动三年所攒下的一千多元钱，说：“我想见见我的儿子。”
但一千多元远远不够，教会最终为她募捐到了一万五千元人民币的“经费”，她被带到了丹东，“中间人”向她保证，将把她的儿子从朝鲜内陆带到新义州，并以 “探亲”的身份到丹东和她团聚一个月。她扳着指头计算，“在新义州，一份可以前往中国探亲的护照大概要花3000元，剩下12000元，应该够在朝鲜国内买通哨卡的士兵了。”——朝鲜国民在自己的国家并不能自由流动，州与州之间，道与道之间都有哨卡盘查来往行人。
10几天以后，中间人带着一个手机来找她，告诉她说，“给你儿子打电话吧。”在新义州，中国的手机即使在朝鲜一侧也有信号，中间人通过某种方式将手机偷运进了朝鲜，并交到了被带到边境附近的儿子手中。金美熙拿起电话就开始呼喊自己儿子的名字，而那头则不停的呼喊着“妈妈！妈妈！”，喊了几声名字以后，金美熙昏死了过去。
第二次通话，金美熙依然非常激动，还是只会喊儿子的名字，她每喊一声，电话里她的儿子就回喊一声妈妈。他们喊了1个多小时，直到手机没电，当时在场的牧师在回忆这一场景时，金美熙低着头，偷偷地抹着眼泪。而她刚才在讲述自己在朝鲜和中国所经受的苦难时，依然是微笑着的。
第三次拨通电话，金美熙终于能镇定下来，询问一些家中的情况，她儿子告诉她，家人和“组织”都以为她已经死了，所以并没有受到迫害，她的孙子已经长大成人，正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役，而孙女则在国营农场上班。“他告诉我，他不能过来，因为村里面都知道他这次出来，但并不知道他是来见我，一旦人们起了怀疑，在军队中的孙子会被公开枪毙，而孙女也会失去自己的工作……”
几天以后，她的儿子离开了新义州，母子分别10年，还是未能见面。
逃到中国后破碎的家庭
抗议中国政府潜反难民.jpg
家庭团聚，这是韩国政府在谈及逃北者问题时经常使用的词汇，在韩国政府看来，北方的朝鲜国民都是广义上的“朝鲜战争失散家属”，在“家庭团聚”政策的支持下，韩国政府一度给已抵达韩国的逃北者支付大量现金，通过中间人将逃北者遗留在朝鲜的家属“解救”出来。
但仍然有许多朝鲜家庭在中国的土地上破碎。
“我丈夫和我之所以决定到中国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我的父母是‘政治犯’，而他的父亲已经逃北了，他的母亲则是在国外受的教育。我们俩都不能入党，这在朝鲜就是最低等的阶层。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过上这样的生活。”
朴顺英，45岁，3个孩子的母亲，她在谈论自己的过去时，总是紧张地看着自己的手，并下意识地不时回头张望。
他们在朝鲜的生活很困难，即使在朝鲜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的2000年，当时朝鲜政府宣布“苦难的行军”已经结束，朝鲜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二十一世纪”，这一年，他们还是选择了逃离朝鲜。
她和她的丈夫，孩子较为顺利地抵达了中国，当时她最小的一个孩子才六个月大，在教会的帮助下，她和丈夫都找到了一份工作，并皈依了基督教，但还是不能养活自己的三个孩子。教会的一个“姊妹”给她介绍了一个中国的朝鲜族家庭，她平静地说：“他们说愿意给我点钱，但我不能接受，就算是饿死我也不能卖自己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像摩西一样长大。”
此后，为了躲避公安的搜查，她一家人颠沛流离，他们干过矿工的活，干过农活，甚至在沈阳的饭店里干过洗碗工，中国的朝鲜族人不时会给他们一些帮助。
2003年的一天，她的20岁的大女儿被当地公安查到了。遣返后女儿被发现偷偷藏有十字架，而在朝鲜，信仰宗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罪行，她的大女儿被判了 1年半的劳动改造。她说：“女儿被放出来以后，我曾经打听过要花多少钱才能把女儿再带过来，但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笔生意”，“偷运政治犯太危险了。”
2002年，她的丈夫也被遣返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有谣言说她的丈夫死在了朝鲜的集中营里，她被介绍给了教会的一个朝鲜族男子，不久以后，她们结婚了。
朴顺英说，我每天都为自己的家人祈祷，无论他们在哪里，我希望他们能活下来。他的儿子现在靠替教会抄写圣经为生——牧师说，教会并不需要抄写的圣经，只是希望他能从中获得一点教益。
金美熙再也没有与自己的家人联络过，她后来设法给家里寄了一点钱。她说，她已经76岁了，在进棺材以前，最后的愿望就是见一见自己的孙子和儿子。
李济博依然惦记自己留在朝鲜的孩子，偶尔会通过一些“中间人”给“那边”送一点钱过去。坚持生活在中国一侧的朝鲜人大都像李济博一样，他们默默承受报酬低廉的重体力劳动的生活。只要能留在中国，他们总有办法帮助自己在朝鲜的亲人。
李济博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警察会突然光临她所居住的小山村，但她说，这种事发生过一次，就会发生第二次。
努力溶入中国社会的朝鲜人
阿妈你.jpg
38岁的金顺花生活在离延吉七十多里一个偏僻的自然村。记者看到她时，第一眼就可以判定，人群中那个先天营养不良身高不足一米五、表情木呐、满面沧桑的人就是要找的金顺花。
从走进大院那一刻起，金顺花就用异常警觉和惊恐的眼睛注视着记者，她死死抱住怀中只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如果不是记者有当地人陪同，见到陌生人进院子的金顺花会抱着孩子立即跑掉。她知道如果有人举报就会被抓住遣返回国。
金顺花三年前越境被人介绍到这里嫁给村里最老实的一位光棍，她和丈夫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家，看上去破得快要垮了房子还是借小叔子的。现在金顺花能说简单的汉语，她说她的故乡在京里（音），父母、哥哥和姐妹都已死去。
与金顺花同一年越境过来的崔贞玉生活在三十里外的另一个山村，崔贞玉今年六十三岁，三年前独自越过冰冻的江面，几经辗转被人说合与村里一位陈姓老汉“搭伙”（当地语“同居”），半年前陈姓老汉病故，崔贞玉再次陷入窘境。乡里人同情崔贞玉，他们介绍邻村有一位刚失去老伴的杨姓老汉，于是崔贞玉又背着一个小包袱步行十五里山路来到杨老汉家。
杨老汉七十二岁了，几乎是村里最穷的人，穿着一身灰蓝色的旧衣服坐在家门前，和周围的人异口同声地对记者说，崔贞玉到地里干活去了，晚上才能回来。
“这周围每个村都有好多朝鲜人。”当地人介绍说，朝鲜人普遍勤劳能吃苦，一点微薄的待遇就可以满足。女性尤其比男性更容易在这里生存落脚，因为她们的到来，使这些村子里原本娶不到媳妇的困难户都有了妻子。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附近的公安曾对非法居留的朝鲜人进行过大规模清理行动。金顺花和崔贞玉在村里人的掩护下都巧妙地逃脱了。
“他们（派出所）都是半夜突然来的，进了家门口才知道”当地人回忆起搜捕行动时仍心有余悸：
“来抓的时候那个惨啊，她们死活不肯走，下跪磕头作揖什么都有，身边抱住什么就不松手，把大树皮都抠破了。
“公安也说，是奉命执行任务。但那个时候，谁还能听进去那些。哭叫声响成一片。后来没办法了，也就只好走。”
村民介绍，那些被遣返回去的朝鲜人留在这边的子女，乡村政府都作出妥善安排。延边州规定，孩子的户口可以随父亲。所以，没有一个孩子因为母亲被遣返而失学。
据金顺花所在村那所小学校李老师介绍，仅她在的那所学校，就有四个母亲下落不明的孩子在读书。“她们的骨血在中国，只要被抓回去不是死了，肯定会回来的。”
（注：文中朝鲜人均为化名）
详见凤凰周刊238期
最自由的国家和最不自由的国家
准备攒苏联大清洗７０周年，资料疯狂阅读中。意外的是，网上对斯大林同志的评价，居然像中国其他一切问题般，有如此泾渭分明的争议。我原以为，至少斯大林不会有如此多的崇拜者。
呵呵，对斯大林苏联，从来就是如此黑白分明。关于苏联的自由与否，且将两个当年的极端摘录如下：
“我怀疑在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其它国家，即使是希特勒的德国，人的思想和灵魂还能比在苏联更不自由、更卑躬屈膝、更饱受恐怖、更象家奴俾女。”
——安德烈·纪德《访苏联归来》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打从莫斯科走到遥远的边地
打从南俄走到北冰洋
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
就是自己祖国的主人
各处生活都很宽广自由
象那伏尔加直泻奔流
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
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我们田野你再不能辨认
我们城市你再记不清
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不分人种黑白棕黄红
这个称呼无论谁都熟悉
凭着它就彼此更亲密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春风荡漾在广大的地面
生活一天一天更快活
世上再也没有别的人民
更比我们能够欢笑
如敌人要来毁灭我们
我们就要起来抵抗
我们爱护祖国有如情人
我们孝顺祖国就像母亲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祖国进行曲》（祖国之歌）
词 瓦西里·列别杰夫-库马奇
译 姜椿芳
呵呵，对斯大林苏联，从来就是如此黑白分明。关于苏联的自由与否，且将两个当年的极端摘录如下：
“我怀疑在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其它国家，即使是希特勒的德国，人的思想和灵魂还能比在苏联更不自由、更卑躬屈膝、更饱受恐怖、更象家奴俾女。”
——安德烈·纪德《访苏联归来》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打从莫斯科走到遥远的边地
打从南俄走到北冰洋
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
就是自己祖国的主人
各处生活都很宽广自由
象那伏尔加直泻奔流
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
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我们田野你再不能辨认
我们城市你再记不清
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不分人种黑白棕黄红
这个称呼无论谁都熟悉
凭着它就彼此更亲密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春风荡漾在广大的地面
生活一天一天更快活
世上再也没有别的人民
更比我们能够欢笑
如敌人要来毁灭我们
我们就要起来抵抗
我们爱护祖国有如情人
我们孝顺祖国就像母亲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祖国进行曲》（祖国之歌）
词 瓦西里·列别杰夫-库马奇
译 姜椿芳
大清洗70年之四：红色绞肉机是怎样锻成的
Красный террор IV
红色绞肉机是怎样锻成的（4）
——从捷尔任斯基到贝利亚的命运
提要：每个KGB成员都是党的牙齿，不同时期用来咬不同的人，如果一颗牙不好使了，党就会换掉它，甚至安上各种无法想象的罪名，这就是KGB成员的命运。
它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的名字，人们更习惯它在1954至1991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名称的缩写：KGB。它是独特的苏维埃政权的独特产物，由于其扮演特殊的角色，某种程度上，它的历史就是苏联的历史，在大清洗时代，它像一架红色的绞肉机，粉碎了千百万人，而为这架机器服务的那些森森利齿自身也一道被粉碎。
当年它成立时，列宁选定了13人组成领导班子，除最早的两位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有幸自然死亡，其他人全部死于斯大林时代，而且多数是以罪人进入历史的。这11个被红色绞肉机粉碎的零件是：雅戈达、科尔涅夫、克德罗夫、彼得斯、阿瓦涅索夫、克谢诺丰托夫、曼采夫、梅德韦季、拉齐斯、济明、梅辛格。
他们的命运，就是红色绞肉机的锻造历史。
【捷尔任斯基：特立独行的革命圣徒】
1917年10月20日，捷尔任斯基领到一项任务——创建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当年12月，“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在彼得格勒的豌豆街２号诞生，人称“契卡”，它就是后来令世人闻之胆寒的KGB前身。
捷尔任斯基无疑是最合适担任这个职位的人选，他的革命生涯中一共七次被捕，坐牢时间长达11年，没有人比他更知道沙皇俄国专政机关的漏洞在哪里。
捷尔任斯基出身小贵族家庭，身材挺拔修长，面容清矍消瘦，山羊胡子、夹鼻眼睛外加他的彬彬有礼，一幅标准贵族知识分子形象。只有他那双眼睛能暴露他的身份，——有人这样形容他：“那双深陷的眼睛闪烁着狂热信仰的冰冷的光芒。他从来都不眨眼，似乎他的眼皮是瘫痪的。”
从那时起，那冰冷的眼睛一眼不眨地在苏联各地站了70多年岗，——捷尔任斯基是KGB系统领导人中，惟一死后在苏联国内各地有塑像的人。
捷尔任斯基堪称完美的布尔什维克。列宁等知识分子领袖，流亡海外时就从来就不缺钱花，工农出身国内成长起来的很多同志们，胜利后很快开始追求生活品质，而捷尔任斯基生活下去只需要三样东西：面包、清水和工作。他只有办公室，没有家，他从不看戏，也不看电影。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面临的复杂形势，需要捷尔任斯基这样的坚强战士。
苏维埃成立后，布尔什维克与其惟一的政治盟友——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很快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激烈冲突。
社会革命党反对列宁对德国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条约》，称列宁是“德帝国主义的走狗。”1918年7月6日，“契卡”中的社会革命党成员枪杀了德国驻苏大使。
双方最严重的对立，著名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一幕即可清晰反映：一位穿着破烂的富农想和列宁辩论，说到一半，列宁激动地打断道：“……你们富农存在一天，就得给我们粮食。如果你们用武力对付，我们就消灭你们。这就是我们工人和农民的真理！”而社会革命党人放话：“我们要把你们派去的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揪着后脖领子从农村扔出去！”
1918年8月29日，彼得格勒的“契卡”领导人乌里茨基被社会革命党人枪杀。第二天，列宁在莫斯科米海尔松工厂演讲遇刺，著名的女凶手卡普兰被擒，与电影中卡普兰的形象不同，此人实际上是个半瞎，在黑暗中连开四枪，列宁身中三发子弹，枪响人散，只有她在原地不动。
捷尔任斯基和同志们的反击雷厉风行。三天后，卡普兰被枪毙，尸体塞进一个铁桶里浇上汽油烧掉。彼得格勒抓了1000个反动分子，一半被枪决，一半被扣为人质。
《红色报》登出了这500人质的名单，并以《对白色恐怖的回答》为题，发出苏维埃的严厉警告：“要是我们的领袖们哪怕掉一根头发，我们就会把那些在我们手中的反动分子一个不留地都杀掉！”
捷尔任斯基对“契卡”面临的艰巨任务理解简单明确：“对‘契卡’来说，有枪决犯人的权力是无比重要的。”
“契卡”成立之初，“契卡”的同志们搞到一大堆皮衣，从此，皮衣就是“契卡”的身份标志，很多人看到穿皮衣的人就像感染了伤害一般浑身发抖。
捷尔任斯基把“契卡”这个“纪律严明的党的战斗机构”，变成组织和行动具有高度神秘性，其手段无任何规则和底线约束的机构，——它不受司法机关约束，也不隶属任何地方党政机关，而且，它无所不管，从消灭反动派到抓怠工、投机倒把、小偷小摸。
谁都知道知识分子是最不可靠的，1922年，捷尔任斯基建了一个“知识分子处”，系统完备地搜集、整理知识分子的档案材料和情报体系由此开始。
一直有人用“那个穿皮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称呼捷尔任斯基，实际上，捷尔任斯基是个仁慈而善良的人。要知道，以抓捕人质震慑反动势力，是列宁同志命令推广的，这点，最有自由主义气质的布哈林也深表赞同。
1921年1月8日，捷尔任斯基发布一项命令，苏维埃不应把那些从事小偷小摸和投机倒把的工人直接送到监狱，而应留在工厂被好人“感化”给出路，对政治犯，捷尔任斯基建议取消采用枪决的办法，除非是从事恐怖和公开暴力活动。
而后来在“大清洗”中被枪决的图哈切夫斯基和奥夫谢延科签署的一道命令，手段就严厉得多：1．拒不道出本人姓名者，格杀勿论，无需法庭审理；2．在藏有武器的村庄，由县或地区一级政治委员会拘捕人质，如不交出武器，立即处决人质；3．在发现隐藏武器的地方，当即枪决其家长，无需法庭审理；4．对藏匿匪徒的家庭，家产充公，并枪决其家长，无需法庭审理……
1922年国内战争结束，“契卡”裁减了一半人员，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安局（简称“格帕乌”），1924年起，捷尔任斯基最重要的任务是经济管理，镇压反动派则退居第二位。
捷尔任斯基虽然于经济是外行，但相信市场调剂而非计划管制的他很快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捷尔任斯基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巨大的矛盾和痛苦中度过的。1926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要摊牌了。他不同意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观点—— 农民太富裕了，应当毫不留情地剥夺他们，他不能支持斯大林同志，因为他预见到了危险后果：“那么国家就会产生独裁者，不管他身披怎样的红色羽毛。几乎所有的独裁者，例如墨索里尼和毕苏斯基，过去都是红色的。”
1926年7月20日，49岁的捷尔任斯基及时地累死在工作岗位上。避免了与布哈林一起成为“右派”被打倒——他的观点远比布哈林反动：因为他甚至说过，要想把粮食收上来，就需要回到旧时代，要把地主请回来……
1937年，捷尔任斯基的全部亲属都因“波兰间谍”案被捕，并且，“他们全都招供了”，他的秘书则被枪决——“波兰间谍”案共有18000人被捕。 “我们仁慈的父亲”斯大林放过了捷尔任斯基。
捷尔任斯基也许该出现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他曾总结说，对商品生产供应的行政管制越多，商品越短缺，并且需要的管理机构和人员就越多。
捷尔任斯基是KGB领袖中最特殊的一个，他不被列宁喜欢，不被托洛茨基喜欢，也不被斯大林喜欢。而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到来之前，KGB形成了这样一个光荣传统：后一任总是要逮捕并处决前任，捷尔任斯基是少数没有被枪决或关进监狱的KGB领袖，更不用说，这样一个不依附任何领袖的人，竟平安地死在任上。
【缅任斯基：善于保持沉默的利齿】
缅任斯基也许是最理解KGB政治使命的人。1927年“革命的惩罚之剑”成立10周年，全党全国庆祝，布哈林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后，低调的缅任斯基走上主席台，发言简短到甚至只有一句：“契卡人员的主要功绩是善于保持沉默。”
缅任斯基与捷尔任斯基同样出身贵族之家。他青年时曾游历多国，并在巴黎大学毕业，捷尔任斯基因此将对外情报部门交给他。1920年12月20日，缅任斯基负责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成立。
外交部门很快就向中央控告缅任斯基的手下：逮捕驻苏外交人员的私人朋友、以威胁手段要求驻苏外交机构的雇员当情报人员、逮捕并监视懂外语的外交人才、苏联派出的外交官员被手下监控……
缅任斯基在对外情报搜集上的杰出表现，深得捷尔任斯基的赞赏。捷尔任斯基主要精力用于经济管理后，缅任斯基成了实际负责人。
缅任斯基接班时，国内的敌人早已被消灭。大规模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后，斯大林宣布，苏联还有无数敌人。缅任斯基的任务远比前任艰巨：敌人不再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旧政权的残渣余孽，而是潜伏在党内的特务、间谍，以及以普通工人、农民身份为掩护的成百万的阶级敌人。
由于敌人到处都是，当年裁撤下岗的“契卡”人员重新归队。集体化期间，缅任斯基手下可以为偷了几把麦穗而枪决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农民。
缅任斯基性格完全不同于捷尔任斯基，他的前任精力过人，有自己鲜明的见解，不被列宁喜欢也不被斯大林喜欢。缅任斯基身体虚弱，但任劳任怨敌永远紧跟领袖。他一脸浮肿地拖着病体拎着沉重的皮箱，走在神采飞扬、旁若无人的列宁身后，他一脸倦容地指挥手下抓捕斯大林认定的各行各业的敌人。
缅任斯基和他的同志们以超人的精力、智慧，在群众互相检举揭发下，不但破获了暗藏在各个战线中的无数个反动集团，还粉碎了这些行业中各式各样并不存在的反革命政党。
缅任斯基开创了一个先例：秘密警察维持生产秩序。这一传统被保持下来。勃列日涅夫时代，上班时间跑出去喝酒、闲逛、排队的工人，不再是阶级敌人，但还得靠KGB把他们赶回工厂。
他的另一个成就，是苏联从此拥有独一无二的能力：任何公民只要被认定为敌人，他就会在公开审判中像检察官一样控诉自己的罪行。
他的最大贡献，是在国内建起了上自政治局，下到遥远乡村，只为斯大林负责的国安网络，这才是党的领袖最真正的威慑力。
沉默的缅任斯基不知道，有一个指控他有同性恋罪行的秘密档案在等着他，不过1934年5月10日，60岁的缅任斯基及时因心脏病死在岗位上。
【雅戈达—叶若夫：被烹的鹰犬】
苏联人曾说：有种公民权利只有苏联人才拥有，那就是每个公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死后被平反的权利。而雅戈达、叶若夫是少数例外，因为正是他们造就了无数冤魂。
在克格勃领导人中，没有两个人会像雅戈达和叶若夫这样高度相似。他们的出身、性格、仕途轨迹、罪恶乃至戏剧性的命运，像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在苏联人的印象中，他们都是残暴和无法无天的人物，而近距离接触过他们的人并不这么认为。
托洛茨基这样评价雅戈达：“办事非常认真，为人毕恭毕敬，完全没有个性。他瘦瘦的，面呈土色，留着短胡，身着弗伦奇式军上衣，给人留下一种勤奋的小人物的印象。”
雅戈达受过中等教育，16岁参加革命，他热爱文学，年轻时与高尔基相识并成为终身朋友，这段友谊后来成为一个灾难，——被指控谋杀高尔基。
雅戈达最杰出的才能是利用劳改营数百万无偿人力开发边疆。40岁时他成为中央委员，在斯大林认真考虑了三个月后，他成为缅任斯基的接班人——内务人民委员。1年后，他获得相当于元帅的国家安全总委员官衔。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斯大林下令雅戈达亲自督办此案。
2周后，斯大林的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因“谋杀基洛夫”而被捕。但聪明的雅戈达居然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刑事案，被枪毙，驱逐、流放、判刑的人不少，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要人全都活着。
这个后果很严重。
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给政治局的同志们一封电报：“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是完全必要的和紧急的事情。雅戈达显然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工作中未能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项工作上延误了4年时间……”
1天后，雅戈达的职务变成邮电人民委员，4个月后，他变成了预备役人员，再过2个月后的1937年3月18日，雅戈达的继任者叶若夫宣布：“雅戈达是沙皇暗探局的侦探、骗子和盗用公款者。”
最后，雅戈达供认了如下罪行：参与托洛茨基集团、德国间谍，杀害高尔基、古比雪夫、缅任斯基，谋害叶若夫、谋杀基洛夫。1938年3月15日，雅戈达被枪决。
人民公敌雅戈达的父亲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忏悔信，他最后恳求：“我们两位老人请求您，希望能让处在这种艰难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下、没有任何生存办法的我们，在幸福的苏维埃国家里平静地度过已经不长的余生。”
雅戈达一家在内战期间为革命贡献了2个孩子，最后，雅戈达的父母、妻子以及其他亲属也和雅戈达一起被贡献，他的一大批同事亦未能幸免。
雅戈达在1934-1935的任职期间，逮捕了26万人，曾签署过逮捕自己亲侄女的命令，但他听说手下惩罚女囚在冰天雪地中赤身裸体，会愤然下令调查。他偶尔能释放无辜者，他的前后任都做不到这一点。
比雅戈达小4岁的叶若夫有个绰号——“血腥的侏儒”。他身高不到1.6米，脸庞消瘦苍白，甚至略带羞涩，颇肖浓缩版的普京。
年轻时，一位对叶若夫非常器重欣赏的上司经常请他做客吃饭，主妇喜欢怜爱地称他为“小麻雀”。这对善良的夫妇大概想不到，不出10年，老上司的案卷到了 “小麻雀”手里，他签上“执行逮捕”后，又添上“他的妻子也要逮捕”。这对夫妇均被枪决，主妇的供词是，受英国情报机关指派，妄图毒死叶若夫。
叶若夫的早年相识，都不认为他品行恶劣凶残。他只受过几年教育，但天资聪颖，特别勤奋，他爱唱歌、写诗。被叶若夫送上刑场的布哈林曾说他“心地善良”，一位后来被流放的诗人也评价：“没有一个人会说叶若夫的坏话。这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仁慈的、温和的、有分寸的人”。
叶若夫30出头时，是中央组织分配处一个小事务官，接下来的5年，他坐上了电梯，17大成为中央委员。2年后又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监察委员会主席，这时斯大林要求叶若夫介入内务部——“我们的父亲”慈爱的目光关注“小麻雀”已经很久了。
叶若夫没有辜负斯大林的期望，半年内，他清除了肃反机关25000人中的16000人。
从1936年底到1937年，叶若夫和同志们一口气逮捕了150万人，枪毙了其中的一半。在叶若夫努力下，斯大林成为有史以来最多人想暗杀的人。
只要斯大林同志微笑着心里将某个同志打上红叉，叶若夫就能很快要此人招供骇人听闻的罪行。党和军队的领导们每次被召集开会时都会发现又新空出许多座位。斯大林的威望因此与日俱增。
叶若夫是克格勃头目中最凶残卑劣的人吗？一次，叶若夫介绍最近抓人定罪的成绩，列举道：“轻工业人民委员部141人，教育人民委员部228人……”与会代表们气愤地说：很显然，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的人抓少了！
叶若夫因出色表现，获得了“苏联人民最喜爱的人”的称号，有座小城改用他的名字命名。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开始这样祝酒：“要向叶若夫同志学习斯大林式的工作作风，就像他过去和现在向斯大林同志学习那样……”
现在，轮到叶若夫被斯大林打上红叉。
1938年1月9日，党中央作出《关于错误地解雇因反革命罪被捕者的家属这一事实的决定》，接着，全会一致呼吁“不要无充分理由就控告人，要把犯错误的人与破坏分子区分开”，这与11个月前斯大林要求“连根拔除”有了根本改变。聪明的人都知道，仁慈公正的斯大林准备拨乱反正了。
4月，叶若夫兼任水运人民委员，内务部由贝利亚实际负责。11月，叶若夫向斯大林写了长长的忏悔信，半年后，叶若夫招供了自己的罪行：德国间谍、托洛茨基阴谋集团成员、谋杀斯大林。
1940年2月4日，叶若夫被枪决，他6岁的女儿娜塔莉亚活了下来。
58年后，他的女儿要求为叶若夫平反，但俄罗斯最高军事法庭未能让前苏联公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享有死后被平反昭雪的公民权利。
雅戈达曾给叶若夫留下了一句遗言：看来，上帝是存在的。
【贝利亚：只差一步登顶】
贝利亚拥有与KGB形象相符的有震慑力的相貌。额头宽阔隆起，圆眼镜片后射出的目光镇定、从容、深不可测，紧抿的嘴唇坚定有力。
全苏联没有一个人对贝利亚有好感，人们说他像魔鬼一样善变，关于他道德品质败坏的故事数不胜数，斯大林的女儿甚至哀求把他从身边赶走，但斯大林喜欢他。
1933年，度假中的斯大林遇袭，在场的贝利亚奋不顾身地用身体掩护了斯大林，杀手当场被打成蜂窝。人们说，这是贝利亚设计的。故事的真实性缺少确凿证据，但这个传说符合人们对贝利亚的认识：什么都干得出来。
贝利亚继承叶若夫的遗产时，内务部已是一支拥有几个师和数十万保卫工作者的庞大军队。这个遗产的不完美之处，是叶若夫愚蠢地枪决了大批优秀的驻外特工，对外情报网络破坏殆尽。而贝利亚重建了它。
贝利亚超群的能力，注定使他不像两位前任一样只是杀人工具，几年的时间，贝利亚就成了政治局委员、元帅，地位仅次于斯大林，他的同志们像害怕斯大林一样害怕他。
贝利亚领导下的肃反工作学会了尊重苏维埃的司法程序，大面积抓捕变成高效率的定点清除。流亡在外的斯大林的心病——托洛茨基，被干净利索地摘除。
贝利亚为卫国战争作出的贡献后来被官方故意遗忘。他是战时国家最高权利机关国防委员会成员，其任务从情报、外交、组织修造防御工事、工厂后撤、武器生产等等。莫斯科保卫战期间，贝利亚寸步不离斯大林。
二战后，抢夺德国专家和研发核武器等首要任务，均由贝利亚负责。贝利亚这个外行，因杰出的组织能力和情报搜集成就，曾被人称为“原子弹之父”。
贝利亚有句名言：“当我们布尔什维克想要做成一件事，我们会对其他的一切都置之不顾。”他不懂核技术，但他倾听专家意见。他会提前准备两份名单，一个是要重奖的，一个是送到西伯利亚的，人名都一样。
很长一段时间，斯大林对能干的贝利亚喜欢的不得了，他私下称之为“我的盖世太保头子”。
党的干部像害怕斯大林一样害怕贝利亚，他身后那架空前庞大的器重，已经碾碎了无数党的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全家，党的干部已经成为全苏联最有生命危险的职业。
器重的掌管者居然在这个位置上呆了那么长时间，这让斯大林也开始恐惧。1941年起，斯大林就不再让贝利亚插手国安事务。贝利亚窃听了全部领导的电话，知道自己正被斯大林窃听。
1952年10月的苏共19大上，斯大林批评了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按惯例，斯大林会客厅墙壁上，这些人的画像将很快被摘去，换上一批新人。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贝利亚松了口气。他要大干一场：释放数百万政治犯、立即停止全苏的反犹行动、为莫斯科医生集团案平反、改变对南斯拉夫政策、终止朝鲜战争、对内乱中的东德不采取武力干涉政策、社会主义市场化……
贝利亚失算了，他忘记了自己给人留下的印象，不知道同志们正时刻担心被他逮捕，更没想到这些人会因此铤而走险。
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在受政治局谴责后被捕，《真理报》发表了《党、政府、苏联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的社论。12月24日，贝利亚被秘密枪决，罪名是：“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纠集仇视苏维埃国家的叛徒阴谋团伙，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
贝利亚的母亲、岳母、妻子、妹妹、儿子等20多个家人被流放。比起前任，这实在太幸运了。
红色绞肉机是怎样锻成的（4）
——从捷尔任斯基到贝利亚的命运
提要：每个KGB成员都是党的牙齿，不同时期用来咬不同的人，如果一颗牙不好使了，党就会换掉它，甚至安上各种无法想象的罪名，这就是KGB成员的命运。
它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的名字，人们更习惯它在1954至1991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名称的缩写：KGB。它是独特的苏维埃政权的独特产物，由于其扮演特殊的角色，某种程度上，它的历史就是苏联的历史，在大清洗时代，它像一架红色的绞肉机，粉碎了千百万人，而为这架机器服务的那些森森利齿自身也一道被粉碎。
当年它成立时，列宁选定了13人组成领导班子，除最早的两位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有幸自然死亡，其他人全部死于斯大林时代，而且多数是以罪人进入历史的。这11个被红色绞肉机粉碎的零件是：雅戈达、科尔涅夫、克德罗夫、彼得斯、阿瓦涅索夫、克谢诺丰托夫、曼采夫、梅德韦季、拉齐斯、济明、梅辛格。
他们的命运，就是红色绞肉机的锻造历史。
【捷尔任斯基：特立独行的革命圣徒】
1917年10月20日，捷尔任斯基领到一项任务——创建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当年12月，“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在彼得格勒的豌豆街２号诞生，人称“契卡”，它就是后来令世人闻之胆寒的KGB前身。
捷尔任斯基无疑是最合适担任这个职位的人选，他的革命生涯中一共七次被捕，坐牢时间长达11年，没有人比他更知道沙皇俄国专政机关的漏洞在哪里。
捷尔任斯基出身小贵族家庭，身材挺拔修长，面容清矍消瘦，山羊胡子、夹鼻眼睛外加他的彬彬有礼，一幅标准贵族知识分子形象。只有他那双眼睛能暴露他的身份，——有人这样形容他：“那双深陷的眼睛闪烁着狂热信仰的冰冷的光芒。他从来都不眨眼，似乎他的眼皮是瘫痪的。”
从那时起，那冰冷的眼睛一眼不眨地在苏联各地站了70多年岗，——捷尔任斯基是KGB系统领导人中，惟一死后在苏联国内各地有塑像的人。
捷尔任斯基堪称完美的布尔什维克。列宁等知识分子领袖，流亡海外时就从来就不缺钱花，工农出身国内成长起来的很多同志们，胜利后很快开始追求生活品质，而捷尔任斯基生活下去只需要三样东西：面包、清水和工作。他只有办公室，没有家，他从不看戏，也不看电影。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面临的复杂形势，需要捷尔任斯基这样的坚强战士。
苏维埃成立后，布尔什维克与其惟一的政治盟友——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很快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激烈冲突。
社会革命党反对列宁对德国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条约》，称列宁是“德帝国主义的走狗。”1918年7月6日，“契卡”中的社会革命党成员枪杀了德国驻苏大使。
双方最严重的对立，著名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一幕即可清晰反映：一位穿着破烂的富农想和列宁辩论，说到一半，列宁激动地打断道：“……你们富农存在一天，就得给我们粮食。如果你们用武力对付，我们就消灭你们。这就是我们工人和农民的真理！”而社会革命党人放话：“我们要把你们派去的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揪着后脖领子从农村扔出去！”
1918年8月29日，彼得格勒的“契卡”领导人乌里茨基被社会革命党人枪杀。第二天，列宁在莫斯科米海尔松工厂演讲遇刺，著名的女凶手卡普兰被擒，与电影中卡普兰的形象不同，此人实际上是个半瞎，在黑暗中连开四枪，列宁身中三发子弹，枪响人散，只有她在原地不动。
捷尔任斯基和同志们的反击雷厉风行。三天后，卡普兰被枪毙，尸体塞进一个铁桶里浇上汽油烧掉。彼得格勒抓了1000个反动分子，一半被枪决，一半被扣为人质。
《红色报》登出了这500人质的名单，并以《对白色恐怖的回答》为题，发出苏维埃的严厉警告：“要是我们的领袖们哪怕掉一根头发，我们就会把那些在我们手中的反动分子一个不留地都杀掉！”
捷尔任斯基对“契卡”面临的艰巨任务理解简单明确：“对‘契卡’来说，有枪决犯人的权力是无比重要的。”
“契卡”成立之初，“契卡”的同志们搞到一大堆皮衣，从此，皮衣就是“契卡”的身份标志，很多人看到穿皮衣的人就像感染了伤害一般浑身发抖。
捷尔任斯基把“契卡”这个“纪律严明的党的战斗机构”，变成组织和行动具有高度神秘性，其手段无任何规则和底线约束的机构，——它不受司法机关约束，也不隶属任何地方党政机关，而且，它无所不管，从消灭反动派到抓怠工、投机倒把、小偷小摸。
谁都知道知识分子是最不可靠的，1922年，捷尔任斯基建了一个“知识分子处”，系统完备地搜集、整理知识分子的档案材料和情报体系由此开始。
一直有人用“那个穿皮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称呼捷尔任斯基，实际上，捷尔任斯基是个仁慈而善良的人。要知道，以抓捕人质震慑反动势力，是列宁同志命令推广的，这点，最有自由主义气质的布哈林也深表赞同。
1921年1月8日，捷尔任斯基发布一项命令，苏维埃不应把那些从事小偷小摸和投机倒把的工人直接送到监狱，而应留在工厂被好人“感化”给出路，对政治犯，捷尔任斯基建议取消采用枪决的办法，除非是从事恐怖和公开暴力活动。
而后来在“大清洗”中被枪决的图哈切夫斯基和奥夫谢延科签署的一道命令，手段就严厉得多：1．拒不道出本人姓名者，格杀勿论，无需法庭审理；2．在藏有武器的村庄，由县或地区一级政治委员会拘捕人质，如不交出武器，立即处决人质；3．在发现隐藏武器的地方，当即枪决其家长，无需法庭审理；4．对藏匿匪徒的家庭，家产充公，并枪决其家长，无需法庭审理……
1922年国内战争结束，“契卡”裁减了一半人员，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安局（简称“格帕乌”），1924年起，捷尔任斯基最重要的任务是经济管理，镇压反动派则退居第二位。
捷尔任斯基虽然于经济是外行，但相信市场调剂而非计划管制的他很快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捷尔任斯基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巨大的矛盾和痛苦中度过的。1926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要摊牌了。他不同意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观点—— 农民太富裕了，应当毫不留情地剥夺他们，他不能支持斯大林同志，因为他预见到了危险后果：“那么国家就会产生独裁者，不管他身披怎样的红色羽毛。几乎所有的独裁者，例如墨索里尼和毕苏斯基，过去都是红色的。”
1926年7月20日，49岁的捷尔任斯基及时地累死在工作岗位上。避免了与布哈林一起成为“右派”被打倒——他的观点远比布哈林反动：因为他甚至说过，要想把粮食收上来，就需要回到旧时代，要把地主请回来……
1937年，捷尔任斯基的全部亲属都因“波兰间谍”案被捕，并且，“他们全都招供了”，他的秘书则被枪决——“波兰间谍”案共有18000人被捕。 “我们仁慈的父亲”斯大林放过了捷尔任斯基。
捷尔任斯基也许该出现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他曾总结说，对商品生产供应的行政管制越多，商品越短缺，并且需要的管理机构和人员就越多。
捷尔任斯基是KGB领袖中最特殊的一个，他不被列宁喜欢，不被托洛茨基喜欢，也不被斯大林喜欢。而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到来之前，KGB形成了这样一个光荣传统：后一任总是要逮捕并处决前任，捷尔任斯基是少数没有被枪决或关进监狱的KGB领袖，更不用说，这样一个不依附任何领袖的人，竟平安地死在任上。
【缅任斯基：善于保持沉默的利齿】
缅任斯基也许是最理解KGB政治使命的人。1927年“革命的惩罚之剑”成立10周年，全党全国庆祝，布哈林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后，低调的缅任斯基走上主席台，发言简短到甚至只有一句：“契卡人员的主要功绩是善于保持沉默。”
缅任斯基与捷尔任斯基同样出身贵族之家。他青年时曾游历多国，并在巴黎大学毕业，捷尔任斯基因此将对外情报部门交给他。1920年12月20日，缅任斯基负责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成立。
外交部门很快就向中央控告缅任斯基的手下：逮捕驻苏外交人员的私人朋友、以威胁手段要求驻苏外交机构的雇员当情报人员、逮捕并监视懂外语的外交人才、苏联派出的外交官员被手下监控……
缅任斯基在对外情报搜集上的杰出表现，深得捷尔任斯基的赞赏。捷尔任斯基主要精力用于经济管理后，缅任斯基成了实际负责人。
缅任斯基接班时，国内的敌人早已被消灭。大规模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后，斯大林宣布，苏联还有无数敌人。缅任斯基的任务远比前任艰巨：敌人不再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旧政权的残渣余孽，而是潜伏在党内的特务、间谍，以及以普通工人、农民身份为掩护的成百万的阶级敌人。
由于敌人到处都是，当年裁撤下岗的“契卡”人员重新归队。集体化期间，缅任斯基手下可以为偷了几把麦穗而枪决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农民。
缅任斯基性格完全不同于捷尔任斯基，他的前任精力过人，有自己鲜明的见解，不被列宁喜欢也不被斯大林喜欢。缅任斯基身体虚弱，但任劳任怨敌永远紧跟领袖。他一脸浮肿地拖着病体拎着沉重的皮箱，走在神采飞扬、旁若无人的列宁身后，他一脸倦容地指挥手下抓捕斯大林认定的各行各业的敌人。
缅任斯基和他的同志们以超人的精力、智慧，在群众互相检举揭发下，不但破获了暗藏在各个战线中的无数个反动集团，还粉碎了这些行业中各式各样并不存在的反革命政党。
缅任斯基开创了一个先例：秘密警察维持生产秩序。这一传统被保持下来。勃列日涅夫时代，上班时间跑出去喝酒、闲逛、排队的工人，不再是阶级敌人，但还得靠KGB把他们赶回工厂。
他的另一个成就，是苏联从此拥有独一无二的能力：任何公民只要被认定为敌人，他就会在公开审判中像检察官一样控诉自己的罪行。
他的最大贡献，是在国内建起了上自政治局，下到遥远乡村，只为斯大林负责的国安网络，这才是党的领袖最真正的威慑力。
沉默的缅任斯基不知道，有一个指控他有同性恋罪行的秘密档案在等着他，不过1934年5月10日，60岁的缅任斯基及时因心脏病死在岗位上。
【雅戈达—叶若夫：被烹的鹰犬】
苏联人曾说：有种公民权利只有苏联人才拥有，那就是每个公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死后被平反的权利。而雅戈达、叶若夫是少数例外，因为正是他们造就了无数冤魂。
在克格勃领导人中，没有两个人会像雅戈达和叶若夫这样高度相似。他们的出身、性格、仕途轨迹、罪恶乃至戏剧性的命运，像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在苏联人的印象中，他们都是残暴和无法无天的人物，而近距离接触过他们的人并不这么认为。
托洛茨基这样评价雅戈达：“办事非常认真，为人毕恭毕敬，完全没有个性。他瘦瘦的，面呈土色，留着短胡，身着弗伦奇式军上衣，给人留下一种勤奋的小人物的印象。”
雅戈达受过中等教育，16岁参加革命，他热爱文学，年轻时与高尔基相识并成为终身朋友，这段友谊后来成为一个灾难，——被指控谋杀高尔基。
雅戈达最杰出的才能是利用劳改营数百万无偿人力开发边疆。40岁时他成为中央委员，在斯大林认真考虑了三个月后，他成为缅任斯基的接班人——内务人民委员。1年后，他获得相当于元帅的国家安全总委员官衔。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斯大林下令雅戈达亲自督办此案。
2周后，斯大林的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因“谋杀基洛夫”而被捕。但聪明的雅戈达居然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刑事案，被枪毙，驱逐、流放、判刑的人不少，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要人全都活着。
这个后果很严重。
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给政治局的同志们一封电报：“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是完全必要的和紧急的事情。雅戈达显然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工作中未能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项工作上延误了4年时间……”
1天后，雅戈达的职务变成邮电人民委员，4个月后，他变成了预备役人员，再过2个月后的1937年3月18日，雅戈达的继任者叶若夫宣布：“雅戈达是沙皇暗探局的侦探、骗子和盗用公款者。”
最后，雅戈达供认了如下罪行：参与托洛茨基集团、德国间谍，杀害高尔基、古比雪夫、缅任斯基，谋害叶若夫、谋杀基洛夫。1938年3月15日，雅戈达被枪决。
人民公敌雅戈达的父亲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忏悔信，他最后恳求：“我们两位老人请求您，希望能让处在这种艰难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下、没有任何生存办法的我们，在幸福的苏维埃国家里平静地度过已经不长的余生。”
雅戈达一家在内战期间为革命贡献了2个孩子，最后，雅戈达的父母、妻子以及其他亲属也和雅戈达一起被贡献，他的一大批同事亦未能幸免。
雅戈达在1934-1935的任职期间，逮捕了26万人，曾签署过逮捕自己亲侄女的命令，但他听说手下惩罚女囚在冰天雪地中赤身裸体，会愤然下令调查。他偶尔能释放无辜者，他的前后任都做不到这一点。
比雅戈达小4岁的叶若夫有个绰号——“血腥的侏儒”。他身高不到1.6米，脸庞消瘦苍白，甚至略带羞涩，颇肖浓缩版的普京。
年轻时，一位对叶若夫非常器重欣赏的上司经常请他做客吃饭，主妇喜欢怜爱地称他为“小麻雀”。这对善良的夫妇大概想不到，不出10年，老上司的案卷到了 “小麻雀”手里，他签上“执行逮捕”后，又添上“他的妻子也要逮捕”。这对夫妇均被枪决，主妇的供词是，受英国情报机关指派，妄图毒死叶若夫。
叶若夫的早年相识，都不认为他品行恶劣凶残。他只受过几年教育，但天资聪颖，特别勤奋，他爱唱歌、写诗。被叶若夫送上刑场的布哈林曾说他“心地善良”，一位后来被流放的诗人也评价：“没有一个人会说叶若夫的坏话。这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仁慈的、温和的、有分寸的人”。
叶若夫30出头时，是中央组织分配处一个小事务官，接下来的5年，他坐上了电梯，17大成为中央委员。2年后又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监察委员会主席，这时斯大林要求叶若夫介入内务部——“我们的父亲”慈爱的目光关注“小麻雀”已经很久了。
叶若夫没有辜负斯大林的期望，半年内，他清除了肃反机关25000人中的16000人。
从1936年底到1937年，叶若夫和同志们一口气逮捕了150万人，枪毙了其中的一半。在叶若夫努力下，斯大林成为有史以来最多人想暗杀的人。
只要斯大林同志微笑着心里将某个同志打上红叉，叶若夫就能很快要此人招供骇人听闻的罪行。党和军队的领导们每次被召集开会时都会发现又新空出许多座位。斯大林的威望因此与日俱增。
叶若夫是克格勃头目中最凶残卑劣的人吗？一次，叶若夫介绍最近抓人定罪的成绩，列举道：“轻工业人民委员部141人，教育人民委员部228人……”与会代表们气愤地说：很显然，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的人抓少了！
叶若夫因出色表现，获得了“苏联人民最喜爱的人”的称号，有座小城改用他的名字命名。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开始这样祝酒：“要向叶若夫同志学习斯大林式的工作作风，就像他过去和现在向斯大林同志学习那样……”
现在，轮到叶若夫被斯大林打上红叉。
1938年1月9日，党中央作出《关于错误地解雇因反革命罪被捕者的家属这一事实的决定》，接着，全会一致呼吁“不要无充分理由就控告人，要把犯错误的人与破坏分子区分开”，这与11个月前斯大林要求“连根拔除”有了根本改变。聪明的人都知道，仁慈公正的斯大林准备拨乱反正了。
4月，叶若夫兼任水运人民委员，内务部由贝利亚实际负责。11月，叶若夫向斯大林写了长长的忏悔信，半年后，叶若夫招供了自己的罪行：德国间谍、托洛茨基阴谋集团成员、谋杀斯大林。
1940年2月4日，叶若夫被枪决，他6岁的女儿娜塔莉亚活了下来。
58年后，他的女儿要求为叶若夫平反，但俄罗斯最高军事法庭未能让前苏联公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享有死后被平反昭雪的公民权利。
雅戈达曾给叶若夫留下了一句遗言：看来，上帝是存在的。
【贝利亚：只差一步登顶】
贝利亚拥有与KGB形象相符的有震慑力的相貌。额头宽阔隆起，圆眼镜片后射出的目光镇定、从容、深不可测，紧抿的嘴唇坚定有力。
全苏联没有一个人对贝利亚有好感，人们说他像魔鬼一样善变，关于他道德品质败坏的故事数不胜数，斯大林的女儿甚至哀求把他从身边赶走，但斯大林喜欢他。
1933年，度假中的斯大林遇袭，在场的贝利亚奋不顾身地用身体掩护了斯大林，杀手当场被打成蜂窝。人们说，这是贝利亚设计的。故事的真实性缺少确凿证据，但这个传说符合人们对贝利亚的认识：什么都干得出来。
贝利亚继承叶若夫的遗产时，内务部已是一支拥有几个师和数十万保卫工作者的庞大军队。这个遗产的不完美之处，是叶若夫愚蠢地枪决了大批优秀的驻外特工，对外情报网络破坏殆尽。而贝利亚重建了它。
贝利亚超群的能力，注定使他不像两位前任一样只是杀人工具，几年的时间，贝利亚就成了政治局委员、元帅，地位仅次于斯大林，他的同志们像害怕斯大林一样害怕他。
贝利亚领导下的肃反工作学会了尊重苏维埃的司法程序，大面积抓捕变成高效率的定点清除。流亡在外的斯大林的心病——托洛茨基，被干净利索地摘除。
贝利亚为卫国战争作出的贡献后来被官方故意遗忘。他是战时国家最高权利机关国防委员会成员，其任务从情报、外交、组织修造防御工事、工厂后撤、武器生产等等。莫斯科保卫战期间，贝利亚寸步不离斯大林。
二战后，抢夺德国专家和研发核武器等首要任务，均由贝利亚负责。贝利亚这个外行，因杰出的组织能力和情报搜集成就，曾被人称为“原子弹之父”。
贝利亚有句名言：“当我们布尔什维克想要做成一件事，我们会对其他的一切都置之不顾。”他不懂核技术，但他倾听专家意见。他会提前准备两份名单，一个是要重奖的，一个是送到西伯利亚的，人名都一样。
很长一段时间，斯大林对能干的贝利亚喜欢的不得了，他私下称之为“我的盖世太保头子”。
党的干部像害怕斯大林一样害怕贝利亚，他身后那架空前庞大的器重，已经碾碎了无数党的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全家，党的干部已经成为全苏联最有生命危险的职业。
器重的掌管者居然在这个位置上呆了那么长时间，这让斯大林也开始恐惧。1941年起，斯大林就不再让贝利亚插手国安事务。贝利亚窃听了全部领导的电话，知道自己正被斯大林窃听。
1952年10月的苏共19大上，斯大林批评了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按惯例，斯大林会客厅墙壁上，这些人的画像将很快被摘去，换上一批新人。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贝利亚松了口气。他要大干一场：释放数百万政治犯、立即停止全苏的反犹行动、为莫斯科医生集团案平反、改变对南斯拉夫政策、终止朝鲜战争、对内乱中的东德不采取武力干涉政策、社会主义市场化……
贝利亚失算了，他忘记了自己给人留下的印象，不知道同志们正时刻担心被他逮捕，更没想到这些人会因此铤而走险。
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在受政治局谴责后被捕，《真理报》发表了《党、政府、苏联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的社论。12月24日，贝利亚被秘密枪决，罪名是：“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纠集仇视苏维埃国家的叛徒阴谋团伙，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
贝利亚的母亲、岳母、妻子、妹妹、儿子等20多个家人被流放。比起前任，这实在太幸运了。
大清洗70年之三：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
Красный террор Ⅲ
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
——莫斯科三次大审判
提要：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罪的。当然，还有托洛茨基那句话：“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
【像检察官一样控诉自己的罪犯】
莫斯科大审判是大清洗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而莫斯科审判最令人瞠目的，是这种只有罪犯口供而无任何物证的审判，居然是公开进行的，而且邀请了西方记者、外交使团和独立观察人士前去旁听。苏联有邀请西方记者参加政治审判的经验，1930年12月7日“工业党”案开庭，大批外国记者出席了为期两周的公开审判。
西方人看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才会出现的不可思议场景：所有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他们一上庭就主动控诉自己的罪恶，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被告们一致要求枪毙自己，最后，他们都用最美好的词汇赞美斯大林同志。
前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最后说：“不管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我都认为判决是公正的。你们不要向后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着斯大林走。”
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科说：“对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我的报答是像黑夜一样卑污的背叛，背叛了党、祖国、斯大林……我敢说，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到高兴”。
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说：“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
前部长会议主席李可夫说：“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自己必然会被解除武装……”
著名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从东京回来时，口袋里装着日本特务的委任状”。
……
所有被告人的陈述与检察长的起诉内容一模一样。
德国左翼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写道：“被告是一些保养得很好、穿戴讲究、举止从容的男人。他们喝着茶，报纸插在衣服口袋里……如果委托一位导演把这次审判的情况改编成剧本，那么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年，进行许多次排练，才能让被告进行如此默契的配合……”
不过，另外一些人看到的被告状态，与福伊希特万格这位斯大林的客人颇有不同：季诺维也夫，这位曾经热情洋溢的伟大演说家，神情涣散、浮肿的面庞毫无血色，他如行尸走肉般宣读自己的罪恶——几乎所有被告都差不多。
被邀请的西方旁听者事后大都认为审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国律师写道：“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
当然，莫斯科审判还不够完美，出现了本可避免小错误：
被告戈尔茨曼供认，他于1932年11月在哥本哈根对“布利斯托里”饭店与托洛茨基的儿子接头，但丹麦报纸声明，该饭店1917年就被拆除；
被告皮达科夫供认，1935年12月中旬，他乘飞机在奥斯陆附近某机场着陆，与托洛茨基策划借德国军队夺取政权，挪威《晚邮报》称：“奥斯陆附近的机场在整个12月间没有任何一架外国飞机降落过”。
【美国人无法破解的药剂】
类似莫斯科审判被告主动配合的情形大量出现，美国中情局50年代曾认为这是对犯人动用脑外科手术、电休克法或服用特殊药物、毒品加催眠术双管齐下的办法。一度投入资金长期研究，试图破解克格勃的药剂。
但是，这种药剂并不在实验室。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重述了那个著名笑话：斯大林的烟斗丢了，贝利亚第二天就抓到了10个小偷，他们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则在自己的沙发下找到了那个烟斗。
早在1920年代，同志们就强烈批评 “契卡”（KGB前身）工作人员的“异化”：他们已经完全和我们常人不同，他们冰冷无情，好像只对一件事有乐趣，就是欣赏他人被折磨的痛苦……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一点布尔什维克的痕迹。
那个时候，他们就已摸索出一套向犯人要口供的经验，毒打虽是种最简单原始的手段，但要人痛苦得生不如死，离目标就不远了。对犯人精力、精神的无情践踏和摧毁，令犯人自尊、信心丧失殆尽，便可如愿。譬如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很能扛打，但当面强奸他16岁的女儿，他就老实了。
莫斯科第三次大审判整整50年后，布哈林获平反，他70岁的遗孀一直牢记他《致未来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每个字，它几乎感动了整个世界：
“……我向全体党员申诉！在这些日子里，在或许是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确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然会清除掉我头上的污秽。我从来不是叛徒；我会毫不迟疑地献出我的生命来换回列宁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我没有干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
我要求年轻而正直的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信，替我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同志们，要知道，在你们举着向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但事实如此残酷，布哈林向年轻的妻子口述那封信时，他才进牢狱，后来，高贵的灵魂匍匐在巨人脚下。他像弃妇哀求无恩的男人回心转意，一遍遍给斯大林写信：
“当和你在一起时，我总有种特殊的感觉……我甚至曾有机会触摸你。我开始对你产生了像对伊里奇那样的感情——像亲人一样的亲近感、无限热爱和信任感。对你可以说出一切，写出一切，抱怨一切……”
“我打算写一本书。我想把此书献给你，并请你写个短短的序言，以便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完全认为自己是你的人。我这里的处境极为尴尬。要知道，我把每个监狱看守人员都看成‘自己人’，而他们像看罪犯一样看守着我，尽管有分寸。”
谁能相信，高贵的布哈林与谄媚的布哈林是一个人？他甚至写了首很长的抒情诗给斯大林，政治局其他同志传阅后纷纷表态：这是个骗子。
后人容易对高贵的灵魂最终卑污而失望，可查的档案表明，大清洗中，惟有曾公开表示要推翻斯大林的柳京坚决不向斯大林表告饶、表忠心，其余的都争相表忠心和摧残自己，甚至乱咬人。
人的精神和灵魂会崩溃，即使是内务部的头儿雅戈达和叶若夫也不例外，这两个人在先后被斯大林抛弃后，立即摇尾乞怜。
雅戈达写给斯大林的呈文，甚至还不如布哈林：“我跪在全体人民和党的面前请求赦免，留我一条命。”
【为了党的利益】
莫斯科审判过程中，西方媒体始终怀疑被告遭刑讯逼供或药物控制，布哈林为此专门在法庭上申明，那些所谓刑讯和药物麻醉的说法，纯粹是异想天开的反动猜想。
赫鲁晓夫曾启动过两次对莫斯科审判的重新调查，第一次由莫洛托夫负责，结论是，的确存在普遍的刑讯逼供，但完全推翻审判结论存在相当难度。第二次调查的结论是，全系冤案，莫洛托夫亦有重大罪责，但此时赫鲁晓夫下台，大清洗问题不了了之。
今天的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手段，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罪的。譬如布哈林不招供，他20岁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会立即没命；克列斯廷斯基如果不在审讯记录上签字，他的妻子和女儿就会被枪毙。
布哈林的妻儿很幸运。1956年，在孤儿院长大的儿子尤里打听到自己还有个刚出狱的妈妈，千里跋涉到了西伯利亚。在牢中当了20年“人民公敌妻子”的母亲告诉儿子，你的父亲叫布哈林。
加米涅夫认罪后，没能保住妻子、两个儿子以及兄弟和弟媳的命；图哈切斯基元帅一家更不幸，他的母亲在西伯利亚为图哈切夫斯基夫妇被枪决而痛哭时，还不知道另外两个儿子、三个女婿也遭枪决。老太太和一个女儿、一个外孙女和图哈切斯基的独生女被送进“古拉格”、她们没有一个活下来……
为什么这么多被冤屈的共产党人会配合审判者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有罪？毫无疑问，秘密警察很残暴，但要他们在法庭上像排演话剧一样争先要求严惩自己，刑讯并不能完全做到这点。
也许莫洛托夫对季诺维也夫的话是另外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
“您向党撒过多少次谎？您的谎言给党造成了多少次伤害？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不过，客观上并没有要求您撒任何的谎……”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越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越难抗拒党的要求。当求生已无希望、精神已经崩溃，能全心配合审判，是惟一一次向党忏悔的机会。
莫斯科大审判时，托洛茨基希望苏联政府引渡自己以当庭对质，被理所当然拒绝。但是，他若真的上了法庭，他会与那些向他身上泼污水的已死者一样。
托洛茨基说过：“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
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
——莫斯科三次大审判
提要：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罪的。当然，还有托洛茨基那句话：“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
【像检察官一样控诉自己的罪犯】
莫斯科大审判是大清洗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而莫斯科审判最令人瞠目的，是这种只有罪犯口供而无任何物证的审判，居然是公开进行的，而且邀请了西方记者、外交使团和独立观察人士前去旁听。苏联有邀请西方记者参加政治审判的经验，1930年12月7日“工业党”案开庭，大批外国记者出席了为期两周的公开审判。
西方人看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才会出现的不可思议场景：所有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他们一上庭就主动控诉自己的罪恶，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被告们一致要求枪毙自己，最后，他们都用最美好的词汇赞美斯大林同志。
前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最后说：“不管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我都认为判决是公正的。你们不要向后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着斯大林走。”
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科说：“对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我的报答是像黑夜一样卑污的背叛，背叛了党、祖国、斯大林……我敢说，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到高兴”。
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说：“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
前部长会议主席李可夫说：“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自己必然会被解除武装……”
著名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从东京回来时，口袋里装着日本特务的委任状”。
……
所有被告人的陈述与检察长的起诉内容一模一样。
德国左翼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写道：“被告是一些保养得很好、穿戴讲究、举止从容的男人。他们喝着茶，报纸插在衣服口袋里……如果委托一位导演把这次审判的情况改编成剧本，那么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年，进行许多次排练，才能让被告进行如此默契的配合……”
不过，另外一些人看到的被告状态，与福伊希特万格这位斯大林的客人颇有不同：季诺维也夫，这位曾经热情洋溢的伟大演说家，神情涣散、浮肿的面庞毫无血色，他如行尸走肉般宣读自己的罪恶——几乎所有被告都差不多。
被邀请的西方旁听者事后大都认为审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国律师写道：“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
当然，莫斯科审判还不够完美，出现了本可避免小错误：
被告戈尔茨曼供认，他于1932年11月在哥本哈根对“布利斯托里”饭店与托洛茨基的儿子接头，但丹麦报纸声明，该饭店1917年就被拆除；
被告皮达科夫供认，1935年12月中旬，他乘飞机在奥斯陆附近某机场着陆，与托洛茨基策划借德国军队夺取政权，挪威《晚邮报》称：“奥斯陆附近的机场在整个12月间没有任何一架外国飞机降落过”。
【美国人无法破解的药剂】
类似莫斯科审判被告主动配合的情形大量出现，美国中情局50年代曾认为这是对犯人动用脑外科手术、电休克法或服用特殊药物、毒品加催眠术双管齐下的办法。一度投入资金长期研究，试图破解克格勃的药剂。
但是，这种药剂并不在实验室。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重述了那个著名笑话：斯大林的烟斗丢了，贝利亚第二天就抓到了10个小偷，他们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则在自己的沙发下找到了那个烟斗。
早在1920年代，同志们就强烈批评 “契卡”（KGB前身）工作人员的“异化”：他们已经完全和我们常人不同，他们冰冷无情，好像只对一件事有乐趣，就是欣赏他人被折磨的痛苦……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一点布尔什维克的痕迹。
那个时候，他们就已摸索出一套向犯人要口供的经验，毒打虽是种最简单原始的手段，但要人痛苦得生不如死，离目标就不远了。对犯人精力、精神的无情践踏和摧毁，令犯人自尊、信心丧失殆尽，便可如愿。譬如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很能扛打，但当面强奸他16岁的女儿，他就老实了。
莫斯科第三次大审判整整50年后，布哈林获平反，他70岁的遗孀一直牢记他《致未来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每个字，它几乎感动了整个世界：
“……我向全体党员申诉！在这些日子里，在或许是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确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然会清除掉我头上的污秽。我从来不是叛徒；我会毫不迟疑地献出我的生命来换回列宁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我没有干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
我要求年轻而正直的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信，替我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同志们，要知道，在你们举着向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但事实如此残酷，布哈林向年轻的妻子口述那封信时，他才进牢狱，后来，高贵的灵魂匍匐在巨人脚下。他像弃妇哀求无恩的男人回心转意，一遍遍给斯大林写信：
“当和你在一起时，我总有种特殊的感觉……我甚至曾有机会触摸你。我开始对你产生了像对伊里奇那样的感情——像亲人一样的亲近感、无限热爱和信任感。对你可以说出一切，写出一切，抱怨一切……”
“我打算写一本书。我想把此书献给你，并请你写个短短的序言，以便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完全认为自己是你的人。我这里的处境极为尴尬。要知道，我把每个监狱看守人员都看成‘自己人’，而他们像看罪犯一样看守着我，尽管有分寸。”
谁能相信，高贵的布哈林与谄媚的布哈林是一个人？他甚至写了首很长的抒情诗给斯大林，政治局其他同志传阅后纷纷表态：这是个骗子。
后人容易对高贵的灵魂最终卑污而失望，可查的档案表明，大清洗中，惟有曾公开表示要推翻斯大林的柳京坚决不向斯大林表告饶、表忠心，其余的都争相表忠心和摧残自己，甚至乱咬人。
人的精神和灵魂会崩溃，即使是内务部的头儿雅戈达和叶若夫也不例外，这两个人在先后被斯大林抛弃后，立即摇尾乞怜。
雅戈达写给斯大林的呈文，甚至还不如布哈林：“我跪在全体人民和党的面前请求赦免，留我一条命。”
【为了党的利益】
莫斯科审判过程中，西方媒体始终怀疑被告遭刑讯逼供或药物控制，布哈林为此专门在法庭上申明，那些所谓刑讯和药物麻醉的说法，纯粹是异想天开的反动猜想。
赫鲁晓夫曾启动过两次对莫斯科审判的重新调查，第一次由莫洛托夫负责，结论是，的确存在普遍的刑讯逼供，但完全推翻审判结论存在相当难度。第二次调查的结论是，全系冤案，莫洛托夫亦有重大罪责，但此时赫鲁晓夫下台，大清洗问题不了了之。
今天的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手段，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罪的。譬如布哈林不招供，他20岁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会立即没命；克列斯廷斯基如果不在审讯记录上签字，他的妻子和女儿就会被枪毙。
布哈林的妻儿很幸运。1956年，在孤儿院长大的儿子尤里打听到自己还有个刚出狱的妈妈，千里跋涉到了西伯利亚。在牢中当了20年“人民公敌妻子”的母亲告诉儿子，你的父亲叫布哈林。
加米涅夫认罪后，没能保住妻子、两个儿子以及兄弟和弟媳的命；图哈切斯基元帅一家更不幸，他的母亲在西伯利亚为图哈切夫斯基夫妇被枪决而痛哭时，还不知道另外两个儿子、三个女婿也遭枪决。老太太和一个女儿、一个外孙女和图哈切斯基的独生女被送进“古拉格”、她们没有一个活下来……
为什么这么多被冤屈的共产党人会配合审判者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有罪？毫无疑问，秘密警察很残暴，但要他们在法庭上像排演话剧一样争先要求严惩自己，刑讯并不能完全做到这点。
也许莫洛托夫对季诺维也夫的话是另外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
“您向党撒过多少次谎？您的谎言给党造成了多少次伤害？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不过，客观上并没有要求您撒任何的谎……”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越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越难抗拒党的要求。当求生已无希望、精神已经崩溃，能全心配合审判，是惟一一次向党忏悔的机会。
莫斯科大审判时，托洛茨基希望苏联政府引渡自己以当庭对质，被理所当然拒绝。但是，他若真的上了法庭，他会与那些向他身上泼污水的已死者一样。
托洛茨基说过：“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
大清洗70年之二：通向大清洗之路
Красный террор II
通向大清洗之路
提要：“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普京
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最后一天的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一次次为全体代表发自内心的热烈掌声打断。虽然其真正主题并非大清洗，但这却是苏共高层第一个系统谈到大清洗的报告，也是最后一次。
报告将大清洗期间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总结为，斯大林个人性格的粗暴和破坏了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在苏联解体前，官方所有谈及斯大林时代悲剧的教训总结，大致都不超过这个范围。
但是，经历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并有幸活下来的两朝元老莫洛托夫，在退休后被问及列宁和斯大林谁更严酷时，莫洛托夫说：“当然是列宁。因为我曾见到列宁当面斥责斯大林性格软弱和自由主义倾向。”
如果追溯历史，其实不难发现，大清洗悲剧潜伏在大饥荒的悲剧中，而大饥荒是集体化的必然悲剧。不幸的是，集体化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理想国家的必然追求。
【基洛夫的掌声超过了2分钟】
1934年1月召开的苏共17大上，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在发言时22次提到斯大林，他为斯大林创造了好几个新的专有名词，譬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人”、“争取劳动人民解放的最伟大战略家”等等，他甚至提出“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
基洛夫这些话每次都被热烈的掌声打断，看上去，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斯大林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斯大林没有被假象欺骗，他知道，掌声和动听的颂词后面，一场针对他的前所未有的阴谋正在汇集。
他闻出了汇集到17大的阴谋气味。按规定，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时，掌声应该10分钟，政治局委员则应控制在2分钟，可基洛夫上台时，暴风雨般的掌声远远超过了规定时间。
17大前后的斯大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政治局势。
1932年开始的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持续了一年多，被斯大林打倒的反对派正蠢蠢欲动，四处串联对斯大林不满的力量。
托洛茨基，这家伙从来就像蜘蛛一样忙碌地编织着阴谋。仅在被驱逐到中亚后的1928年4～10月，他就在阿拉木图发出政治信件800封，电报550份，收到政治信件1000封和700份电报。把他驱逐到海外后，因为国内的困难，更让他成了各种反对派的精神领袖。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两个极左的反对派领袖在倒台后，一度无人理睬，同志们都是站在斯大林一边的，但这几年国家出了困难，原本不赞同他们意见的人现在也开始同情他们，这两个阴谋家现在成了国内一切反对势力的中枢。
人们真正同情并支持的是有“党内经济学家”之称的布哈林，大饥荒和一切经济困难正如他所预料。不过，布哈林和李可夫有更高的党性，为了团结，他们一起求见斯大林，要求和解，斯大林也答应了和解，但是，这个人却在不久前评论教皇的文章中有含沙射影的意味。
斯大林知道，这些年，以老布尔什维克名义写给《真理报》和《消息报》的信雪片一样多，他们要求斯大林为大饥荒和成堆的社会问题负责。
从1929年实施工业化和集体化开始，苏联社会就急剧震荡。1930年起，城市因粮食大量出口和大量减产，恢复了定量配给制。迅猛的工业投资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为弥补赤字只好大量印刷钞票，农村倒退到以货易货的时代，全苏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全国都在骚动。虽然大饥荒并没有造成老百姓造反，但党的干部们却无法接受了。
1933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成为其他同志攻击批评的对象。斯大林希望通过强调阶级斗争转移一下令人尴尬的饥荒问题，中央委员会书记波留舍夫呛声道：“我们总是喊叫富农、敌对分子、旧官吏、彼得留拉和其它诸如此类的家伙，在破坏庄稼收割，或是在征收粮食中捣鬼，但这样是改变不了现状的。”
斯大林在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下承认了错误，他说：“我们错了。”
是的，苏联经济暂时出现了困难，但是，他们却偏偏没有看到，随着粮食源源不断出口，宝贵的机器源源不断流入，新的工厂、矿山如雨后春笋般树立起来，从中部、西部一路延伸，越过乌拉尔山直到遥远的亚洲边疆。
是的，的确存在可怕的投资失误、惊人的浪费、恶性事故、大量残次废品、消极怠工，但无疑这都显示出潜藏着的阶级敌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破坏，内务部破获的其中一个恐怖集团成员就高达20万人。
这些鼠目寸光的人只会说大饥荒、大饥荒，他们看不到苏联伟大的工业成就，如果因此中断列宁伟大理想的实践，这才是最大的犯罪。
17大果然是一次反对派的大集合，所有中央委员中，斯大林竟然得票最低，反对票高达270张，而他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只有3票反对。幸好是等额选举。卡刚诺维奇下令销毁斯大林的反对票，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都只有3票反对。
基洛夫是斯大林亲手提拔起来用以打击季诺维也夫的，但这个一贯信任的人已经不那么可靠了。据说，17大召开前几天，竟然有委员找到基洛夫想把斯大林搞下台，虽然基洛夫拒绝了，但他居然忘记向斯大林汇报。
还有，前莫斯科州委书记柳京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他甚至公开提出要用暴力打倒斯大林，内务部破获柳京集团后，斯大林要求枪毙柳京，但基洛夫等政治局的同志竟然否决了这个建议。被判处徒刑的柳京出狱后还在四处窜连搞阴谋。
如果等到下一次党代会，结果也许是斯大林下台。
【第二次内战和第二次大饥荒】
斯大林曾对邱吉尔说，在实施集体化过程中对农民的战争，压力甚至比纳粹德国入侵的压力还大。
1929年12月，斯大林宣布：“我们的政策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转向彻底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是一次全新的国内战争。
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把土地分给农民，现在集体化要收回土地和牲畜。生产资料公有制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但意味着农民失去所有财产，意味着农民将成为被国家束缚在集体农庄的奴工，处境甚至不如1861年之前的农奴制，因为那时还有自由贸易。
集体化遭到农民疯狂反抗，绝望的农民杀掉全国一半以上的马、2/3的羊，果木、田园、农田设施能破坏的都被破坏。
1929年全苏发生1300次农民叛乱，1930年1月，参加叛乱的农民仅仅10多万，第二个月人数就翻了一倍，3月则是80万……。最严重的反抗来自游牧民族哈萨克人，为警告其他小游牧民族，哈萨克人的反抗遭到最严厉镇压，近1/3的哈萨克人在两年多的动乱和随后的大饥荒中死亡。
1932年冬，大饥荒来临，主要受灾地为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因为它恰好都发生在对集体化反抗最严重的地区，很多人认为，这是斯大林蓄意制造的报复。
人类在20世纪终于发明了一种可以在和平时期大量消灭人口的制度，它在苏联一共制造了三次大饥荒：1921－1923年的第一次大饥荒、1932－1933年的第二次大饥荒、1946－1947年的第三次大饥荒。
第一次大饥荒是真正最严酷的大饥荒，苏联官方宣称因持续的干旱，造成了520万人死亡，这是欧洲史无前例的记录。
不过，此时被迫实施“新经济”的列宁向一切国际友好势力开放。美国民间通过胡佛发起的“美国救援组织”提供了70万吨粮食和药品援助。高尔基曾这样评价：“你们从死亡中拯救了350万儿童，550万成人，在我所知道的全部人类受难史上，没有任何行动就其规模和慷慨能够和这次援助相提并论。”
第二次大饥荒刷新了10年前的死亡人数纪录。
“大饥荒都是富农的反革命宣传！”斯大林说。1928年，他还亲自乘火车视察过，那些地方有的是粮食没有收上来。粮食的确有减产，所以粮食出口在减少，1930年出口4800万普特，1931年5100万普特，1932年1800万，1933年1000万普特（1普特=16.38公斤）。
斯大林在工业学校读书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告诉斯大林，所有学员都在诉说可怕的大饥荒，几乎每个人的家庭都有人死亡，只有学院党委书记不敢议论大饥荒，斯大林记下了这个人的名字：赫鲁晓夫。于是，这个幸运的胆小鬼就以电梯般的速度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为回击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诋毁，斯大林约了西方的记者朋友。获得1932年普利策新闻奖的《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见到了很多红光满面的老人和儿童，他报道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
英国大文豪萧伯纳也被邀请到苏联。“苏联就是人间的天堂”，萧伯纳说。另一位英国人韦伯则说，粮食的确出现减产，但那是阶级敌人蓄意搞破坏。
成千上万的农民跑进城市，但饥饿的城里，所有食物需要凭票供应，迎接他们乞求的是孩子们的白眼和石块。这些人都是万恶的富农！孩子们从课本里刚刚学到少先队员帕夫利克的故事，帕夫利克是个富农的孩子，他响应党的号召举报了亲生父亲，后被富农杀害。
2006年11月，独立后的乌克兰将每年的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乌克兰官方根据KGB系统的档案统计，在1932－1933年的大饥荒期间，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竟然有接近1000万人被饿死，占乌克兰人口的1/3。
75年后，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在大饥荒死难者哀悼仪式上说，乌克兰死于大饥荒的人数竟然远多于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的人数，这是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
普京则回应说，大饥荒并非只针对乌克兰，它是苏联人民共同的不幸历史。今天披露的资料看，从最东端的西伯利亚到最西端的乌克兰，苏联各地都发生过吃人肉的事件。
【正是你，而不是别人】
其实，斯大林一开始是反对残酷掠夺农民的集体化政策的。如何对待“集体化”，是列宁留给同志们的一个未解难题。它也成为一个引发列宁接班人之争的关键性问额。
今天，前苏联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上统统将“十月革命”改为“十月政变”，因为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激烈战斗并不存在，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都掌握在左翼社会主义政党手中，政府已更迭到大家不以为意的程度。
无论是“十月革命”还是“十月政变”，它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胆的社会革命试验。布尔什维克轻易夺取世界最大国家的政权后，没有一个人有过行政和经济管理的经验。
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实验一开始就遭遇全面失败，1920年全俄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棉花产量为战前的6%，工业品约为1/7。布尔什维克毫不留情地粉碎了所有不满和反抗，这是一场暴力保障的社会实验。
列宁在大饥荒爆发的1921年，及时地终止战时共产主义体制，采取了鼓励私人资本和个体经营的“新经济”政策。向“资本主义”妥协的结果是，工厂逐渐开始运转，城市里有了可以向农民购买粮食的产品。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谁来领导这场实验？
曾一手创建红军、乘着红色专列指挥打赢了内战的二号人物托洛茨基，不认为政治局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这个“三人帮”是竞争对手。他激进的不断革命论中，理想社会应是个非组织化、非官僚化的大民主社会，这种观点，稍有现实感的人都不会接受。列宁去世前几个月，“三人帮”已经把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称为“反对派”。
当年的13大上，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失势，会后，托洛茨基愚蠢地发表《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遭迎头痛击。当年他与列宁私下词锋锐利但无损友谊的文字都成了重磅炸弹：我们是要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1925年1月，托洛茨基遭点名批判，全会号召全党都必须警惕托洛茨基主义。
1925年12月的14大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布哈林为农业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除了那句“我们要发财致富”的口号外，斯大林全盘支持布哈林提出的进一步放松管制，尊重市场的观点，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认为，应当终止 “新经济”，迅速实施掠夺农民的“超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在主张集体化和超工业化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的观点出奇地一致，斯大林迅速给新的极左分子一个帽子——“新反对派”。
“新反对派”的观点在14大上被多数人反对，加米涅夫在全会上孤注一掷：“我现在向大会重申这一点，我已经确信，斯大林同志担负不了把布尔什维克的总参谋部团结起来的职能！”但他的声音立即被“要斯大林！要斯大林！”和“斯大林万岁”口号声淹没。14大上，559票对65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局。
4年前，同志们在大会结束时高喊“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口号，2年前他们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万岁”口号，托洛茨基幸灾乐祸地看到现在口号变成了“斯大林万岁！”
1927年秋，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1928年初，斯大林乘专列巡视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一路严令地方必须短时间内完成粮食收购。迅速变成季诺维也夫信徒的斯大林认为，这是富农的敌视，要抢、要管；布哈林则仍坚持认为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所致，要少管，要提粮价。两人发生漫骂争吵， 1928年的中央全会上虽然互相妥协，可矛盾已经公开化。
1929年初，斯大林从托洛茨基洋洋得意的文章中获悉，布哈林竟然与反对派私下会晤，斯大林大怒，认为这超出了正常的政策分歧，于是布哈林与他的支持者李可夫理所当然地成了“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于是，“全党的宠儿”布哈林出局。
1929年12月21日，苏联人民迎来了斯大林50寿辰。这天是全苏联人民的节日，是斯大林画像的海洋，是赞美诗的海洋：
“正是你，而不是别人，把深刻的列宁主义理论与敢于在不同的革命斗争阶段实践它的能力集中于一人之身，使党以最小的代价和力量，完成了最困难的历史任务，使党保持了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团结。”
【列宁遗嘱和列宁主义的团结】
赫鲁晓夫的报告引用了“列宁遗嘱”对斯大林的评价：“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
很长时间，人们认为若执行列宁遗嘱换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中的任何一人，也许斯大林悲剧就可避免，至少程度会轻得多。
其实，遗嘱中提到的6个领导人中，相对其他几位演说家和理论家型领导人，稳健、务实、果断的斯大林更适合扮演总书记角色——原本这个相当于秘书处的岗位迅速变得举足轻重，正是斯大林长于事务性工作的证明。
斯大林早期的评价是与谦和、低调、冷静、做事有条理联系在一起的。就政治观点而言，斯大林的反对派一个比一个更极端。与地位高支持率低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不同，斯大林历来就是政治局成员中支持率最高的人。
斯大林也是与列宁发生观点碰撞时最能坚持自己意见的一个。在外贸进出口权的国家垄断等问题上，列宁最后以党内地位要挟才迫使斯大林让步，而斯大林放松国家外贸垄断的观点无疑更能获得今人的认同。
列宁的遗嘱不可能阻挡斯大林登顶的脚步，因为斯大林对反对派的胜利，几乎全是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党心所向——布哈林虽然有无数党内同情者，但他的性格显然不适合担当政治局的重任。难道指定接班人是更优越的办法吗？
关于他的粗暴，斯大林谈笑风生：“是的，同志们，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和分裂我们党的人是粗暴的。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掩饰过，也许对待分裂分子要有某种温和态度，但是这个我做不来。”
斯大林甚至反对过清洗：“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放血的方法，是具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 ——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在他曾经的盟友布哈林受攻击时，他说：“他们想要布哈林的血，不成，我们一滴也不给！”
“新反对派”曾利用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打击斯大林，斯大林很不屑：“虽然她跟列宁同用一个马桶，并不等于她理解了列宁主义。”
但克鲁普斯卡娅甚至准备参与“新反对派”的政治示威活动，斯大林终于忍无可忍：“告诉那个娘们，如果她再不闭嘴，我们就不承认她是列宁的妻子，我们会给列宁再找一个寡妇！”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原配遗孀终于公开呼吁“新反对派”为了党的团结应当克制自己的政治活动。
但为了反对斯大林，1926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两股力量组成了“联合反对派”，他们组织过多次工人、学生的游行示威和罢工，他们散发传单、他们掌控有自己的宣传工具。反对派只差另起一个党的名字。
列宁强调“党内无派”，季诺维也夫在成为少数派前强调“铁的纪律”。
——14大前，季诺维也夫掌控的列宁格勒州委就通过开出托洛茨基党籍的决议，并要求将其逐出政治局。14大上，季、加力主赶走托洛茨基，遭到斯大林的反对。
列宁比斯大林更能容忍党内越来越大的意见分歧吗？
1903年，还是社会民主劳工党领袖之一的列宁给另一位党内领袖马托夫安上孟什维克（少数派）的帽子，自己这派则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于是这个党分成两派，最终变成两个党。
1921年4月，列宁撰文称：“我们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还是伪装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1922年，列宁语气升级：“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克主义者，我们的法庭应当一律予以枪决。”
1917年，列宁下令组建KGB的前身“契卡”，承担肃清党的敌人和党内异己分子的重任，1923年，党通过了党员有义务向“契卡”检举党内小宗派势力的决议。以制度化的暴力肃清党的异己分子，以制度化的暴力维护党的团结，就是列宁主义的团结。
这样团结有力的党，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它能消灭孟什维克，消灭在社会基础和民意选票都对占压倒优势的社会革命党，所以它能战胜一切压迫，能战胜一切反抗。
【通向大清洗之路】
列宁描绘过共产主义的未来，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我的”，只有“我们的”。
斯大林为迎接1930年新年写了篇社论《伟大转折之年》，苏联人将在意气风发的斯大林率领下，学会没有“我的”的生活。
于是，苏联人民转折性地迎来了“我们的集体农庄”，接着，又转折性地迎来了“我们的大饥荒”。
面临空前信任危机的斯大林将会怎样？
许多人想起了那个著名的“列宁遗嘱”。
1929年，斯大林已成为党内绝对领袖，政治局全部换成了他选拔的人，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反对派已没有任何翻盘机会。
但是，随着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巨大震荡，反对斯大林的早已不是原来的少数高层反对派，而是来自全国各地。斯大林对付反对派的只有另外一种武器。
英明如列宁，绝对想不到有一天，斯大林会把战时确立的暴力维护党的团结消灭异己的制度和纪律，用于和平时期的党内矛盾。在全国大清洗之前，斯大林已经不断使用KGB这个武器打击一切反对力量。
这些年，KGB每年都要粉碎好几个阴谋集团，但是，反对斯大林的声音越来越多，那些政治上的大案要案一点没有震慑住他们。
1934年，斯大林等待的只是一根点燃全国大清洗的导火索。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
大清洗是一个民族的前定，只要它选择社会主义或被选择，就选择了通向大饥荒和大清洗的命运。
70年后，普京在参加大清洗悼念时总结说：“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通向大清洗之路
提要：“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普京
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最后一天的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一次次为全体代表发自内心的热烈掌声打断。虽然其真正主题并非大清洗，但这却是苏共高层第一个系统谈到大清洗的报告，也是最后一次。
报告将大清洗期间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总结为，斯大林个人性格的粗暴和破坏了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在苏联解体前，官方所有谈及斯大林时代悲剧的教训总结，大致都不超过这个范围。
但是，经历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并有幸活下来的两朝元老莫洛托夫，在退休后被问及列宁和斯大林谁更严酷时，莫洛托夫说：“当然是列宁。因为我曾见到列宁当面斥责斯大林性格软弱和自由主义倾向。”
如果追溯历史，其实不难发现，大清洗悲剧潜伏在大饥荒的悲剧中，而大饥荒是集体化的必然悲剧。不幸的是，集体化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理想国家的必然追求。
【基洛夫的掌声超过了2分钟】
1934年1月召开的苏共17大上，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在发言时22次提到斯大林，他为斯大林创造了好几个新的专有名词，譬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人”、“争取劳动人民解放的最伟大战略家”等等，他甚至提出“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
基洛夫这些话每次都被热烈的掌声打断，看上去，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斯大林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斯大林没有被假象欺骗，他知道，掌声和动听的颂词后面，一场针对他的前所未有的阴谋正在汇集。
他闻出了汇集到17大的阴谋气味。按规定，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时，掌声应该10分钟，政治局委员则应控制在2分钟，可基洛夫上台时，暴风雨般的掌声远远超过了规定时间。
17大前后的斯大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政治局势。
1932年开始的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持续了一年多，被斯大林打倒的反对派正蠢蠢欲动，四处串联对斯大林不满的力量。
托洛茨基，这家伙从来就像蜘蛛一样忙碌地编织着阴谋。仅在被驱逐到中亚后的1928年4～10月，他就在阿拉木图发出政治信件800封，电报550份，收到政治信件1000封和700份电报。把他驱逐到海外后，因为国内的困难，更让他成了各种反对派的精神领袖。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两个极左的反对派领袖在倒台后，一度无人理睬，同志们都是站在斯大林一边的，但这几年国家出了困难，原本不赞同他们意见的人现在也开始同情他们，这两个阴谋家现在成了国内一切反对势力的中枢。
人们真正同情并支持的是有“党内经济学家”之称的布哈林，大饥荒和一切经济困难正如他所预料。不过，布哈林和李可夫有更高的党性，为了团结，他们一起求见斯大林，要求和解，斯大林也答应了和解，但是，这个人却在不久前评论教皇的文章中有含沙射影的意味。
斯大林知道，这些年，以老布尔什维克名义写给《真理报》和《消息报》的信雪片一样多，他们要求斯大林为大饥荒和成堆的社会问题负责。
从1929年实施工业化和集体化开始，苏联社会就急剧震荡。1930年起，城市因粮食大量出口和大量减产，恢复了定量配给制。迅猛的工业投资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为弥补赤字只好大量印刷钞票，农村倒退到以货易货的时代，全苏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全国都在骚动。虽然大饥荒并没有造成老百姓造反，但党的干部们却无法接受了。
1933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成为其他同志攻击批评的对象。斯大林希望通过强调阶级斗争转移一下令人尴尬的饥荒问题，中央委员会书记波留舍夫呛声道：“我们总是喊叫富农、敌对分子、旧官吏、彼得留拉和其它诸如此类的家伙，在破坏庄稼收割，或是在征收粮食中捣鬼，但这样是改变不了现状的。”
斯大林在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下承认了错误，他说：“我们错了。”
是的，苏联经济暂时出现了困难，但是，他们却偏偏没有看到，随着粮食源源不断出口，宝贵的机器源源不断流入，新的工厂、矿山如雨后春笋般树立起来，从中部、西部一路延伸，越过乌拉尔山直到遥远的亚洲边疆。
是的，的确存在可怕的投资失误、惊人的浪费、恶性事故、大量残次废品、消极怠工，但无疑这都显示出潜藏着的阶级敌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破坏，内务部破获的其中一个恐怖集团成员就高达20万人。
这些鼠目寸光的人只会说大饥荒、大饥荒，他们看不到苏联伟大的工业成就，如果因此中断列宁伟大理想的实践，这才是最大的犯罪。
17大果然是一次反对派的大集合，所有中央委员中，斯大林竟然得票最低，反对票高达270张，而他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只有3票反对。幸好是等额选举。卡刚诺维奇下令销毁斯大林的反对票，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都只有3票反对。
基洛夫是斯大林亲手提拔起来用以打击季诺维也夫的，但这个一贯信任的人已经不那么可靠了。据说，17大召开前几天，竟然有委员找到基洛夫想把斯大林搞下台，虽然基洛夫拒绝了，但他居然忘记向斯大林汇报。
还有，前莫斯科州委书记柳京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他甚至公开提出要用暴力打倒斯大林，内务部破获柳京集团后，斯大林要求枪毙柳京，但基洛夫等政治局的同志竟然否决了这个建议。被判处徒刑的柳京出狱后还在四处窜连搞阴谋。
如果等到下一次党代会，结果也许是斯大林下台。
【第二次内战和第二次大饥荒】
斯大林曾对邱吉尔说，在实施集体化过程中对农民的战争，压力甚至比纳粹德国入侵的压力还大。
1929年12月，斯大林宣布：“我们的政策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转向彻底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是一次全新的国内战争。
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把土地分给农民，现在集体化要收回土地和牲畜。生产资料公有制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但意味着农民失去所有财产，意味着农民将成为被国家束缚在集体农庄的奴工，处境甚至不如1861年之前的农奴制，因为那时还有自由贸易。
集体化遭到农民疯狂反抗，绝望的农民杀掉全国一半以上的马、2/3的羊，果木、田园、农田设施能破坏的都被破坏。
1929年全苏发生1300次农民叛乱，1930年1月，参加叛乱的农民仅仅10多万，第二个月人数就翻了一倍，3月则是80万……。最严重的反抗来自游牧民族哈萨克人，为警告其他小游牧民族，哈萨克人的反抗遭到最严厉镇压，近1/3的哈萨克人在两年多的动乱和随后的大饥荒中死亡。
1932年冬，大饥荒来临，主要受灾地为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因为它恰好都发生在对集体化反抗最严重的地区，很多人认为，这是斯大林蓄意制造的报复。
人类在20世纪终于发明了一种可以在和平时期大量消灭人口的制度，它在苏联一共制造了三次大饥荒：1921－1923年的第一次大饥荒、1932－1933年的第二次大饥荒、1946－1947年的第三次大饥荒。
第一次大饥荒是真正最严酷的大饥荒，苏联官方宣称因持续的干旱，造成了520万人死亡，这是欧洲史无前例的记录。
不过，此时被迫实施“新经济”的列宁向一切国际友好势力开放。美国民间通过胡佛发起的“美国救援组织”提供了70万吨粮食和药品援助。高尔基曾这样评价：“你们从死亡中拯救了350万儿童，550万成人，在我所知道的全部人类受难史上，没有任何行动就其规模和慷慨能够和这次援助相提并论。”
第二次大饥荒刷新了10年前的死亡人数纪录。
“大饥荒都是富农的反革命宣传！”斯大林说。1928年，他还亲自乘火车视察过，那些地方有的是粮食没有收上来。粮食的确有减产，所以粮食出口在减少，1930年出口4800万普特，1931年5100万普特，1932年1800万，1933年1000万普特（1普特=16.38公斤）。
斯大林在工业学校读书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告诉斯大林，所有学员都在诉说可怕的大饥荒，几乎每个人的家庭都有人死亡，只有学院党委书记不敢议论大饥荒，斯大林记下了这个人的名字：赫鲁晓夫。于是，这个幸运的胆小鬼就以电梯般的速度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为回击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诋毁，斯大林约了西方的记者朋友。获得1932年普利策新闻奖的《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见到了很多红光满面的老人和儿童，他报道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
英国大文豪萧伯纳也被邀请到苏联。“苏联就是人间的天堂”，萧伯纳说。另一位英国人韦伯则说，粮食的确出现减产，但那是阶级敌人蓄意搞破坏。
成千上万的农民跑进城市，但饥饿的城里，所有食物需要凭票供应，迎接他们乞求的是孩子们的白眼和石块。这些人都是万恶的富农！孩子们从课本里刚刚学到少先队员帕夫利克的故事，帕夫利克是个富农的孩子，他响应党的号召举报了亲生父亲，后被富农杀害。
2006年11月，独立后的乌克兰将每年的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乌克兰官方根据KGB系统的档案统计，在1932－1933年的大饥荒期间，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竟然有接近1000万人被饿死，占乌克兰人口的1/3。
75年后，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在大饥荒死难者哀悼仪式上说，乌克兰死于大饥荒的人数竟然远多于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的人数，这是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
普京则回应说，大饥荒并非只针对乌克兰，它是苏联人民共同的不幸历史。今天披露的资料看，从最东端的西伯利亚到最西端的乌克兰，苏联各地都发生过吃人肉的事件。
【正是你，而不是别人】
其实，斯大林一开始是反对残酷掠夺农民的集体化政策的。如何对待“集体化”，是列宁留给同志们的一个未解难题。它也成为一个引发列宁接班人之争的关键性问额。
今天，前苏联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上统统将“十月革命”改为“十月政变”，因为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激烈战斗并不存在，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都掌握在左翼社会主义政党手中，政府已更迭到大家不以为意的程度。
无论是“十月革命”还是“十月政变”，它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胆的社会革命试验。布尔什维克轻易夺取世界最大国家的政权后，没有一个人有过行政和经济管理的经验。
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实验一开始就遭遇全面失败，1920年全俄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棉花产量为战前的6%，工业品约为1/7。布尔什维克毫不留情地粉碎了所有不满和反抗，这是一场暴力保障的社会实验。
列宁在大饥荒爆发的1921年，及时地终止战时共产主义体制，采取了鼓励私人资本和个体经营的“新经济”政策。向“资本主义”妥协的结果是，工厂逐渐开始运转，城市里有了可以向农民购买粮食的产品。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谁来领导这场实验？
曾一手创建红军、乘着红色专列指挥打赢了内战的二号人物托洛茨基，不认为政治局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这个“三人帮”是竞争对手。他激进的不断革命论中，理想社会应是个非组织化、非官僚化的大民主社会，这种观点，稍有现实感的人都不会接受。列宁去世前几个月，“三人帮”已经把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称为“反对派”。
当年的13大上，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失势，会后，托洛茨基愚蠢地发表《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遭迎头痛击。当年他与列宁私下词锋锐利但无损友谊的文字都成了重磅炸弹：我们是要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1925年1月，托洛茨基遭点名批判，全会号召全党都必须警惕托洛茨基主义。
1925年12月的14大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布哈林为农业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除了那句“我们要发财致富”的口号外，斯大林全盘支持布哈林提出的进一步放松管制，尊重市场的观点，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认为，应当终止 “新经济”，迅速实施掠夺农民的“超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在主张集体化和超工业化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的观点出奇地一致，斯大林迅速给新的极左分子一个帽子——“新反对派”。
“新反对派”的观点在14大上被多数人反对，加米涅夫在全会上孤注一掷：“我现在向大会重申这一点，我已经确信，斯大林同志担负不了把布尔什维克的总参谋部团结起来的职能！”但他的声音立即被“要斯大林！要斯大林！”和“斯大林万岁”口号声淹没。14大上，559票对65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局。
4年前，同志们在大会结束时高喊“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口号，2年前他们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万岁”口号，托洛茨基幸灾乐祸地看到现在口号变成了“斯大林万岁！”
1927年秋，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1928年初，斯大林乘专列巡视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一路严令地方必须短时间内完成粮食收购。迅速变成季诺维也夫信徒的斯大林认为，这是富农的敌视，要抢、要管；布哈林则仍坚持认为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所致，要少管，要提粮价。两人发生漫骂争吵， 1928年的中央全会上虽然互相妥协，可矛盾已经公开化。
1929年初，斯大林从托洛茨基洋洋得意的文章中获悉，布哈林竟然与反对派私下会晤，斯大林大怒，认为这超出了正常的政策分歧，于是布哈林与他的支持者李可夫理所当然地成了“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于是，“全党的宠儿”布哈林出局。
1929年12月21日，苏联人民迎来了斯大林50寿辰。这天是全苏联人民的节日，是斯大林画像的海洋，是赞美诗的海洋：
“正是你，而不是别人，把深刻的列宁主义理论与敢于在不同的革命斗争阶段实践它的能力集中于一人之身，使党以最小的代价和力量，完成了最困难的历史任务，使党保持了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团结。”
【列宁遗嘱和列宁主义的团结】
赫鲁晓夫的报告引用了“列宁遗嘱”对斯大林的评价：“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
很长时间，人们认为若执行列宁遗嘱换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中的任何一人，也许斯大林悲剧就可避免，至少程度会轻得多。
其实，遗嘱中提到的6个领导人中，相对其他几位演说家和理论家型领导人，稳健、务实、果断的斯大林更适合扮演总书记角色——原本这个相当于秘书处的岗位迅速变得举足轻重，正是斯大林长于事务性工作的证明。
斯大林早期的评价是与谦和、低调、冷静、做事有条理联系在一起的。就政治观点而言，斯大林的反对派一个比一个更极端。与地位高支持率低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不同，斯大林历来就是政治局成员中支持率最高的人。
斯大林也是与列宁发生观点碰撞时最能坚持自己意见的一个。在外贸进出口权的国家垄断等问题上，列宁最后以党内地位要挟才迫使斯大林让步，而斯大林放松国家外贸垄断的观点无疑更能获得今人的认同。
列宁的遗嘱不可能阻挡斯大林登顶的脚步，因为斯大林对反对派的胜利，几乎全是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党心所向——布哈林虽然有无数党内同情者，但他的性格显然不适合担当政治局的重任。难道指定接班人是更优越的办法吗？
关于他的粗暴，斯大林谈笑风生：“是的，同志们，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和分裂我们党的人是粗暴的。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掩饰过，也许对待分裂分子要有某种温和态度，但是这个我做不来。”
斯大林甚至反对过清洗：“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放血的方法，是具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 ——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在他曾经的盟友布哈林受攻击时，他说：“他们想要布哈林的血，不成，我们一滴也不给！”
“新反对派”曾利用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打击斯大林，斯大林很不屑：“虽然她跟列宁同用一个马桶，并不等于她理解了列宁主义。”
但克鲁普斯卡娅甚至准备参与“新反对派”的政治示威活动，斯大林终于忍无可忍：“告诉那个娘们，如果她再不闭嘴，我们就不承认她是列宁的妻子，我们会给列宁再找一个寡妇！”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原配遗孀终于公开呼吁“新反对派”为了党的团结应当克制自己的政治活动。
但为了反对斯大林，1926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两股力量组成了“联合反对派”，他们组织过多次工人、学生的游行示威和罢工，他们散发传单、他们掌控有自己的宣传工具。反对派只差另起一个党的名字。
列宁强调“党内无派”，季诺维也夫在成为少数派前强调“铁的纪律”。
——14大前，季诺维也夫掌控的列宁格勒州委就通过开出托洛茨基党籍的决议，并要求将其逐出政治局。14大上，季、加力主赶走托洛茨基，遭到斯大林的反对。
列宁比斯大林更能容忍党内越来越大的意见分歧吗？
1903年，还是社会民主劳工党领袖之一的列宁给另一位党内领袖马托夫安上孟什维克（少数派）的帽子，自己这派则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于是这个党分成两派，最终变成两个党。
1921年4月，列宁撰文称：“我们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还是伪装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1922年，列宁语气升级：“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克主义者，我们的法庭应当一律予以枪决。”
1917年，列宁下令组建KGB的前身“契卡”，承担肃清党的敌人和党内异己分子的重任，1923年，党通过了党员有义务向“契卡”检举党内小宗派势力的决议。以制度化的暴力肃清党的异己分子，以制度化的暴力维护党的团结，就是列宁主义的团结。
这样团结有力的党，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它能消灭孟什维克，消灭在社会基础和民意选票都对占压倒优势的社会革命党，所以它能战胜一切压迫，能战胜一切反抗。
【通向大清洗之路】
列宁描绘过共产主义的未来，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我的”，只有“我们的”。
斯大林为迎接1930年新年写了篇社论《伟大转折之年》，苏联人将在意气风发的斯大林率领下，学会没有“我的”的生活。
于是，苏联人民转折性地迎来了“我们的集体农庄”，接着，又转折性地迎来了“我们的大饥荒”。
面临空前信任危机的斯大林将会怎样？
许多人想起了那个著名的“列宁遗嘱”。
1929年，斯大林已成为党内绝对领袖，政治局全部换成了他选拔的人，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反对派已没有任何翻盘机会。
但是，随着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巨大震荡，反对斯大林的早已不是原来的少数高层反对派，而是来自全国各地。斯大林对付反对派的只有另外一种武器。
英明如列宁，绝对想不到有一天，斯大林会把战时确立的暴力维护党的团结消灭异己的制度和纪律，用于和平时期的党内矛盾。在全国大清洗之前，斯大林已经不断使用KGB这个武器打击一切反对力量。
这些年，KGB每年都要粉碎好几个阴谋集团，但是，反对斯大林的声音越来越多，那些政治上的大案要案一点没有震慑住他们。
1934年，斯大林等待的只是一根点燃全国大清洗的导火索。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
大清洗是一个民族的前定，只要它选择社会主义或被选择，就选择了通向大饥荒和大清洗的命运。
70年后，普京在参加大清洗悼念时总结说：“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大清洗70年之一：一个国家的自残
Красный террор I
一个国家的自残
提要：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党一半的成员被捕，一个政权的绝大多数上层成员被处决，一支军队的中高层军官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生活在恐惧之中。
“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 。
普京曾负责的联邦安全局，其前身便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克格勃，它正是大清洗的最重要执行者。
在现场感伤得声音颤抖的普京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 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它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的灾难原因今天才开始被总结，它留下的历史苦果，全苏联国民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
【历史谜案成大清洗导火索】
似乎一切都始于基洛夫。他的遇刺，迄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却是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
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无政治局常委）、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在1930年代，他是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中，惟一还敢走进工人群中发表演讲的人。
1934年12月1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因为他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其实，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打石头的安排。
基洛夫并非手软的人，清洗季诺维也夫的势力、消灭富农，一点不含糊，他用25万劳改犯完成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当时被称为白骨与鲜血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1年后，基洛夫案终于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1936年8月19 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审判公开进行，全苏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他们还想谋杀斯大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
人民群众不断被组织参加各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游行，或愤怒声讨犯罪分子，或热烈庆祝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摧毁。
仅有游行和表态是不够的，人民群众必须知道，这将是场残酷的、你死我活斗争。1937年2月，苏共全会发布了斯大林的号召：“抛弃旧方法，即辩论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坚决斗争。”
斯大林乘着成功破获基洛夫遇刺案的东风，及时为运动指明了继续斗争的方向：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等等，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
于是，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进入了相互检举揭发阶段，于是，苏联各地都遍布着大大小小骇人听闻的阴谋和犯罪。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更多时候，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
官方历史上，大清洗被称为“肃反”，当不得不面对惊人的滥杀滥捕无辜问题时，有一个含混暧昧的词被发明出来：肃反扩大化。其意不难理解，肃反是对的，只是具体操作时，范围上失控了。
【列宁创建的党被消灭了】
莫斯科大审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另外两次是1937年1月23日开庭的“平行总部案件”和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判”。三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
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大清洗完成了苏共的政治大换血。列宁时代的苏共党员，相当多数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虽然对管理一个国家并无经验，但对建设一个理想社会却充满热情，他们有着老布尔什维克朴素的正义感和对党的忠诚。
到了1939年，苏共党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他们是通过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的变化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的文化，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绝对正确历史地位的塑造。1938年，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一切政治谎言堂而皇之进入历史，成为影响数十个国家几代人的历史教材。
【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1937－1938年的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是，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
而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简称）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则不少于1000万人。这意味着，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1000万人被送进古拉格。
摧毁东正教曾是列宁遗愿，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破坏，但仍有宗教势力暗中蠢动。大清洗期间，有165000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106000人被枪决。
作为一个阶级，富农虽然在几年前近乎内战的集体化运动中被彻底消灭，但1937年7月30日KGB发布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它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意味着肉体上还活着的前富农及其家属必须肃整。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000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仁慈的父亲”斯大林的一支笔。前苏联历史学家伏柯格诺夫发现，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单上的签字记录。他全部签署了“同意死刑”的意见，但名单上的5000人，此时还没有被正式审判。
70年后普京前往吊唁的“布托沃射击场”，是大清洗时莫斯科的一处刑场，此处原为步兵训练基地。
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间，莫斯科有4万余人被处决，至少2万人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562人。遇难者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神职人员和部分沙俄贵族后裔，也有令“我们”意外的人，比如著名苏联英雄卓娅的父亲。一开始，行刑队用铁锹手工掩埋尸体，后来不得不动用挖掘机掩埋尸体。
为纪念那些在大清洗死去的冤魂，为纪念那些在苏联时代的政治受难者，索尔仁尼琴在其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卷首，写下这样的献辞：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即使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
苏联红军内部的大清洗，给后来的卫国战争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6月12日，报道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公认最天才的将领，也是红军真正的灵魂。他和另外一些将领提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理论，曾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同行。这些人被全数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德国安全局领导人海因里希炮制的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案材料，到底是德国人主动使用的反间计，还是斯大林故意透露苏军将帅不和，给他们一个制造反间计的机会？今天并无确切答案。
由观点不同的旧同志参与审判，是大清洗最常见的情形。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有4位元帅，他们分别是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叶戈洛夫。
在审判书上签字的人当中，思维停留在内战骑兵时代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活了下来，布柳赫尔、叶戈洛夫则同在1938年被枪决。布柳赫尔死后，官方既未宣布他被捕，更未宣布他被枪决，苏联人一直以为他隐姓埋名在中国作战。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事件就发生在斯大林判断战争即将临近之时。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了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人几乎流尽了鲜血。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则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开战1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了1100万人。战争中，苏联损失了1/7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外所有参战大国总和。
如果没有广阔的国土纵深，没有高达4000万可服役后备兵源保障、没有盟国的巨大物质援助，很难想象苏联能拖垮纳粹德国。
当然，也许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苏维埃体制本身，只有这种体制，一个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资源投入到战争中，才能承受难以忍受的伤亡，才能承受难以想像的苦难。这个体制下，人是低值易耗品，必须承受一切。
苏联对德国的胜利，是妇女儿童只有一个土豆果腹时，却能在冰天雪地的旷野中修筑工事、建设工厂的体制，对日耳曼妇女应当专门在家生产教育优秀后代体制的胜利。
【那些真正的叛徒们】
今天为大清洗辩护者的一个理由是，它使苏联变得更纯洁，使苏联人万众一心地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如果大清洗果真无意中消灭了许多叛徒，但是，它消灭的叛徒也许远没有它制造的叛徒更多。
苏联官方一直不愿正视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很多苏联人在纳粹德国入侵时，将德军当成了救世主。这一点在很多德军的回忆录中可见。但纳粹德国无情的种族奴役政策粉碎了这些人的幻想。
对刚刚“主动加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居民来说，他们原本就认为苏联是侵略者，但对曾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红旗下的一些民族，背叛只能被理解为大清洗和苏联农业政策的伤害，它在非俄罗斯民族中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人心向背问题。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侵苏战争时曾宣称：“我只要在苏联这个破房子的门上踹一脚，它就会垮掉”。他相信，被大清洗大伤元气的苏军不堪一击；他相信，经历过大清洗的苏联早已人心涣散。
希特勒的判断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二战中，在不存在伪政权情形下，本国公民大规模加入敌方作战的，惟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国家，也惟有苏联。一个行政上高度统一的主权国家发生这样的事，史上罕见。
卫国战争中，德军高峰时拥有近200个俄罗斯人组成的独立营级作战单位，另有专门围剿游击队的140个团级战斗单位。1943年春，苏军叛变者和平民以志愿者方式为德军服务的高达100万人。
纳粹德国对俄罗斯人采取歧视政策，非俄罗斯裔的作战部队才被允许组成规模更大的作战单位，譬如卡尔梅克人组成了独立的骑兵军。乌克兰人组建的伪军除承担维持治安和看守集中营外，还参与对苏军的袭击作战。苏军与朱可夫齐名的杰出将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即因乌克兰伪军袭击而牺牲。
要求从战俘营组建军队与德军并肩作战的人是苏联杰出将领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是苏联历史上最具争议性人物之一。此人1930年即为中央委员，曾作为军事顾问帮蒋介石训练军队。卫国战争中获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他因莫斯科保卫战中的巨大功勋，而深得斯大林器重。
1942年6月25日，弗拉索夫被俘，他很快提出与德国合作，希望能从战俘营中组建一支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国并肩消灭苏维埃政权，最终建立对德友好的自由俄罗斯。
弗拉索夫叛国时，苏联正处于最艰难时刻：有经验的部队已经消耗光，新兵成批送上前线，成批地死亡，而后方每根能用的稻草都已被送上前线。弗拉索夫对部下解释说：“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
赫鲁晓夫称弗拉索夫因为心智不健全才叛国。但对弗拉索夫来说，只要被俘，就是“逃兵、祖国的叛徒和人民的敌人”，因为苏联不承认“战俘”。斯大林1941年8月的第270号令宣布，任何情况都不许被俘，指挥官要枪决怕死而当俘虏的人。刑法亦明确规定，战士被俘，家属流放。
25年前，列宁正是在德国帮助下回到祖国，靠德国资金支持推翻了正与德国交战的本国政府。但现实却给了欲效法列宁的弗拉索夫一个无情的耳光。
纳粹德国是个毫无理性的更残暴更特殊的政权，在他们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灭，根本不配建立国家，500多万苏联战俘只是奴隶，根本没有资格被组织起来与德军并肩作战。除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外，纳粹高官们都骂弗拉索夫是“蠢猪”，甚至禁止他胡说八道。
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纳粹德国山穷水尽时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夫从战俘中组建一支总数约5万人的“俄罗斯解放军”。其中的许多人是战场直接叛逃者，有数十人曾是苏联著名的英雄飞行员。
程度最深、命运也最惨烈的叛国者，是高加索人。集体化期间，先天热爱骑马的高加索人不愿被剥夺养马的权力——任何马都是集体财产，个人不得拥有，大批反抗者被当作富农遭肉体灭绝，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为报复车臣人的叛徒行为，1944年 2月23日至24日，全体车臣人和他们的邻居印古什人被押上火车赶出故土，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并非只有车臣人遭遇此命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全体成员于1943年12月也被斯大林全体迁移。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的，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万5千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 “西伯利亚建设”。
这个叛逆民族在“东迁”的死亡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并顽强地存活。特殊时期成长的这一代人注定将以特殊方式登场。他们当中几个最著名的名字是：杜达耶夫、巴萨耶夫、马斯哈托夫……。暴君的债，经他们的手，最终由别斯兰惨案中的俄罗斯儿童、由莫斯科大剧院的观众、由普通俄罗斯人的无辜鲜血来偿。
车臣问题，是大清洗今天依然在流血的伤口。
【大清洗是一种体制】
大清洗是一个国家的空前自残，它残酷到足以在道义上动摇苏共政权的合法性。正视这段历史、总结其悲剧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赫鲁晓夫曾做过尝试，但他的秘密报告一经披露，就在整个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们后退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只是以苏联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了“去斯大林化”，——就如当年苏联的一切都离不开斯大林一样，一夜之间苏联的一切都与斯大林无关了。只有罪恶才属于斯大林。
至于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还要再等30年。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以“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开启了大清洗的重新调查，
1988年，莫斯科大审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结束50年后终于开始被平反。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不能让谎言再继续毒害学生。官方喉舌《消息报》发出旗帜鲜明的赞同意见：“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一种国家恐怖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并非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一个国家的自残
提要：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党一半的成员被捕，一个政权的绝大多数上层成员被处决，一支军队的中高层军官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生活在恐惧之中。
“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 。
普京曾负责的联邦安全局，其前身便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克格勃，它正是大清洗的最重要执行者。
在现场感伤得声音颤抖的普京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 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它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的灾难原因今天才开始被总结，它留下的历史苦果，全苏联国民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
【历史谜案成大清洗导火索】
似乎一切都始于基洛夫。他的遇刺，迄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却是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
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无政治局常委）、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在1930年代，他是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中，惟一还敢走进工人群中发表演讲的人。
1934年12月1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因为他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其实，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打石头的安排。
基洛夫并非手软的人，清洗季诺维也夫的势力、消灭富农，一点不含糊，他用25万劳改犯完成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当时被称为白骨与鲜血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1年后，基洛夫案终于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1936年8月19 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审判公开进行，全苏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他们还想谋杀斯大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
人民群众不断被组织参加各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游行，或愤怒声讨犯罪分子，或热烈庆祝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摧毁。
仅有游行和表态是不够的，人民群众必须知道，这将是场残酷的、你死我活斗争。1937年2月，苏共全会发布了斯大林的号召：“抛弃旧方法，即辩论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坚决斗争。”
斯大林乘着成功破获基洛夫遇刺案的东风，及时为运动指明了继续斗争的方向：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等等，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
于是，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进入了相互检举揭发阶段，于是，苏联各地都遍布着大大小小骇人听闻的阴谋和犯罪。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更多时候，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
官方历史上，大清洗被称为“肃反”，当不得不面对惊人的滥杀滥捕无辜问题时，有一个含混暧昧的词被发明出来：肃反扩大化。其意不难理解，肃反是对的，只是具体操作时，范围上失控了。
【列宁创建的党被消灭了】
莫斯科大审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另外两次是1937年1月23日开庭的“平行总部案件”和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判”。三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
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大清洗完成了苏共的政治大换血。列宁时代的苏共党员，相当多数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虽然对管理一个国家并无经验，但对建设一个理想社会却充满热情，他们有着老布尔什维克朴素的正义感和对党的忠诚。
到了1939年，苏共党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他们是通过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的变化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的文化，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绝对正确历史地位的塑造。1938年，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一切政治谎言堂而皇之进入历史，成为影响数十个国家几代人的历史教材。
【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1937－1938年的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是，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
而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简称）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则不少于1000万人。这意味着，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1000万人被送进古拉格。
摧毁东正教曾是列宁遗愿，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破坏，但仍有宗教势力暗中蠢动。大清洗期间，有165000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106000人被枪决。
作为一个阶级，富农虽然在几年前近乎内战的集体化运动中被彻底消灭，但1937年7月30日KGB发布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它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意味着肉体上还活着的前富农及其家属必须肃整。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000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仁慈的父亲”斯大林的一支笔。前苏联历史学家伏柯格诺夫发现，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单上的签字记录。他全部签署了“同意死刑”的意见，但名单上的5000人，此时还没有被正式审判。
70年后普京前往吊唁的“布托沃射击场”，是大清洗时莫斯科的一处刑场，此处原为步兵训练基地。
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间，莫斯科有4万余人被处决，至少2万人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562人。遇难者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神职人员和部分沙俄贵族后裔，也有令“我们”意外的人，比如著名苏联英雄卓娅的父亲。一开始，行刑队用铁锹手工掩埋尸体，后来不得不动用挖掘机掩埋尸体。
为纪念那些在大清洗死去的冤魂，为纪念那些在苏联时代的政治受难者，索尔仁尼琴在其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卷首，写下这样的献辞：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即使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
苏联红军内部的大清洗，给后来的卫国战争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6月12日，报道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公认最天才的将领，也是红军真正的灵魂。他和另外一些将领提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理论，曾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同行。这些人被全数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德国安全局领导人海因里希炮制的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案材料，到底是德国人主动使用的反间计，还是斯大林故意透露苏军将帅不和，给他们一个制造反间计的机会？今天并无确切答案。
由观点不同的旧同志参与审判，是大清洗最常见的情形。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有4位元帅，他们分别是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叶戈洛夫。
在审判书上签字的人当中，思维停留在内战骑兵时代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活了下来，布柳赫尔、叶戈洛夫则同在1938年被枪决。布柳赫尔死后，官方既未宣布他被捕，更未宣布他被枪决，苏联人一直以为他隐姓埋名在中国作战。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事件就发生在斯大林判断战争即将临近之时。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了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人几乎流尽了鲜血。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则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开战1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了1100万人。战争中，苏联损失了1/7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外所有参战大国总和。
如果没有广阔的国土纵深，没有高达4000万可服役后备兵源保障、没有盟国的巨大物质援助，很难想象苏联能拖垮纳粹德国。
当然，也许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苏维埃体制本身，只有这种体制，一个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资源投入到战争中，才能承受难以忍受的伤亡，才能承受难以想像的苦难。这个体制下，人是低值易耗品，必须承受一切。
苏联对德国的胜利，是妇女儿童只有一个土豆果腹时，却能在冰天雪地的旷野中修筑工事、建设工厂的体制，对日耳曼妇女应当专门在家生产教育优秀后代体制的胜利。
【那些真正的叛徒们】
今天为大清洗辩护者的一个理由是，它使苏联变得更纯洁，使苏联人万众一心地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如果大清洗果真无意中消灭了许多叛徒，但是，它消灭的叛徒也许远没有它制造的叛徒更多。
苏联官方一直不愿正视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很多苏联人在纳粹德国入侵时，将德军当成了救世主。这一点在很多德军的回忆录中可见。但纳粹德国无情的种族奴役政策粉碎了这些人的幻想。
对刚刚“主动加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居民来说，他们原本就认为苏联是侵略者，但对曾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红旗下的一些民族，背叛只能被理解为大清洗和苏联农业政策的伤害，它在非俄罗斯民族中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人心向背问题。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侵苏战争时曾宣称：“我只要在苏联这个破房子的门上踹一脚，它就会垮掉”。他相信，被大清洗大伤元气的苏军不堪一击；他相信，经历过大清洗的苏联早已人心涣散。
希特勒的判断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二战中，在不存在伪政权情形下，本国公民大规模加入敌方作战的，惟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国家，也惟有苏联。一个行政上高度统一的主权国家发生这样的事，史上罕见。
卫国战争中，德军高峰时拥有近200个俄罗斯人组成的独立营级作战单位，另有专门围剿游击队的140个团级战斗单位。1943年春，苏军叛变者和平民以志愿者方式为德军服务的高达100万人。
纳粹德国对俄罗斯人采取歧视政策，非俄罗斯裔的作战部队才被允许组成规模更大的作战单位，譬如卡尔梅克人组成了独立的骑兵军。乌克兰人组建的伪军除承担维持治安和看守集中营外，还参与对苏军的袭击作战。苏军与朱可夫齐名的杰出将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即因乌克兰伪军袭击而牺牲。
要求从战俘营组建军队与德军并肩作战的人是苏联杰出将领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是苏联历史上最具争议性人物之一。此人1930年即为中央委员，曾作为军事顾问帮蒋介石训练军队。卫国战争中获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他因莫斯科保卫战中的巨大功勋，而深得斯大林器重。
1942年6月25日，弗拉索夫被俘，他很快提出与德国合作，希望能从战俘营中组建一支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国并肩消灭苏维埃政权，最终建立对德友好的自由俄罗斯。
弗拉索夫叛国时，苏联正处于最艰难时刻：有经验的部队已经消耗光，新兵成批送上前线，成批地死亡，而后方每根能用的稻草都已被送上前线。弗拉索夫对部下解释说：“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
赫鲁晓夫称弗拉索夫因为心智不健全才叛国。但对弗拉索夫来说，只要被俘，就是“逃兵、祖国的叛徒和人民的敌人”，因为苏联不承认“战俘”。斯大林1941年8月的第270号令宣布，任何情况都不许被俘，指挥官要枪决怕死而当俘虏的人。刑法亦明确规定，战士被俘，家属流放。
25年前，列宁正是在德国帮助下回到祖国，靠德国资金支持推翻了正与德国交战的本国政府。但现实却给了欲效法列宁的弗拉索夫一个无情的耳光。
纳粹德国是个毫无理性的更残暴更特殊的政权，在他们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灭，根本不配建立国家，500多万苏联战俘只是奴隶，根本没有资格被组织起来与德军并肩作战。除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外，纳粹高官们都骂弗拉索夫是“蠢猪”，甚至禁止他胡说八道。
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纳粹德国山穷水尽时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夫从战俘中组建一支总数约5万人的“俄罗斯解放军”。其中的许多人是战场直接叛逃者，有数十人曾是苏联著名的英雄飞行员。
程度最深、命运也最惨烈的叛国者，是高加索人。集体化期间，先天热爱骑马的高加索人不愿被剥夺养马的权力——任何马都是集体财产，个人不得拥有，大批反抗者被当作富农遭肉体灭绝，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为报复车臣人的叛徒行为，1944年 2月23日至24日，全体车臣人和他们的邻居印古什人被押上火车赶出故土，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并非只有车臣人遭遇此命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全体成员于1943年12月也被斯大林全体迁移。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的，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万5千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 “西伯利亚建设”。
这个叛逆民族在“东迁”的死亡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并顽强地存活。特殊时期成长的这一代人注定将以特殊方式登场。他们当中几个最著名的名字是：杜达耶夫、巴萨耶夫、马斯哈托夫……。暴君的债，经他们的手，最终由别斯兰惨案中的俄罗斯儿童、由莫斯科大剧院的观众、由普通俄罗斯人的无辜鲜血来偿。
车臣问题，是大清洗今天依然在流血的伤口。
【大清洗是一种体制】
大清洗是一个国家的空前自残，它残酷到足以在道义上动摇苏共政权的合法性。正视这段历史、总结其悲剧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赫鲁晓夫曾做过尝试，但他的秘密报告一经披露，就在整个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们后退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只是以苏联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了“去斯大林化”，——就如当年苏联的一切都离不开斯大林一样，一夜之间苏联的一切都与斯大林无关了。只有罪恶才属于斯大林。
至于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还要再等30年。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以“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开启了大清洗的重新调查，
1988年，莫斯科大审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结束50年后终于开始被平反。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不能让谎言再继续毒害学生。官方喉舌《消息报》发出旗帜鲜明的赞同意见：“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一种国家恐怖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并非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2009年5月30日星期六
输给时间，赢得历史——生命最终时刻的蒋经国
来自：http://huangzhangjin.blog.sohu.com/77864128.html
载于《中国国家历史》
■黄章晋
20年前，蒋经国在台北去世。
蒋经国生命最后几年是在紧迫地与时间赛跑，他要完成的任务太多：国民党的本土化、政治上的民主化、两岸关系的解冻……他在奋力冲刺中死去，输给了时间，但却赢得了历史。
1988年1月13日晚19时，坐在电视机前的大陆观众注意到，《新闻联播》播音员张宏民罕见地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表情凝重。他播报的第一条新闻是，蒋经国在台北去世。
当时的大陆观众不知道，蒋经国生命最后阶段开启的民主化大门，使台湾正在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将使台湾成为他们日常最关注的新闻焦点。
20年后的今天，在台湾，蒋经国不曾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淡忘，反声誉日隆。每次民调，对台湾民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贡献最大的领导人，都是蒋经国。 2240万人口的台湾，前往蒋经国暂厝的大溪的凭吊者，每年在100万人次左右。蒋经国执政时期，被认为是台湾历史上社会风气最好、最有希望和活力的时代。
很难找到第二个独裁者获得如此评价。
民主时代的独夫
蒋经国与一般独裁者的巨大差别，其实是专制政权第一代独裁者与第二代独裁者的差别。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恰好体现出第一代独裁者和第二代独裁者的典型特征。
老蒋保持的是传统帝王领袖作风和派头：从不轻易与人握手，非自家厨师的饮食不吃，矜持、刻板、严肃，能不与民同乐则绝不与民同乐，在公众面前，处处要显示出不凡的领袖气势与风度。
蒋经国则完全是一套亲民领袖的作风。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低调、朴素，吃穿随意，让人认为他是人民一分子。
蒋介石败退大陆后总结最沉痛的教训之一竟然是：杀人太少。
而蒋经国的个人经历则让其认为，政权的稳固首先在民生。
早年在苏俄极端艰苦环境的磨砺，使蒋经国拥有超人的吃苦精神。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参与工地建设的蒋经国与筑路“荣民”同甘苦。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其不避险阻更非常人可为：他在架在绝壁上的竹梯上爬上爬下，乘坐绳索加箩筐的简易缆车来来往往。
蒋经国在年逾六旬接班后，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这种亲民秀绝非一般政治人物可以做到。即便对蒋氏父子恨之入骨的李敖亦做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
日后，台湾政治人物竞选前的“全省走透透”，就始自蒋经国。一个独裁者，竟无意中成了日后民主社会政治人物争相效仿的榜样。甚至蒋经国习惯穿着的一身夹克，也成为今日台湾政治人物体察民间疾苦的标准装束。
蒋经国的“十大建设”被认为对台湾起飞居功至伟，这种宏大规划亦为后来者模仿。有俞国华的十四大建设，郝柏村的六年国建，民进党执政后游锡堃的新十大建设。
蒋经国在“十大建设”时有句话曾令后人动容：“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但蒋的“十大建设”带有鲜明苏联计划经济色彩。他在回忆录中即表达过对苏联那些令人印象深刻工程的追慕。熟悉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观感，因为这类献礼和形象工程，往往不计代价成本和收益，而首长意志往往缺乏科学决策。
蒋经国的“十大建设”亦未能幸免。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宣布宏伟计划时，“财政部长”李国鼎竟一无所知，但事后必须无条件四处筹款。事后证明，电气铁路工程完全就是一大败笔。但专制政府，任何政府成就都有宣传机器无条件造势，而民主时代，媒体只盯着政府是否犯错。所以，台湾历史只记得“十大建设”。
人们很容易记得专制时代的温情，却忘记当时专制时代为何无法延续。
蒋经国主政时代，台湾全社会在经济、民生等诸多方面持续取得长足进步，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也在逐渐减弱，但全社会不满之情反而日益滋生。
到了蒋经国生命最后几年，台湾形势渐成一场变革与危机的赛跑，但他的生命猝然终止，他输给了时光。
接力棒到了李登辉手里，经过李登辉早期阶段后，蒋经国的历史任务才告完成。
两个康奈尔的博士
蒋经国的突然去世，将李登辉意外地推到了历史前台。
无论今天人们如何看待李登辉，李登辉在被蒋经国看中时，是个完全无意政治、醉心于学问的学者。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期间的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有人称，如果不是蒋经国，也许台湾又多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1971年，李登辉被蒋经国看中时，他甚至连国民党员都不是。
突然扰乱李登辉学者人生轨迹的，是另一位康奈尔大学博士，此人突然的人生变轨，把李登辉的人生一头撞向了政治。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位康奈尔博士，最终殊途同归，成为同一政治目标的不同角色扮演者。
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正在美国访问的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在这里等着他的是远东美国协会的一场午宴和酒店外几十个举着横幅的台独分子——对这类稀稀拉拉的抗议，见惯了世面的蒋经国早不以为意。
当他在护卫人员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突然一人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经国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人群中又冲出一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不足10米处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血债冤仇！”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被一起制服。
开枪者被当地警方连打带推地塞进汽车前，响亮地大呼一声：“Let me stand like a man！”。风衣刺客是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的博士生黄文雄。
平时腼腆温和的黄文雄的突然爆发，虽然令过去熟悉他的人震惊，但黄文雄仇恨大陆人却人人皆知。他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公务员就在白色恐怖中入狱。出国留学后，黄迅速成为“台独联盟”成员。
蒋经国这顿难忘的午餐还未吃完，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就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蒋经国神态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
美国人的法律成就了蒋经国的仁慈，两个被捕者不久就分别以10万美元和9万美元被保释。
第二天，接到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的歉意时，蒋经国表现得非常轻松：“昨天事情发生之当时，我并未受惊，事后我第一个关心的事则为有没有人因我的来访，而被这一‘意外事件’受到误伤，在知道没有人受到误伤之后，我就如释重负了。一天之后，如不是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提起，我几乎都已忘了这一‘意外事件’了。”
不过，4·24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身难忘，这是他平生最危险的遭遇。很长时间后，蒋经国还会对周围的亲随自言自语地说：“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是啊，自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经过20年努力，台湾迅速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人民生活水准随着经济发展有了巨大提高，而这一巨大成就并未伴随剧烈的贫富分化。固然台湾本省人外省人有深刻心理裂痕，但在威权治下并未有明显显现，台湾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竟然到了非要置他死地而后快的地步。
但凡独裁者，哪怕开明如蒋经国，都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正如张国荣在《红色恋人》中的那句台词：“他只能听得见枪声。”
4·24枪击事件是台湾政治史上一个分水岭。蒋经国听懂了台湾本省人的声音。
蒋经国自此没有再离开过台湾一步。他开始迅速提拔和任用一批台湾本土的精英人士，台大教授兼“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的李登辉此时进入蒋经国视野。
1972年，李登辉成了“行政院”政务委员，这是个一贯安排退居二线的老同志的位置，而李登辉只有一年党龄。此后，党内新同志李登辉成了蒋经国四处下乡调研时必不可少的陪同。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宣誓就职“总统”。20天后，李登辉就被任命为台北“市长”。3年后，李登辉又成为台湾“省长”。谁都看得出来，高大、风度翩翩的李登辉是蒋经国刻意栽培对象。
而无意中成了校友登上“总统”大位推手的黄文雄，保释后一直流亡。1996年，黄返回台湾，1998年1月，出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
不过，他为大陆人所熟知的，是他一本接一本在日本出版的诋毁中国的书籍，大陆人以为这些书名耸动的作品是日本人写的，而日本人则以为，高产的黄文雄是个“中国人”，而黄文雄在其他所有场合一直自称是“台湾人”。
一个不幸的独裁者
尽管蒋经国曾声称，流着蒋家血的人不再会成为台湾政治领袖人物。临死前，他亦强调，蒋家后人不得投身政治。但是，他对二儿子蒋孝武的培养路数，一开始就基本是对蒋介石培养他路数的复制。
1976年，口碑不佳，但还算可造之材的蒋孝武进入情治部门，开始打造自己的班底。几年后，蒋孝武有了党务、军情、宣传等部门工作经验的完美履历。在1984年10月15日的江南命案发生前，台湾各界认为，蒋经国要蒋孝武接班的意图非常明显。
极受蒋经国器重的李登辉，此时其实一直是个光杆司令，并无半点自己的团队。这点，甚至到蒋经国突然去世，他依“宪法”接替蒋经国之后才开始改变。
江南命案彻底打碎了蒋经国可能的政治安排。美国公民江南横死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并对新闻界披露：此系台湾情治人员所为，蒋孝武难逃干系。全世界舆论立即指向蒋经国父子。
自1971年开始被国际社会纷纷抛弃的国民党政府，此时已无法承受捂盖子的代价，蒋经国迅速抛出了“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并承认情治部门涉入此案，但舆论依旧不依不饶，于是，蒋孝武被外放新加坡，交给老朋友李光耀看管。
蒋经国是同时代中最不幸的独裁者。
国民党政权之于台湾本土人，始终被视为外来政权，2·28事件的惨痛经历和长期白色恐怖更加深了这种隔阂。现代社会，还不曾有过一个被人数上占优势的本地人视为外来政权的独裁政府，能稳定延续的。
早年，雷震等外省籍知识分子要求民主很快能被平定，但1970年代的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因直接体现为本省人与外省人政权之间冲突，一爆发就显示出其巨大力量。以中坜事件为例，事后查明，冲击军警和党政机关的百姓，其实可算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但它背后却是本省人对外来政权的深刻不信任。
与族群裂痕相伴的另一巨大尴尬是，国民党政府宣称“中华民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证明，反攻大陆已绝无可能。到了1970年代，国际社会抛弃了“中华民国”，这个“亚细亚的孤儿”名不正言不顺，日益陷入自欺欺人的窘境。
对维系蒋氏独裁统治极为不利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台湾经济、文化的高度外向性。但在一个小而准开放的社会，独裁统治面临巨大的国际道德非议。毕竟民主、自由乃是世界大势。只要居民能与外接触，民间的不满和外部的压力就无日不在。
江南命案后的国际谴责，令蒋经国不能不有所思。他专门询问英语翻译马英九，“戒严”（martial law）一词在英语世界的含义以及观感，马英九答：“戒严”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蒋经国连说：“我们没有这样啊！”
独裁者都有自虐式的勤政嗜好，蒋经国无疑是最值得同情的一个。但蒋经国的不幸在于，如果不行宪政，即使比今天台湾的任何政客更亲民，更公正廉明，但他想做个守成的独裁者都不可能。蒋孝武被千夫所指的接班无望，南越覆亡和数任韩国独裁者横死的下场，迫使蒋经国在最后的时光为身后之世做出重大举动。
与时间赛跑
糖尿病的长期折磨和几十年的苦辛，早早摧垮了蒋经国的健康。处理完江南命案后，蒋经国先是视网膜脱落，接着下肢麻痹，蒋经国已去日无多。
蒋经国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开始了。
蒋的任务有四个：民主化、本土化、民生以及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岛内民运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民主进步党成立。
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7日，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Graham女士时，告知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
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马英九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说。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宣布解除，台湾人民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习惯了靠特务机关将台湾整治得井井有序的蒋经国，也许是第一次见识自己亲自从魔瓶释放出的民主。
面庞浮肿的蒋经国离场前，默默地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天后，蒋经国病逝。
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变革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
1991年4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订“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5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
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
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
蒋经国未能完成与时间的赛跑，他的前三个任务由继任者完成，第四个任务在今日已变成严峻的台海危机。但他赢得了历史。
马英九在《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中对蒋经国的评价也许最为平正：
“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载于《中国国家历史》
■黄章晋
20年前，蒋经国在台北去世。
蒋经国生命最后几年是在紧迫地与时间赛跑，他要完成的任务太多：国民党的本土化、政治上的民主化、两岸关系的解冻……他在奋力冲刺中死去，输给了时间，但却赢得了历史。
1988年1月13日晚19时，坐在电视机前的大陆观众注意到，《新闻联播》播音员张宏民罕见地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表情凝重。他播报的第一条新闻是，蒋经国在台北去世。
当时的大陆观众不知道，蒋经国生命最后阶段开启的民主化大门，使台湾正在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将使台湾成为他们日常最关注的新闻焦点。
20年后的今天，在台湾，蒋经国不曾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淡忘，反声誉日隆。每次民调，对台湾民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贡献最大的领导人，都是蒋经国。 2240万人口的台湾，前往蒋经国暂厝的大溪的凭吊者，每年在100万人次左右。蒋经国执政时期，被认为是台湾历史上社会风气最好、最有希望和活力的时代。
很难找到第二个独裁者获得如此评价。
民主时代的独夫
蒋经国与一般独裁者的巨大差别，其实是专制政权第一代独裁者与第二代独裁者的差别。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恰好体现出第一代独裁者和第二代独裁者的典型特征。
老蒋保持的是传统帝王领袖作风和派头：从不轻易与人握手，非自家厨师的饮食不吃，矜持、刻板、严肃，能不与民同乐则绝不与民同乐，在公众面前，处处要显示出不凡的领袖气势与风度。
蒋经国则完全是一套亲民领袖的作风。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低调、朴素，吃穿随意，让人认为他是人民一分子。
蒋介石败退大陆后总结最沉痛的教训之一竟然是：杀人太少。
而蒋经国的个人经历则让其认为，政权的稳固首先在民生。
早年在苏俄极端艰苦环境的磨砺，使蒋经国拥有超人的吃苦精神。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参与工地建设的蒋经国与筑路“荣民”同甘苦。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其不避险阻更非常人可为：他在架在绝壁上的竹梯上爬上爬下，乘坐绳索加箩筐的简易缆车来来往往。
蒋经国在年逾六旬接班后，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这种亲民秀绝非一般政治人物可以做到。即便对蒋氏父子恨之入骨的李敖亦做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
日后，台湾政治人物竞选前的“全省走透透”，就始自蒋经国。一个独裁者，竟无意中成了日后民主社会政治人物争相效仿的榜样。甚至蒋经国习惯穿着的一身夹克，也成为今日台湾政治人物体察民间疾苦的标准装束。
蒋经国的“十大建设”被认为对台湾起飞居功至伟，这种宏大规划亦为后来者模仿。有俞国华的十四大建设，郝柏村的六年国建，民进党执政后游锡堃的新十大建设。
蒋经国在“十大建设”时有句话曾令后人动容：“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但蒋的“十大建设”带有鲜明苏联计划经济色彩。他在回忆录中即表达过对苏联那些令人印象深刻工程的追慕。熟悉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观感，因为这类献礼和形象工程，往往不计代价成本和收益，而首长意志往往缺乏科学决策。
蒋经国的“十大建设”亦未能幸免。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宣布宏伟计划时，“财政部长”李国鼎竟一无所知，但事后必须无条件四处筹款。事后证明，电气铁路工程完全就是一大败笔。但专制政府，任何政府成就都有宣传机器无条件造势，而民主时代，媒体只盯着政府是否犯错。所以，台湾历史只记得“十大建设”。
人们很容易记得专制时代的温情，却忘记当时专制时代为何无法延续。
蒋经国主政时代，台湾全社会在经济、民生等诸多方面持续取得长足进步，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也在逐渐减弱，但全社会不满之情反而日益滋生。
到了蒋经国生命最后几年，台湾形势渐成一场变革与危机的赛跑，但他的生命猝然终止，他输给了时光。
接力棒到了李登辉手里，经过李登辉早期阶段后，蒋经国的历史任务才告完成。
两个康奈尔的博士
蒋经国的突然去世，将李登辉意外地推到了历史前台。
无论今天人们如何看待李登辉，李登辉在被蒋经国看中时，是个完全无意政治、醉心于学问的学者。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期间的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有人称，如果不是蒋经国，也许台湾又多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1971年，李登辉被蒋经国看中时，他甚至连国民党员都不是。
突然扰乱李登辉学者人生轨迹的，是另一位康奈尔大学博士，此人突然的人生变轨，把李登辉的人生一头撞向了政治。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位康奈尔博士，最终殊途同归，成为同一政治目标的不同角色扮演者。
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正在美国访问的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在这里等着他的是远东美国协会的一场午宴和酒店外几十个举着横幅的台独分子——对这类稀稀拉拉的抗议，见惯了世面的蒋经国早不以为意。
当他在护卫人员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突然一人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经国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人群中又冲出一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不足10米处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血债冤仇！”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被一起制服。
开枪者被当地警方连打带推地塞进汽车前，响亮地大呼一声：“Let me stand like a man！”。风衣刺客是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的博士生黄文雄。
平时腼腆温和的黄文雄的突然爆发，虽然令过去熟悉他的人震惊，但黄文雄仇恨大陆人却人人皆知。他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公务员就在白色恐怖中入狱。出国留学后，黄迅速成为“台独联盟”成员。
蒋经国这顿难忘的午餐还未吃完，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就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蒋经国神态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
美国人的法律成就了蒋经国的仁慈，两个被捕者不久就分别以10万美元和9万美元被保释。
第二天，接到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的歉意时，蒋经国表现得非常轻松：“昨天事情发生之当时，我并未受惊，事后我第一个关心的事则为有没有人因我的来访，而被这一‘意外事件’受到误伤，在知道没有人受到误伤之后，我就如释重负了。一天之后，如不是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提起，我几乎都已忘了这一‘意外事件’了。”
不过，4·24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身难忘，这是他平生最危险的遭遇。很长时间后，蒋经国还会对周围的亲随自言自语地说：“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是啊，自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经过20年努力，台湾迅速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人民生活水准随着经济发展有了巨大提高，而这一巨大成就并未伴随剧烈的贫富分化。固然台湾本省人外省人有深刻心理裂痕，但在威权治下并未有明显显现，台湾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竟然到了非要置他死地而后快的地步。
但凡独裁者，哪怕开明如蒋经国，都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正如张国荣在《红色恋人》中的那句台词：“他只能听得见枪声。”
4·24枪击事件是台湾政治史上一个分水岭。蒋经国听懂了台湾本省人的声音。
蒋经国自此没有再离开过台湾一步。他开始迅速提拔和任用一批台湾本土的精英人士，台大教授兼“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的李登辉此时进入蒋经国视野。
1972年，李登辉成了“行政院”政务委员，这是个一贯安排退居二线的老同志的位置，而李登辉只有一年党龄。此后，党内新同志李登辉成了蒋经国四处下乡调研时必不可少的陪同。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宣誓就职“总统”。20天后，李登辉就被任命为台北“市长”。3年后，李登辉又成为台湾“省长”。谁都看得出来，高大、风度翩翩的李登辉是蒋经国刻意栽培对象。
而无意中成了校友登上“总统”大位推手的黄文雄，保释后一直流亡。1996年，黄返回台湾，1998年1月，出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
不过，他为大陆人所熟知的，是他一本接一本在日本出版的诋毁中国的书籍，大陆人以为这些书名耸动的作品是日本人写的，而日本人则以为，高产的黄文雄是个“中国人”，而黄文雄在其他所有场合一直自称是“台湾人”。
一个不幸的独裁者
尽管蒋经国曾声称，流着蒋家血的人不再会成为台湾政治领袖人物。临死前，他亦强调，蒋家后人不得投身政治。但是，他对二儿子蒋孝武的培养路数，一开始就基本是对蒋介石培养他路数的复制。
1976年，口碑不佳，但还算可造之材的蒋孝武进入情治部门，开始打造自己的班底。几年后，蒋孝武有了党务、军情、宣传等部门工作经验的完美履历。在1984年10月15日的江南命案发生前，台湾各界认为，蒋经国要蒋孝武接班的意图非常明显。
极受蒋经国器重的李登辉，此时其实一直是个光杆司令，并无半点自己的团队。这点，甚至到蒋经国突然去世，他依“宪法”接替蒋经国之后才开始改变。
江南命案彻底打碎了蒋经国可能的政治安排。美国公民江南横死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并对新闻界披露：此系台湾情治人员所为，蒋孝武难逃干系。全世界舆论立即指向蒋经国父子。
自1971年开始被国际社会纷纷抛弃的国民党政府，此时已无法承受捂盖子的代价，蒋经国迅速抛出了“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并承认情治部门涉入此案，但舆论依旧不依不饶，于是，蒋孝武被外放新加坡，交给老朋友李光耀看管。
蒋经国是同时代中最不幸的独裁者。
国民党政权之于台湾本土人，始终被视为外来政权，2·28事件的惨痛经历和长期白色恐怖更加深了这种隔阂。现代社会，还不曾有过一个被人数上占优势的本地人视为外来政权的独裁政府，能稳定延续的。
早年，雷震等外省籍知识分子要求民主很快能被平定，但1970年代的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因直接体现为本省人与外省人政权之间冲突，一爆发就显示出其巨大力量。以中坜事件为例，事后查明，冲击军警和党政机关的百姓，其实可算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但它背后却是本省人对外来政权的深刻不信任。
与族群裂痕相伴的另一巨大尴尬是，国民党政府宣称“中华民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证明，反攻大陆已绝无可能。到了1970年代，国际社会抛弃了“中华民国”，这个“亚细亚的孤儿”名不正言不顺，日益陷入自欺欺人的窘境。
对维系蒋氏独裁统治极为不利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台湾经济、文化的高度外向性。但在一个小而准开放的社会，独裁统治面临巨大的国际道德非议。毕竟民主、自由乃是世界大势。只要居民能与外接触，民间的不满和外部的压力就无日不在。
江南命案后的国际谴责，令蒋经国不能不有所思。他专门询问英语翻译马英九，“戒严”（martial law）一词在英语世界的含义以及观感，马英九答：“戒严”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蒋经国连说：“我们没有这样啊！”
独裁者都有自虐式的勤政嗜好，蒋经国无疑是最值得同情的一个。但蒋经国的不幸在于，如果不行宪政，即使比今天台湾的任何政客更亲民，更公正廉明，但他想做个守成的独裁者都不可能。蒋孝武被千夫所指的接班无望，南越覆亡和数任韩国独裁者横死的下场，迫使蒋经国在最后的时光为身后之世做出重大举动。
与时间赛跑
糖尿病的长期折磨和几十年的苦辛，早早摧垮了蒋经国的健康。处理完江南命案后，蒋经国先是视网膜脱落，接着下肢麻痹，蒋经国已去日无多。
蒋经国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开始了。
蒋的任务有四个：民主化、本土化、民生以及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岛内民运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民主进步党成立。
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7日，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Graham女士时，告知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
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马英九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说。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宣布解除，台湾人民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习惯了靠特务机关将台湾整治得井井有序的蒋经国，也许是第一次见识自己亲自从魔瓶释放出的民主。
面庞浮肿的蒋经国离场前，默默地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天后，蒋经国病逝。
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变革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
1991年4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订“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5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
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
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
蒋经国未能完成与时间的赛跑，他的前三个任务由继任者完成，第四个任务在今日已变成严峻的台海危机。但他赢得了历史。
马英九在《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中对蒋经国的评价也许最为平正：
“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文革中一些中共高层政治人物的命运
来自：http://www.dajun.com.cn/wengeshi.htm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随着岁月的流失，上了年纪的人越来越关注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把近年里发表的一些文章汇集起来组成一篇。这些文章有的是内部人士所写，有的是敌对派学者所写，有褒有贬，有对有错。请读者在阅读时自我分析。但总的对比之下，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任何政党都是犯过错误的，但也会改正错误。如果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一个善于改错的国家，那么我们就能正视这些不光彩的过去。当然，历史更多的时间是光明、美好向上的，人类不能因为自己年幼时的浅薄和狭隘，而彻底否定自己的存在。所以，今天要重视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对自己党史的研究，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时代取得新的成绩和胜利。]
文革中一些中共高层政治人物的命运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 编辑
2007年7月18日
目录
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惊人内幕
历史解密：刘伯承与彭德怀不为人知的是非恩怨
1965年，毛泽东为何突然召见被关了6年的彭德怀
聂荣臻林彪关系揭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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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受刑讯最重死的最惨的大将：儒将许光达
邱会作浮沉录：廉洁的红军后勤到“总后一霸”
文革中升官的“小谢”（谢静宜）
中共高层多起重大神秘死亡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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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惊人内幕
肖思和
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124219.aspx
有关朱德元帅在“文革”中的境遇，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回忆录，即便是家属的回忆中，也只有闪铄其词、语焉不详的记载。朱德夫人康克清在1986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上的回忆中有这样的细节：
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的讲话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凡是中央的文件，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都要坐下来讲讲该怎样理解。而这次却不屑一提。他这种鄙视态度，不正反映出他的心境吗？【1】
林彪有关“政变”的讲话发表在1966年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对之大为不满的“中央的会议”显然是指这一次了。但为什么持如此的“鄙视态度”和造成如此“不屑一提”的恶劣“心境”，康克清的回忆却嘎然而止。
终于，在最近出版的，由许农合主编的《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中披露，似乎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受到过严历的批判。该书有如下的记载：
朱德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他说：“朝闻道、夕可以死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32本书，非读不可。准备化一二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攻击他有野心，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康生也攻击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 ”【2】
由此看来，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实受过批判。但有关批判会的详情，此处又一次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其实有关林彪批判朱德的讲话，在“文革”中由红卫兵出版的《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和《林彪同志讲话选辑》等等的小册子中曾广为流传。但康生的讲话，以及这个“小组会”却是第一次提到。非但在“文革”中朱德被批成“黑司令”时都从未所闻，在“文革”后批判康生以及“四人帮”的高潮中也未见提及。奇怪的是：既然恶毒攻击朱德元帅的是林彪、康生之流，在粉碎“四人帮”后应当公开地愤怒声讨才是，相反的做法只能说明有难言的苦衷。
众所周知，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在这个会上，中共政治局在五月十六日以全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的文件”。两天后，林彪在会上又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后被称为“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五月二十三日，中共政治局又一次全票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的全部职务。接着，中共中央又于五月二十四日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虽然在文件中说“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实际上已经把他们打成了“反党集团”。这一通知地方发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文化大革命之火在中共上层，就是这样燃烧起来的。
那么，为什么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会发生对当时便已经隐淡出政坛的朱德的严历批判呢？谁主持的会议，共有那些人参加？为什么中共至今对此地羞羞答答、遮遮盖盖？
朱德批斗会记录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元帅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林彪又把问题引导到彭罗陆杨问题上来：“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值得深思的一些问题
只要对这个记录稿匆匆一瞥，明眼人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至今违忌莫深的态度了。人们不难理解林彪对朱德“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凶狠。因为朱德曾是红军的司令，林彪只有通过打倒他来建立自己在军内的最高威信。然而，会议的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四人帮”，却是“文革”党内的最大受难者刘少奇。对朱德批斗最凶最狠的也不是康生和“四人帮”，而是中共至今仍要维持高大完美形象的陈毅和周恩来：他们甚至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是定时炸弹”。另外，积极参与批判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们，如薄一波、乌兰夫、张鼎丞等人，也无一不是后来的文革受难者和中共今天的“革命”元老，和中共有关“文革”造孽者林彪、“四人帮”毫无瓜葛。如果公开了这些人在“文革”发动中的积极主动地批斗别人，尤其是对憨厚老实的朱德元帅无限上纲、狠斗恶打的言行，怎么还能把罪责往林彪、“四人帮”身上一推了之呢？
看完这个记录稿，最令人心酸的是八十岁的朱德在林彪和陈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黄袍加身，当皇帝”的质问下的嗫嚅自辩：“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这点浅显的道理，难道所有这些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懂吗？无疑，他们都是有常识的人。然而，数天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用心良苦地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紧接着，林彪在5月18日作了“防止政变”的长篇报告。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既然彭、陆、罗、杨都已经都揪了出来，还有谁呢？从记录稿看来，不管他们是否知道毛泽东笔下所指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还有谁，他们一定会即刻表现出对毛泽东指示的无条件的拥护，一定会找出或制造出一个“阶级斗争”的目标来表达他们对最高领袖指示的坚决拥护、闻风而动的。其潜意识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别人、保自己。
如果说参加那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共要员们对毛泽东要搞的人一无所知，那也未免太小看这些深谙权术的要员们的智力水准了。据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5月18日听林彪的“政变经”讲话时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3】。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的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为刘少奇。陈伯达在他的狱中回忆里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才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整个）战略部署的斗争是对刘少奇的。当时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4】。由此可见，毛并没有布置任何人去批斗朱德，批斗者也心知肚明朱德并不是毛所言的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么，为什么最后还会是他成了众口一词的批判对象呢？
从上述记录稿的开卷说明中来看，批斗的直接起因是朱德“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所有的与会者，包括后来被打成彭罗陆杨“黑后台”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对这一冤案的态度要比朱德无情坚决的多。这正说明了党内斗争的毫无人性人情的丑陋风气：只要某人一“出事”，不管他是谁，不管是自己的老部下还是老朋友，也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的情谊，这个人便会即刻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喊打、顷刻为人敝弃。二是如果有什么人胆敢“持消极态度”（如朱德那样）不肯助纣为虐，以邻为壑、落石下井，那么这个人也会立刻成为人人喊打的众矢之的。如果说林彪的“政变经”是为了造成一种发动文[和]革绞肉机所必需的恐怖气氛，那么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对朱德的批判正是大力地推行和蔓延了这种恐怖气氛，推动了文[和]革绞肉机的轰然起动。
如果从中共党内派系的角度对批判朱德的政治局成员作一个分析，他们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派系：林彪属“毛系”，周恩来、陈毅属“周系”，刘少奇、薄一波、张鼎丞属“刘系”，乌兰夫大概算是独立派系。而朱德也正是最没有任何派系力量的独立派系。从这一点上来说，在朱德头上开刀，是“柿子挑软的捏”：既可以表达自己对最高领袖毛的忠心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拥护，又没有任何在未来派系斗争中受到报复的危险性。从这一点上来看陈毅等人的丑恶表演，便不难理解个中奥秘了。另外，在井冈山和红军时期的所谓“反毛”错误，其实陈毅比朱德要卷得更深。陈毅对朱德所谓历史问题的“很激烈很长”的发言，以及他多次对朱的极端反常的“黄袍加身”的责问，更包含着某种“先发制人”地歪曲历史、推卸责任的卑下。从这点上来看，陈毅何止是被动地卷入文革，完全是主动地通过批判他的老战友朱德，歪曲历史事实来表达对毛的忠心，来支持文革的发动。如此，毛在文革中一再保陈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的政治演技要炉火纯青得多了。他对朱德的批判从自己与“朱德同志一起”的“反对毛主席”的错误诚恳地检讨起，但凶狠的结论却是“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在列数朱德解放后的严重问题后，周竟把朱上纲上线为“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一个定时炸弹”。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林彪作了“政变经”报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便做了一个坚决支持，“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讲话”的报告。除了在报告中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他还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大谈“保持晚节问题”，并主张把刚受到戚本禹批判的已故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打成“叛徒”，提出非常极端的主张：掘掉瞿在八宝山的墓地。周说：“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瞿秋白，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由此，导致了红卫兵的毁墓暴行。【5】周对朱德的痛下针砭，正是他向毛又一次表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支持。
与林彪、周恩来来相比，刘少奇及其他一系的干部在朱德问题上的表演具有更大的悲喜剧性。文化大革命明明是毛要打倒他并清洗他一系的干部，却要由刘来主持最终走向打倒他自己的会议。在同一天里，刘少奇和邓小平毅然通过了斩掉作为自己的左臂右膀的“书记处”（彭、罗、陆、杨大都为书记处书记）的中央决定。刘的干将薄一波竟然还把朱德种兰花都胡说成是政治问题。那么，为什么刘要这样做，难道他一点都看不出毛的真实意图吗？刘的政治经验和权术水准决不在与会者之下，他决不会没有一点感觉。但纵观历史便不难明白，刘对毛的攻击一贯采取牺牲他人和以比毛更为极左的残酷斗争去迎合的“祸水他引”的策略。六十年代年的“ 四清”运动，毛对他不满，刘便立刻搞出“桃园经验”，搞得比毛还要左的多。1966年7、8月份的派工作队，也是想用整基层干部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来换取他对运动的控制权。他和邓小平抛出彭、罗、陆、杨，主持对朱德的批判，都是为了支持文[和]革、牺牲别人去填饱毛泽东发动的的政治绞肉机。一言以蔽之：害别人、保自己。
与刘邓相比，政治局中唯一的少数民族（蒙族）成员乌兰夫的表演和下场具有更快更惨的悲喜剧性。在批斗朱德的前一天，他参加了刚开始的中共华北局“前门会议”。会议自5月22日开始，至7月25日结束，历时64天，李雪峰受中央委派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成员、各盟市书记，区党委各部委、直属机关党政负责人，部分旗、县负责人，共计146人出席会议。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故伎重演，代表中央对乌兰夫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此二公以“五一·六通知”为纲，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把他打成继彭真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久，在刘邓的指示下，7月底由华北局起草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报告“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
1、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
2、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3、对修正主义卑躬驱膝，
4、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
5、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报告给乌兰夫的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他的罪行要远远超过他批判的朱德。从此，乌兰夫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开始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6】。
然而，那些所有不懂得唇亡齿寒的基本道理的人，那些一心只想无原则地牺牲别人来换取自己生存和腾达中共领导人们在文[和]革中很少善终。刘少奇和邓小平刚把彭、罗、陆、杨和乌兰夫打成“反党集团”，自己一瞬间却变成了“反党集团”的总后台。刘惨死得连被火葬时都只能用“刘卫黄”的假名。陈毅在所谓的反“二月逆流”中被张春桥等人反复用他想推给朱德的“历史问题”狠整，在中共九大的小组批斗会上被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翻开历史老账，批得“呼赤呼赤吐着气”、“颤巍巍”、“灰溜溜”【7】。最后在比朱德更为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患癌症逝世。周恩来机关算尽，最终也还是没有得到毛的完全信任。也是在毛的新贵——“四人帮”的一片含沙射影的“批大儒”的围剿中患癌症辞世。林彪在发动文[和]革上充当了毛的第一号打手，也曾位极人臣，当上了“接班人”，但最后还是被毛猜忌，被迫为保命仓皇出逃，落了个折戟沉沙的下场……
至于薄一波，也只是有权批判别人不到一年：1967年3月便被毛定为“叛徒集团”为首份子，十年文革差不多坐了九年牢。而事实真相却是，1936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的自首出狱是得到中央批准和毛的首肯的。而毛在30年后公然出尔反尔，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把他们打成了“叛徒集团【8】。
如果说这份紧锁在中央档案馆里的记录稿说明了什么，那么最能说明的一是历史真相，二是历史教训。这个不幸而痛苦的历史真相是：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来就没有人反对过毛泽东发动倡导的文[和]革和任何一种残酷的“阶级斗争”。有的只是在毛最高独裁者面前的争先恐后的表忠心和比赛他们的“革命性”。更为丑陋的是，这种表忠心和比赛“革命性”的行为是以出卖和牺牲战友、朋友、亲人和无辜者为必要前提的。可悲的是，这种毫无原则的“害别人、保自己”的行为，在中共党内已由恐惧到麻木，由麻木到蔚然成风、最后到了见怪不怪集体无意识的地步。
说到历史教训，从这一历史真相的记录中人们所看到的“文革”的发动完全是一种积极推动革命绞肉机发动又不希望自己成为绞肉机中的消极牺牲品的集体合力，这种集体犯罪并不一定时时是有意识的，但最可悲和最可怕的正是作为这种丑陋之风盛行底基的无意识状态。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表现，首是在于“害人者”和“被害者”在角色上的差别性和在意识形态上和对所谓的党内斗争的认知上的一致性。中共研究刘少奇的党史专家张化在分析刘为什么在文革发动期主持那些最后导致打倒自己的会议时指出：
“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刘少奇的思想状况来看，这场'革命’与他思想中的某些认识存在着相通之处，这构成了他接收'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张化进一步指出了诸如“拥护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夸大阶级斗争”和“开展夺权斗争来解决基层问题”等三条【9】。当然要补充的是：刘少奇所倡导的所有文革式的 “阶级斗争”是只准备残酷地斗争别人的。历史的逻辑向他设想的反面走去：他所支持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却最后残酷地斗死了他自己。
在李雪峰回忆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发动文[和]革的文章里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彭真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要，他非但在表决把他打成“反党分子”的“五一·六通知”时举手赞成，还大声和人争论谁在历史上对毛“第一个喊了万岁”（意下指他自己）——彭面对毛对自己一手制造的冤狱，没有半点正面的抗争，却死到临头还要争献媚骨。这已经不是一种自保，而是一种自戕了【10】。
做这一如是观，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文革式的悲剧在中国是一定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重现的。
注解：
【1】康克清，《最后的十年》，载《解放军报》1986年11月29日。
【2】许农合主编，《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和]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和]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612页。
【4】罗冰，《官方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载香港《争鸣》，1999年3月号，21页。并参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和《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5】周恩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6】吴迪，《“内人党”大血案始末》，载《文[和]革大屠杀》，香港开饭杂志社，2001年，61－62页。
【7】徐景贤，《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秘辛》，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12月，47－48页。
【8】见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的《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为薄一波等人平反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的《关于“六十一人案件”调查报告》的通知。
【9】张化《刘少奇的悲剧于悲剧中的刘少奇》，载《回首“文[和]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41－843页。
【10】见注【3】612页。
历史解密：刘伯承与彭德怀不为人知的是非恩怨
2006-1-3
解放后，人们大多以为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为民“鼓咙胡”的彭德怀元帅是第一个中箭落马、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不然，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的人，竟然是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老帅——刘伯承。
虎踞钟山。解放初期，刘伯承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要全力打造一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然而，不曾料到，一场浩劫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在这场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刘伯承和彭德怀这两位开国元帅谁也不是赢家。具体作为急先锋指挥这场斗争的彭德怀，当时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他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刮起了这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所幸，不与争锋的刘伯承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
可能因为彭德怀元帅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被撤职，最后被迫害致死，加上他在被“撤职”后对党内民主制度的破坏、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了远远多于常人的切肤之痛，由此对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事件作了自责，后人“为尊者讳 ”，“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挨整的肇始者——刚肠恶疾、内无阳秋、外有臧否的彭德怀元帅。
当时，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和 “司令部”后，曾名义上担任过第一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代理)的他，遥领南京，仍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自然无法回避。他只得抱病进京接受批判，住在医院，冒着眼睛失明的危险写检讨，在别人挽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走上前台深刻检讨，并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由此悄然淡出军界中枢。
今天，两位老帅俱已去世多年，彭德怀生命结局的变数，令后人洒泪感喟，他的高风亮节、正直品性早已盖棺论定。但是，在当年那场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是非纷争中，彭德怀是应负主要责任的。这并不有损和贬低他的光辉形象。识了庐山真面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历史对当事人，都是一个实事求是和科学的评判。
无可否认，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今天再来探究，他们间其实存在着鲜为人知的误会，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最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这种歧见在战争年代各据一方的情况下，互不搭界，也无大的冲突。一旦江山鼎定后，随着军队任务发生了霄壤之变，党内一些优良传统被破坏，最高决策人的个人专断作风渐生，历史上两位老帅的这种误会势必会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产生激烈的冲突。同是“塞上长城”，刘伯承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 历史的暗角依然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林彪、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深以为恼，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
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哪么子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
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赣东南平原中，地势开阔，便于集结部队，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六个团。虽然攻守双方都是以师的建制相对，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国民党军第八师则有近万人马。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请求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不要小看这三百人，这可是第三师经不住的损耗。敌人据城固守待援，构置了强大的火力网，封锁住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到第三师的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
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的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的农家，同是起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他们分别参加了党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营垒中。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几份儒雅，彭德怀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孔武。但由于个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
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他在认识到自己早年对“游击战”的偏颇观点后，能反躬自省，认真讨教毛泽东，活学活用，变中求变，将胸中韬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来到苏区后，他不参不谋，认识到了自己过去对游击战的片面理解，反而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围剿”。9月10日，他又发表《到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主张，并从理论认识上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遗憾的是，彭德怀对此却不那么认为，他始终走不出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以致于两人间杯葛渐起。
抗战爆发后，国共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接受蒋介石国民党名义上的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
这一次，他们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于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期间，彭德怀多次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传达部署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方针和对敌军事战略。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了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一举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拔除据点千余个。这里面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他们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和谐之音。
1943 年9月，中央发来通知，令刘伯承与彭德怀双双返回延安参加第二期整风运动。刘伯承夫妇先期来到了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这里是太行根据地通往晋绥和延安的西线地下交通线。几天后，彭德怀风尘仆仆地赶来。他与刘伯承会合后，由西线的同蒲支队派出一个连护送。因要通过敌占区，彭德怀和刘伯承都化了装。虽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头上包了条白毛巾，但两人的气质和举止让人看着不大像农民。护送连的连长为了安全起见，安排夜间行路，白天隐蔽休息。一天，到了同蒲路东边的一个村子里，住下来做过路准备。忽然情报人员来报告，说附近炮楼的日军要到村里来，连长连忙安排两位领导人到村外青纱帐里躲避一下。彭德怀一听生了气，说：“我走我的路，老这么东躲西藏干什么!”连长无法，只好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带着连长来到彭德怀的住处，说：“彭总，在这里他们是指挥员，得听他们指挥。叫我们去躲一下，我们就去吧。”一直板着面孔的彭德怀笑了，对连长说：“你把刘师长搬来，我只好服从。”就这样，两位元帅一路夜行晓宿，来到了延安。
次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这个报告犹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未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了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谁知，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场普通平常的工作总结，可在两位老帅中间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掺杂其间。大家就此以讹传讹，众说纷纭，党内一度盛传二人不和，实际上除了理念歧见，并无其他。至少在公共场合，两人谁也没有指责对方的不是。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从西北边地***，临危受命，很快就带领志愿军入朝稳住了阵脚，打破了美、韩席卷北方的美梦。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1951年5 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被歼，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这支部队正是来自刘伯承的二野部队。
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 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1956 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该校由草创之初的四个系发展为十二个系(其中战史、防化二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七百五十人增至三千余人，教员译员由两百九十名扩大为一千三百多名。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
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他俩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他们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三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
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 此番定论一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切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毛主席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记述自己“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可。”8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信中这样写道：“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林彪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 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他说：“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就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泽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刘伯承听到后作何感想，已不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的评价分量很重。
彭德怀却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他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刚刚二十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这种争执发展为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最年轻的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对于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所幸，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他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斗争的残酷，可以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一是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二是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估计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这场斗争开了一个建国后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以莫须有罪名将人打成“反党集团”的坏头。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方向。萧克、刘伯承长达十四年的联手，原二野参谋长李达、四兵团副司令郭天民等人百口莫辩。
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刘伯承这一番话，再次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取“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显然，人们不难看出，刘伯承的这番精彩论述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而言的。
可是，现在他还敢争辩吗?据传，有人曾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这些话，对于已渐生武断作风，行将迈上神坛的毛泽东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觉。同样，这些话传到刘伯承的耳里，尽管他痛心疾首，但却决不敢再为自己辩诬解疑了。现在，他不能不重新冷静下来，审慎理智地面对眼前的困境。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大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曲，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惟如此，才会解脱大批同志。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实在是不愿和彭德怀在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开罪最高层。深知党内斗争残酷的他以一个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桩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一年后，彭德怀因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毛泽东曾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 人生之旅，命运之舟，荣辱沉浮，谁可预见?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开展军队工作中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七十三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代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当说到委曲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大家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置之死地而后生，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然而，刘伯承的检讨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越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以搏的敌我矛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长反问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时，批斗会又开了好几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他俩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文革”期间，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大校，在一所下放的“五七干校”被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结果饱受凌辱摧残，居然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
故垒萧萧，芦荻瑟瑟。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干部自发到南京下关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立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浦口车站。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挥舞着双手。大家几多不忍，望着寒风凛冽中倍显孤单的老帅，新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苍然叹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一纸谪书传石头。刘伯承就此举家进京。数十载兵戎生涯逐告结束，一代战神马放南山。竹可焚不可毁其节，玉可碎不可抹其白。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徐向前元帅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建国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1986年，刘伯承以九十四岁高龄逝世。中央在给刘伯承的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反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彻底否定，还了刘帅的清白之身。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
1965年，毛泽东为何突然召见被关了6年的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彭德怀分手。直到一九六五年彭德怀去四川“大三线”，彭一直寄住在北京西郊挂甲屯的吴家花园。这段时间里，背后长着“反骨 ”谁都“难团拢”的大将军，日子过得相对平静。党内上层的一些事情，彭不仅插不上手而且连嘴都插不上了，己经是一只没有什么力量的“死老虎”。
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己经暗地里派他的亲密战友和夫人江青秘密地在上海，安排布置姚文元炮制批判文章《评新偏历史剧〔海瑞罢官〕》。尽管当时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可能连姚文元都不很清楚，但文章的批判锋芒直指彭德怀。这边已经磨刀霍霍杀气腾腾了。然而，每天种菜养花侍弄地的彭将军是听不见那一来一去很可怖的声音的。挂甲屯离上海太远了，和近在咫尺的中南海同样离得太远了。
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三日，彭德怀突然被从前的老战友当时的伟大领袖召见。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可能不仅彭本人没有想到，党内的一些高干也不可能想到。虽然我们无法看见被困已久或者说已经委屈了六年的彭见到毛时的神情，也无法了解两个人见面后都说些什么。但从一些档案和资料以及回忆文章上可以了解到，毛的这次召见让彭仿佛重见天日。 如果重现毛、彭当年见面时的情景，不知道今天的编导们该为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历史镜头? 能够想到的是：毛、彭热烈握手，令人感动的相互问侯，毛虚怀若谷坦荡豁达的领袖风范。面对一个当年激烈反对过自已的人，一个当众骂娘，几十年“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人，一个“里通外国的野心家阴谋家”，一个“反党集团的头子”，领袖的问寒问暖一定会让今天的一些人感动的热泪盈眶。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 十三日这一天，中南海的丰泽园里，彭德怀可能非常激动。毛泽东的一些话让谁处在彭当时的地步，可能都会激动。 “昨天下午接到你的来信，高兴的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为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不能来，我们谈谈吧。” 毛泽东的这段话提供了这样几方面的信息：一是彭在这一年又一次给毛写了信，只是不知道彭在信里都说些什么。但肯定不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那样言辞激烈了。二是毛泽东接到信后很高兴。估计情况看到一个让人头痛的老对手服了软，心情可能很好。三是在场的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三人，而且这三个人都是不久后将遭到沉重打击的人。毛泽东接下来的一段话就更有意义了。“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这段话的核心是恢复名誉。如果这时彭德怀激动的还没回过劲儿来，还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毛泽东又发话了：“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的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毛的这番话尽管没有完全承认当初彭是对的，但在当时己经很不容易了，毛不是轻易认错的人。
为了让彭更放心，毛当着刘少奇、邓小平的面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积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的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分柝一下毛的这段话，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毛的话就是党的政策。我反对你时你就得下台，谁说也不好使。我高兴了让你重新工作，谁反对同样不好使。至于说 “知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找我谈。”己经是一种威胁了。毛的话在当时谁敢不同意。彭不就是不同意毛的做法，才一撸到底一关就是六年吗?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接到彭的来信为什么高兴的睡不着? 三年前，彭也给毛写过信，为什么就石沉大海了呢?而时至一九六五年，毛为什么突然召见了彭，而且还让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陪着，一谈就是五个多小时呢? 此时，这四个人都不知道毛在上海的一系列背后动作。而且毛还数次亲自批改姚文，文章的矛头就是对着他面前的这个人一一中国*内的“海瑞” 一边是偷偷摸摸暗中布置批彭文章，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一边是嘘寒问暖，花言巧语。这些是很让人迷惑的。至今还有人对这段历史高谈阔论，大讲毛是准备为彭平反的，毛是虚怀若谷的，只是受了“四人帮”的欺骗。事实真是这样吗?以毛的雄才大略和洞察秋毫的政治精明，一些党内的“老对头”都不得不服气。几个乳臭未干摇笔杆的娃娃，以及那个政治泼妇就能蒙蔽得了吗?毛不同意批彭，姚文元长着几个脑袋敢如此大胆?
一九六五年的一些事情，一是没有为替毛辫护的人留下一点制造谎言的空间。二是提出了几个问题：一、当年放彭去大三线，真是准备为其平反，恢复名誉吗? 二、毛对彭是虚怀若谷，坦诚相待吗? 三、毛为何一面准备批彭，一面又安慰彭? 四、为什么让刘、邓，彭真陪同? 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今天看来，毛当时内心深处的主要敌人早已不是挂甲屯里的彭德怀了。他的主要敌人正是陪同毛召见彭的另外三个人。一个是他曾钦定的接班人，但现在已经不听话，还敢顶嘴的刘少奇。一个是开会离得远远的，而且还想让毛“好好休息”的邓小平。另一个就是“针插不进，水不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掌门人彭真。
一九六五年，刘少奇在中共党内还是很有影响的。而“反右”、“大跃进”、“三年大灾荒”，让毛的威信一落千丈。很多党内的高干己经对他敬而远之，不然，毛也不至于发表一篇文章跑到上海去搞。从当时的形势看，倒刘，毛还不是胸有成竹。虽然盘算了很久，但心里还是没底。刘能不能一下子打倒?刘会不会联合党内的势力起来对付他?西郊挂甲屯里的那只“死老虎”会不会重新虎啸?最让他担心是刘、彭合手。因为刘曾说过让彭重新出来工作。如果在刘的手上让彭出来，无疑是刘在抽毛的耳光。 恰恰这个时侯，接到彭的来信，毛能不高兴吗?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毛召见彭，真是一箭四雕。一是将刘、彭分开。二是安抚住彭。三是凸显毛的大度。四是稳住刘、邓。其中最狠的一招是分开刘、彭，以便不久后发动文化大革命。
只有这样分析，才能理解为什么时隔不到一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彭就被重新揪回北京惨遭政治*。可怜的是，直到这时彭还是没弄明白自己问题的实质，这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揪来北京未宣布罪名，这是我六十几年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我工作上的缺点不少，革命方法上也犯过个别错误，但我问心无愧。在任何风险危机关头上，我没动摇过，我诚不知要我交待什么罪行……”
这里可以看出彭的糊涂了，离近一点，他不如国民党的陈仪，离远一点，他不如明朝的那个真海瑞。真海瑞把皇帝看得透透的，上疏时早把棺材准备好了，而彭将军当年没等下山就己经投降了，只是毛泽东没像优待国民党的俘虏那样优待他。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彭又给毛写了一封信。信在最后说：“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但不知毛泽东这回还会不会高兴的睡不着了?很可能这会儿的毛泽东连看一眼彭信的兴趣都没有了，因为这时打倒刘少奇的斗争己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彭己经一点作用都没有了。
聂荣臻林彪关系揭密
聂荣臻同林彪先后共事三次，累计时间不到五年，分别任党职、军职第一把手。但两人始终未能结成至交，直到分道扬镳。其中缘由何在？
初次相识之后
聂荣臻与林彪相识，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当时，聂荣臻是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林彪（原名林育容）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聂荣臻同他接触不多，印象也不深。林彪由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叶挺独立团实习，就是经过聂荣臻之手分配的。林彪到叶挺独立团不久，就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后又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并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直至红四军军长，时值1930年8月，当时林彪才二十四岁，在频繁的战斗中，他指挥灵活，调度有方，身手不凡，仗打得很出色，提升的也快。然而林彪的性格是内向的，除了失去理智的时候说说怪话，发发牢骚，把自己的心事暴露出来，在多数情况下，他能把自己一些见不得人的打算，深深地埋葬在心里。
聂荣臻曾回忆说，林彪“平时又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他，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而又有些鹰鸷。”《聂荣臻回忆录》林彪有帅才，有指挥才能，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然而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另一方面，即他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甚至目空一切，狂妄自大，认为自己天生一副帅才的脑袋，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而对匹夫之勇，对于打头阵，向来不放在眼里；由于自视甚高，所以一向和同事处不好关系，也就总想往上爬，军事指挥时任性，不负责，个人主义倾向严重。在当时恶劣的革命环境下，干部的提拔，像割韭菜一样，一批一批地倒下去，又一批一批地提拔上来，战斗打响时是个排长，等战斗结束时使成为连长，甚至营长，这已经不是稀奇之事了。
据朱德、陈毅、肖克、曾山、邓子恢等老同志讲，林彪在南昌起义到井冈山这一时期，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如果我们用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顾全大局、本位主义等说法形容林彪，大概是丝毫也不过分的。这些素质对于一军之将帅，尤其是比较有谋略、有才能的将帅来说，是害人害己的。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转战到湘南大余，林彪动摇离队，只是由于不认识路，才不得不折回部队。他平时的沉默寡言加上一开口又会说好话，说严重一些是阳奉阴违，心口不一，这就掩盖了他性格中的负面。林彪这种性格特性由来已久，并不是“文革”期间一时一地形成的。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环境困难时，他多次要求离开主力，自己拉人去打游击，甚至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毛泽东1930年1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就是为批驳林彪的悲观动摇而写给林彪的一封复信，并且传达到全军，在干部和战士中进行讨论。
林彪对毛泽东的批评很不服气，他认为是小题大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还向全军传达，这等于丢了他的面子。他只好忍气吞声。四十年后的1966年，林彪成为中国党政军第二号铁腕人物时，仍然耿耿于怀，写了《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一词，言“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难艰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喜开颜，斗志不容稍减。”这是报了毛泽东批评的一箭之仇。在作战时，林彪又经常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随意性强，置别人的安危于不顾。他当团长时的团党代表何挺颖，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时，林彪扔下他不管而牺牲的。
与林彪相比，聂荣臻襟情坦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居功，不自傲，毛泽东曾经说，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无论从他平时为人还是从他撰写的《聂荣臻回忆录》来看，这一评价都是恰如其分的。
正是聂荣臻有着“厚道”和与人为善的性格，所以，最初他和林彪一起被派到一军团工作时，聂荣臻认为，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聂荣臻当时对林彪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让步。
聂荣臻与林彪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发生在打下漳州以后。聂荣臻对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做法。
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门了，人也逃走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林彪当时反问聂荣臻：
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聂荣臻回答说，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把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甚至把漳州所有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经过争论，林彪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
同林彪进一步接触共事以后，聂荣臻就发现了林彪的一些“特点”。例如，林彪不认为红军胜利是毛泽东战略战术的指导和红军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而往往夸大自己的作用，把荣誉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聂荣臻刚到一军团，就发现林彪口袋里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些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聂荣臻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同志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又记到了他的小本子上。他那沾沾自喜的样子，给聂荣臻留下了不良印象。
1934 年6月17日，林彪突然发表一篇题为《论短促突击》的文章。聂荣臻看到这篇文章时，顿时大吃一惊，以前，他一提起短促突击就牢骚满腹，而且林彪本人的长处在于打运动战和大兵团作战，怎么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聂荣臻心里很纳闷，是什么原因使林彪的思想发生这样突然的变化？这一时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后来，聂荣臻恍然大悟，原来是在这之前，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李德，在一军团的干部会上，曾经慷慨激昂地讲过“短促突击”的问题，当时不少干部都听不懂究竟什么是“短促突击”，“军团长，你给解释一下。”一个干部问林彪。
“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林彪不慌不忙地把两手一摊：“不懂就学嘛！”
聂荣臻明白了，林彪发表《论短促突击》一文，是为了投李德所好，只要博得李德的欢心，飞黄腾达便轻而易举了。
当时李德是红军的“太上皇”，不仅要决定战略战术和某一战斗的具体打法，而且红军将领升降调谴都是他一句话。聂荣臻心里思忖：“现在是出生入死的时候，搞这一套干什么？林彪想名誉地位想得太多了！”当时林彪二十七岁，他搞政治投机这一套，已经引起聂荣臻对他政治品质的警惕。由于当时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环境特别困难的时期，团结对敌，度过难关，这是大局，聂荣臻也就没有再往坏处想他。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第一个发言批判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王稼祥接着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凯丰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泽东说：
“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李德当时列席会议，没有正式座位，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经常不发一言，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情绪十分低落，发言时一概不承认自己有错误。聂荣臻在会上发言时态度十分坚定，他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益，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类连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林彪在会上却金口难开，很少发言，俨然城府很深，举动莫测。
针锋相对
长征开始以后，聂、林率领的一军团打了不少硬仗，战果越辉煌，一军团的地位越高，林彪的傲气也就越发展，他也就越发变得锋芒毕露，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彭德怀、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比他年长的红军将领，自然不在话下了，就连对他提拔、信任和重用的毛泽东、朱德，有时也不放在眼里。
林彪的这些短处，精明的毛泽东早已看在眼里，但眼下是用人之际。毛泽东对下边干部求大同存小异。英勇善战，指挥有方，能打硬仗，这是大是，至于其他毛病，都可以原谅，一俊遮百丑嘛！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毛泽东总是这样迁就林彪。朱德对下级干部，总是宽厚待人，具有长者风度，从不计小失小过。
1935年5月，红军四渡赤水以后到达会理期间，忽然在红军领导层中流传着毛泽东指挥不行了，应该撤换毛泽东之类的传说，这仿佛遵义会议的一股小小的余波，兴风作浪者何许人也？不是别人，正是林彪。
原来遵义会议后，部队战略战术灵活多了，打了不少胜仗，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有时摆一些声东击西的迷魂阵，或者为了甩掉敌人追击，或者因为敌变我变，要故意绕圈子，多跑一些路。这是难免的。可是林彪一直埋怨说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
“这样会把部队拖垮，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说：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余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部队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打电话，并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他打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
面对这个原则问题，身为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当仁不让，没有顾及林彪的面子，他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
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警告林彪说：
“ 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毕竟是党指挥枪。林彪气得脸色煞白，脖子上青筋暴露，两手颤抖，自从他和聂荣臻共事以来，聂荣臻象兄长对待弟弟一样，处处对他忍让，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异姓兄长发这么大的火。但权衡一下利弊，林彪还是控制住自己的肝火，没有发作。但他的脾气是一条道跑到黑的，正所谓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林彪连夜给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小组”写了一封信，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自然是要毛泽东下台。他自以为，朱德好对付，毛泽东却足智多谋，毛泽东一下台，不外乎朱德、彭德怀上台，他们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到了那时，就不是总司令指挥我林彪，而是我林彪左右总司令了。
可是光用自己的名义写信，觉得份量轻了一些。林彪又要求聂荣臻在信上签名，被严词拒绝。聂荣臻劝林彪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狂妄的林彪，哪里听得进半句。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
5 月11日夜，毛泽东看了林彪的信十分恼火，心想：“简直利令智昏，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他拥护彭德怀也不是真心，是想让彭德怀当曹琨，他自己作吴大帅。”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和林彪。在讲到军队内部问题时，毛泽东话锋一转，面色十分严肃地说：“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我今天就要批评林彪，他最近提出了“不走琴背而走琴弦”的理论，我们中央和中央军委谁也不是白痴，如果能走琴弦，谁还愿走那个琴背……战士有这种想法，不奇怪，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不仅如此，林彪还在背后散布一些不利于中央团结的话，挑拨离间，这是一种反党活动。”毛泽东望望低着头、面色苍白的林彪，痛斥道：“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太狂妄了，今后你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
毛泽东对林彪是厚爱的，批评时总带着长辈对晚辈的口气，和严师益友的语态。一方面是语言上的严厉，一方面又是行动上的宽容甚至纵容，不断地给林彪委以重任，这个狂妄“无知”的“娃娃”终于在温都尔汗给毛泽东来了个彻底的亮相，走向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的反面。
1936 年5月，中央调林彪到红军大学当校长，任命左权任一军团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仍任政委。分别前，聂荣臻和林彪互相征求了意见。红军东征时，十五军团在北线打仗伤亡比较大，再加上他们是在山区活动，筹款、扩兵都不多。那时，毛泽东打电报来，要一军团拨点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一摔，说：“有鸟的几个兵！”聂荣臻拿过电报，找到下边一些同志了解情况，下面的同志也都反映有困难，有的连队也不充实，编制不全。聂荣臻当时也想不拨或少拨一点，后来就打电报给毛泽东，请求免拨。5月14日的大相寺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军团的主要缺点是本位主义倾向，聂荣臻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而林彪却一声不吭，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都没有。
现在，林彪要走了。聂荣臻觉得事情反正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应该多看他在一军团工作上的建树和成绩，就没有向他提出来上面说的事情，这也是聂荣臻与人为善、宽以待人的一贯做法。不想林彪对过去的事情并非既往不咎，而是耿耿于怀。林彪对聂荣臻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你是从组织上来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聂荣臻回答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你现在要走了，现在又扯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还是等以后再慢慢扯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
庐山真面目
事实上，聂荣臻与林彪之间扯的问题的确扯几天也扯不清，因为林彪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充分暴露出来。
延安整风时，贺龙的爱人薛明曾揭发：叶群政治上可疑，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但是在林彪的包庇下，以后没有再审查下去。“文革”中，叶群为林彪出谋划策，出了许多坏点子。这也是促成林彪野心膨胀的原因之一。
进行平津战役时，林彪出于本位主义，一再违抗毛泽东迅速进关的命令。毛泽东对第四野战军领导进行了严厉批评（实际上是批评林彪），可林彪又故伎重演，迫使罗荣桓作了检讨。罗荣桓很讲原则，经常对林彪的错误有所抵制，林彪就对他非常不满。平津战役结束后，林彪甚至向聂荣臻提出不要罗荣桓当政委，要聂荣臻去当第四野战军政委，被聂荣臻当即拒绝。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文革”期间，林彪终于有充分暴露自己的性格“原形”并且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聂荣臻等一大批老同志和林彪都有原则分歧，也逐渐认清了他的真面目，但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大家仍然尊重他，对他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一是看到毛泽东虽然经常批评他，但也信任重用他。出于对毛泽东的高度尊敬和信任，聂荣臻等元帅也就往好处想，认为林彪比较年轻，经过毛泽东的教育和培养，可能已经认识、改正了错误。既然如此，再翻林彪的老帐，也就不好了。二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林彪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一名，这事实上已经确认了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是中央的决定，如果说三道四也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林彪的个人野心借“文革”之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清除篡党夺权的障碍，一批老帅就难免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1968年3月22日，林彪制造“杨余傅事件”，将矛头直指聂荣臻元帅。从4月1日起，应该发给聂荣臻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聂荣臻对秘书说：
“ 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4月7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信说明真相，并要求面见毛泽东。10日，周恩来要秘书打电话告诉聂荣臻，毛泽东在聂荣臻写来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不久以后，毛泽东又当面对聂荣臻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 文革”期间，毛泽东经常这样亲自站出来，用自己这把“老骨头”来担保一些老同志，仿佛一个上了年纪的父亲，面对自己娇生惯养、飞扬跋扈、操起棍棒要打自己多年来的老朋友的儿子，只好无奈地站出来以自己的身价担保，这是何等地纵容啊！这种纵容由来已久，本身就是一个谜团，成了林彪唯所欲为的一种保护伞，同时，它为聂荣臻等一批老帅看清林彪的真面目设置了一层弥漫的烟雾，至少也从客观上延长了看清其真面目的时间……
政治元帅聂荣臻
2006-2-4
一旦问起聂荣臻元帅，老人们的嘴巴都变得不那么利索了，有的因为激动，有的因为难言之隐，总之，这是一个复杂的人，不是一两句能够说的清楚的人。龙书金老人说：“聂帅老谋深算。”刘忠老人说：“聂帅政治思想强，人也儒雅，儒雅中透着政策。”黄荣海老人说：“聂帅是一言难尽的，说起他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杨绍明转引杨尚昆老人生前的话说：“用毛主席的原话评价就是，聂帅一生唯谨慎，叶帅大事不糊涂。”
我试图用老谋深算或者谨言慎行来形容聂荣臻，但是，都不能很好的评价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帅，所以，我选择了政治元帅这个题目，多少能够表达出我自己的一点感受。
十大元帅中说到政治元帅，首先要想到罗荣桓，他是毛泽东亲定的我军政治工作的榜样，而聂荣臻虽说也做过很长时间的政治委员的工作，似乎还没有谁把聂荣臻和政治完全划等号，似乎这个政治元帅叫的有些唐突了，然而，我们不妨慢慢的在聂荣臻的人生轨迹中寻找政治元帅的注解。
聂荣臻参加过我党早期的三大起义中的两个，三大起义泛指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这三次起义几乎囊括了开国的十大元帅的发仞。而一身参加两次的在十位元帅中也只有聂荣臻一个人。根据《周恩来年谱》披露，周恩来曾经向党中央亲自建议允许聂荣臻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工作，以后中央组建七人成员的中央军委，聂荣臻担任参谋长，这位少共出身的聂荣臻还曾经是中央特科的主要成员，也是这一段经历让他养成了谨言慎行的习惯，聂荣臻在十大元帅中是公认的人缘最好的一位，罗荣桓虽也说是长者，但是，晚年和林彪的冲突是有目共睹的，以致于林彪公开讲：“林罗要分家。”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说：“聂帅在军内就像陈云同志在党内一样。”
唯一曾经和聂帅关系比较紧张的是陈伯达，据说这也是一个讹传造成的，文革中，聂荣臻和叶剑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聂荣臻半开玩笑的说：“我们这也算是糊里糊涂的进来，将来是不是要糊里糊涂的出去呢？”叶剑英问他为什么叫“也算是”，聂荣臻讲了他在顺直省委工作的一段往事：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胡锡奎写了“五·一”传单稿，送往秘密印刷所准备印刷，不料走错了门，一敲门，人家不认识，以为他是小偷。当时共产党人穿着都很随便。那家人把他抓住，送到警察局。警察局关了他一夜，第二天也没有搜他，打了一顿，叫他走了，传单还带在身上。聂荣臻见到他，对他说：“你算是走运，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
这件事本来是聂和叶之间的闲聊，不知道什么原因飘进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耳朵里，陈伯达早年也是顺直省委的，担任过中共北平市委委员，而且，不知道是谁把当事人胡锡奎换成了陈伯达，陈伯达于是找到聂荣臻问道：“你凭什么说我糊里糊涂进来，糊里糊涂出去？你什么意思？”搞的聂荣臻哭笑不得。
聂荣臻初去中央苏区的时候，被毛泽东派到新组建的红五军团里面，红五军团是宁都起义的部队，这支一万五千多人的队伍中第一迷信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第二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第三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所以，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派去了大量的军校背景的干部。宁都暴动的国民党军队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第一跟随毛泽东，第二佩服刘伯坚。”聂荣臻在红五军团中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思想，这点让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以后，重建红一军团，林彪出任总指挥，聂荣臻出任政治委员（以后总指挥改名军团长）。聂荣臻从这个时候开始步入他的军事政治指挥生涯了。
有一次，驻扎在漳浦的部队在筹款时，林彪主张采取拷掠的办法取得资金，聂荣臻表示反对，他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土豪，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搞法，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使铺子关门，人也逃走了，款也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很坏。”林彪不同意更换办法，林彪问聂荣臻：“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能不能打仗？”聂荣臻回答：“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土豪的财产都没收了，也毫无意义。”林彪没有坚持自己的看法，而是同意了聂荣臻的意见，多年之后，聂荣臻举了这个例子说：“ 林彪这个人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他在战争年代中往往还是兼听则明的。”
红二师五团为了整体部队的整洁，强迫国民党军俘虏把自己身上的物件交给红军战士补充，被聂荣臻看到，他一个调号就把政委刘忠叫来，劈头就是一句：“伪装革命算什么革命？弄虚作假不是红军！”他指着那些被解除了绑腿和皮带的国民党军俘虏说：“你这个团政委是干什么吃的？”时隔多年，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刘忠老人说：“聂帅政治思想强，看问题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这件事（指的是换装的这件事）让我记了一辈子。”
遵义会议之后，有一次，警卫员黄荣海等人打土豪，把土豪家的一头驴子给烧了吃，聂荣臻、林彪都分到一份，聂荣臻说：“这种肉不能吃。”黄荣海问为什么？这是土豪家里的，理所应当吃。聂荣臻说：“打土豪分田地是分给老百姓的，不是我们自己把土豪家里的东西分来吃。”以后做到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黄荣海在广州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提到这件往事时说：“没有了铁的纪律的军队就不再是铁的军队。”
有人在提及聂荣臻为人处事时说聂荣臻如何如何，我想问的是，你真的知道聂荣臻的为人究竟怎样吗？你真的了解他在政治风暴中的特立独行吗？你真的清楚这位元帅保全善类的故事吗？
文革开始之后，为了打倒刘少奇，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里面暗中设立了刘少奇的专案，因为刘毕竟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和国家主席，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公开的成立他的专案，在国内外都说不过去。王光美的专案组的灵魂人物就是江青。当时专门调查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之前上庐山的事情，按照江青等人既定的意思是把刘少奇上庐山说成逃跑主义。因为要取证，第一时间找了唐生智，以后还找了其他很多人，当一九七九年中央纪委开始重新审核刘少奇事件时，看到在这次取证时完全没有做过伪证的只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唐生智，第二个是罗章龙，第三个就是聂荣臻。而这里面当时专案组最想打破缺口的就是聂荣臻，毕竟聂荣臻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份量最大，而唐生智一个旧军阀，罗章龙一个被开除党籍的党外闲散人员，说出来的又岂能是聂荣臻的证词可以比得了的呢？然而，聂荣臻是怎么配合江青的呢？
根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平反刘少奇专项工作小组在提取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王光美专案组中关于聂荣臻的证明材料中披露，聂荣臻说了如下的话：““我没法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工贼，让我写事实可以，让我表态也可以，南昌起义时，刘少奇是中央委员，他因为有病，住在庐山。恩来同志交代我把南昌起义的决定告诉他，好有所准备。我到九江找到了刘少奇同志，转达了中央的决定。他没有表态，没有说过反对起义的话，我怎么能说他说过呢？刘少奇的结论由组织上全面考虑，我知道这话他没有说过。”[引自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聂荣臻为“王光美（刘少奇）专案组”提供的证明材料。]
在那时候，聂荣臻完全可以和其他人一样说一些不很负责任的话，做一点不太肯负责任的事，时过境迁之后，他也可以给自己找到台阶说“被迫”的嘛，然而，聂荣臻没有这样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引自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聂荣臻在京西宾馆接待第二机械工业部造反派讲话）
这里面我们顺便提一下唐生智的证词，唐生智那时已经患病，但是，他知道刘少奇的冤枉的，也知道专案组找他的目的，于是，他就开始胡编乱造，前后互相抵触，以致于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连专案组都不再采用他的材料，唐生智就用这种办法糊弄了专案组成员，没有在刘少奇事件上留下任何可耻的痕迹。作为一名一生都为名利奋斗的旧军阀的唐生智在关键时刻是让一些号称是马列主义者的人汗颜的。
八十年代发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是一场新形势下的政治斗争，虽然没有以往那样火药味十足，但是，其背景之深、影响之广也是值得研究的。王震调任中央党校校长之后，根据中央党校常务副教育长吴江的回忆，王震曾经在中央党校的礼堂公开说道：“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关云长庙里的那个周仓，我手里就是有那么一把大刀，你们不是有三百万大学生吗？我们有三百万军队，我就是要砍他*的一批王八蛋的脑袋，什么巴金、方励之都是民族败类，······谁让小平退休，谁就是三种人！”可见，斗争形势也是不含糊的。中央党校准备清洗三个人，一个是吴江、另一个是阮铭，还有一个是孙长江，这三人都是真理大讨论时的功臣，也是胡耀邦所信任的人马，整倒他们的目的也是不言而喻的。其中孙长江因为不知道怎么得罪了陈云，以致于被步步进逼，甚至到了无家可归的田地（指的是没有人敢接收他去工作）。以后《科技日报》要他去做副总编辑，结果仍旧被追究出来，这个时候，聂荣臻出面了，他给陈云亲自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根据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同志地回忆，基本如下：
陈云同志：
我不了解孙长江同志，但是，我了解林自新同志，他在《科技日报》做总编辑，是一个很老实地同志，对党忠诚，他请我向有关部门问一下关于孙长江同志的处理意见，我相信林自新同志是讲了老实话的，据他说孙长江同志也是一位老实的同志，我想请陈云同志过问一下这件事，因为关系到几位同志的政治前途，故而打扰。敬礼
聂荣臻
（引自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和《聂荣臻在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一日通信记录》）
陈云接到聂荣臻的来信之后，非常重视，亲自批示道：“对人的处理要慎重，材料要核实，并请转紫阳同志阅处。”
很显然，聂荣臻的这封信救了孙长江的同时也救了后来的张显扬。他以衰老之年还是保住了一批正直诚恳的知识分子。
八九之后，****做了总书记，聂荣臻在一九九零年针对有的高级领导干部提出的抓动乱十九种人的意见说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不能轻易动，这几年我们搞的不容易，一旦扩大了（指抓十九种人），后果就不好挽回了，抓容易，影响坏了再挽回就不容易，我们不能总是出尔反尔。”事后，聂荣臻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人给×××带话，停止抓十九种人，应该说这是聂荣臻为中国知识分子界立下的最后一个大功劳。
回顾聂荣臻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政治生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聂是比较老道的，也算是精于政治斗争，富于政治斗争经验，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残酷背景之下，如果不是这样，他可能也就完了。他是中央苏区最早坚持宣传毛泽东军事指挥思想的高级红军将领之一，毛泽东被罢黜之后，高级指挥员中只有聂荣臻和林彪去看他，向他请示工作；当邓小平面临第三次被打倒时，军队中的事情已经不再请示这位军委副主席，而聂荣臻对军队主要领导说：“小平还是总参谋长，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嘛，你们不向他请示工作，向谁请示工作？你们不去，我去。”邓小平被打倒之后，聂荣臻是邓家门可罗雀中罕见的访问者之一。也许有人说这是投机，但是，你要看看清楚，毛泽东和邓小平被罢黜的时间段里为什么其他人不去投机呢？为什么其他人不去问寒问暖呢？人和人的差别就在这里，人和人最后的位置也就相差在这里，伟人同样是人，他们在困苦的时候更容易记住一些事和一些人。
如果具体说到聂荣臻的个人，聂有些像王猛、法正，属于恩怨分明一类的，人无完人，所以，求全责备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历史还曾经记录下这么幽默的一幕：““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一天，三座门会议室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工作人员听说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帅们都要来开会，觉得这个会非同寻常。黄永胜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门口迎候老帅。徐向前走进来，黄永胜迎上去问好。徐帅面无表情，不予理睬。聂帅来了，黄永胜急忙迎上去，并解释说在北戴河没有去看老帅。聂帅说：“划清界限嘛！”黄永胜十分尴尬、狼狈。会议一结束，黄永胜的司机习惯地第一个把车子开到了门口。黄永胜急得大声叫喊：“开走，开走，让老帅们先走！”司机被弄得莫名其妙。 ”短视的政治侏儒黄永胜永远也不会明白他的失败和可耻的下场到底是怎么来的，也永远不会填平他和聂荣臻这样的政治元帅之间的天然差距。
忍辱负重的徐向前
2006-7-21
我们说周恩来是忍辱负重，其实徐向前一生也是忍辱负重，忍辱负重是什么？不是简单的说几句违心话，办几件违心事那么简单的，忍辱负重说白了，那叫顽强。用徐帅的话说：“坚持最后五分钟！”
李先念曾经说过：“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他教会我打仗，另一个是陈云同志，他教会我管经济。”李先念被毛泽东称作将军不下马，带着区区千把人，最后开创大别山近乎十万大军，回延安时，杨尚昆代表毛泽东出城十里迎接。这么个人物把徐向前当作老师来看待，你就想徐应该是何等了得的了。
阎锡山那是有名的山西老狐狸，他和蒋介石、共产党斗了一辈子，可是，唯独对徐向前一直深具好感，徐向前大败岳唯峻、活捉赵冠英时，阎锡山说了：“蒋介石有啥了不起的，还不是被我的学生徐向前给打败了？”那时候，阎锡山正因为中原大战失败下野，这话有些赌气的意思，不过阎锡山就此要和徐向前“攀谈一下”的愿望却是更加强烈了。徐向前和阎锡山是正宗的五台县老乡，阎锡山用人素来以地域划分，晋北人要比晋男人吃香，五台人要比晋北人吃香，傅作义、商震、许永昌、李生达等人就是因为受不了阎锡山的这个东西才离开了他。徐向前以前在阎锡山的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学习过，所以是他的学生，后来徐向前从黄埔回家探亲，阎听说之后还专门去找，可惜没见到。抗战军兴，阎锡山对来山西组织决死队的薄一波说：“古人说楚才晋用，现在反过来了，那么一个徐向前反倒被你们给用了。”
徐向前见到阎，阎和徐说：“你去家乡问问父老乡亲，我阎某人对他们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样？蒋介石听说你参加国民二军到你家问长问短，我还给你家送了钱呢。 ”（钱送了没有说法不一）不过这次徐向前回家，一向是一块钱当十块钱花的抠门大仙阎锡山可是真的很大方，一下子就送了徐向前一大笔钱，徐当然不会要，阎就派车送徐回家。
像阎这么一个惟利是图的军阀把徐向前看的这么重要，由此也可见徐的力度。
毛泽东评价徐向前、林彪、粟裕打仗各有千秋，毛说徐是又精又猛，林是又刁又狠，粟是又细又准。然而，徐向前和林彪、粟裕打仗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来自内部的压力要远比来自外在的压力大，用红四方面军的将士的话说：“徐总又要当婆婆，又要当媳妇。”忍辱负重在战争年代中把徐向前的风格体现的更为分明。
当婆婆是指徐向前要告诉指战员怎么具体部署，当媳妇指的是他还要面对两个婆婆，一个陈昌浩，一个张国焘，还要尽力避免他们的无谓的干扰和尽量说服他们听从自己正确的意见。张国焘揽权很厉害，经常一个电话打到前线去，所有的指挥员都要聆听张主席的训导，而一旦和张主席的意见相反，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肃反斗争，陈昌浩也不是一个容易听取他人正确意见的领导，这在西路军事情上就可以看的很明显，陈昌浩积极跟随张国焘肃反，原来的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就曾经差点被陈昌浩错杀，陈海松被捕之后，徐向前怒发冲冠给陈昌浩打电话说：“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 嘛！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陈昌浩这才决定放人，在战场上，陈也不如曾中生、许继慎那样内行，不过还算比张国焘强一些，特别是在徐帅的带领下或者熏陶下，陈开始转变对徐向前的印象，到了从鄂豫皖撤退时，陈基本站在徐向前一边了，而这里边徐向前自己所受到的委屈也是可想而知的。
在粉碎川军六路围剿时，徐向前本来计划在宣汉的马渡关地区，以红军主力左旋，截断东面敌军的退路，打一个歼灭战。东面的阵地呈斜形，红军横插过去，渡河后可以卡住山垭口，敌人就插翅难逃。然而此时远在通江洪口场的张国焘打电话给徐向前要部队西旋，攻打川军范绍曾一部。徐向前认为，西面不是刘湘的主力，与红军处于平行地位，容易放跑敌人，只能打个击溃战。因此，他力主东旋，不同意西旋，但在电话里和张国焘说了多次，竟然丝毫说不通。陈昌浩因为在第一线作战，所以他也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也反复向张国焘陈述东旋的理由，但张国焘就是听不进意见。这次“马拉松”式的电话，从下午两点说到晚上七点，竟打了五个小时，各军负责人轮番和张国焘解释徐向前的意见的重要性，张固执己见，他摆出各种西面追击的好处都被徐向前驳斥了，陈昌浩也插嘴说老徐的意见很好，请主席考虑，身边的军长、师长急得活蹦乱跳还不敢骂人，李先念他们气得站起来，蹲下去的，最后，张国焘竟不耐烦地喝问：“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听，就按我的意见办；不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陈昌浩只好命令部队西旋。西旋的结果，不出徐向前所料，因为追着敌人屁股打，果然劳而无功。范绍曾土匪出身，猴子一般的机灵，带上部队逃跑，5昼夜南窜400里。徐向前见阻拦不住敌人，令部队停止追击，回师东进。但东边的川军3个师已经逃到宣汉附近的马家场、东升场一线，构筑起防御阵地固守。至此红军的东线反攻被迫结束。即将到手的扩大的胜利被张国焘的瞎指挥亲手断送。联想起一九三一年的苏家埠战役，也是因为张国焘的胡乱指挥，如果不是徐向前说破嘴皮子让张同意“硬着头皮打下去” 的建议，也就没有后来红四军的进步，而像类似的情况在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在川陕边的多次战役中，徐向前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每一次战役几乎都要拿出一半的精力来对付上边的干扰，可是，徐向前也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打出了一片新天地来。用王维舟的话说：“越是艰苦越向前。”
还是在这次反六路围剿战役中间，西线上，徐向前主张纵深大迂回，而张国焘不同意，徐有鉴于上次的教训，把李先念找来说了自己的看法：“张国焘让我们抓兔子尾巴，那是抓不住的，这次宁可犯了路线错误也不听他的了。”李先念表示要杀头算李先念一个，三十军保证听徐总的指挥，结果，红三十军从巴中疾进，堵住敌人的退路，于一昼夜激战后歼敌一万余，张国焘自此无话可说。对于军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深通兵法的军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在战场上被一个全然外行或者半懂不懂的人牵着鼻子走而又不能有任何反抗更令军人感到耻辱的事情了。
一九四八年攻打锦州时，林彪不同意毛泽东南下的看法，一时从双城堡到西柏坡七十多封电报，你来我往，争论不休，毛泽东句句不离南下字眼，有建议、有说服、有道理，然而决没有强迫，那还是在被证明是毛泽东对的情况之下，比照张国焘而言，可知，毛泽东之削平群雄、威加海内并不是偶然的。
徐向前一生多次处在政治、军事上的漩涡中，越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就越能反映出徐向前的作风和品格。
一九三二年，红四方面军败退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冬季，被国民党军追到漫川关，漫川关是鄂西北进入陕南的重要隘口。此处地势险恶，地贫民饥。当四方面军进入漫川关以东康家坪、任岭地区时，前有陕西杨虎城部据漫川关防守，堵住去路。后有胡宗南部也由郧西追击至漫川关东南任岭、雷音寺、七里峡、古庙沟一线。此时，国民党军四十四师也抢占了漫川关东北的张家庄、马家湾一线，六十五师和五十一师也尾追至漫川关以东大沟口、当山地区；第四十二师则经漫川关以北的石窑子向南压来。前前后后国民党一共动用了5个师左右的兵力，企图一举将四方面军全部围歼于漫川关附近的峡谷中。张国焘第一次放下架子准备听取徐向前的意见，不过，张自己有个主张那就是分开走，游击的打法，徐向前没有含糊，提出了鲜明的反对意见：“我们整体突围好比一整块肉，如果分开就等于把肉切开，敌人要的是我们分散，以便各个击破，分散突围，不能啊。”一向唯张国焘马首是瞻的陈昌浩也非常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他说：“向前，你说怎么办吧，我们都听你的。”就这样，徐向前决定“以一部兵力牵制当面之敌，集中力量从北面敌接合部实行突围。以十、十一师各一部牵制当面之敌，十二师在七十三师的配合下，在北面夺路前进。 ”（根据徐深吉中将的回忆），徐向前点将许世友，命令他一定攻取垭口，许世友用脑袋担保。
多年之后，徐向前回忆这段往事时仍然心有余悸的说：“漫川关是关系到我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许世友那个团立了大功，幸亏敌人刚到，包围圈不严密，我军决定果断、行动迅速，利用夜间突围，否则后果难以设想。”
再有一次就是西路军时，当西路军到达大靖时，中央给陈昌浩、徐向前发来电报：“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电报还征求陈、徐意见：进入新疆和退回河东哪一个更有把握。电报收到后，徐向前主张西进，陈昌浩附和，中央复电同意陈徐的意见。然而，当军队在古浪和马家军交手后，主力部队红九军损失严重，阵亡2000多人（当时全部西路军为2.2万人），九军参谋长陈伯樨、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均战死，军长孙玉清负伤。这次战败后，徐向前立刻修正了自己的原来看法，主张撤退，他重新估计了马家军的战斗实力
和西路军的对比，指出：“九军被搞了这样一家伙，与过去的形势可不同啦。我们究竟怎么个打法，在这带能不能站住脚，这里有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条件，都是问题。关键是看敌我力量的对比，一厢情愿是不行的。”然而，陈昌浩并没有认真的看待这次失利的背后的复杂原因，仍旧主张继续跟进，他当时的看法是马家军不过尔尔，先头部队受了点挫折，不等于就打不开局面。徐向前不同意他的看法，二人第一次面红耳赤的争论不休，陈其人孤傲、作风专断，对于徐的争论大起反感，第二天召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要成员准备针对徐向前的“错误言论”展开反右斗争，公开批判徐向前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因为与会者多数人为大敌当年不宜内部分裂，这才作罢，然而，陈的主张却得到贯彻落实，大错就此铸成。所以，后来在检讨西路军战败时，陈昌浩也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在于此。
西路军首次兵败倪家营子跑到威狄堡后，徐向前再次主张向祁连山撤退，而陈昌浩决定决定连夜回师，继续固守倪家营子，还以右倾威胁徐向前，无奈之下，徐只能服从命令，就是这个固守的决定最终断送了西路军仅存的几千人马。最后的血战到来，徐向前冲在第一线，战场上的幸存者回忆，徐向前站在房屋顶端亲自指挥战斗，比之苏家埠那次还要危险几倍，这一战，西路军名将陈海松及其麾下将士悉数阵亡。陈昌浩在战后以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决定，组建西路军工委，陈昌浩、徐向前回中央脱离部队。徐向前反对脱离部队，而陈昌浩则表示“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中共中央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电文强调指出“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而后张国焘也来电说“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他批评陈徐二人“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随后，中央军委给西路军电文称：“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整一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争取尔后以一部西进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展甘北根据地。”这一电报最终导致著名的高台血战，五军军长董振堂阵亡，红五军团全部垮掉，这也是陈昌浩所说的要和中央作斗争的理由所在。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陈徐脱离部队造成了影响不是一般性的，李先念首先就不同意陈徐都离开部队，因为这等于自杀。徐向前再一次的劝阻陈昌浩：“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然而，陈昌浩还是决定他和徐向前突围，其余部队交给李先念、李卓然率领。至此，出发时的三万人的西路军全面走向覆灭，后来李先念到达新疆时部队还不足六百人。徐向前晚年自承“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
西路军的溃败是多方面原因的，这里面，军委的指挥部署朝令夕改也是写到了明处的，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而后，陈昌浩固执己见，没有能够认真听取徐向前、李先念的正确意见也应当负一定的责任。
徐向前一生两次和毛泽东擦肩而过，后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抱憾终生”。也是因为这两次特别是后来这次也就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找徐向前谈话几乎影响了徐向前一生的政治命运，此后徐每次遭遇政治风波都和这次谈话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所以，徐晚年回忆时的讲话基本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曲折。
一九二六年六月，徐向前在九江和交通员联络时，交通员告诉他去找毛泽东，就这么一张纸条写着这五个字，徐莫名所以，从九江辗转到武汉再到上海，他的入党介绍人李楚白告诉他毛泽东已经在湖南搞了秋收起义，就这样，徐向前被派到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假如徐要是找到了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徐的个人历史是有可能改写的。
一九三五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会师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对徐一直是很抱有希望的，徐在黄埔时是周恩来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骨干成员，和周相识很早。再有，毛、周都多少知道些四方面军的内里，徐在那里是用而不信的人，特别是徐向前建议多给中央送一些补给，这就让毛泽东相信徐向前还是很有争取希望的。不过，徐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些打算，反而因为毛泽东在会师后的会议上指责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说四方面军土匪主义、军阀作风严重等等，徐向前当场就顶了毛泽东一句：“我们是拥护共产国际实行土地革命么，打游击的时候我们的臂章上都写着拥护共产国际，实行土地革命，莫非我们打蒋介石打错了吗？ ”徐向前还指出：“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300来人的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的，打过许多硬仗、恶仗，不愧是一支党领导下的铁的红军队伍。尽管部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欢迎党中央和兄弟的红一方面军的到来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的一团漆黑，这是令人感到反感的。”其实，徐的这些看法也很代表了四方面广大将士的意见，当时，红一四方面两大主力的矛盾很深，四方面军认为一方面军丢了中央根据地把红军搞垮了，而红一方面军认为四方面军不正规属于山大王、土匪一类的队伍。彼此看不惯。中央当时一些人还撰写文章讥讽四方面军逃跑，还在红军自己的报纸上油印出来，这就让张国焘等人大为不满，张国焘公开对四方面军将领说：“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徐向前自然是服从中央的，可也倍感为难。他和陈昌浩谈话时就流露出自己的无奈情绪，准备让刘伯承接替自己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自己则回到中央作些具体工作。
毛泽东后来同中央决定设立左右路军时，把徐向前划到自己的麾下也是别有深意的，跟着张国焘走的红五军团、红九军团并非一方面军的主力，而在陈徐领导下的红四军、红三十军却是四方面军的主力之一，而且，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一军团和三军团都随毛泽东的右路军行动。右路军行动以后特别是四军和三十军过了草地以后，两边又起了波澜，而且是很大的，张国焘九月九日给陈昌浩电文称：“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尚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这就是后来的那个著名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电文。
毛泽东与当晚最后一次去争取徐向前，他问“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见状乃离去。徐还没有料到事情会像后来发展的那么严重，也没有料到自己的这句话对自己的一生所起的巨大作用。从毛泽东和徐向前这两段断断续续的提问和回答看，徐显然是知道了毛泽东的基本意思，毛泽东也肯定把电报中的部分内容给徐知道了，只是，徐并不想把四方面军交出去，在他看来这还不足以证明张国焘有什么难堪的企图，惟其如此，才有后来关于电报真伪的争论。不过，有一个小的环节需要注意，那就是当时看到电报的另一个重要见证人吕黎平的经历，吕后来被整，叶剑英找到毛泽东点出了吕黎平在班佑的表现，毛泽东即刻表示要保一下。吕因而脱离苦海，吕黎平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也不讳言。
然而，当很多人赞颂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是恰恰忘了另一个也是大事不糊涂的徐向前。许世友准备率领部队追击一方面军时，徐向前不同意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陈昌浩表示同意。如果许世友他们追上去危险是很显然的，记得彭德怀曾经说过这段往事，他说：“我问毛主席：'如果他们追上来怎么办？’毛主席说那就只好跟他们南进了，不过他们以后会觉悟的。”至于他们会不会觉悟那是不得而知的，然而，一旦南进，毛泽东等人的命运就都捏在张国焘的手中则是不言而喻的。徐向前在关键时刻阻止住了形势向危险发展不能不说立下大功，包括陈昌浩在内也是应该书上一笔的，假如陈行使否决权，徐是不可能拦住的。
可是，毕竟徐向前当面拒绝了毛泽东的争取，这就成为他后来脱离不掉的“灰色”，徐本人多次也因为这件事感到“悔恨”，也因此做了多次的检讨，徐向前自己就说过，毛泽东走后的消息传来，他还哭了一场。特别是他和陈南下跟随张国焘以后，问题就显得越来越复杂，也把徐带进了烂泥坑。南下以后在阿坝召开的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上集中火力批斗朱德和刘伯承，四方面军的将领公开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黄超还拔出手枪准备对朱德动武，张国焘不同意这才作罢。刘伯承站起来表示不满，立刻被哄骂：“你算什么总参谋长？红军从三十万变成三万，你参谋到哪里去了？”四方面军274团团长周时源给朱德一匹黑骡子被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大骂不止，余天云在过草地时公然动手去打朱德，由此可见当时的形势之严重。徐向前自然不可能不表态，虽则内心苦闷。刘伯承后来回忆，他和朱德暗中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朱德身上别了三把手枪，而刘伯承则带了五把手枪，警戒到这种程度是刘伯承一生都没有过的，刘说那一年是他最难熬的一年不是没有道理的。而这次斗争埋下了两支队伍之间乃至两大山头两大系统之间多年的恩怨纠缠。武汉七二零事件出来后，林彪一句“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立刻让斗争升级，毛泽东在武汉时也说了“我掉进了贼窝里面了”的过头话。吴法宪在批判会上公开搧陈再道的耳光和撕下陈的领章，居然无人阻拦。
徐向前以后多次被告知要养好身体，当然，徐的身体很弱也是事实，不过徐几次请缨都是这样的理由耽搁下来了，毛泽东去看望徐向前时，徐自己在床上计算打击阎锡山的方案，朱德亲***待下边人说“给他的待遇（徐向前）要和我们一样，他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原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回忆文章）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
值得一提的是，二月逆流后，徐向前成了黑干将，一九六九年林彪的一号令下达后，徐向前被转移到开封，所居住的竟然是刘少奇被整死的房间的楼上。一九七一年开始批判陈伯达，被疏散的众多领导人中徐向前是最后一个被召回北京来的。
华国锋上台后，极力拉拢徐向前，任命徐做国防部部长，同时兼任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他还是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十大上，徐还仅仅是中央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徐当选政治局委员，以后二月逆流把这个位置搞掉了），正是华国锋让徐重返政治局岗位上来的，所以，在批判华国锋时，徐一度也被牵连，被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指责为华国锋的“心腹干将”等等。由于山西战场上和胡耀邦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往，正是因为徐向前的阻拦才使得胡耀邦没有贸然前去领导黄樵松的起义从而避免了牺牲，就这样，胡耀邦一直很感谢徐向前，所以，当有人指责徐时，胡耀邦为徐做了公正的辩护，后来，王新亭等人编辑了介绍宣传徐的书送审时被胡耀邦知道了，胡耀邦说：“凡是宣传徐帅的我都支持。”未几，胡耀邦下台，徐向前没有被邀请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是事后由薄一波到家里向徐通报的。
杨勇在“文化大革命”中
录入时间：07-04-07 09:25:30
毛泽东的麾下 , 名将如林，其中，上将杨勇、杨成武、杨得志 , 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三杨（羊）开泰”。杨勇原名杨世俊 ,1913 年 9 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南乡文家市的一个中农家庭。 1930 年 5 月，他在平江参加红军并入党，改名杨勇。他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艰苦时期的磨练，成长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半个多世纪来，杨勇驰骋沙场，战功卓著，在军队享有崇高的威望。
杨勇为人刚直不阿、坦荡如砥，深受军内外人士的爱戴和敬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杨勇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军委碰头会后，杨勇“泄露”叶群批判肖华的建议，给林彪整杨勇以把柄。
1965 年 , 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5 月，在一次会议上，叶群开始拉拢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说什么林总想和你及北京军区的同志谈谈。但杨勇不愿意绕过分管北京军区的军委副主席贺龙和总参谋长罗瑞卿而向林彪越级汇报。
在 1965 年 12 月于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向罗瑞卿发起突然袭击，罗瑞卿由此被打倒。杨勇对此想不通，曾说：“罗瑞卿同志有什么问题？不就是林彪向毛主席告状，说罗总长有意要夺他的权。”林彪还在观察着杨勇的态度，说“其他军区的情况都了解一些，惟独北京军区的情况不了解”，并要杨勇去见他。但杨勇竟然“不识时务”。
林彪终于对他彻底失望了。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说：“曾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还说，杨勇对反彭黄不积极。这说明林彪早就记了杨勇的账，一直耿耿于怀。”
1967 年 1 月 10 日，江青致信“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提出要抓部队中的诸如廖汉生、杨勇、郑维山之类的“牛鬼蛇神”。但徐向前对此提出异议，没有同意。 1 月 19 日，军委召开碰头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军队要不要“四大”。叶群突然提议批判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因为这一建议属于叶群个人提议，所以会议未同意，并要求与会者严格保密，不准传达。但杨勇对林彪要扳倒萧华的阴谋估计不足，回去以后即向北京军区作了传达，当晚就有一些人抄了萧华的家。徐向前给杨勇打来电话询问，并作了严肃批评。杨勇意识到错了，表示诚恳地接受教训。次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徐向前再次批评了杨勇，以保他“过关”。
林彪、江青向北京军区伸手是从政委廖汉生开始的，以廖与贺龙“二月兵变”有牵连为由揪斗他。杨勇的处境也岌岌可危。
军委碰头会刚刚结束，林彪、江青就对杨勇动手了。 1967 年 1 月 21 日凌晨，杨勇被抓，隔离审查。妻子林彬和二子杨冀平也被遣送到宁夏干校劳动。此后遭批斗成了家常便饭，但刚烈的杨勇从来不低头。专案组查来查去，始终查不出什么问题，却给杨勇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开始，杨勇被关在北京军区，后来被转移到河北邯郸的一个农场劳动。
在“解放”的过程中，杨勇对别人从不落井下石，坚持实事求是，表现了高尚的人格。
毛泽东并不相信杨勇有问题，在两年后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提到了杨勇：“北京的杨勇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总还是有功劳的吧。” 1969 年 5 月 14 日 ，周恩来向党政口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时，就有此内容。林彪等人及其追随者怕杨勇一事有反复，加剧了对他的突击审讯逼供。 1971 年 2 月，杨勇因为不慎右腿摔成骨折，被送石家庄某医院。一些追随林彪的人为了加害杨勇，决定利用动手术的机会加害他。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马上派飞机将杨勇接到三〇一医院治疗。
1970 年 9 月结束的九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开展“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12 月 22 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主持了“华北会议”，揭批陈伯达的罪行，并对北京军区进行了改组。受陈伯达事件的影响，郑维山、李雪峰分别被免去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兼第一政委的职务，其职务分别由李德生和谢富治接任。
这时，有人劝杨勇揭发原北京军区的个别领导的问题，但直率的杨勇以自己这几年对情况不熟悉为由加以拒绝，诚恳地说：“这几年谁整我，我心里不是完全不清楚。但不能凭感觉去揭发他们，不能因为他们不负责任地整了我，我就不负责任地去整他们。”
1971 年 4 月，杨勇的病情基本好转，再在医院呆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正巧此时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来医院看望他，诚挚地邀请他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去。杨勇就这样来到了青岛的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这是杨勇一生中最为清闲的一年。
1971 年的“九·一三”事件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 1972 年 1 月陈毅逝世后，在不长时间内，有 175 位受迫害的将军相继得到平反。一次，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恩来指示负责平反军队军以上干部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和副主任田维新派人调查杨勇和廖汉生被打倒事件。
廖汉生的子女曾于 1972 年 7 月 1 日给毛泽东写信，希望父亲能够重新工作。毛泽东当即批示道：“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毛泽东 七二年七月七日。”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廖汉生和杨勇的“解放”得以冲破重重阻力而实现。
杨勇被打倒时，林彪、江青等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事，都算到杨勇的账上。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的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指示田维新征求一下杨勇本人对结论的意见。
杨勇对此很大度，表示：“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意见。”
结论做出后，杨勇等了半年，才于 1972 年 5 月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在杨勇的结论上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你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但田维新却深知其中份量。他再次带着总政干部处的一位处长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对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把这件事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
1972 年 5 月到 6 月间，周恩来在北京主持了“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提议受林彪迫害的杨勇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表示同意。杨勇被安排到沈阳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员。杨勇的老战友对此抱不平，认为让 50 年代的大军区正职到外军区降为副职使用不公平。杨勇却并不计较这些，反而很高兴地上任了。
在新疆工作期间，杨勇为新疆做了三件大事，还拒绝了江青的拉拢。
1973 年 5 月，杨勇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前，周恩来找杨勇谈话，告诉了他中央的决定：调新疆军区担任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
6 月 3 日，中央的任职通知正式发出。杨勇只给沈阳的妻子林彬打了个电话，连衣服和行李都未带就赴新疆上任了。当时的新疆军区是个大军区，与兰州、南京、广州军区等 12 个其它大军区属平行单位。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勃列日涅夫在苏军入侵中国东北珍宝岛受挫后，把目光转向了新疆。处于国防安全的考虑，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把杨勇放到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新疆去。在同年 8 月举行的中共“十大”上，杨勇当选为中央委员。
杨勇经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认为要改变新疆的落后面貌，就必须修路，修建跨越天山的公路和南疆铁路，将北疆和南疆贯通。 7 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杨勇的汇报，批准了修筑“两路”的工程。此外，杨勇还主抓了建造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总厂的工程。这是杨勇在新疆工作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三大工程，对新疆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当 1983 年天山公路竣工通车时，杨勇却已不幸病逝，没能亲眼目睹新疆建设的这一新成就。
鉴于杨勇所处的重要位置，江青为了树立她在新疆的个人威信，对他也进行拉拢，但性情耿直的杨勇并不买她的账。 1974 年 6 月后，江青两次给杨勇寄来“绝密”信，信封的落款是“江青同志处”。信里面没有文字，只有几期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看的《国内动态清样》，而杨勇并不是政治局委员，这明显是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江青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在于试探拉拢杨勇。杨勇对秘书说：不看，给她退回去。并特别交代秘书要退到中央办公厅。“四人帮”为了刺探各地的情况，还派出了所谓的“记者”列席一些省或军区的常委会。可杨勇主持军区党委会却以“不是军区党委委员不得参加军区党委会”，抵制了 “四人帮”的阴谋。
1975 年的国庆节前夕，杨勇和妻子林彬为了让因董必武刚刚去世而陷入悲恸的 董老 夫人何莲芝散散心，就同邀了 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甘泗淇的夫人李贞四位老大姐来新疆。在疆期间，杨勇还陪同四位老大姐看了《洪湖赤卫队》和新疆自己新拍的电影《天山上的红花》。她们很高兴，跟着唱了起来。不料，新疆竟然有人为此告杨勇的状，王洪文随后派人来新疆调查她们到新疆的政治背景和活动情况。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喊着要追查后台，诬陷她们为“寡妇集团”，要查清楚。对于“四人帮”的追查，杨勇很坦然：我只不过是关心一下老同志，你江青来了，我还不欢迎呢。
四位老大姐走后，中央代表团来新疆参加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的活动。团长是杨勇的老战友陈锡联，副团长是站在江青一边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杨勇本来想同陈锡联好好谈谈，嘱咐政治地位今非昔比、已在“九大”、 “十大”担任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锡联站好队，别被江青拉了过去。林彬很担心，陈锡联虽然是杨勇的老友，但人家老陈今日已是政治局委员，提醒时不好把握分寸。但直率的杨勇坚持要做到知无不言，对老战友负责。可毛远新跟着来了，并且寸步不离陈锡联，令杨勇很恼火。
趁着毛远新到烈士陵园去祭奠其父毛泽民，杨勇才有了机会和陈锡联单独谈心。当了解到陈锡联是反对“四人帮”时，杨勇才放下心来。但由于“文革”期间政治的复杂性，陈锡联虽然与“四人帮”针锋相对，但也犯了“左”的错误。
1980 年 9 月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陈锡联与汪东兴、纪登奎、吴德四人退出了中央政治局，淡出政治舞台。
抵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南下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在 1976 年 1 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杨勇主持新疆自治区和新疆军区两个党委常委开会，决定新疆党政军举行悼念活动。但由“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治丧办不同意。杨勇不理会，和常委同志决定照常进行悼念活动。对于日益升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其它地区都已开展，但杨勇坚持新疆军区“按兵不动”。乌鲁木齐随即出现了批判杨勇的大字报，诬陷他是新疆“搞右倾翻案风的罪魁祸首”、“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
好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很快结束了。 10 月 7 日，新疆党军两个党委举行常委会，会议举行期间，陈锡联代表中央军委打来电话，要杨勇亲自接电话。陈锡联告诉杨勇：“那个'帮’的问题解决了！”解决“四人帮”后，在传达中央有关精神的两个党委常委会上，新疆一位领导同志认为，不能因为出了“四人帮”，就怀疑“文化大革命”，强调要继续深入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杨勇对此坚决反对，党委常委会内部出现重大分歧。最后，杨勇将分歧报告了中央，请中央裁决。中央的答复是“集中力量批’四人帮’”，并未提及 “批邓”。
但中央政治局内部对于邓小平的复出仍有不同意见。就在奉命即将调离新疆之前，杨勇决定到南方去一趟，一来治病疗养，一来为小平同志的复出制造舆论。杨勇是和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前总参谋长罗瑞卿一道南下的。
在广州期间，许多老同志纷纷提出希望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要求，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杨勇还通过叶选平向在中央政治局内地位举足轻重的叶帅反映了罗瑞卿和他的意见，建议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揭批“四人帮”，请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 年 2 月，杨勇回到北京，首先去西山看望了小平同志。在老首长邓政委面前，杨勇毫无拘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6 月，杨勇率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归来，在向中央和军委写的报告中，杨勇特意提到：“金主席、武振宇谈话中还关心邓小平同志何时出来工作，做什么工作。金主席说，我见过他多次，他有能力，政治上很强。”
1977 年 7 月 16 日 至 21 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决议。
1977 年 8 月 8 日 ，杨勇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工作 4 年多的新疆，调总参工作。９月起，杨勇陆续担任了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三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和列席常委，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邓小平兼任），第一副总长，主持总参的日常工作。
1982 年 9 月，在中共十二大上，杨勇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杨勇是分管军队工作的。工作更繁忙了，但他的健康状况却日益恶化。 1983 年的元旦之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到医院看望肝癌晚期的杨勇。他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自己已处于弥留之际，但杨勇还关心着胡耀邦的身体。胡耀邦已意识到杨勇的日子不多了，表示年后还要来看望他。杨勇推辞道：“你的担子很重，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目送胡耀邦离开。
1983 年 1 月 6 日 1 时 55 分 ，杨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还不到 70 岁。在解放军总医院小礼堂举行的向杨勇遗体告别仪式上，原定人数 6000 人，但前来送别的长长的队伍已经超过 1 万人。那一天，邓小平也来了。 1 月 15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了杨勇追悼会。一代名将，虽已逝去，但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文革中受刑讯最重死的最惨的大将：儒将许光达
[日期：2007-06-24]
许光达 （1908～1969）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原名许德华。湖南省长沙县人。1921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任见习排长，同年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排长、代理连长。1929年进入上海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被派往洪湖苏区从事军事斗争，任红6军参谋长，第17师政治委员、师长，红3军第8师第22团团长，第8师师长，红3军第25团团长。1931年在瓦油集战斗中负重伤，被党组织送往苏联治疗。伤愈后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举办的军事训练班学习。1934年，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命，协助苏联边防军司令部工作，前往新疆调解盛世才与马仲英的冲突。 1938 年由苏联归国，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教育长、第3分校校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防空、交通司令员，情报部第一室主任，晋绥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2旅旅长，雁门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3军军长，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学校校长，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他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党第八届中央委员。1955年 被授予大将军衔。
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
1949 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任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的许光达在兰州迎接了这一辉煌的时刻。他站在庆祝大会的主席台 上，回首往昔峥嵘岁月，不禁热泪盈眶：从浏阳河畔到黄埔军校，从洪湖苏区到陕北鹰战，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兵团司令员，今天的胜利，是经过了多 么艰苦卓绝的斗争，又是多少革命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呵！历史铭刻着他们的丰功伟绩，人民永远不会把他们忘记。
中央领导同志在一次商讨建国大事时，时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向朱德、彭德怀两位老总提出，要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在当时，发展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主要方向，许光达是从苏联学成回国的，是适合的入选。但是，老总们有自己的想法：军队要 现代化、正规化，更需要有专长的军事人才。周恩来问许光达：“你的意见呢？”许光达朝着总理立正回答说：“报告总理，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 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一些。”谈论间，毛泽东走了进来，问起他们正在谈论的事，笑着说：“你们都在争许光达啊！我倒是同意老总们的意见，还是留在 军队里好。”
1950年5月14日，毛泽东把许光达从兰州召来北京，亲自委派他开始 筹建我军历史上的现代化新兵种——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一个月后，毛 泽东主席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这就为装甲兵的 组建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迅速地建立起机械化部队，适应形势，准备打仗。彭总对许光达交代完任务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过去用的土枪土炮， 该进博物馆了！我们现在要搞飞机、搞军舰、搞坦克、搞核武器，要实现国防现代化。你先带个头，把装甲兵搞起来，为军队现代化闯一闯路子。”许 光达说：“党把装甲兵部队交给我来组建，请老总们放心，我不会辜负党的信任，我这后半生就交给装甲兵了。”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许光达从第一 野战军的第2兵团调来了22人，组成了装甲兵筹备小组，住进了北京前门外的一个小旅店——香村饭店，紧张地干了起来。
1950 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我军 的一个崭新的技术兵种——装甲兵诞生了。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难就难在一切从零开始。许多事情都要身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许光达亲自筹 划，从他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坦克，就连回到家里说话也离不开坦克。他不止一次地对同志们说：“我们要树立终身为装甲兵建设服务的思想，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给装甲兵事业。”经过短短的4个月时间，在全国各地区建立了坦克师、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以及坦克编练基地、导机关，使装甲兵形成了一个网络系统。
随着朝鲜战争的日益升级，给刚刚诞生的人民装甲兵部队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大敌当前，我们怎么办？整个装甲兵部队从上到下，请战书 像雪片般飞到装甲兵机关，飞到许光达手中，要求奔赴抗美援朝第一线。许光达又何尝不想把装甲兵部队拉到朝鲜去，狠狠打击美国侵略者？但是，部 队刚刚组建，装备简陋、技术薄弱，苏联援助的一批坦克，请苏联专家帮助训练指战员要一年的时间。为此召开了两次教育训练会议，专题研究部队的训练问题，经过具体分析，制订办法，装甲兵党委作出决定：要求部队在3 个月内迅速掌握基本技术，随时准备人朝参战。要在3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一 年的训练任务，谈何容易，许光达率领机关参谋人员深入到基层部队蹲点，帮助部队制订科学的训练计划，改革训练方法，突出重点、难点，提高训练质量，装甲兵成立后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派出 1个团去了朝鲜。许光达不仅政治上成熟，理论上也有相当高的造诣。他站得高，看得远，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清醒的分析，有科学的预见。
早在 1938 年，他在延安发表的《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一文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 “战术则是由班到师的战斗方法，决定战术的因素是人、技术、地形、季候、 时间的配合。”他把人的作用摆在了首要的位置，这正是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而在《军队的组织问题》一文中，他就军队的性质、作用， 军队的产生和消亡等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并就我军的组织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对我军的组织建设是很有价值的。为此，这两篇文章，1948年被林彪 作为重要参考著作编入东北军区印发的《军事参考资料选集》。1939年，二战爆发，德军以闪击战术横扫西欧14国，并突然进攻苏联占领大片领土，使 全世界为之震惊。一些人认为闪击战所向披靡，是最新的作战方法。然而就在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后的第39天，即1939年7月31日，许光达就在 《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闪击战的历史命运》一文，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苏、德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力量对比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指出：闪击战不是什么最新的作战方法，而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发展的高峰， “德国的闪击战如果遇到了另一种最新型的、代表人类正义进行战争的、有 同等装备和技术，甚至超过它的军队，闪击战就会遭受悲惨的破产，在那里进入坟墓。”“……闪击战为什么在苏德战争中这样不行呢？原因就是上面 所说的，它不能对付新型的军队，不能对付正义的战争。这种军事思想，比起新型军队的军事思想要落后的太多了。因此，结论只有一个，希特勒的闪 击战在苏德战争中必然覆灭。”果不出许光达所料，5个月后，苏联红军就对德军发起了反攻，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战争的进展，证明了许光 达的远见卓识。
许光达从他接手组建装甲兵的那一刻起，对装甲兵的建军方向就非常明 确，他常讲：“我们大家都来自步兵，是步兵的优秀指战员，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战术技能，而缺的是文化和技术，缺少这两条，就不能使手中的武器 发挥应有的作用，那就不能称之为中国的装甲部队了。”“装甲兵在现代陆军中，除了它的专业技术外，按发展趋势来看，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特种兵 种了，它本身就是诸兵种合成的军队，更不用说今后整个陆军都将要实现装甲坦克化、机械化、摩托化了。”1951年11月15日，许光达在装甲兵集训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战车部队是技术兵种，不能掌握技术就没有战车部队。” “……技术建设在装甲部队建设中占着头等重要地位。这个问题，开始建军时我们就提出： '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两年多来的实践完全证明了 这个提法是正确的。”
为了督促检查部队的学习情况，许光达和苏联顾问专程来到了徐州的坦 克部队。有一天，他和苏联顾问亲临训练场，考核团以上干部的想定作业。来自淮海战场上的全国特级战斗英雄、现任坦克团团长赵明奎，在想定作业 时，由于文化低，众多的符号记不清楚，而他又童心未泯，把坦克行军的符号画成一些小王八。当苏联顾问走到赵明奎跟前时，怎么也看不懂这些符号， 问翻译：“这是什么符号？”
俄语翻译也搞不清这是些什么符号，说：“这象一群爬行动物。”周围的人哄堂大笑起来。
许光达又好气又好笑，他太了解赵明奎了，这个在淮海战场上用迫击炮 抛射炸药包的功臣，在一只眼睛被打瞎的情况下，仍然完成了任务，成为全国的特级战斗英雄。这个连死都不怕的汉子，却在文化低的困难面前受到难 堪。许司令员严肃地批评了他，同时又送他去学习文化，迎头赶上。
为了培养和造就更多更好的装甲部队需要的人材，经中央决定，许光达 开始筹建坦克学院、学校。他亲自担任院长、校长，经常深入课堂和教练场，参与制订和修改教学大纲，一有时间还亲自给学员上战术课。年过半百的装 甲兵司令员，再次登上战车参加训练，掀起了坦克部队官兵学习技术的热潮，为全军大比武的训练高潮拉开了序幕。
许光达重视技术工作，但他对政治工作同样是重视的，他不偏激，更不 会让政治和技术对立。他一向主张政治工作是部队的生命线，“只有政治觉 悟加技术才能无敌于天下。”
1965年7月，许光达接到一份事故通报：坦克第2师工兵营第 1连班长 王杰奉命在江苏邱县张楼乡执行训练民兵任务，在炸药意外爆炸的紧急时 刻，他毅然扑向炸点，用身体掩护了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通报认为 这是一起由于技术原因造成的重大事故。
许光达看完事故通报，提出了质疑：如果说单是技术原因，那么在炸药意外爆炸时，王杰为什么不躲开？为什么要扑向炸点掩护别人呢？这固然是一起事故，但在事故的后面是否有更积极的因素在起作用呢？即人的思想觉悟和献身精神。接着他又收到好几封由王杰掩护过的民兵、人武干部和张楼 乡党委写来的信，称赞王杰的举动是舍己救人，要求表彰王杰。这就越发使许光达觉得有必要把这个事故搞清楚。为此，他向总政治部萧华主任作了报 告，组织专人进行调查。不久，《解放军报》发表了王杰的英雄事迹，号召全军向王杰同志学习。周恩来、朱德、许光达先后为王杰题了词，国防部授 予王杰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的荣誉称号，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毛泽东主席根据王杰的英雄事迹，对“两不怕”精神给予充分肯定：“我 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就这样，许光达慧眼识英雄，为一个险些被责任事故埋没的英雄，恢复 了他本来的面貌。王杰精神曾经激励过一代人、而且必定会激励下一代人去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搞现代化的装甲兵，首先要有装备。他那“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 的观点中，当然包含了坦克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如果不能生产出性能先进的坦克，装甲兵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1959年，中苏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苏联撤走了专家，技术和原材料被全部封锁了，国家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而恰恰在此时，我国第一台五九式主战坦克却诞生了。多少年来， 人们对许光达的这一远见卓识深深敬佩。工人们为了表达对装甲兵司令员的敬仰之心，特意制做了一台国产坦克的模型，装在玻璃罩子里送给了许光达，被许光达放在书房里。凡是进过许光达书房的人都知道，这位将军的书房里，没有什么古玩、古画之类的装饰物，在对着他办公桌的一排书架上，除了整 齐码放的各种书籍外，就数这台坦克模型最为显眼，它伴随将军走完人生的旅途，它寄托了将军后半生的理想，更凝结着将军为装甲兵事业披肝沥胆的 耿耿忠心。
80年代中期，当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权威人士在审定许光 达的有关条目时，非常赞赏他提出的“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在我国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就是许光达，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 度，正确地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科学地表述了政治与技术、精神与物质、人与武器装备之间的关系，是有远见卓识的，不愧 为一代儒将。
高风亮节
195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它标志着我军的现代化建设跨入了新的里程。在国防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许光达知道了自己将要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心中深感不安，他对家人说道：“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多 少和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柳克明（直苟）、段德昌、周逸群、孙一中、李剑如……以及那更多叫不出姓名的年轻的战士，把他们满腔的热血洒在了神圣的国土上，我这顶 '乌纱帽’，是建立在我的多少战友、下级流血牺牲基础之上的，他们长眠在我们一起战斗过的地方，我这个幸存者今天得到了 很高的荣誉， '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几经思考，他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 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 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 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 这是一面明镜，党人自身的明镜。”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 泽东高扬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声音宏亮地对他面前的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军委领导人说。这里是中央军委会议室。毛泽东越说越激动，他大步 走到窗下，双手用力一推，两扇窗户洞开，说道：“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毛主席、中央军委没有批准许光达的申请，最后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 1963年夏天，许光达住进解放军总医院查体，医生拟为他的砂眼进行手 术治疗。这对一般人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手术，但要对大将的眼睛动手术，就非同一般了。医院经过研究决定由该院眼科主任、一级教授张福星亲自动 手。
张福星教授当时已经60多岁，解放前在上海开过眼科诊所，有不少亲属 家居国外，解放后受聘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职，后来被调入解放军总医院工作。
在给许光达眼睛做手术时，尽管他很小心，但还是碰伤了角膜，眼睛顿 时红肿起来。这事惊动了中央保健局，在那时时事事都被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时代，这事非同小可，为此有三条指示：一、追查责任；二、许光达立即转到北京医院治疗；三、写出事故报告。许光达回答中央保健局也提出三条意见：一、不转院，仍住解放军总医 院；二、请张福星教授继续治疗；三、不要追查责任。
出了事故，张教授的思想压力很重。许光达请张教授在其女儿的陪同下 来到家里，细心体贴地安慰一番，还叫大师傅专门加两个菜，留张教授父女 二人在家便餐，当晚仍回到解放军总医院，请张教授继续治疗。
许光达眼睛红肿，疼痛厉害，睡不着觉，可他又不愿深更半夜打搅医生 和护士，忍着痛在室内来回踱步。当值班护士半夜查房，推开房门看到许光 达手捂着痛眼在室内不停地走来走去的情景时，哽咽着叫道：“首长，您怎 么……”
在张教授的精心医治下，许光达的眼睛终于治好了。他对有关人员说： “你们这些人就喜欢大惊小怪，没有必要嘛！医院的专家们为我们治病是尽了他们的全力的，政治上要对他们绝对信任才行，有这样或那样的疏忽是难 免的，何况专家们年纪又那么大了，怎么能怪他们呢？如果你们保卫部门一插手，问题就复杂了，以后人家还怎么工作？”
1960年冬季，北京出现了历年来少有的严寒，共和国主席、总理的饭桌 上已经见不到肉食，连年的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使全国陷入了空前的粮荒。 这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个年头。
实在捱不过饥饿，装甲兵机关好多干部的亲属就从四面八方涌进北京， 在装甲兵司令部大院里长吃长住起来。当时，军队的条件稍好一点，虽说官兵们也需要时时勒紧自己的裤带，但毕竟每天多少总有一份口粮供应。于是， 平日里严肃静谧的机关大院陡然变得热闹非凡，到处都是不穿军装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陌生面孔。为了不使这种现象持续下去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 在许光达的主持下，装甲兵党委作出决定：困难时期，机关于部应尽力做好工作，不要让亲属来京长吃长住；已经来了的，要动员其尽快回去。以后， 凡来队探亲的干部亲属，只允许在大院住三天。
听起来这决议有点严肃得不近人情。但值此困难之际，如果所有的军属 们都涌到军营来长吃长住，且不说给军队带来多少负担，光是在人民大众的 心目中，就会给军队的形象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失呵！
决议公布后不久，好像是故意要将许光达一军似的，他的四哥许德富和 六弟许德强到了北京。面对饿得皮包骨头的兄弟，特别是当年不远千里，从湖南长沙跑到河北清河报信，使自己逃脱国民党追捕的四哥，许光达只是倾 其所有——让炊事员把作为特殊营养品配给自己的3斤黄豆全部拿出，让兄弟们吃了几顿“饱饭”，留住了3天，便让二人带上家里仅存的50斤全国通 用粮票，买了两张到长沙的硬座火车票，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两天后，保卫部门向许光达报告，接安阳公安局电话，许德强在安阳车 站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许德强被接回北京，从北京站一下车，就被直接送到解放军总医院进行抢救。许光达夫妇到医院来看许德强，他艰难地睁开 双眼，已经不能说话，在当晚就死去了。医院征得许光达的同意，对许德强进行了尸体解剖，发现许德强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只是胃已完全萎缩， 医生说这是长期挨饿造成的。许德强是饿死的。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时间，风云突变，乾坤震荡， 全国上下全都卷进了这场政治漩涡之中。
许光达刚直不阿，曾不止一次地触犯过林彪、江青一伙。他的“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的论点，被当作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罪证”。 1964 年春天，林彪在空军召开打扫卫生现场会，要司令员亲自带队参加。许光达悖逆其意，厌烦地说：“我们部队准备大比武，训练这么紧张，要我动员大家一天到晚去抠暖气片缝，我不干。”这话很快就传到了林彪的耳朵里。江 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叶群的《广州部队某部蹲点调查报告》，许光达都认为是小题大作，作风不正。自然就借口逃会，贯彻不力，当然，这就又成了许光达的一个罪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光达是林彪处心积虎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政敌——贺龙元帅的老部下。拉不过来就打倒，这是林彪 惯用的手法，于是就有了贺龙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兵变总参谋长” 的罪名，1967年1月16日，许光达被非法关押，受尽摧残折磨，直至悲惨地死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造反派”要给装甲兵党委的一位领导干 部戴高帽子，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要开批斗会。作为党委书记的许光达，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很快就与群众达成共识：会可以开，有意见也可以提，但要注意大的方面，我们是军队，有组织原则，有保密规定，不要戴高帽子，不要挂牌子。
当会议开到一半时，突然从主席台的两侧走出几个手拿纸糊高帽子的“造反派”，朝着那位领导干部走去。许光达当即制止。“造反派”推开他：“这 不关你的事，你别管！”
台下的群众也都激动起来，两派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
许光达站起来，气愤地说：“你们不守信用！你们都是军人，怎么能这 么无组织无纪律？要戴高帽子，先给我这个党委书记戴。”
许光达发现纸糊的高帽子里面装满了铁蒺藜，一旦戴到头上，后果不堪设想。他上去抢高帽子，心脏病突发，倒在台上，当即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抢救。
1967 年1月16日下午，许光达从医院回到装甲兵司令部，主持党委一个重要会议。会后回家吃晚饭。那天是星期日，儿子和儿子的未婚妻都在家，按照他的老习惯，经常要在吃饭时和孩子们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一个时期以来，作为中央委员的他，很难看到中央文件了，中央的重要指示往往是通过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讲话透露出来，而这些讲话，又首先会出现在首都红卫兵的大字报上。作为一个军队的高级指挥员，要从孩子们抄录的大字报 上去找寻最新动态，做为参考来领导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可悲又可笑的事呵。
饭后，许光达站在门口等车准备回医院去。突然，跑来几十个“造反派”，把住房团团围住，连推带揉地带走了许光达，紧接着在生活秘书的带领下抄了家，他们翻箱倒柜，说是要找什么“二月兵变”的黑名单，结果一无所获。这伙人并不甘心，临走时他们拿走了许光达在20多年前从侵华日军手中缴获的一面日本国旗，作为他“叛国投敌”的“罪证”；还把不久前他作为军事代表团团长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同恩维尔·霍查的合影照片，作为他充当“苏修特务”的“罪证”带去了。
在办公楼里，几个小时前作为党委书记、司令员的徐光达大将还在主持 会议，转眼间却变成了“造反派”的阶下囚，被迫交待“问题”。
“老实交待你企图搞二月兵变、篡军反党的罪行！”
“老实交待你搞政变准备当总参谋长的阴谋！”
许光达扫视一下会场，平静地说：“你们说盼'二月兵变’，我不清楚。” 许光达出口的第一句话使“造反派”大失所望，会场上立即响起了震耳 欲聋的口号声：“打倒许光达！”“许光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主持会议的人示意大家静一静，让许光达继续回答问题。
“谁都知道，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 我跟贺龙搞兵变，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这种赔本的买卖 我不干。”
会场上有人笑了，也有人大叫大嚷起来，又乱成了一团。主持人无法平 息会场的混乱，更无法使许光达就范，反而被徐克达的反讥“将”了一军，只好宣布暂时休会。批斗以后，身为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 中共中央委员、大将的许光达，就被“造反派”非法关押了起来。
为了迫使许光达就范，专案组找来两名1.8米以上的打手，专司拳打脚 踢、坐“喷气式”之职，在严刑拷打和连续不断的批斗下，许光达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专案组不但不给治疗，反而提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不 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战斗任务”；“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要敢于刺刀见红”。
“在一年多的批斗、审讯中，经常罚站、弯腰、请罪，多次搞“车轮战”， 其中一次长达三天三夜。还多次把许光达同志搞到外单位去游斗。许光达同 志被整得昏厥过去，经医生抢救后继续审讯。专案人员都曼林、党志壁打在许光达的脸上、腰上，打得许光达口流鲜 血。
关押期间，降低伙食，室内空气污浊，夜里开大灯泡睡觉。1968年11月中旬，许光达同志咳嗽严重，出现痰中带血、吐血等症状。专案组人员频繁审讯和逼写材料。从11月中旬到住院，两个月中，共审讯七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五次。专案组不顾许光达病重，把病房当牢房，加紧审讯和逼写材料。据记载， 第一次住院七十八天，被审讯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次。出院后二十一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第二次住院，已是生命垂危，仍有审讯活动，直到逝世前三天，还被迫请罪。”——摘自1978年7月6日装甲兵党委向中央军委并总政治部写的《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
1969年6月3日晚，许光达惨死在医院厕所的马桶上，没有任何医生、 护士在场，更没有亲属在身边，死亡原因，至今不明。6月4日，专案组不 准家属参加，强行将遗体火化。
这样一位久经沙场，为共和国披肝沥胆，立下汗马功劳的赫赫名将，没 有倒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政治屠刀下。 家属在清理他的遗物中，发现在《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他用刚劲的笔法 写道：
百战沙场驱虎豹，
万苦千辛胆未寒。
只为人民谋解放，
粉身碎骨若等闲。
这是他在被连续审讯三天三夜，心脏病发作被抢救过来后，挥笔写下的， 不幸成为绝笔。它不仅是许光达一生追求真理、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的写照，也是他同林彪、“四人帮”坚决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气节的绝唱。 这是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一代名将发自肺腑的声音，感人之深，惊 天地、泣鬼神。
中华五千年历史，出现过三个黄金时代：春秋战国、唐贞观之治和康（熙） 乾 （隆）盛世。历史的车轮滚到20世纪20年代，自从成立了党，炎黄子孙进入了第四个鼎盛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血 雨腥风，从500万的人民军队中筛选出十位元帅、十位大将，许光达做为这二十位将帅之一，既不同于岳飞、洪秀全，也不同于黄兴、蔡锷，他是在党哺育下成长起来叱咤风云的新一代将领。他的43年革命历程，波澜壮阔，有声有色。他的政治胸怀，他的军事理论建树，他的指挥才能，他的高尚情操，如江河行地，如日月经天，名垂千古！
邱会作浮沉录：廉洁的红军后勤到“总后一霸”
2007年03月21日 人民网
邱会作出身贫苦，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受到党的培养和重用，当过高官，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有功劳，但是，他却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林彪，最终走上了犯罪之路。
搞后勤的好手，受到林彪重用
1914年4月15日，邱会作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邱会作参加了红军。这一年，他仅15岁。
1930 年，邱会作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邱会作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中的党组织很快就发现了邱会作的宣传才干，也注意在这方面培养他。红军每到一地，都让邱会作担任宣传工作，邱会作在工作中也干得很认真，组织能力也有所提高。搞墙报，写标语，编快板，演活报剧，唱歌，每一样他都能组织得起来，而且自己带头干。1931年7月，组织上让他担任了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队长。
邱会作还有两个长处，一是脑子好使，计算能力很强。邱会作从小没有多少文化，但当上红军后，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在计算和记数字方面，尤其表现出一定的才干。不论什么数字，他只要听一遍，就能记得住，他还能准确地分析、判断数字之间的数量关系。二是管理物品的能力很强。凡是经他手管理的物品，他都搞得井井有条，丝毫不差。对物品的调配、使用，他也心中有数，从不乱套。因此，他被调到军委总供给部工作，先后任军委总供给部统计员、政治指导员。
邱会作调到军委机关后，职务有过变化，但是，不论是担任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担任中央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还是后来担任西北供给部粮秣处处长，他都是干后勤这一行，并且干得都很好。在长征中，邱会作仍然做后勤工作。红军长途行军中的物资供应，困难就更大了。不用说更多的方面，仅每天要解决行军打仗的红军战士的鞋子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同时，还要解决数万红军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红军的武器弹药的供应就更困难了，几乎百分之百都要从敌人手里缴获。对这些问题，邱会作都与红军中搞后勤供应工作的领导一起，想尽种种办法，加以解决。他们还找到了许多代用办法。例如，以能找到的各种野菜、野果代粮食，动员红军战士自己动手打草鞋。红军过草地前，邱会作等后勤干部，搞到了一些青稞，给战士们带上，尽管数量很少，行军中，战士们还要靠吃野菜，甚至吃牛皮带、杀战马来生存，但发下来的青稞，还是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年，邱会作在做军队后勤工作时，有一个特点：凡事，他都按规定办理，从不讲人情。他自己也很廉洁，从不多吃一点粮食，不多占公家一分钱。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邱会作仍然做军队的后勤工作。1937年7月，他担任过中央军委供给部副部长。
1940 年，为了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调邱会作到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担任主任，兼任新四军第六支队供给部政治委员。1941年1月，任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43年，邱会作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邱会作是中共七大代表之一。这一年，他刚刚31岁。
1946年，中央调邱会作担任军调处北平执行部秘书人事组组长。后又派邱会作到热辽军区去出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热河第二十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央派邱会作到东北工作。
邱会作到东北不久，即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再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八纵队副政委(不久后任政委)。当时我军的纵队，相当于军一级。八纵政委，实际上就是军政委。东北民主联军一开始只有六个纵队，后来，仗打得很顺利，进一步征兵，扩大队伍，又增加了几个纵队。八纵就是新增加的纵队之一。
八纵是1947年八九月间编成的。编成后不久，即在当年的9月上旬，投入战斗，与第九纵队一起，在锦西以西的杨家杖子歼灭敌军三个师大部，共1.5万多人。紧接着，八纵与九纵一起于9月底，在北宁路锦榆段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战，攻克敌据点十余个。10月，八纵与七纵、九纵一起，又向北宁路沿线积极出击，全歼敌暂编第五十师两个团，解放黑山县，攻克阜新。八纵还单独包围了义县，迫使华北援敌改变了方向。
在辽沈战役期间，八纵是攻打锦州之敌的五个纵队之一，在攻锦战斗中，在解放沈阳战役中，八纵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8年11月，解放军实行统一编制，东北野战军八纵改编为第四十五军，邱会作担任四十五军政委。四十五军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南下作战，先后参加了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和广西剿匪，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战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邱会作仍然在部队中工作，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桂东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党委副书记。1955年，邱会作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邱会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 1962年，任国防工办副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军队一个方面领导人的邱会作也受到了冲击。邱会作写信向林彪求救。林彪看到信后，知道邱会作处境困难时，立即表态：“邱会作是左派，不能打倒。”林彪还派叶群调动部分警卫人员，冲进批斗会场，把邱会作救出来，由几个人保护着，坐上小车，快速驶出北京，藏在西山一座别墅里，还让那里的工作人员严格保密。邱会作在别墅里过上了有服务员照顾的生活。林彪还派人把邱会作的妻子胡敏接到这个别墅来，陪同邱会作。不久，经林彪提名，邱会作参与领导军队的“文革”工作。邱会作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升了官。这件事，使邱会作对林彪感激不尽。
为林彪效命，成了总后一霸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野心膨胀，他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然后，篡夺党、国家、军队中更多的权力。为此，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陷害一批他认为对他篡权有威胁的人。而邱会作则紧跟林彪，林彪授意他陷害谁，他就陷害谁。
本来，邱会作对朱德是很尊敬的。但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诬陷朱德，打倒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好便于他们搞“上层、中层、下层全面夺权”。林彪有此意图，邱会作就当起了诬陷朱德的“先锋”。1968年底，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三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诬陷朱德说：他(指朱德)“从井冈山开始就反对毛主席”，“他那个'总司令’一天也没有'总’过”。他还说，朱德“野心很大，想当领袖”。邱会作的这个讲话，经他的秘书整理出一份记录稿，送给邱会作。邱会作在这份材料上批示：“此件已阅，可以印发。要用机密件发，并要编号，不能失掉。”此件下发后，影响极坏。
林彪要 “抓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诬陷徐向前，邱会作就当起了诬陷徐向前的“先锋”。1967年6月，邱会作指使总后勤部“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等人编写诬陷徐向前的材料。当年7月，他们又盗用群众的名义，印发传单，诬陷徐向前是“埋在党内军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在传单上煽动“打倒徐向前！”“打倒拿枪的刘邓！”经邱会作布置，总后勤部编写了一份《徐向前对抗毛主席、对抗林副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小组的罪行必须清算》的传单，在全军散发，使那些要打倒徐向前的造反派手里有了“炮弹”，一时间形成了一股诬陷徐向前的恶浪，影响极坏。
林彪历来对总政治部有成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要从根本上搞垮总政治部，并于1967年7月25日公开提出“彻底砸烂总政治部阎王殿”的口号。林彪此话一出，邱会作立即紧跟。邱会作利用其副总参谋长和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身份，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的干部中，大肆宣传说：“总政治部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差不多，有生杀予夺之权”，总政治部“在全军很臭”，总政治部是总后勤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的领导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大小阎王”，并且把诬陷材料送给了叶群，由叶群送给林彪，向林彪“邀功”。林彪看了这份诬陷材料后，很高兴，对邱会作的行动表示肯定，还授意邱会作继续大干。邱会作即在总后勤部成立了“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他利用这个小组，非法批斗总政治部各级领导干部59人。他们还编写了16 万字的材料，材料的主要内容则是诬陷总政治部的，材料中诬陷总政治部领导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份材料印了一万多册，向军队后勤部门散发，煽动军队干部“砸烂总政”。
邱会作为林彪效命，不光表现在政治上紧跟林彪，还表现在为林彪的“家事”“操心”上。林彪的子女大了，叶群有意要给他们找个好对象，向邱会作表示了这个意思。邱会作立即行动起来。邱会作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亲自出面去给林彪子女选对象，亲自找人谈话，并让他的老婆出面找人谈话，还动用大量军队组织干部，内查外调，动用大量地方和军队的人员、物资、交通工具，跑了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看了上万人。
“ 文化大革命”初，林彪定了一个调子：“要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要打倒一批、罢免一批、杀掉一批”。邱会作对林彪的指示，加紧落实。为了落实林彪指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总后勤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冲击，总后勤部18个军以上的政治部被砸烂了17个，大部分政治工作干部被罢了官。
邱会作对总后勤部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陷害。邱会作把迫害的矛头指向了原总后勤部政委李聚奎，总后勤部副部长饶正锡、汤平，副政委李耀文、彭嘉庆，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给他们扣上了“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牛鬼蛇神”、“里通外国分子”等罪名，对他们进行逮捕、刑讯逼供，实施迫害，汤平、傅连暲被迫害致死。
邱会作迫害傅连暲，尤其表现出他的毒辣。傅连暲本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红军医生，在延安时期，是外国记者笔下的红军的优秀医生，是陈云亲自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好同志，建国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但建国后，傅连暲与林彪发生了矛盾，原因是傅连暲曾经说过：林彪娇生惯养。林彪听到此言，气坏了，从此与傅连暲结了仇。“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指使邱会作诬陷傅连暲。邱会作就立即行动。1966年的八九月间，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会上多次说：“傅连暲是个大毒蛇，他放过毒”，“他反对过林副主席”。“我们一定要火烧傅连暲”，要由卫生部组织火烧，“一定要烧透，卫生部不烧，就没有党性”。当毛泽东得知傅连暲被斗后，曾指示，对傅连暲“应予以保护”。可是，邱会作却依仗有林彪的支持，根本不听毛泽东的话，仍然由总后勤部成立了傅连暲的专案组，将傅连暲逮捕下狱。傅连暲在狱中，仅仅15天就被迫害致死。死后，被送到北京东郊火葬场火化，只有一张序号为001435号的火葬证，没有住址、年龄、死亡原因，连姓名都没有，死亡时双手还戴着手铐。傅连暲死后，邱会作仍然不放过他，还指使人搞了一份傅连暲的“罪行”材料存档，其目的：一是为了把所谓“傅连暲案”搞成“铁案”，掩盖自己的罪行；二是想继续陷害傅连暲，让傅连暲“ 永世不得翻身”。
邱会作在总后勤部迫害干部的范围是很广的。他不仅对总后勤部领导干部进行诬陷，还对总后勤部二级部以下干部进行迫害。被迫害的干部有：政治部主任卢南樵、副主任张敏生、新斧，军需部副部长赵宗一，财务部副部长宋西侯，卫生部部长张汝光等。邱会作成了总后一霸。
当上政治局委员，死心塌地跟林彪
早在1968年中央准备召开九大之前，林彪就酝酿把他的几个亲信拉到中央政治局中去，当政治局委员。林彪初步拟订进政治局的亲信，原来不止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还想把这五个人之外的一些人拉进政治局。为此，林彪曾经正式向毛泽东提议、推荐了一些人，还同参与筹备九大的康生谈过。但是，由于江青集团的反对，毛泽东也开始犹豫了。后来，林彪推荐的人中，有些人未能进入政治局。在权衡人选时，林彪还是把邱会作保留下来，决定让他作为进政治局的人选之一。
为此，邱会作对林彪十分感激。在九大召开之前，林彪一伙为了报复江青等人，由黄永胜出面，串联军队一些代表，不投江青等人的票。结果，九大正式召开后实行选举时，果然有一些军队代表不投江青等人的票，在选举后计票时，搞得江青等人很尴尬。康生也发了火，扬言要派人查对，到底是谁没有投江青等人的票。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制止了查票行为，这件事算是压了下去。在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邱会作顺利地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当年，在林彪手下的几个人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个人，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要先请示叶群，向叶群汇报，然后由叶群根据情况，向林彪汇报。邱会作也不例外，他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要经过叶群，然后经叶群向林彪谈。邱会作也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但在军委办事组，邱会作一切都要听叶群的。军委办事组开会，都是先听叶群讲，然后再由他们讨论落实的问题。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也发现了这一不正常情况，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们四个人都要经过叶群？
在庐山会议上，邱会作在西北组会议上发言，根据林彪的讲话精神，支持要设国家主席，鼓吹“天才论”。邱会作在小组会上，还手拿陈伯达搞的“国家主席”宪法条文和“论天才”的语录，振振有词地说：设国家主席、承认天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谁反对这两点，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邱会作还攻击那些不赞成设国家主席，反对“天才论”的人，是“反对毛主席”。他说：“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邱会作的发言，在西北组造成了恶劣影响，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便十分气愤，也纷纷发言，予以谴责。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林彪一伙的阴谋，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林彪等人掀起的恶浪被止住了。
到此时，邱会作已经明白了毛泽东与林彪的意见分歧，也知道了庐山上这件事情的分量。但他认定要紧跟林彪了，也就很不在乎毛泽东的话。九届二中全会开会时，邱会作在庐山仙人洞和林彪、叶群、林立果、李作鹏合影；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林彪又与他的亲信在一起合影。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在一张历史照片上看到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合影的情形。邱会作坐在林彪的左手，与黄永胜紧靠在一起，在这个照片上，邱会作笑眯眯的，表现出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让包括邱会作在内的在庐山上起哄的人写检查。邱会作不得不写出检讨书上交毛泽东。邱会作写的检讨书，秉承林彪关于“都往陈伯达身上推，就说是上了陈伯达的当”的旨意，写得很不真实。尽管如此，毛泽东为了争取、团结他们，也没有过分追究邱会作等人的责任。
但是，林彪一伙一方面在他们控制的单位和地方，拒不传达庐山会议情况，另一方面，用假检讨书欺骗毛泽东，而林彪自己则一句检讨的话也不说，并且用种种行动对抗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到南方去看一看，一方面做南方数省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工作；另一方面，了解林彪一伙的情况。毛泽东南下，巡视大江南北，在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把林彪等人在庐山上的事情提到了“三要三不要”的高度，并且说了很重的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庐山会议上的那场斗争提到了“大的路线斗争”的高度。
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发表这些谈话时，邱会作正在北京。他从李作鹏、黄永胜那里，得知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
“ 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对包括邱会作在内的林彪死党，实行隔离审查。邱会作也知道了林彪出逃并自我爆炸的消息，他有一种恐惧感，因为他知道，成为林彪死党后，与林彪一起干了很多坏事，中央肯定要追究林彪的同伙，自己在劫难逃。于是，他开始销毁林彪、叶群与他来往的信件、材料，同时，把自己记的林彪谈话的笔记本，他与林彪等人在一起的照片等，也加以销毁。邱会作尽可能地毁灭罪证，剩下的只有听天由命了。
但是，邱会作对于林彪在北戴河的决定，不知道，也很不理解。当中央把林彪死党于新野等乘直升机外逃迫降，从直升机上查获的林彪手令、林彪给黄永胜的信等材料，给邱会作看时，邱会作十分吃惊，一言不发。
1971 年9月24日，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经毛泽东同意，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此时，邱会作实际上已经被关了起来。1973年8月，中央决定，开除邱会作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被公审时态度较好，过上了安静的晚年生活
按照中央的精神，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公审。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邱会作出庭受审。邱会作在受审时，态度是比较好的。
法庭在审讯邱会作时，邱会作曾当众向被他迫害致死的总后勤部副部长汤平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
汤平在红军时期工作在红三军团，与彭德怀、黄克诚等同志有工作联系。1959年，汤平回老家接老人来北京。回来后向黄克诚汇报工作时，顺便谈了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这件事让邱会作抓住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硬说汤平是回农村搜集情况，作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向毛主席发难的“炮弹”。他还四次就此事给叶群写信报告。邱会作还对汤平非法立案、关押，使汤平含冤而死。1981年，在审判邱会作的法庭上，汤平的妻子刘伯音在出庭作证时，流着泪，讲述了汤平被邱会作迫害致死的事情经过，悲愤得泣不成声。邱会作当庭对这个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还良心发现，当庭向汤平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
邱会作对法庭指控的他的罪行，都予以承认。在法官询问时，他多次表示：指控他的罪行，“都是事实”。“是我的罪行，我完全应当认罪。”“没有什么可说的，完全认罪。”
邱会作还写了一个《认罪书》。在法庭让他行使最后陈述权时，邱会作当庭宣读了他的《认罪书》。邱会作
在《认罪书》中写道：“我对自己的罪行，完全认罪，永远认罪！”“特别法庭即将对我的罪作出判决，我完全服从，并且要努力做到自觉地认罪服法，保证不再犯法。”“我犯下的罪行是历史事实，改变不了的，但人是可以改造的。我决心接受改造。”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对邱会作进行了宣判，确认邱会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邱会作被判刑后，中央领导人提出的对待那些历史上有战功的人的方针是：要照顾。因此，邱会作在监狱中待遇较好。
不久，他就被批准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期间，中央对他的生活给予了妥善安排，给他安排了单独的房子居住。他的家人可以和他一起生活。到1987年，邱会作的刑期就服满了。出狱后，他生活过得平淡、安宁。
邱会作在战争年代就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对生活方面要求不高，一日三餐，只吃普通饭菜，很少用补养品。穿衣也很朴素，经常穿过去的旧衣服，不让家人给他增添新衣服，他常说：衣服只要能穿暖就行。邱会作有几十年的军旅生涯，长期以来，他养成了注意军人仪表的习惯，平时总是军装整齐，风纪扣紧扣，军帽端正。晚年的邱会作，仍然保持了这一风格。他虽然不再穿军装而是穿普通衣服了，但他仍然衣着整齐，干净利落，戴帽子仍然十分端正。走起路来，还是身板挺拔。由于他的心态比较好，心胸开阔，因此，他的身体与同被公审的其他人相比，算是好的。2002年，邱会作在北京逝世。（党史博览）
文革中升官的“小谢”
丁抒
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众多“被毛腐化的女孩”时，写了这么一段：
大部份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势，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著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益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系”是这些未受教育、前途黯淡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后，个个变得骄纵，仗势凌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系而向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１）
其实，在众多毛宠幸过的女人中，真正成功地向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小谢”：谢静宜。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隐去了她的名字，但在英国广播电台的访问谈话中透露，谢是毛的女人之一。
原先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
从照片上看，年轻时的谢静宜不仅漂亮，可能也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她是山东青岛人，初中文化程度。一九五三年，她从吉林中央军委长春机要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中南海，在中央机要局工作。被江青要去搞资料。一九五九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机要员，工作是接发电报、接听记录保密电话。
早在文革之前，她就在中央办公厅为毛举办的舞会上被毛选中，据李志绥透露，“毛同她很好”。（２）
但直到文革她才等到往上爬、出名的机会。一九六七年七、八月，毛说要南下去长江游泳，指名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陪同前行。行前，周恩来告诉杨成武，中央决定由他担任周和毛的联络员，并告他：“要中央机要局送两名译电员跟你去。”据杨成武回忆：“中央机要局送来的两名译电员，一名是广东人，一名就是长春机要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央机要局工作的谢静宜。”（３）
周恩来是否知道“小谢”与毛泽东的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谢”，这个周恩来送去的译电员，一年后成为全国知名的大人物，几年后竟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
随“工宣队”进清华大学开始飞黄腾达
一九六八年，全国各地武斗不止。七月底时，位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派开战已数月。此时，毛泽东决定不再作壁上观。遂派中央警卫团介入。但又要挂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名。于是从北京各工厂选派人员，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加上以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的军人为主体的“军宣队”，开进了清华园。
在中共的国体下，名曰“领导阶级”的工人从来没有资格领导任何人。这个“工宣队 ”是个摆饰，掌权的是“军宣队”。“军宣队”领导一切。起初，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杨德中为清华革委会主任和党委书记，杨被排挤走后由八三四一部队副指挥张荣温接任。这时，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有好几位，其中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安排的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迟群；还有一个就是不久前还只是一名普通译电员的“小谢”。
迟群有后台，“小谢”通天。张荣温在部队的职务虽然很高，却没后台，与上层没有关系，所以也是个傀儡。据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回忆：张荣温“是革委会主任，还得事事听从迟群、谢静宜的。”张被调走后，“学校的一切大权，便操纵在迟群、谢静宜二人手中。”（０４）不仅清华，北京大学也由此二人掌管。两人同时执掌两所名校的大权，这样的怪事不仅在清华、北大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全国乃至全世界也不曾有过。
“小谢”政治上的飞黄腾达由此开始。她步步高升，直到一九七六年被拘捕才完结。
林彪事件中为毛立功
李志绥的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到一九七一年八月时，毛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极点。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的丈夫小苏（注：苏延勋）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通过谢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小苏要毛注意。毛决心南巡，乘南巡的机会和大军区的领导人及省的领导人打招呼。”（５）
九月，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派系被清除，谢静宜为毛立了功。一九七三年中共召开“十大”，谢静宜当上了中央委员，还兼了个北京市委书记。
“小谢”同时掌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权大得很。那时不举行高校入学考试，而实行名额分配到各地，由党政部门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办法。只要进了校门，不管原来是干什么的，都叫“工农兵学员”。几乎年年在杭州久住的毛泽东曾挑选浙江省歌舞团的几个女孩子，从杭州调入中南海工作。一九七四年前后将她们调离中南海前，毛泽东通过谢静宜把她们全部安排进北京大学，成了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
因各地掌权者走后门安排子女、亲友上大学成了民怨焦点，在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到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６）
毛泽东送去的女孩子，“小谢”当然不得不收。她更知道那些跳舞的女孩子的来龙去脉。应当说她们也是李志绥书中写的那种“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而且尚未“被毛腐化”，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却也不比“小谢”低多少。既然她“小谢”可以领导北京大学，她们当然也可以念大学了。
毛和江青的共同心腹
在清华，迟群是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小谢”只任副职。但她身份特殊，远非迟群能比。她是毛身边最可信任的人之一。据刘冰说：“确有一些最高指示是谢静宜先传达下来，后来才见诸中央文件。”（７）
“小谢”不仅有毛的关系，还是江青的心腹。江青待人一向苛刻，对张玉凤、“小谢”等毛器重的“女友”是例外。江青以大夫人的风范接纳“小谢”，非但不忌恨，不与之结怨，反而委以重任。“小谢”本已有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的官衔，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国四届人大结束时，她又多了个“全国人大常委”的头衔。
从李志绥的书中可以知道，汪东兴对江青绝无好感，而据刘冰说“迟群正是他派下来的，是受他重用的。”谢静宜则有江青、毛泽东这边的后台。但汪东兴不敌江青，所以迟群也就不敌谢静宜。平时江青有什么指示，都是通过谢静宜向迟群传达布置。这使得迟群忿忿不平。本来，他和“小谢”被称为“主席的两个兵”，但他除了清华、北大的职务外，什么也没捞到。他在学校骂娘：“主席的『两个兵』──屁！什么『两个兵』！”“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为什么不给我安排？”他在家里砸坏属公家的茶具，打碎写字台的玻璃板。在学校当面讽刺谢静宜“当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人大常委有什么了不起”，“人大也有右派参加。”他还在背后骂谢“一个臭机要员，有什么了不起？”他甚至在半夜三更跑到谢静宜的居所，踢撞她的房门。谢静宜虽直通天庭，却由于某种不可言的原因委屈自己，曾到迟群下榻的招待所，向迟道歉，下跪讨饶。
当然，在公开场合，人们只看到这两个大人物道貌岸然地讲“毛泽东思想”、“反修防修”，绝对看不到这种表演。不过，迟群打砸骂街、“小谢”下跪求饶的事很快在清华园传开，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
“批林批孔”中大出风头
“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张，是一九七四年初的事。而运动却缘起于迟群、谢静宜向毛泽东的汇报。他们告诉毛，在林彪家里发现有林彪写的孔孟言论。毛说：“ 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并让迟、谢二人搞个材料，让他看一看。于是迟、谢二人率众去抄林彪的家，翻箱倒柜，搞出了一个揭露林彪尊孔的材料。这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不过，如同毛有《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却没有第二张一样，这个材料的“之二 ”也从未出笼。）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将林彪的话与孔子的话对照比较，再加上按语，以证明林彪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譬如，林彪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按语：“林彪对抗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多次指示，以孔子『名不正言不顺』的反动说教为根据，顽固地坚持反党政治纲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８）
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给毛写信，要求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毛批示：“同意转发。”于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就成了一九七四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９）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便由这份文件的下达开始。迟群和谢静宜也就成了批林批孔的英雄。
一月二十五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议主角是江青和迟群、谢静宜。江青墨水不够，批判孔子的理论由迟群、谢静宜来阐述：孔子“拼命地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就是要复古倒退，反对社会的变革，开历史的倒车”。“历次（党内）机会主义的头子，从陈独秀开始，象王明、刘少奇等等，他们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他们用它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谢静宜没讲不出多少道道，只强调说：批孔“是挖修正主义、林彪反党集团的祖坟，是向封、资、修、帝、修、反的宣战。”
“小谢”官越做越大
江青还委任迟群和谢静宜当她的“代表”，到第二十军防化连、海军司令部、文化部、北京市委送信，分发批林批孔的材料。那些接材料的大官们，一个个诚惶诚恐地恭迎迟群和谢静宜两位“江青同志的代表”，足让二人出够了风头。春节期间，江青还特地与二人谈话，向二人许愿道：“你们都可以当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 ”（１０）
十一月二十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让谢静宜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让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培养。（１１）
让“小谢”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实在有点离谱，毛泽东没采纳这个意见，但从此谢就“实际上参加政治局的工作”了。
谢静宜的地位升格，成了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出席政治局会议。一九七五年春，毛在外地呆了十个月之后回到北京，于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谢静宜也列身其间。毛与众人一一握手时，对女副总理吴桂贤说：“我不认识你啊。”吴说一九年国庆节见过主席，毛答“我不知道。” 轮到谢静宜时，毛和谢有几句对话：
毛：“你当了大官了，不谨慎呀！”
谢：“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
毛：“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１２）
看来，对谢静宜有多少本事，毛倒也心里有数。
谢静宜紧跟江青，处处表现极左，简直就是小一号的江青。她是北京市委书记，曾在北京一所中学讲话，大骂教师：“教师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１３）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大力整顿各行各业。八月，北京市委教育局根据邓小平指示的精神搞了个调查报告，认为北京中学生搞“教育革命”下乡“学农”、下工厂“学工”化费时间太多，文化知识学得不够。谢静宜得知后，竟马上扬言要追查后台，要查出是谁搞的报告。
“批邓”中又成英雄
迟群、谢静宜两人曾为拉拢刘冰而封官许愿，告诉刘冰说“想让你当北京市委书记”。刘冰不肯上他们的船，自然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八月中旬，刘冰在学校党委会传达了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谢静宜跑到刘冰的办公室，大嚷大叫：“你昨天下午开会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 事后刘冰回忆：“她满脸怒气，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来，活像一尊凶神站在我办公室的中央，盛气凌人地重复著：『我们不是没有告诉过你，为什么你急著传达？』 ”刘冰毫不退让，说：“市委规定要传达，为什么我不可以传达？为什么要经过你们才能传达？”（１４）
谢静宜是通天的，她对邓小平的态度正是毛泽东和江青对邓小平的态度的反映。这一点刘冰不明白。他也忘了恶人先告状的古训，以为毛主席不了解“小谢”在清华工作的情况，和党委另外三个人先后于八月和十月两次写信致毛泽东，揭发批评迟群、谢静宜。他们设法把信送到邓小平手中，转交给了毛。
此时毛泽东已作出了清除邓的决定。他正欲找个借口批邓，便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写下了清算邓小平的动员令：“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著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１５）
十一月三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赴清华大学，出席清华、北大两校党委常委会，就刘冰等写信给毛告迟群和“我们的市委书记谢静宜同志”一事，传达了毛泽东那张纸条的“主要精神”。
由于吴德在讲话中有意略去了“小平偏袒刘冰”这句话，毛泽东的“批邓”意图一时没透露给基层干部。但没过多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序幕揭开，迟群和“小谢”成了“批邓”的英雄。
“小谢”准备被倒吊在天安门
谢静宜文化程度虽不高，政治嗅觉却很灵敏。由于从毛泽东和江青那里直接了解到他们对周恩来的态度，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她显得高兴异常，与迟群二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互相追逐，哈哈大笑。当晚，她打电话给青年团市委，询问原定次日召开的“北京市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誓师大会”的准备情况，并下令 “大会照常召开，要开得热热闹闹，要敲锣打鼓。”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大会决定改期后，谢静宜又下令：与会者不得佩戴黑沙、不准戴白花，不准在发言中提到周恩来的名字，不准讲“继承周总理的遗志”，会议“要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并强令团市委审查会议发言稿，将“怀念周总理”、“学习周总理”、“继承周总理遗志”等字句全部删去。（１６）
正因为她如此明目张胆，当年清明节前的几天老百姓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时，也有人高声呼喊“打倒迟群、谢静宜！”四月五日，谢静宜从城里给清华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是反革命有组织、有计划的捣乱。”迟群在校内则组织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搜捕“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了近四十名教职员工。（１７）
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的五月二十日，谢静宜对电影《反击》摄制人员说：“这次天安门事件，如果他们上台，我们就要被杀。有人说，二十年以后，要把我们俩倒吊在天安门，我们不怕。”她说完，迟群接著说：“我是随时准备牺牲……要有精神准备，倒挂在天安门上。”（１８）
为江青登台造势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死后，迟群和谢静宜认为江青将成为党的领袖，便一次又一次地布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师生给江青写效忠信，并强调“在信中，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少写，主要写江青对我们的关怀”，“要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若江青果然成功登基，谢静宜至少会弄个政治局委员，不必再“列席”政治局会议。
二十七日，江青带著一个排的警卫部队，卡车上装了几匹马，在迟群和谢静宜的陪同下，跑到清华大学团河农场（原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农场的一部份）。江青说她此行是“看望教工，参加劳动”，实际走到花生地里，摆了个用铁锹挖土的姿势照完相，便在谢静宜的搀扶下走出了花生地。
然后，在随员的搀扶下，江青和谢静宜分别骑上高头大马，在随员簇拥中漫步。这时的江青踌躇满志，认为最高权力已是囊中物。她在马背上环顾簇拥她的男人，信口开河道：“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著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女的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１９）
江青和谢静宜这两个“女同志”，一前一后，在得得的马蹄声中耀武扬威。不过，这是她们最后一次骑马。几天后，江青成了阶下囚。谢静宜的好日子当然也就结束了。
靠毛余荫得免坐牢
迟群、谢静宜与四人帮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被捕。但对他们的审判却推迟了几年。若说干坏事，迟群、谢静宜没什么区别。而且实际上谢静宜与四人帮的关系比迟群深得多。所以一九八三年审判四人帮余党时，官方为迟群指定的辩护律师说：“我认为谢静宜在迟群的整个犯罪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某些重要犯罪意图，『四人帮』都是通过谢静宜转达给迟群的。如『三·二六』围攻诬陷邓小平，就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传达的，去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也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布置的。”（２０）
可是，审判的结果却大出人们意料，迟群“以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出狱后不久得癌征死去），谢静宜却“因坦白认罪较好，被免予起诉。”（２１）
在今日中国，若江青有《在毛主席身边》的回忆录，断不可能发表。但是，“小谢”得毛余荫，不仅得免坐牢，而且在沉寂多年、几乎被人遗忘时，出来写《在毛主席身边》了。还有《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在外地视察的毛主席》，一篇接一篇地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她说她 “感到有责任和义务把它写出来，留给历史”。可是写的全是她早年当译电员时的事情。好像她一直是个普通的小译电员，从不曾当过大人物，从不曾掌管过中国最主要的两所大学，从不曾进过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会议室，甚至好像中国从没有过“文化大革命”这回事。
这种完全不涉历史的“回忆”文章当然不能“留给历史”。作为清华校友，笔者的这篇文章一则记录“小谢”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乃至垮台的过程，二来就算是为本文开头李志绥医生的那段话作个注罢。
注释：
(1)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第三四八页。
(2)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美洲《世界日报》
(3) 《十月》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第44页。
(4) 刘冰《风雨岁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第168、161页。
(5) 同(1)，第512页。
(6) 《当代中国大写意·内幕卷》第四十九页。
(7) 同(4)，第192页。
(8)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476页。
(9) 同上，第四八○、四七四页。
(10) 《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36页。
(11)《当代中国大写意·内幕卷》第三十九页。
(12)同上，第四十八至四十九页。
(13)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14)同(4)，第202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86页。
(16)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及三月九日《北京日报》。
(17)同(4)，第267页。
(18)《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56页。
(19)同(4)，第289页。
(20)《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四十八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91页。
中共高层多起重大神秘死亡案件
海外文章，仅供参考
一九二七年成立不久尚处于幼年阶段的中共，经历了国共分裂被迫转入地下。当时中共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参照克格勃的模式成立了由周恩来康生指挥的中央特科，俗称红队，开创了用暗杀、灭门等特工手段来对付党内反对派和解决党内矛盾的先河，毛泽东在苏区虐杀AB团，延伸了红队的秘密行动。
自从毛泽东执掌中共的帅印后，他比斯大林棋高一筹，发明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方法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翦除党内异己和反对势力，替代肉体虐杀。然而在暗地里，暗杀和灭门在中共执政后依旧是党内斗争在绝密状态下采取的终极手段。谭甫仁、谢富治、李天佑、李震以及朱德和皮定钧神秘死亡的原因，至今仍为中共尘封，不为世人所知。
谭甫仁中将（一九一八~一九七O），广东仁化人，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曾任十五兵团政委，林彪心腹爱将。一九七O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五时，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和云南省革委会主任的谭甫仁中将及其妻子王里岩在军区大院内的寓所被人枪杀。谭身中三弹（颈、肩、胸），凶手扬长而去。事后成立以周兴为组长，王必成、蔡顺旺为副组长的调查小组，调查结果令人啼笑皆非。凶手王自正（王志政）畏罪自杀。王是军区干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他从容自在地走出牛棚，取来警卫枪支，进入戒备森严的军区大院，打死谭甫仁夫妻后居然未被警卫发现，再返回牛棚，从容自在地“自杀”。在中共阶级斗争酷烈的年代，连三岁小孩都不会相信这种神话。
事实真相如何呢？谭甫仁是林彪线上的人物。死前曾接到一个神秘的命令，令他击下一架某时某刻飞临昆明军区空域的飞机。谭没有击落这架飞机，而是令它迫降。飞机降落后，走出周恩来，谭甫仁惊得混身冒冷汗。随后发生了他被枪杀事件。
一九七一年五月，谢富治（一九O七--一九七一）和李天佑（一九一四--一九七一）二位上将在北京东四牌楼被枪杀。谢李二人同乘一车途经东四牌楼，预伏在东四牌楼边修理电缆的高架车上的杀手趁谢李汽车被前面途经的数辆囚车挡路而暂停行驶的片刻之际，将李天佑击中头部当场身亡。谢富治胆部中弹，急送首都医院不治身亡，凶手乘坐预先停靠在转角处的二辆汽车逃离现场。这二辆汽车没有牌照，当时只有八三四一部队才有无牌照汽车，是进出天安门的专车。囚车也是事先安排好的。目击证人杨澄中当时任在东四牌楼的北京第一O五粮油食品商店的会计，案发时他正巧在店内做生意，目击了全部过程，杨现在移居美国。
谢富治和李天佑均为上将军衔，谢富治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公安部长。当时流传谢富治也是四人帮的重要成员。四人帮王张江姚加上谢，应为五人帮。粉碎四人帮后谢被开除党藉，撤销悼词。他的骨灰盒同康生一起移出八宝山公墓。李天佑的讣告称，李天佑上将于一九七O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病逝，享年五十六岁，时任副总参谋长。
接替谢富治任公安部长的李震（一九一五~一九七三）于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至十二时之间“ 吊死”于中南海通向天安门的地道内的热力管道上。这条秘密通道只有毛、林、周三人可用。周特许江青、陈毅、陈伯达、康生使用过。其他有谢富治、李震、汪东兴可用。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报告，公安部长李震失踪。他的尸体发现在中南海通向天安门的秘密地道内的热力通道室中，热力通道室高不及一米五，仅容一人蹲坐，李震跪坐在地下，吊绳悬于热力管道。李身材高大，且会武功,采用这种姿势“自杀”，非常人所能。除非李震有特异的杂技功能。事实上他是在地道里被人勒死，然后制造自杀假象。专案组负责人祝家耀是四人帮线上人物，当时从上海五七O三厂急调北京，对公安部长于桑和刘复之隔离审查。
李震少将出身于二野，曾是邓小平爱将，后又成为谢富治亲信。谢任部长李任副部长兼中央专案审查二组组长，谢死后李接任部长。一九八一年审判四人帮材料时揭发，谢李和赵登程曾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陈毅、李富春、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王震。李、赵又制造了“石、闻、宋反革命集团谋害苏枚”假案。苏枚系康生妻妹，石磊为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闻伯俊和宋公田是政法干校医生。李又曾奉谢令准许聂元梓的“揪叛徒兵团”去全国各地查阅档案。
在中共历史上最为扑朔迷离、神秘莫测的莫过于“皮定钧中将死亡之谜”。官方和民间流传着多种版本，中共将这一事件的材料定为最高“绝密”级。
“ 朱毛不死，大难不止。”这句话是流传于六十多年前中国的一句民谣。可见当时朱德地位曾高过毛泽东。大陆易帜后，军事行动退位，朱毛的排名亦易位。卢山会议朱德同情彭德怀，毛朱产生过隙。文革期间，毛泽东将朱德定位为“中国头号大军阀”，曾被红卫兵揪斗。可是朱德的威望仍然依旧。一九七六年他九十多岁高龄，健康状况仍旧好过奄奄一息的毛泽东，朱德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仅早过毛泽东一个多月死去。当年官方的解释是七月六日下午朱德以人大委员长的身份接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梅.弗雷泽时被“空调”冷冻了一个小时，引起感冒并发症而突然病故。
以毛泽东偕四人帮为首的的朱德治丧委员会规定，在举行朱德的追悼会时，谁都不准瞻仰朱德的遗容．参加朱德追悼会的中央领导、生前战友、亲朋好友均遵守这条“铁的纪律”，只有二个人不遵守“ 纪律”。一位是从朝鲜专程赶来奔丧的金日成，另一位便是福州军区司令皮定钧中将。皮定钧是中共著名战将，毛泽东称皮定钧为“皮老虎”。抗战时曾任中原军区二野一纵一旅旅长。毛泽东在审阅军衔名单时，特批“皮旅有功，由少晋中”，遂被定为中将。
皮定钧天不怕地不怕，你不让我看我偏要看。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揭开朱德身上覆盖的党旗，在腥红的党旗下，朱德面容发黑，裸露的双手也焦黑焦黑，皮定钧心中有了数，次日不声不响带了秘书、警卫和陪送的八三四一部队警卫乘专机返回福州。飞临福建上空时，座机撞向漳浦县境内的灶山，机上人员无一生还。
中共正式公布的皮定钧死因为一九七六年七月，皮定钧眼疾开刀后同儿子皮国成、秘书肖有明、护士李光荣乘苏式米8直升机在东山岛参观三军演习，直升机失事在漳浦县灶山撞山遇难。皮定钧夫人张烽肯定了官方的说法。她还捐出皮定钧皮国成父子的丧葬费作慈善基金。以后，山西日报的“皮定钧中将遇难真相”、天津兰盾出版社的“空中惊魂”、宁夏出版社的“邓小平遇刺真相”等多种国内出版物中出现了皮定钧死亡真相的另一种版本：
皮定钧是刘邓二野的老部下，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后，主持中央工作，邓曾调皮定钧兼任中央军委的工作。某日邓乘专机飞广州接待非洲某国元首，当时皮定钧正在北京为福州军区发生的一起驾机叛逃台湾事件参加调查工作。皮定钧在中央军委得知邓小平有被四人帮残害的可能性。四人帮令其爪牙在皮离福州期间主持军区工作的副参谋长李振川击落邓小平座机。邓的专机已升空，皮当即用自己专机追赶邓小平，在漳浦上空，用自己的座机挡住了射向邓小平的导弹，自己壮烈牺牲。其曲折离奇的过程足以写成一篇惊险小说。但皮定钧夫人张烽否定了这种传说。
最近，定居香港的皮定钧事件目击证人陈老先生（此处暂隐其名），打破沉默，在香港揭出三十多年前惊人的事实真相。陈老先生是福建漳浦人，当年工作于中南海内的中央专案组。皮定钧座机撞山时他正返家乡探亲，目击了漳浦灶山的搜山行动。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晚，朱德身体健康，他并非死于感冒并发症。他在家中离奇地“触电”。警卫侍从急送医院抢救，途中“碰巧”与一辆十二吨载重卡车相撞，朱德和警卫皆亡。
皮定钧遇难那天天气晴朗，灶山仅高四百公尺，正常飞行不会撞山。事件发生后漳州军分区派出五十多名军人会同漳浦公安局长以及二名苏联专家（飞机为前苏联制造）在十多公里范围内地毯式搜山，搜遍一草一木难觅撞山痕迹。机上死的除皮定钧外，还有皮定钧的秘书和卫士三人，正副驾驶员以及八三四一部队二人。除正副驾驶员外，其余七人中有六个人的佩枪曾经驳火。陈老先生宣称，必要时他会挺身而出，为这一历史事件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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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随着岁月的流失，上了年纪的人越来越关注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把近年里发表的一些文章汇集起来组成一篇。这些文章有的是内部人士所写，有的是敌对派学者所写，有褒有贬，有对有错。请读者在阅读时自我分析。但总的对比之下，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任何政党都是犯过错误的，但也会改正错误。如果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一个善于改错的国家，那么我们就能正视这些不光彩的过去。当然，历史更多的时间是光明、美好向上的，人类不能因为自己年幼时的浅薄和狭隘，而彻底否定自己的存在。所以，今天要重视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对自己党史的研究，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时代取得新的成绩和胜利。]
文革中一些中共高层政治人物的命运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 编辑
2007年7月18日
目录
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惊人内幕
历史解密：刘伯承与彭德怀不为人知的是非恩怨
1965年，毛泽东为何突然召见被关了6年的彭德怀
聂荣臻林彪关系揭密
政治元帅聂荣臻
忍辱负重的徐向前
杨勇在“文化大革命”中
文革中受刑讯最重死的最惨的大将：儒将许光达
邱会作浮沉录：廉洁的红军后勤到“总后一霸”
文革中升官的“小谢”（谢静宜）
中共高层多起重大神秘死亡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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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惊人内幕
肖思和
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124219.aspx
有关朱德元帅在“文革”中的境遇，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回忆录，即便是家属的回忆中，也只有闪铄其词、语焉不详的记载。朱德夫人康克清在1986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上的回忆中有这样的细节：
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的讲话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凡是中央的文件，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都要坐下来讲讲该怎样理解。而这次却不屑一提。他这种鄙视态度，不正反映出他的心境吗？【1】
林彪有关“政变”的讲话发表在1966年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对之大为不满的“中央的会议”显然是指这一次了。但为什么持如此的“鄙视态度”和造成如此“不屑一提”的恶劣“心境”，康克清的回忆却嘎然而止。
终于，在最近出版的，由许农合主编的《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中披露，似乎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受到过严历的批判。该书有如下的记载：
朱德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他说：“朝闻道、夕可以死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32本书，非读不可。准备化一二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攻击他有野心，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康生也攻击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 ”【2】
由此看来，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实受过批判。但有关批判会的详情，此处又一次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其实有关林彪批判朱德的讲话，在“文革”中由红卫兵出版的《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和《林彪同志讲话选辑》等等的小册子中曾广为流传。但康生的讲话，以及这个“小组会”却是第一次提到。非但在“文革”中朱德被批成“黑司令”时都从未所闻，在“文革”后批判康生以及“四人帮”的高潮中也未见提及。奇怪的是：既然恶毒攻击朱德元帅的是林彪、康生之流，在粉碎“四人帮”后应当公开地愤怒声讨才是，相反的做法只能说明有难言的苦衷。
众所周知，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在这个会上，中共政治局在五月十六日以全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的文件”。两天后，林彪在会上又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后被称为“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五月二十三日，中共政治局又一次全票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的全部职务。接着，中共中央又于五月二十四日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虽然在文件中说“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实际上已经把他们打成了“反党集团”。这一通知地方发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文化大革命之火在中共上层，就是这样燃烧起来的。
那么，为什么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会发生对当时便已经隐淡出政坛的朱德的严历批判呢？谁主持的会议，共有那些人参加？为什么中共至今对此地羞羞答答、遮遮盖盖？
朱德批斗会记录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元帅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林彪又把问题引导到彭罗陆杨问题上来：“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值得深思的一些问题
只要对这个记录稿匆匆一瞥，明眼人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至今违忌莫深的态度了。人们不难理解林彪对朱德“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凶狠。因为朱德曾是红军的司令，林彪只有通过打倒他来建立自己在军内的最高威信。然而，会议的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四人帮”，却是“文革”党内的最大受难者刘少奇。对朱德批斗最凶最狠的也不是康生和“四人帮”，而是中共至今仍要维持高大完美形象的陈毅和周恩来：他们甚至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是定时炸弹”。另外，积极参与批判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们，如薄一波、乌兰夫、张鼎丞等人，也无一不是后来的文革受难者和中共今天的“革命”元老，和中共有关“文革”造孽者林彪、“四人帮”毫无瓜葛。如果公开了这些人在“文革”发动中的积极主动地批斗别人，尤其是对憨厚老实的朱德元帅无限上纲、狠斗恶打的言行，怎么还能把罪责往林彪、“四人帮”身上一推了之呢？
看完这个记录稿，最令人心酸的是八十岁的朱德在林彪和陈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黄袍加身，当皇帝”的质问下的嗫嚅自辩：“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这点浅显的道理，难道所有这些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懂吗？无疑，他们都是有常识的人。然而，数天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用心良苦地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紧接着，林彪在5月18日作了“防止政变”的长篇报告。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既然彭、陆、罗、杨都已经都揪了出来，还有谁呢？从记录稿看来，不管他们是否知道毛泽东笔下所指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还有谁，他们一定会即刻表现出对毛泽东指示的无条件的拥护，一定会找出或制造出一个“阶级斗争”的目标来表达他们对最高领袖指示的坚决拥护、闻风而动的。其潜意识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别人、保自己。
如果说参加那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共要员们对毛泽东要搞的人一无所知，那也未免太小看这些深谙权术的要员们的智力水准了。据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5月18日听林彪的“政变经”讲话时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3】。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的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为刘少奇。陈伯达在他的狱中回忆里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才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整个）战略部署的斗争是对刘少奇的。当时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4】。由此可见，毛并没有布置任何人去批斗朱德，批斗者也心知肚明朱德并不是毛所言的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么，为什么最后还会是他成了众口一词的批判对象呢？
从上述记录稿的开卷说明中来看，批斗的直接起因是朱德“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所有的与会者，包括后来被打成彭罗陆杨“黑后台”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对这一冤案的态度要比朱德无情坚决的多。这正说明了党内斗争的毫无人性人情的丑陋风气：只要某人一“出事”，不管他是谁，不管是自己的老部下还是老朋友，也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的情谊，这个人便会即刻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喊打、顷刻为人敝弃。二是如果有什么人胆敢“持消极态度”（如朱德那样）不肯助纣为虐，以邻为壑、落石下井，那么这个人也会立刻成为人人喊打的众矢之的。如果说林彪的“政变经”是为了造成一种发动文[和]革绞肉机所必需的恐怖气氛，那么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对朱德的批判正是大力地推行和蔓延了这种恐怖气氛，推动了文[和]革绞肉机的轰然起动。
如果从中共党内派系的角度对批判朱德的政治局成员作一个分析，他们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派系：林彪属“毛系”，周恩来、陈毅属“周系”，刘少奇、薄一波、张鼎丞属“刘系”，乌兰夫大概算是独立派系。而朱德也正是最没有任何派系力量的独立派系。从这一点上来说，在朱德头上开刀，是“柿子挑软的捏”：既可以表达自己对最高领袖毛的忠心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拥护，又没有任何在未来派系斗争中受到报复的危险性。从这一点上来看陈毅等人的丑恶表演，便不难理解个中奥秘了。另外，在井冈山和红军时期的所谓“反毛”错误，其实陈毅比朱德要卷得更深。陈毅对朱德所谓历史问题的“很激烈很长”的发言，以及他多次对朱的极端反常的“黄袍加身”的责问，更包含着某种“先发制人”地歪曲历史、推卸责任的卑下。从这点上来看，陈毅何止是被动地卷入文革，完全是主动地通过批判他的老战友朱德，歪曲历史事实来表达对毛的忠心，来支持文革的发动。如此，毛在文革中一再保陈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的政治演技要炉火纯青得多了。他对朱德的批判从自己与“朱德同志一起”的“反对毛主席”的错误诚恳地检讨起，但凶狠的结论却是“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在列数朱德解放后的严重问题后，周竟把朱上纲上线为“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一个定时炸弹”。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林彪作了“政变经”报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便做了一个坚决支持，“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讲话”的报告。除了在报告中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他还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大谈“保持晚节问题”，并主张把刚受到戚本禹批判的已故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打成“叛徒”，提出非常极端的主张：掘掉瞿在八宝山的墓地。周说：“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瞿秋白，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由此，导致了红卫兵的毁墓暴行。【5】周对朱德的痛下针砭，正是他向毛又一次表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支持。
与林彪、周恩来来相比，刘少奇及其他一系的干部在朱德问题上的表演具有更大的悲喜剧性。文化大革命明明是毛要打倒他并清洗他一系的干部，却要由刘来主持最终走向打倒他自己的会议。在同一天里，刘少奇和邓小平毅然通过了斩掉作为自己的左臂右膀的“书记处”（彭、罗、陆、杨大都为书记处书记）的中央决定。刘的干将薄一波竟然还把朱德种兰花都胡说成是政治问题。那么，为什么刘要这样做，难道他一点都看不出毛的真实意图吗？刘的政治经验和权术水准决不在与会者之下，他决不会没有一点感觉。但纵观历史便不难明白，刘对毛的攻击一贯采取牺牲他人和以比毛更为极左的残酷斗争去迎合的“祸水他引”的策略。六十年代年的“ 四清”运动，毛对他不满，刘便立刻搞出“桃园经验”，搞得比毛还要左的多。1966年7、8月份的派工作队，也是想用整基层干部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来换取他对运动的控制权。他和邓小平抛出彭、罗、陆、杨，主持对朱德的批判，都是为了支持文[和]革、牺牲别人去填饱毛泽东发动的的政治绞肉机。一言以蔽之：害别人、保自己。
与刘邓相比，政治局中唯一的少数民族（蒙族）成员乌兰夫的表演和下场具有更快更惨的悲喜剧性。在批斗朱德的前一天，他参加了刚开始的中共华北局“前门会议”。会议自5月22日开始，至7月25日结束，历时64天，李雪峰受中央委派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成员、各盟市书记，区党委各部委、直属机关党政负责人，部分旗、县负责人，共计146人出席会议。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故伎重演，代表中央对乌兰夫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此二公以“五一·六通知”为纲，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把他打成继彭真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久，在刘邓的指示下，7月底由华北局起草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报告“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
1、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
2、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3、对修正主义卑躬驱膝，
4、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
5、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报告给乌兰夫的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他的罪行要远远超过他批判的朱德。从此，乌兰夫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开始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6】。
然而，那些所有不懂得唇亡齿寒的基本道理的人，那些一心只想无原则地牺牲别人来换取自己生存和腾达中共领导人们在文[和]革中很少善终。刘少奇和邓小平刚把彭、罗、陆、杨和乌兰夫打成“反党集团”，自己一瞬间却变成了“反党集团”的总后台。刘惨死得连被火葬时都只能用“刘卫黄”的假名。陈毅在所谓的反“二月逆流”中被张春桥等人反复用他想推给朱德的“历史问题”狠整，在中共九大的小组批斗会上被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翻开历史老账，批得“呼赤呼赤吐着气”、“颤巍巍”、“灰溜溜”【7】。最后在比朱德更为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患癌症逝世。周恩来机关算尽，最终也还是没有得到毛的完全信任。也是在毛的新贵——“四人帮”的一片含沙射影的“批大儒”的围剿中患癌症辞世。林彪在发动文[和]革上充当了毛的第一号打手，也曾位极人臣，当上了“接班人”，但最后还是被毛猜忌，被迫为保命仓皇出逃，落了个折戟沉沙的下场……
至于薄一波，也只是有权批判别人不到一年：1967年3月便被毛定为“叛徒集团”为首份子，十年文革差不多坐了九年牢。而事实真相却是，1936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的自首出狱是得到中央批准和毛的首肯的。而毛在30年后公然出尔反尔，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把他们打成了“叛徒集团【8】。
如果说这份紧锁在中央档案馆里的记录稿说明了什么，那么最能说明的一是历史真相，二是历史教训。这个不幸而痛苦的历史真相是：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来就没有人反对过毛泽东发动倡导的文[和]革和任何一种残酷的“阶级斗争”。有的只是在毛最高独裁者面前的争先恐后的表忠心和比赛他们的“革命性”。更为丑陋的是，这种表忠心和比赛“革命性”的行为是以出卖和牺牲战友、朋友、亲人和无辜者为必要前提的。可悲的是，这种毫无原则的“害别人、保自己”的行为，在中共党内已由恐惧到麻木，由麻木到蔚然成风、最后到了见怪不怪集体无意识的地步。
说到历史教训，从这一历史真相的记录中人们所看到的“文革”的发动完全是一种积极推动革命绞肉机发动又不希望自己成为绞肉机中的消极牺牲品的集体合力，这种集体犯罪并不一定时时是有意识的，但最可悲和最可怕的正是作为这种丑陋之风盛行底基的无意识状态。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表现，首是在于“害人者”和“被害者”在角色上的差别性和在意识形态上和对所谓的党内斗争的认知上的一致性。中共研究刘少奇的党史专家张化在分析刘为什么在文革发动期主持那些最后导致打倒自己的会议时指出：
“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刘少奇的思想状况来看，这场'革命’与他思想中的某些认识存在着相通之处，这构成了他接收'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张化进一步指出了诸如“拥护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夸大阶级斗争”和“开展夺权斗争来解决基层问题”等三条【9】。当然要补充的是：刘少奇所倡导的所有文革式的 “阶级斗争”是只准备残酷地斗争别人的。历史的逻辑向他设想的反面走去：他所支持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却最后残酷地斗死了他自己。
在李雪峰回忆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发动文[和]革的文章里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彭真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要，他非但在表决把他打成“反党分子”的“五一·六通知”时举手赞成，还大声和人争论谁在历史上对毛“第一个喊了万岁”（意下指他自己）——彭面对毛对自己一手制造的冤狱，没有半点正面的抗争，却死到临头还要争献媚骨。这已经不是一种自保，而是一种自戕了【10】。
做这一如是观，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文革式的悲剧在中国是一定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重现的。
注解：
【1】康克清，《最后的十年》，载《解放军报》1986年11月29日。
【2】许农合主编，《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和]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和]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612页。
【4】罗冰，《官方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载香港《争鸣》，1999年3月号，21页。并参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和《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5】周恩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6】吴迪，《“内人党”大血案始末》，载《文[和]革大屠杀》，香港开饭杂志社，2001年，61－62页。
【7】徐景贤，《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秘辛》，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12月，47－48页。
【8】见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的《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为薄一波等人平反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的《关于“六十一人案件”调查报告》的通知。
【9】张化《刘少奇的悲剧于悲剧中的刘少奇》，载《回首“文[和]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41－843页。
【10】见注【3】612页。
历史解密：刘伯承与彭德怀不为人知的是非恩怨
2006-1-3
解放后，人们大多以为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为民“鼓咙胡”的彭德怀元帅是第一个中箭落马、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不然，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的人，竟然是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老帅——刘伯承。
虎踞钟山。解放初期，刘伯承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要全力打造一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然而，不曾料到，一场浩劫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在这场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刘伯承和彭德怀这两位开国元帅谁也不是赢家。具体作为急先锋指挥这场斗争的彭德怀，当时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他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刮起了这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所幸，不与争锋的刘伯承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
可能因为彭德怀元帅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被撤职，最后被迫害致死，加上他在被“撤职”后对党内民主制度的破坏、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了远远多于常人的切肤之痛，由此对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事件作了自责，后人“为尊者讳 ”，“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挨整的肇始者——刚肠恶疾、内无阳秋、外有臧否的彭德怀元帅。
当时，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和 “司令部”后，曾名义上担任过第一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代理)的他，遥领南京，仍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自然无法回避。他只得抱病进京接受批判，住在医院，冒着眼睛失明的危险写检讨，在别人挽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走上前台深刻检讨，并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由此悄然淡出军界中枢。
今天，两位老帅俱已去世多年，彭德怀生命结局的变数，令后人洒泪感喟，他的高风亮节、正直品性早已盖棺论定。但是，在当年那场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是非纷争中，彭德怀是应负主要责任的。这并不有损和贬低他的光辉形象。识了庐山真面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历史对当事人，都是一个实事求是和科学的评判。
无可否认，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今天再来探究，他们间其实存在着鲜为人知的误会，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最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这种歧见在战争年代各据一方的情况下，互不搭界，也无大的冲突。一旦江山鼎定后，随着军队任务发生了霄壤之变，党内一些优良传统被破坏，最高决策人的个人专断作风渐生，历史上两位老帅的这种误会势必会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产生激烈的冲突。同是“塞上长城”，刘伯承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 历史的暗角依然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林彪、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深以为恼，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
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哪么子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
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赣东南平原中，地势开阔，便于集结部队，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六个团。虽然攻守双方都是以师的建制相对，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国民党军第八师则有近万人马。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请求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不要小看这三百人，这可是第三师经不住的损耗。敌人据城固守待援，构置了强大的火力网，封锁住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到第三师的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
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的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的农家，同是起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他们分别参加了党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营垒中。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几份儒雅，彭德怀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孔武。但由于个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
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他在认识到自己早年对“游击战”的偏颇观点后，能反躬自省，认真讨教毛泽东，活学活用，变中求变，将胸中韬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来到苏区后，他不参不谋，认识到了自己过去对游击战的片面理解，反而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围剿”。9月10日，他又发表《到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主张，并从理论认识上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遗憾的是，彭德怀对此却不那么认为，他始终走不出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以致于两人间杯葛渐起。
抗战爆发后，国共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接受蒋介石国民党名义上的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
这一次，他们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于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期间，彭德怀多次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传达部署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方针和对敌军事战略。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了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一举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拔除据点千余个。这里面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他们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和谐之音。
1943 年9月，中央发来通知，令刘伯承与彭德怀双双返回延安参加第二期整风运动。刘伯承夫妇先期来到了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这里是太行根据地通往晋绥和延安的西线地下交通线。几天后，彭德怀风尘仆仆地赶来。他与刘伯承会合后，由西线的同蒲支队派出一个连护送。因要通过敌占区，彭德怀和刘伯承都化了装。虽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头上包了条白毛巾，但两人的气质和举止让人看着不大像农民。护送连的连长为了安全起见，安排夜间行路，白天隐蔽休息。一天，到了同蒲路东边的一个村子里，住下来做过路准备。忽然情报人员来报告，说附近炮楼的日军要到村里来，连长连忙安排两位领导人到村外青纱帐里躲避一下。彭德怀一听生了气，说：“我走我的路，老这么东躲西藏干什么!”连长无法，只好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带着连长来到彭德怀的住处，说：“彭总，在这里他们是指挥员，得听他们指挥。叫我们去躲一下，我们就去吧。”一直板着面孔的彭德怀笑了，对连长说：“你把刘师长搬来，我只好服从。”就这样，两位元帅一路夜行晓宿，来到了延安。
次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这个报告犹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未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了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谁知，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场普通平常的工作总结，可在两位老帅中间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掺杂其间。大家就此以讹传讹，众说纷纭，党内一度盛传二人不和，实际上除了理念歧见，并无其他。至少在公共场合，两人谁也没有指责对方的不是。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从西北边地***，临危受命，很快就带领志愿军入朝稳住了阵脚，打破了美、韩席卷北方的美梦。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1951年5 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被歼，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这支部队正是来自刘伯承的二野部队。
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 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1956 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该校由草创之初的四个系发展为十二个系(其中战史、防化二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七百五十人增至三千余人，教员译员由两百九十名扩大为一千三百多名。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
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他俩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他们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三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
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 此番定论一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切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毛主席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记述自己“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可。”8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信中这样写道：“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林彪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 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他说：“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就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泽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刘伯承听到后作何感想，已不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的评价分量很重。
彭德怀却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他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刚刚二十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这种争执发展为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最年轻的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对于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所幸，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他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斗争的残酷，可以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一是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二是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估计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这场斗争开了一个建国后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以莫须有罪名将人打成“反党集团”的坏头。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方向。萧克、刘伯承长达十四年的联手，原二野参谋长李达、四兵团副司令郭天民等人百口莫辩。
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刘伯承这一番话，再次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取“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显然，人们不难看出，刘伯承的这番精彩论述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而言的。
可是，现在他还敢争辩吗?据传，有人曾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这些话，对于已渐生武断作风，行将迈上神坛的毛泽东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觉。同样，这些话传到刘伯承的耳里，尽管他痛心疾首，但却决不敢再为自己辩诬解疑了。现在，他不能不重新冷静下来，审慎理智地面对眼前的困境。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大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曲，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惟如此，才会解脱大批同志。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实在是不愿和彭德怀在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开罪最高层。深知党内斗争残酷的他以一个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桩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一年后，彭德怀因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毛泽东曾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 人生之旅，命运之舟，荣辱沉浮，谁可预见?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开展军队工作中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七十三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代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当说到委曲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大家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置之死地而后生，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然而，刘伯承的检讨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越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以搏的敌我矛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长反问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时，批斗会又开了好几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他俩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文革”期间，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大校，在一所下放的“五七干校”被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结果饱受凌辱摧残，居然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
故垒萧萧，芦荻瑟瑟。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干部自发到南京下关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立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浦口车站。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挥舞着双手。大家几多不忍，望着寒风凛冽中倍显孤单的老帅，新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苍然叹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一纸谪书传石头。刘伯承就此举家进京。数十载兵戎生涯逐告结束，一代战神马放南山。竹可焚不可毁其节，玉可碎不可抹其白。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徐向前元帅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建国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1986年，刘伯承以九十四岁高龄逝世。中央在给刘伯承的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反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彻底否定，还了刘帅的清白之身。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
1965年，毛泽东为何突然召见被关了6年的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彭德怀分手。直到一九六五年彭德怀去四川“大三线”，彭一直寄住在北京西郊挂甲屯的吴家花园。这段时间里，背后长着“反骨 ”谁都“难团拢”的大将军，日子过得相对平静。党内上层的一些事情，彭不仅插不上手而且连嘴都插不上了，己经是一只没有什么力量的“死老虎”。
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己经暗地里派他的亲密战友和夫人江青秘密地在上海，安排布置姚文元炮制批判文章《评新偏历史剧〔海瑞罢官〕》。尽管当时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可能连姚文元都不很清楚，但文章的批判锋芒直指彭德怀。这边已经磨刀霍霍杀气腾腾了。然而，每天种菜养花侍弄地的彭将军是听不见那一来一去很可怖的声音的。挂甲屯离上海太远了，和近在咫尺的中南海同样离得太远了。
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三日，彭德怀突然被从前的老战友当时的伟大领袖召见。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可能不仅彭本人没有想到，党内的一些高干也不可能想到。虽然我们无法看见被困已久或者说已经委屈了六年的彭见到毛时的神情，也无法了解两个人见面后都说些什么。但从一些档案和资料以及回忆文章上可以了解到，毛的这次召见让彭仿佛重见天日。 如果重现毛、彭当年见面时的情景，不知道今天的编导们该为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历史镜头? 能够想到的是：毛、彭热烈握手，令人感动的相互问侯，毛虚怀若谷坦荡豁达的领袖风范。面对一个当年激烈反对过自已的人，一个当众骂娘，几十年“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人，一个“里通外国的野心家阴谋家”，一个“反党集团的头子”，领袖的问寒问暖一定会让今天的一些人感动的热泪盈眶。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 十三日这一天，中南海的丰泽园里，彭德怀可能非常激动。毛泽东的一些话让谁处在彭当时的地步，可能都会激动。 “昨天下午接到你的来信，高兴的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为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不能来，我们谈谈吧。” 毛泽东的这段话提供了这样几方面的信息：一是彭在这一年又一次给毛写了信，只是不知道彭在信里都说些什么。但肯定不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那样言辞激烈了。二是毛泽东接到信后很高兴。估计情况看到一个让人头痛的老对手服了软，心情可能很好。三是在场的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三人，而且这三个人都是不久后将遭到沉重打击的人。毛泽东接下来的一段话就更有意义了。“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这段话的核心是恢复名誉。如果这时彭德怀激动的还没回过劲儿来，还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毛泽东又发话了：“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的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毛的这番话尽管没有完全承认当初彭是对的，但在当时己经很不容易了，毛不是轻易认错的人。
为了让彭更放心，毛当着刘少奇、邓小平的面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积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的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分柝一下毛的这段话，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毛的话就是党的政策。我反对你时你就得下台，谁说也不好使。我高兴了让你重新工作，谁反对同样不好使。至于说 “知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找我谈。”己经是一种威胁了。毛的话在当时谁敢不同意。彭不就是不同意毛的做法，才一撸到底一关就是六年吗?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接到彭的来信为什么高兴的睡不着? 三年前，彭也给毛写过信，为什么就石沉大海了呢?而时至一九六五年，毛为什么突然召见了彭，而且还让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陪着，一谈就是五个多小时呢? 此时，这四个人都不知道毛在上海的一系列背后动作。而且毛还数次亲自批改姚文，文章的矛头就是对着他面前的这个人一一中国*内的“海瑞” 一边是偷偷摸摸暗中布置批彭文章，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一边是嘘寒问暖，花言巧语。这些是很让人迷惑的。至今还有人对这段历史高谈阔论，大讲毛是准备为彭平反的，毛是虚怀若谷的，只是受了“四人帮”的欺骗。事实真是这样吗?以毛的雄才大略和洞察秋毫的政治精明，一些党内的“老对头”都不得不服气。几个乳臭未干摇笔杆的娃娃，以及那个政治泼妇就能蒙蔽得了吗?毛不同意批彭，姚文元长着几个脑袋敢如此大胆?
一九六五年的一些事情，一是没有为替毛辫护的人留下一点制造谎言的空间。二是提出了几个问题：一、当年放彭去大三线，真是准备为其平反，恢复名誉吗? 二、毛对彭是虚怀若谷，坦诚相待吗? 三、毛为何一面准备批彭，一面又安慰彭? 四、为什么让刘、邓，彭真陪同? 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今天看来，毛当时内心深处的主要敌人早已不是挂甲屯里的彭德怀了。他的主要敌人正是陪同毛召见彭的另外三个人。一个是他曾钦定的接班人，但现在已经不听话，还敢顶嘴的刘少奇。一个是开会离得远远的，而且还想让毛“好好休息”的邓小平。另一个就是“针插不进，水不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掌门人彭真。
一九六五年，刘少奇在中共党内还是很有影响的。而“反右”、“大跃进”、“三年大灾荒”，让毛的威信一落千丈。很多党内的高干己经对他敬而远之，不然，毛也不至于发表一篇文章跑到上海去搞。从当时的形势看，倒刘，毛还不是胸有成竹。虽然盘算了很久，但心里还是没底。刘能不能一下子打倒?刘会不会联合党内的势力起来对付他?西郊挂甲屯里的那只“死老虎”会不会重新虎啸?最让他担心是刘、彭合手。因为刘曾说过让彭重新出来工作。如果在刘的手上让彭出来，无疑是刘在抽毛的耳光。 恰恰这个时侯，接到彭的来信，毛能不高兴吗?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毛召见彭，真是一箭四雕。一是将刘、彭分开。二是安抚住彭。三是凸显毛的大度。四是稳住刘、邓。其中最狠的一招是分开刘、彭，以便不久后发动文化大革命。
只有这样分析，才能理解为什么时隔不到一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彭就被重新揪回北京惨遭政治*。可怜的是，直到这时彭还是没弄明白自己问题的实质，这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揪来北京未宣布罪名，这是我六十几年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我工作上的缺点不少，革命方法上也犯过个别错误，但我问心无愧。在任何风险危机关头上，我没动摇过，我诚不知要我交待什么罪行……”
这里可以看出彭的糊涂了，离近一点，他不如国民党的陈仪，离远一点，他不如明朝的那个真海瑞。真海瑞把皇帝看得透透的，上疏时早把棺材准备好了，而彭将军当年没等下山就己经投降了，只是毛泽东没像优待国民党的俘虏那样优待他。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彭又给毛写了一封信。信在最后说：“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但不知毛泽东这回还会不会高兴的睡不着了?很可能这会儿的毛泽东连看一眼彭信的兴趣都没有了，因为这时打倒刘少奇的斗争己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彭己经一点作用都没有了。
聂荣臻林彪关系揭密
聂荣臻同林彪先后共事三次，累计时间不到五年，分别任党职、军职第一把手。但两人始终未能结成至交，直到分道扬镳。其中缘由何在？
初次相识之后
聂荣臻与林彪相识，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当时，聂荣臻是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林彪（原名林育容）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聂荣臻同他接触不多，印象也不深。林彪由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叶挺独立团实习，就是经过聂荣臻之手分配的。林彪到叶挺独立团不久，就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后又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并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直至红四军军长，时值1930年8月，当时林彪才二十四岁，在频繁的战斗中，他指挥灵活，调度有方，身手不凡，仗打得很出色，提升的也快。然而林彪的性格是内向的，除了失去理智的时候说说怪话，发发牢骚，把自己的心事暴露出来，在多数情况下，他能把自己一些见不得人的打算，深深地埋葬在心里。
聂荣臻曾回忆说，林彪“平时又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他，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而又有些鹰鸷。”《聂荣臻回忆录》林彪有帅才，有指挥才能，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然而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另一方面，即他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甚至目空一切，狂妄自大，认为自己天生一副帅才的脑袋，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而对匹夫之勇，对于打头阵，向来不放在眼里；由于自视甚高，所以一向和同事处不好关系，也就总想往上爬，军事指挥时任性，不负责，个人主义倾向严重。在当时恶劣的革命环境下，干部的提拔，像割韭菜一样，一批一批地倒下去，又一批一批地提拔上来，战斗打响时是个排长，等战斗结束时使成为连长，甚至营长，这已经不是稀奇之事了。
据朱德、陈毅、肖克、曾山、邓子恢等老同志讲，林彪在南昌起义到井冈山这一时期，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如果我们用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顾全大局、本位主义等说法形容林彪，大概是丝毫也不过分的。这些素质对于一军之将帅，尤其是比较有谋略、有才能的将帅来说，是害人害己的。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转战到湘南大余，林彪动摇离队，只是由于不认识路，才不得不折回部队。他平时的沉默寡言加上一开口又会说好话，说严重一些是阳奉阴违，心口不一，这就掩盖了他性格中的负面。林彪这种性格特性由来已久，并不是“文革”期间一时一地形成的。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环境困难时，他多次要求离开主力，自己拉人去打游击，甚至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毛泽东1930年1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就是为批驳林彪的悲观动摇而写给林彪的一封复信，并且传达到全军，在干部和战士中进行讨论。
林彪对毛泽东的批评很不服气，他认为是小题大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还向全军传达，这等于丢了他的面子。他只好忍气吞声。四十年后的1966年，林彪成为中国党政军第二号铁腕人物时，仍然耿耿于怀，写了《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一词，言“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难艰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喜开颜，斗志不容稍减。”这是报了毛泽东批评的一箭之仇。在作战时，林彪又经常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随意性强，置别人的安危于不顾。他当团长时的团党代表何挺颖，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时，林彪扔下他不管而牺牲的。
与林彪相比，聂荣臻襟情坦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居功，不自傲，毛泽东曾经说，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无论从他平时为人还是从他撰写的《聂荣臻回忆录》来看，这一评价都是恰如其分的。
正是聂荣臻有着“厚道”和与人为善的性格，所以，最初他和林彪一起被派到一军团工作时，聂荣臻认为，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聂荣臻当时对林彪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让步。
聂荣臻与林彪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发生在打下漳州以后。聂荣臻对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做法。
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门了，人也逃走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林彪当时反问聂荣臻：
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聂荣臻回答说，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把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甚至把漳州所有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经过争论，林彪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
同林彪进一步接触共事以后，聂荣臻就发现了林彪的一些“特点”。例如，林彪不认为红军胜利是毛泽东战略战术的指导和红军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而往往夸大自己的作用，把荣誉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聂荣臻刚到一军团，就发现林彪口袋里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些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聂荣臻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同志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又记到了他的小本子上。他那沾沾自喜的样子，给聂荣臻留下了不良印象。
1934 年6月17日，林彪突然发表一篇题为《论短促突击》的文章。聂荣臻看到这篇文章时，顿时大吃一惊，以前，他一提起短促突击就牢骚满腹，而且林彪本人的长处在于打运动战和大兵团作战，怎么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聂荣臻心里很纳闷，是什么原因使林彪的思想发生这样突然的变化？这一时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后来，聂荣臻恍然大悟，原来是在这之前，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李德，在一军团的干部会上，曾经慷慨激昂地讲过“短促突击”的问题，当时不少干部都听不懂究竟什么是“短促突击”，“军团长，你给解释一下。”一个干部问林彪。
“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林彪不慌不忙地把两手一摊：“不懂就学嘛！”
聂荣臻明白了，林彪发表《论短促突击》一文，是为了投李德所好，只要博得李德的欢心，飞黄腾达便轻而易举了。
当时李德是红军的“太上皇”，不仅要决定战略战术和某一战斗的具体打法，而且红军将领升降调谴都是他一句话。聂荣臻心里思忖：“现在是出生入死的时候，搞这一套干什么？林彪想名誉地位想得太多了！”当时林彪二十七岁，他搞政治投机这一套，已经引起聂荣臻对他政治品质的警惕。由于当时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环境特别困难的时期，团结对敌，度过难关，这是大局，聂荣臻也就没有再往坏处想他。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第一个发言批判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王稼祥接着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凯丰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泽东说：
“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李德当时列席会议，没有正式座位，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经常不发一言，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情绪十分低落，发言时一概不承认自己有错误。聂荣臻在会上发言时态度十分坚定，他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益，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类连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林彪在会上却金口难开，很少发言，俨然城府很深，举动莫测。
针锋相对
长征开始以后，聂、林率领的一军团打了不少硬仗，战果越辉煌，一军团的地位越高，林彪的傲气也就越发展，他也就越发变得锋芒毕露，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彭德怀、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比他年长的红军将领，自然不在话下了，就连对他提拔、信任和重用的毛泽东、朱德，有时也不放在眼里。
林彪的这些短处，精明的毛泽东早已看在眼里，但眼下是用人之际。毛泽东对下边干部求大同存小异。英勇善战，指挥有方，能打硬仗，这是大是，至于其他毛病，都可以原谅，一俊遮百丑嘛！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毛泽东总是这样迁就林彪。朱德对下级干部，总是宽厚待人，具有长者风度，从不计小失小过。
1935年5月，红军四渡赤水以后到达会理期间，忽然在红军领导层中流传着毛泽东指挥不行了，应该撤换毛泽东之类的传说，这仿佛遵义会议的一股小小的余波，兴风作浪者何许人也？不是别人，正是林彪。
原来遵义会议后，部队战略战术灵活多了，打了不少胜仗，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有时摆一些声东击西的迷魂阵，或者为了甩掉敌人追击，或者因为敌变我变，要故意绕圈子，多跑一些路。这是难免的。可是林彪一直埋怨说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
“这样会把部队拖垮，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说：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余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部队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打电话，并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他打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
面对这个原则问题，身为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当仁不让，没有顾及林彪的面子，他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
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警告林彪说：
“ 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毕竟是党指挥枪。林彪气得脸色煞白，脖子上青筋暴露，两手颤抖，自从他和聂荣臻共事以来，聂荣臻象兄长对待弟弟一样，处处对他忍让，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异姓兄长发这么大的火。但权衡一下利弊，林彪还是控制住自己的肝火，没有发作。但他的脾气是一条道跑到黑的，正所谓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林彪连夜给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小组”写了一封信，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自然是要毛泽东下台。他自以为，朱德好对付，毛泽东却足智多谋，毛泽东一下台，不外乎朱德、彭德怀上台，他们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到了那时，就不是总司令指挥我林彪，而是我林彪左右总司令了。
可是光用自己的名义写信，觉得份量轻了一些。林彪又要求聂荣臻在信上签名，被严词拒绝。聂荣臻劝林彪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狂妄的林彪，哪里听得进半句。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
5 月11日夜，毛泽东看了林彪的信十分恼火，心想：“简直利令智昏，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他拥护彭德怀也不是真心，是想让彭德怀当曹琨，他自己作吴大帅。”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和林彪。在讲到军队内部问题时，毛泽东话锋一转，面色十分严肃地说：“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我今天就要批评林彪，他最近提出了“不走琴背而走琴弦”的理论，我们中央和中央军委谁也不是白痴，如果能走琴弦，谁还愿走那个琴背……战士有这种想法，不奇怪，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不仅如此，林彪还在背后散布一些不利于中央团结的话，挑拨离间，这是一种反党活动。”毛泽东望望低着头、面色苍白的林彪，痛斥道：“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太狂妄了，今后你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
毛泽东对林彪是厚爱的，批评时总带着长辈对晚辈的口气，和严师益友的语态。一方面是语言上的严厉，一方面又是行动上的宽容甚至纵容，不断地给林彪委以重任，这个狂妄“无知”的“娃娃”终于在温都尔汗给毛泽东来了个彻底的亮相，走向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的反面。
1936 年5月，中央调林彪到红军大学当校长，任命左权任一军团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仍任政委。分别前，聂荣臻和林彪互相征求了意见。红军东征时，十五军团在北线打仗伤亡比较大，再加上他们是在山区活动，筹款、扩兵都不多。那时，毛泽东打电报来，要一军团拨点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一摔，说：“有鸟的几个兵！”聂荣臻拿过电报，找到下边一些同志了解情况，下面的同志也都反映有困难，有的连队也不充实，编制不全。聂荣臻当时也想不拨或少拨一点，后来就打电报给毛泽东，请求免拨。5月14日的大相寺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军团的主要缺点是本位主义倾向，聂荣臻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而林彪却一声不吭，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都没有。
现在，林彪要走了。聂荣臻觉得事情反正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应该多看他在一军团工作上的建树和成绩，就没有向他提出来上面说的事情，这也是聂荣臻与人为善、宽以待人的一贯做法。不想林彪对过去的事情并非既往不咎，而是耿耿于怀。林彪对聂荣臻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你是从组织上来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聂荣臻回答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你现在要走了，现在又扯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还是等以后再慢慢扯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
庐山真面目
事实上，聂荣臻与林彪之间扯的问题的确扯几天也扯不清，因为林彪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充分暴露出来。
延安整风时，贺龙的爱人薛明曾揭发：叶群政治上可疑，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但是在林彪的包庇下，以后没有再审查下去。“文革”中，叶群为林彪出谋划策，出了许多坏点子。这也是促成林彪野心膨胀的原因之一。
进行平津战役时，林彪出于本位主义，一再违抗毛泽东迅速进关的命令。毛泽东对第四野战军领导进行了严厉批评（实际上是批评林彪），可林彪又故伎重演，迫使罗荣桓作了检讨。罗荣桓很讲原则，经常对林彪的错误有所抵制，林彪就对他非常不满。平津战役结束后，林彪甚至向聂荣臻提出不要罗荣桓当政委，要聂荣臻去当第四野战军政委，被聂荣臻当即拒绝。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文革”期间，林彪终于有充分暴露自己的性格“原形”并且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聂荣臻等一大批老同志和林彪都有原则分歧，也逐渐认清了他的真面目，但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大家仍然尊重他，对他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一是看到毛泽东虽然经常批评他，但也信任重用他。出于对毛泽东的高度尊敬和信任，聂荣臻等元帅也就往好处想，认为林彪比较年轻，经过毛泽东的教育和培养，可能已经认识、改正了错误。既然如此，再翻林彪的老帐，也就不好了。二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林彪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一名，这事实上已经确认了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是中央的决定，如果说三道四也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林彪的个人野心借“文革”之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清除篡党夺权的障碍，一批老帅就难免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1968年3月22日，林彪制造“杨余傅事件”，将矛头直指聂荣臻元帅。从4月1日起，应该发给聂荣臻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聂荣臻对秘书说：
“ 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4月7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信说明真相，并要求面见毛泽东。10日，周恩来要秘书打电话告诉聂荣臻，毛泽东在聂荣臻写来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不久以后，毛泽东又当面对聂荣臻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 文革”期间，毛泽东经常这样亲自站出来，用自己这把“老骨头”来担保一些老同志，仿佛一个上了年纪的父亲，面对自己娇生惯养、飞扬跋扈、操起棍棒要打自己多年来的老朋友的儿子，只好无奈地站出来以自己的身价担保，这是何等地纵容啊！这种纵容由来已久，本身就是一个谜团，成了林彪唯所欲为的一种保护伞，同时，它为聂荣臻等一批老帅看清林彪的真面目设置了一层弥漫的烟雾，至少也从客观上延长了看清其真面目的时间……
政治元帅聂荣臻
2006-2-4
一旦问起聂荣臻元帅，老人们的嘴巴都变得不那么利索了，有的因为激动，有的因为难言之隐，总之，这是一个复杂的人，不是一两句能够说的清楚的人。龙书金老人说：“聂帅老谋深算。”刘忠老人说：“聂帅政治思想强，人也儒雅，儒雅中透着政策。”黄荣海老人说：“聂帅是一言难尽的，说起他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杨绍明转引杨尚昆老人生前的话说：“用毛主席的原话评价就是，聂帅一生唯谨慎，叶帅大事不糊涂。”
我试图用老谋深算或者谨言慎行来形容聂荣臻，但是，都不能很好的评价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帅，所以，我选择了政治元帅这个题目，多少能够表达出我自己的一点感受。
十大元帅中说到政治元帅，首先要想到罗荣桓，他是毛泽东亲定的我军政治工作的榜样，而聂荣臻虽说也做过很长时间的政治委员的工作，似乎还没有谁把聂荣臻和政治完全划等号，似乎这个政治元帅叫的有些唐突了，然而，我们不妨慢慢的在聂荣臻的人生轨迹中寻找政治元帅的注解。
聂荣臻参加过我党早期的三大起义中的两个，三大起义泛指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这三次起义几乎囊括了开国的十大元帅的发仞。而一身参加两次的在十位元帅中也只有聂荣臻一个人。根据《周恩来年谱》披露，周恩来曾经向党中央亲自建议允许聂荣臻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工作，以后中央组建七人成员的中央军委，聂荣臻担任参谋长，这位少共出身的聂荣臻还曾经是中央特科的主要成员，也是这一段经历让他养成了谨言慎行的习惯，聂荣臻在十大元帅中是公认的人缘最好的一位，罗荣桓虽也说是长者，但是，晚年和林彪的冲突是有目共睹的，以致于林彪公开讲：“林罗要分家。”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说：“聂帅在军内就像陈云同志在党内一样。”
唯一曾经和聂帅关系比较紧张的是陈伯达，据说这也是一个讹传造成的，文革中，聂荣臻和叶剑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聂荣臻半开玩笑的说：“我们这也算是糊里糊涂的进来，将来是不是要糊里糊涂的出去呢？”叶剑英问他为什么叫“也算是”，聂荣臻讲了他在顺直省委工作的一段往事：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胡锡奎写了“五·一”传单稿，送往秘密印刷所准备印刷，不料走错了门，一敲门，人家不认识，以为他是小偷。当时共产党人穿着都很随便。那家人把他抓住，送到警察局。警察局关了他一夜，第二天也没有搜他，打了一顿，叫他走了，传单还带在身上。聂荣臻见到他，对他说：“你算是走运，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
这件事本来是聂和叶之间的闲聊，不知道什么原因飘进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耳朵里，陈伯达早年也是顺直省委的，担任过中共北平市委委员，而且，不知道是谁把当事人胡锡奎换成了陈伯达，陈伯达于是找到聂荣臻问道：“你凭什么说我糊里糊涂进来，糊里糊涂出去？你什么意思？”搞的聂荣臻哭笑不得。
聂荣臻初去中央苏区的时候，被毛泽东派到新组建的红五军团里面，红五军团是宁都起义的部队，这支一万五千多人的队伍中第一迷信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第二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第三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所以，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派去了大量的军校背景的干部。宁都暴动的国民党军队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第一跟随毛泽东，第二佩服刘伯坚。”聂荣臻在红五军团中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思想，这点让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以后，重建红一军团，林彪出任总指挥，聂荣臻出任政治委员（以后总指挥改名军团长）。聂荣臻从这个时候开始步入他的军事政治指挥生涯了。
有一次，驻扎在漳浦的部队在筹款时，林彪主张采取拷掠的办法取得资金，聂荣臻表示反对，他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土豪，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搞法，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使铺子关门，人也逃走了，款也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很坏。”林彪不同意更换办法，林彪问聂荣臻：“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能不能打仗？”聂荣臻回答：“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土豪的财产都没收了，也毫无意义。”林彪没有坚持自己的看法，而是同意了聂荣臻的意见，多年之后，聂荣臻举了这个例子说：“ 林彪这个人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他在战争年代中往往还是兼听则明的。”
红二师五团为了整体部队的整洁，强迫国民党军俘虏把自己身上的物件交给红军战士补充，被聂荣臻看到，他一个调号就把政委刘忠叫来，劈头就是一句：“伪装革命算什么革命？弄虚作假不是红军！”他指着那些被解除了绑腿和皮带的国民党军俘虏说：“你这个团政委是干什么吃的？”时隔多年，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刘忠老人说：“聂帅政治思想强，看问题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这件事（指的是换装的这件事）让我记了一辈子。”
遵义会议之后，有一次，警卫员黄荣海等人打土豪，把土豪家的一头驴子给烧了吃，聂荣臻、林彪都分到一份，聂荣臻说：“这种肉不能吃。”黄荣海问为什么？这是土豪家里的，理所应当吃。聂荣臻说：“打土豪分田地是分给老百姓的，不是我们自己把土豪家里的东西分来吃。”以后做到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黄荣海在广州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提到这件往事时说：“没有了铁的纪律的军队就不再是铁的军队。”
有人在提及聂荣臻为人处事时说聂荣臻如何如何，我想问的是，你真的知道聂荣臻的为人究竟怎样吗？你真的了解他在政治风暴中的特立独行吗？你真的清楚这位元帅保全善类的故事吗？
文革开始之后，为了打倒刘少奇，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里面暗中设立了刘少奇的专案，因为刘毕竟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和国家主席，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公开的成立他的专案，在国内外都说不过去。王光美的专案组的灵魂人物就是江青。当时专门调查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之前上庐山的事情，按照江青等人既定的意思是把刘少奇上庐山说成逃跑主义。因为要取证，第一时间找了唐生智，以后还找了其他很多人，当一九七九年中央纪委开始重新审核刘少奇事件时，看到在这次取证时完全没有做过伪证的只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唐生智，第二个是罗章龙，第三个就是聂荣臻。而这里面当时专案组最想打破缺口的就是聂荣臻，毕竟聂荣臻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份量最大，而唐生智一个旧军阀，罗章龙一个被开除党籍的党外闲散人员，说出来的又岂能是聂荣臻的证词可以比得了的呢？然而，聂荣臻是怎么配合江青的呢？
根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平反刘少奇专项工作小组在提取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王光美专案组中关于聂荣臻的证明材料中披露，聂荣臻说了如下的话：““我没法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工贼，让我写事实可以，让我表态也可以，南昌起义时，刘少奇是中央委员，他因为有病，住在庐山。恩来同志交代我把南昌起义的决定告诉他，好有所准备。我到九江找到了刘少奇同志，转达了中央的决定。他没有表态，没有说过反对起义的话，我怎么能说他说过呢？刘少奇的结论由组织上全面考虑，我知道这话他没有说过。”[引自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聂荣臻为“王光美（刘少奇）专案组”提供的证明材料。]
在那时候，聂荣臻完全可以和其他人一样说一些不很负责任的话，做一点不太肯负责任的事，时过境迁之后，他也可以给自己找到台阶说“被迫”的嘛，然而，聂荣臻没有这样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引自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聂荣臻在京西宾馆接待第二机械工业部造反派讲话）
这里面我们顺便提一下唐生智的证词，唐生智那时已经患病，但是，他知道刘少奇的冤枉的，也知道专案组找他的目的，于是，他就开始胡编乱造，前后互相抵触，以致于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连专案组都不再采用他的材料，唐生智就用这种办法糊弄了专案组成员，没有在刘少奇事件上留下任何可耻的痕迹。作为一名一生都为名利奋斗的旧军阀的唐生智在关键时刻是让一些号称是马列主义者的人汗颜的。
八十年代发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是一场新形势下的政治斗争，虽然没有以往那样火药味十足，但是，其背景之深、影响之广也是值得研究的。王震调任中央党校校长之后，根据中央党校常务副教育长吴江的回忆，王震曾经在中央党校的礼堂公开说道：“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关云长庙里的那个周仓，我手里就是有那么一把大刀，你们不是有三百万大学生吗？我们有三百万军队，我就是要砍他*的一批王八蛋的脑袋，什么巴金、方励之都是民族败类，······谁让小平退休，谁就是三种人！”可见，斗争形势也是不含糊的。中央党校准备清洗三个人，一个是吴江、另一个是阮铭，还有一个是孙长江，这三人都是真理大讨论时的功臣，也是胡耀邦所信任的人马，整倒他们的目的也是不言而喻的。其中孙长江因为不知道怎么得罪了陈云，以致于被步步进逼，甚至到了无家可归的田地（指的是没有人敢接收他去工作）。以后《科技日报》要他去做副总编辑，结果仍旧被追究出来，这个时候，聂荣臻出面了，他给陈云亲自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根据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同志地回忆，基本如下：
陈云同志：
我不了解孙长江同志，但是，我了解林自新同志，他在《科技日报》做总编辑，是一个很老实地同志，对党忠诚，他请我向有关部门问一下关于孙长江同志的处理意见，我相信林自新同志是讲了老实话的，据他说孙长江同志也是一位老实的同志，我想请陈云同志过问一下这件事，因为关系到几位同志的政治前途，故而打扰。敬礼
聂荣臻
（引自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和《聂荣臻在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一日通信记录》）
陈云接到聂荣臻的来信之后，非常重视，亲自批示道：“对人的处理要慎重，材料要核实，并请转紫阳同志阅处。”
很显然，聂荣臻的这封信救了孙长江的同时也救了后来的张显扬。他以衰老之年还是保住了一批正直诚恳的知识分子。
八九之后，****做了总书记，聂荣臻在一九九零年针对有的高级领导干部提出的抓动乱十九种人的意见说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不能轻易动，这几年我们搞的不容易，一旦扩大了（指抓十九种人），后果就不好挽回了，抓容易，影响坏了再挽回就不容易，我们不能总是出尔反尔。”事后，聂荣臻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人给×××带话，停止抓十九种人，应该说这是聂荣臻为中国知识分子界立下的最后一个大功劳。
回顾聂荣臻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政治生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聂是比较老道的，也算是精于政治斗争，富于政治斗争经验，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残酷背景之下，如果不是这样，他可能也就完了。他是中央苏区最早坚持宣传毛泽东军事指挥思想的高级红军将领之一，毛泽东被罢黜之后，高级指挥员中只有聂荣臻和林彪去看他，向他请示工作；当邓小平面临第三次被打倒时，军队中的事情已经不再请示这位军委副主席，而聂荣臻对军队主要领导说：“小平还是总参谋长，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嘛，你们不向他请示工作，向谁请示工作？你们不去，我去。”邓小平被打倒之后，聂荣臻是邓家门可罗雀中罕见的访问者之一。也许有人说这是投机，但是，你要看看清楚，毛泽东和邓小平被罢黜的时间段里为什么其他人不去投机呢？为什么其他人不去问寒问暖呢？人和人的差别就在这里，人和人最后的位置也就相差在这里，伟人同样是人，他们在困苦的时候更容易记住一些事和一些人。
如果具体说到聂荣臻的个人，聂有些像王猛、法正，属于恩怨分明一类的，人无完人，所以，求全责备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历史还曾经记录下这么幽默的一幕：““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一天，三座门会议室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工作人员听说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帅们都要来开会，觉得这个会非同寻常。黄永胜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门口迎候老帅。徐向前走进来，黄永胜迎上去问好。徐帅面无表情，不予理睬。聂帅来了，黄永胜急忙迎上去，并解释说在北戴河没有去看老帅。聂帅说：“划清界限嘛！”黄永胜十分尴尬、狼狈。会议一结束，黄永胜的司机习惯地第一个把车子开到了门口。黄永胜急得大声叫喊：“开走，开走，让老帅们先走！”司机被弄得莫名其妙。 ”短视的政治侏儒黄永胜永远也不会明白他的失败和可耻的下场到底是怎么来的，也永远不会填平他和聂荣臻这样的政治元帅之间的天然差距。
忍辱负重的徐向前
2006-7-21
我们说周恩来是忍辱负重，其实徐向前一生也是忍辱负重，忍辱负重是什么？不是简单的说几句违心话，办几件违心事那么简单的，忍辱负重说白了，那叫顽强。用徐帅的话说：“坚持最后五分钟！”
李先念曾经说过：“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他教会我打仗，另一个是陈云同志，他教会我管经济。”李先念被毛泽东称作将军不下马，带着区区千把人，最后开创大别山近乎十万大军，回延安时，杨尚昆代表毛泽东出城十里迎接。这么个人物把徐向前当作老师来看待，你就想徐应该是何等了得的了。
阎锡山那是有名的山西老狐狸，他和蒋介石、共产党斗了一辈子，可是，唯独对徐向前一直深具好感，徐向前大败岳唯峻、活捉赵冠英时，阎锡山说了：“蒋介石有啥了不起的，还不是被我的学生徐向前给打败了？”那时候，阎锡山正因为中原大战失败下野，这话有些赌气的意思，不过阎锡山就此要和徐向前“攀谈一下”的愿望却是更加强烈了。徐向前和阎锡山是正宗的五台县老乡，阎锡山用人素来以地域划分，晋北人要比晋男人吃香，五台人要比晋北人吃香，傅作义、商震、许永昌、李生达等人就是因为受不了阎锡山的这个东西才离开了他。徐向前以前在阎锡山的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学习过，所以是他的学生，后来徐向前从黄埔回家探亲，阎听说之后还专门去找，可惜没见到。抗战军兴，阎锡山对来山西组织决死队的薄一波说：“古人说楚才晋用，现在反过来了，那么一个徐向前反倒被你们给用了。”
徐向前见到阎，阎和徐说：“你去家乡问问父老乡亲，我阎某人对他们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样？蒋介石听说你参加国民二军到你家问长问短，我还给你家送了钱呢。 ”（钱送了没有说法不一）不过这次徐向前回家，一向是一块钱当十块钱花的抠门大仙阎锡山可是真的很大方，一下子就送了徐向前一大笔钱，徐当然不会要，阎就派车送徐回家。
像阎这么一个惟利是图的军阀把徐向前看的这么重要，由此也可见徐的力度。
毛泽东评价徐向前、林彪、粟裕打仗各有千秋，毛说徐是又精又猛，林是又刁又狠，粟是又细又准。然而，徐向前和林彪、粟裕打仗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来自内部的压力要远比来自外在的压力大，用红四方面军的将士的话说：“徐总又要当婆婆，又要当媳妇。”忍辱负重在战争年代中把徐向前的风格体现的更为分明。
当婆婆是指徐向前要告诉指战员怎么具体部署，当媳妇指的是他还要面对两个婆婆，一个陈昌浩，一个张国焘，还要尽力避免他们的无谓的干扰和尽量说服他们听从自己正确的意见。张国焘揽权很厉害，经常一个电话打到前线去，所有的指挥员都要聆听张主席的训导，而一旦和张主席的意见相反，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肃反斗争，陈昌浩也不是一个容易听取他人正确意见的领导，这在西路军事情上就可以看的很明显，陈昌浩积极跟随张国焘肃反，原来的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就曾经差点被陈昌浩错杀，陈海松被捕之后，徐向前怒发冲冠给陈昌浩打电话说：“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 嘛！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陈昌浩这才决定放人，在战场上，陈也不如曾中生、许继慎那样内行，不过还算比张国焘强一些，特别是在徐帅的带领下或者熏陶下，陈开始转变对徐向前的印象，到了从鄂豫皖撤退时，陈基本站在徐向前一边了，而这里边徐向前自己所受到的委屈也是可想而知的。
在粉碎川军六路围剿时，徐向前本来计划在宣汉的马渡关地区，以红军主力左旋，截断东面敌军的退路，打一个歼灭战。东面的阵地呈斜形，红军横插过去，渡河后可以卡住山垭口，敌人就插翅难逃。然而此时远在通江洪口场的张国焘打电话给徐向前要部队西旋，攻打川军范绍曾一部。徐向前认为，西面不是刘湘的主力，与红军处于平行地位，容易放跑敌人，只能打个击溃战。因此，他力主东旋，不同意西旋，但在电话里和张国焘说了多次，竟然丝毫说不通。陈昌浩因为在第一线作战，所以他也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也反复向张国焘陈述东旋的理由，但张国焘就是听不进意见。这次“马拉松”式的电话，从下午两点说到晚上七点，竟打了五个小时，各军负责人轮番和张国焘解释徐向前的意见的重要性，张固执己见，他摆出各种西面追击的好处都被徐向前驳斥了，陈昌浩也插嘴说老徐的意见很好，请主席考虑，身边的军长、师长急得活蹦乱跳还不敢骂人，李先念他们气得站起来，蹲下去的，最后，张国焘竟不耐烦地喝问：“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听，就按我的意见办；不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陈昌浩只好命令部队西旋。西旋的结果，不出徐向前所料，因为追着敌人屁股打，果然劳而无功。范绍曾土匪出身，猴子一般的机灵，带上部队逃跑，5昼夜南窜400里。徐向前见阻拦不住敌人，令部队停止追击，回师东进。但东边的川军3个师已经逃到宣汉附近的马家场、东升场一线，构筑起防御阵地固守。至此红军的东线反攻被迫结束。即将到手的扩大的胜利被张国焘的瞎指挥亲手断送。联想起一九三一年的苏家埠战役，也是因为张国焘的胡乱指挥，如果不是徐向前说破嘴皮子让张同意“硬着头皮打下去” 的建议，也就没有后来红四军的进步，而像类似的情况在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在川陕边的多次战役中，徐向前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每一次战役几乎都要拿出一半的精力来对付上边的干扰，可是，徐向前也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打出了一片新天地来。用王维舟的话说：“越是艰苦越向前。”
还是在这次反六路围剿战役中间，西线上，徐向前主张纵深大迂回，而张国焘不同意，徐有鉴于上次的教训，把李先念找来说了自己的看法：“张国焘让我们抓兔子尾巴，那是抓不住的，这次宁可犯了路线错误也不听他的了。”李先念表示要杀头算李先念一个，三十军保证听徐总的指挥，结果，红三十军从巴中疾进，堵住敌人的退路，于一昼夜激战后歼敌一万余，张国焘自此无话可说。对于军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深通兵法的军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在战场上被一个全然外行或者半懂不懂的人牵着鼻子走而又不能有任何反抗更令军人感到耻辱的事情了。
一九四八年攻打锦州时，林彪不同意毛泽东南下的看法，一时从双城堡到西柏坡七十多封电报，你来我往，争论不休，毛泽东句句不离南下字眼，有建议、有说服、有道理，然而决没有强迫，那还是在被证明是毛泽东对的情况之下，比照张国焘而言，可知，毛泽东之削平群雄、威加海内并不是偶然的。
徐向前一生多次处在政治、军事上的漩涡中，越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就越能反映出徐向前的作风和品格。
一九三二年，红四方面军败退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冬季，被国民党军追到漫川关，漫川关是鄂西北进入陕南的重要隘口。此处地势险恶，地贫民饥。当四方面军进入漫川关以东康家坪、任岭地区时，前有陕西杨虎城部据漫川关防守，堵住去路。后有胡宗南部也由郧西追击至漫川关东南任岭、雷音寺、七里峡、古庙沟一线。此时，国民党军四十四师也抢占了漫川关东北的张家庄、马家湾一线，六十五师和五十一师也尾追至漫川关以东大沟口、当山地区；第四十二师则经漫川关以北的石窑子向南压来。前前后后国民党一共动用了5个师左右的兵力，企图一举将四方面军全部围歼于漫川关附近的峡谷中。张国焘第一次放下架子准备听取徐向前的意见，不过，张自己有个主张那就是分开走，游击的打法，徐向前没有含糊，提出了鲜明的反对意见：“我们整体突围好比一整块肉，如果分开就等于把肉切开，敌人要的是我们分散，以便各个击破，分散突围，不能啊。”一向唯张国焘马首是瞻的陈昌浩也非常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他说：“向前，你说怎么办吧，我们都听你的。”就这样，徐向前决定“以一部兵力牵制当面之敌，集中力量从北面敌接合部实行突围。以十、十一师各一部牵制当面之敌，十二师在七十三师的配合下，在北面夺路前进。 ”（根据徐深吉中将的回忆），徐向前点将许世友，命令他一定攻取垭口，许世友用脑袋担保。
多年之后，徐向前回忆这段往事时仍然心有余悸的说：“漫川关是关系到我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许世友那个团立了大功，幸亏敌人刚到，包围圈不严密，我军决定果断、行动迅速，利用夜间突围，否则后果难以设想。”
再有一次就是西路军时，当西路军到达大靖时，中央给陈昌浩、徐向前发来电报：“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电报还征求陈、徐意见：进入新疆和退回河东哪一个更有把握。电报收到后，徐向前主张西进，陈昌浩附和，中央复电同意陈徐的意见。然而，当军队在古浪和马家军交手后，主力部队红九军损失严重，阵亡2000多人（当时全部西路军为2.2万人），九军参谋长陈伯樨、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均战死，军长孙玉清负伤。这次战败后，徐向前立刻修正了自己的原来看法，主张撤退，他重新估计了马家军的战斗实力
和西路军的对比，指出：“九军被搞了这样一家伙，与过去的形势可不同啦。我们究竟怎么个打法，在这带能不能站住脚，这里有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条件，都是问题。关键是看敌我力量的对比，一厢情愿是不行的。”然而，陈昌浩并没有认真的看待这次失利的背后的复杂原因，仍旧主张继续跟进，他当时的看法是马家军不过尔尔，先头部队受了点挫折，不等于就打不开局面。徐向前不同意他的看法，二人第一次面红耳赤的争论不休，陈其人孤傲、作风专断，对于徐的争论大起反感，第二天召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要成员准备针对徐向前的“错误言论”展开反右斗争，公开批判徐向前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因为与会者多数人为大敌当年不宜内部分裂，这才作罢，然而，陈的主张却得到贯彻落实，大错就此铸成。所以，后来在检讨西路军战败时，陈昌浩也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在于此。
西路军首次兵败倪家营子跑到威狄堡后，徐向前再次主张向祁连山撤退，而陈昌浩决定决定连夜回师，继续固守倪家营子，还以右倾威胁徐向前，无奈之下，徐只能服从命令，就是这个固守的决定最终断送了西路军仅存的几千人马。最后的血战到来，徐向前冲在第一线，战场上的幸存者回忆，徐向前站在房屋顶端亲自指挥战斗，比之苏家埠那次还要危险几倍，这一战，西路军名将陈海松及其麾下将士悉数阵亡。陈昌浩在战后以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决定，组建西路军工委，陈昌浩、徐向前回中央脱离部队。徐向前反对脱离部队，而陈昌浩则表示“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中共中央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电文强调指出“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而后张国焘也来电说“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他批评陈徐二人“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随后，中央军委给西路军电文称：“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整一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争取尔后以一部西进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展甘北根据地。”这一电报最终导致著名的高台血战，五军军长董振堂阵亡，红五军团全部垮掉，这也是陈昌浩所说的要和中央作斗争的理由所在。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陈徐脱离部队造成了影响不是一般性的，李先念首先就不同意陈徐都离开部队，因为这等于自杀。徐向前再一次的劝阻陈昌浩：“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然而，陈昌浩还是决定他和徐向前突围，其余部队交给李先念、李卓然率领。至此，出发时的三万人的西路军全面走向覆灭，后来李先念到达新疆时部队还不足六百人。徐向前晚年自承“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
西路军的溃败是多方面原因的，这里面，军委的指挥部署朝令夕改也是写到了明处的，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而后，陈昌浩固执己见，没有能够认真听取徐向前、李先念的正确意见也应当负一定的责任。
徐向前一生两次和毛泽东擦肩而过，后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抱憾终生”。也是因为这两次特别是后来这次也就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找徐向前谈话几乎影响了徐向前一生的政治命运，此后徐每次遭遇政治风波都和这次谈话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所以，徐晚年回忆时的讲话基本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曲折。
一九二六年六月，徐向前在九江和交通员联络时，交通员告诉他去找毛泽东，就这么一张纸条写着这五个字，徐莫名所以，从九江辗转到武汉再到上海，他的入党介绍人李楚白告诉他毛泽东已经在湖南搞了秋收起义，就这样，徐向前被派到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假如徐要是找到了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徐的个人历史是有可能改写的。
一九三五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会师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对徐一直是很抱有希望的，徐在黄埔时是周恩来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骨干成员，和周相识很早。再有，毛、周都多少知道些四方面军的内里，徐在那里是用而不信的人，特别是徐向前建议多给中央送一些补给，这就让毛泽东相信徐向前还是很有争取希望的。不过，徐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些打算，反而因为毛泽东在会师后的会议上指责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说四方面军土匪主义、军阀作风严重等等，徐向前当场就顶了毛泽东一句：“我们是拥护共产国际实行土地革命么，打游击的时候我们的臂章上都写着拥护共产国际，实行土地革命，莫非我们打蒋介石打错了吗？ ”徐向前还指出：“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300来人的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的，打过许多硬仗、恶仗，不愧是一支党领导下的铁的红军队伍。尽管部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欢迎党中央和兄弟的红一方面军的到来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的一团漆黑，这是令人感到反感的。”其实，徐的这些看法也很代表了四方面广大将士的意见，当时，红一四方面两大主力的矛盾很深，四方面军认为一方面军丢了中央根据地把红军搞垮了，而红一方面军认为四方面军不正规属于山大王、土匪一类的队伍。彼此看不惯。中央当时一些人还撰写文章讥讽四方面军逃跑，还在红军自己的报纸上油印出来，这就让张国焘等人大为不满，张国焘公开对四方面军将领说：“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徐向前自然是服从中央的，可也倍感为难。他和陈昌浩谈话时就流露出自己的无奈情绪，准备让刘伯承接替自己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自己则回到中央作些具体工作。
毛泽东后来同中央决定设立左右路军时，把徐向前划到自己的麾下也是别有深意的，跟着张国焘走的红五军团、红九军团并非一方面军的主力，而在陈徐领导下的红四军、红三十军却是四方面军的主力之一，而且，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一军团和三军团都随毛泽东的右路军行动。右路军行动以后特别是四军和三十军过了草地以后，两边又起了波澜，而且是很大的，张国焘九月九日给陈昌浩电文称：“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尚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这就是后来的那个著名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电文。
毛泽东与当晚最后一次去争取徐向前，他问“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见状乃离去。徐还没有料到事情会像后来发展的那么严重，也没有料到自己的这句话对自己的一生所起的巨大作用。从毛泽东和徐向前这两段断断续续的提问和回答看，徐显然是知道了毛泽东的基本意思，毛泽东也肯定把电报中的部分内容给徐知道了，只是，徐并不想把四方面军交出去，在他看来这还不足以证明张国焘有什么难堪的企图，惟其如此，才有后来关于电报真伪的争论。不过，有一个小的环节需要注意，那就是当时看到电报的另一个重要见证人吕黎平的经历，吕后来被整，叶剑英找到毛泽东点出了吕黎平在班佑的表现，毛泽东即刻表示要保一下。吕因而脱离苦海，吕黎平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也不讳言。
然而，当很多人赞颂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是恰恰忘了另一个也是大事不糊涂的徐向前。许世友准备率领部队追击一方面军时，徐向前不同意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陈昌浩表示同意。如果许世友他们追上去危险是很显然的，记得彭德怀曾经说过这段往事，他说：“我问毛主席：'如果他们追上来怎么办？’毛主席说那就只好跟他们南进了，不过他们以后会觉悟的。”至于他们会不会觉悟那是不得而知的，然而，一旦南进，毛泽东等人的命运就都捏在张国焘的手中则是不言而喻的。徐向前在关键时刻阻止住了形势向危险发展不能不说立下大功，包括陈昌浩在内也是应该书上一笔的，假如陈行使否决权，徐是不可能拦住的。
可是，毕竟徐向前当面拒绝了毛泽东的争取，这就成为他后来脱离不掉的“灰色”，徐本人多次也因为这件事感到“悔恨”，也因此做了多次的检讨，徐向前自己就说过，毛泽东走后的消息传来，他还哭了一场。特别是他和陈南下跟随张国焘以后，问题就显得越来越复杂，也把徐带进了烂泥坑。南下以后在阿坝召开的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上集中火力批斗朱德和刘伯承，四方面军的将领公开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黄超还拔出手枪准备对朱德动武，张国焘不同意这才作罢。刘伯承站起来表示不满，立刻被哄骂：“你算什么总参谋长？红军从三十万变成三万，你参谋到哪里去了？”四方面军274团团长周时源给朱德一匹黑骡子被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大骂不止，余天云在过草地时公然动手去打朱德，由此可见当时的形势之严重。徐向前自然不可能不表态，虽则内心苦闷。刘伯承后来回忆，他和朱德暗中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朱德身上别了三把手枪，而刘伯承则带了五把手枪，警戒到这种程度是刘伯承一生都没有过的，刘说那一年是他最难熬的一年不是没有道理的。而这次斗争埋下了两支队伍之间乃至两大山头两大系统之间多年的恩怨纠缠。武汉七二零事件出来后，林彪一句“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立刻让斗争升级，毛泽东在武汉时也说了“我掉进了贼窝里面了”的过头话。吴法宪在批判会上公开搧陈再道的耳光和撕下陈的领章，居然无人阻拦。
徐向前以后多次被告知要养好身体，当然，徐的身体很弱也是事实，不过徐几次请缨都是这样的理由耽搁下来了，毛泽东去看望徐向前时，徐自己在床上计算打击阎锡山的方案，朱德亲***待下边人说“给他的待遇（徐向前）要和我们一样，他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原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回忆文章）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
值得一提的是，二月逆流后，徐向前成了黑干将，一九六九年林彪的一号令下达后，徐向前被转移到开封，所居住的竟然是刘少奇被整死的房间的楼上。一九七一年开始批判陈伯达，被疏散的众多领导人中徐向前是最后一个被召回北京来的。
华国锋上台后，极力拉拢徐向前，任命徐做国防部部长，同时兼任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他还是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十大上，徐还仅仅是中央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徐当选政治局委员，以后二月逆流把这个位置搞掉了），正是华国锋让徐重返政治局岗位上来的，所以，在批判华国锋时，徐一度也被牵连，被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指责为华国锋的“心腹干将”等等。由于山西战场上和胡耀邦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往，正是因为徐向前的阻拦才使得胡耀邦没有贸然前去领导黄樵松的起义从而避免了牺牲，就这样，胡耀邦一直很感谢徐向前，所以，当有人指责徐时，胡耀邦为徐做了公正的辩护，后来，王新亭等人编辑了介绍宣传徐的书送审时被胡耀邦知道了，胡耀邦说：“凡是宣传徐帅的我都支持。”未几，胡耀邦下台，徐向前没有被邀请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是事后由薄一波到家里向徐通报的。
杨勇在“文化大革命”中
录入时间：07-04-07 09:25:30
毛泽东的麾下 , 名将如林，其中，上将杨勇、杨成武、杨得志 , 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三杨（羊）开泰”。杨勇原名杨世俊 ,1913 年 9 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南乡文家市的一个中农家庭。 1930 年 5 月，他在平江参加红军并入党，改名杨勇。他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艰苦时期的磨练，成长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半个多世纪来，杨勇驰骋沙场，战功卓著，在军队享有崇高的威望。
杨勇为人刚直不阿、坦荡如砥，深受军内外人士的爱戴和敬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杨勇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军委碰头会后，杨勇“泄露”叶群批判肖华的建议，给林彪整杨勇以把柄。
1965 年 , 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5 月，在一次会议上，叶群开始拉拢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说什么林总想和你及北京军区的同志谈谈。但杨勇不愿意绕过分管北京军区的军委副主席贺龙和总参谋长罗瑞卿而向林彪越级汇报。
在 1965 年 12 月于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向罗瑞卿发起突然袭击，罗瑞卿由此被打倒。杨勇对此想不通，曾说：“罗瑞卿同志有什么问题？不就是林彪向毛主席告状，说罗总长有意要夺他的权。”林彪还在观察着杨勇的态度，说“其他军区的情况都了解一些，惟独北京军区的情况不了解”，并要杨勇去见他。但杨勇竟然“不识时务”。
林彪终于对他彻底失望了。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说：“曾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还说，杨勇对反彭黄不积极。这说明林彪早就记了杨勇的账，一直耿耿于怀。”
1967 年 1 月 10 日，江青致信“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提出要抓部队中的诸如廖汉生、杨勇、郑维山之类的“牛鬼蛇神”。但徐向前对此提出异议，没有同意。 1 月 19 日，军委召开碰头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军队要不要“四大”。叶群突然提议批判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因为这一建议属于叶群个人提议，所以会议未同意，并要求与会者严格保密，不准传达。但杨勇对林彪要扳倒萧华的阴谋估计不足，回去以后即向北京军区作了传达，当晚就有一些人抄了萧华的家。徐向前给杨勇打来电话询问，并作了严肃批评。杨勇意识到错了，表示诚恳地接受教训。次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徐向前再次批评了杨勇，以保他“过关”。
林彪、江青向北京军区伸手是从政委廖汉生开始的，以廖与贺龙“二月兵变”有牵连为由揪斗他。杨勇的处境也岌岌可危。
军委碰头会刚刚结束，林彪、江青就对杨勇动手了。 1967 年 1 月 21 日凌晨，杨勇被抓，隔离审查。妻子林彬和二子杨冀平也被遣送到宁夏干校劳动。此后遭批斗成了家常便饭，但刚烈的杨勇从来不低头。专案组查来查去，始终查不出什么问题，却给杨勇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开始，杨勇被关在北京军区，后来被转移到河北邯郸的一个农场劳动。
在“解放”的过程中，杨勇对别人从不落井下石，坚持实事求是，表现了高尚的人格。
毛泽东并不相信杨勇有问题，在两年后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提到了杨勇：“北京的杨勇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总还是有功劳的吧。” 1969 年 5 月 14 日 ，周恩来向党政口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时，就有此内容。林彪等人及其追随者怕杨勇一事有反复，加剧了对他的突击审讯逼供。 1971 年 2 月，杨勇因为不慎右腿摔成骨折，被送石家庄某医院。一些追随林彪的人为了加害杨勇，决定利用动手术的机会加害他。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马上派飞机将杨勇接到三〇一医院治疗。
1970 年 9 月结束的九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开展“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12 月 22 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主持了“华北会议”，揭批陈伯达的罪行，并对北京军区进行了改组。受陈伯达事件的影响，郑维山、李雪峰分别被免去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兼第一政委的职务，其职务分别由李德生和谢富治接任。
这时，有人劝杨勇揭发原北京军区的个别领导的问题，但直率的杨勇以自己这几年对情况不熟悉为由加以拒绝，诚恳地说：“这几年谁整我，我心里不是完全不清楚。但不能凭感觉去揭发他们，不能因为他们不负责任地整了我，我就不负责任地去整他们。”
1971 年 4 月，杨勇的病情基本好转，再在医院呆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正巧此时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来医院看望他，诚挚地邀请他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去。杨勇就这样来到了青岛的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这是杨勇一生中最为清闲的一年。
1971 年的“九·一三”事件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 1972 年 1 月陈毅逝世后，在不长时间内，有 175 位受迫害的将军相继得到平反。一次，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恩来指示负责平反军队军以上干部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和副主任田维新派人调查杨勇和廖汉生被打倒事件。
廖汉生的子女曾于 1972 年 7 月 1 日给毛泽东写信，希望父亲能够重新工作。毛泽东当即批示道：“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毛泽东 七二年七月七日。”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廖汉生和杨勇的“解放”得以冲破重重阻力而实现。
杨勇被打倒时，林彪、江青等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事，都算到杨勇的账上。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的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指示田维新征求一下杨勇本人对结论的意见。
杨勇对此很大度，表示：“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意见。”
结论做出后，杨勇等了半年，才于 1972 年 5 月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在杨勇的结论上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你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但田维新却深知其中份量。他再次带着总政干部处的一位处长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对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把这件事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
1972 年 5 月到 6 月间，周恩来在北京主持了“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提议受林彪迫害的杨勇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表示同意。杨勇被安排到沈阳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员。杨勇的老战友对此抱不平，认为让 50 年代的大军区正职到外军区降为副职使用不公平。杨勇却并不计较这些，反而很高兴地上任了。
在新疆工作期间，杨勇为新疆做了三件大事，还拒绝了江青的拉拢。
1973 年 5 月，杨勇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前，周恩来找杨勇谈话，告诉了他中央的决定：调新疆军区担任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
6 月 3 日，中央的任职通知正式发出。杨勇只给沈阳的妻子林彬打了个电话，连衣服和行李都未带就赴新疆上任了。当时的新疆军区是个大军区，与兰州、南京、广州军区等 12 个其它大军区属平行单位。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勃列日涅夫在苏军入侵中国东北珍宝岛受挫后，把目光转向了新疆。处于国防安全的考虑，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把杨勇放到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新疆去。在同年 8 月举行的中共“十大”上，杨勇当选为中央委员。
杨勇经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认为要改变新疆的落后面貌，就必须修路，修建跨越天山的公路和南疆铁路，将北疆和南疆贯通。 7 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杨勇的汇报，批准了修筑“两路”的工程。此外，杨勇还主抓了建造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总厂的工程。这是杨勇在新疆工作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三大工程，对新疆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当 1983 年天山公路竣工通车时，杨勇却已不幸病逝，没能亲眼目睹新疆建设的这一新成就。
鉴于杨勇所处的重要位置，江青为了树立她在新疆的个人威信，对他也进行拉拢，但性情耿直的杨勇并不买她的账。 1974 年 6 月后，江青两次给杨勇寄来“绝密”信，信封的落款是“江青同志处”。信里面没有文字，只有几期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看的《国内动态清样》，而杨勇并不是政治局委员，这明显是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江青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在于试探拉拢杨勇。杨勇对秘书说：不看，给她退回去。并特别交代秘书要退到中央办公厅。“四人帮”为了刺探各地的情况，还派出了所谓的“记者”列席一些省或军区的常委会。可杨勇主持军区党委会却以“不是军区党委委员不得参加军区党委会”，抵制了 “四人帮”的阴谋。
1975 年的国庆节前夕，杨勇和妻子林彬为了让因董必武刚刚去世而陷入悲恸的 董老 夫人何莲芝散散心，就同邀了 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甘泗淇的夫人李贞四位老大姐来新疆。在疆期间，杨勇还陪同四位老大姐看了《洪湖赤卫队》和新疆自己新拍的电影《天山上的红花》。她们很高兴，跟着唱了起来。不料，新疆竟然有人为此告杨勇的状，王洪文随后派人来新疆调查她们到新疆的政治背景和活动情况。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喊着要追查后台，诬陷她们为“寡妇集团”，要查清楚。对于“四人帮”的追查，杨勇很坦然：我只不过是关心一下老同志，你江青来了，我还不欢迎呢。
四位老大姐走后，中央代表团来新疆参加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的活动。团长是杨勇的老战友陈锡联，副团长是站在江青一边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杨勇本来想同陈锡联好好谈谈，嘱咐政治地位今非昔比、已在“九大”、 “十大”担任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锡联站好队，别被江青拉了过去。林彬很担心，陈锡联虽然是杨勇的老友，但人家老陈今日已是政治局委员，提醒时不好把握分寸。但直率的杨勇坚持要做到知无不言，对老战友负责。可毛远新跟着来了，并且寸步不离陈锡联，令杨勇很恼火。
趁着毛远新到烈士陵园去祭奠其父毛泽民，杨勇才有了机会和陈锡联单独谈心。当了解到陈锡联是反对“四人帮”时，杨勇才放下心来。但由于“文革”期间政治的复杂性，陈锡联虽然与“四人帮”针锋相对，但也犯了“左”的错误。
1980 年 9 月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陈锡联与汪东兴、纪登奎、吴德四人退出了中央政治局，淡出政治舞台。
抵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南下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在 1976 年 1 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杨勇主持新疆自治区和新疆军区两个党委常委开会，决定新疆党政军举行悼念活动。但由“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治丧办不同意。杨勇不理会，和常委同志决定照常进行悼念活动。对于日益升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其它地区都已开展，但杨勇坚持新疆军区“按兵不动”。乌鲁木齐随即出现了批判杨勇的大字报，诬陷他是新疆“搞右倾翻案风的罪魁祸首”、“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
好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很快结束了。 10 月 7 日，新疆党军两个党委举行常委会，会议举行期间，陈锡联代表中央军委打来电话，要杨勇亲自接电话。陈锡联告诉杨勇：“那个'帮’的问题解决了！”解决“四人帮”后，在传达中央有关精神的两个党委常委会上，新疆一位领导同志认为，不能因为出了“四人帮”，就怀疑“文化大革命”，强调要继续深入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杨勇对此坚决反对，党委常委会内部出现重大分歧。最后，杨勇将分歧报告了中央，请中央裁决。中央的答复是“集中力量批’四人帮’”，并未提及 “批邓”。
但中央政治局内部对于邓小平的复出仍有不同意见。就在奉命即将调离新疆之前，杨勇决定到南方去一趟，一来治病疗养，一来为小平同志的复出制造舆论。杨勇是和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前总参谋长罗瑞卿一道南下的。
在广州期间，许多老同志纷纷提出希望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要求，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杨勇还通过叶选平向在中央政治局内地位举足轻重的叶帅反映了罗瑞卿和他的意见，建议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揭批“四人帮”，请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 年 2 月，杨勇回到北京，首先去西山看望了小平同志。在老首长邓政委面前，杨勇毫无拘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6 月，杨勇率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归来，在向中央和军委写的报告中，杨勇特意提到：“金主席、武振宇谈话中还关心邓小平同志何时出来工作，做什么工作。金主席说，我见过他多次，他有能力，政治上很强。”
1977 年 7 月 16 日 至 21 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决议。
1977 年 8 月 8 日 ，杨勇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工作 4 年多的新疆，调总参工作。９月起，杨勇陆续担任了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三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和列席常委，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邓小平兼任），第一副总长，主持总参的日常工作。
1982 年 9 月，在中共十二大上，杨勇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杨勇是分管军队工作的。工作更繁忙了，但他的健康状况却日益恶化。 1983 年的元旦之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到医院看望肝癌晚期的杨勇。他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自己已处于弥留之际，但杨勇还关心着胡耀邦的身体。胡耀邦已意识到杨勇的日子不多了，表示年后还要来看望他。杨勇推辞道：“你的担子很重，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目送胡耀邦离开。
1983 年 1 月 6 日 1 时 55 分 ，杨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还不到 70 岁。在解放军总医院小礼堂举行的向杨勇遗体告别仪式上，原定人数 6000 人，但前来送别的长长的队伍已经超过 1 万人。那一天，邓小平也来了。 1 月 15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了杨勇追悼会。一代名将，虽已逝去，但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文革中受刑讯最重死的最惨的大将：儒将许光达
[日期：2007-06-24]
许光达 （1908～1969）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原名许德华。湖南省长沙县人。1921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任见习排长，同年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排长、代理连长。1929年进入上海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被派往洪湖苏区从事军事斗争，任红6军参谋长，第17师政治委员、师长，红3军第8师第22团团长，第8师师长，红3军第25团团长。1931年在瓦油集战斗中负重伤，被党组织送往苏联治疗。伤愈后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举办的军事训练班学习。1934年，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命，协助苏联边防军司令部工作，前往新疆调解盛世才与马仲英的冲突。 1938 年由苏联归国，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教育长、第3分校校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防空、交通司令员，情报部第一室主任，晋绥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2旅旅长，雁门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3军军长，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学校校长，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他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党第八届中央委员。1955年 被授予大将军衔。
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
1949 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任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的许光达在兰州迎接了这一辉煌的时刻。他站在庆祝大会的主席台 上，回首往昔峥嵘岁月，不禁热泪盈眶：从浏阳河畔到黄埔军校，从洪湖苏区到陕北鹰战，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兵团司令员，今天的胜利，是经过了多 么艰苦卓绝的斗争，又是多少革命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呵！历史铭刻着他们的丰功伟绩，人民永远不会把他们忘记。
中央领导同志在一次商讨建国大事时，时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向朱德、彭德怀两位老总提出，要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在当时，发展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主要方向，许光达是从苏联学成回国的，是适合的入选。但是，老总们有自己的想法：军队要 现代化、正规化，更需要有专长的军事人才。周恩来问许光达：“你的意见呢？”许光达朝着总理立正回答说：“报告总理，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 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一些。”谈论间，毛泽东走了进来，问起他们正在谈论的事，笑着说：“你们都在争许光达啊！我倒是同意老总们的意见，还是留在 军队里好。”
1950年5月14日，毛泽东把许光达从兰州召来北京，亲自委派他开始 筹建我军历史上的现代化新兵种——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一个月后，毛 泽东主席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这就为装甲兵的 组建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迅速地建立起机械化部队，适应形势，准备打仗。彭总对许光达交代完任务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过去用的土枪土炮， 该进博物馆了！我们现在要搞飞机、搞军舰、搞坦克、搞核武器，要实现国防现代化。你先带个头，把装甲兵搞起来，为军队现代化闯一闯路子。”许 光达说：“党把装甲兵部队交给我来组建，请老总们放心，我不会辜负党的信任，我这后半生就交给装甲兵了。”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许光达从第一 野战军的第2兵团调来了22人，组成了装甲兵筹备小组，住进了北京前门外的一个小旅店——香村饭店，紧张地干了起来。
1950 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我军 的一个崭新的技术兵种——装甲兵诞生了。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难就难在一切从零开始。许多事情都要身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许光达亲自筹 划，从他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坦克，就连回到家里说话也离不开坦克。他不止一次地对同志们说：“我们要树立终身为装甲兵建设服务的思想，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给装甲兵事业。”经过短短的4个月时间，在全国各地区建立了坦克师、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以及坦克编练基地、导机关，使装甲兵形成了一个网络系统。
随着朝鲜战争的日益升级，给刚刚诞生的人民装甲兵部队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大敌当前，我们怎么办？整个装甲兵部队从上到下，请战书 像雪片般飞到装甲兵机关，飞到许光达手中，要求奔赴抗美援朝第一线。许光达又何尝不想把装甲兵部队拉到朝鲜去，狠狠打击美国侵略者？但是，部 队刚刚组建，装备简陋、技术薄弱，苏联援助的一批坦克，请苏联专家帮助训练指战员要一年的时间。为此召开了两次教育训练会议，专题研究部队的训练问题，经过具体分析，制订办法，装甲兵党委作出决定：要求部队在3 个月内迅速掌握基本技术，随时准备人朝参战。要在3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一 年的训练任务，谈何容易，许光达率领机关参谋人员深入到基层部队蹲点，帮助部队制订科学的训练计划，改革训练方法，突出重点、难点，提高训练质量，装甲兵成立后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派出 1个团去了朝鲜。许光达不仅政治上成熟，理论上也有相当高的造诣。他站得高，看得远，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清醒的分析，有科学的预见。
早在 1938 年，他在延安发表的《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一文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 “战术则是由班到师的战斗方法，决定战术的因素是人、技术、地形、季候、 时间的配合。”他把人的作用摆在了首要的位置，这正是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而在《军队的组织问题》一文中，他就军队的性质、作用， 军队的产生和消亡等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并就我军的组织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对我军的组织建设是很有价值的。为此，这两篇文章，1948年被林彪 作为重要参考著作编入东北军区印发的《军事参考资料选集》。1939年，二战爆发，德军以闪击战术横扫西欧14国，并突然进攻苏联占领大片领土，使 全世界为之震惊。一些人认为闪击战所向披靡，是最新的作战方法。然而就在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后的第39天，即1939年7月31日，许光达就在 《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闪击战的历史命运》一文，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苏、德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力量对比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指出：闪击战不是什么最新的作战方法，而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发展的高峰， “德国的闪击战如果遇到了另一种最新型的、代表人类正义进行战争的、有 同等装备和技术，甚至超过它的军队，闪击战就会遭受悲惨的破产，在那里进入坟墓。”“……闪击战为什么在苏德战争中这样不行呢？原因就是上面 所说的，它不能对付新型的军队，不能对付正义的战争。这种军事思想，比起新型军队的军事思想要落后的太多了。因此，结论只有一个，希特勒的闪 击战在苏德战争中必然覆灭。”果不出许光达所料，5个月后，苏联红军就对德军发起了反攻，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战争的进展，证明了许光 达的远见卓识。
许光达从他接手组建装甲兵的那一刻起，对装甲兵的建军方向就非常明 确，他常讲：“我们大家都来自步兵，是步兵的优秀指战员，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战术技能，而缺的是文化和技术，缺少这两条，就不能使手中的武器 发挥应有的作用，那就不能称之为中国的装甲部队了。”“装甲兵在现代陆军中，除了它的专业技术外，按发展趋势来看，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特种兵 种了，它本身就是诸兵种合成的军队，更不用说今后整个陆军都将要实现装甲坦克化、机械化、摩托化了。”1951年11月15日，许光达在装甲兵集训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战车部队是技术兵种，不能掌握技术就没有战车部队。” “……技术建设在装甲部队建设中占着头等重要地位。这个问题，开始建军时我们就提出： '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两年多来的实践完全证明了 这个提法是正确的。”
为了督促检查部队的学习情况，许光达和苏联顾问专程来到了徐州的坦 克部队。有一天，他和苏联顾问亲临训练场，考核团以上干部的想定作业。来自淮海战场上的全国特级战斗英雄、现任坦克团团长赵明奎，在想定作业 时，由于文化低，众多的符号记不清楚，而他又童心未泯，把坦克行军的符号画成一些小王八。当苏联顾问走到赵明奎跟前时，怎么也看不懂这些符号， 问翻译：“这是什么符号？”
俄语翻译也搞不清这是些什么符号，说：“这象一群爬行动物。”周围的人哄堂大笑起来。
许光达又好气又好笑，他太了解赵明奎了，这个在淮海战场上用迫击炮 抛射炸药包的功臣，在一只眼睛被打瞎的情况下，仍然完成了任务，成为全国的特级战斗英雄。这个连死都不怕的汉子，却在文化低的困难面前受到难 堪。许司令员严肃地批评了他，同时又送他去学习文化，迎头赶上。
为了培养和造就更多更好的装甲部队需要的人材，经中央决定，许光达 开始筹建坦克学院、学校。他亲自担任院长、校长，经常深入课堂和教练场，参与制订和修改教学大纲，一有时间还亲自给学员上战术课。年过半百的装 甲兵司令员，再次登上战车参加训练，掀起了坦克部队官兵学习技术的热潮，为全军大比武的训练高潮拉开了序幕。
许光达重视技术工作，但他对政治工作同样是重视的，他不偏激，更不 会让政治和技术对立。他一向主张政治工作是部队的生命线，“只有政治觉 悟加技术才能无敌于天下。”
1965年7月，许光达接到一份事故通报：坦克第2师工兵营第 1连班长 王杰奉命在江苏邱县张楼乡执行训练民兵任务，在炸药意外爆炸的紧急时 刻，他毅然扑向炸点，用身体掩护了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通报认为 这是一起由于技术原因造成的重大事故。
许光达看完事故通报，提出了质疑：如果说单是技术原因，那么在炸药意外爆炸时，王杰为什么不躲开？为什么要扑向炸点掩护别人呢？这固然是一起事故，但在事故的后面是否有更积极的因素在起作用呢？即人的思想觉悟和献身精神。接着他又收到好几封由王杰掩护过的民兵、人武干部和张楼 乡党委写来的信，称赞王杰的举动是舍己救人，要求表彰王杰。这就越发使许光达觉得有必要把这个事故搞清楚。为此，他向总政治部萧华主任作了报 告，组织专人进行调查。不久，《解放军报》发表了王杰的英雄事迹，号召全军向王杰同志学习。周恩来、朱德、许光达先后为王杰题了词，国防部授 予王杰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的荣誉称号，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毛泽东主席根据王杰的英雄事迹，对“两不怕”精神给予充分肯定：“我 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就这样，许光达慧眼识英雄，为一个险些被责任事故埋没的英雄，恢复 了他本来的面貌。王杰精神曾经激励过一代人、而且必定会激励下一代人去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搞现代化的装甲兵，首先要有装备。他那“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 的观点中，当然包含了坦克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如果不能生产出性能先进的坦克，装甲兵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1959年，中苏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苏联撤走了专家，技术和原材料被全部封锁了，国家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而恰恰在此时，我国第一台五九式主战坦克却诞生了。多少年来， 人们对许光达的这一远见卓识深深敬佩。工人们为了表达对装甲兵司令员的敬仰之心，特意制做了一台国产坦克的模型，装在玻璃罩子里送给了许光达，被许光达放在书房里。凡是进过许光达书房的人都知道，这位将军的书房里，没有什么古玩、古画之类的装饰物，在对着他办公桌的一排书架上，除了整 齐码放的各种书籍外，就数这台坦克模型最为显眼，它伴随将军走完人生的旅途，它寄托了将军后半生的理想，更凝结着将军为装甲兵事业披肝沥胆的 耿耿忠心。
80年代中期，当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权威人士在审定许光 达的有关条目时，非常赞赏他提出的“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在我国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就是许光达，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 度，正确地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科学地表述了政治与技术、精神与物质、人与武器装备之间的关系，是有远见卓识的，不愧 为一代儒将。
高风亮节
195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它标志着我军的现代化建设跨入了新的里程。在国防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许光达知道了自己将要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心中深感不安，他对家人说道：“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多 少和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柳克明（直苟）、段德昌、周逸群、孙一中、李剑如……以及那更多叫不出姓名的年轻的战士，把他们满腔的热血洒在了神圣的国土上，我这顶 '乌纱帽’，是建立在我的多少战友、下级流血牺牲基础之上的，他们长眠在我们一起战斗过的地方，我这个幸存者今天得到了 很高的荣誉， '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几经思考，他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 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 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 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 这是一面明镜，党人自身的明镜。”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 泽东高扬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声音宏亮地对他面前的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军委领导人说。这里是中央军委会议室。毛泽东越说越激动，他大步 走到窗下，双手用力一推，两扇窗户洞开，说道：“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毛主席、中央军委没有批准许光达的申请，最后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 1963年夏天，许光达住进解放军总医院查体，医生拟为他的砂眼进行手 术治疗。这对一般人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手术，但要对大将的眼睛动手术，就非同一般了。医院经过研究决定由该院眼科主任、一级教授张福星亲自动 手。
张福星教授当时已经60多岁，解放前在上海开过眼科诊所，有不少亲属 家居国外，解放后受聘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职，后来被调入解放军总医院工作。
在给许光达眼睛做手术时，尽管他很小心，但还是碰伤了角膜，眼睛顿 时红肿起来。这事惊动了中央保健局，在那时时事事都被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时代，这事非同小可，为此有三条指示：一、追查责任；二、许光达立即转到北京医院治疗；三、写出事故报告。许光达回答中央保健局也提出三条意见：一、不转院，仍住解放军总医 院；二、请张福星教授继续治疗；三、不要追查责任。
出了事故，张教授的思想压力很重。许光达请张教授在其女儿的陪同下 来到家里，细心体贴地安慰一番，还叫大师傅专门加两个菜，留张教授父女 二人在家便餐，当晚仍回到解放军总医院，请张教授继续治疗。
许光达眼睛红肿，疼痛厉害，睡不着觉，可他又不愿深更半夜打搅医生 和护士，忍着痛在室内来回踱步。当值班护士半夜查房，推开房门看到许光 达手捂着痛眼在室内不停地走来走去的情景时，哽咽着叫道：“首长，您怎 么……”
在张教授的精心医治下，许光达的眼睛终于治好了。他对有关人员说： “你们这些人就喜欢大惊小怪，没有必要嘛！医院的专家们为我们治病是尽了他们的全力的，政治上要对他们绝对信任才行，有这样或那样的疏忽是难 免的，何况专家们年纪又那么大了，怎么能怪他们呢？如果你们保卫部门一插手，问题就复杂了，以后人家还怎么工作？”
1960年冬季，北京出现了历年来少有的严寒，共和国主席、总理的饭桌 上已经见不到肉食，连年的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使全国陷入了空前的粮荒。 这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个年头。
实在捱不过饥饿，装甲兵机关好多干部的亲属就从四面八方涌进北京， 在装甲兵司令部大院里长吃长住起来。当时，军队的条件稍好一点，虽说官兵们也需要时时勒紧自己的裤带，但毕竟每天多少总有一份口粮供应。于是， 平日里严肃静谧的机关大院陡然变得热闹非凡，到处都是不穿军装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陌生面孔。为了不使这种现象持续下去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 在许光达的主持下，装甲兵党委作出决定：困难时期，机关于部应尽力做好工作，不要让亲属来京长吃长住；已经来了的，要动员其尽快回去。以后， 凡来队探亲的干部亲属，只允许在大院住三天。
听起来这决议有点严肃得不近人情。但值此困难之际，如果所有的军属 们都涌到军营来长吃长住，且不说给军队带来多少负担，光是在人民大众的 心目中，就会给军队的形象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失呵！
决议公布后不久，好像是故意要将许光达一军似的，他的四哥许德富和 六弟许德强到了北京。面对饿得皮包骨头的兄弟，特别是当年不远千里，从湖南长沙跑到河北清河报信，使自己逃脱国民党追捕的四哥，许光达只是倾 其所有——让炊事员把作为特殊营养品配给自己的3斤黄豆全部拿出，让兄弟们吃了几顿“饱饭”，留住了3天，便让二人带上家里仅存的50斤全国通 用粮票，买了两张到长沙的硬座火车票，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两天后，保卫部门向许光达报告，接安阳公安局电话，许德强在安阳车 站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许德强被接回北京，从北京站一下车，就被直接送到解放军总医院进行抢救。许光达夫妇到医院来看许德强，他艰难地睁开 双眼，已经不能说话，在当晚就死去了。医院征得许光达的同意，对许德强进行了尸体解剖，发现许德强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只是胃已完全萎缩， 医生说这是长期挨饿造成的。许德强是饿死的。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时间，风云突变，乾坤震荡， 全国上下全都卷进了这场政治漩涡之中。
许光达刚直不阿，曾不止一次地触犯过林彪、江青一伙。他的“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的论点，被当作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罪证”。 1964 年春天，林彪在空军召开打扫卫生现场会，要司令员亲自带队参加。许光达悖逆其意，厌烦地说：“我们部队准备大比武，训练这么紧张，要我动员大家一天到晚去抠暖气片缝，我不干。”这话很快就传到了林彪的耳朵里。江 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叶群的《广州部队某部蹲点调查报告》，许光达都认为是小题大作，作风不正。自然就借口逃会，贯彻不力，当然，这就又成了许光达的一个罪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光达是林彪处心积虎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政敌——贺龙元帅的老部下。拉不过来就打倒，这是林彪 惯用的手法，于是就有了贺龙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兵变总参谋长” 的罪名，1967年1月16日，许光达被非法关押，受尽摧残折磨，直至悲惨地死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造反派”要给装甲兵党委的一位领导干 部戴高帽子，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要开批斗会。作为党委书记的许光达，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很快就与群众达成共识：会可以开，有意见也可以提，但要注意大的方面，我们是军队，有组织原则，有保密规定，不要戴高帽子，不要挂牌子。
当会议开到一半时，突然从主席台的两侧走出几个手拿纸糊高帽子的“造反派”，朝着那位领导干部走去。许光达当即制止。“造反派”推开他：“这 不关你的事，你别管！”
台下的群众也都激动起来，两派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
许光达站起来，气愤地说：“你们不守信用！你们都是军人，怎么能这 么无组织无纪律？要戴高帽子，先给我这个党委书记戴。”
许光达发现纸糊的高帽子里面装满了铁蒺藜，一旦戴到头上，后果不堪设想。他上去抢高帽子，心脏病突发，倒在台上，当即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抢救。
1967 年1月16日下午，许光达从医院回到装甲兵司令部，主持党委一个重要会议。会后回家吃晚饭。那天是星期日，儿子和儿子的未婚妻都在家，按照他的老习惯，经常要在吃饭时和孩子们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一个时期以来，作为中央委员的他，很难看到中央文件了，中央的重要指示往往是通过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讲话透露出来，而这些讲话，又首先会出现在首都红卫兵的大字报上。作为一个军队的高级指挥员，要从孩子们抄录的大字报 上去找寻最新动态，做为参考来领导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可悲又可笑的事呵。
饭后，许光达站在门口等车准备回医院去。突然，跑来几十个“造反派”，把住房团团围住，连推带揉地带走了许光达，紧接着在生活秘书的带领下抄了家，他们翻箱倒柜，说是要找什么“二月兵变”的黑名单，结果一无所获。这伙人并不甘心，临走时他们拿走了许光达在20多年前从侵华日军手中缴获的一面日本国旗，作为他“叛国投敌”的“罪证”；还把不久前他作为军事代表团团长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同恩维尔·霍查的合影照片，作为他充当“苏修特务”的“罪证”带去了。
在办公楼里，几个小时前作为党委书记、司令员的徐光达大将还在主持 会议，转眼间却变成了“造反派”的阶下囚，被迫交待“问题”。
“老实交待你企图搞二月兵变、篡军反党的罪行！”
“老实交待你搞政变准备当总参谋长的阴谋！”
许光达扫视一下会场，平静地说：“你们说盼'二月兵变’，我不清楚。” 许光达出口的第一句话使“造反派”大失所望，会场上立即响起了震耳 欲聋的口号声：“打倒许光达！”“许光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主持会议的人示意大家静一静，让许光达继续回答问题。
“谁都知道，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 我跟贺龙搞兵变，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这种赔本的买卖 我不干。”
会场上有人笑了，也有人大叫大嚷起来，又乱成了一团。主持人无法平 息会场的混乱，更无法使许光达就范，反而被徐克达的反讥“将”了一军，只好宣布暂时休会。批斗以后，身为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 中共中央委员、大将的许光达，就被“造反派”非法关押了起来。
为了迫使许光达就范，专案组找来两名1.8米以上的打手，专司拳打脚 踢、坐“喷气式”之职，在严刑拷打和连续不断的批斗下，许光达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专案组不但不给治疗，反而提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不 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战斗任务”；“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要敢于刺刀见红”。
“在一年多的批斗、审讯中，经常罚站、弯腰、请罪，多次搞“车轮战”， 其中一次长达三天三夜。还多次把许光达同志搞到外单位去游斗。许光达同 志被整得昏厥过去，经医生抢救后继续审讯。专案人员都曼林、党志壁打在许光达的脸上、腰上，打得许光达口流鲜 血。
关押期间，降低伙食，室内空气污浊，夜里开大灯泡睡觉。1968年11月中旬，许光达同志咳嗽严重，出现痰中带血、吐血等症状。专案组人员频繁审讯和逼写材料。从11月中旬到住院，两个月中，共审讯七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五次。专案组不顾许光达病重，把病房当牢房，加紧审讯和逼写材料。据记载， 第一次住院七十八天，被审讯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次。出院后二十一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第二次住院，已是生命垂危，仍有审讯活动，直到逝世前三天，还被迫请罪。”——摘自1978年7月6日装甲兵党委向中央军委并总政治部写的《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
1969年6月3日晚，许光达惨死在医院厕所的马桶上，没有任何医生、 护士在场，更没有亲属在身边，死亡原因，至今不明。6月4日，专案组不 准家属参加，强行将遗体火化。
这样一位久经沙场，为共和国披肝沥胆，立下汗马功劳的赫赫名将，没 有倒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政治屠刀下。 家属在清理他的遗物中，发现在《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他用刚劲的笔法 写道：
百战沙场驱虎豹，
万苦千辛胆未寒。
只为人民谋解放，
粉身碎骨若等闲。
这是他在被连续审讯三天三夜，心脏病发作被抢救过来后，挥笔写下的， 不幸成为绝笔。它不仅是许光达一生追求真理、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的写照，也是他同林彪、“四人帮”坚决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气节的绝唱。 这是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一代名将发自肺腑的声音，感人之深，惊 天地、泣鬼神。
中华五千年历史，出现过三个黄金时代：春秋战国、唐贞观之治和康（熙） 乾 （隆）盛世。历史的车轮滚到20世纪20年代，自从成立了党，炎黄子孙进入了第四个鼎盛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血 雨腥风，从500万的人民军队中筛选出十位元帅、十位大将，许光达做为这二十位将帅之一，既不同于岳飞、洪秀全，也不同于黄兴、蔡锷，他是在党哺育下成长起来叱咤风云的新一代将领。他的43年革命历程，波澜壮阔，有声有色。他的政治胸怀，他的军事理论建树，他的指挥才能，他的高尚情操，如江河行地，如日月经天，名垂千古！
邱会作浮沉录：廉洁的红军后勤到“总后一霸”
2007年03月21日 人民网
邱会作出身贫苦，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受到党的培养和重用，当过高官，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有功劳，但是，他却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林彪，最终走上了犯罪之路。
搞后勤的好手，受到林彪重用
1914年4月15日，邱会作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邱会作参加了红军。这一年，他仅15岁。
1930 年，邱会作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邱会作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中的党组织很快就发现了邱会作的宣传才干，也注意在这方面培养他。红军每到一地，都让邱会作担任宣传工作，邱会作在工作中也干得很认真，组织能力也有所提高。搞墙报，写标语，编快板，演活报剧，唱歌，每一样他都能组织得起来，而且自己带头干。1931年7月，组织上让他担任了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队长。
邱会作还有两个长处，一是脑子好使，计算能力很强。邱会作从小没有多少文化，但当上红军后，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在计算和记数字方面，尤其表现出一定的才干。不论什么数字，他只要听一遍，就能记得住，他还能准确地分析、判断数字之间的数量关系。二是管理物品的能力很强。凡是经他手管理的物品，他都搞得井井有条，丝毫不差。对物品的调配、使用，他也心中有数，从不乱套。因此，他被调到军委总供给部工作，先后任军委总供给部统计员、政治指导员。
邱会作调到军委机关后，职务有过变化，但是，不论是担任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担任中央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还是后来担任西北供给部粮秣处处长，他都是干后勤这一行，并且干得都很好。在长征中，邱会作仍然做后勤工作。红军长途行军中的物资供应，困难就更大了。不用说更多的方面，仅每天要解决行军打仗的红军战士的鞋子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同时，还要解决数万红军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红军的武器弹药的供应就更困难了，几乎百分之百都要从敌人手里缴获。对这些问题，邱会作都与红军中搞后勤供应工作的领导一起，想尽种种办法，加以解决。他们还找到了许多代用办法。例如，以能找到的各种野菜、野果代粮食，动员红军战士自己动手打草鞋。红军过草地前，邱会作等后勤干部，搞到了一些青稞，给战士们带上，尽管数量很少，行军中，战士们还要靠吃野菜，甚至吃牛皮带、杀战马来生存，但发下来的青稞，还是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年，邱会作在做军队后勤工作时，有一个特点：凡事，他都按规定办理，从不讲人情。他自己也很廉洁，从不多吃一点粮食，不多占公家一分钱。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邱会作仍然做军队的后勤工作。1937年7月，他担任过中央军委供给部副部长。
1940 年，为了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调邱会作到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担任主任，兼任新四军第六支队供给部政治委员。1941年1月，任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43年，邱会作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邱会作是中共七大代表之一。这一年，他刚刚31岁。
1946年，中央调邱会作担任军调处北平执行部秘书人事组组长。后又派邱会作到热辽军区去出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热河第二十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央派邱会作到东北工作。
邱会作到东北不久，即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再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八纵队副政委(不久后任政委)。当时我军的纵队，相当于军一级。八纵政委，实际上就是军政委。东北民主联军一开始只有六个纵队，后来，仗打得很顺利，进一步征兵，扩大队伍，又增加了几个纵队。八纵就是新增加的纵队之一。
八纵是1947年八九月间编成的。编成后不久，即在当年的9月上旬，投入战斗，与第九纵队一起，在锦西以西的杨家杖子歼灭敌军三个师大部，共1.5万多人。紧接着，八纵与九纵一起于9月底，在北宁路锦榆段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战，攻克敌据点十余个。10月，八纵与七纵、九纵一起，又向北宁路沿线积极出击，全歼敌暂编第五十师两个团，解放黑山县，攻克阜新。八纵还单独包围了义县，迫使华北援敌改变了方向。
在辽沈战役期间，八纵是攻打锦州之敌的五个纵队之一，在攻锦战斗中，在解放沈阳战役中，八纵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8年11月，解放军实行统一编制，东北野战军八纵改编为第四十五军，邱会作担任四十五军政委。四十五军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南下作战，先后参加了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和广西剿匪，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战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邱会作仍然在部队中工作，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桂东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党委副书记。1955年，邱会作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邱会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 1962年，任国防工办副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军队一个方面领导人的邱会作也受到了冲击。邱会作写信向林彪求救。林彪看到信后，知道邱会作处境困难时，立即表态：“邱会作是左派，不能打倒。”林彪还派叶群调动部分警卫人员，冲进批斗会场，把邱会作救出来，由几个人保护着，坐上小车，快速驶出北京，藏在西山一座别墅里，还让那里的工作人员严格保密。邱会作在别墅里过上了有服务员照顾的生活。林彪还派人把邱会作的妻子胡敏接到这个别墅来，陪同邱会作。不久，经林彪提名，邱会作参与领导军队的“文革”工作。邱会作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升了官。这件事，使邱会作对林彪感激不尽。
为林彪效命，成了总后一霸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野心膨胀，他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然后，篡夺党、国家、军队中更多的权力。为此，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陷害一批他认为对他篡权有威胁的人。而邱会作则紧跟林彪，林彪授意他陷害谁，他就陷害谁。
本来，邱会作对朱德是很尊敬的。但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诬陷朱德，打倒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好便于他们搞“上层、中层、下层全面夺权”。林彪有此意图，邱会作就当起了诬陷朱德的“先锋”。1968年底，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三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诬陷朱德说：他(指朱德)“从井冈山开始就反对毛主席”，“他那个'总司令’一天也没有'总’过”。他还说，朱德“野心很大，想当领袖”。邱会作的这个讲话，经他的秘书整理出一份记录稿，送给邱会作。邱会作在这份材料上批示：“此件已阅，可以印发。要用机密件发，并要编号，不能失掉。”此件下发后，影响极坏。
林彪要 “抓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诬陷徐向前，邱会作就当起了诬陷徐向前的“先锋”。1967年6月，邱会作指使总后勤部“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等人编写诬陷徐向前的材料。当年7月，他们又盗用群众的名义，印发传单，诬陷徐向前是“埋在党内军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在传单上煽动“打倒徐向前！”“打倒拿枪的刘邓！”经邱会作布置，总后勤部编写了一份《徐向前对抗毛主席、对抗林副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小组的罪行必须清算》的传单，在全军散发，使那些要打倒徐向前的造反派手里有了“炮弹”，一时间形成了一股诬陷徐向前的恶浪，影响极坏。
林彪历来对总政治部有成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要从根本上搞垮总政治部，并于1967年7月25日公开提出“彻底砸烂总政治部阎王殿”的口号。林彪此话一出，邱会作立即紧跟。邱会作利用其副总参谋长和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身份，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的干部中，大肆宣传说：“总政治部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差不多，有生杀予夺之权”，总政治部“在全军很臭”，总政治部是总后勤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的领导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大小阎王”，并且把诬陷材料送给了叶群，由叶群送给林彪，向林彪“邀功”。林彪看了这份诬陷材料后，很高兴，对邱会作的行动表示肯定，还授意邱会作继续大干。邱会作即在总后勤部成立了“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他利用这个小组，非法批斗总政治部各级领导干部59人。他们还编写了16 万字的材料，材料的主要内容则是诬陷总政治部的，材料中诬陷总政治部领导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份材料印了一万多册，向军队后勤部门散发，煽动军队干部“砸烂总政”。
邱会作为林彪效命，不光表现在政治上紧跟林彪，还表现在为林彪的“家事”“操心”上。林彪的子女大了，叶群有意要给他们找个好对象，向邱会作表示了这个意思。邱会作立即行动起来。邱会作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亲自出面去给林彪子女选对象，亲自找人谈话，并让他的老婆出面找人谈话，还动用大量军队组织干部，内查外调，动用大量地方和军队的人员、物资、交通工具，跑了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看了上万人。
“ 文化大革命”初，林彪定了一个调子：“要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要打倒一批、罢免一批、杀掉一批”。邱会作对林彪的指示，加紧落实。为了落实林彪指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总后勤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冲击，总后勤部18个军以上的政治部被砸烂了17个，大部分政治工作干部被罢了官。
邱会作对总后勤部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陷害。邱会作把迫害的矛头指向了原总后勤部政委李聚奎，总后勤部副部长饶正锡、汤平，副政委李耀文、彭嘉庆，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给他们扣上了“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牛鬼蛇神”、“里通外国分子”等罪名，对他们进行逮捕、刑讯逼供，实施迫害，汤平、傅连暲被迫害致死。
邱会作迫害傅连暲，尤其表现出他的毒辣。傅连暲本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红军医生，在延安时期，是外国记者笔下的红军的优秀医生，是陈云亲自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好同志，建国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但建国后，傅连暲与林彪发生了矛盾，原因是傅连暲曾经说过：林彪娇生惯养。林彪听到此言，气坏了，从此与傅连暲结了仇。“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指使邱会作诬陷傅连暲。邱会作就立即行动。1966年的八九月间，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会上多次说：“傅连暲是个大毒蛇，他放过毒”，“他反对过林副主席”。“我们一定要火烧傅连暲”，要由卫生部组织火烧，“一定要烧透，卫生部不烧，就没有党性”。当毛泽东得知傅连暲被斗后，曾指示，对傅连暲“应予以保护”。可是，邱会作却依仗有林彪的支持，根本不听毛泽东的话，仍然由总后勤部成立了傅连暲的专案组，将傅连暲逮捕下狱。傅连暲在狱中，仅仅15天就被迫害致死。死后，被送到北京东郊火葬场火化，只有一张序号为001435号的火葬证，没有住址、年龄、死亡原因，连姓名都没有，死亡时双手还戴着手铐。傅连暲死后，邱会作仍然不放过他，还指使人搞了一份傅连暲的“罪行”材料存档，其目的：一是为了把所谓“傅连暲案”搞成“铁案”，掩盖自己的罪行；二是想继续陷害傅连暲，让傅连暲“ 永世不得翻身”。
邱会作在总后勤部迫害干部的范围是很广的。他不仅对总后勤部领导干部进行诬陷，还对总后勤部二级部以下干部进行迫害。被迫害的干部有：政治部主任卢南樵、副主任张敏生、新斧，军需部副部长赵宗一，财务部副部长宋西侯，卫生部部长张汝光等。邱会作成了总后一霸。
当上政治局委员，死心塌地跟林彪
早在1968年中央准备召开九大之前，林彪就酝酿把他的几个亲信拉到中央政治局中去，当政治局委员。林彪初步拟订进政治局的亲信，原来不止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还想把这五个人之外的一些人拉进政治局。为此，林彪曾经正式向毛泽东提议、推荐了一些人，还同参与筹备九大的康生谈过。但是，由于江青集团的反对，毛泽东也开始犹豫了。后来，林彪推荐的人中，有些人未能进入政治局。在权衡人选时，林彪还是把邱会作保留下来，决定让他作为进政治局的人选之一。
为此，邱会作对林彪十分感激。在九大召开之前，林彪一伙为了报复江青等人，由黄永胜出面，串联军队一些代表，不投江青等人的票。结果，九大正式召开后实行选举时，果然有一些军队代表不投江青等人的票，在选举后计票时，搞得江青等人很尴尬。康生也发了火，扬言要派人查对，到底是谁没有投江青等人的票。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制止了查票行为，这件事算是压了下去。在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邱会作顺利地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当年，在林彪手下的几个人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个人，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要先请示叶群，向叶群汇报，然后由叶群根据情况，向林彪汇报。邱会作也不例外，他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要经过叶群，然后经叶群向林彪谈。邱会作也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但在军委办事组，邱会作一切都要听叶群的。军委办事组开会，都是先听叶群讲，然后再由他们讨论落实的问题。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也发现了这一不正常情况，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们四个人都要经过叶群？
在庐山会议上，邱会作在西北组会议上发言，根据林彪的讲话精神，支持要设国家主席，鼓吹“天才论”。邱会作在小组会上，还手拿陈伯达搞的“国家主席”宪法条文和“论天才”的语录，振振有词地说：设国家主席、承认天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谁反对这两点，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邱会作还攻击那些不赞成设国家主席，反对“天才论”的人，是“反对毛主席”。他说：“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邱会作的发言，在西北组造成了恶劣影响，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便十分气愤，也纷纷发言，予以谴责。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林彪一伙的阴谋，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林彪等人掀起的恶浪被止住了。
到此时，邱会作已经明白了毛泽东与林彪的意见分歧，也知道了庐山上这件事情的分量。但他认定要紧跟林彪了，也就很不在乎毛泽东的话。九届二中全会开会时，邱会作在庐山仙人洞和林彪、叶群、林立果、李作鹏合影；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林彪又与他的亲信在一起合影。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在一张历史照片上看到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合影的情形。邱会作坐在林彪的左手，与黄永胜紧靠在一起，在这个照片上，邱会作笑眯眯的，表现出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让包括邱会作在内的在庐山上起哄的人写检查。邱会作不得不写出检讨书上交毛泽东。邱会作写的检讨书，秉承林彪关于“都往陈伯达身上推，就说是上了陈伯达的当”的旨意，写得很不真实。尽管如此，毛泽东为了争取、团结他们，也没有过分追究邱会作等人的责任。
但是，林彪一伙一方面在他们控制的单位和地方，拒不传达庐山会议情况，另一方面，用假检讨书欺骗毛泽东，而林彪自己则一句检讨的话也不说，并且用种种行动对抗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到南方去看一看，一方面做南方数省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工作；另一方面，了解林彪一伙的情况。毛泽东南下，巡视大江南北，在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把林彪等人在庐山上的事情提到了“三要三不要”的高度，并且说了很重的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庐山会议上的那场斗争提到了“大的路线斗争”的高度。
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发表这些谈话时，邱会作正在北京。他从李作鹏、黄永胜那里，得知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
“ 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对包括邱会作在内的林彪死党，实行隔离审查。邱会作也知道了林彪出逃并自我爆炸的消息，他有一种恐惧感，因为他知道，成为林彪死党后，与林彪一起干了很多坏事，中央肯定要追究林彪的同伙，自己在劫难逃。于是，他开始销毁林彪、叶群与他来往的信件、材料，同时，把自己记的林彪谈话的笔记本，他与林彪等人在一起的照片等，也加以销毁。邱会作尽可能地毁灭罪证，剩下的只有听天由命了。
但是，邱会作对于林彪在北戴河的决定，不知道，也很不理解。当中央把林彪死党于新野等乘直升机外逃迫降，从直升机上查获的林彪手令、林彪给黄永胜的信等材料，给邱会作看时，邱会作十分吃惊，一言不发。
1971 年9月24日，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经毛泽东同意，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此时，邱会作实际上已经被关了起来。1973年8月，中央决定，开除邱会作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被公审时态度较好，过上了安静的晚年生活
按照中央的精神，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公审。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邱会作出庭受审。邱会作在受审时，态度是比较好的。
法庭在审讯邱会作时，邱会作曾当众向被他迫害致死的总后勤部副部长汤平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
汤平在红军时期工作在红三军团，与彭德怀、黄克诚等同志有工作联系。1959年，汤平回老家接老人来北京。回来后向黄克诚汇报工作时，顺便谈了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这件事让邱会作抓住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硬说汤平是回农村搜集情况，作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向毛主席发难的“炮弹”。他还四次就此事给叶群写信报告。邱会作还对汤平非法立案、关押，使汤平含冤而死。1981年，在审判邱会作的法庭上，汤平的妻子刘伯音在出庭作证时，流着泪，讲述了汤平被邱会作迫害致死的事情经过，悲愤得泣不成声。邱会作当庭对这个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还良心发现，当庭向汤平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
邱会作对法庭指控的他的罪行，都予以承认。在法官询问时，他多次表示：指控他的罪行，“都是事实”。“是我的罪行，我完全应当认罪。”“没有什么可说的，完全认罪。”
邱会作还写了一个《认罪书》。在法庭让他行使最后陈述权时，邱会作当庭宣读了他的《认罪书》。邱会作
在《认罪书》中写道：“我对自己的罪行，完全认罪，永远认罪！”“特别法庭即将对我的罪作出判决，我完全服从，并且要努力做到自觉地认罪服法，保证不再犯法。”“我犯下的罪行是历史事实，改变不了的，但人是可以改造的。我决心接受改造。”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对邱会作进行了宣判，确认邱会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邱会作被判刑后，中央领导人提出的对待那些历史上有战功的人的方针是：要照顾。因此，邱会作在监狱中待遇较好。
不久，他就被批准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期间，中央对他的生活给予了妥善安排，给他安排了单独的房子居住。他的家人可以和他一起生活。到1987年，邱会作的刑期就服满了。出狱后，他生活过得平淡、安宁。
邱会作在战争年代就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对生活方面要求不高，一日三餐，只吃普通饭菜，很少用补养品。穿衣也很朴素，经常穿过去的旧衣服，不让家人给他增添新衣服，他常说：衣服只要能穿暖就行。邱会作有几十年的军旅生涯，长期以来，他养成了注意军人仪表的习惯，平时总是军装整齐，风纪扣紧扣，军帽端正。晚年的邱会作，仍然保持了这一风格。他虽然不再穿军装而是穿普通衣服了，但他仍然衣着整齐，干净利落，戴帽子仍然十分端正。走起路来，还是身板挺拔。由于他的心态比较好，心胸开阔，因此，他的身体与同被公审的其他人相比，算是好的。2002年，邱会作在北京逝世。（党史博览）
文革中升官的“小谢”
丁抒
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众多“被毛腐化的女孩”时，写了这么一段：
大部份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势，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著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益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系”是这些未受教育、前途黯淡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后，个个变得骄纵，仗势凌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系而向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１）
其实，在众多毛宠幸过的女人中，真正成功地向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小谢”：谢静宜。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隐去了她的名字，但在英国广播电台的访问谈话中透露，谢是毛的女人之一。
原先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
从照片上看，年轻时的谢静宜不仅漂亮，可能也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她是山东青岛人，初中文化程度。一九五三年，她从吉林中央军委长春机要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中南海，在中央机要局工作。被江青要去搞资料。一九五九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机要员，工作是接发电报、接听记录保密电话。
早在文革之前，她就在中央办公厅为毛举办的舞会上被毛选中，据李志绥透露，“毛同她很好”。（２）
但直到文革她才等到往上爬、出名的机会。一九六七年七、八月，毛说要南下去长江游泳，指名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陪同前行。行前，周恩来告诉杨成武，中央决定由他担任周和毛的联络员，并告他：“要中央机要局送两名译电员跟你去。”据杨成武回忆：“中央机要局送来的两名译电员，一名是广东人，一名就是长春机要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央机要局工作的谢静宜。”（３）
周恩来是否知道“小谢”与毛泽东的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谢”，这个周恩来送去的译电员，一年后成为全国知名的大人物，几年后竟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
随“工宣队”进清华大学开始飞黄腾达
一九六八年，全国各地武斗不止。七月底时，位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派开战已数月。此时，毛泽东决定不再作壁上观。遂派中央警卫团介入。但又要挂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名。于是从北京各工厂选派人员，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加上以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的军人为主体的“军宣队”，开进了清华园。
在中共的国体下，名曰“领导阶级”的工人从来没有资格领导任何人。这个“工宣队 ”是个摆饰，掌权的是“军宣队”。“军宣队”领导一切。起初，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杨德中为清华革委会主任和党委书记，杨被排挤走后由八三四一部队副指挥张荣温接任。这时，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有好几位，其中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安排的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迟群；还有一个就是不久前还只是一名普通译电员的“小谢”。
迟群有后台，“小谢”通天。张荣温在部队的职务虽然很高，却没后台，与上层没有关系，所以也是个傀儡。据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回忆：张荣温“是革委会主任，还得事事听从迟群、谢静宜的。”张被调走后，“学校的一切大权，便操纵在迟群、谢静宜二人手中。”（０４）不仅清华，北京大学也由此二人掌管。两人同时执掌两所名校的大权，这样的怪事不仅在清华、北大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全国乃至全世界也不曾有过。
“小谢”政治上的飞黄腾达由此开始。她步步高升，直到一九七六年被拘捕才完结。
林彪事件中为毛立功
李志绥的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到一九七一年八月时，毛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极点。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的丈夫小苏（注：苏延勋）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通过谢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小苏要毛注意。毛决心南巡，乘南巡的机会和大军区的领导人及省的领导人打招呼。”（５）
九月，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派系被清除，谢静宜为毛立了功。一九七三年中共召开“十大”，谢静宜当上了中央委员，还兼了个北京市委书记。
“小谢”同时掌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权大得很。那时不举行高校入学考试，而实行名额分配到各地，由党政部门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办法。只要进了校门，不管原来是干什么的，都叫“工农兵学员”。几乎年年在杭州久住的毛泽东曾挑选浙江省歌舞团的几个女孩子，从杭州调入中南海工作。一九七四年前后将她们调离中南海前，毛泽东通过谢静宜把她们全部安排进北京大学，成了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
因各地掌权者走后门安排子女、亲友上大学成了民怨焦点，在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到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６）
毛泽东送去的女孩子，“小谢”当然不得不收。她更知道那些跳舞的女孩子的来龙去脉。应当说她们也是李志绥书中写的那种“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而且尚未“被毛腐化”，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却也不比“小谢”低多少。既然她“小谢”可以领导北京大学，她们当然也可以念大学了。
毛和江青的共同心腹
在清华，迟群是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小谢”只任副职。但她身份特殊，远非迟群能比。她是毛身边最可信任的人之一。据刘冰说：“确有一些最高指示是谢静宜先传达下来，后来才见诸中央文件。”（７）
“小谢”不仅有毛的关系，还是江青的心腹。江青待人一向苛刻，对张玉凤、“小谢”等毛器重的“女友”是例外。江青以大夫人的风范接纳“小谢”，非但不忌恨，不与之结怨，反而委以重任。“小谢”本已有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的官衔，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国四届人大结束时，她又多了个“全国人大常委”的头衔。
从李志绥的书中可以知道，汪东兴对江青绝无好感，而据刘冰说“迟群正是他派下来的，是受他重用的。”谢静宜则有江青、毛泽东这边的后台。但汪东兴不敌江青，所以迟群也就不敌谢静宜。平时江青有什么指示，都是通过谢静宜向迟群传达布置。这使得迟群忿忿不平。本来，他和“小谢”被称为“主席的两个兵”，但他除了清华、北大的职务外，什么也没捞到。他在学校骂娘：“主席的『两个兵』──屁！什么『两个兵』！”“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为什么不给我安排？”他在家里砸坏属公家的茶具，打碎写字台的玻璃板。在学校当面讽刺谢静宜“当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人大常委有什么了不起”，“人大也有右派参加。”他还在背后骂谢“一个臭机要员，有什么了不起？”他甚至在半夜三更跑到谢静宜的居所，踢撞她的房门。谢静宜虽直通天庭，却由于某种不可言的原因委屈自己，曾到迟群下榻的招待所，向迟道歉，下跪讨饶。
当然，在公开场合，人们只看到这两个大人物道貌岸然地讲“毛泽东思想”、“反修防修”，绝对看不到这种表演。不过，迟群打砸骂街、“小谢”下跪求饶的事很快在清华园传开，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
“批林批孔”中大出风头
“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张，是一九七四年初的事。而运动却缘起于迟群、谢静宜向毛泽东的汇报。他们告诉毛，在林彪家里发现有林彪写的孔孟言论。毛说：“ 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并让迟、谢二人搞个材料，让他看一看。于是迟、谢二人率众去抄林彪的家，翻箱倒柜，搞出了一个揭露林彪尊孔的材料。这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不过，如同毛有《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却没有第二张一样，这个材料的“之二 ”也从未出笼。）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将林彪的话与孔子的话对照比较，再加上按语，以证明林彪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譬如，林彪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按语：“林彪对抗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多次指示，以孔子『名不正言不顺』的反动说教为根据，顽固地坚持反党政治纲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８）
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给毛写信，要求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毛批示：“同意转发。”于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就成了一九七四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９）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便由这份文件的下达开始。迟群和谢静宜也就成了批林批孔的英雄。
一月二十五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议主角是江青和迟群、谢静宜。江青墨水不够，批判孔子的理论由迟群、谢静宜来阐述：孔子“拼命地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就是要复古倒退，反对社会的变革，开历史的倒车”。“历次（党内）机会主义的头子，从陈独秀开始，象王明、刘少奇等等，他们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他们用它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谢静宜没讲不出多少道道，只强调说：批孔“是挖修正主义、林彪反党集团的祖坟，是向封、资、修、帝、修、反的宣战。”
“小谢”官越做越大
江青还委任迟群和谢静宜当她的“代表”，到第二十军防化连、海军司令部、文化部、北京市委送信，分发批林批孔的材料。那些接材料的大官们，一个个诚惶诚恐地恭迎迟群和谢静宜两位“江青同志的代表”，足让二人出够了风头。春节期间，江青还特地与二人谈话，向二人许愿道：“你们都可以当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 ”（１０）
十一月二十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让谢静宜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让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培养。（１１）
让“小谢”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实在有点离谱，毛泽东没采纳这个意见，但从此谢就“实际上参加政治局的工作”了。
谢静宜的地位升格，成了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出席政治局会议。一九七五年春，毛在外地呆了十个月之后回到北京，于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谢静宜也列身其间。毛与众人一一握手时，对女副总理吴桂贤说：“我不认识你啊。”吴说一九年国庆节见过主席，毛答“我不知道。” 轮到谢静宜时，毛和谢有几句对话：
毛：“你当了大官了，不谨慎呀！”
谢：“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
毛：“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１２）
看来，对谢静宜有多少本事，毛倒也心里有数。
谢静宜紧跟江青，处处表现极左，简直就是小一号的江青。她是北京市委书记，曾在北京一所中学讲话，大骂教师：“教师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１３）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大力整顿各行各业。八月，北京市委教育局根据邓小平指示的精神搞了个调查报告，认为北京中学生搞“教育革命”下乡“学农”、下工厂“学工”化费时间太多，文化知识学得不够。谢静宜得知后，竟马上扬言要追查后台，要查出是谁搞的报告。
“批邓”中又成英雄
迟群、谢静宜两人曾为拉拢刘冰而封官许愿，告诉刘冰说“想让你当北京市委书记”。刘冰不肯上他们的船，自然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八月中旬，刘冰在学校党委会传达了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谢静宜跑到刘冰的办公室，大嚷大叫：“你昨天下午开会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 事后刘冰回忆：“她满脸怒气，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来，活像一尊凶神站在我办公室的中央，盛气凌人地重复著：『我们不是没有告诉过你，为什么你急著传达？』 ”刘冰毫不退让，说：“市委规定要传达，为什么我不可以传达？为什么要经过你们才能传达？”（１４）
谢静宜是通天的，她对邓小平的态度正是毛泽东和江青对邓小平的态度的反映。这一点刘冰不明白。他也忘了恶人先告状的古训，以为毛主席不了解“小谢”在清华工作的情况，和党委另外三个人先后于八月和十月两次写信致毛泽东，揭发批评迟群、谢静宜。他们设法把信送到邓小平手中，转交给了毛。
此时毛泽东已作出了清除邓的决定。他正欲找个借口批邓，便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写下了清算邓小平的动员令：“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著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１５）
十一月三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赴清华大学，出席清华、北大两校党委常委会，就刘冰等写信给毛告迟群和“我们的市委书记谢静宜同志”一事，传达了毛泽东那张纸条的“主要精神”。
由于吴德在讲话中有意略去了“小平偏袒刘冰”这句话，毛泽东的“批邓”意图一时没透露给基层干部。但没过多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序幕揭开，迟群和“小谢”成了“批邓”的英雄。
“小谢”准备被倒吊在天安门
谢静宜文化程度虽不高，政治嗅觉却很灵敏。由于从毛泽东和江青那里直接了解到他们对周恩来的态度，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她显得高兴异常，与迟群二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互相追逐，哈哈大笑。当晚，她打电话给青年团市委，询问原定次日召开的“北京市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誓师大会”的准备情况，并下令 “大会照常召开，要开得热热闹闹，要敲锣打鼓。”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大会决定改期后，谢静宜又下令：与会者不得佩戴黑沙、不准戴白花，不准在发言中提到周恩来的名字，不准讲“继承周总理的遗志”，会议“要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并强令团市委审查会议发言稿，将“怀念周总理”、“学习周总理”、“继承周总理遗志”等字句全部删去。（１６）
正因为她如此明目张胆，当年清明节前的几天老百姓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时，也有人高声呼喊“打倒迟群、谢静宜！”四月五日，谢静宜从城里给清华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是反革命有组织、有计划的捣乱。”迟群在校内则组织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搜捕“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了近四十名教职员工。（１７）
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的五月二十日，谢静宜对电影《反击》摄制人员说：“这次天安门事件，如果他们上台，我们就要被杀。有人说，二十年以后，要把我们俩倒吊在天安门，我们不怕。”她说完，迟群接著说：“我是随时准备牺牲……要有精神准备，倒挂在天安门上。”（１８）
为江青登台造势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死后，迟群和谢静宜认为江青将成为党的领袖，便一次又一次地布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师生给江青写效忠信，并强调“在信中，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少写，主要写江青对我们的关怀”，“要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若江青果然成功登基，谢静宜至少会弄个政治局委员，不必再“列席”政治局会议。
二十七日，江青带著一个排的警卫部队，卡车上装了几匹马，在迟群和谢静宜的陪同下，跑到清华大学团河农场（原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农场的一部份）。江青说她此行是“看望教工，参加劳动”，实际走到花生地里，摆了个用铁锹挖土的姿势照完相，便在谢静宜的搀扶下走出了花生地。
然后，在随员的搀扶下，江青和谢静宜分别骑上高头大马，在随员簇拥中漫步。这时的江青踌躇满志，认为最高权力已是囊中物。她在马背上环顾簇拥她的男人，信口开河道：“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著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女的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１９）
江青和谢静宜这两个“女同志”，一前一后，在得得的马蹄声中耀武扬威。不过，这是她们最后一次骑马。几天后，江青成了阶下囚。谢静宜的好日子当然也就结束了。
靠毛余荫得免坐牢
迟群、谢静宜与四人帮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被捕。但对他们的审判却推迟了几年。若说干坏事，迟群、谢静宜没什么区别。而且实际上谢静宜与四人帮的关系比迟群深得多。所以一九八三年审判四人帮余党时，官方为迟群指定的辩护律师说：“我认为谢静宜在迟群的整个犯罪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某些重要犯罪意图，『四人帮』都是通过谢静宜转达给迟群的。如『三·二六』围攻诬陷邓小平，就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传达的，去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也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布置的。”（２０）
可是，审判的结果却大出人们意料，迟群“以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出狱后不久得癌征死去），谢静宜却“因坦白认罪较好，被免予起诉。”（２１）
在今日中国，若江青有《在毛主席身边》的回忆录，断不可能发表。但是，“小谢”得毛余荫，不仅得免坐牢，而且在沉寂多年、几乎被人遗忘时，出来写《在毛主席身边》了。还有《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在外地视察的毛主席》，一篇接一篇地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她说她 “感到有责任和义务把它写出来，留给历史”。可是写的全是她早年当译电员时的事情。好像她一直是个普通的小译电员，从不曾当过大人物，从不曾掌管过中国最主要的两所大学，从不曾进过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会议室，甚至好像中国从没有过“文化大革命”这回事。
这种完全不涉历史的“回忆”文章当然不能“留给历史”。作为清华校友，笔者的这篇文章一则记录“小谢”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乃至垮台的过程，二来就算是为本文开头李志绥医生的那段话作个注罢。
注释：
(1)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第三四八页。
(2)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美洲《世界日报》
(3) 《十月》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第44页。
(4) 刘冰《风雨岁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第168、161页。
(5) 同(1)，第512页。
(6) 《当代中国大写意·内幕卷》第四十九页。
(7) 同(4)，第192页。
(8)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476页。
(9) 同上，第四八○、四七四页。
(10) 《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36页。
(11)《当代中国大写意·内幕卷》第三十九页。
(12)同上，第四十八至四十九页。
(13)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14)同(4)，第202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86页。
(16)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及三月九日《北京日报》。
(17)同(4)，第267页。
(18)《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56页。
(19)同(4)，第289页。
(20)《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四十八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91页。
中共高层多起重大神秘死亡案件
海外文章，仅供参考
一九二七年成立不久尚处于幼年阶段的中共，经历了国共分裂被迫转入地下。当时中共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参照克格勃的模式成立了由周恩来康生指挥的中央特科，俗称红队，开创了用暗杀、灭门等特工手段来对付党内反对派和解决党内矛盾的先河，毛泽东在苏区虐杀AB团，延伸了红队的秘密行动。
自从毛泽东执掌中共的帅印后，他比斯大林棋高一筹，发明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方法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翦除党内异己和反对势力，替代肉体虐杀。然而在暗地里，暗杀和灭门在中共执政后依旧是党内斗争在绝密状态下采取的终极手段。谭甫仁、谢富治、李天佑、李震以及朱德和皮定钧神秘死亡的原因，至今仍为中共尘封，不为世人所知。
谭甫仁中将（一九一八~一九七O），广东仁化人，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曾任十五兵团政委，林彪心腹爱将。一九七O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五时，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和云南省革委会主任的谭甫仁中将及其妻子王里岩在军区大院内的寓所被人枪杀。谭身中三弹（颈、肩、胸），凶手扬长而去。事后成立以周兴为组长，王必成、蔡顺旺为副组长的调查小组，调查结果令人啼笑皆非。凶手王自正（王志政）畏罪自杀。王是军区干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他从容自在地走出牛棚，取来警卫枪支，进入戒备森严的军区大院，打死谭甫仁夫妻后居然未被警卫发现，再返回牛棚，从容自在地“自杀”。在中共阶级斗争酷烈的年代，连三岁小孩都不会相信这种神话。
事实真相如何呢？谭甫仁是林彪线上的人物。死前曾接到一个神秘的命令，令他击下一架某时某刻飞临昆明军区空域的飞机。谭没有击落这架飞机，而是令它迫降。飞机降落后，走出周恩来，谭甫仁惊得混身冒冷汗。随后发生了他被枪杀事件。
一九七一年五月，谢富治（一九O七--一九七一）和李天佑（一九一四--一九七一）二位上将在北京东四牌楼被枪杀。谢李二人同乘一车途经东四牌楼，预伏在东四牌楼边修理电缆的高架车上的杀手趁谢李汽车被前面途经的数辆囚车挡路而暂停行驶的片刻之际，将李天佑击中头部当场身亡。谢富治胆部中弹，急送首都医院不治身亡，凶手乘坐预先停靠在转角处的二辆汽车逃离现场。这二辆汽车没有牌照，当时只有八三四一部队才有无牌照汽车，是进出天安门的专车。囚车也是事先安排好的。目击证人杨澄中当时任在东四牌楼的北京第一O五粮油食品商店的会计，案发时他正巧在店内做生意，目击了全部过程，杨现在移居美国。
谢富治和李天佑均为上将军衔，谢富治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公安部长。当时流传谢富治也是四人帮的重要成员。四人帮王张江姚加上谢，应为五人帮。粉碎四人帮后谢被开除党藉，撤销悼词。他的骨灰盒同康生一起移出八宝山公墓。李天佑的讣告称，李天佑上将于一九七O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病逝，享年五十六岁，时任副总参谋长。
接替谢富治任公安部长的李震（一九一五~一九七三）于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至十二时之间“ 吊死”于中南海通向天安门的地道内的热力管道上。这条秘密通道只有毛、林、周三人可用。周特许江青、陈毅、陈伯达、康生使用过。其他有谢富治、李震、汪东兴可用。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报告，公安部长李震失踪。他的尸体发现在中南海通向天安门的秘密地道内的热力通道室中，热力通道室高不及一米五，仅容一人蹲坐，李震跪坐在地下，吊绳悬于热力管道。李身材高大，且会武功,采用这种姿势“自杀”，非常人所能。除非李震有特异的杂技功能。事实上他是在地道里被人勒死，然后制造自杀假象。专案组负责人祝家耀是四人帮线上人物，当时从上海五七O三厂急调北京，对公安部长于桑和刘复之隔离审查。
李震少将出身于二野，曾是邓小平爱将，后又成为谢富治亲信。谢任部长李任副部长兼中央专案审查二组组长，谢死后李接任部长。一九八一年审判四人帮材料时揭发，谢李和赵登程曾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陈毅、李富春、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王震。李、赵又制造了“石、闻、宋反革命集团谋害苏枚”假案。苏枚系康生妻妹，石磊为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闻伯俊和宋公田是政法干校医生。李又曾奉谢令准许聂元梓的“揪叛徒兵团”去全国各地查阅档案。
在中共历史上最为扑朔迷离、神秘莫测的莫过于“皮定钧中将死亡之谜”。官方和民间流传着多种版本，中共将这一事件的材料定为最高“绝密”级。
“ 朱毛不死，大难不止。”这句话是流传于六十多年前中国的一句民谣。可见当时朱德地位曾高过毛泽东。大陆易帜后，军事行动退位，朱毛的排名亦易位。卢山会议朱德同情彭德怀，毛朱产生过隙。文革期间，毛泽东将朱德定位为“中国头号大军阀”，曾被红卫兵揪斗。可是朱德的威望仍然依旧。一九七六年他九十多岁高龄，健康状况仍旧好过奄奄一息的毛泽东，朱德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仅早过毛泽东一个多月死去。当年官方的解释是七月六日下午朱德以人大委员长的身份接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梅.弗雷泽时被“空调”冷冻了一个小时，引起感冒并发症而突然病故。
以毛泽东偕四人帮为首的的朱德治丧委员会规定，在举行朱德的追悼会时，谁都不准瞻仰朱德的遗容．参加朱德追悼会的中央领导、生前战友、亲朋好友均遵守这条“铁的纪律”，只有二个人不遵守“ 纪律”。一位是从朝鲜专程赶来奔丧的金日成，另一位便是福州军区司令皮定钧中将。皮定钧是中共著名战将，毛泽东称皮定钧为“皮老虎”。抗战时曾任中原军区二野一纵一旅旅长。毛泽东在审阅军衔名单时，特批“皮旅有功，由少晋中”，遂被定为中将。
皮定钧天不怕地不怕，你不让我看我偏要看。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揭开朱德身上覆盖的党旗，在腥红的党旗下，朱德面容发黑，裸露的双手也焦黑焦黑，皮定钧心中有了数，次日不声不响带了秘书、警卫和陪送的八三四一部队警卫乘专机返回福州。飞临福建上空时，座机撞向漳浦县境内的灶山，机上人员无一生还。
中共正式公布的皮定钧死因为一九七六年七月，皮定钧眼疾开刀后同儿子皮国成、秘书肖有明、护士李光荣乘苏式米8直升机在东山岛参观三军演习，直升机失事在漳浦县灶山撞山遇难。皮定钧夫人张烽肯定了官方的说法。她还捐出皮定钧皮国成父子的丧葬费作慈善基金。以后，山西日报的“皮定钧中将遇难真相”、天津兰盾出版社的“空中惊魂”、宁夏出版社的“邓小平遇刺真相”等多种国内出版物中出现了皮定钧死亡真相的另一种版本：
皮定钧是刘邓二野的老部下，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后，主持中央工作，邓曾调皮定钧兼任中央军委的工作。某日邓乘专机飞广州接待非洲某国元首，当时皮定钧正在北京为福州军区发生的一起驾机叛逃台湾事件参加调查工作。皮定钧在中央军委得知邓小平有被四人帮残害的可能性。四人帮令其爪牙在皮离福州期间主持军区工作的副参谋长李振川击落邓小平座机。邓的专机已升空，皮当即用自己专机追赶邓小平，在漳浦上空，用自己的座机挡住了射向邓小平的导弹，自己壮烈牺牲。其曲折离奇的过程足以写成一篇惊险小说。但皮定钧夫人张烽否定了这种传说。
最近，定居香港的皮定钧事件目击证人陈老先生（此处暂隐其名），打破沉默，在香港揭出三十多年前惊人的事实真相。陈老先生是福建漳浦人，当年工作于中南海内的中央专案组。皮定钧座机撞山时他正返家乡探亲，目击了漳浦灶山的搜山行动。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晚，朱德身体健康，他并非死于感冒并发症。他在家中离奇地“触电”。警卫侍从急送医院抢救，途中“碰巧”与一辆十二吨载重卡车相撞，朱德和警卫皆亡。
皮定钧遇难那天天气晴朗，灶山仅高四百公尺，正常飞行不会撞山。事件发生后漳州军分区派出五十多名军人会同漳浦公安局长以及二名苏联专家（飞机为前苏联制造）在十多公里范围内地毯式搜山，搜遍一草一木难觅撞山痕迹。机上死的除皮定钧外，还有皮定钧的秘书和卫士三人，正副驾驶员以及八三四一部队二人。除正副驾驶员外，其余七人中有六个人的佩枪曾经驳火。陈老先生宣称，必要时他会挺身而出，为这一历史事件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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